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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人為本,關注民生,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但是,目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在哪里?這種利益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解決群眾切身利益的方式與辦法又有哪些呢?
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孫中山語)。就目前而言,就是要認真解決就業再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突出的問題。
概括地說,中國是一個資源過于短缺、人口嚴重過剩的國家,過去20年的經濟高增長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增長。而往后資源和環境將更趨稀缺,在這樣一種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的情況下,少數人占有更多資源必然使大多數人沒有資源。實際上,城市二元結構和國家資本的部門壟斷,已使人們在市場趨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處于兩極分化的困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護,其主要原因是少數人或者少數行業濫用公權力謀私謀利,利用公權力侵害群眾的利益。比如教育的高收費、醫療收費的黑洞等都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相關。又比如對農民利益剝奪的情況也相當嚴重。與中國的城市迅速擴張相伴隨,在城市產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城市發展,土地從農村獲得,在體制和權力的交互作用下,大量土地進入了城市部門,土地的收益也流入了城市部門,其中相當一部分成了房地產行業暴利的來源。而農民為城市的擴張提供著土地,也貢獻著廉價勞動力,卻很難隨著城市一起發展。這些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原因在于少數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濫用公權力,把公權力當作謀私謀利的工具。因此,從根本上完善相關制度,對公權力進行嚴格的約束,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得以保護的關鍵。
關注民生,第一位的是就業問題。在未來若干年,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加上城鎮新增人口、下崗需要再就業的人口,每年可達2500萬,而近年城鎮提供就業崗位最好的年份也就1000萬個。假如這種格局得不到扭轉,將形成規模巨大的貧困人口群體。中國產生高增長、低就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體制轉軌帶來的結構性就業變動;資本替代勞動的速度加快引起就業吸納能力下降;有效的就業空間創造不足,減少就業機會;另外,勞動力流動性低也影響就業增加。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著兩個結構性偏差,一是工業化率高于城市化率,導致了一系列結構性矛盾;二是服務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偏低,加劇了高增長和低就業的結構扭曲現象。失業嚴重浪費生產力,造成精神打擊,引起貧困,持續的失業會對社會秩序的公平產生懷疑和不信任,甚至導致犯罪,嚴重的失業還會造成公共權威的削弱、合法性的下降。如果說中國未來存在危機,它會來自于就業機會缺乏、失業形成大規模的城市貧困、加上收入差距拉大所形成的對社會反叛和仇視的底層人口和階層。而我們習慣于用技術思維的方式來處理就業的問題,這是有害的。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考慮問題,如在搞基本建設工程時,應該考慮盡量用勞動力,少用機器。用勞動密集型投入轉化成勞動者收入,收入轉化成消費,消費拉動生產,以此帶動良性循環。此外,積極發展中小企業,因為80%左右的勞動力是在中小企業就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就要求有適用于中小企業的投資工具。而實際上我們的政策傾向發展大企業,總是在觀念上、政策上(金融體制很明顯)歧視中小企業。
另外,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更多地向低收入者傾斜,也屬刻不容緩。19世紀40年代的約翰·穆勒曾說:“只有在落后國家,增加生產仍是一項重要目標。在先進的國家,經濟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財產”,當總產量達到一定水平后,分享總產量的人數應該隨之增加。盡管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已超越穆勒時代了,應當有條件在分配和再分配中給窮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國政府決定從明年開始,用兩年時間在農村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同時,還將大力整頓和規范醫療服務秩序,把農村衛生體系建設、城市社區衛生發展擺上突出的位置。這都是令人振奮的好事實事。
觀察中國社會的穩定,要注意三個矛盾的演化,包括勞資關系的矛盾、國家和民間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這三個矛盾都與民生有關。對于社會的安定團結與和諧發展,我們如果被問:“水質是突然惡化的嗎?交通是突然擁塞的嗎?健康是突然變壞的嗎?婚姻是一下子變糟的嗎?孩子是瞬間消沉的嗎?治安是幾天才混亂的嗎?國家是猛地變弱的嗎?企業是突然破產的嗎?”(彼德·圣吉《第五項修煉》)我們該怎樣回答?我們要學會以長遠的眼光來看事件背后變化的形態,了解產生這些形態的原因。一言以蔽之,為了構建和諧社會,我們要切切實實更多地關注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