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產業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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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鏈研究報告范文第1篇
由于技術進步的加快和全球競爭的加劇，產業聯盟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興起。日本、美國和歐洲國家是產業聯盟的先行者，早期的實踐形式主要表現為企業在研發環節的合作，80年代之后企業在技術標準環節的合作開始大量涌現。發展中國家也在學習發達國家發展產業聯盟的經驗，并在實踐形式上表現出新的特點。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聯盟更加重視共同學習境外的先進技術，更多在市場環節進行合作，如中國臺灣地區自80年代開始發展的產業聯盟和中國大陸地區近期興起的產業聯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實踐形式上的差異有深刻的原因，二者的產業發展水平不同，國家法律環境也不同。
國外學術界對在研發環節進行合作的產業聯盟(國外稱為研發聯盟，即R&DConsortium)進行了大量研究(如VinodKumar&SunderMargun，1995；Hagedoorn&[BFB]Narula，1996；Chatterji，1996；Dutta&Weiss，1997；Sakakibara，1997，Odagirietal，1997等等)，這與發達國家產業聯盟的實踐特點有密切關系。個別學者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產業聯盟進行了研究(如JohnAMathews，2001)，研究的視角也是技術研發合作。最近幾年，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大量的在技術標準環節進行合作的產業聯盟，國外對此類產業聯盟(國外稱為StandardConsortium，或Standard-SettingOrganization)的研究也大量出現(如CarlShapiro，2000，2001；MarkALemley，2002；AndrewUpdegrove，2006等等)。國內一些學者介紹了國外研發聯盟的理論(如李東紅，2002；鐘書華，2004等)，但是未見到對國內產業聯盟實踐的調查研究報告。
本課題組對中關村二十余家產業聯盟進行了調查研究，同時收集了部分國外的典型案例。本報告在綜合國內外實踐形式的基礎上，對產業聯盟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歸納出產業聯盟的五類實踐形式。
一、產業聯盟的概念、特征和理論
(一)產業聯盟的概念
根據國內外產業聯盟的實踐，我們認為產業聯盟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間組織，為解決特定的產業共性問題而設立。產業聯盟具有四個基本特征：
產業聯盟是企業間組織。在產業聯盟中，企業仍然保持獨立性，產業聯盟是在獨立企業之上的組織形式。產業聯盟可以吸收學校和研究機構參與，政府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企業應當是產業聯盟的主體。
產業聯盟具有正式的法律形式。產業聯盟的法律形式可以是書面的合作協議，也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如公司、各類非盈利組織。
產業聯盟有特定的產業目標，為產業發展創造條件或環境。產業聯盟是為特定產業目標設立的組織。產業聯盟的目標通常是解決具體的產業共性問題，如研究某些共性技術，設立某項技術標準，打造某一創新產品的產業鏈等。產業共性問題可以是某一區域或國家內產業共性問題，也可是全球產業共性問題。
產業聯盟具有明確的存續時間。由于產業聯盟的目標是特定的，一旦設定的產業目標完成，產業聯盟就要解散或轉型。
(二)相關組織比較
產業聯盟與行業協會是兩類不同的組織。首先，二者的目標不同。產業聯盟為特定目標而設立，如共同研發某項技術。行業協會成立時一般不設特定目標，只設定“促進行業發展”等一般性目標。第二，成員組成不同。行業協會受到地域的限制，一個地域層級的一個行業設立一個協會。產業聯盟不受地域限制，成員可以跨地區甚至跨國，同一地區的同一行業也可能產生多個產業聯盟。多數產業聯盟需要挑選成員。第三，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不同。行業協會一般為正式注冊的非盈利社團組織，治理機制明確規范。產業聯盟的法律形式多種多樣，如合資企業、正式或非正式的非盈利組織等，且各類組織的治理機制差異很大。第四，存續時間不同。產業聯盟在完成特定的目標后就要解散或轉型，行業協會則長期存在。
產業聯盟與企業聯盟(或企業戰略聯盟)有聯系也有區別。法國學者皮埃爾?杜尚哲(PierreDussauge)和貝爾納?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提出了獲得廣泛認同的關于企業戰略聯盟的定義(《戰略聯盟》(CooperativeStrategy)，皮埃爾?杜尚哲(PierreDussauge)、貝爾納?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李東紅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企業戰略聯盟是獨立企業間建立的長期合作關系，聯盟以共享資源和能力為基礎，以共同實施項目或活動為表征。企業戰略聯盟不包括企業單方面實施的項目或活動、單獨承擔風險和收益的活動，如許可生產等。產業聯盟可以看作是企業戰略聯盟的一種特殊類型，其特殊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解決特定的產業共性問題為目標。企業戰略聯盟的目標既可能針對產業共性問題，也可能正對企業問題，但實踐中絕大多數是針對企業問題。二是成員數量較多，常常由產業中眾多企業組成。企業的戰略聯盟多數是兩家企業間的合作，少數是企業間的多邊合作。
(三)產業聯盟的理論分析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協調生產的主要資源配置方式。在企業內部，生產依靠行政管理來協調。在企業外部，市場價格調節生產，生產的協調通過市場交易完成。實踐中，市場上存在大量的企業間組織，產業聯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市場上為什么會出現產業聯盟這種組織形式而不是通過企業或市場來解決問題呢？一些理論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產業聯盟形成的原因。
外部性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產業共性問題內部化的組織。市場上存在大量的產業共性問題，產業聯盟是外部性內部化的一種方式。在單個企業看來，產業共性問題是外部問題。隨著企業對產業共性問題的重視，企業自覺建立產業聯盟，產業共性問題就成為產業聯盟的內部問題。當前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是政府政策與產業聯盟的結合。外部性問題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標，政府通過制定支持產業聯盟的政策解決產業共性問題常常可以取得較好效果。產業聯盟是企業主導、市場導向組織，政府通過支持產業聯盟來解決外部性問題往往比直接干預生產活動更加有效。
交易費用理論認為產業聯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節省成本。科斯(RonaldHCoase)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資源配置方式，兩種方式的運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場方式需要支付市場交易費用，企業方式需要支付企業組織費用。合理的企業邊界處于“邊際組織費用=邊際交易費用”的均衡點。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主要由交易過程的不確定性、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經常性三個因素形成。產業聯盟是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在某些情況下，產業聯盟可以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也可以節省企業組織費用。例如，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可以減少市場交易中專用性資產的不確定性，同時企業專業化分工可以避免公司內部投資帶來的組織費用過大問題。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企業獲取外部資源的重要手段。企業本質上是資源的集合體，企業的資源具有“異質性”和“非完全流動性”兩個重要特性，因而企業擁有稀有、獨特、難以模仿的資源和能力，這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當企業遇到行業共性問題時，單個企業往往不具備解決問題的足夠資源，包括：技術、市場、資本、知識產權、品牌、公共關系等等。產業聯盟是企業共同投入資源解決產業共性問題的有效工具。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企業在有些情況下特別是在成長過程中，難以單獨依靠自身力量達到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產業聯盟可以幫助聯盟內企業共同實現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如聯盟成員通過聯合采購、聯合銷售、聯合開發或者共同投資基礎設備等達到規模經濟。產業聯盟形成的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還具有一些特殊優勢：企業可以集中在核心業務上，可以避免規模擴張帶來的大企業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靈活性等。
組織學習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企業共同學習的平臺。由于企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企業必須不斷學習，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企業通過學習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以謀求競爭優勢。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國之內的企業在外部壓力下開始尋求合作以提高競爭力。企業參加產業聯盟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學習，包括聯盟企業間的互相學習和聯盟企業共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
二、產業聯盟的實踐形式
根據產業聯盟內企業間合作的環節，可以將產業聯盟的實踐形式分為五類：研發合作產業聯盟、技術標準產業聯盟、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市場合作產業聯盟、社會規則合作產業聯盟。
(一)研發合作產業聯盟
研發合作產業聯盟(簡稱研發聯盟)是以合作研發產業共性技術為目標的產業聯盟。由于技術進步的加快和全球競爭的加劇，各國企業和政府日益重視聯合研發產業共性技術。企業共同投入資源組建研發聯盟，政府對研發重要技術的聯盟常常給予資金支持。研發聯盟有利于集中研發資源、實現能力互補和分擔研發投入的風險。
國內外存在大量的研發合作產業聯盟的案例，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和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競爭中采用的研發合作產業聯盟(范寶群:“在戰略高科技產業建議加快建立同行業企業‘競爭前研發’聯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06年。)。1976~1979年，日本政府出資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機電、日本電氣和東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導體公司組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VLSIconsortium)，合作研發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生產技術，幫助日本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成功實現產業趕超。1987年，美國政府出資支持IBM、TI、Lucent(AT&T)、DigitalSemiconductor、Intel、Motorola、AMD、LSILogic、NationalSemiconductor、HarrisSemiconductor、Rockwell、MicronTechnology和HP等13個主要半導體公司組建半導體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SEMATECH)，合作研發半導體產業的先進制造技術，幫助美國半導體企業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競爭地位。
(二)技術標準產業聯盟
技術標準產業聯盟(簡稱技術標準聯盟)是以制定產業技術標準為目標的產業聯盟。技術標準傳統上是由政府或政府認可的權威機構來制定。由于技術進步的速度越來越快，技術標準對企業競爭的重要性越來越強，傳統的技術標準制定機制難以滿足市場競爭的需要，由產業界主導的技術標準產業聯盟大量涌現，成為技術標準制定的重要力量。發達國家對技術標準產業聯盟采取了積極的鼓勵態度，如美國的有關法律要求政府積極采用產業聯盟制定的技術標準。
1997年，國際上主要的電子制造巨頭和美國內容提供商共同發起成立了DVD技術標準聯盟，核心成員包括日立、松下、三菱、先鋒、飛利浦、索尼、湯姆遜、時代華納、東芝、JVC等10家國際巨頭，共同制定DVD的技術標準(DVDForum網站。)。
(三)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
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簡稱產業鏈聯盟)是以完善產業鏈協作為目標的產業聯盟。產業鏈合作聯盟以產業企業縱向合作為主線，也不排除部分環節上競爭性企業的共同參與。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的目標是要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鏈，以與采用不同技術或不同技術標準的產業鏈開展競爭。
中國的TD-SCDMA產業聯盟是典型的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2001年3月中國提出的TD-SCDMA成為第三代移動通信3個國際標準之一，但是起步較晚的TD-SCDMA技術標準在產業化上遇到巨大挑戰：未建立成熟的產業鏈前，運營商和消費者不愿采用。2002年10月，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推動下，大唐電信、南方高科、華立、華為、聯想、中興、中國普天等8家電子通信企業共同成立了TD-SCDMA產業聯盟，促進產業鏈的協調發展。目前會員增至38家，覆蓋了系統、終端、芯片、測試儀表、軟件等產業鏈的各個環節(TD-SCDMA網站。)。
(四)市場合作產業聯盟
市場合作產業聯盟(簡稱市場聯盟)是以共同開發利用市場為目標的產業聯盟。市場合作產業聯盟以產業中企業橫向合作為特征，以共同開發利用產業上下游資源和市場為目標。市場合作產業聯盟包括競爭性企業間的產業聯盟和網絡性企業間的互補合作的產業聯盟。
我國臺灣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信息產業出現了大量的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市場合作產業聯盟，共同學習境外的新技術，聯合與上下游企業談判，共同商定產品接口規范等。臺灣中小企業組成的市場合作產業聯盟對島內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社會規則合作產業聯盟
社會規則合作產業聯盟(簡稱社會規則聯盟)是以改變或建立社會規則為目標的產業聯盟。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常常面臨社會規則問題，如有些社會規則制約了創新產業的發展，有些社會規則的改變可能帶來巨大的市場機遇。產業內的主要企業聯合起來共同推動社會規則的改變，形成社會規則合作產業聯盟。
1988年，美國蘋果電腦、戴爾、微軟、惠普、思科、IBM、英特爾、Adobe等信息產業巨頭發起成立了商業軟件聯盟(BusinessSoftwareAlliance，BSA)。該聯盟為非盈利組織，目標是促進全球的軟件版權保護和正版軟件的自由貿易。該產業聯盟與美國政府合作，直接或間接介入一些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貿易政策(BSA網站。)。
三、全球產業聯盟興起的原因
從上世紀中期開始，全球產業聯盟呈快速發展趨勢。產業聯盟快速發展有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
(一)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推動全球經濟結構變化
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是推動全球經濟結構變化的兩大引擎。全球經濟結構變化表現出如下趨勢特點：
市場層面的變化趨勢。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競爭出現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本地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即本地市場上本土企業要和全球跨國公司直接競爭。二是企業市場的全球化，即原來只在本土市場生存的企業越來越重視國際化經營，以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企業競爭力。
產業層面的變化趨勢。區域產業集群現象日益突出，推動了產業的全球分工布局；產業鏈越來越長，產業分工越來越細，產業內部的合作越來越緊密；許多高新技術產業表現出技術和資本密集的特點，創新的投入大、風險高；技術的融合推動產業間的融合，即產業間出現技術共用、業務交叉、產品融合的趨勢；技術標準對產業發展和企業競爭的影響越來越大。
企業層面的變化趨勢。企業為應對全球化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在戰略上越來越專注于核心競爭力，在業務上不斷重組以提高公司的效率；企業的專業化發展趨勢使得企業日益依賴整個產業的發展環境，企業在戰略上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外部化特征。
科技創新層面的變化趨勢。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研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且相互之間的轉換周期越來越短，產、學、研之間的合作日益重要；發達國家推動建立全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知識產權的競爭成為企業競爭乃至國家競爭的重要內容。
(二)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產業共性問題日益突出
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產業共性問題日益突出，即單個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整個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產業的發展環境。產業共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共性技術的研發。全球化促使企業和政府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市場開放前，國內企業在共性技術上的競爭有利于產業技術進步。市場開放后，國內企業在共性技術上的重復投入可能降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促使各國開始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一些國家將共性技術研發作為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的重要內容。另外，技術進步的加快也促使企業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以降低創新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技術標準的制定。根據國際化標準(ISO)的定義，技術標準指“一種或一系列具有強制性要求或指導，內容含有細節性技術要求和有關技術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讓相關的產品或者服務達到一定的安全標準或者進入市場的要求。”技術標準本身是公共產品，但是部分技術標準特別是信息產業的技術標準包含了大量知識產權，成為產業競爭的重要武器。技術標準涉及到復雜的利益關系，其形成過程中需要經過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協商(依據國際標準化組織與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在1991年聯合的第二號指南(ISO/IECGuide21991)之《標準化和有關領域的通用術語及其定義》：“標準是為了所有有關方面的利益，特別是為了實現最佳的經濟性，并適當考慮產品的使用條件與安全要求，在所有有關方面的協作下，進行有秩序的活動所制定并實施標準的過程”。
產業鏈配套。產業鏈配套指產業內企業通過產品上下游合作共同為用戶提品或服務。由于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專業技術越來越深，技術投資越來越大，單個企業沒有力量完成整個產業鏈投資。產業鏈配套是發展中國家產業追趕過程中的常見問題，因為發達國家已經主導了產業鏈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創新產品必須與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競爭，產品鏈相關企業投資的信心常常不足。
中小企業的市場門檻。中小企業的市場門檻指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包括企業是否達到必要的經濟規模以完成規模采購或實現規模經濟的生產或服務，企業是否具有必要的市場能力等等。本地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壓縮了本地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境外市場的潛力也為本土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應對挑戰和機遇的關鍵是中小企業是否能跨越起碼的市場門檻。
新技術產業相關的社會規則。產業發展的社會規則指新技術產業發展相關的社會規則，包括法律、法規和政府政策等。這些社會規則阻礙或促進產品的市場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如一國只有制定了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或政策，社會組織和個人才會增加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環境保護產業才能夠發展起來。
產業共性問題對產業聯盟產生了客觀需求。由于單個企業缺乏解決產業共性問題的積極性或能力，產業共性問題只能由政府出面解決，或者由企業組成產業聯盟來解決。政府政策與產業聯盟相結合是重要發展趨勢，即政府通過支持產業聯盟的發展來促進產業創新。產業聯盟是市場導向的組織，其效率比政府直接干預要高。
(三)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了產業聯盟的興起
半導體產業鏈研究報告范文第2篇
制造業，歷來都是國民經濟的高地，它關乎就業，關乎經濟的創造力，關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而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中美制造業高地爭奪戰以及相關的爭議持續不斷。為了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美國通過多個國家計劃來啟動“制造業回歸”，因為美國發現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業，制造業也是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所在。由于中美兩國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越來越近，這就意味著中國制造業必須盡快重新塑造競爭力，“世界工廠1.0版”必須盡快升級到“2.0版”、“3.0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
美國快速啟動“制造業回歸”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從美國迅速向全球蔓延，隨之全球經濟結構與國際分工進行深刻調整。自2008年以來，發達經濟體對高端制造業的重視前所未有，希望重新找回經濟穩定之錨。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也加大了對低端制造業市場的爭奪。在這張世界制造業坐標系里，美國、德國等制造大國，率先意識到要在這場關乎人類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征戰中取勝，必須搶占制造業制高點，于是率先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戰略，重振制造業大潮風起云涌。
特別是美國對制造業的定位與以前已截然不同。其中最明顯的是美國政府對制造業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首先是美國開始特別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美國從就業培訓、研發、融資、基礎設施、國際貿易規則、商業環境等方面都提出要促進制造業的回歸和發展。其中美國在2009年12月公布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繼啟動《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2013年《制造業創新中心網絡發展規劃》，推動所謂的“制造業回歸”。 隨著特朗普當選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兩大潛在政策也非常值得關注，其中之一是特朗普的“產業回遷”，意在通過汽車、電子的制造業工廠的回遷美國來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包括福特、通用汽車、豐田、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聯合技術、開利等美國最強大的企業都已經感受到這種政治壓力；之二是提高自身的制造業服務能力，吸引更多的國外制造業去美國設廠，這點在今年年初的曹德旺的評論中就可以體現出來。
雖然奧巴馬政府與特朗普政府對于制造業的政策不同，但是他們對制造業的觀點還是非常一致的。因為美國和很多國家都發現，經濟增長的實質以及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業，制造業將成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奧巴馬政府強調“再工業化”，目的是為了保持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競爭方面的領先地位。在戰略新興產業領域，美國更是濃墨重彩地規劃，2009年出臺了《美國創新戰略：促進可持續增長和提供優良的工作機會》等，重c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清潔能源、航空產業、電動汽車等產業布局。2012年美國財政年度增加了國家科學基金、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實驗室等重要科學部門預算，開發先進制造技術，并啟動先進制造技術公會項目。所以“再工業化”也好，“制造業回歸”也好，本質上是搶占國際產業競爭制高點。
特朗普政府則一方面將汽車、飛機等機械制造業復興當做未來的產業政策關注點，目的是為了擴大美國就業，解決類似于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之類的難題；另一方面則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產業升級也作為未來制造業的重點。特朗普提出一個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計劃，承諾選民要花上萬億美元來重建道路、機場、橋梁、排水系統和電網。這個新的“造城運動”同樣也會發揮美國中低端制造業的帶動作用。
美國“制造業回歸”源于制造業成本下降
在美國啟動“制造業回歸”的過程中，很多人將美國啟動“制造業回歸”的動機歸因于美國制造業成本的下降。波士頓咨詢集團出具的報告顯示，如果全球制造業成本競爭力指數以美國為基準（100分），中國制造業對美國的成本優勢已經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這就表示目前在美國進行生產只比在中國進行生產貴4%。該研究報告認為，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對美國的制造業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將不復存在。
埃森哲咨詢公司認為，受益于美國多方面的成本優勢，目前在美國本土生產的十多萬家中小制造企業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埃森哲咨詢公司首席技術戰略家鮑勃？蘇在一份報告中分析說：“美國制造業所擁有的勞動力僅有服務業的1/4，但每位員工所創造的利潤幾乎是服務行業員工的6倍。”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產出幾乎占全球產出的1/4。
那么，究竟是在哪些領域美國“制造業”具有顯著的成本優勢呢？
首先在資源與能源方面美國制造業成本優勢一直在增強。高盛在其2013年前景展望中指出，美國的可開墾土地面積比中國多出5.3倍，水資源是中國的4.6倍。2004-2013年，我國工業用電價格上漲了66%（我國工業平均電價0.6元/度，比美國高出30%左右），工業天然氣價格上漲了138%；而美國的頁巖油氣革命使則其能源價格出現下降。目前美國天然氣每立方米相當于7毛錢人民幣，中國為2.2元每立方米。美國的原油價格要比中國原油低30%左右。
另外中美兩國的物流成本差異巨大。由于高速公路網是由美國各級政府修建，所以美國高速公路幾乎不收費，只有一些私營道路收費，但也很便宜。而中國高速公路費用驚人，中國的運輸成本相對來說就太高，而且過路費按里程和載重量雙重收取。畢馬威曾經報告稱，中國的運輸成本占中國GDP的18%，比發達國家普遍高出10個百分點。對廠家來說，物流成本可以高達生產成本的30%-40%。
在勞動力方面，中美差距正在逐步縮小。美國的人工成本總體來說大約是中國的4-6倍。美國有些地區失業率非常高，在高失業率地區，工資水平也不高，招聘工人也比較容易。美國很多地區平均工資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金，是中國的5-6倍。
在稅收方面，美國地方政府權力比較大，每個地方的稅率政策也不一樣，失業率高的地方，稅率就低，而且美國稅率是根據企業的贏利情況而來，利潤越高，稅率越高。甚至還有些州不設企業所得稅，如南達科他州、內華達州。美國也有企業所得稅較高的州，如紐約州、路易斯安納州，稅率也要達到35%。通常來說，企業家可以選擇稅賦較輕地方去辦廠。
美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金融危機以后，歐美國家開始審視原來重視虛擬經濟的政策，很多國家于是重新回歸并更加重視“高端制造”，如美國將“再工業化”作為其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當然，美國真正想讓回歸到美國的產業，也并不是所有的產業，因為很多產品在美國制造并沒有明顯的優勢。
比如在美國，紡織品、服裝和家具制造業是典型的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沒有強勢品牌支撐下，毛利率很低。而家電、電腦和電子設備等高科技制造行業，或者被稱為“高科技組裝行業”，也居于半導體產業下游，競爭超級激烈，且產業附加值整體較低。所以在這幾個方面，美國都把制造業放在了發展中國家，但是將設計、研發和銷售等其他環節留在了美國。以手機行業為例，在2015年，蘋果獨自賺取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的92%利潤，再加上三星，兩者利潤之和超過了全球手機市場利潤的100%。換句話說，所有其它手機企業的整體利潤總和是負數――其中，包括了年產16.3億部手機的中國手機制造商。通過樹立高利潤制造行業的競爭優勢，以及在中低利潤制造行業里控制高利潤價值鏈環節，美國制造業獲取了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利潤率。
早在2011年，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業分析報告中，包含了一張美國制造業在國內市場競爭力分析圖表。該圖表清晰顯示，美國在化工、宇航、機械、醫療和半導體等領域，仍然占據著全球領導者的地位，弱勢的制造業只是紡織品、服裝、家電、家具和計算機設備等領域。由于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需要較長時間的組織能力，所以短時間來看，紡織品、服裝、家電、家具和計算機設備等領域回歸到美國的概率還是非常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機器人技術在這種產業中大量應用，那么紡織品、服裝、家電、家具和計算機設備等領域回歸美國的潮流將會成型，比如最近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已經計劃赴美投資建廠就是典型的案例。
綜合來看，目前正在回流到美國或者肯“主動”回流美國的產業，主要是高技術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因為這些產品在美國有著先天的優勢，即美國強大的基礎科研和科技轉化能力。目前科技界三種飛速發展的技術，即“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服務”，都與美國強大的創新和創造力有著緊密的聯系。
其中在基礎科研領域，很多企業看中的是美國在信息協作競爭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
對現代制造業來說，信息技術已經遠不是上個世紀末的CAD/CAM（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制造）和MRPII（制造資源計劃）那么簡單。從設計、生產、裝配到服務，它已經深深嵌入制造業的各個關鍵環節。在產品設計方面，利用可視化和仿真軟件，制造商的產品設計、測試和優化都得以加速，并獲得改善。比如飛機無需大規模風洞試驗，就可以進行風阻系數優化；零部件只需要在模擬軟件幫助，關鍵零部件就可以測算使用壽命；制造企業使用企業資源管理和供應鏈管理系統，可以綜合成本、交貨速度、生產率、設備利用率、能源消耗和產品質量等多方面因素，整合上下游供應鏈的關系，制定最優配置產業鏈資源的生產、制造和銷售計劃。
幾十年前，制造業資源管理最為核心的MRPII/ERP理念，就是由美國企業提出的，目前，全球最好的ERP軟件，也出自美國。在未來信息產業創新的前沿領域，如大數據、云技術、虛擬現實與可穿戴技術、3D打印，美國有大量最先發明與創立的公司。比如大數據，事實標準Hadoop就是由美國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應商都是美國公司。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在信息技術的領先，還會讓美國制造業的創新優勢繼續保持。
在科技轉化領域，美國企業重視研發，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嚴格，所以他不管別人做什么，只做自己的，而且要做最好的。連最小的企業也會在研發方面下血本，有了專利就迅速轉化成產品。美國制造業會隨時調整自己，不斷尋找適合自己的角色，勞動密集型基本上沒有辦法生存，所以都向高端、核心發展了。這就是美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如果要問什么是未來美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可以說，就是美國在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和信息協作競爭方面的優勢。美國的戰略意圖是讓“人工智能設計”應用于制造業，輔助人們進行設計、測試和制造，使制造業的大規模定制成為可能；用“數字化服務”對新產品進行構思、利用模擬器進行測試使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將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等高技術服務集成應用于制造業，以此來引導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制造業革命”。
反思：“中國制造”何以持續競爭力？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美國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競爭力在于產品承載的科技含量與創新能力，所謂的“制造業”回流是一種結果而非強制的措施。美國強調制造業回歸，是重視制造業的重要性。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學習的，因為制造業一直而且永遠都是所有行業利潤的源泉，也是創造與創新的最大承載載體。
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業分析報告分析認為，未來全球的主要工業國中，只有美國和墨西哥的成本結構會逐漸向好。較低的薪資增長率、持續提高的勞動生產率、穩定的貨幣匯率，以及顯著的能耗優勢，將讓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全球制造業的新星。除中國和韓國以外，其它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商品出口國，平均制造業成本均超出美國成本的10%-15%。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制造業產出最高的國家，還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發展成就令世界矚目。但從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看，仍處于低端加工組裝環節，產業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偏低。目前我國彩電、手機、計算機等主要電子產品產量占全球出貨量的比重分別達到50%、70 %和90%以上；但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實現利潤僅為美國蘋果公司利潤的40%。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2017年2月的《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2016）》指出：我國工業制成品中，我國出口產品主要是中等技能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和低技能與技術密集型、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產品，高技能與技術密集型制成品最少。我國低技術含量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盡管擁有較高的占有率，但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則普遍缺乏國際競爭力。
目前中國制造業面臨著諸多的挑戰，比如中國制造業成本最大的優勢――人口、資源等紅利逐步褪去，而在其他領域的劣勢（如稅收、物流、能源、隱性成本等）逐步突顯。但在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挑戰還是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強，而非勞動力成本或者資源成本。經濟學家許小年認為，中國制造業現在主要的挑戰不是勞動力成本上漲，而是整體技術含量偏低、和國際一流企業差距較大，并且趨同化現象普遍。企業的差異化和核心競爭力不強，使得制造業企業目前有相當數量處于經營困難的狀態。
中國正在從改善制造業的生態環境以及減輕制造業的運營成本等多方面做出努力，《中國制造2025》作為我國第一個為制造業長期發展明確方向和實現路徑的綱領性文件，相比于以前常規性的五年規劃甚至更短的近期規劃，《中國制造2025》更具戰略性和全局性。《中國制造2025》在基本的政策思路上有了較大的轉變，重視公共服務體系在科技成果轉化、產業技術基礎、新型工業化示范基地、制造業國際化和中小微企業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對優化制造業的長期發展環境有較好的促進作用。
但是事情的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未來中國制造業并不會因為少部分制造業回流美國而就此式微。但是制造業的兩極分化可能會更加嚴重：有的茍延殘喘，有的卻傲視群雄，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含量和創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