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策適用性情況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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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內容及原則；我院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嘗試；在公訴工作中餞行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議；“寬”的適用；“嚴”的適用；進行講述。其中包括：注重寬與嚴的有機統一，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對嚴重犯罪依法從嚴打擊，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犯罪中的從寬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嚴情節也要依法分別予以寬嚴體現，對犯罪的實體處理和適用訴訟程序都要體現寬嚴相濟的精神、全面把握、區別對待、嚴格依法、注重效果、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主題，以化解社會矛盾為主線，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上、在如何使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隊伍素質和執法水平上下功夫，為構建富裕、文明、開放、和諧的**作出貢獻、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保證案件的處理作到“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從適用人群上看、從適用的犯罪種類看、采取的適用方法等，具體材料詳見：

2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正式確立了檢察工作中適用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相關原則和制度，也為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寬嚴相濟政策指明了方向和辦法。結合作為最基層工作的我院檢察工作實際，現在此談一談如何在基層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司法政策，如何通過每一件案件的辦理為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服務。

一、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內容及原則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明確了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據社會治安形勢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況，在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中實行區別對待，注重寬與嚴的有機統一，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對嚴重犯罪依法從嚴打擊，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犯罪中的從寬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嚴情節也要依法分別予以寬嚴體現，對犯罪的實體處理和適用訴訟程序都要體現寬嚴相濟的精神。

同時確立了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堅持的原則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內容：

1、全面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寬與嚴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二者相輔相成，必須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實。既要防止只講嚴而忽視寬，又要防止只講寬而忽視嚴，防止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

2、區別對待。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體、情節、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包括犯罪時的主觀方面、犯罪后的態度、平時表現等)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與社會治安的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法予以從寬或者從嚴處理。

3、嚴格依法。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須堅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實現政策指導與嚴格執法的有機統一，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寬和嚴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圍內進行，做到寬嚴合法，于法有據。

4、注重效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做到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與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的有機統一，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有機統一，執法辦案與化解矛盾的有機統一，以有利于維護穩定，化解矛盾，減少對抗，促進和諧。

二、我院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嘗試

結合我省今年的檢察工作的要求：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主題，以化解社會矛盾為主線，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上、在如何使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隊伍素質和執法水平上下功夫，為構建富裕、文明、開放、和諧的**作出貢獻。我院確立了實行貫徹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原則——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確立了主要在以下四類案件上考慮如何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開創檢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微刑事案件，特別是輕傷害案件;第二，殘疾人犯罪案件、過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嚴把立案關;第四，惡勢力、地痞、惡霸行兇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發的刑事案件。

為使上述四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得以準確把握，我院公訴部門還確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針對輕微刑事案件，在審查起訴過程中采取能組織民事和解的從中協調和解，防止“一案結，千日仇”，通過解鈴的方式調和雙方當事人的矛盾。針對未成年人案件，特別是在校學生的案件，采取簡便快捷的辦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的方式，并盡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認識自身錯誤的同時能夠快速回歸社會，不受歧視，增強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證在開庭后能夠改其向善，針對第四類案件則聯系偵查機關，多收集被害人存在過錯的證據，保證對犯罪嫌疑人的處理與法有據、與情有原。

三、在公訴工作中餞行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保證案件的處理作到“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在保證不枉不縱的基礎上同時要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觀惡性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與社會治安的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法予以從寬或者從嚴處理。為更全面的貫徹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辦理做到寬而有據、嚴則有度，結合我院所處的社會實際和以往案件辦理的經驗總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認識“寬”與“嚴”，才能更好的保證刑事案件的質量，并通過案件的辦理促進司法的和諧。

四、“寬”的適用

(1)、從適用人群上看：

1、對未成年人犯罪應以寬緩為主，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發育尚不成熟而為的。我國的司法體制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歷來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具體而言，除了堅持刑法條文中對未成年人應“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適用死刑”外，對各個訴訟程序均應實行簡化和保護。在公訴環節，應充分考慮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能不訴的盡量不訴;在審判環節，除堅持不公開審判外，盡量采取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簡化審程序，減少因庭審時間過長或過于嚴肅給未成年人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在執行環節，應充分考慮到身體和心理承受壓力，與成年犯分開羈押，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優先考慮減刑、假釋。

2、對孕婦、殘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應以寬緩為主，這是基于其身體原因而為的。但與未成年人不同，其寬緩是有一定限度的。對孕婦的寬緩主要體現在逮捕、死刑判決、收監執行三個方面，出于人道主義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監;對殘疾人的寬緩主要體現在其犯與身體殘疾有關的犯罪時，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精神病患者寬緩主要是因為其辨認和控制能力減弱，量刑時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3、“弱勢群體”犯罪同樣要以寬緩為主。這是基于其經濟和社會地位較低，犯罪往往與自身生活和工作有關，值得同情，對其犯罪寬緩處理，人們可以理解，也較公平。但“弱勢群體”的范圍還很難有個準確的概定，一個共同點應該是經濟和社會地位較低，往往處于孤立無援的困境，包括下崗失業者，無業者，農民工，生活無著的老人，普通農民等。由于生活貧困、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往往為了生存而實施了一些犯罪，對此，要區別情況具體對待，除罪大惡極外，一般應從輕處理。當前，很多地方企業或單位給予的農民工資極低，工作環境很差，有的還長期拖欠農民工資，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農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錢，而老板長期拖欠，以致激憤殺人等。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應貫徹寬緩的政策。

（2）、從適用的犯罪種類看：

1、職務犯罪應重點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侵權犯罪是社會的毒瘤，它危害的不僅僅是一個單位、一個地區，而是直接或間接的危害著整個國家。這類案件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聲譽，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如不嚴厲打擊，就有亡國的危險。歷屆黨和政府也都將其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此類犯罪打擊的力度還不夠，寬緩過度，且越來越寬。據統計，20**年到20**年，全國貪污賄賂案件判免刑、緩刑的從占51.38%上升到66.48%，瀆職侵權案件從占52.6%上升到82.83;20**年到20**年，全國有33519名職務犯罪分子被宣告緩刑，年均緩刑率為51.5%，遠遠高于公安機關偵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緩刑判決19.74%的比率。這還不包括達到死刑標準而被判死緩“留條小命”的罪犯(《檢察日報》7月25日報道)。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2、黑惡勢力犯罪、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國防利益、軍人違反職責犯罪要堅持從嚴從快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分子稱霸一方，魚肉百姓，社會危害性大，影響很壞，是嚴打的重點;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脅著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也是歷年打擊的重點，是國家打擊的重點;危害國防利益和軍人違反職責犯罪則威脅著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當然應該從嚴打擊。

3、對其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擊。相對于前面的犯罪來說，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區別對待，依法打擊。同時，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會危害性增大，也必須嚴厲打擊。如走私、強迫、金融詐騙罪等。

(3)、可采取的適用方法

1、擴大相對不起訴范圍。不起訴權是刑訴法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的檢察權。根據對案件起訴或不起訴有無自由裁量權，可以將不起訴分為法定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是指檢察官對于存在足夠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依其職權斟酌具體情形而作出的一種不起訴決定。它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資源，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然而，不起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運行不暢，適用率較低，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更是將輕微犯罪人推入繁雜冗長的訴訟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過其它非刑罰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過多的訴訟負擔，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產生仇視和對抗社會的扭曲心態。因此，要發揮相對不起訴對犯罪的預防、改造、震懾之功能，除了對符合條件的案件不作人為的限制比例而大膽適用相對不起訴外，還要擴大相對不起訴的適用范圍，將其范圍擴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對于未成年涉嫌犯罪、過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訴裁量權的案件范圍擴大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從而使檢察官在運用自由裁量權時有一個更大的空間，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利于實現有輕微犯罪的人悔過自新，減少主觀惡性，實現刑法之目的。

2、引進刑事和解制度。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為主要模式的，這種模式不僅帶來監獄壓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嚴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所應具有的本體地位。因此，引進刑事和解制度，對于貫徹“寬大”的刑事政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切實可行。所謂刑事和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調停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責任，加害人一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人一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和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鈍化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避免加害人負面的標簽效應;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回復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項操作性強的準司法活動，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輕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辯和雙方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可由當事人自行和解;二是當事人和解不得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定、社會公德;三是當事人和解后，無論在何階段，相應的國家機關都應以此作為撤銷案件的依據。

3、擴大簡化審和簡易程序的適用。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和簡易程序，既節省刑事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減少刑事司法程序對被告人的不良影響。因此，“兩高一部”于20**年3月15日了《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要把這兩個《意見》的貫徹實施作為提高公訴部門辦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為落實“寬大”刑事政策的重大舉措。在具體辦案中，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公訴案件，能夠適用簡易程序或者可以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者簡化審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鑒于目前簡易程序只適用三年以下案件，筆者建議對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過失犯罪，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

五、“嚴”的適用

(1)、從適用的對象看：

一是從行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嚴重危及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特別是暴力犯罪，如殺人、強奸、搶劫、綁架、販毒等八類嚴重刑事案件;②聚眾性犯罪，如武裝叛亂、暴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劫機劫船、涉槍犯罪以及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犯罪，如重大責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組織犯罪，主要是恐怖組織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⑤,,,組織犯罪;⑥貪污賄賂犯罪。近年來，這些犯罪的數量持續上升，對社會的危害日益嚴重，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是從行為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危及社會穩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職務犯(利用職務便利進行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累犯、再犯。職務犯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其行為侵犯社會關系的多重性及對職務的違背性等，表現出更廣泛、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職務犯對社會的不良示范作用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從嚴治吏”。而累犯，我國歷來將其作為懲治的重點，現行刑法也對累犯專門作了修訂，表現了我國對累犯從嚴懲治的決心。同時，筆者認為對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話說的“幾進宮”的人，這類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歸社會，其主觀惡性顯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應加大對其的打擊，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2)、在適用的方式上：

一是實體上“依法從重”。所謂“依法從重”是指依法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和嚴重危及社會穩定的犯罪人加大打擊力度，依法予以從重懲處。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導向的“從重”。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對適用對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評價;另一方面是實際處罰意義上的“從重”，即在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范圍內適用較重的刑種或較長的刑期。在公訴環節就應在量刑建議上著重強調對其從重處理的理由，請求人民法院對其處以在法定刑范圍內的偏重處理。

二是程序上“依法從快”。所謂“依法從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內，對適用對象及時審查、及時起訴，以達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證實犯罪、打擊犯罪的效果。如對于被告人犯數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次罪中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在法定的期限以內無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訴，無法查證的次罪不予認定;對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現有的證據足以證明在案犯犯罪事實的，就應對在案犯起訴，決不能久拖不決，影響訴訟的社會效果。

檢察機關既是刑事法律的執行主體，也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實施者。在檢察公訴環節，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促進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