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問題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主問題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發展民主。雖然這些年來我國的民主政治實踐在不斷向前推進，但是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依然存在不少疑慮。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對民主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不走出這些誤區，就很容易在推動民主發展的問題上裹足不前，或是出現方向性的失誤。因此，很有必要對這些問題稍微詳細地作一下分析。

一、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到底是什么關系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應“過分強調”民主。理由之一，就是認為中國公民文化素質低。中國本來就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公民缺乏民主政治的熏陶，而十三億人口中又有九億農民，所以不適合搞民主。甚至有人據此對我國目前推進民主的路徑提出質疑，認為推行村民自治是從人口文化素質最低的農村開始搞民主，而不是從文化素質高的人群開始，所以是不科學的、違背規律的。農村出現家族、宗族勢力控制選舉，出現賄選等不健康現象，都是違背規律帶來的后果。

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究竟是什么關系？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看，把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定性為一種正相關關系，這沒有錯。畢竟，人們的文化水平越高，對民主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對待民主就越理性，民主的運行規則就越容易得到遵守。反過來，人們的文化素質越低，實行民主就越困難，實行過程中也容易發生扭曲。但是，這一道理，只是在宏觀的、哲學的層面上管用。就中觀和微觀層面而言，事實往往表現出相反的狀況。

僅舉中國的情況為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農民，文化素質如何？用農民自己的話說，叫做“斗大的字識不了幾個”，文盲遍地。毫無疑問，那時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當今時代基本普及義務教育條件下的農民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但是，正是在這些我們今天看來完全可歸入“最低素質”的人群中，我們黨有聲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選舉。1937年5月，中共制定的《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充分考慮到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情況，規定選舉可以采取多種投票方法:識字多的選民用票選法，識字不多的選民用畫圈法、劃杠法，完全不識字的選民用投豆法。有些地方還發明了燒香燃洞選舉等方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到鄂豫邊區訪問，親眼見證了人們踴躍參選，用黃豆、蠶豆或綠豆作選票，選出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的選舉盛況。她感嘆:“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轉引自周其民《人大研究》2006年第12期文章)

可見，用文化素質低作為不搞或少搞民主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當然，我們不能得出結論說，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完全沒有關系。必須承認，文化素質與行使民主權利的關系是很密切的。例如，現代民主制度需要公眾的參與。如果公眾的文化素質不高，真正的參與便難以實現。如果公眾不知道民主所應遵循的基本規則，那么，民主很容易被濫用，帶來混亂，造成國家治理的危機。如果公眾只知道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對他人的利益訴求持否定態度，民主就有可能演化為社會沖突，甚至因此而葬送民主。上述這些情況，在許多國家推進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都出現過。就此而論，在我國出現諸如家族統治、賄選等不健康現象，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需要明確的是，文化素質不決定該不該搞民主，而只影響民主的水平。高質量的民主，必定以高素質的公民為基礎。

決定能不能推行民主的根本因素，不是別的，而是利益。說到底，民主不是純粹意識的產物，而是人們基于維護自己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政治訴求。抽去了利益基礎的民主，不但沒有任何意義，還會發生扭曲和變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不能說用民主來遏制日益嚴重的官僚化的思路不對，但是，當時那場“大民主”卻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害。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受極“左”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把人們對個人利益的正當追求等同于剝削階級思想，認為這必然導致“黨變修、國變色”，并沒有給人們提供發展自身利益的空間。因此，嚴格說來，除卻整體利益和共同利益之外，民眾的個人利益往往實際上無法得到體現。即使有些許個人利益，也是被嚴格限制的，既不能堂而皇之地去追求，更談不上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變成了無政府狀態的“大民主”，演繹成一場“大動亂”，恐怕有它的必然性。

我們今天之所以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一個根本目標，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承認人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前提。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搞市場經濟，就一定要發展民主；只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一定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應該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常識。

二、多黨制是不是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

關于民主的另一種說法是:民主既然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那么在社會必然分化為不同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如果發展民主，就意味著這些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的機會，其結果就是這些群體紛紛建立自己的政黨，民主也就必然演化為政黨間的競爭。所以，多黨制是發展民主的必然歸宿。這一說法的邏輯結論是:中國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只能導致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抱著這樣的觀點看問題，自然會對各種發展民主的嘗試憂心忡忡。

民主和多黨制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毋庸諱言，在西方模式中，民主確實是和多黨制聯系在一起的。各個政黨在選舉中進行競爭，通過爭奪選票，獲得執政權，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景觀。但是，由此認為民主必然導致多黨制，在邏輯上卻經不住推敲。因為這一邏輯的支撐點是:政黨代表特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不同，所以只能由不同的政黨來代表；社會階層越來越多元化，因此政治體制必然體現為多元化。這種把政黨和社會階級簡單對應的思維是不符合實際的。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政黨和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之間呈現的是多樣化的組合。并非一個政黨只代表一個階級，也并非一個階級只有一個政黨來代表。有時一個政黨代表多個階級，甚至有可能把社會上的各主要階級、階層和集團都囊括進來。例如，有70年執政歷史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就是把工人、農民、有產者、士兵都納入自己的隊伍。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可能有好幾個政黨都代表一個階級。例如，在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內部，都曾經出現過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同時存在、平分秋色的狀況。考察政黨政治史，反倒是一個政黨就代表一個階級的情況比較罕見。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自然很復雜，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政黨以取得政權為目的，而取得政權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獲得社會多數的支持。所以，政黨通常會盡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而不會為了保持自己的所謂“純潔性”便聽任自己離權力中心越來越遠。在當代社會分層前所未有地多元化的背景下，能不能反映更多社會階層的利益，甚至已經成了關系政黨盛衰興亡的大問題。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政黨所能表達的利益面越寬，它的基礎就越強大；代表的利益面越狹窄，它的影響力就越小。在西方，政黨力求擴大自己代表性的傾向，造成了所謂“包容性政黨”(有學者譯為“全方位政黨”)的出現。在我國現實社會條件下，也確實無法得出社會分層多元化必然產生多黨制的結論。多元化的社會階層要求比以往更加寬廣、更加通暢的表達渠道。一種政黨體制是否立得住，取決于它能不能適應這種要求。即使是多黨制，如果不能為民眾提供足夠的利益表達渠道，同樣會面臨危機；反過來，如果能夠滿足這種要求，一黨制又有何不可？

所以，發展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多黨制。一黨制條件下同樣可以發展民主。

三、發展民主是否等于搞西方民主

從理論上說，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結晶，不屬于哪個階級。用鄧小平同志的語言風格來表達，就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但是，當真正在實踐中推行民主時，我們卻發現，我們要做的，有許多是西方人已經做過的；我們在積極探索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東西的過程中，摸索來摸索去，有許多結果還是和西方人已經得出的結論很有共性。因此，在實踐中，“民主”和“西方民主”很容易混在一起。事實上，已經有人把村民自治、直選等統統歸結為“在搞西方民主”了。抱著這種態度，自然對當前我國的民主進程是充滿懷疑的。

民主之所以往往被和“西方民主”混同起來，很大程度上是由“人類文明”的特性決定的。人類文明屬于全人類，其中反映的規律不只適用于一個民族和國家，而是具有普適性。但是，說人類文明是全人類創造的，并不等于說各個民族和國家對這一文明在同樣的時期、同樣的階段、同樣的地域都有同等的貢獻。恰恰相反，雖然總體上說大家都有貢獻，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卻存在貢獻上的差別，或說“貢獻率”不同。有的民族和國家在這一時期貢獻得多些，在另一時期少些；有的則在這一時期少些，在另一時期多些。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某種特定內容的文明中，可能更明顯地帶有某個民族或國家的色彩。例如，講到古代文明，人們會更多地想到古羅馬、希臘、中國和巴比倫，而不是美國；講到佛學，人們會更多地想到印度，而不是非洲等等。但是，如果把這種“色彩”等同于性質，以“色彩”來定性，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不能講古代文明只有四大文明，也不能講佛教只屬于印度，那會是非常片面的。

民主問題亦是如此。民主作為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屬于全人類所有。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客觀地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一文明的貢獻要多一些。原因不復雜:在西方國家中首先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張揚人性，追求自由，從而確立了人的主體意識。有了這種主體意識，“當家作主”就成了一種必然要求，民主制度也就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了。相比之下，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封建統治使得國家與世隔絕，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沒有為民主的發展提供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在“民主”這個“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里面，西方的色彩更多些，完全可以理解。重要的是，絕對不能因這種“色彩”而把關于民主的什么東西都看作是“西方的”，將它們拒之門外。對于一個需要博采眾長、急起直追來發展自己的民族來說，因噎廢食實在是不明智、非理性的做法。

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需要把民主和“西方民主”區分開來。劃清兩者的界限，不照搬照抄西方政治模式，是我們發展民主的基本原則。問題的要害，恐怕在于如何區分。我以為，從西方民主發展史的角度看，有兩個因素為當代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撐:其一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立足于人的主體地位，以人對利益的追求為出發點，發展出一套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之適應的民主政治體制。其二是西方文化。雖然從本源上看，文化也是由經濟決定的，但是，影響文化生成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更多更為復雜的原因。文化一旦形成，就有相對獨立性，獨立地影響著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文化的不同導致了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差異。

這兩個因素，為我們提供了區分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基本尺度。由市場經濟的要求而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是民主的普適性部分。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納這一部分，哪怕這些東西的西方“色彩”很明顯。由西方文化而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則屬于“西方特色”的部分，我們最多只需要研究西方各國在把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它們本國的歷史、傳統等相結合的經驗，從中發現規律性，而無須任何模仿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