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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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中印經貿合作的現實意義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機使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并加劇了兩國發展模式之爭等影響兩國經貿合作發展的障礙，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挖掘經濟互補性，加強相互投資合作等對策。
一、中印經貿合作現實意義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不僅是亞洲地區的重要經濟體，而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08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518億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據印度《金融快報》報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長表示，由于對來自美國產品需求疲軟，而對中國產品需求旺盛，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度兩國的貿易雖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仍保持了較為旺盛的活力。中國和印度是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發展最快的兩個國家，而這兩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卻迥然不同。印度力圖仿效中國的成功，希望在制造業領域為其日益龐大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而中國則試圖仿效印度在IT、醫藥產業等知識含量比較高的領域取得成功。中印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中印關系的新亮點，也有助于提升亞太地區應對金融風暴襲擊的信心。
二、金融危機對中印經貿合作的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周期的雙重打壓，在此情況下，中印兩國雖然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明顯下降，外部金融動蕩加劇，經濟發展環境明顯惡化。中印經貿合作的主要行為體是企業，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眾消費信心下降，企業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導致大量企業倒閉，許多企業收縮生產規模。一些已經上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簽署的協議可能作廢，中印經貿合作受到沖擊。例如中國是全球鐵礦石第一大需求國，印度是繼澳大利亞、巴西之后中國的第三大鐵礦石來源國，其鐵礦石出口的80%銷往中國，并占據其對華貿易的70%以上。經濟危機使中國鋼鐵生產大幅下滑，盡管全球鐵礦石價格已大跌，但中國企業的鐵礦石需求整體萎靡，對印度鐵礦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趨勢，從而進一步增加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印度則求助于對中國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傾銷政策，沖擊兩國經貿關系。經濟危機主要帶來的不良影響是：
（一） 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中印貿易雖然發展迅速，但印度對中國的商品準入和企業投資長期持懷疑態度，并頻繁采取投資審查和反傾銷等措施。相關資料顯示，印度對華實施反傾銷的數量僅次于美國。
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呈上升趨勢。印度雖然自詡自身增長模式是內需驅動型，一度自認所受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甚至認為金融危機為其提供了趕超中國的機會，因為依靠出口驅動增長的中國受到沖擊較大。但現實情況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印度經濟也遭遇盧比貶值、股市縮水、企業倒閉、資本流動性緊張等問題。
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扶持本國企業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尤其針對中國發起了多起反傾銷行動。特別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后雖對部分產品放寬條件，但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言自明。 ?。ǘ?發展模式之爭加劇
目前，國際社會上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歐盟為代表的福利資本主義、日本為代表的發展型國家資本主義及新興國家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歐日經濟問題較多，其發展模式已偏向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懊绹Ｊ健奔础叭A盛頓共識”，其宗旨是強調市場自由原則，主張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場化?！爸袊Ｊ健碧刂冈诰S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的協調發展、國家的和平發展的一整套思路、經驗和理論。中國模式強調務實，反對意識形態為綱；強調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相結合；強調統籌政府和市場兩個大局。“印度模式”與中國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體制下推進經濟的自由化，逐步放松傳統的政府管制，鼓勵私營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并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金融危機下中印經貿合作的對策
（一）挖掘經濟互補性，深化經貿合作
與“安全困境”相比，經濟領域的共贏機會更多。中印發展模式雖然不同，但互補性強。中國勞動力效率高，印度資本效率高，兩者結合將產生“經濟增效”作用。未來雙方可著重加強以下領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結構的互補。從商品構成看，印度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產品為主，中國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樣化，且附加值較高，如重型機械。由于雙方經濟的整體發展模式及具體產業發展層次存在差異，這種商品貿易的互補性可以持續下去。二是相同產業內的互補。兩國在相似部門如化學藥品、機械設備及紡織業等領域開展產業內貿易也完全有可能。兩國可結合自己的發展特色，不斷提高各自在相似產品價值鏈的不同層面上的比較優勢，不斷擴大同一產業內的互補性。例如，中印在紡織品出口領域的競爭使中國企業從印度進口紡織原料，而自己生產和出口服裝。這樣，兩國通過紡織業內部貿易得以將競爭轉化為合作的新機遇。三是IT服務領域的互補。印度軟件發達，中國硬件發達，兩國在IT領域建立合資企業有相當廣闊的前景。
（二）推動企業走出去，加強相互投資合作
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戒心，在諸多“敏感”領域對中資企業投資設限。金融危機發生后，印度為疏緩嚴重的資本流動性緊張問題，放寬部分領域的外資進入限制，并鼓勵企業海外融資。2008年10月，印度證券管理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外資最高40%的投資限額規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國外資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將放寬外國資本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凡是印度資本占 50%以上的合資企業所建新的企業一律被看做印度企業。按照原來的法規，凡有外資加入的印度企業建立的新企業仍被看做合資企業。按照新規定，所有印度資本占多數的新建企業將不受到政府關于外資對不同行業投資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舉措無疑為中國企業進軍印度提供了機遇，經濟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勢必可作為雙邊關系的穩定器。另外，兩國大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實力較以前大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實力雄厚，在經濟生活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僅塔塔和安巴尼兩家家族企業的銷售額就占印度GDP約5%。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可憑借雄厚財力，通過注資、并購和直接投資等方式，加快進軍國際市場。國際金融危機下，許多西方大公司資產縮水，甚至面臨破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較之前大幅下挫，為中印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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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齊瑋. 印度對外貿易現狀與中印經貿關系分析［J］. 北方經貿， 2009(7).
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體系；實體經濟；關聯
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有著緊密聯系，這兩者的之間的改革、發展、進步、波動均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只有準確了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特殊關系，正確認識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互相作用，真正理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結合共榮，學會利用兩者之間的規律避免金融問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保證實體經濟的安全發展、進步。本文將通過對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關系的分析論證，淺析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協調法門。
一、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對于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國外主流經濟學者們還遠沒有形成共識， 但相關研究和爭論是以中立態度進行的。 而在國內， 近些年部分學者采用了一個富有感彩的詞―――“虛擬經濟”來分析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這是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關系在我國沒有得到正確理解的另一個獨特表現。
（一）實體經濟是金融體系的基礎
在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是體現兩者關系的關鍵。實體經濟是構建金融體系的先決條件與基礎內容，金融體系的提出與完善離不開實體經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金融體系的相關理論落腳點是實體經濟，可以說，金融體系的存在依托于實體經濟，沒有實體經濟的存在，就不能談及金融體系的存在。
同時，在金融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實體經濟所提供的物質、經濟基礎也是幫助金融體系完善結構、自我發展的基礎。在金融體系發展歷程中，實體經濟決定了其中大量資本的留存與否，決定了投資市場的運作基礎，防止資源配置產生混亂，保證市場平衡，維護市場秩序。
（二）金融體系推動實體經濟
為了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實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利用金融體系中的部分支付中介，長期積累有效資本之后，實體經濟借助金融體系不斷拓寬自身的經濟范圍，降低金融風險，降低大生產量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保證實體經濟完整生產、穩定增長。
除此之外，實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需要金融體系作為經濟發展紐帶在這一經濟過程中起到驅動作用，推動實體經濟資本增長，支撐資金需求，滿足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拓展領域等需求。
（三）不和諧現象時有發生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并駕齊驅協同發展，就業壓力大大降低，資本市場越發活躍，為社會創收大量財富，提升了實體經濟的盈余資本。然而，就目前行業現狀分析，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仍存在有不和諧現象，如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過分苛刻、中小微企業貸款困難（如額度小、利率高、失敗率高等）、金融體系瀆職等。這一系列的現象級問題導致企業運營風險加大，對實體經濟的長遠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二、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關系的發展方向
（一）實體經濟推動金融體系
綜合分析當前經濟現狀，實體經濟應積極反思自身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認清自身在經濟發展大潮中的位置，積極轉型，將當前的交易模式逐步轉變為未來的自身發展趨勢方向，針對自身的市場定位與未來發展，精準判斷交易需求，結合市場需求進行自身發展方向的定位工作。實體經濟的發展歷程也是金融體系的完善過程，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必須緊密聯合、相輔相成，將原始資本大量投入金融體系，擴大我國金融體系規模，助力實體經濟進入經濟市場，深入挖掘資本需求鏈，將資本經濟的實際需求作為金融體系發展改革的引導方向。
因此，只有積極擺正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在根本上進行實體經濟改革，努力讓實體經濟融入金融體系，深化兩者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二）鼓勵金融體系自由發展
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深化金融經濟自由發展后，利率的升高會影響儲蓄利率的隨之上升，進入儲蓄之中的資本將會翻倍增加，儲蓄規模也將隨之大幅度提升。金融模式的自由化可以起到改變融資途徑的作用，簡化儲蓄、融資手續，降低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影響力與干預可能，發揮市場的健康調節機制有效作用，降低對政府機構的依賴，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市場資本，提高金融領域的監督管理，完善金融市場結構平衡性，提升金融市場服務效率，穩定實體經濟發展。在改革資本市場的過程中，需要借助各個金融機構，完善現有的資本市場，避免經濟企業信息出現不正當的傳播，資本市場的發展離不開完善的金融信用機構，為金融體系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環境支撐，為其提供必備的融資渠道，實現兩者的和諧共生。
三、結束語
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實體經濟是金融體系發展的基石，金融體系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助力，兩者之間互相推動、相輔相成，避免金融危機、市場波動等危險狀況的出現，穩定我國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應正確認識兩者關系，主動協調兩者關系，讓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共同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王萍.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及其測度指標設置研究[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學院學報.2002（06）.
[2]范柏乃，張維維，賀建軍.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述評[J].經濟問題探索.2013（04）.
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第3篇
曹 彤 中信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席所長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方福前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主編
馮 博 中國證監會期貨二部副主任
龔明華 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紀志宏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林清泉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馬 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
苗雨峰 中國銀監會統計部副主任
彭曉光 《環球財經》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史建平 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
汪昌云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貨幣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
王永利 中國銀行副行長
吳曉求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伊志宏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商學院院長
曾 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
莊毓敏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經濟學家黃達先生在本世紀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國金融理論與實務界的共同推動下，對“大金融”內涵的闡釋逐步豐富起來。特別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從實踐角度印證了“大金融”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為“大金融”的持續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
具體而言，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至少給了我們三大啟示：一是經濟運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規律遠未得到充分認識；二是金融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系統性風險被長期低估；三是傳統的經濟學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觀層面的金融理論。
基于此，《大金融論綱—一個全球性命題》（征求意見稿）在對西方金融理論體系進行系統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題，這一命題有四大內涵，分別是：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金融發展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內外部金融和諧共融的全球化思維模式和跨文化意識。
整體框架和邏輯結構
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長期歷史經驗表明，影響一國金融競爭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三大方面：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
在穩定而高效的金融體系內，金融效率性產生活力，金融穩定性產生彈性，危機控制能力保證彈性，這三方面相輔相成，共同支撐著一國的金融競爭力。
“大金融”命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體系的效率性、穩定性和金融危機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決定因素。從而構建高效而穩定的金融體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結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框架、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構建穩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觀調控體系。
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呈現出四種趨勢：首先，國際金融格局出現“再平衡的多邊主義”；其次，國際貨幣體系從“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轉變；再次，金融的功能回歸實體經濟；最后，金融監管走向了宏觀審慎。
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作為國家戰略的金融工具運用包括：為戰爭融資、促進海外貿易、加強對外經濟控制、建立貨幣強權體系、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和實現經濟增長轉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國金融發展的戰略路徑為：在產業戰略上，形成市場化、均衡發展與混業經營；開放戰略上，形成開放保護與國家金融控制力；貨幣戰略上，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戰略上，推動建立全球經濟網絡；城鄉均衡發展戰略上，構建現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
具體而言，產業戰略方面，第一，應進一步鞏固銀行體系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發展制度健全的資本市場，與銀行體系在功能上實現互補；尊重國情和市場規律，構建銀行與資本市場均衡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第二，努力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場分割和信貸結構失衡，是隱藏在“國進民退”現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國際經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應該在2015～2017年之間完成。改革路徑應選擇：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第三，穩步推進混業經營。中國目前的混業經營程度處于國際較低水平。實證表明，混業經營總體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綜合考慮效率和穩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國混業經營的最佳模式。
開放戰略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超越發展階段的金融自由化現象，國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穩定。針對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應提高名義開放度，控制實際開放度，并在開放進程中保持適度的國家控制力。
貨幣戰略方面，應構建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全球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歷史性機遇。中國應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使用范圍上，第一個十年是“周邊化”，完成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第二個十年是“區域化”，完成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使用；第三個十年是“國際化”，人民幣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關鍵貨幣。在貨幣職能上，第一個十年實現“貿易結算化”，人民幣在貿易結算當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個十年實現“金融投資化”，人民幣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個十年實現“國際儲備化”，人民幣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在外匯儲備戰略方面，爭取建立全球經濟網絡。中國超額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應當是，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實現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發展。中國的超額外匯儲備管理應遵循外向性、戰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匯儲備投資應構建有效的全球資產組合。外匯儲備應投資于占據產業周期高端位置的產業，瞄準戰略性資源產業。
在城鄉均衡戰略上，要努力構建現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因為“三農”問題事關改革大局，中國轉型過程面臨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叭r”問題的政治化，使得農村金融越來越成為事關改革全局的戰略問題。目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面臨現實困境，農村金融亟待“破題”?；诂F狀和發展趨勢，應著力構建“合作性—商業性—政策性”三位一體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的效率性及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高效率的金融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體系的效率可從兩方面衡量：一是金融體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導的產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體系能夠通過便利市場交易、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提供創新激勵等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銀行體系效率的決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對于一國銀行業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在保持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有助于提高一國銀行業的整體效率。第二，銀行產業發展。銀行業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適度資產規模和產業集中度的基礎上，防止銀行信貸的過度擴張和銀行危機的發生。第三，制度文化發展。加強產權保護，促進社會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將有助于一國銀行業效率的整體提升。
影響金融市場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產品數量與交易成本，信息處理與定價能力，創新能力與抗風險能力。
金融市場效率的實現需要國家特定性因素，包括：與實體經濟需求的適應性，與金融制度基礎的適應性，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適應性，等等。
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金融穩定在一國金融競爭力的興衰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穩定的金融體系是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不穩定的金融體系常常導致經濟增長的中斷甚至長期停滯。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同金融體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構成了一國金融競爭力的兩大核心要素。
宏觀經濟層面，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審慎的金融開放有助于金融穩定；產業結構層面，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較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穩定性高；政治制度層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發育程度較高的國家，金融穩定性越高，腐敗程度高的國家穩定性低；金融監管層面，對金融業經營的過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穩定，但市場監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穩定性的提高；在風險的傳遞擴張上，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國家，一般性危機演化為系統性危機的概率顯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動的金融危機，我們構建了一個新的全周期視角的危機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基本要點是：在可動用的社會資源既定的情況下，金融部門的膨脹和超速擴張是以實體部門的萎縮和衰減為代價的；泡沫經濟擠出實體部門投資并最終導致這些實體資本滅失的過程，是一個逐步的、漸進的過程；不斷增加的金融杠桿、實際貸款利率的上升、實業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企業資產負債率的提高，表明經濟泡沫程度和系統性風險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階段，當資產價格上漲超過了信用擴張所能支撐的范圍時，資產價格泡沫達到了破裂的臨界條件。
危機控制能力與金融競爭力
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國家能很快抑制危機擴散，并在短時間內重返金融穩定和經濟高增長的路徑，而另外一些國家則在危機前軟弱無力，最終陷入了金融體系失靈和經濟增長停滯的雙重陷阱。歷史經驗表明，危機應對能力的強弱，在一國金融競爭力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響一國危機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機中的緊急救助方案，危機后干預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機后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機的早期預警機制，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置等。
我們對金融危機后的15種常見應對措施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第一，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危機應對政策，一些政策措施雖然可以縮短危機的持續時間，但卻可能導致較高的經濟成本或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沖擊；第二，危機應對的各種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這種成本可能轉化為危機成本的一部分，從而延長危機持續時間或增加危機的經濟成本；第三，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其對經濟的沖擊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就已經真實地發生，僅通過危機后的補救措施很難取得系統性的理性效果。
同時，我們對金融危機后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貨幣政策主要對危機后的短期物價水平產生影響，而財政政策則主要作用于危機后的短期經濟增長（有助于遏制危機期間的經濟下滑）。兩種政策刺激或穩定經濟的效力都集中體現在短期。過度的貨幣投放會導致通貨膨脹，而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將在危機結束后三年左右的時間內逐漸顯現。我們認為，為避免大規模貨幣擴張和財政赤字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旦危機消退、經濟企穩回升，之前作為“反危機工具”出現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就應該逐漸淡出。
構建穩定而高效的金融體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決定了一國金融體系結構的實際選擇？我們認為，經濟發展速度影響金融體系結構，經濟發展程度影響金融體系規模。同時，效率和開放是金融結構市場化的兩大驅動車輪。
我們發現，在崇尚規則和權威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笆袌鲋鲗汀苯鹑隗w系的國家比“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更容易發生金融危機。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國家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其GDP增長率受到的負面沖擊明顯大于銀行主導型國家。在金融體系結構的兩個主要構成部分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金融危機穩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場則內含著某些誘發不穩定的因素。
金融體系具有過度周期性，貨幣穩定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金融創新日益頻繁，金融運行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穩定。我們提倡建立全面穩定的新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包括宏觀審慎金融監管、納入金融穩定考慮的貨幣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論與中國的新型金融發展觀
中國的全球金融發展觀有四大基礎，分別是：第一，理論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遵循經濟金融運行的一般規律；第二，價值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代表中國式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理念；第三，實踐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立足于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第四，文化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體現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發展觀。
中國“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構建
貨幣政策方面，應在盯住通脹和產出的基礎上，關注金融體系的風險狀況。完善通脹指標統計，為政策決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礎。以價格調控為主，數量型調控為輔。
金融監管方面，逆周期監管應綜合考慮銀行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要結合和配合。金融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統籌協調。
信貸政策方面，可選擇盯住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滿足度。應與總量性的貨幣政策相區別，主要發揮結構性調控功能?？傮w上應堅持市場化原則，提高效率和增強可持續性。
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總量；結構； 合理值
一、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國實體經濟的融資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融資渠道不斷拓寬；另一方面，金融市場日趨完善，金融業務與產品不斷創新，非銀行金融機構迅速發展，金融體系開始由“銀行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在這樣新的經濟金融背景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所孕育的一些傳統金融監測指標已經無法完整而又準確地反映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之間的關系。2010年，一個用以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會融資規模順勢而生。
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社會融資規模分為四大部分：①金融機構表內業務，包括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②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③直接融資，包括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④其他，包括保險公司賠償、投資性房地產等。
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值的判斷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包含了總量和結構兩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從總量上描述了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融資的狀況。另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囊括了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也囊括了信貸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中間業務市場等金融子市場，內涵廣泛，統計口徑寬泛，從而可以從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子市場的視角描述資金的結構和流向，多層次地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信息，從結構上深入剖析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所以，一個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要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考慮。
（一）總量的合理性
從總量上說，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需要總量的合理增長。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是其結構調整的基礎。
首先，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與宏觀調控目標保持高度一致。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是監管當局在經濟轉型和金融變革的背景下對宏觀調控實踐作出的重大創新。所以，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充分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等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等經濟指標的關系密切，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從而推動經濟高速發展。同樣的，社會融資規模與CPI的關聯性強，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能夠影響物價水平。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保持適合的貨幣流動性，穩定住通貨膨脹預期，這樣才能穩定物價總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會融資規模應當順應宏觀政策導向的需要，尤其是與社會融資規模關系密切的貨幣政策。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一個重要檢測指標，擴大了M2，新增人民幣貸款等傳統金融指標的監測范疇，將監測的范圍延伸至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中間業務市場等金融子市場，拓寬了貨幣政策的關注面，更為全面而又準確地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總量。對于社會融資規模本身，它的合理值應當符合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的需要。一個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定能夠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提高宏觀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資成本，并且能夠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資成本，推動利率市場化才能有效推動私人投資的發展，有效增加社會投資總量。
（二）結構的合理化
從結構上說，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需要結構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有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社會融資規模細致地反映了金融體系中各個不同部分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求信息，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就體現了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結構，而合理的資金供給結構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社會融資規模能夠影響消費投資，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有效改善產業、消費、投資結構，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轉型升級。
第二，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突出對“三農”、小微企業等經濟發展薄弱環節的扶持。雖然，社會融資規模不僅僅只是信貸市場的反映，但信貸市場仍然是社會融資規模的重點監測對象。信貸市場是服務“三農”的主體，加強“三農”信貸投放，保持合理的“三農”信貸總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會融資規模結構的體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不同的資金供給主體，不同的融資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給予小微企業以資金支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體現對小微企業融資的重點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須處理好表內、表外業務的比例及其相互關系。在當前的融資市場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等表內業務，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等金融工具通過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將資金投放到實體經濟中，這部分資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中，而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不規范問題，不斷出現的監管漏洞，監管盲區要求有關部門必須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監管力度，逐步引導表外業務的發展走上規范化的道路，減少表內業務資金通過不合規的表外業務流入市場的情況，減少干擾金融穩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須處理好直接、間接融資之間的關系。面對融資渠道的多樣化發展趨勢，直接融資在整個融資市場上的地位不斷上升。總理就曾經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揮好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滿足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 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通過市場的篩選功能引導資金配置，彌補間接融資的不足，進一步滿足了實體經濟資金需求；同時也分散了集中于銀行的金融風險。促進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協調發展可以促進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經濟實體。
綜上所述，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值是滿足總量適度，結構優化兩條標準的數值區間。（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范文第5篇
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與經典資產組合理論中的系統性風險不同，后者又稱市場風險，是指由共同因素引起的，不能通過多樣化資產組合而消除的風險。而對于前者至今仍缺乏統一的定義。國際貨幣基金組，金融穩定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大致定義系統性風險為單個金融機構的活動或者局部沖擊對整個金融體系乃至實體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可能性與程度。學術界的定義各有側重，一些學者將系統性風險定義為金融部門發生危機和對實體經濟的溢出風險。也有學者認為系統性風險是指受共同事件沖擊或者傳染過程影響導致大批金融機構破產的狀態。Cummins&Weiss強調系統性風險對實體經濟以及消費者信心的影響，認為系統性風險是指引發大部分金融體系的經濟價值損失和信心喪失的事件，該事件沖擊的嚴重程度能以一個很高的概率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側重點給出了系統性風險的定義，以上定義雖有差異，但反映出系統性風險具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在金融體系內部具有極強的傳染性，會對整個系統的功能構成影響；二是負外部性較強，會對整個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定義雖然能夠增進人們對于系統性風險的理解和把握，但分析視角基本上都拘泥于金融體系內部，還不充分。從廣義角度來看，系統性風險并不僅僅局限于金融體系內部產生，在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高度關聯的現實環境中，實體經濟的失衡最終將反映為金融體系的財務問題，成為系統性風險的溫床。從全局和長期的視角來看，經濟各部門的失衡抑或財務質量惡化最后都會通過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聯系紐帶傳導到金融市場，從而誘發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綜上所述，金融監管應該具備更為寬泛的宏觀視角，從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全局角度來考量經濟體的金融系統性風險，也即系統性風險不僅是指金融體系內部可能產生的系統性風險，更涵蓋由于實體經濟發展失衡或者結構變化而蘊含的金融部門潛在系統性風險！唯有從系統性風險的廣義視角，金融監管才能具備前瞻性與有效性，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生成機制
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產生是一個動態過程，是一項負面沖擊在金融體系各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及非金融體系之間不斷傳導與反饋的過程。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生成過程實際上是金融風險在金融體系不斷累積和擴散的過程。
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表現是金融市場資產價格崩潰或金融市場流動性短缺。信息不完全下的羊群效應、交易者風險暴露的傳染效應和投機攻擊是金融系統性風險生成的主要機制。
信息不完全下的羊群效應。羊群效應指的是人們經常受到多數人的影響，跟從大眾的思想或行為，也稱為“從眾效應”。金融市場的羊群效應是指投資者進行投資時，由于信息不完全，通常采取觀察到的其他投資者所采取的行動。Lux（2006）建立了一個噪音交易者之間的傳染模型來描述羊群行為下的動態過程，解釋了金融市場價格過度波動的原因。模型通過投資者交易行為的變化來描述市場供求狀況，而供求狀況影響價格的變化，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加速了股市泡沫的形成與破滅。
交易者風險暴露的傳染效應。LagunO任andSchreft（1998）討論了通過交易者風險暴露的傳染效應導致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生成機制。在他們的模型中，投資者在第0期將他們的現金投入一個由許多風險投資項目或資產（比如債券）、組成的投資集合，或者投資于無風險資產或消費。這樣，通過共同投資將產生一個直接或間接風險暴露網絡。如果投資者沒有預見到傳染的影響，當一個項目或資產失敗（即出現特定沖擊）時，則擁有該項目或資產頭寸的投資者受到損失，他們將收縮他們的風險資產，改投無風險資產，從而減少風險投資項目或資產的資金來源，進而導致風險資產市場的崩潰，形成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投機攻擊。由投機攻擊而形成的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主要產生于外匯市場，特別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國家的外匯市場。以克魯格曼（1979）為首的“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較為詳細的闡述了固定匯率制下，一國貨幣受到投機攻擊而形成貨幣危機的機制。當一國出現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時，如固定匯率制和巨額財政赤字同時存在時，投機者將預期該國貨幣將貶值，并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拋售該國貨幣，當該國的外匯儲備枯竭時，該國政府將放棄固定匯率，讓貨幣貶值。此后，第二、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又從其他角度闡述了投機攻擊形成貨幣危機的機制。
三、預防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建議
（一）重視實體部門與金融體系的關聯，有效控制實體部門的杠桿率
實體部門的健康運轉是金融市場穩定的前提，因此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首先應從實體部門高負債這一根本原因入手。企業過度負債會帶來諸多惡果，一方面會降低企業對市場風險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的攀升會增加其違約概率，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負外部性。對企業部門特別是房地產部門的高杠桿率必須引起高度警惕，防止個別行業由于巨大的負外部性綁架整個國民經濟！除企業部門外，政府部門的過度負債同樣不容輕視，特別是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還款來源主要依賴政府的財政收入，潛藏著債務危機風險，通過政策與金融手段雙管齊下遏制地方政府的過度投資沖動"及時化解地方債務危機，是當前金融和經濟體平穩運行的內在要求。
（二）降低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業務的同質化
多樣化和異質性是一國金融市場保持活力的前提。當所有金融機構目標和決策都一致時，會形成共同的風險敞口。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外部沖擊，加之“羊群效應”的驅動作用，流動性會迅速枯竭，市場也將走向崩潰。因此我們認為金融機構間業務同質化和高關聯度不僅構成重要的系統性風險來源，而且使得信貸資源配置缺乏效率。我國商業銀行業務的同質性表現為經營理念、經營地域、業務范圍、客戶對象等方面的趨同。應當引導和鼓勵不同銀行根據自身特征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同時對不同金融機構實行差別化監管。
（三）加強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機制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模式，包括央行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個三平行的監管機構，各司其職，各盡其能，一直以來發揮著專業化的金融監管優勢。然而隨著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活動和產品之間的差異日漸模糊，混業經營的趨勢逐漸凸顯，現有的監管模式逐步暴露出監管重疊和監管真空并存、缺乏明晰度和靈活性等缺陷。為此，應提高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與央行和其他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性，進一步加強信息交流與共享，來提高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和效率！應切實加強中央銀行維護金融穩定和跨部門監管的職能，建立專門負責對系統性風險的識別"防范和早期預警部門，在分業監管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協調機制，逐步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