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及影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村改革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及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所謂轉型期是指農村改革正處于新舊體制交替的階段各種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暴露并相互沖突且最激烈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農村土地制度的凝滯性的問題、社會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的問題、農村基層政權改革缺乏前瞻性的問題等三大問題，將是農村改革在臨界狀態中無法逾越的核心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農村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有個三次大的變革，給現代農村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一次變革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施的家庭承包經營制，觸動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土地經營形式。家庭承包經營和農產品的市場準入，使農民從土地的人身依附中解脫出來，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生產的自主權和剩余農產品的處置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第二次變革是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鄉鎮企業就崛起，導致了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民收入結構的大調整，使大多數農村和大部分農民開始走上致富的道路。第三次變革形成于本世紀初的農村稅費改革，降低了農業稅稅率，規范了農村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使農民的負擔明顯減輕。特別是××年，農民人均收入總額為近七年之最。盡管這樣，但由于農村深層次的矛盾在改革中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突破，同時伴隨農村的改革開放進程，，也產生了不少新的矛盾，農村改革也進入了改革的敏感期和臨界狀態。而且，這些矛盾并沒有隨著改革的發展進程而得到及時的解決，而是沉積下來。新舊矛盾相互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在這種矛盾的交織狀態下，任何單一目的的改革措施，均很難奏效。況且，家庭承包經營制只是改變了農村土地的經營形式，并沒有觸及到現有體制下農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鄉鎮企業因先天不足，面對日趨規范的市場而失去昔日的輝煌；農村稅費改革，也只是以減輕農民負擔過重為初衷，并沒有觸及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

一、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農村改革，在使農村土地經營方式適合于當代農村經濟的發展的同時，對農村土地制度凝滯性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低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

所謂農村土地制度的凝滯性，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農村土地制度，沒有隨著農村改革的進程而變革，面對日趨規范的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已顯現出其滯后性和缺乏活力。這種農村土地制度的凝滯性帶來的后果：（）農村土地產權的凝滯性，導致土地管理的失控，造成非法占有和使用農村土地的現象無法得到全面遏制，農民利益不斷受到侵蝕。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威廉·配第就說過：土地是財富之母。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大國，土地對中國的農民來講，更是農民的命根子。但在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土地在法律上屬農村集體所有。而農村集體，隨著集體經濟的解體，實質上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原有功能已逐步淡化。因此，現在的農村集體，更大意義上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它既不能為農村提供更多公共品服務，也無權調劑農民收入分配，在農村事務管理中已逐步失去其影響力。所以，對農村土地的管理也能聽之任之，一方面因農村集體已名存實亡，對土地管理難以做到盡職盡責；另一方面因農村土地的法律擁有者是農村集體，因此鄉鎮政府管不著，而農民又管不了，造成事實上的農村土地產權所有者的缺位。導致農村土地隨意開發，任意圈占。既減少了農村土地面積，又降低了土地效益，損害了農民得利益。其結果是：一方面農民因擁有承包面積的土地的使用權，在面臨土地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不經批準，隨意改變鄉村土地規劃和土地用途的事情司空見慣。在調查中發現，有一個鄉鎮共有國土面計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萬畝。但在年五年間，改變耕地用途的竟達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其中，開挖魚池萬畝，占總面積的；改種其他經濟作物的萬畝，占總面積的；經商辦廠等從事非農產業和興修農田水利和鄉村道路建校等公益事業萬畝，占總面積的；農民自己新建房、建豬圈、羊舍、牛舍等萬畝，占總面積的。而其中經過農村土地管理部門批準的只有萬畝，占改變土地用途總面積的。有的面積是鄉村、部門和農民自作主張，私自開發或私自轉讓的。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土地產權管理的缺位，一些素質不高的農村干部，往往拿集體土地作交易，以低價，甚至無償劃撥農村集體土地，為個人或少數人牟利，造成大面積的耕地流失。同樣是這個鄉鎮，五年間共流失耕地面積萬畝占總面積的。有資料顯示：進入本世紀初，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加快城市化建設步伐，興辦高科技工業區和修建大型娛樂場所的浪潮，農村土地被大量侵吞和圈占。××年國務院五部委清理出各類開發區個，合計面積萬畝。（）農村土地使用權的凝滯性，導致農村土地無法進行有序流轉，使土地屬性價值無法轉化成獲取更大利潤價值的資本，農村經濟發展滯后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遲緩了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秘魯經濟學家德托索曾指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資產如：土地、勞動力和生活要素等不能順利轉化為能夠進行交易，用來創業，從而創造利潤的資本。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在使農民獲得了穩定的土地的使用權、生產自主權的同時，也阻斷了農村土地的流轉。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單一性，又阻礙了農村土地的轉化升值。所謂農村土地使用權的單一性，是指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僅限于農村土地承包者自己使用，既不允許繼承，也不準許進入市場，進行出租、出讓、入股、互換和抵押。這種單一性，既降低了土地的交換價值，又阻斷了農民利用土地使用權交易獲得更多的農業生產投資的渠道。（）農村土地分配形式的凝滯性，導致農村土地的資源人均占有的不公，影響農民公平享有國家的土地資源和農業發展優惠政策的好處，極易引發農村社會沖突。這主要是指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地矛盾日顯突出。首輪農村土地承包中暴露出來的新的矛盾，由于第二輪土地承包工作的不徹底，導致矛盾的積壓越來越多。而國家現在對農業稅的減免和對農業生產的補貼等扶持政策的落實，大多以土地承包面積為依據。農村中農民承包的田越多，農民的農業收入多，享受國家支農政策的實惠就越多；相反，就越少。于是，農村貧富懸殊就越來越大，農村沖突就越來越嚴重。在如一位縣市領導在春節前的走訪中發現，有一個鄉鎮的一個村臺的戶農戶，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沒有一分田的承包地和自留田，完全靠幫人種田或外出打工過生活。住的是“風掃地，月點燈”的破舊屋，一家五六口人擁擠在兩三張床上。快到過年了，家無存糧、片肉。別人都已忙置辦年貨，而這些農戶還在魚池檢別人清收魚池時剩下的小魚、小蝦。若機會好，可以換來二、三十元錢買點米和肉，讓一家五六口人過個春節，改善改善生活。而鄰近的村臺，因人均有一畝多承包地，情況則大不一樣，則是高樓大廈，魚米豐登。而這些無地的農戶對走訪的是領導講，有的準備春節一過就到各級政府去上訪；有的準備找鄉村干部扯皮，不解決土地問題就以死相拚，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

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社會分配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沒有隨農村市場經濟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因方方面面的利益機制的沖突，而使這種社會分配制度不公更加復雜化，而導致的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甚至會對社會的穩定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資金和資源的分配不合理。新中國成立初期，為發展國家工業，實行二元經濟結構體系。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獲取工業發展資金。有資料表明：年，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獲得資金億；城市工業和商貿企業，通過稅收和設在農村的國有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及郵政儲蓄，套取農村發展資金。其中從農業中獲取的資金為億，從儲蓄中獲取億，投入城市及工業化發展建設。國家為發展城鎮規模和工商企業，無償占用了大量的農村土地，是農村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是改革開放后多年，這種資金流向格局仍然沒有改變。年間，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總額達到億，以農補工的產業投資導向，致使工農業發展速度失調，農村與城鎮發展速度失調。（）國民收入分配不公。為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和城市體系，國家從建國起就一直實行城鄉有別的財政稅收收入分配體制，直到現在仍然沒有更本性的改變。主要表現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城市的道路、交通、水電、配套等市政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建設都由國家財政包攬；而農村則是農民自己投工、投勞、集資掏腰包。即使是大型公共農村基礎設施，也是國家出小頭，農民出大頭。集資辦學、集資辦醫、集資修路、集資辦電、集資改水，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村工作的重頭戲和農村沖突的聚焦點。為集資，農民怨聲載道；為集資，農村干部有苦難言。農民文化素質越來越低，農民就醫越來越困難，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干群矛盾越來越尖銳，農村基礎設施越來越薄弱，是當代農村的真實寫照，滯后了農村經濟發展。（）就業分配機制不合理。城鄉社會分配的不合理，不僅表現在經濟體系的二元結構，而且還表現在城鄉有別的戶籍制度。一方面將國人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民兩個不同層次的階層，享受不公的國民待遇。突出表現在，政治的參與程度、國家政策的知情權、社會資源的占有量，城市居民明顯高出一等，而農民處處顯示出二等公民。如：城市有服務功能齊全的社區，工人有維護權益的統一的工會，而農民只有輸送國家貢獻的鄉村組織。農民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農民維權組織，有的只是為蠅蠅小利而相互傾扎的宗族房頭。在中國農村改革的進程中，農民只有被動的參與權和知情權，更無從談起中國政治的決策權。如最能體現政治參與權的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分配上，城鄉差別特別明顯。在各級人大代表中，不說省級人大代表和國家級人大代表，就連縣、鄉級人大代表，真正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代表，也沒有幾個，大多數是冒名頂替的農民代表。在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沒有真正出生于農村，真正體會農民疾苦，真正為農民說話的農民代表，誰又會去表達農民意志？解決農村問題時，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替農民說話？為農民謀權？隔鞋搔癢是無法解決農村的深層次矛盾的。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人為地阻斷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進程，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閑置在農村或游蕩在城鄉之間，既浪費了農村勞動力資源，又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三、在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的時刻，如果沒有前瞻性的鄉鎮體制改革措施，任何單一的改革方案，最終都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效果。近兩年的鄉鎮體制改革試點，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所謂缺乏前瞻性，就是指每一次改革總是拘泥于當時的小環境，沒有從大局出發，提出全面綜合的改革方案而使改革總是陷于黃宗曦的“歷史怪圈”?？v觀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的歷史，農村基層政權也經歷過三次大的改革。但每一次改革都缺乏前瞻性，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為了加強國民經濟的發展實力，在農村實行政社合一的。起初也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壯大做出過重大貢獻。但由于最初的設計缺乏前瞻性，背離當時的發展實際，一哄而上。準軍事化的組織化管理，高度的集權制的行為準則，以及“一大二”公的平均分配方式，極大束縛了農村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年以后撤銷，實行鄉鎮人民政府體制。實行政社分開，由高度集權開始變為權力下放。但在運行的過程中，無論鄉鎮大小，人口多少，需要不需要，一律健全鄉鎮七站八所，造成鄉鎮干部和職工的畸形膨脹，由剛開始的—個鄉鎮干部職工，一下子變為—人的龐大隊伍。造成鄉鎮財政支出的惡性膨脹。既增加了鄉鎮財政壓力，又增加了農民的負擔。這種情況的出現，既有設計上的不合理，沒有事先預計到這種膨脹的趨勢。也有部門爭利，鄉鎮爭名的原因?？h市各部門，總是千方百計擴大各自在鄉鎮的勢力范圍，作為謀取部門利益的城頭堡，以各種名義訛詐鄉鎮政府配齊配強部門人員。否則，不是不給項目和資金，就是不評先，不解決待遇。而鄉鎮又因無權調派這些部門人員，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各項工作，只好另請臨時工。同時，有一些鄉鎮的主要領導也希望多有幾個人，一是開會、辦事有氣派，二是來來往往，有人接請，反正有農民掏腰包。致使鄉鎮政府機構臃腫，人滿為患，老百姓怨聲載道。而近兩年開始的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配套措施，鄉鎮機構改革從試點的結果來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甚至是一個失敗的嘗試。目前，湖北省有七個縣市已展開試點，從調查情況來看結果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失敗。鄉鎮機關這一塊，除減少幾個領導干部職數是真的外，人員本上一個沒減。只是換換牌子，按上面的改革方案，照葫蘆畫瓢填上幾個假數字，算是交差。鄉鎮七站八所前期已減下去的人員，因不斷上訪、扯皮，于是這一個文件，那一個政策，又有陸陸續續還原的趨勢。不僅人沒有減少多少，反而因改革把人心攪亂了，干部的責任心降低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打亂了。大多數干部對待工作的態度，玩起“貓捉老鼠”的游戲。其原因在于，這次改革僅限于減人，僅限于鄉鎮。因缺乏前瞻性，沒有合理的改革配套措施作后盾，減下去的人無法正常消化；撤銷的部門和辦公室，因上面沒改，為了對口，又換湯不換藥的重新組裝。正如人們常說的“上改下不改，改也白改；下改上不改，改了是亂改”。以上三個方面給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帶來的直接惡果額和影響是：

農村土地制度的凝滯性，帶來土地產權的缺位，導致一輪又一輪的農村土地圈占風潮無法得到有效遏制。許多農民處于種田無地，打工無門，保障無著的尷尬境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土地為奠定城鎮工商業基礎和市鎮建設成為墊被，無償劃撥和肆意侵占，視為天經地義。而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鎮企業和開發區的興起，又在全國刮起新一輪土地圈占風潮。一方面，大面積的農村土地被以各種名義，低價，甚至無償從農民手中奪取，致使大約萬農民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由于受農村勞動力的過快增長和目前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滯留在農村。即使是外出打工的農民，由于受農民自身素質的制約和戶籍的歧視，使他們很難像城市居民一樣，尋找與他們能力付出相匹配的工種和工資。最終，是一部分農民工淪落為二等公民，而游蕩在環境惡劣，充滿危險的行業間，飽受城里人的白眼。另一部分農民工又無奈地回到農村，然而土地的圈占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空白，使他們淪入“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上告無門”的境地。不僅影響了農民的增收，而且加劇了因土地糾紛而帶來的農村社會的動蕩和矛盾，農村和農民再一次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農民收入增長總體水平呈緩慢趨勢，城鄉差距擴大化的勢頭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國改革開，放目的，是為了加快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增加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特別是，要解決好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滯緩的問題，重點是中西部不發達的農村經濟和農村貧困人口的問題。然而，現實情況與預期目的卻存在很大差異。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這幾年里，雖然使農民人均年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增加和改善的速度要慢得多，差距仍然在逐年擴大。有資料顯示：××年與年相比，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元，年均增加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元，年均增加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年的倍擴大到××年的倍，年均擴大個百分點。在增加的農民人均收入里，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而那些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純農業人口由于缺乏其他的收入來源加之農業的風險帶來收入的不穩定很多純農業收入的農民近幾年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增加多少有的是在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這種城鄉的差別的反差，不僅為歷史所少見，而且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雖然××年農民收入為近七年來最高，但這種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國家農業稅收的減免，農業補貼方式的改變和補貼總量的增加，大宗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以及風調雨順的豐收年景。今后這些條件是否仍然保持？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況且農業是風險產業，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大，導致農民收入的極不穩定。盡管農民××年有了一個好的收入水平，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幅度還是超過農民，城鄉差距還是繼續擴大。

農村改革正在被舊的體制逐步排斥在城市改革之外，農民很難從高速發展的經濟中得到應有的利益，導致農村消費水平逐年下降。新中國成立后，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建設和發展，中國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在五十多年的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并沒有得到與經濟發展速度相適應的實惠。雖然大多數農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他們與當前快速發展的國民經濟發展相比，其收入的增長幅度和生活的改善速度，顯得滯后和緩慢，并沒有從快速發展的經濟里得到相應的利益。突出表現在：（）城鄉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呈擴大趨勢。農村實行家庭經營承包初期，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從年的倍，縮小到年的倍。但到年差距擴大到倍，現在也在倍左右。這還不包括城鎮里的隱形收入如醫療、教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和無償提供的社會公共品服務。（）農民的消費水平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資料表明：在農村改革開放初期，占全國總人口的農業人口的社會購買力，占整個社會購買力的；而到了××年，雖然人口下降了個百分點，但社會購買力卻下降了個百分點。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大幅度下降說明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不容樂觀，有專家預測，城鄉人口的消費水平要相隔年。

社會再分配的不公，導致農村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環境的投入的嚴重不足，極大地影響了農村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地發展，使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速度滯后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導致與城鎮發展速度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涉農經費嚴重不足，農村科技推廣體系已處于“網破、線斷、人散”的境地。上世紀九十年代前，鄉鎮普遍設有科技推廣站、文化站和衛生院等，但隨著農民的減收和地方財政支出的日漸窘迫，多數鄉鎮的這些部門已無法維持，處于癱瘓的邊緣。尤其是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日趨惡化，的農村合作醫療已垮了，鄉鎮衛生院很多是勉強維持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比改革前還嚴重。農民家庭一旦有人得病，到城里治病，往往由此陷入貧困。所以許多農民只能小病扛，大病拖，聽天由命。城市居民得的病一般是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多數是富貴??；農民得的病是肝炎、肺結核、痢疾、地方?。ㄑx、克山病等）、營養不良，多數是貧窮病。（）現行的教育資源、教育經費的城鄉投入的不合理，導致城鄉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在不少城市已在普及高中教育，而在中西部農村，還有很多的鄉鎮連九年義務教育還不能普及，特別是初中教育，輟學的學生很多在城市基本上能夠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而農村的義務教育實際上由農民自己承擔。盡管近幾年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和教師的工資改為以縣為主，但不少縣財政也很困難，真正解決的也只是教師的四塊工資，教師補貼仍然是通過各種方式，直接向農民收取，或通過學生鄉農民掏腰包，所以問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為億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用在農村的只有，而農業人口占以上。

單一的精簡機構和裁減人員的鄉鎮體制改革方式，使鄉鎮人員的總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空前擴大。既帶來了鄉鎮財政壓力，又增加了農民負擔，惡化了干群矛盾，導致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建國以來，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經歷了三次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從鄉鎮、區公所到再到鄉鎮人民政府。但每一次改革，總是處于精簡，增加；再精簡，再增加的惡性循環之中。在第三次鄉鎮體制改革時，鄉鎮正式干部編制一般不超過人。如：年改為鄉鎮人民政府的時候，每個鄉鎮的干部只有人左右，但由于鄉鎮政府的職能并沒有隨體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事無巨細，一包到底，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時的職能，相比有過而不及。加之鄉鎮職能部門的管理權限的變化，雙向管理，責權分離。非定編的干部和工作人員，七所八站的職工急劇擴大，惡性膨脹，有的鄉鎮少則不下百人多則超過人，龐大的經費支出，加大了鄉鎮財政負擔，增加了農民負擔。特別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實施的分稅制，鄉鎮財政普遍成為一級財政，上面把好的稅源、財政收入（如增值稅、所得稅等）都收上去了，有利益的部門收了上去，如國稅、地稅、土管工商，而把急需財力支持，又與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民生活質量提高息息相關的涉農部門和公益事業部門推向鄉鎮。如：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支出、農村衛生防疫開支、教師干部工資和辦公費用等都推到鄉鎮財政，上級部門還設法巧立名目，向鄉鎮攤派各種事業建設的費用，使事權和財權極不相符，致使全國的鄉鎮負債普遍化。有資料顯示：全國的鄉村負債，其中中西部不發達的地區負債面更大；全國負債鄉村的債務總額達億，債務嚴重的地方，不僅舊債無力償還，而且新債務還在不斷地增加；不良債務多占總債務的，而很多債權都超過實效期，債權回收的難度大。債務很多都是民間私人借貸，利息高，還債期短壓力大。沉重的債務包袱，使鄉鎮干部時常處于“干事吧，因缺錢而無能為力；不干事吧，又恐遭農民指責，上級批評，而惶恐不安”的兩難境地。有相當一部分鄉鎮的主要干部，只得奔波于借新債還舊債或躲債的債務圈中，更不用說抽出精力來解決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的大事。面對巨大的鄉鎮財政赤字，農村稅費改革前，還指望農民集資來補窟窿。稅改后，此途徑被堵死，農民高興了，鄉鎮又面臨更大的問題，甚至會引發社會矛盾和危機鄉鎮政權的正常運轉。

因此，為使農村改革順利地走出改革的臨界狀態和敏感期，必須從體制上入手，至上而下開展全方位的改革。

首先，改革現行農村土地制度，建立適合當前農村生產力關系的農村土地制度。要在穩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一解決現行土地制度下土地所有權缺位的問題和鄉村兩極越權處置農村土地問題。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由農村集體所有收歸國有，由國家委托農民自治組織代為管理。在農村土地管理中，將土地的使用權、占有權和處置權以出讓的方式承租給農民，實行農村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處置權相分離，確保農民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讓農民獲得穩定的土地預期，從而達到農民對土地資本的長期投入和提高土地使用率的目的。二明確保護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的合法性。目前農村土地之所以不能實行有序地流轉，關鍵問題是農民不能從法律角度上獲取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因此，從法律上明確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占有權和處置權，實現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允許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在一定的期限內，可以繼承、互換、租賃、轉讓、入股、拍賣，使土地資本在規范的市場條件下有序流動，是現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所面臨的重大課題。通過市場流動，實現土地利潤升值的目的。三迅速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取得的新機制。農村土地既是農民生存的主要依托，但也不能成為農民與身俱來的福利資本。特別是隨著農業稅的逐步全面取消，農民種田負擔的進一步減輕，農民種田除去生產經營性支出外，擁有的土地使用權者基本不再需要支付其它費用。這種放縱而不收取任何土地費用的做法，在使目前占有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負擔減輕，種田積極性提高的同時，也會帶來農村新一輪矛盾的出現。那就是因土地糾紛，而導致的農村沖突將加劇。一方面，部分農民因失去土地使用權，而再次淪為農村打工者族或流民，農村貧富懸殊將進一步拉大，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將突顯出來。另一方面，由于農民擁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再需要向土地產權的所有者——農村集體，支付任何費用，村集體不愿和也無法管理，致使農村土地的過度墾殖和亂開發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種勢頭如若任其蔓延，其結果比城市大面積圈占農村土地更為嚴重。因為，它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應盡快著手建立農村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的納稅機制，為農村改革所刻不容緩。這樣既有利于平衡農村土地使用權，強化農村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性，減少因無償使用土地而引發的土地糾紛。又有利于因農村土地使用稅的收取，而聚集大量資金再反饋給農村，用于農村土地的復墾，農村基礎設施的改造和農村貧困戶的救助。增加農村發展資金同時，也增加對農村土地的保護意識，杜絕農村土地農民私自改變用途的現象。

其次，建立和健全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分配制度。改革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和二元經濟發展結構，使農村經濟步入國民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別。首先是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財政分配體制。過去是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重積累輕消費，農業支持工業發展?，F在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發展的時刻，“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是當前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國家應加大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農村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等方面的投資比例。特別是應將農村大型農田水利建設、連村道路、電網和農村教育納入國家財政預算。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科技水平。國家要在鞏固××年“兩減免三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進農村融資環境，降低社會投資門檻。如允許私人進入鄉村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中。建立農業保險體系，防范農業風險，應作為今年國家加大對農業投入的一個重要舉措。其次，改革戶籍制度和城鄉有別的用工制度，進一步降低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門檻。逐步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和就業渠道，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三，建立完善的鄉鎮體制改革方案和預警機制。首先，是要明確現行鄉鎮基層政權組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仍然是發展農村經濟和農村穩定的重要保證這一重要觀點。任何鄉鎮體制改革，必須是從鞏固和穩定鄉鎮基層政權組織上為著眼點。其次，對鄉鎮政權這一級組織鄉鎮體制改革應從強化鄉鎮政府效能，提高鄉鎮公共服務能力，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出發，將鄉鎮職能管理、干部產生機制、內部運作體系統一納入鄉鎮機構改革方案一并考慮。強化宏觀規劃，弱化微觀管理；強化部門依法行政，弱化政府行政命令；強化司法、民政服務，弱化稅收財政職能。其三，實行上下聯動，確實解決好精簡人員的消化安置工作，撤并機構的職能延續機制，防止反彈，防止服務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