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居委會的發展階段

居委會從建立至今大致經過四個階段：

1、初建階段（1950年-1956年）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城市出現了由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的名稱不一的自治組織。最早以居民委員會命名的是天津市的群眾性自治組織（1950年3月）。這一時期各地建立的居民委員會規模大小不一，職能混雜。1952年，《治安保衛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和《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出臺。1953年6月8日，彭真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于城市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組織和經費問題的報告》。①其后，中央批準了該報告。各地陸續建立了居委會組織，其性質均屬于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為了便于城市居委會建設的順利進行，1954年，當時的內務部《關于建設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的通知》，居委會進行了全面的調整和改建，原來的街道婦女組織并入了居委會。同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至此居委會的建設納入國家組織法規。基本形成國家基層政權-街道辦事處與作為社會群眾基層自治組織的居委會相銜接的格局。此時，居委會在發展生產，維護治安，優撫救助，動員捐獻，收容改造游民、妓女，移風易俗、掃盲等方面做了細致基礎的工作。

2、受挫時期（1957年-1966年）

首先，中，將城市街道辦事處與城市居民委員會合并在一起，稱為“”。這樣，居委會的工作任務和職責不僅改變，實際上其法律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此狀況延續到1962年。其次，居委會在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下，也抓起了階級斗爭。再次，有的將居委會下設的調解委員會變成調處委員會，有的將調解委員會和治安保衛委員會合并為治安調處委員會，其主要職能也由調解一般的民間糾紛和輕微刑事案件變為主要約束處理和改造“不良分子”。這實際上使居委會成為帶有政權性質的組織。

內容摘要：離婚標準問題，是困擾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問題。對“夫妻感情破裂”標準的討論也已討論多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夫妻

離婚標準問題，是困擾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問題。對“夫妻感情破裂”標準的討論也已討論多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問題也先后下發了多個司法解釋，不斷明確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不斷使法院對離婚案件的處理更加人性化，使不幸的家庭盡快分離，使走錯圍城的人能夠“迷途知返”。但是我國《婚姻法》及其相關解釋的規定并不夠人性化，還有很多制度性障礙阻擋了很多不幸婚姻的解體。

一、關于離婚認識的歷史變遷及立法模式

離婚在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一直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古代中國，女同志是沒有離婚自由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千年古訓一直束縛著中國婦女的命運，唐朝“七出、三不去”的規定更體現了中國男權社會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婉容與溥儀皇帝的離婚開了上流社會離婚革命的先河。離婚逐步為人們所接受，體現了社會進步和人性的解放。但是大規模離婚的浪潮還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對婚姻質量的提高，人們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精神內涵，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國結婚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古代結婚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近現代社會，由于男女經濟上的不平等，愛情與婚姻長期存在錯位現象，對經濟基礎的追求超過了愛情本身，也為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2]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的離婚立法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專權離婚和禁止離婚階段。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實行專權離婚制度，法律把離婚的請求權只賦予丈夫，妻子無此權利。同樣歐洲中世紀教會法也主張“婚姻不解除主義”，夫妻關系惡劣不能共同生活的，只能別居，不能離婚。[3]二是限制離婚階段。近代，資產階級提出婚姻自由口號，把婚姻視為民事契約，實行離婚自由。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法律一方面同意離婚，另一方面又對離婚進行種種限制，如規定只有在一方有重婚、虐待、遺棄等情況下無過錯一方提出離婚才能允許。在法定理由之外，夫妻雙方不享有離婚請求權。三是離婚自由階段。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婚姻家庭道德觀念的變化，許多國家相繼進行離婚制度改革，197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行了西方世界第一部自由離婚原則的《離婚法案》，規定“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婚姻無可挽回的破裂”是裁判離婚的唯一理由。到1989年，美國有4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都不同程度的采納了無過錯離婚的理由。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來看，離婚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過錯原則模式。指夫妻一方得以對方違背婚姻義務的特定過錯行為作為提出離婚的法律依據，離婚的請求權只屬于無過錯的一方。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婚姻法，目前采用這種立法模式的國家較少。二是無過錯原則模式。即夫妻雙方均無過錯，但因一定的客觀事實使婚姻目的無法達到，不愿意共同生活的，一方就可以提出離婚訴訟。客觀存在的事實主要包括：精神病、惡疾、性無能、分居等。如法國民法典第237條、聯邦德國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三是破裂原則，又稱自由離婚主義。其根本特點是不問離婚的具體事由如何，只要當事人認為夫妻已難以共同生活，法院確認婚姻關系已破裂到無法挽回的程度，即可判決離婚。

摘要：評價體育人文社會學方向學術論文質量的方式應為：1）堅持成果形式評價和成果實質評價相結合、2）學者評定和期刊評定相結合、3）數量評定和質量評定相結合的“三結合”方式制定評價標準。個人認為這是針對不成熟學科的學術成果的暫時性的但不失其合理性的短期評價標準所應當堅持的原則

關鍵詞：體育人文社會學學術論文評價質量方式方法

近幾年來，隨著國內的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方式等因素的改變，如首次成功取得奧運會的主辦權，物質文明的提升，余暇時間的增多，生活節奏加快，大規模多渠道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頻繁發生都無時不刺激廣大民眾根據自身需要，同時響應政府號召積極投身于全民健身的熱潮之中。由于這種需要的普遍存在自然促進了體育理論界的空前繁榮，據調查自2001年以來我國大陸地區圍繞這個主題的論文平均以每年18.3%的速度遞增，2004年我國大陸地區體育方面的論文約794xxx篇，其中人文社會學方向約63%。這樣看來作為我們體育人對能取得這樣成果是有理由驕傲的，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三個問題。1.論文質量不高2.論文格式很不規范。很多教師缺乏對論文寫作標準的認識。3.論文中論據的闡述說服力不強，引用的數據少，實例不充分。以上問題在人文社會學方向尤為突出。筆者認為存在以上問題和我們這個學科發展較快且不夠成熟有很大關系，但同時認為因沒有較權威的學術論文評價體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特撰寫此文以探討此方面的問題，以期拋磚引玉為本學科發展貢獻一份薄力。

1：概念界定

概念是對莫一事物本質屬性的高度概括。由其外延和內涵兩部分組成。個人認為入一個事物沒有確定概念或概念不明確都會影響到學科的正常發展，因此有必要再此重提一下相關概念。

1.1學術論文

一、諾貝特•埃利亞斯的學術生涯及其《宮廷社會》的出版

1933年他向法蘭克福大學提交了一篇名《宮廷人物：宮廷社會學、宮廷社會和專制君主的構建》的職稱論文，使他獲得了在德國大學任教的資格。但因納粹上臺而被迫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國，隨后奔赴英國。1954年他成為英國萊斯特大學講師，在其57歲高齡時才開始其大學教師的職業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為加納大學社會學教授，在此期間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藝術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國和荷蘭擔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為德國比勒費爾德跨學科研究中心終身研究員。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歲。諾貝特•埃利亞斯的職稱論文最初寫的并不是關于宮廷社會的題目，而是在阿爾弗雷德•韋伯指導下寫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譜系》。這篇論文的寫作提綱是在他死后在阿爾弗雷德的文件中發現的，主要探討的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他對自然科學和藝術發展之間的關系著力尤多。在他以后關于知識、科學和藝術的著述中這個主題反復出現，但這篇論文卻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為卡爾•曼海曼的助手時，他中斷了與阿爾弗雷德職稱論文的合作計劃，改變了他的研究主題，轉而開始寫作關于宮廷社會的職稱論文。他向法蘭克福大學提交了這篇關于宮廷社會的論文后便開始了流亡生涯，因此這篇論文一直沒有發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發現了這篇論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礎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宮廷社會》一書。那篇德文的職稱論文現已遺失，它與該書的異同難以考究，不過該書的第一章《社會學與歷史學》是為1969年出版該書而專門寫的；關于散見書中的對社會學的批判和附錄1等內容都是后來才寫的。

二、諾貝特•埃利亞斯主要的社會學觀點

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宮廷社會》一書中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來的一些著述中表達的社會學觀點，即對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和長時段的歷史觀。他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集中在《個體的社會》一書中，在書中他將個體的人置于社會與歷史中來認識，認為人是一定社會關系和歷史發展的產物。他認為“單個的人，從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種具有完全特定結構的職能序列中，他必須使自己適應這個職能序列，根據它來塑造自己，并且以它為出發點適時地發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開，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個已成年之人”，這樣，人的本質便是社會關系的構成和歷史的構成。埃利亞斯不同于同時代多數社會學家，他主張在長時段中考察社會發展，反對社會的靜態研究；同時又反對社會發展的目的論，強調社會發展與生物進化之間的區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孔德為代表的社會進化論影響很大，他們認為社會制度的發展同生物有機體一樣存在著某種規律，人的自然特性決定了社會的發展，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認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是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對此，埃利亞斯一方面采取了社會進化論的長時段研究傳統，反對靜態的社會研究，例如他反對他的主要競爭理論帕森斯的共時功能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會進化論的目的論和決定論，強調社會發展與生物進化之間的區別，認為社會發展是能夠走向倒退的。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和其長時段歷史觀使他提出了“構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宮廷社會時頻繁地使用這個概念。埃利亞斯的“構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賴的個人之間的網絡，網絡之中的權力均衡始終處于變動不居的非均衡狀態。”這個概念有兩層含義，首先強調人是處于相互依賴的網絡，即社會關系之中的，網絡由人構成，一旦形成便無法離開它；其次，強調了網絡內部的不穩定性、變化性，因此網絡或社會關系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動的結構，需要對此進行動態和歷史的研究。這樣，“構型”這個概念便整合了他的兩個主要的社會學觀點。他在《宮廷社會》一書中最早應用了這個概念來研究西歐尤其是法國的宮廷社會。

三、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比較諾貝特•埃利亞斯

在《宮廷社會》中對宮廷社會的論述首先是從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對比開始的。作為社會學家的他研究的宮廷社會并不是他所處時代的宮廷社會，而是舊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宮廷社會，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會學的研究，也是歷史學的考察，兩者區別明顯卻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認識到了社會學研究的不足。他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會學家那樣對其作橫切面的研究，而是將其放入較長歷史時段中來考察，“社會結構的社會學考察如果離開許多國家宮廷社會的長期發展將是無任何意義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釋“在構型中相互依賴的人們如何使統治者在少數人幫助下維持他們對壓倒多數臣民的長期統治”這個問題。歷史學的研究對此的解釋是諸如路易十四之類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維持了自己的權位，社會學的研究則將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種相互關聯的網絡中來考察，認為他們的地位是由某種社會結構決定的，但這種社會結構卻正是個別君主策略長期發展的結果。這樣，離開歷史學研究的社會學研究是目光短淺的、狹隘的。他對歷史學研究的局限性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他認為歷史學研究通常更強調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傳統歷史學（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將孤立的不可復制的資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統的或可作證的架構。”即歷史學的個別研究不能說明問題，而只是資料的堆積。于是他發出了這樣的反問：“文獻之類的原始資料難道就是歷史的本質？”對他來說，沒有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歷史人物是很難評判的，只有將人物放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才能理解他們的價值和意義，這才是歷史的本質。即缺乏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研究是沒有價值和意義的。因此，他認為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必須將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即用“構型”理論來解釋宮廷社會。他認為，“宮廷社會并不是一種獨立于構建它的個人之外的現象；個人一旦構造了它，無論是國王還是仆人都不能獨立于他們共同創造的社會之外。”因此法國宮廷社會這個“構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構建后，在較長歷史時期內維持著穩定，少數人長期維持著對多數人的統治。在諾貝特•埃利亞斯看來，個人是不可復制的，但是構型卻是可以復制的，這就是構型形成后個人不能脫離它的原因。但構型并不是一個永遠穩定的結構，其內部力量對比常有變化，一旦內部力量對比失衡構型便被打破；法國宮廷社會的終結便是構型內部階級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結果。

摘要：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國體育教育開始注重創新與改革，這為我國體育賦予了新的活力，也使得體育具有商業性與產業性等多方面的屬性，這為體育社會學走上學科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然而，目前我國高校體育社會學課程教學過程中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本文對當前我國高校體育社會課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探討與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改革對策，以為高校體育學教育和社會學課程的改革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高校;體育社會學;教學改革

社會化是體育社會學的主要特征，要想實現體育事業的發展與創新，就需要朝著社會化的方向發展以及自我改革與完善，體育專業與體育教學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主要價值在于增強社會成員對體育運動的認知度與參與度，以實現體育教育的改革工作能夠得以健康有序地實施。

1我國體育社會學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學生對學科認知不足

如今我國高校體育專業的多數大學生對于體育社會學課程認知程度還不夠，他們普遍認為學習體育的根本就是學習體育運動的相關技能，只是認為通過對體育運動的學習，能夠提供其運動技能水平，增強其身體素質，但并沒有認識到體育運動對于增強心理素質與社會適應能力的重要作用。另外，對于學校而言，也沒有對體育社會學形成正確的科學的認識，沒有對其進行廣泛的宣傳與普及，甚至對體育社會學課程還存在著非常片面的的認識，沒有制定健全完善的教學管理體系，也沒有充分引進體育社會學課程相關器材設備與資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體育教育整體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