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婚姻保衛戰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天津婚姻保衛戰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天津婚姻保衛戰范文第1篇
一、現代都市男女情感話題
“趙寶剛導演是一位有著明晰自覺的文化追求和美學追求的不可多得的電視劇導演。……他的鏡頭主要關注的和聚焦的，是當今青年一代的事業、婚姻和愛情，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當代青年的精神嬗變和道德倫理觀念的演進軌跡上。”就《男人幫》和《婚姻保衛戰》而言，兩部劇在敘事主題的選擇上都試圖探討現代都市男女在愛情、事業和家庭中的相處之道，但是在側重點上各有不同。《婚姻保衛戰》是以婚后家庭中男女雙方該如何相處為主要話題，表現的是婚姻體內部夫妻雙方對家庭的自覺經營和反思；導演趙寶剛如是講述創作該劇的初衷：“大部分人都是要經歷婚姻的，隨著社會發展，婚姻會暴露出新型矛盾。其實大家都不想維系矛盾，而是想解決矛盾，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方式。這可能是社會慣性帶來的問題。維系一個家庭，我的觀點是，想辦法停一下，踮起腳歇歇，當我悟出來的時候，我就想拍這樣一部劇。”④在這部劇中，三個家庭四對青年男女圍繞著家庭與職場，情感與事業之間該如何平衡所展開的嘗試與思考，最終來理解男女雙方應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態來掌控婚姻當中的話語權和主動權，如何經營好新型的家庭文化。《男人幫》從劇名就顯而易見，本劇是站在婚前或離婚后單身男人的角度來解讀現代男人之間對愛情的理解。話題的側重點也就落在單身男女之間如何在戀愛中相處之上了。劇中，講述了以顧小白(孫紅雷飾演)、羅書全(黃磊飾演)、左永邦(汪俊飾演)三個單身男人在追求愛情的路上遇到種種問題，例如：“對于男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選擇一個徘徊在智商及格線上的美女，還是選擇一個隨手能寫出幾千字散文的才女?”以及精神戀愛、師生戀、男女平等、紅顏知己、辦公室戀情等當下熱門的話題，以三位男主角的親身經歷或心路歷程的形式展現出來。近年來，趙寶剛一直致力于在他的電視劇中制造熱點話題，再現現實情感問題，其敘事方式是一種準類型化的敘述方式，就是始終定位于言情的模式，將情感作為主要話題，呈現出現實生活狀態下小人物的浪漫和唯美生活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模式帶來的好處是使得趙寶剛的作品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游走，既具有藝術的審美，同時贏得觀眾的青睞。
二、在傳統模式下不斷創新的敘事結構
“我國傳統的影視藝術作品基本上采用的是以情節為中心的敘事結構，強調的是作品文學價值的實現，表現出了具有鮮明的主題、曲折的情節、強烈的沖突、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樣一些極具文學性(或戲劇性)的基本特征。”趙寶剛導演作為中國國產電視劇導演隊伍的領軍人物，其作品在敘事結構上一直在求變求新。敘事結構絕不僅僅是單純的形式和技巧，不僅僅是對故事素材的選擇和組合，它已經融入了小說家、編導對歷史、社會、文化的獨到理解和認識。它關系到故事主題意蘊的表達與深化，是作者對生活的認識和理解的折射。趙寶剛從《奮斗》開始，將電視劇固有的具有強烈沖突的戲劇情節用大量的話題和生活事件來替代，形成話題電視劇獨特的敘事結構。經過《奮斗》《我的青春誰做主》的經驗累積之后，到了《婚姻保衛戰》，標志著趙寶剛導演的具有個性化品牌效應的導演美學風格已經形成。從《婚姻保衛戰》的整個敘事結構可以看出，情節并不曲折離奇，只是柴米油鹽的平常瑣碎生活；沖突也并不劇烈，沒有生死離別，也沒有離奇身世，有的只是夫妻之間對于家庭與事業，情感與自我的分歧與爭議；但趙寶剛給這些老故事用上了新包裝，將夫與妻分屬“婦解”和“夫聯”兩大陣營，以“保衛婚姻的戰爭”為名，兩條線索交織碰撞，通過犀利的一針見血的臺詞，親切的京味兒貧嘴營造一種輕喜劇的風格。劇中人物的語言密集詼諧，句句流露著對于責任和情感的思考以及對人生的各種感悟和體驗，傳遞給觀眾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啟示。由于劇中的矛盾和沖突都是個人之間的一些理念、原則分歧所造成的，并不屬于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都能水到渠成地得到解決。這種在傳統的敘事結構上有所突破的模式將觀眾從對于婚姻劇的審美疲勞中拯救出來，《婚姻保衛戰》帶給觀眾的是對于婚姻生活的一種正面的建構。
近期播放的《男人幫》在敘事結構上較之《婚姻保衛戰》有了更大的突破，正如趙寶剛自己所說：“現代電視劇的發展應該是走北美模式。”《男人幫》采用了類似美劇的結構，給每一集確定一個敘事的主題，也就是本集主要討論的話題，例如，第一集是《以愛之名》，第二集是《選擇情》等。每集的開頭都是男一號顧小白對著鏡頭從一個全知的視角來預先闡述本集的話題，緊接下來的劇情圍繞這個話題延伸發展，每一集可以單看，同時與主劇情是一脈相承的。這樣的敘事結構在國產電視劇中并非首見，在早些年的《重案六組》中，也是一個案件故事為一集，由劇中主要人物為線索，將整部劇串聯在一起。這種敘事結構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影視觀念的轉變以及現代社會觀眾的觀賞習慣而逐漸轉變而來的。首先，這種敘事結構對于觀眾觀看連續劇的時間要求降低了。傳統的敘事結構劇情環環相扣，若觀眾不具備連續觀看的時間，必然會有所遺漏，對于劇情的理解產生障礙。而每集一個主題的敘事結構縮短了觀眾持續觀看的時間，即使遺漏了部分內容，并不影響對全劇的理解。其次，此種敘事結構較之傳統的敘事結構更方便編劇續寫劇情。目前在美劇和韓劇的創作過程中，很多是播出與編劇同步進行，編劇編寫一集，便拍攝制作一集，播出一集，調查觀眾的觀看反應后，順應民意編寫下一集，在劇情發展上應觀眾之所求或反其道而行，以吸引更高的收視率，節約制作成本，獲取更高的利潤。但是，每集一個主題故事的敘事結構有一個很關鍵的缺憾，就是會分散整部電視劇的戲劇張力，削弱戲劇沖突，若銜接得不夠緊密，會使觀眾失去連續觀看的興趣。趙寶剛的這部《男人幫》就存在這個問題，第一集“以愛為名”，三個男主人公依次出場，用簡短的對話和大段的心理獨白將各自的情感經歷簡單介紹，并將眾人之間的人物關系交代給觀眾，傾訴三個單身男子踏上了以愛為名尋找人生伴侶的旅途。第二集“選擇情”，主題是“對于男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選擇一個徘徊在智商及格線上的美女，還是選擇一個隨手能寫出幾千字散文的才女。”從這兩集可以看出，在結構上，每集集首提出話題，集中有，集末總結提煉升華。下一集重復這種結構，集與集之間的聯系就是三個男人對于兩性關系的大膽探討，對于男性心理的直白剖析。單集相對獨立的這種結構對于情感劇的每一集內容的要求會更高，每一集要講清楚一個故事，表達出相應的情感訴求，本身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加上臺詞有些高深不夠通俗，話題又顯得膚淺，就會大大削弱這部劇的吸引力。可見，趙寶剛的新作《男人幫》在敘事結構上與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在國產都市情感劇的創作模式上走出了創新之路，但這種創新觀眾是否接受還有待商榷。
天津婚姻保衛戰范文第2篇
關鍵詞：情感綜藝節目；打斷類型；打斷功能
中圖分類號：G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8-0185-03
引言
言語打斷是口語交際中經常出現的自然現象，近年來受到了語言學家，特別是語用學者的重點關注。從文獻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自然言語打斷的一般規律的探討上，對情感綜藝節目這類話語場打斷現象的研究還不多見。筆者以電視情感綜藝節目這一特定的話語場為研究對象，以期待將這一問題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愛情保衛戰》屬于訪談性情感節目，將現實中青年男女在戀愛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惑與矛盾搬上舞臺，每期三對在愛情道路上面臨抉擇的真實情侶，雙方通過交流、溝通與爭辯把各自內心的痛苦與困惑全盤托出，節目現場邀請資深情感專家用專業知識給到場的每對情侶提供客觀理性的分析及雙方契合程度的科學考量，并根據每對情侶的不同情況給予戀愛指導和情感忠告，共同幫助走在十字路口的年輕情侶為自己的愛情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衛戰。
一、打斷現象的相關研究
打斷現象的界定：打斷現象是話論轉換原則的一種特殊體現，同時也是語言和社會行為的具體形式。話論是日常會話中的基本單位。早在1974年，Sacks把話論定義為說話的機會以及會話者事實上所說的話。對話論的分析框架包括五部分：話論的開始和控制，話論的長度，話論的類型，打斷和話論控制策略。在本文筆者主要探討打斷現象[1]。Zimmerman和West最早開始對打斷現象進行系統研究，他們把打斷定義為一種不按照話論替換規則中止當前說話人話論，打亂當前說話人構建會話主題的行為[2] 。Coates認為打斷是當前說話人正在說話且其話論并沒有結束時，另一方就開始說話的行為[3] 。Kollock認為，打斷就是在他人話論結束前就開始講話，阻止至少暫時阻止他人完成交際目的的行為[4]。匡小榮把打斷定義為“聽話者在當前說話者正在說的句子中間開始說話，不讓說話者把話說完。”[5] 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將打斷定義為：聽話者在說話者結束話輪之前就開始說話的會話現象。
打斷與權力地位的關系：打斷者在話語上對被打斷者的控制是權利的反應[6] 。總體上看來，打斷的權力研究主要集中在日常話語、法庭話語和醫患話語三種語境中。Zimmerman和West在對日常話語中打斷與權力關系研究中發現：異談中96%的打斷是男性做出的，同談中打斷在雙方之間平均分布[2]。James和Clarke卻認為，從1965年到1991年，男女打斷中所反映出的權力差異正在消退，甚至有“逆反”趨勢[7] 。李悅娥，申智奇認為，處于主導地位的一方容易獲得說話的機會與語言的使用有很大關系[8]。在訪談節目中，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對話語權進行控制，主持人不允許打斷的比例最高，正如他打斷的比例最低[9]。筆者認為，打斷中的權力不應簡單地理解為性別或機構權力，還應該考慮到語境，會話一方在特定的語境中獲得信息或知識上的優勢，形成語境權力，對當前說話者進行打斷。
筆者以天津衛視《愛情保衛戰》節目為例，從2012年6月23日這一期中搜集到言語打斷的語料，文章以此為基本依據著重討論打斷的類型及打斷的功能。
二、節目中話語打斷的類型
中國學者李悅娥把說話分成十三種類型：成功的一次性打斷、不成功的一次性打斷、成功的多次打斷、不成功的多次打斷、成功的并行談話、不成功的并行談話、沉默性打斷、猶豫性打斷、插入語、冒失開始、附和語、評論語和重疊語。在這十三種當中，前九種屬于打斷現象，其余四種不屬于打斷的范疇。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打斷進行了分類，基于前人研究，根據這類節目本身的特點，筆者分別從三個方面對話語打斷進行分類。
第一，從人際關系的角度考慮，打斷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地位不對等打斷和地位對等打斷。
1.地位不對等打斷：在這種語境中，主持人和資深情感專家的地位相對高，而嘉賓的地位相對低，被打斷的比例要比主持人高。
（1）主持人打斷嘉賓
例：主持人：去年拿了金牌之后，你對他很冷淡，并提出了分手，有這事嗎？
女嘉賓：有，就是//……
主持人：是為什么，是覺得很寂寞？
在女嘉賓猶豫怎么回答時，主持人打斷了她的講話，直接地問她冷淡的原因，主持人并提出了一個可能存在的原因，這樣的打斷可以讓女嘉賓直奔重點，也好讓聽眾一下子明白他們之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也可以理解為主持人的打斷為強調性打斷，這樣可以突出重點信息。
（2）嘉賓打斷主持人或專家
例：男嘉賓：我給你講，他想當模特。
主持人：哦，模特，模//…….
女嘉賓：不只是模特，演員。
男女嘉賓都是俄羅斯人，女嘉賓想出去做模特或演員的工作，男嘉賓不同意，只想讓她在家做家庭主婦，這就產生了矛盾。女嘉賓打斷主持人的話語，是為了迫切地做出補充性說明，表示除了模特的工作外，演員也是自己樂意的。
2.地位平等打斷：在這一語境中，男嘉賓與女嘉賓之間屬于地位平等的打斷。
例：男嘉賓：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她去打球了嘛，打飯了之后我就看她的手機，我看了連續三天的他們兩個發的短信，三天//……
女嘉賓：那只是普通朋友跟普通朋友之間的問候。
在男嘉賓談到女嘉賓和自己的好兄弟連續三天發短信時，女嘉賓打斷了他并解釋到是普通朋友的關系，以表明男友誤會了自己。
通過語料收集，發現嘉賓與嘉賓之間的打斷比率最高，這種結果和這個節目的性質有關，節目的第一環節中，男女嘉賓分別對自己愛情或婚姻中的問題進行說明，在這個過程中，男女嘉賓矛盾顯現出來，持有不同意見的嘉賓引起激烈的對話，所以打斷現象在這一環節中最為明顯。
第二，從語用學的角度考慮，打斷可以分為合作型打斷和非合作型打斷。合作型打斷指打斷者想要增加信息，表示贊同，或鼓勵說話者給出更多信息時的打斷。當打斷者想要表達不同觀點，改變話題時就會出現不合作型打斷。
1.合作型打斷
例：主持人：好吧，你們先不要吵，我問一下，你中文說的那么好，但是這資料上面說你實際上是呆在家里是吧？
女嘉賓：對，就//……
主持人：那你為什么不出去工作？
主持人就打斷了她，是想鼓勵女嘉賓繼續說下去，提供更多的信息，主持人站在受眾的立場，就嘉賓的談話做一些臨時的提問，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得到更多的信息。
2.非合作型打斷
例：女嘉賓：可是你們是很好的哥們啊，況且//……
男嘉賓：哥們又怎么樣，哥們對我做出這種事？
女嘉賓表示他們是哥們，不應該這么計較，男嘉賓立即打斷，反駁道哥們也不該太過分，明顯這個打斷表明男嘉賓不贊同女嘉賓的觀點，對她的說法產生質疑，屬于非合作型打斷。
第三，根據說話者被打斷后，說話者的話論是否繼續，可以分為成功性打斷和非成功性打斷。
1.成功性打斷
例：女嘉賓：因為我在俄羅斯讀書了，我有兩個專業，一個是中文，一個是藝術。我費了那么多力氣，然后時間，是為了在家里躲著嗎？如果當模特或是演員，我//……
男嘉賓：對，很多男子看你的，對！
男嘉賓第一次打斷就成功了，并阻止了女嘉賓完成了她的話論，然后男嘉賓就控制住話論把會話繼續下去。男嘉賓的話中正表明了他的擔憂，表明他為什么不想讓女友去當模特或演員。
2.不成功性打斷
例：男嘉賓：平平常常的就好//……
主持人：我//……
男嘉賓：大成竟然跟她說我知道你現在很無聊，你很無助。
當男嘉賓在敘述自己的好哥們大成跟自己的女朋友發短信的內容時，主持人想打斷，但沒能成功地打斷并控制話論，這樣男嘉賓得以繼續他的話論。這是不成功性打斷的一個例子。
三、打斷現象功能分析
第二節從不同角度對打斷類型進行分類，那么這些打斷類型對話語交際能夠起到什么作用呢？這就要分析打斷現象的功能了。筆者就《愛情保衛戰》這一情感節目的特征，對打斷現象功能做了以下分類。
第一， 控制型功能。
這一情感類訪談節目中每一對嘉賓都有自己的話題和固定的時間。但是在節目直播過程中會發生一些預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一些嘉賓說話太多或者所說內容與要談的主題無關等，在這種情況下，主持人或評委專家應該打斷以保證不跑題及節目的順利進行。例：
女嘉賓：你有你的龍舟，可是我呢？
男嘉賓：我每天都在訓練，你有什么可緊張的//……
主持人：對不住啊，我得打斷一下，怎么了，咱們把事先說清楚好不好？
主持人趙川在這個時候打斷了男女嘉賓之間的談話，他們之間好像是在爭吵，沒有說出矛盾主要在哪里，所以主持人這個時候應該卡住他們的談話，進入主題。
第二， 補救型或猶豫型打斷功能。
這一功能是指出現冷場或談話者言語表達出現障礙時，主持人通過實施言語打斷行為及時進行補救，幫助當前發話人共同完成話論的現象。例：
主持人：好吧，你們先不要吵，我問一下，你中文說的那么好，但是這資料上面說你實際上是待在家里是吧？
女嘉賓：對，就//……
主持人：那你問什么不出去工作？
女嘉賓是俄羅斯人，可能在組織語言上不能很迅速，這時候主持人打斷了她，用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問題，女嘉賓聽到這個問題會感覺比較容易回答。
第三， 不認同型打斷功能。
不認同型打斷與認同型打斷是相對的，這類打斷是指主持人對嘉賓或嘉賓對主持人等所說的話或話語所陳述的行為表示不贊同；而認同型打斷可以拉近自己與嘉賓之間的距離，簡而言之，就是一種無意間的“套近乎”，同樣認同型打斷也是出于“禮貌”原則的考慮。在《愛情保衛戰》節目中，因為男女嘉賓之間存在矛盾，所以不認同型打斷要多于認同型打斷，主持人和專家也可以通過這些不認同型打斷分析出雙方的矛盾所在。例：
女嘉賓：女的？你們龍舟隊有女的嗎？
男嘉賓：我們龍舟隊那么多人，你//……
女嘉賓：女的能了解你的情況嗎？
這里女嘉賓對男嘉賓的話表示不贊同，認為女的了解不了他的情況，只有找到和他關系近的人才能了解他的情況。
第四， 過渡型打斷功能。
過渡型打斷是指主持人通過打斷結束現在說話者的話論，讓下一位嘉賓開始一個新的話題。有時主持人會對上一個嘉賓的話做下總結，然后轉向下一個嘉賓；有時候會不做總結就直接轉向另一位嘉賓，開始新的話題。例：
男嘉賓：我拿冠軍回來，你一點高興的意思都沒有，也就是因為這個事情要分開，你有沒有動搖過，你有沒有喜歡過他，你對他有沒有意思，是不是想分手之后跟他好，你//……（男嘉賓高聲問女嘉賓，非常氣憤）
主持人：你別急，行嗎，兄弟？（轉向女嘉賓）啊，去年拿了金牌回來以后，你對他很冷淡，并提出了分手，有這回事嗎？
主持人覺得男嘉賓已經說得不少了，再加上情緒有點激動，于是適時打斷他，勸他別生氣著急，然后又轉向女嘉賓詢問情況。
綜上所述，通過對這一節目中的打斷類型和打斷功能進行分析，筆者得到了一些啟示：人們在會話中什么時候打斷和怎么打斷，即打斷的原因和打斷的方式。打斷的原因有：表達內容不確切，或提供信息過量，或偏離談話主題，或意見不一致等等。打斷的方式有禮貌式和非禮貌式。而且打斷的方式必須和打斷的原因結合起來。
四、結論
打斷現象是日常會話中經常出現的語言現象。本文通過先對打斷概念進行識別，然后對情感綜藝節目《愛情保衛戰》中的打斷現象進行分析，分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類：人際關系的角度考慮，語用學的角度，和說話者的話論是否繼續。通過數據（即，打斷次數）分析發現在這一期節目中，嘉賓與嘉賓之間的打斷最為頻繁；非合作性打斷的次數要多于合作型打斷，成功型打斷要多于非成功性打斷。其原因與這個節目的特征有關，這個節目是把情侶或夫妻之間的矛盾先說出來，然后針對存在的問題來分析各自存在的問題。另外，打斷現象有許多不同的功能，本文根據節目從控制、補救、不認同和過渡四個方面進行闡述。最后得出了關于打斷原因和打斷方式的啟示，不管是主持人還是嘉賓，適當地運用打斷這一技巧可以幫助他們有效的溝通，也可以使節目更好地進行。
參考文獻：
[1]Sacks， H.， E. Schegloff & G. Jefferson. A Simplest Systematic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in Conversation[J]. Language， 1974， （50）： 690-730.
[2]West， C. & Zimmerman， D. Women’s Place in Every Talk： Reflection o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ocial Problems 24： 521-529.
[3]Coates， Jennifer. 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ex[M]. London Longman，1988.
[4]Kollock， Peter， Philip Blumstein， and Pepper Schwartz. Sex and Power in interac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1985：181-199.
[5]匡小榮. 口語交談中的話語打斷現象[J]. 修辭學習， 2005，（4）.
[6]吳鵬， 張麟. 會話打斷研究30年的回顧與展望[J]. 河南科技大學學報， 2007， （3）： 57-60.
[7]James D， Clarke S. Women， men and interruptions. A critical review[C]// In D. Tannen. Gender and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天津婚姻保衛戰范文第3篇
首播頻道：天津衛視
主持人：周群＼趙川
播出時間：每周二、周三晚22：00
電視指南點評：《幸福來敲門》每一集出場一個帶著心愿而來的普通人。他們坐在那個沙發上，慢慢講述，希望能距離自己向往的幸福近一些。從節目內容來看，圓夢、公益這些關鍵詞在當下開年衛視競爭這么激烈的節目市場并不討巧，但節目散發出來的人文關懷和幸福感受是中國節目所需要的。天津衛視一直都致力于立足現實打造原創節目，與其說這是一種信念的堅持和作為媒體人的堅持，不如說天津衛視在積極探索中國原創節目的道路上留下了極有意義的一個印記。
節目背景：《幸福來敲門》天津衛視經過2012年同名情感節目經過改版后，于2013年推出的大型圓夢公益節目。根據每一位上節目的委托人提出的幸福愿望，定制節目內容，最終幫助其圓夢。由演藝明星、行業精英以及心理、法律專家組成“幸福幫幫團”，形成合力，為更多的人解決實際問題。
節目選手側影：
媽媽的心愿
43歲的母親靳玉芝有一個18年沒有實現的“幸福心愿”就是聽女兒叫一聲“媽媽”。因為包辦婚姻，她嫁給了一個自己不愛人，因為想要追求幸福，她選擇帶著兒子私奔，將女兒留在家中。在中途卻因被騙致使自己的兒子走失，不敢面對家人的靳玉芝只能隱瞞自己遭受的一切，最終選擇終結了自己的婚姻。一系列的家庭變故使得女兒的心靈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面對女兒的誤解，媽媽泣不成聲。
內蒙版“小沈陽”被潑冷水 馬丁現場流淚勸說
來自內蒙的20歲男孩王敦衛，最大的心愿就是讓自己的爸爸看一次他的表演。從小缺乏家庭的溫暖的王敦衛，性格叛逆。而他的父親因為在年輕時也有過類似經歷，因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去部隊鍛煉磨練意志。站在舞臺上的王敦衛一身“二人轉”裝扮，穿著“小沈陽”的紅色小褂，知道“被騙”的父親現場訓斥兒子。面對父親的不理解，王敦衛現場為父親表演，模仿單田芳、馬三立、周星馳以及大跳“江南style”，然而賣力的表演并沒有獲得更多的掌聲，而是“幸福幫幫團”的冷水。
“癌癥情侶”生死相依 上演最感人婚禮
來自紹興43歲的楊甲桂身著結婚禮服，手拿著為女友準備的婚紗，她的女友鄧亞玲成為了首位“不愿穿婚紗的新娘”。二人接近十年的愛情長跑，卻有三年多的時間是用在了與癌癥抗爭的過程中，鄧亞玲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在她生病的半年后男友楊甲桂被查出患有惡性淋巴癌，在得病期間二人一直相互照顧，不離不棄。在“幸福幫幫團”的勸說下，在主持人趙川、周群的見證下，二人在《幸福來敲門》中完成了自己的結婚儀式。
幕后專訪
天津衛視頻道總監孔令泉/天津衛視頻道副總監、總編室主任王屹/節目負責人李艾潼
電視指南：2012年的《幸福來敲門》是情感圓夢節目，現在節目重新定位推出，是出于什么考慮有了這樣的轉變？
孔令泉：其實他們內在實質是沒有變化的，都體現了一種深層次的人文關懷，之前的《幸福來敲門》將視角放在一位主人公身上，從他們的事情上挖掘一些深刻的內容，是一個個體的代表。而新推出的《幸福來敲門》體現一種升級的概念。以“公益傳播、全民幸福”為主旨，我們從情感圓夢升級到幫助實現幸福愿望最終達到傳遞全民幸福的新高度，這對于節目本身以及觀眾來說都是一種升華和提高。現在觀眾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娛樂性的內容，他們對節目的情感訴求以及現實意義越來越看重，只有不斷考慮受眾需求的變化，才能最終制作出優秀有品質的節目。
電視指南：打“幸福牌”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比如央視就做了“你幸福嗎”的調查，從央視這個調查節目到《幸福來敲門》，怎樣讓它們有個圓滿的理念上的銜接？
孔令泉：其實之前央視做的調查是一個“幸福發問”的過程，人們對于幸福的答案多種多樣，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的節目有了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幸福來敲門》是一個分析問題并解決問題的過程，讓“你幸福嗎？”的概念更接地氣，不僅僅是一個疑問句，而要變成一種肯定句或是感嘆句。幸福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將普通人的心愿展現出來，呈現一個多樣化的幸福觀，是節目追求的內涵，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幸福，獲得幸福，最終達到全民幸福的精神實質。
電視指南：能呼喚起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的節目是緊迫需要出現的？為什么？
孔令泉/李艾潼：當今社會需要一種正能量精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倡核心價值觀，對于媒體來說更應該彰顯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能給受眾更大的前進動力，這種關懷無處不在，只是在節目中需要一個集中釋放的空間，對于這種情感需求是要通過節目集中開辟并拓展的。我們需要營造一種幸福感，它是一種可以無限傳播的能量，我們通過節目開辟了一條幸福傳播渠道，這就是媒體以及節目的影響力。
電視指南：你怎么看待當下衛視節目的商業影響力和口碑影響力？兩者是否矛盾？
孔令泉：其實是在于怎樣去統一和融合，有人會覺得可能公益類型的題材與商業天生就不能很好的結合，但好的內容卻能承上啟下、相輔相成。現在公益概念深入人心，小到每個普通人大到企業、社會名人都對公益十分關注，這也是公眾對他們認知最直接的方面之一。要選擇怎么樣的平臺去釋放這些公益的能量，大家都會有所考量，如果你的平臺足夠有影響力，這些商業內容自然可以很好的融合在內。而制作出一檔有影響力的好節目就是電視機構這個平臺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只有雙方面助力，好節目鑄就好口碑，好口碑奠定好的商業影響力，是一種良性循環，不能僅僅依靠一方面的力量，是一種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
電視指南：在當下大型節目競爭這么激烈的情況下，花很多心思做一檔公益類節目，對它的市場期待值有多高？
王屹：對于《幸福來敲門》，我們是希望做一個有社會意義的公益類活動，也許它的市場期待不會像其他節目收效那么快，但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給觀眾值得仔細回味的優質節目。有一些人、一些事會讓觀眾感動，會引起人們的深思，就有傳播的價值，作為電視人要善于發掘，從細節入手，不能僅僅追求節目本身的商業價值，要體現節目背后所承載社會性。公益的價值在于傳承，在于堅持。
電視指南：無論“公益”和“幸福”有多正能量，觀眾的口味捉摸不定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怎樣讓節目保持持續的關注度？
王屹：節目把對“人的關懷”作為創意的出發點，既有新聞節目的特質，又有社交服務類節目的特征，強調社會教育和價值塑造以及民生幫扶和生活服務；既是情感型節目，深入人物內心世界，用真情感染人，又是公益型節目，著眼于服務廣大受眾。節目中緊跟社會熱點，情感真摯，觀眾對真實的內容始終是會有著一定的的關注度，用心做出的內容，觀眾能感覺得到，就像我們的《非你莫屬》《愛情保衛戰》一樣，雖然觀眾的口味始終難以捉摸，但我們始終堅持著真實情感、貼近現實，觀眾這種對節目的核心訴求是不會改變的。
電視指南：從已經播出的節目來看，傳遞幸福的理念的同時，不乏淚灑現場的場面。《幸福來敲門》追求的是怎樣的節目效果？
李艾潼：節目的實質是追求真實情感，傳遞真性情。我們不會刻意追求用哭泣去博收視，我們所有的內容都是在一個真實環境中大家的真情流露。我們力求在制作手法上打破傳統模式的局限，絕不為了效果而效果，我們注重對對草根幸福圓夢人的深度挖掘上，絕不故意煽情，也不會安排一些與內容不相符的表演以及其他元素，讓每個人的心愿故事從單一變得更加多元，節目更加張弛有度，留給觀眾的是最質樸的感動。在首期節目中，29歲來自北京的鄒飛，是“閃光俠”行動中的一員，年輕、美麗的她現場展示自己的“光頭造型”，她身著紅色運動服，非常有活力，沒有過多的修飾，看起來親切自然。她希望召集更多的人成為“閃光俠”，留光頭共同照亮白血病孩子的未來。她的樂觀、積極感染了場上的每一位觀眾，她用行動訴說自己從事的幸福公益的內涵。在最后“幸福來敲門”的環節，節目組一共為她召集了5位男士作為“閃光俠”組織的成員。這樣的時刻，沒有什么比他們的笑容和光頭形象更美麗的了。
天津婚姻保衛戰范文第4篇
目前，國內幾乎每個電視臺都有這么一檔調解類節目，主要以婚姻情感、家庭矛盾、鄰里不和、人際糾紛這幾類不同的問題為“亮點”，由主持人引發話題，由雙方當事人講述產生的問題及矛盾，并由場上的嘉賓、專家等中立的第三方參與進行糾紛解決，且該類節目都創造了較高的收視率和社會影響力。其中較為知名的節目有：上海電視臺的《新老娘舅》、江西臺的《金牌調解》、江蘇衛視的《人間》、南京電視臺的《有請當事人》、天津臺的《愛情保衛戰》等等。這些以解決糾紛為中心的電視節目已成為創造傳媒收視率的主要動力，甚至被稱為社會管理和矛盾糾紛化解的創新方式。然而電視調解糾紛合法嗎？當前的電視調解節目存在著什么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電視調解的產生及其火熱原因
目前，我國正處在急劇變化的社會轉型期，伴隨著這種轉型，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行為模式、價值觀念等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同時，社會轉型期引發的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并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面對越來越多越來越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糾紛，訴訟不堪重負，有的矛盾糾紛還無法依靠訴訟解決。矛盾糾紛解決的方式有很多種，即便在司法資源相對發達的現代社會，并非所有矛盾糾紛都能尋求公力救濟來解決。調解，作為歷史悠久的被民眾偏好選擇的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沖突頻發、社會矛盾加劇的轉型時期，在維護社會安定和諧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電視，是一種傳統文化交流的媒介，是公共話語的展示，是影響文化并能決定文化精神和物質重心的一種社會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電視媒體的公共職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信息傳播職能的基礎上增加了為社會提供矛盾糾紛調解的功能，從而產生了一種新型的調解模式――電視調解。它是科技進步和時展的產物，既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司法形態，也是一種全新的傳媒模式。電視節目成為糾紛解決的場所，節目主持人則成了糾紛解決的仲裁者和調解人。
電視調解類節目往往在黃金時間播出，獲得了高收視率并在社會上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力。和以往的普法類輿論監督節目不同，當前的電視調解節目是由當事人自愿報名的，且節目往往具有隱私性、故事性、選材集中性。節目多關注當事人之間的情感糾紛、財產糾紛、隱私性事件糾紛，而在節目中往往又充滿戲劇性的曲折情節，題材集中在兩性、金錢、家庭關系等方面。這樣的節目不僅滿足了人們的窺私欲，迎合了大眾認知和情感需求，還具有精彩度堪比八點檔狗血連續劇的劇情起伏，更重要的是為在新舊價值觀沖突下搖擺不定以及一些不會治理自己、需要某種形式的權威來引導和帶領自己的人提供了沖突和矛盾解決的范式。因此電視調解備受大家歡迎，同時作為一種公眾話語媒介影響著廣大群眾。
此外，除了司法途徑，民間流言不僅在聯系緊密的邊遠地區還發揮著作用，也對在城市背景下受到傳統價值觀影響的以及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人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在電視調解火熱的今天，節目內容會對當事人以及他們的朋友、家人、熟人產生巨大影響。電視調解就是當前的一種“流言約束”手段。
據統計，選擇“上電視”這種手段進行調解的，多數是農民、工人、個體戶或是失業人員，也包括一些個體經營者和自雇人士。而公務員、教師、知識分子、外企職員、國企職員以及擁有較高經濟地位的富裕階級和中產階級幾乎不會選擇電視調解這種方式。由此可見，與社會中上層人士相比，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人更愿意公開自己的家庭矛盾并尋求外界幫助，因其低廉的成本和廣泛的影響力。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家丑不可外揚”，然而，到底什么原因令諸多人選擇電視調解從而在一個受眾更多的平臺上將“家丑外揚”呢？
當前社會中個人的利益與地位被放到了一個特別的高度，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傳統的道德規范受到強烈的沖擊，舊的社會信任被打破，人們對社會和未來的不確定感被加強。面對當下政府公信力不足，弱勢群體能夠尋求救濟的途徑太少，人民調解原本就是一種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方法，再加上“電視傳媒”這個“所見即所得”“公開被大眾所知”“具有輿論影響力”的媒介，電視調解成為人們尋求矛盾糾紛解決并得到媒體輿論宣傳的理性選擇方式。
傳媒糾合司法下的電視調解合法性
隨著《人民調解法》的實施，電視調解的規范性問題已引起社會的關注，部分電視調解節目開始成立調解委員會。但這些具備“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電視調解節目是否合法？
前不久，《新老娘舅》這檔電視調解節目受到了媒體和社會的熱議，其中有一期節目題為“94年單身女孩屢遭生下三胎，媽媽外婆竟無人報警”，討論了一個1994年出生的女孩小余的悲慘遭遇和復雜的家庭矛盾。令人驚訝的不僅是這個案件的內容，更是該案件的處理結果。調解現場觀眾老娘舅紛紛指責母親對女兒的不教、不養、不育，把主要責任歸咎于其母。接著節目組與閔行公安聯系，讓公安將長期奸污小余并生下兩個男孩的河南人陶某帶到派出所，寫下“撫養孩子，不再”的承諾書，還幫該家庭解決了孩子的戶口問題。然而作為一起案，涉及嚴重刑事犯罪，節目組竟只通過調解來解決。
《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包括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和其他社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不得受理調解下列糾紛：（一）法律、法規規定只能由專門機關管轄處理的，或者法律、法規禁止采用民間調解方式解決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或者其他行政機關已經受理或者解決的。作為刑事案件是法律禁止采用民間調解方式解決的，而“新老娘舅”這檔被視為司法和傳媒相結合的節目竟不具有基本的法律意識，超越法律允許的范圍進行調解就是不合法的。如此以往，其他電視調解節目的合法性自然也會被質疑。
電視調解的問題、出路與選擇
上文提到的《新老娘舅》因上海廣電部門的決定已于2016年12月25日停播。盡管官方給出的原因是臨時版面調整，暫停播出，但實際主要是因為上述節目的案例所引發的巨大爭議。電視調解類節目關注社會現實，真實反映現實生活的悲歡喜樂，能夠成為人們可信賴的糾紛解決場所，然而也面臨著如何在收視率與社會道德及司法合法性之間達到平衡的問題。停播事件便集中反映了這一點，而其中所蘊含的關于電視節目的問題值得深思。
電視調解節目，相對于司法程序更為靈活，且滿足了當事人對糾紛解決的自主性、公開性、選擇性、平等性的追求。然而電視的本質就是一種傳媒工具，傳媒不可避免地具有娛樂性，媒介往往具有某種特別的偏好，他們會加重這種偏好并從而影響甚至控制文化和人們的認知。在我國目前的電視調解節目中，電視調解作為一種高度技術化的工作成為一種媒介化、戲劇化的展示，尤其在隱私性情感性話題上過分集中，存在過分強調節目的娛樂性的缺陷。在某些節目中，甚至會出現調解人用一些陳舊可怕的價值觀，用他們所掌握的輿論公器，來塑造所謂的社會正能量價值觀，從而影響社會文化走向，背離了電視調解糾紛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