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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中國的關注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最早,《馬可·波羅游記》把一個物產豐饒,遍地鋪滿黃金的中國介紹到歐洲,就讓歐洲人對天堂般的中國充滿了幻想。而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之旅,更是把中國文化最全面地展現在西方面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國形象的真正意義不是地理上一個確定的、現實的國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個具體特定倫理意義的虛構的空間,一個比西方更好或更壞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間地獄。”當中國在西方以一種近乎神圣的形象被追捧時,另一種“黃禍”恐慌卻也在漸漸蔓延。事件成為一條導火線,觸動了西方人敏感、脆弱的神經。成員對西方傳教士的仇視,對外國領事館的破壞,對黃頭發藍眼睛的鄢夷。讓西方人畏懼,中國形象就這樣在瞬間跌入低谷。
中國形象在西方視野下兩極搖擺,不斷循環反復。就如現今的中國形象,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一個緩慢的鋪墊過程。1998年,迪斯尼動畫電影《花木蘭》的出現,首先引起了西方討論中國形象的熱潮。趁著余溫還在。2004年,迪斯尼又推出了《花木蘭2》,把這個“中國風”推向。但是,當西方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動畫成就時,許多中國人就指出,動畫電影中的“花木蘭”不是中國人熟知的花木蘭。
在《木蘭辭》中,花木蘭是一個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毅然決定替父從軍的英雄女子形象。而動畫電影《花木蘭》運用了多少這些因素,卻令人質疑。影片一開始,花木蘭吊帶背心,齊膝短褲的造型,讓多少中國人跌破眼鏡,人們不得不問,中國古代婦女是這種形象嗎。至于論及影片中所包含的中國精神,更是讓人匪夷所思。中國古代婦女順從三從四德。一切行為舉止都是依法而動,不會擅自妄為。而影片中活潑的花木蘭已經與中國古代婦女的形象相去甚遠,更不用說相親時的毛躁與胡鬧。
由此,我們不得不問,《花木蘭》是在演繹中國傳說。還是要表達美國精神?
影片《花木蘭》在美國上映,創造了當時的票房記錄,美國硅谷的主流媒體《圣荷西水星報》稱;“在美籍中國人適應主流社會150年以后,動畫片《花木蘭》代表了主流社會發現可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一些東西。”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花木蘭》這部電影主要目的是為了迎合美國主流社會的口味,而從中國汲取文化的。這一點與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論述的觀點不謀而合。
所謂東方學,是指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歐美國家學術機構中的以教授東方、書寫東方或研究東方人為耳的的一門包括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的學科,它帶有早期歐洲殖民主義政治色彩,以“東方”(theorient)與“西方”(theoccident)二者之間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對立為其基礎。它的對象包羅萬象,是西方的所謂“東方學家”、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等(包括雨果、福樓拜、但丁和馬克思等)做出的有關“東方”的陳述、關于“東方”各種復雜的觀念組合,以及一切有關“東方”的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影片《花木蘭》可以說是美國對中國的“東方學”研究。美國電影公司以中國為陳述對象,把中國的花木蘭形象進行重新建構,達成美國的話語意圖。因此我們從影片中可以看出濃郁的女性主義色彩和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女性主義思潮在美國出現甚至引起關注,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點。在美國,婦女有獨立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然而在中國,女性是一直處于權利之外的,“國家有難,匹夫有責”,這句話傳出來的意思是,只有匹夫對國家才有政治義務,婦女沒有這種權利。而《花木蘭》擴大了花木蘭的女性身份及其政治義務,她甚至肩負著國家興亡的重要使命,這種對女性的尊重和關注,顯然是從美國視野出發。
在中國,崇尚的是集體的力量。眾志成城,才能克服困難。而在影片中,花木蘭的個人作用起了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對個人力量的推崇,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描寫,顯然更符合美國人的口味。
說到底,影片《花木蘭》只是截取了某些中國符號,來傳達美國精神。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說:“將東方視為歐洲和大西洋諸國在與東方的關系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比將其視為關于東方的真實話語更有價值。東方學不是歐洲對東方的純粹虛構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為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影片《花木蘭》需要的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而是通過中國去述說一個與此有關的西方價值體系。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對東方進行歸化,使其符合西方的要求。東方學家,就像任何對東方進行過思考或有過體驗的西方人一樣,對東方人為地實施了歸化。因為東方由于存在于歐洲社會、“我們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懲罰;因此東方被東方化了,這一過程不僅將東方標識為東方學家的領地,而且迫使不諳此道的西方讀者將東方學對東方的編碼作為真正的東西接受下來。人們應該想到,所有的文化都是對原始事實進行修正,將其由自由存在的物體轉變為連貫的知識體。所有文化都一直傾向于對其他文化進行徹底的歸化,不是將其他文化作為真實存在的東西而接受,而是為了接受者的利益將其作為應該存在的東西來接受。
在西方對東方實施東方化的過程中,西方的受眾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西方人接受了被東方化的東方,他們熱愛“東方”,對“東方”津津樂道。在此情況下,好萊塢再次推出動畫電影《功夫熊貓》。《功夫熊貓》比《花木蘭》做得好,在打造中國形象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弊端還是顯而易見的。
在《功夫熊貓》中,熊貓阿波是鴨子的兒子,吃面條長大,成天做著英雄的夢,卻又好吃、懶惰,再加上臃腫、碩大的身軀,阿波儼然就是一個成事不足的累贅。但是在中國,熊貓肥肥胖胖,圓圓壯壯,那是可愛的象征。在竹林中慵懶地前行,隨意找處地方然后懶散地坐著啃竹子,這是我們自己賦予熊貓的形象。
展現民主進步、文明開放的國家形象
在奧運會這樣一個密集的時間內,向如此龐大而密集的人群展示中國形象,是我們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魅力的重大機遇。因此,我們必須充分準備,精心策劃,努力向世界人民展示一個民主進步、文明開放的國家形象,展示中國多姿多彩的輝煌文明和充滿活力的當代成就,展示中國熱愛和平、開放進取的大國風范,展示中國自然與文化、環境與人類協調共處的人文生態,展示中國和諧進步的社會面貌。
“世界給我十六天,我還世界五千年。”文化是中國面對世界最為深厚的積淀。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觀”經過現代轉換,對當代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意義。中國文化歷經五千余年,是世界上惟一從未間斷、綿延至今的人類文化瑰寶,是人類童年時代便已產生的、不可企及也無法再造的世界文明的輝煌頂峰之一。它弘浩博大,流麗萬有;它克明峻德,修道以仁;它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它陰陽相濟,追求神人以和。北京提出的人文奧運,體現了東方文化特別是中華文明對奧林匹克精神的開拓與發展。和諧、和睦、和美的和諧觀是對奧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強的競技文化的生動補充。北京奧運會將充分開發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展示中華文明,盡顯東方神韻,創造性地實現奧林匹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獲得了全面高速的發展,迎來了空前的大發展、大繁榮。奧運給中國一個向世界展示中國全新人文面貌的極好時機,奧運也構建了一個落實科學發展觀、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寬闊平臺;它是貫徹科學發展觀,改變單純GDP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北京及我國經濟文化發展層次,建設創意中國、創意北京,增強國際文化競爭力的絕好的實踐舞臺。作為人文奧運與綠色奧運的基礎,北京奧運首次提出科學技術和舉辦奧運會結合的科技奧運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推動下,北京科技奧運領導小組,根據奧運的科技需求,一共實施了1200多個攻關項目,使科技奧運在場館建設、生態環境、網絡信息、食品安全和賽事組織等方面基本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培育發展中大國國民的良好風范
奧運會是展示國家形象的最好舞臺,也是塑造中國國民形象的最好機遇和最大挑戰。我們應該緊緊抓住這個機遇,實現傳統文明禮儀的現代轉換,向世界展現一個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文明、現代的中國人形象。
北京提出的人文奧運,是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奧運。它關注人,熱愛人,尊重人,提升人,追求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健全人格的培養。在現代意義上,人文精神是指對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嚴、價值、意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對價值理想或終極理想的執著追求的總和。可見,奧林匹克主義給競技運動設置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目標和方向,對當代體育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它強調體育的人文價值,強調體育應為人的和諧發展服務,進而促進一個維護人的尊嚴的、和平的社會建立。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對奧林匹克生活哲學的展開與發展。
中國是古老的禮儀大國、禮儀之邦,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克己復禮為仁”,并特別告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天,在舉辦奧運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受到傳統禮儀的缺失。畢竟,民族的根基還是應該建立在對本民族文化傳統揚棄的基礎上,禮儀也是這樣。我們既要保留傳統禮儀中崇德、重義、敦厚、誠信等良好傳統,又要有發展中大國國民開明開放、自信進取的現代風范。
[關鍵詞]文化產業鏈;媒介;張藝謀;功夫;歷史獻禮片
中圖分類號:J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8-290-01
中國電影塑造中國形象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西方媒體和對中國電影構造的中國形象的反應和國人大相徑庭,在下文中也進行了分析和比較。
一、中國電影與形象建構
(一)以張藝謀作品為主要代表作的獲獎電影
導演張藝謀可謂是導演界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導演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個都不能少》、《英雄》、《金陵十三釵》等多部電影多次獲得了西方電影節獎項。
盡管取得了多數獎項,他早期的作品因為富有嚴重的標簽化和悲劇化特點,使得中外影界褒貶不一。反對的聲音認為,這種民族特色不應以西方人審視東方人的偏見和固有的誤解為標準,更不能抱有取悅西方人的功利主義為目的,尋找通向成功的捷徑。作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華人導演,其電影在國際化傳播的過程中對中國形象的構建更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功夫電影
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另一個門檻便是中國功夫片。中國作為一個縱橫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老祖輩所遺傳下來的獨有的文化也成為了中國電影的賣點之一。早年的中國功夫片崛起于香港,比較著名的就是李小龍和成龍的作品,《天下第一圈》、《紅番區》等沖出亞洲走向了國際市場。有些人對于這些電影走進國際市場持較為偏激的意見,認為這是對于中國電影市場的消極對待,更深層的去看待這個問題,其實這些電影將中國功夫和中國精神帶向了世界,對于中國形象的構建作用是不可磨滅的。電影作為宣揚功夫文化的媒介,使得西方國家在對中國獨有功夫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重建了東方人在西方的形象,而與功夫相關的精神文化也得到了宣揚,在中國形象的塑造上起了一定的決定性作用。
(三)歷史獻禮作品片
這里我要探討的第三類電影,便是以《建國大業》、《風聲》、《南京!南京!》等為代表的歷史獻禮片。這類影片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向國人、乃至世界宣揚著中國的主流價值觀。而這一類電影,恰恰是前兩類電影的反例。
以《建國大業》為例,在上映短短3天后,國內票房過億,更是包含了成龍、李小龍、甄子丹、吳宇森、陳凱歌、馮小剛等眾多大腕明星。而就是這樣一部大片,在國內的票房超過4億,在國外卻令眾多片商望而卻步,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家國外片商將《建國大業》引進當地市場。可以說,自《建國大業》開始,獻禮片正在漸漸從以政治正確,但觀賞性較差的主旋律片,開始向“主流價值觀+商業大片”轉型。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國產獻禮片的集體出擊,把主旋律影片的轉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這僅僅是在形式上向國際靠近了一大步。作為主流價值觀的載體,影片的內容卻無法得到國際上的肯定,歷史獻禮片在國內得到成功是因為其宣揚的積極內容是國人所喜聞樂見的,而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是不屑一顧、甚至是嗤之以鼻的。作為二戰后不斷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大眾傳媒中得以體現,而《建國大業》對于戰爭后期整個國家的重建和崛起過于主觀,與前文所提到的“制造共識”有所相悖,因此不能被西方市場所接受。
二、中國電影構建中國形象
有了大受歡迎的獲獎電影,自然也有不受歡迎的。而這些不被國人所知的電影,有些在國內被禁,在國外卻獲得多項電影節大獎。這些電影內容大多以敏銳的視角,特立獨行的手法,展現中國被遮蔽的殘酷現實,主人公大多是社會底層人物,比如、小偷、礦工等等。因此這些獨立電影呈現出非常態的電影形態,比如非商業性,相對偏重的藝術性,高度生活化。而這類電影在國際傳播中,雖然只能以另類、偏頗的角度來展現中國形象,外媒評選其獲獎的心態也有待揣摩,但這類電影在傳播的過程中屬于主動參與,從整體上飽滿了中國影片自身塑造的中國形象。只是這類影片過多的關注負面,如果長此以往只會引起西方不良居心的煽動,不利于國家形象的構建。
在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小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總裁周明偉提出,“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具備傳媒功能,成了承載中國形象的兩個主體,中國人的國際形象不改善,會增加中國對外交往的成本。”
中國國家形象與國力發展、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周明偉說:“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有許多與國力發展、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在對外交往中的國家形象問題。”
國家形象屬于軟實力,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塑造國家形象主要通過媒介,“現在我認為單靠媒體來對外介紹中國是不行的”,周明偉表示,現在承載中國形象的不可替代的兩個主體,一個是MADE INCHINA(“中國制造”),另一個是中國人。
周明偉認為,現在70%的小商品都是中國制造,“中國制造”的產品,無論品牌、質量、信用等如何,實際上都已成為中國.形象的載體。2012年中國出境人數為8000多萬人次,已經超過入境人數,對外投資額達652億美元,“世界通過中國人、中國企業來感受中國形象,這個作用已經不是媒體所能承載的了,其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
人的形象不改善會增加中國對外交往的成本
周明偉認為,我們積極推動公共外交,而開展公共外交的主體是具體的個人,如果不注意人的形象的話,勢必事與愿違。他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一個是非洲媒體關于中國在非某企業負責人的報道,此人不僅不按時給當地工人發工資、不保證當地工人的休息時間,甚至還說,“你知道我為什么能到你們這里來,因為我過去就是少拿工資、多干活、為了你的兒子和生活,你就得像我一樣,不要在乎你的工資、不要在乎你的休假,努力地工作,你將來就可以像我一樣富。”“但人家為什么要像你一樣富,為什么要放棄自己休息的權利,為什么不要自己的工資?”周明偉反問道。
這不是個別企業的事,也不是偶然的事件,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周明偉說,“我覺得,中國人的形象、中國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舉止行為、國際社會對我們的信任程度,都是中國人真正的軟實力”。“我們過去3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我們的經濟對外開放,目前我們經濟對外的依存度,無論是能源還是市場,無論是資金還是智力,都已經達到較高程度,但如果我們不注意自己的國家形象,如果我們國人的形象同我們的快速發展、同我們的國際影響力不相匹配的話,會大大增加我們走出去或對外交往的成本”。
中國文化能夠走多遠,中國就能夠走多遠
在談到如何改善中國形象時,周明偉表示,十提出的核心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讓國際社會知道,我們不僅謀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我們是有道德取向的”。他建議在介紹中國核心價值觀的時候,要注意和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關聯度,我們的價值觀不能搞成另類的,搞成別人不太認識、不太了解、無法比較的。
“事實上,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有很多的共性,我們必須找到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我們的文化同世界文化發展的共同點,要更多地介紹相同的地方。”周明偉指出。
周明偉認為,在了解西方價值觀的同時,也要了解西方社會。“改革開放30多年,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了解西方,當年老一代革命家就是這么做的,盡管我們對西方的了解有了巨大的改觀,但我覺得還是遠遠不夠。”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化能夠走多遠,我們在國際社會就能夠走多遠,而我們的中國文化能夠走多遠,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取決于你對別人了解多少。”
要把對人的教育放到教育的首位
在談到如何改善中國形象時,周明偉認為首先“要從國家的長遠戰略來看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的國民教育跟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的發展速度和發展前景最后都要受到制約。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上去了,自然而然就什么都好。這些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國民道德教育的缺失已經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了。
周明偉認為,國民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應該把人的教育放到教育的首位。“人的教育不是簡單的人才教育,有些大學,所謂人才的教育可以讓學生考出很高的分數,可以做出很好的實驗,但是卻使他們缺乏基本的道德約束,這已經說明我們有些教育方向是有問題的。”
他還認為:“人的教育應該符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應該從幼兒園開始,應該有更符合目前多元社會發展、多元取向、多元道德教育的內容。”
對走出去的企業應該有“硬的杠杠”
周明偉表示,媒體和企業在塑造中國形象方面的責任都非常重大。
國家形象的定位
中國是舉世矚目的大國,塑造文明、民主、發展、和平、環保的整體形象,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逐步消除各種誤解,維護國家形象和根本利益,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文明的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已日益成為中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應不遺余力地向世界展示一個光輝燦爛的文明古國的形象,同時,也要與時俱進地向世界展示中國當代的優秀民族文化成果,塑造文化強國的形象。
民主的中國。為了有效地轉變世界長期以來對中國存在的誤解與偏見,我們必須繼續大力發展政治文明,贏得國際社會更為普遍的理解與支持。同時,還要順應當前國際社會的發展潮流,支持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在處理國家間關系時堅持對話、交流與合作的態度,積極參與現有的國際秩序建設,承擔自己的國際義務,逐步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這既是中國擴展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條件,也是以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主流體系的必然要求。
發展的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并已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與“穩定器”。當前,一方面,應努力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誤解和疑慮,主動向世界說明自身的發展狀況,化解一些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資源需求的擔憂;另一方面,應更加致力于塑造自己謀求合作共贏的國際形象,減少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類型、原因等方面的誤讀。
和平的中國。和平形象是中國在迅速發展中最迫切需要向國際社會所展示的國家形象。熱愛和平、追求和諧,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國一直依據國際法原則履行自身的國際義務,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經濟實力的增強也為中國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遠洋打擊海盜、促進半島和談等都表明,中國正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形象。
環保的中國。從倡導“綠色奧運”到積極參與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再到把PM2.5值納入環保監測范圍,說明中國已將環境變化作為關系全人類發展的重大議題,納入國家的整體戰略考慮。目前,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制定并實施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確定了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動目標。中國還應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各種環境合作,塑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形象,與世界各國共同應對環境變化。
國家形象塑造的機制與途徑
在明確了自身的國家形象定位之后,我們應該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完善公共外交機制。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很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公共外交管理體制,以確保本國的文化交流得以正常高效實施。如美國,就形成了以“美國新聞署”為核心的完善而成熟的公共外交系統,集中對外文化交流和宣傳的主要手段,推銷和宣傳美國形象。中國應該整合外交部與國務院新聞辦等部委資源,來協調各涉外部門之間的關系,解決好公共外交中的最高領導權、決策權的問題,確保決策部門與執行部門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職,避免在處理對外交流宣傳時各部門因條塊分割、缺乏溝通而導致的重復操作,以提高各部門的工作效率。穩定而高效的公共外交機制,將有助于進一步拓展中國對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認同。
提高文化交流的能力。與國際社會打交道,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只有在實踐中積累起豐富經驗,才能做到留有余地、游刃有余、共謀發展。當前推行的中國“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年”等各種大型文化交流活動,盡管具有很強的規模效應,轟動一時,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也有很強的助推作用,但卻很難讓外國民眾深入領會中國文化的細微之處。文化傳播講究細水長流,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應建立一個長效機制,時間長、接觸面廣,這樣才能使對方對我們的文化有全方位的了解,從而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同時,中國還應深入分析國際受眾市場,研究不同國家民眾的思維特點與對中國的反應,做到因人、因地制宜,增強對外宣傳的針對性與親和力。
大力扶植民間文化交流。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眾,歷來比較抵觸“官方文化”。因此,中國要盡快在世界范圍進一步提升整體親和力,就必須著重借助民間力量。中國政府應整合現有的各種民間文化組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導社會資本與人力投向民間文化交流領域,盡量淡化文化交流的官方宣傳色彩。例如,在北京奧運會與上海世博會之后,中國還應爭取更多的國際會議、體育賽事等落戶中國,通過邀請各類知名人士來華,以其所見所聞影響其本國公眾,在交流中逐步提升中國形象。同時,中國還應充分利用現代傳媒技術與網絡技術,不斷增強網上宣傳的影響力,打破西方國家的信息壟斷,激發外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幫助他們加深對當代中國的了解。
加強教育文化交流。教育文化活動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屬于“長遠收效”。一方面,要繼續加強留學生培養。中國已吸引了眾多的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今后應更加注重在留學軟硬件等方面加強建設,為外國留學生提供更多保障,讓他們不僅在中國能學有所成,而且成為對中國友好的國際支持者,以及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形象傳播者;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動漢語戰略。輸出語言主要是為本國培育一批海外擁護者,并影響他們對當前各類問題的看法。截至2010年10月,全球96個國家和地區已建立322所孔子學院和369處孔子課堂,成為各國民眾學習中國文化、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場所。此外,還應將設立國外文化中心等,作為國家文化與國家形象“走出去”的一項重要內容長期堅持。
推動文化產業與文化貿易。與世界文化產業大國相比,中國文化產業目前還處于劣勢,文化品牌難以走出國門,制約著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對此,必須要尋求突破。一方面,應該加大對該領域的資金投入與一定的政策扶植,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培養一大批專業人才,以提高對外文化交流隊伍的整體素質;另一方面,應廣泛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盡快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法規,為促進文化產業與文化貿易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面對各國的競爭對手,只有做大做強一批具有較強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文化企業,才能為中國文化產業的崛起爭取發展空間,使中華文化走出國門,在國際文化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國正面臨著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要保證可持續發展和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要塑造一個正面、積極的中國形象,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親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