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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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本主義范文第1篇

含義：資產階級國家同私人壟斷資本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壟斷資本主義。

本質：壟斷資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國家政權，通過國家政權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以保證壟斷資本獲得高額壟斷利潤及社

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

（來源：文章屋網 ）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國家職能　積累性職能　合法性職能　社會資本　社會支出　財政危機

[中圖分類號]B089.1；D0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6－0027－05

隨著二戰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發展、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大、世界市場貿易額的大幅度增加、信貸和金融業的興旺，西方主流經濟學愈發認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絕對合理性，否認資本主義存在發生危機特別是發生大規模危機。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是：資本主義國家有足夠的調節力，使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應對各種問題，從而排除了制度性危機的根源。因此遭遇第一次歷史性的挑戰。然而，這一方，則以冷靜犀利的思維觸覺，關注到資本主義繁榮發展背后的基因病――經濟危機。這種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國家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危機理論是新經濟學國家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西方學者對上世紀50－60年代西方國家干預經濟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理論成果。1965年，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出版了《壟斷資本》一書，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剩余的產生和吸收做出了深入研究。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導致了競爭的消除、大公司的彼此寬容和風險的消失，這意味著經典以競爭體制為先決條件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代資本主義了。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在于剩余價值的實現，而不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國家在吸收剩余方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但對剩余的使用卻完全取決于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變得越來越不合理，社會資本與資本需要緊密相聯，越來越其有破壞性。奧康納的《國家的財政危機》一書的出版，被認為是美國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繼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國激進經濟學領域引起轟動，產生了極大影響。該著作在新國家理論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方概論》的作者本?阿格爾認為，奧康納的這一著作和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危機》(1975年)是新國家學說中最重要的兩本著作。毫不夸張地說，“國家財政危機理論”對70年代以后的新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著名的新國家學說代表人物蘭?高夫(LanGough)、克勞斯?奧菲(Claus Offe)等人都受到了該理論的重大影響。因此，研究奧康納的國家的財政危機理論，對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及其本質、理解新的國家理論、確立科學信仰，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危機中的國家職能觀

在傳統國家理論中，國家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范疇，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其職能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保持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就哲學范式運演的邏輯而言，國家作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如影相隨，國家對經濟的作用也只是在經濟對其絕對決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反作用。具體來說，其政治職能體現為統治階級利用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工具維持統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權力調節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緩解階級斗爭。反過來說，國家雖然對社會經濟生活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是輔的，因而，就其經濟過程的負責層面而言，經濟危機的出現是經濟自身造成的，國家就不可能成為與經濟危機直接發生聯系的要素。

西方者結合戰后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西方社會的新變化，對國家的職能進行了更為具體多樣的發展。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隨著西方國家對經濟干預的不斷加強，西方者們逐漸開始重視國家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西方者看來，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充分分析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而且，馬克思也不可能預見到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刺激經濟、調節工資和價格以及協調大公司與工會關系中會起重要作用”。西方的始祖之一葛蘭西首先開啟了對國家思想文化職能的探索，這一思想后來在哈貝馬斯那里以合法化理論得到了系統發揮。196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在他們合著的《壟斷資本》中創造性地提出著名的“經濟剩余理論”，詳細論證了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對于吸收、使用經濟剩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該著作被認為是戰后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之一，它代表著當代西方經濟學者中的一個學派――壟斷資本學派――的形成。此書所闡述的理論，尤其是其中所闡述的壟斷資本主義“停滯理論”，對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巴蘭和斯威齊也因此被譽為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在該書中。國家與危機的聯系第一次得到了系統的闡明，在學脈中開創了系統研究國家經濟職能的先河。他提出，國家既可以作為消費者，吸收“經濟剩余”，也可以成為社會消費的管理者，通過社會消費分配對經濟發揮調控作用。巴蘭和斯威齊把國家的功能嚴格限定在分配領域，而未進一步深入到生產領域中去。在此基礎上，奧康納創立了國家財政危機理論，成為新國家理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他的新的資本主義危機模式中，國家第一次被賦予了經濟積累的職能，不僅在資本主義經濟的交換和分配領域起作用，還直接參與進生產過程。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奧康納是如何以國家職能為中介全面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層原因的。

二、奧康納對國家財政危機的獨特闡釋

奧康納對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闡釋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把國家的職能與社會再生產相鏈接，從而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直接聯系起來。在他看來，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確實實施著強有力的調節，但是，這種調節并不像有的理論家所言，解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使資本主義徹底擺脫了危機。奧康納經過深入研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矛盾的調節，雖然緩和了矛盾，可是，它非但不能解決根本矛盾，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問題不斷積累，危機不斷積累，由小問題積累為大問題，由問題、矛盾釀成危機，由局部經濟危機積累成總體經濟危機，以致釀成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危機、全面危機。

奧康納看到，在馬克思《資本論》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發展，生產關系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一方面，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整合為大規模的壟斷資本，但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反而因此更加激化，階級關系也更加緊 張。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在全球范圍內，民族國家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形成了高度復雜化的世界體系。在這種背景下，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許多條件，私人資本家難以完成，只能由國家來創造。于是，社會再生產條件就由國家逐漸社會化、也必須社會化。比如，耗費巨大的高速公路、輸油管道等公共設施建設，為對外擴張市場而必須建立的強大軍事力量等等，這樣也就為競爭性的生產行業、部門減免了費用，學校教育、醫療保健為它們提供所需要的剩余勞動力資源。因此，“社會關系的兩個體系都要被考慮到：第一，經濟階級之間的關系：第二，經濟階級和國家權力(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門)間的關系。我們不僅要分析勞動力和資本間的關系，還必須分析資本和國家間的關系。”根據這樣的深度邏輯關聯，奧康納賦予國家在資本主義薦生產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通過運用對財政稅收政策的手段，在為資本積累創造社會再生產條件的同時，間接地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實施調節，并可以形成構建國家產業部門。這樣，國家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守夜人”，也不僅僅是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者，而是以超越了吸收“經濟剩余”的消費者身份，直接和間接地成為社會經濟的生產者。同時，根據馬克思，韋伯對合法性概念的闡釋，他指出，國家為了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必須盡可能地協調階級間的矛盾，維護“社會公正”，以此保證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就是同家所必需的合法性職能。然而，這兩大基本職能在奧康納看來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如果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地使用武力，通過犧牲一個階級的利益來幫助另一個階級進行資本積累，那么民眾對它的信任與支持就會因此被削弱，從而使國家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個忽視了資本積累的國家，也會因為經濟的剩余生產能力的降低和來源于此的稅收水平降低而國力殆盡。這一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它可以通過國家的財政支出表現出來。

與國家的兩個基本職能相對應，國家的財政支出具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社會支出”(social expenses)的雙重特征。“社會資本”指的是用于滿足有利可圖的私人積累的那部分支出，包括“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和“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兩部分。社會投資包含為了提高既定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而投資的工程和服務設施(如運輸、學校教育等)。“社會消費”包含為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而投資的工程和服務設施(如社會保險、公共醫療等)。奧康納指出，這二者都有助于促進利潤率的增長。在經典的理論體系的邏輯構架中，“社會投資”和“社會消費”可以分別對應于社會不變資本和社會可變資本，社會資本只是間接影響剩余價值的生產，而不能直接擴大剩余價值。“社會支出”指的是國家為了維持社會和諧，履行其合法性職能所必需的開支，例如用于維持失業人口穩定的福利體系。社會支出并不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社會資本和社會支出是一個矛盾過程，這一矛盾產生了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趨勢。”這就使得國家職能本身的矛盾無法調和，一方面，國家盡管對社會資本的投入越來越社會化，數量越來越大，但是，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剩余(包括利潤)卻不斷地被私人占有。這種生產條件的社會化和利潤的私人占有之間的對立運動。就形成了國家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從而造成國家的財政危機。另一方面，國家的權力被私人資本家所控制，控制了國家權力的資本家則必然為了個人主義目的進一步加劇財政危機。在國家預算中，一大群“特殊利益”者(企業、工業等經營利益)，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計，要求國家預算用于社會投資，組織起來的工人們卻要求國家財政多用于社會消費，而失業者和經營破產者則要求擴大社會支出。各個階級都希望從國家財政中多分一杯羹，卻沒人愿意繳納更多的稅費。這些為了控制國家財政預算而展開的斗爭，進一步損害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財政能力，并潛在地威脅著這一制度生產剩余的能力。

為了應對危機，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會采取三種措施：一是降低社會福利；二是提高稅率，增加新的稅種；三是發行債券。奧康納指出，降低社會福利和提高稅率增加新稅種必然都會遭到社會成員的普遍反對，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不安定，甚至會引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無節制地發行債券，或遲或早是要償還的，國家還債也只有依靠稅收。因此，上述這些舉措都不能從根本上最終解決危機。最后，奧康納得出結論：歸根到底，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產生的根源還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矛盾，即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導致了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的，由此產生的利潤卻被私人占有，社會資本投入是國家的、社會的，但社會剩余、社會收入卻被私人占有。國家的合法化本身要求增加社會資本，提供令人滿意的社會福利供應，國家為此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一旦它努力擺脫或減輕這種負擔，都會帶來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事實上，它不可能有足夠的稅收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所以，任何資本主義體制內的調節都只能緩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唯一能從根源上消除危機的可靠路徑。

三、奧康納國家職能說的理論性質評說

奧康納的國家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評價。

奧康納的國家理論是對經典國家理論的偏離還是發展?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國家的社會性和階級性的關系。有一種批評意見影響很大，認為奧康納的國家理論是對經典國家的偏離。這就是英國著名的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的觀點。他認為，“奧康納與新近的德國學派一樣，認為國家的權利關系是復雜的、半自主的，不能將它歸結為對資本家利益的表達”，“國家不是某一特定階級的工具、而是用于協調各階級之間的政治沖突的，它是相對自主的”，國家對某一階級的偏袒，是各階級競爭的結果。筆者不能同意這類觀點。我認為，在奧康納那里，同家的本質仍是資本家利益的捍衛者。他對國家理論的發展從根本上來說與經典是一脈相承的。以下兩點足以為證。其一，關于國家的本質。在經典理論中，國家具有社會性和階級性兩個特征，但其本質屬性是階級性。一方面，國家是社會的代表。恩格斯所說，“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凌駕于社會之上，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國家要對市民社會進行管理，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馬克思說過，國家的活動“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政府同人民對立的本質決不僅僅是公權同私權的對立，本質上是階級的對立。國家權力在處理階級對立的過程，就是實施階級統治的過程。就其位勢而言，它凌駕社會之上而不平等地代表全社會，“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就其對階級矛盾的處理而言，它處理階級矛盾卻不是對所有階級平等相待，原因是：“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 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資產階級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統治階級追求“普遍權力”，并通過國家機器行使“普遍權力”，但是，這種“普遍權力”決不是為了“普遍利益”，而是統治階級通過權力的最大化來保證利益的最大化。正像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可是，國家往往給人以假象，以為國家是“善的實體”(黑格爾)。其實，國家是假借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名義來實現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組織形式，統治階級或者將特殊利益說成普遍利益，或者只有在其他階級的利益與統治階級利益相協調時，才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可言。統治階級的寬容底線是不與其利益相沖突。奧康納在此理論基礎上對國家職能學說做出了重要發展。一個最突出的方面是他以現代視野，揭示了現代國家被社會性嚴密包裹著的異常隱密的階級性。國家雖然是以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現的，但并不代表社會的共同利益。國家具有的雙重職能從本質上說，都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再生產，維護有利于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所需要的社會秩序的機器。并且，他通過分析積累與合法性的矛盾揭示了國家的經濟職能內部，以及經濟職能與社會政治職能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反映了國家一方面作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統治工具，另一方面作為維持社會存在的代表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周家在奧康納那里比起在傳統理論中的確具有更多的自主性，這種所謂的“自主性”。所體現的“國家的政治決策是在一個限定的社會關系框架中產生的，是社會、經濟和政治沖突的結果”。國家行為表面上是社會行為或為了社會的行為，并將許多再生產條件社會化，但是，由于社會再生產說到底是資本再生產，因此，再生產條件的社會化本身，是辦了個別資本家無法完成的事。在這個意義上說，還是馬克思的判斷：資產階級國家不過是處理資本家集體事務的機器罷了。其二，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在馬克思那里，國家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的變化不僅推動著國家性質的變化，而且還決定著國家性質變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說，“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雖然在奧康納那里，國家被賦予了生產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傳統的上層建筑范疇，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只不過參與了原有的生產秩序，歸根結底，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起決定作用。因此，奧康納對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理解與國家理論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第3篇

歐盟實施第二支柱的初步方案

為推進各成員國實施新資本協議，盡量減少由此可能造成的各國間的不公平競爭，歐盟出臺了資本監管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 Directive, 簡稱CRD），其中對第二支柱的實施進行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主要包括：

商業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評估程序。CRD第123條強調信貸機構必須建立一套與風險狀況掛鉤的資本評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grams, 簡稱ICAAP）。ICAAP必須與機構的性質、規模、風險程度和業務復雜性相適應，實行正式的文檔化管理，并成為風險管理過程和決策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ICAAP必須是以風險為本的，并具備前瞻性，應覆蓋所有已經和可能存在重大風險。ICAAP必須建立在風險準確計量和審慎的評估程序之上，并產生合理的評估結果。

監管當局的評估程序。CRD第124條規定監管當局應建立一套正式的監管評估檢查程序（Supervisory Evaluation and Review Programs, 簡稱SERP），以檢查信貸機構內部評估程序的穩健性、評估機構風險狀況和資本水平。SERP應適用于所有信貸機構，并覆蓋所有業務、重大風險和內部控制，SERP的頻率和強度應與單個機構系統性的影響、規模和業務復雜性相適應，但最低應每年進行一次，以確保及時更新和準確性，并且SERP應成為監管當局全面風險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除第一支柱覆蓋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外，SERP還應包括貸款集中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如利率突然和意外的變化導致機構經濟價值下降超過資本的20%，具體標準可由各國監管當局自定）、實施內部評級法（The 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簡稱IRB）的機構實施壓力測試以反映外部沖擊對資本的影響、流動性風險、擔保抵押的剩余風險、資產證券化實質性風險轉移情況等。

監管當局對信貸機構采取的監管措施。CRD規定信貸機構與監管當局之間應加強交流和對話，監管當局在評估單個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時也要進行同類的比較。如果監管當局對信貸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和資本充足水平不滿意時，可以對商業銀行提出額外的資本要求，即所謂的第二支柱資本要求，并要求商業銀行加強公司治理、內部控制，改進ICAAP。對存在一些嚴重缺陷的機構要求其提取專項損失準備（因歐洲國家沒有建立貸款損失準備充足性監管標準）或對特定風險資產進行資本扣除。更為嚴重的限制其業務和機構擴張，責令其降低業務、產品和系統中的風險。

監管披露和問責要求。CRD第144條要求，成員國監管當局應披露有關的法律、規章和指導原則，以及適用歐盟統一法規時各國自行選擇的方法和自由裁量權。各國監管當局應公布實施SERP的一般標準和方法，以及主要的匯總數據，以能夠對成員國實施方法進行有意義的比較，為此歐盟正在著手制定統一的報表。

歐盟成員國目前正在按照新資本協議和CRD的要求，改進資本充足率的監督檢查程序。英國金融服務局（FSA）將在2005年年底前出臺SERP第一輪征求意見稿，2006年進行實驗性評估以及自愿評估，2007年開始進行法定評估。FSA認為實現從現行的資本充足率評估框架到第二支柱的轉變還存在一系列問題，主要包括監管資源約束，如何與批準信貸機構實施高級資本計量方法相結合、如何校正第一支柱各種計量模型的參數、評估經濟資本計量模型，如何將第二支柱的資本要求與第一支柱資本要求結合起來，如何保證監管人員對商業銀行的ICAAP做出一致的判斷等。

澳新銀行的內部資本評估程序

澳大利亞實施新資本協議的舉措可以以澳新銀行（ANZ）為例。為最大限度實現新資本協議可能帶來的收益，ANZ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經濟資本評估程序，并將經濟資本運用到決策過程和資產組合管理中。ANZ資本管理目標是為高效率地實現銀行業務戰略目標提供穩定的和分散化的資本支持。ANZ認為商業銀行資本要求應同時滿足經濟資本、監管資本、實現外部評級目標三方面要求，并追求資本利潤回報最大化。ANZ的資本評估程序包括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對風險管理過程的監督、內部控制、穩健的資本評估、全面的風險評估、監測和報告五個環節。

董事會的監督是通過其集團資產負債委員會（Group Asset and Liability Committee）下設的資本管理政策委員會（Capital Management Policy Committee, 簡稱CMPC）具體實施。 CMPC由首席財務官、首席風險官、財務部門、風險部門、新資本協議項目組等部門負責人組成，負責集團經濟資本、監管資本、經濟增加值和準備金政策的制定、報告和監測。CMPC還進一步將監督職能分解到各級資本經理。

有效的內部控制是保證經濟資本體系穩健運行的關鍵。ANZ內部控制部門負責監測經濟資本體系運行的合規性、評估模型關鍵數據的準確性、審計風險管理過程、獨立評價經濟資本模型的方法論和控制框架、組織對經濟資本模型表現以及關鍵變量、假設進行驗證和返回檢驗。

ANZ認為資本評估必須是保守的，從而為經濟資本提供一定的保護，主要包括保持較大幅度的資本剩余、在建立資本計量模型時對參數和假設估計采取保守的態度、不將普通準備納入經濟資本、不認可未來盈余、對分散化效應的保守估計等。

ANZ的經濟資本體系涵蓋了集團內所有機構，對關鍵風險（發生大額非預期損失可能性較大的風險），全部采取了風險模型進行計量，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利率風險等。對于其他采取以會計標準為基礎的衡量方法，即以風險暴露的數量乘以一個固定比例，如固定資產的風險、商譽（全額從資本中扣除）等。

為支持經濟資本體系的運行，ANZ開發了一套復雜的報告和分析體系，并將經濟資本配置與業績考核掛鉤。各個層面的經營單位輸入相應的業務財務數據可以計算經濟資本和經濟增加值，在上報過程中納入業績考核體系。全集團大約1800家經營單位都納入了該體系中。

美聯儲對銀行內部資本評估程序監督檢查的要點

美聯儲認為，評價銀行內部資本評估程序的重點是資本充足率而不是銀行內部的資本配置，應同時評估資本充足率的絕對水平和在同業中的相對位置，應全面評估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資本計量和資本規劃。

評估銀行對所面臨的各種重大風險計提的經濟資本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審慎標準，如損失定義、置信度、時間區間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二是信用風險模型結構，包括如何對借款人進行評級、如何計算遷移概率或違約概率、如何計量風險暴露、如何處理風險緩解因子、如何處理借款人的關聯度、如何估計損失分布等；三是模型校正和執行，包括采用何種數據來校正模型參數、損失分布重新估計的時間間隔等；四是驗證和文檔，包括采用何種方法驗證模型參數，是否實施返回測試，如何對關鍵參數實施敏感性分析，如何進行壓力測試等。在此基礎上，監管人員還應評估商業銀行不同風險資本要求的加總方法，即考察不同風險關聯度假設的合理性。

美聯儲認為，應審慎評估經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批準的資本規劃，以及相關的風險報告制度和內部治理情況，審查商業銀行資本目標確定的依據，銀行如何在監管資本、經濟資本和實現外部評級目標所要求的資本之間保持平衡，資本的可得

性，銀行如何披露資本充足率等。

啟示和借鑒

銀監會2004年2月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借鑒了第二支柱的總體要求，特別是《辦法》第三十七到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基本達到了第二支柱原則三、四的要求，為監管當局依法審慎加強資本充足率監管奠定了法規基礎。銀監會已明確提出將來要按照內部評級法對大型商業銀行實施資本充足率監管。但就目前狀況而言，無論是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資本充足率水平，還是監管當局的技術準備，都與實施新資本協議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監管當局應積極借鑒發達國家開展新資本協議準備工作的經驗，穩步推進向新資本協議過渡的進程。

盡快公布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指引，指導商業銀行建立穩健的內部資本評估程序。新資本協議雖然未指定商業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的具體模式，但規定了一系列最低要求，包括內部評級體系、數據維護體系、質量監控體系和參數量化體系等各個方面，其目的是確保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的穩健運行，并能夠產生合理的計量結果。監管當局應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的實際，制訂相應的監管規章，為商業銀行收集整理數據、開發評級模型、規范內部評級體系的運作提供具體的指導，減少商業銀行建設內部評級體系的盲目性，少走彎路，降低合規成本。

完善資本充足率監管制度，提高資本監管有效性。為確保商業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評估的穩健性，監管當局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管評價程序，其不僅要驗證商業銀行內部風險評估的全面性、資本評估的審慎性，還要檢查商業銀行的經營環境、滿足最低要求的情況，以及評估第一支柱未充分考慮各類風險的資本計提的充足性。同時這也是確保監管人員審慎使用主觀判斷，提高監管透明度和依法實施監管的要求。隨著商業銀行逐步實施內部評級法，我國監管當局應調整現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程序，明確資本充足率監督檢查的標準、范圍、程序、頻率，并將其納入風險監管的整體框架。目前，應加大檢查人員的培訓力度，使監管人員掌握風險評估技術、內部資本評估程序穩健性要求，以適應資本監管制度變化。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與資本主義并存于世，并與之進行著長達近百年的錯綜復雜的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經歷了革命與扼殺、共處與聯盟、冷戰與緩和、對抗與對話幾個階段之后，終于又伴隨著人類歷史的車輪進入到了新世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指導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而且也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的蓬勃發展。

一、經濟全球化及其影響

“全球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實際上在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就開始了自己的進程，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以來的迅猛發展，只不過是整個全球化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的步伐加快，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互動加深，國際資本的積累進程加快。人類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面臨著急劇的變化和挑戰，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全球化是指人類的社會活動空間日益超越國家主權版圖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展現出全方位的溝通、聯系和互動的客觀歷史進程及趨勢。全球化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動因的經濟活動引起的，因此全球化最主要的是經濟全球化。它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呈現多層次多形式的相互交織與融合，也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爭奪與摩擦更加復雜而激烈。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處與合作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共存于當今世界的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是一對矛盾統一體。作為特定社會制度的政治載體——國家，就矛盾的同一性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必然形成更多的共同點、互補點，產生更多的共同利益，相互兼容與借鑒勢所必然。兩大社會制度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已改變了以往單純以意識形態劃線，相互封閉、封鎖，兩個市場平行存在和發展的狀態，而是相互開放和交流，相互依存和彼此影響，其互補性、關聯性、依賴性進一步增強，經濟關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滲透、橫向聯合、廣泛合作的時代。民族國家的經濟界限被打破，跨國公司已由西歐、北美、日本延伸到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已跨越了不同制度，使經濟、科技向全球化發展，促進了經濟制度差異的協調共存，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道參與國際分工，都是商品價值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共同遵守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及全球化運作規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都可以在全球經濟的密切交往中實現市場、資源、技術等需求方面的互補。經濟聯系的增多和經濟合作的加強。必將導致兩類國家經濟發展相互依存性的加強和共同利益的增多。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學習和借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需要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廣闊的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已不僅僅是過去那種簡單分割、對立關系，而是變得日趨密切和復雜。資本主義國家失去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系，其資本的投向、市場的擴展都會形成封閉狀態；社會主義國家失去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就難以改變技術、資金、管理等方面的被動局面，從而也就失去了后來居上的前提和契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走向對話，它們之間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多種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世界豐富多彩和文明多樣性的表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處理國家間的關系，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與斗爭

相互依存的世界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競爭與合作同在，摩擦與妥協并存。當前，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但兩種主義、兩種制度的斗爭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反映的階級利益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只要兩者同時并存，斗爭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但是，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它們的表現形式和作用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問的對立和斗爭并不會因兩者在經濟方面依存度的提高而不復存在。相反，它們的對立、斗爭在深度上進一步發展，某些時候還顯得更加隱蔽、更加復雜和激烈。

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也為處于后發展狀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受制于人提供了可能。從“兩制”國家所處的歷史階段與發展水平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勢位上的優劣之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占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他會利用其強勢地位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來扭轉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手段和時機達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世界的控制和支配，以實現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的統治。經濟全球化從實質上說它既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進程，又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實行的一種西化戰略，企圖把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資本主義軌道。從經濟上，通過全球化的新方式來最終達到取消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僅如此，經濟全球化的開放性和滲透性還使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主權受到沖擊。必須承認，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國際相互依存態勢的不斷深化，國際關系中超國家因素不斷增加，影響力不斷增強，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關系實踐中正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和侵蝕。主權國家已經不是國際關系中唯一的行為主體，大量國際組織的成立和國際規則的制定，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大規模投資和經濟影響力的日益增強、國際經濟機制在各領域的廣泛構建，都不斷地弱化著國家在經濟政策、貿易、金融、服務、信息等方面的主權意志和主權能力。社會主義國家要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必須確立經濟安全體系，在堅持自身的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控制進行“反控制”。資本主義還通過經濟滲透輸出其經濟政治制度與西方文化。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主義最為嚴峻的挑戰是在政治方面。他們可以通過經濟活動，如貿易往來、投資，利用信息技術和國際互聯網絡等手段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治體制，由經濟領域逐步進入到思想領域，傳播其意識形態，擴大其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除此之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將所謂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掛鉤，借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系之機向社會主義施加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資本主義國家還利用社會主義經濟在某些方面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需求，動輒進行經濟制裁，干涉社會主義國家內政，試圖迫使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做出讓步。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第5篇

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第63卷第3期（1999年秋季號）發表了M.默希特博士（以下簡稱“默”）采訪以色列著名學者埃斯溫·梅扎羅（以下簡稱“梅”）教授的全文記錄。在這次談話中，梅扎羅從“社會總資本”和“總勞動”的概念出發，認為當今世界均處于資本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只是資本體系的一種特定歷史形式，而蘇維埃型的制度也只是通過政治手段攫取“剩余勞動”的“后資本主義”。當前，資本體系正走向窮途末路，迫切需要轉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一種“社會革命”，而不僅僅是顛覆性的政治行為。現將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默：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了許多資本主義的危機；其中哪一種可以解釋現時代的危機？我們能否把它們歸結為一種？

梅：是的，在根本上你可以把它們歸結起來。然而，首要的是保持一種關于資本的全球視野。頗有意思的是，人們最近才發現自己生活于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這對于馬克思來說，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我寫的《社會控制的必要性》(1971)一書中，我曾詳細地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雖然我沒有使用這一術語，而使用了“社會總資本(totalsocialcapital)”和“總勞動(totalityoflabor)”這兩個與“全球化”相當一致的概念。討論資本體系，其概念框架只能是全球性的。資本絕對不會自我約束。不從根本上資本體系，你就無法找到能夠制約它的反作用力。因此，資本必定遵循它自身的發展路線和邏輯。它必定包涵整個地球。對馬克思來說，這一直是明了的。

其他危機類型（如利潤率降低等等），是從屬于資本的全球擴張邏輯的。因而，你能夠在全球水平上把他們連接起來。資本體系是由許多獨特要素構成的綜合體，其間充滿了矛盾。你面前有許許多多的資本，它們既在國家之間，也在任何國家社會之內相互對立。事實上，單個國家社會之內的資本多樣性，正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后者構成了自由主義斗士所標榜的虛幻的自我形象。資本并非一個同質性實體——這一事實使整個“全球化”的問題變得極端復雜。實際上，我們面前有許多分歧和矛盾，“社會總資本”是一個能夠把資本的多樣性與其矛盾統一起來的綜合概念。

從另一方面看，“總勞動”也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同質性實體。在既存的歷史條件下，只要資本體系依然存在，勞動各部分之間就必然矛盾重重，相互對立和競爭，而不僅僅是與個別資本相對抗。這是我們今日的困境所帶來的悲劇之一。僅有詛咒是不能消除它的。它們最終都要通過資本的本性和機制本身來加以解釋。資本是一種立足于社會對抗之上的無法超越的矛盾體系；它充滿了對立，基礎就是資本對勞動的結構性支配，因此，必然充溢著各部分之間的分離。

但是必須牢記的是，我們談論的是一個自動擴張的體系。全球資本體系的自動擴張趨勢意味著它不得不成為一個總體的、內在關聯的同時也是矛盾重重的體系。這樣一個普適性結構有它自身的邏輯。它的無可阻擋的擴展，總要伴隨著內在的結構性規則和限制。

默：馬克思的“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以及他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否還有效？

梅：馬克思概念框架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在目前我們大多數國家中社會經濟再生產條件下，我們擁有一個必須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然而，必須發生內在的變化，否則調節就是無法實現的。假如資本擁有一種控制自身擴大再生產的直接的政治方法，真正的內在變化將是多余的。這一再生產的過程能夠在政治決策的基礎上多多少少得以武斷解決，正如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所實際表明的。是以政治的方式還是以經濟的方式攫取“剩余勞動”，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首要的問題在于，在所有可知的各種資本體系下，“剩余勞動”必須由一個凌駕于并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的獨立組織加以攫取。

在這里，你可以發現，基本的概念是“剩余勞動”，而不是人們經常所誤解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及其再分配和實現的形式，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完全是根本性的。然而資本體系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一類。曾經——實際上直至今日——存在過資本體系的多種形式，它們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資本主義。

你知道，許多人曾試圖把現已崩潰的蘇維埃體系界定為“國家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蘇維埃體系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后資本主義”。這一體系通過一個獨立的組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從事著對剩余勞動的政治榨取，因而仍然在攫取剩余勞動的基礎上運作。蘇維埃型體系是資本體系的獨特歷史形式，在其中，剩余勞動的攫取必須通過政治加以控制。

默：在什么情況下“價值理論”會失效？

梅：“勞動價值理論”只有通過激進的社會主義轉型，才能不再起作用。為了取消“勞動價值理論”，你必須取消任何外部組織對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分配，不管這種組織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換句話說，只有人們支配了他們自身的活動和活動成果的分配之后，我們才能談論社會主義。因此，如果某個獨立的組織仍然控制著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再分配，那么這種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把資本當作一種控制社會循環再生產的歷史的決定方式。這是資本的基本含義。它無處不在。棲身于當前的環境之下，你很難想象我們生活中有什么東西不被資本所支配。這就是“勞動價值理論”之所以在資本無所不包、調節過程本身根本沒有理性之時必定有效的原因。

下面的事實使轉型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從資本一統天下轉到一種極為不同的體系，是一段艱難的歷史時期；期間，“勞動價值理論”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是極為不完整的。這正是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崩潰的原因之一。

默：今天的無產階級在哪里？它將在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角色？

梅：把社會轉型的力量局限于體力勞動工人，顯然不是馬克思的本意。他曾談到，經過社會的兩極分化，將有越來越多的人“無產階級化”。因此，決定的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說到底就是：在絕大多數人被“無產階級化”并且陷入無力之極的狀況時，誰能夠控制社會再生產的過程。現在，當你談到發展了的“無產階級化”概念時，它意指某些群體在勞動過程中曾經享有的極端有限的自的衰弱和喪失。

控制著文化和智力走向的資本體系的鼓吹者們，喜歡用“藍領”和“白領”的區別來否定馬克思，認為在我們的社會里，“藍領”體力工人消失了，而那些享有更多的勞動保障的“白領”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然而，如果你環顧一下世界，抓住“總勞動”這個關鍵概念，那么你會發現絕大多數工人仍然屬于“藍領”階層。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歷史的變化關系，而是資本和勞動之間那不可逾越的根本的社會對立關系。這不是哪個特殊勞動階層的問題，而是資本與總勞動的對立問題。換句話說，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不管其社會經濟的狀況如何，所有階層、所有部門的勞動者都是資本的敵人。

默：馬克思理論的哪些方面顯得脆弱，因而需要更新？版權所有

梅：的框架永遠需要更新。我們在最近的過去所目睹的、根源于本世紀初的轉型態勢，馬克思做夢都沒有想到。歸結到一點，這涉及資本體系自我調節和自我更新的方式問題，它居然能夠推遲其自身矛盾的展開和成熟。馬克思沒有置身于一個能讓他研究國家干預在延長資本體系生命期方面的各種形式和最終局限的環境中。事實上，國家在當代資本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比如戰后25年凱恩斯主義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發展。

馬克思談到過的“資本人格化”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馬克思在討論個體資本家時使用了這一概念，因為他那時找不到別的形式。然而，他極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資本體系的主導成員是那些被資本人格化了的人。在資本的客觀制約下，他們只能如此作為。

“資本人格化”是必須服從的，隨著社會歷史環境的變遷，它把源于資本邏輯的客觀制約強加于工人。這一點，與理解以下事實密切相關：在20世紀，我們目睹了多種多樣的“資本人格化”形式。馬克思僅僅知道一種資本人格化的形式，即個體資本家。但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并將在未來繼續看到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變化，正如全球資本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所顯示的。

由于資本無處不在，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我們想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須通過艱難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把資本徹底清除掉。立足于永恒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轉變事業，不管多么困難，都必然與這點聯系在一起。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不讓潛在的資本人格化橫行于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之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新穎，我們必須專注于創立和成功地確立防止資本人格化死灰復燃的必要措施。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框架必須不斷更新，使之能夠應對“歷史的狡計”的錯綜復雜的扭曲和轉變。

默：“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指“革命”？

梅：如果我們把革命這一概念界定為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的、持續的革命性轉變，那么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并充滿活力的。在許多著作中，馬克思都是在“社會革命”的意義上使用革命這一概念的。他說，過去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之間的巨大差別在于，過去的革命本質上都帶有政治的特征，旨在社會的統治集團，同時置絕大多數人的結構性的依附狀態于不顧。

打破或多或少的頭顱，從事于顛覆性的“猛烈攻擊”，是政治舞臺上經常發生的情景，也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即使到最近，人們還在這一意義上界定“革命”概念。現在，從痛苦的經驗中我們知道，它是于事無補的。沿著這條道路走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曾說過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