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反哺助推代際傳播可持續發展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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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場域內子代青少年與親代長輩對新媒體技術在理解、接納與使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導致兩者在代際交往與互動中形成明顯的數字代溝。與此同時，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消弭數字代溝的數字反哺行為在家庭場域中愈加普遍，并在創新擴散機制的作用下，子代實施的數字教輔行為促進了親代在對數字技術的了解中產生興趣，給予自我判斷，使親代最終在試驗和采納中強化自身的數字化生存能力。

關鍵詞：代際傳播；家庭場域；數字反哺；數字代溝

伴隨著風起云涌的時代變化，社會在逐步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也面臨著多方面的結構轉型。這些轉型映射于家庭場域，則是親代（父輩和祖輩）和子代在價值觀念、行為取向、文化喜好的選擇等多方面存在差異或隔閡。此外，依托新媒介技術的迭代發展而誕生的一種主流生活模式（即數字化生存），更是加劇著親代與子代間的差距。譬如他們各自的手機上網技能、智能手機的掌握和使用程度，以及對互聯網繁雜信息認知度等的不同，都會造成家庭場域代際交往與互動中存在明顯的數字代溝。與此同時，家庭場域內的數字反哺行為悄然而起（即由子代承擔著教授新媒介知識的角色，讓親代更加了解和使用新媒介），并且以創新擴散機制努力縮小數字代溝，增強親代的數字化生存能力。

一、數字反哺的由來及概念

數字反哺由于被看作文化反哺在數字技術及其使用上的行為表現，因此在探討其概念內涵前，應追溯文化反哺的定義。文化反哺又稱為“青少年反向社會化”，國外部分學者曾對此展開大量研究，且取得了相應成果。比如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提出了代際存在反向傳承的可能，即在社會動力機制的力量驅動下，年老一代因受社會動力機制的力量作用，會越來越接受來自年輕一代的影響①。20世紀70年代，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在《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一書中又提出了社會文化的傳遞方式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或稱互喻文化）與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的是親代授予子代知識，并喻文化指的是向同輩人學習，后喻文化指的是親代反過來向子代學習②。而我國文化反哺概念的出現是在1988年，由南京大學周曉虹教授在《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一文中提出。2000年，周曉虹教授又用“文化反哺”這一新型的文化傳承模式觀測家庭場域的親代與子代，并發現父母極易受到子女包括價值觀、消費觀和審美觀、日常生活行為方式、新科技及新潮流等方面的影響③。由此可知，數字反哺作為文化反哺的新形態，主要指數字時代的子代青少年在數字接入、使用和素養上對親代長輩進行的教輔行為。

二、數字反哺機制形成的原因

（一）新冠肺炎疫情放大親代需求痛點

自2020年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持續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同時，也愈加暴露出老年群體在數字化生存中存在的極大的需求痛點。對此，深圳大學周裕瓊教授給予相關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從信息接觸到篩選，從信息認知、態度到行動措施，中國家庭祖孫三代在新媒體獲取、評估與分享健康信息方面均存在顯著的數字代溝。尤其是疫情暴發初期，部分親代因有限地觸及數字媒介而對疫情防控信息知之甚少，在與子代發生諸如“新冠肺炎多么嚴重”“要不要戴口罩”等沖突中，表現出“不重視、不聽勸”的態度。這也暴露出老年群體的數字化信息素養存在嚴重匱乏。而且，在各地依托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提前布防、快速行動以及核驗健康碼等舉措為精準防控疫情提供了強大助力。在疫情抑制實體經濟的大環境下，網絡電商再掀熱潮，部分線下活動及經濟交易向線上轉移。尤其是在遠程辦公、線上教育、網絡文娛和在線醫療等模式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老年群體的常規化生活模式被打破，他們在健康碼、手機點餐、線上支付等數字化挑戰中陷入了生存困境，進而被動地對數字技能產生強烈的訴求。

（二）數字代溝與數字反哺相互依存和制約

網絡社會和新媒介技術的變革，在觸發傳統信息傳播方式變革的同時，也為人們的數字化生存提供了契機。但是，親代中的父輩及祖輩由于成長期缺乏數字工具的陪伴，與身為數字原住民的子代在價值觀念、行為取向、文化喜好等方面存在差異和隔閡，以致在數字化生存中出現代際互動的溝壑。而代際傳播及社會發展的現實，又促使文化反哺在數字化時代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即作為親代最為緊密的接觸者，子代充分利用數字原住民的角色優勢，對有著數字生存融入需求的親代進行新媒介技術及文化的反哺，進而消弭家庭代際互動的溝壑，讓全民暢享的數字中國成為現實。

（三）家庭場域提供了實踐空間

何為“場域”？它由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屬于社會學理論———場域理論中的核心要素。并且，一個場域可以被界定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者一個形構。往深一步說，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實踐空間，其中相對獨立性既是不同場域相互區別的標志，又是不同場域得以存在的依據④。而家庭場域，毋庸置疑，有別于其他組織團體，并專屬于家庭成員進行相互實踐的空間。在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及家庭觀念中，“天倫之樂”往往是人最強烈而有意義的體驗。親代和子代共同生活在家庭場域的現實，恰為數字代溝下的子代對親代實施數字反哺行為提供了實踐空間。此外，伴隨著數字時代下后喻文化的興起，當前數字化生存模式的大眾化在消解傳統的“天倫之樂”圖景的同時，也在重構著新型的“天倫之樂”的家庭價值觀，即家庭場域中的親代（尤其是祖輩）在意愿和興趣的內驅下，虛心向子代學習新媒介技能及其文化，進而從自我的數字化融入困境中脫離，享受數字化生存的紅利。而且家庭場域中的數字反哺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類技術和文化視角下的“創新與擴散”過程，需要家庭為子代和親代展開反哺實踐行為提供場域基礎。

（四）被反哺者的需求與反哺者意識契合

美國心理學專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H.Maslow）于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一文中提出行為科學理論之一的需求層次理論，即將需求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五類⑤。其中，愛與歸屬的需求在人的心理需求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而且通過對中國知網有關數字反哺的實證文獻的梳理得知，數字時代的被反哺者（尤其是祖輩）對情感的渴望及需求遠遠強烈于子代。這主要是祖輩由于年齡的增長而出現身體機能的衰退，并逐漸縮小了活動范圍，以致家人和朋友成為其主要交往對象。因此，情感交流與信息需求的獲取顯然成為祖輩消除內心不確定因素的一劑良藥。這也進一步說明，祖輩作為被反哺者，在數字反哺下實現借助新媒體與子代進行交流互動的同時，也得到了情感需求上的極大滿足。為此，數字反哺的實踐行為只有建立在親代，尤其是祖輩的需求與子代的意識契合時，效果才能實現最佳。

三、數字反哺機制形成的路徑

美國學者埃弗雷特·羅杰斯（E.M.Rogers）于20世紀60年代在《創新的擴散》一書中提出了創新擴散理論。該理論認為，勸服他人接受新觀念、新事物、新產品須經歷了解、興趣、評估、試驗和采納五個階段⑥。此外，這五個階段與家庭場域中的數字反哺實踐行為相聯系，因此，可以以此研究子代和親代展開數字反哺的狀況，進而探尋在反哺過程中親代對數字媒介的態度和行為發生變化的路徑。

（一）了解階段

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現有行政村已全面實現“村村通寬帶”，貧困地區通信難等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得益于互聯網應用適老化改造行動持續推進，老年群體連網、上網、用網的需求活力進一步激發。截至2021年12月，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網民規模達1.1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43.2%⑦。當前親代，尤其是祖輩型的親代，容易在艱難的數字化生存中產生互聯網焦慮。他們逐漸接觸并試圖了解數字時代的新生事物，即新媒介技術及其文化，以期適應社會與文化的深度媒介化。在了解階段，大眾傳播的大量宣傳及人際關系的廣泛溝通等共同作用于數字信息，從而引起潛在用戶即親代的注意，促使他們接觸新媒介技術這一新生事物，但由于他們并非互聯網原住民，故知之甚少。在他們嘗試了解新媒介之前，由于受個體特質（如對社會變動的一般態度）及社會體系規范等的影響而形成了自我的認知儲備，進而以一種習慣的方式指引著他們了解新媒介的相關信息。

（二）興趣階段

早在20世紀40年代，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PaulF.Lazarsfeld）等人進行的IPP指數研究就表明，受眾的群體背景或者社會背景是決定其對事物的態度和行動的重要因素⑧。依存于傳統媒體環境而成長的親代，在以移動互聯網及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生存環境的壓迫下，會在選擇性接觸新媒介技術及其文化的過程中感知其所帶來的生活便利，進而意識到數字時代的自我需求，產生了主動使用新媒介的興趣。正是親代這種對自我需求的認知程度，為子代的數字反哺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在意愿產生和興趣培養中，親代有著對數字時代更為準確的自我角色認知，進而也暴露出興趣與意愿驅動下的數字時代短板，即數字產品的短缺，致使親代在評估階段出現多種態度。

（三）評估階段

英國著名的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曾在《制碼/解碼》一文中提出受眾解讀媒介訊息時可能出現的三種立場，并稱為“三個假象的解碼立場”，分別是主導—霸權立場、協商立場、對抗立場⑨。針對子代的數字反哺行為，親代會結合自身的需求偏向，比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對數字產品采取不同的評估態度或稱解碼立場，進而影響著家庭場域內的代際互動成效。其新聞與傳播中，若親代對于子代的數字教輔行為采取的是主導—霸權的解碼立場，則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家庭場域中數字反哺行動的順利開展。反之，親代若采取的是對抗解碼立場，子代可能會迅速終止反哺過程，造成代際互動的失效，亦稱反哺阻抗。為此，雖然數字反哺已作為消弭家庭數字代溝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消弭的程度如何，關鍵在于親代，尤其是親代中的祖輩，是否已對數字時代的到來有著更為確切的認知，并且在意愿和興趣的驅動中理性探尋和評估符合自我意愿和興趣的數字產品，以促進反哺環節的深化。

（四）試驗階段

試驗階段中的親代，在子代給予的數字教輔行為實踐過程中，會基于自我需求，對依托于新媒介技術生成的數字產品進行試驗性的觀察，而后主動將自我的想法和需求融入具體的數字反哺實踐環節中。值得注意的是，親代由于個體的生理、心理、社會經濟特征以及成長背景的差異，也會在數字產品體驗所帶來的情感和欲求上存在差異。例如，伴隨著數字社會發展的加速，傳統生活方式在向數字化生活轉向的同時，也致使相當一部分的老年群體無法適應支付方式和購物渠道的革新，進而迫使他們在產生互聯網焦慮的同時，對生活需求的滿足有著更為迫切的渴望。再如，當前實證研究發現，老年人普遍有著情感、社交、文娛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這些需求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老年人迫切需要一款能夠表達自我情感、滿足社交意愿、實現自我價值的數字產品，而短視頻的出現恰恰滿足了他們的訴求。

（五）采納階段

在親代采納子代數字反哺成果階段，即掌握新媒介技術的基本使用功能和文化屬性時，他們的行為則可能出現兩種走勢：一是在數字產品滿足他們需求偏向的同時，助推其產品擴散至更為廣泛的群體；二是親代對于數字產品的需求僅限于對基本使用功能的掌握，進而終止被反哺。針對第一種走勢，將會出現更為廣泛的創新與擴散的新媒介使用景象，比如當前銀發網紅在體育、時尚、美食、娛樂、教育等方面嶄露頭角。而針對第二種走勢，勢必會將反哺的內涵局限在新媒介技術的器物層面，導致數字理念層面的反哺流于表面，不利于新媒介技術和新媒介文化的創新擴散。

四、結語

以代際傳播的視角關注和探討家庭場域中的數字反哺實踐行為，主要是因為數字代溝與數字反哺存在相互依存及制約的關系，家庭場域為數字反哺提供了實踐空間，被反哺者的需求與反哺者意識契合。此外，正是數字反哺行為的作用，才促使家庭權力的主體從單向過渡為雙向，親代在享受數字化生存紅利的同時也增強了子代的家庭話語權，進而促進了家庭關系的代際和諧。同時，作為代際溝通在數字化信息時代的最新演繹，數字代溝在數字反哺中得到消減。數字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數字代溝而造成的社會壓力，豐富了家庭和諧的內涵。

作者:彭水婷 嚴家秀 謝愛民 單位:江西科技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