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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某些大學校園里的藝術教育已經自覺“祛魅”,步出神圣的殿堂。藝術,這個解決溫飽之后的精神寄托,成為解決溫飽的一個手段。本是精神產品,卻通過物質衡量,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興趣和特長已經被“好找工作”取代,成為大多數學生和家長選擇專業方向時的第一動機。
建立在這一前提下的藝術教育,藝術含金量已明顯不足。據筆者所知,在一些學生在心里將課程分為“有用”的和“沒用”的,時間分配和精力投入以此為出發點。根據到課率、課堂氣氛和作業認真程度來看,這種傾向在學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般來說“有用”的課程包括寫生、各類設計實踐和圖形軟件課等,而“沒用”的以理論課居多。“有用”的基本為動手類課程,技術性強,見效快,“沒用”的比如中外美術史和藝術概論等課程相比之下要“藝術”一些,短期內不易見效。這種學習上的偏食有各方面因素,但多少映射出學習目的的實用主義傾向。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這樣一個事實:2008年法國巴黎關閉了最后一個教授現實主義繪畫技法的畫室,也就是說,如今在巴黎要想學習寫實繪畫已經找不著門了。
表面上看實踐性是藝術專業的表征之一,但如果沒有理論內核的支撐,到達一定程度后難有突破性的成就。建立在藝術觀念更新基礎上的藝術風格的探索和創新,是高等院校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也是高等藝術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區別所在,今天這個差別在某些院校已經日趨模糊。大家都知道藝術教育不能止步于實用,但這個共識在現實的窘迫中卻已處于尷尬的地位。
尷尬首先來自于生源。對龐大的“藝術類考生”中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學習藝術并非天賦和興趣使然,僅僅是一個“最不壞”的選擇。這個事實的后果,是把原本充滿樂趣和目標追求的藝術學習變成一個痛苦的經歷,在這種情況下學習目的和就業之間的因果關系自然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直接。
另一個尷尬來自校園外的“藝術世界”。中國當代藝術真正融入到了大眾之中,融入到由畫廊、拍賣行、批評家和收藏家共同營造的藝術商業鏈中,藝術的實用功能被具體發揚到了每一個平方尺。在這樣的語境下,一廂情愿地以超功利主義的理想訴求要求學生不僅顯得不合時宜,通常也不具備實效性。
但最尷尬的還是大學自身。“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在上世紀初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如是說。然而今天的大學在研究高深學問的同時,還承擔著提高就業率的任務,并擔當由此引起的后續效應,包括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重點、課時分配的傾斜,以及不可避免的培養目標的實質性改變。而處于這一局面下的教師也被置于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既寄望于學生志存高遠,“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設身處地為學生的“稻粱謀”著想并授之以漁,去功利化的藝術理想雖未絕響,卻已經不那么理直氣壯了。大學自覺模糊了和職業培訓所的區別,“研究高深學問”被“找到工作”所取代,這恐怕不僅是先生,也是現在的大學校長和老師們都不愿意看到的。
還有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社會總就業份額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單獨討論各大學自身的就業率提升,基本不具備實質性意義,因為最終的結果無非是此消彼長,從宏觀的維度衡量效益為零。我們有理由懷疑“就業率”至少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研究高深學問”。在目前情況下,最需要做的也許不是強調就業率,而是鼓勵繼續深造和充電,既然就業低迷,與其在一條本就不寬的道路上擠,不如養精蓄銳蓄勢待發,為長期發展做好準備,比如擴大研究生招生就是一個有效舉措。
伴隨工業文明發展而來的科技崇拜及工具理性迷信,導致了現代社會的價值冷漠,其后果之一是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彌漫,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祛魅的世界”。在這樣的風氣下,教育的實用化傾向在所難免,并可能發展出好好學習就是為了找到一份工作的觀念,這很容易使人想起“書中自有黃金屋”和“學而優則仕”。
“專業瘦身”的消息一出,本來就已經話題百出的教育界又如被投入一枚“生化武器”,頓時掀起各方口水時評無數。由于許多考生對社會需求的不了解,“就業率”憑借其數據的直觀和一目了然的特點,成為一直以來考生報考專業時的主要參考標準。但就業率,能否定奪一個專業的價值?
社會聲音 :
以就業斷去留,一刀切,太武斷
一個好的專業,不能保證就有一個好的就業率;有好的就業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專業。這兩個命題,是不矛盾的,我們不應該以就業率來衡量一個所謂的好的專業,社會需要的是實用性、創新性的人才,如果一味地以就業率來衡量專業的好壞問題,筆者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事,我們應該用一分為二的眼光去看待專業與就業率的問題,不應該單方面的肯定或否定專業與就業率的好壞。(荊楚網)
社會聲音 :
就業率,本身就不可靠
先說就業率的質量,對于一些高校來說,也許他們的某些專業設置都是一樣的,但是從教學設備、教育師資等方面來看,卻有著很大的差異,雖然他們的畢業生都已經簽約了,雖然就業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畢業生的工作環境或福利待遇等方面卻有著天壤之別,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專業就業率。(荊楚網)
而對于就業率公開的數字,本身真實性就成疑――
某名校畢業生小李說:“畢業時,其實好多同學都還沒找到工作,一大幫人一起去辦‘暫緩就業’,聽說‘暫緩就業’都統計到就業率里去了,我們接近100%的就業率就是這么來的。”
而廣州某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小張則表示,他學的是營銷,學校公布的就業率高達98%,但是都是有水分的,因為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同學都難找工作。
大學不斷擴招的背后面臨的是每年洶涌而出的畢業生潮,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就將達驚人的680萬人,比2011年增加20萬。因此,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迫在眉睫。但專業瘦身的實質,是將專業更多地限制在實用和社會需求的范圍之內。可需求總有上限,若將許多就業率偏低的專業縮減招生甚至去掉,則意味著,競爭將更集中在原先熱門的專業中。所謂的就業率高的專業,不少本身的優勢就是招生人數較少,一旦這些專業人數限制的大門打開,恐怕高就業率的輝煌也將不復存在。
在國外發達國家,除了應用型專業外,本科階段均施行通識教育。即在大學最初的兩年,學生并不選擇專業,而是通過哲學、歷史、文學和宗教的學習,使學生形成健全人格和邏輯常識。由于這些科目本身的非功利性,也注定無法用“就業率”衡量。根據數據調查的結果,如果美國實行這條標準,美國第一批應被取消的專業是:心理學、美國歷史和軍事技術。
國內將金融、工商管理、法律等容易踏入金領行業的專業奉為至寶,但實際上,法、商、政類的課程本科階段都只是一個常識基礎教育,真正的重頭戲應該在研究生及后期,本科專業雖然能夠輕松就業,但如不繼續深造往往會缺少了繼續發展提高的后勁。我國許多行業也存在這種問題,譬如英語專業,就業率一直不算太高,但其實我國對高級英語人才還是相當需要的,如同聲傳譯、國貿英語人才、會展英語人才等,趨勢是逐漸向復合型人才靠攏。故而這些專業,都需要不斷地與其他學科結合才能得到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對待一些基礎性專業,如數學、物理、生物等,以及一些新開設的專業,我們需要多一些寬容和呵護。一些專業所需的人才庫的規模需要長遠地建設,比如生物這個專業,它對中國成為全球科技領導者的目標至關重要,但當前的市場需求卻并不強勁。所以在選擇這些專業時,也應該長遠地、全面地考慮社會需求。
研究生就業率低并非空穴來風。據有關統計,2009年以來,碩士生的總體就業率不及本科生。如同本科生就業難一樣,許多人將研究生就業不佳歸咎于擴招政策。人招得多了,教育質量難免會下降,就業率低也就在所難免了。但以此否定研究生現有招生政策和培養方式,筆者并不完全贊同。
誠然,現有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由于研究生擴招,存在一些導師忙科研無暇顧及所帶學生、教學資源不足的狀況,但總體而言,相對于我國對高學歷、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我國研究生招生人數并不過量。統計顯示,近十多年來,我國大學招生人數擴張了6倍,而研究生招生人數只是原來的2倍,而且研究生大幅擴招也僅是近幾年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從教育主管部門的招生計劃中,人們不難發現,從2009年以來,所謂的研究生大幅擴招,主要集中在旨在培養國家產業升級所需的應用型、高技能人才的專業碩士上,學術性碩士并沒有擴招。不同于大學擴招,碩士研究生擴招除了規模上的擴大,更加注重教育結構的調整,是為了滿足社會人才需求。
再從就業能力上看,本科畢業,再多學幾年,難道會技不如人?顯然不是。從社會大環境看,人們對高學歷的推崇并沒有根本性改變。無論是進招聘會還是網上應聘,都有諸如“研究生以上學歷”的硬性要求。一些本科生寧愿放棄工作而選擇考研這條路,除了就業難這個因素,也不可否認是對社會追求高學歷的迎合。就拿當下最火熱的公務員考試來說,明確表明要求研究生學歷的崗位比比皆是。
當時,政府為了擴大內需,把高校擴招作為重要措施之一。
次年,高校開始邁開擴招的步伐,招生人數增加了51萬多人,
招生總數接近160萬人,增加速度達到47.4%;
2000年,擴招幅度為38.16%,2001年為21.61%,2002年為19.46%,
到2003年,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000萬。
如此快速的遞增,卻在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與高校人才培養之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2004年,藍領市場出現“民工荒”,而大學生畢業季則出現“就業難”,
每年的此時此刻幾乎都以“最難就業季”來形容。
相對應地,我國高校培養的畢業生質量遭到質疑,2005年錢學森發問:
“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此即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政府、高校與企業博弈
恢復高考制度之初,大學生畢業都在國家統一分配下,不存在就業壓力,很多同學在60分萬歲下度過大學時光。而在下海潮等影響下,社會上一度出現過腦體倒掛、知識貶值的現象,但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風氣得到初步扭轉,重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風尚。然而, 90年代末的大學擴招政策,又逐步打破了這一正常發展的軌跡。在大學生就業由分配制轉型為自由擇業以來,大學擴招所引致的大學生就業人數在短短的幾年內便迅速上升,打破了原本相對均衡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業困境日益顯現。
在公務員考試中,出現了幾千人謀一職位的現象,在企業招聘中則呈現出一個職位眾多學生投遞簡歷,招聘會上擁擠不堪的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一到畢業季,從電視到網絡、報紙等媒體的報道中,無不透露出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嚴峻的趨勢;高校則從系、院到班級都要求對畢業的學生就業簽約情況實行一周一報制度,在此過程中甚至要求動用一切資源以提升學生的就業率。在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在校學生、企業、政府主管部門漸趨改變了對待教育的心態,紛紛用就業率來考衡高等院校的教育效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百年樹人的教育本質。
學生層面,就業緊張的困境使學生們產生了功利化和短期化取向。通過高年級學生向下傳遞、新聞媒介等的大肆宣傳,就業的壓力或焦慮已經從早期的大四學生逐步下移到了剛入校的學生。由此迫使學生在一入學就開始考慮就業,本科生普遍加大了學業向考研、出國、實習轉移,研究生則向實習、考證集中,功利取向更加明顯。在課程的選擇上,學生們更加集中到一些必需的主干課和應用型課程上,而對其他的基礎性課程則基本以學分多少、是否容易通過、是否能獲得高分來決定,否則就不再進入學生的選課范圍之內。同時,伴隨大學生由天之驕子、知識精英向勞動者角色的轉換,大學生學業取向等方面基本按照自身的利益為核心,更多呈現機會主義行為,改變了以學習為主的初衷,轉而走向以就業所需條件為導向,利用關系尋求實習、考證等短期化行為大增。在此情況下,學校教育無疑就成為大學生們套取畢業證、學位證的一個機構,迎合就業時的一個敲門磚,漸趨失去了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而淪落為企業代工式的“培訓”功能。
企業層面上,幾百萬大學畢業生涌入就業市場的場景,使企業在招聘中養成了一種培訓成本學校化的慣性思維。大學生就業由行政配置轉向市場化轉換以來,1999年的大學擴招打破了就業市場相對均衡的格局,導致大學生就業的供需失衡。大學生就業供大于求的格局,給企業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企業在招聘過程中更加注重技工式的條件,對招聘職位具有相當明確的要求,基本忽視了新招員工必須通過自身的培訓以融入企業文化的過程,轉而把培訓成本轉嫁給學校以降低企業培訓費用,企圖直接按照內部員工的要求對待新員工的招聘,這局面無疑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大學教育不適應企業要求、大學教育無用論等假象,迫使大學改革教育機制以迎合企業的用工要求。另一方面,技工式招聘使企業在招聘中產生了較強的機會主義行為,不但對所招學生提出越來越嚴格的實用性要求、招聘條件,而且還會在供需失衡的條件下引致知識失業現象。即博士擠占碩士、碩士擠占本科、本科擠占專科、專科擠占中專等行為,呈現出普遍化趨勢。顯然,擴招所引致的企業招聘員工的學位上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中國的知識失業現象,造成大量高學位人才浪費。
政府主管部門層面,在就業壓力下形成了以就業率為導向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伴隨1999年高校的持續擴招,從首批擴招后的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以來,就出現了大學生就業困局。在此背景下,作為政府主管部門的教育部及其地方延伸管理機構,不得不改變以前的管理考核體制和目標,把大學生的就業率列為各級高等院校的一個重要考核指標。由此轉變的結果在教育中的影響日益顯現出來:首先,就業率考核導向下大學專業的動態化,使大學教育明顯以就業市場為中心旋轉,專業越分越細,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企業培訓功能的替代品。其次,大學在政府主管部門的就業率考核下,明顯呈現出機會主義傾向以達到提升就業率的目的。高校,特別是地方高等院校,往往與企業聯手,把畢業生通過實習的途徑廉價輸送給企業,企業幾乎免費利用大量學生,而作為回報則給相應院校提供學生的就業證明,等到學生畢業則通常也是學生失業之時,而此時又可以利用相應院校提供的下一批實習學生以接替已畢業的學生。每到畢業季,高校還會調動一切力量給尚未就業的學生開出種種的就業證明,以提升學生的就業率,迎合政府主管部門的就業偏好。再次,政府的就業率導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事業百年樹人的長期,使高校教育短期化,以致出現了高等院校發展中的“”思維。
就業率倒逼教育功利化?
面對日益緊張的學生就業形勢,在社會和政府行政主管部門的就業率導向下,給高等院校的教育無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人為干預教育的行為,促使當前高等院校教育漸趨由基礎性轉向了實用性,百年樹人向短期化、功利化和職業化轉變。
一是不斷調整大學招生專業。自從大學生就業緊張以來,教育部及各省的主管部門都把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率作為對學校考核的重要指標,對每年各高校的各個專業就業率進行比較,排名靠后的專業在招生計劃中都給予名額的縮減,甚至要求高校對此進行調整,按就業市場需求重新設定各自的招生專業和相應的人數。這種格局幾乎使每個高校招生最多的專業幾乎都集中在市場最熱的專業中,而一些基礎性專業,甚至對國家長期發展必需的專業出現了無學生報考的局面,以致像北京大學這樣的綜合性大學,也出現了古生物專業幾年才只有一個學生報考的尷尬現象。高校的教育難以維持一個穩定的專業教學團隊,教師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招生專業,不得不頻繁變更所講授的課程。為此,出現了教師的科研與教學完全分離,為了授課,不得不時時調整時間和精力以應付新設的課程;而高校的各種排名、學科建設、種種申請等活動則又以、出版專著、各個級別的課題等依托,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在科研中出現了數量替代質量,以應付教學頻繁變動下的科研目標和短期化考核。在此背景下,高等院校顯然難以實現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只能根據就業市場需求,不斷調整自身的專業以應對擴招后的就業率目標考衡。
關鍵詞:職業教育;高就業率;成因
職業教育有悠久的歷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教育發展的重點。今年,我國有六百多萬的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問題,是近年來高校畢業生最多的一年。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高職院校畢業生卻成為就業市場的熱點。高等職業教育高就業率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一、市場需要,技能型人才缺口較大
據了解,在當前不容樂觀的就業背景下,職業教育就業率卻連創新高,最主要原因是職業院校所設專業面向市場,為企業所急需,如汽修、食品加工、機電等專業未來仍有巨大的就業市場。
目前,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對人才的需求集中在技能型人才上。企業需求量最大的是具有中專、大專及以上學歷,具備一定專業技術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占市場比例約為30%,可需求的比例約為50%。就像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的那樣:“從總需求上講,我國確實缺乏技能型人才。”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到2012年,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缺口將達1746萬人至2665萬人。在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職業教育正是嚴格以市場為導向、與時俱進的發展方針成就了其高就業率。不難看出,從就市場和企業需求角度而言,職業教育的就業形勢一片光明。
二、注重實踐,知識實用、有效
《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職業教育要“以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宗旨,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高技能專門人才”,這也就決定了職業教育有很強的實用性。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在教學管理的各個環節上有其自身的優勢:以就業為辦學方針、以技能型人才為主要培養目標、以項目實訓為主要課程、以市場為導向設置專業、以校企合作為主促進就業及以“雙師型”教師為主。縱覽職業教育,其不但具有專業性、實用性特點,還具有開放性、時代性、產業性等優點。針對細微的人才市場需求變化,職業院校也會很快地進行教學調整,這也更加有利于學生所學的專業和課程貼近市場的需求。在課程設置上,多數高職學校的基礎課以必需、夠用為度,部分院校還通過校企合作為企業定制特殊崗位的人才,專業知識講究有效實用,這種做法得到社會和企業的贊許。為了使畢業生更好地實現就業,現在很多高職院校都開設就業指導課程,提出了培養提高學生就業能力和職業素養的目標。
高等職業教育教育注重學生技能的實踐,把理論與實訓相結合,實訓占的比例較大,一般會占到專業課時量的60%~70%。同時,根據社會形勢變化及時調整課程設置,三分理論、七分實踐,著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采用模擬式教學模式,模擬生產環境,讓學生融入環境實踐,更能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目前,很多學校遵循“1+1+1”的培養模式,即“一年學基礎、一年學專業、一年頂崗實習”,畢業后,學生可直接就業投入工作,不需要再適應環境,這是其他教育所不具備的優勢。
三、觀念轉變,企業注重用人成本
當前,用人企業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如何招聘到技能過硬、適合崗位需求、能夠盡快融入工作的人才,從而實現用人效益最大化。可是大多數普通大學的相關理論課程和專業技能訓練還是偏于理論并且更新不及時,與用人單位希望的“實戰能力”有相當的差距,這也導致了人力資源和企業成本的極大浪費。而大部分高職畢業生通過工學結合,既具備了必需的理論知識,又有很強的實際動手操作能力,職業素養高,崗位技能掌握熟練,能夠在最短的時間進入工作狀態,用人單位招聘這樣的人才大大節省了企業成本和人力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