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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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范文第1篇

「關鍵詞反周期法，經濟空間法機制，經濟時間法機制，經濟—法權矛盾傳導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經濟學界曾居統治地位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一個穩定發展的系統，經濟困難只是偶爾遇到的。近些年來，相當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我國經濟運行存在波動性，并明確提出了經濟周期問題。他們試圖解釋為什么會產生周期性波動，這種周期性波動的波長是怎樣的。

對于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法并不是無能為力的。經濟周期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表現，它要強制地發揮作用，而法的規范性本性也決定了它一定要強制地發揮作用。問題在于，是讓法跟著經濟周期跑，還是使法形成弱化經濟周期的調整機制？

這里，有兩種立法選擇：一是反周期法（“逆風規則”），一是應周期法（“順風規則”）。應周期法存在“多米諾骨牌”那樣的現象。在盲目經濟過程的牽動下，法跟著經濟跑，而一個接續一個的法又使經濟過程愈加振蕩，振幅增大，波長延長。能不能找到理想狀態的法并使之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發生關鍵性影響呢？我在1988年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運行周期的法是反周期法，其規則是逆風規則的主張，1991年在《新經濟法論——國民經濟運行法研究》一書中作了進一步闡釋。本文堅持認為，經濟周期立法必須是反周期法，反周期法是一個有機整體，在這個體系里相互制約的法規范統一發揮作用，諸規范有規律地按一定方向和方式進行調整并發揮總體功能。

二、經濟空間的反周期法

經濟空間，是經濟存在的空間形式。

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媒介著商品經濟的交換過程。為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貨幣關系立法必須符合貨幣流通規律的要求。一定時期內流通的貨幣量，要與該時期用現金交易的商品價格總額和貨幣周轉速度相適應。其關系式為：M＝PQ/V. 從公式可以看出，當市場商品可供量（待售量）Q和平均單位商品的價格水平P不變時，貨幣流通速度V就降低，從而使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速度。

在一定時期內，流通中貨幣需要量同現金交易的商品價格總額、單位貨幣周轉速度的函數關系，決定貨幣投放活動所依據的法的性質。如果依據貨幣經濟流通法投放貨幣，則紙幣的發行量與現金交易的商品價格總額相適應，從而紙幣所代表的單位價格量是穩定的；如果相反，采用貨幣財政流通立法，用財政“透支”的辦法來使國家財政收支暫時平衡，就會出現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等情況，使國民經濟運行發生嚴重障礙。

投資總量中一部分轉化為消費資料購買力，流入消費資金，還有一部分形成流動資產積累。在這兩個相關系數正常情況下，固定資產積累與投資總額的比例大體持平。在基本建設關系中，投資需求與固定資產投資存在的矛盾是：固定資產投資適當化首先要求控制投資需求，而控制投資需求又有待于固定資產投資適當化。

面對這種情況，有兩種立法選擇：一是基建規模適當法。這種立法著眼于投資規模是否過大、投資結構是否合理、投資效益是否提高，強調固定資產投資權限范圍、責任和責任措施，強調違法行為的可罰性。二是基建規模失控法。這種立法的明顯特征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譬如，國家確定了投資規模，但又有“適用除外”的規定，允許一些投資不納入規模計算，一些條文規定控制投資規模和基建規模，另一些條文又規定獎勵措施，實際上使突破投資計劃和基建規模的工作，獲得鼓勵；有的法規規定不許亂上項目、亂批條子，但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程序立法、監督立法和責任立法，致使關于批準權、決策權的規定形同虛設。上述相互矛盾的規定，為基建規模失控打開了缺口。正是在這個意義和性質上，我們把這種立法，權且稱為規模失控法。由于基本建設規模失控，給國民經濟運行造成了困難和混亂。主要表現在：（1）刺激了投資需求膨脹和消費膨脹；（2）影響了國民收入的穩定增長；（3）大上項目交付使用率低，停建、 緩建項目使投資不能發揮作用，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4） 導致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波動。

基本建設規模的失控與適當，都有一整套規范在起作用。尋找這些規范的作用機制在構成國民經濟良性運行的法律機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必須不斷建立新的產業部門，開發新的資源，改變不合理的生產布局和產業結構。無論是新增生產能力的新建，還是實現以內涵為主的擴大再生產的改建、擴建，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作為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企業，其內部經濟關系和外部經濟關系存在行為的失禁與約束問題。

企業行為失禁的根本原因，是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目的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矛盾性。為了實現企業追求的利潤、產值和人均收入三重指標，它們把生產經營目的的重心放在價格增殖上。企業行為失禁的法，必然導致：（1）對人均收入極大化的軟約束造成企業短期行為；（2）單純產值目標使成本虛擬化，形成投入品與產出品的過大價格反差；（3）粗制濫造、以次充好，損害國家和消費者的利益；（4）企業積累的弱化；（5）企業間經濟合同違約率居高不下，形成“三角債”；（6）生產經營的盲目性和擴張沖動。

企業行為約束法，在注意企業內部、外部經濟關系合理調整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對企業運營機制的調整：（1）對權限機制的調整；（2）對決策機制的調整；（3）對動力機制的調整；（4）對行為機制的調整；（5）對運行機制的調整；（6）對分配機制的調整；（7 ）對外部環境機制的調整。在企業經濟關系調整中，企業運營機制調整是一種高層次的、總合性的調整。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運行的性質，不僅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要通過勞動者的消費，而且決定了這種消費的合理增長會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源泉。廣義的消費，把生產消費包括在其中，但因為生產消費（即消費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和生產性勞務這一行為及過程，實際上是直接生產過程，因而消費在這里屬于生產消費范圍。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是國民經濟良性運行的根本條件。企業內部安排合理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使積累和消費的總和保持一定的數量界限，防止和避免企業內部的消費基金膨脹，對于保障這一根本條件具有決定性意義。

消費是通過分配這個“中介”環節實現的。社會成員依靠分配、收入所得在消費領域形成的經濟關系，是社會消費關系。社會消費關系的性質和狀況，不僅取決于與生產、交換、分配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關系，也取決于自身諸環節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關系。因此可以認為，調整社會消費關系的法，存在適度消費法與超前消費法兩種互相排斥的法的作用機制。這兩種法的作用機制，在消費需求、消費結構、消費水平、消費方式上，結果是不同的。

生產是消費的基礎，但分配是影響消費需求的重要條件。由于工資、獎金、津貼的“剛性”和個人收入最大化目標刺激了企業增長消費資金的沖動，因而在彈性的、松動的勞動報酬立法下，必然拉動社會消費的膨脹。看來，勞動報酬標準法可以解決消費需求的根據和最高界限問題。當然，在調整消費需求的規范體系中，勞動報酬標準法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如何確定消費結構的重心和比例關系，反映了兩種法的作用機制的消長。是首先滿足生存資料的需要，爾后有條件地逐步向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擴展，還是首先發展享受資料、發展資料？是首先發展高檔次和奢侈消費品的消費，還是鼓勵質高價低的中、低檔品的消費？是逐步滿足個人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還是減緩公共消費的增長速度而大力發展個人消費？在消費結構的調整中，判斷是適度法還是超前法的依據應當是：（1）與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適應性；（2）對于人口規模和人口構成狀況的反應效應；（3 ）與國民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4）有利于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 有利于保持生態平衡。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是多元的，因而對消費水平的法律調整關系到對國民收入的分配、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使用、控制人口增長、價格總水平和產品質量等的法律調整。這同樣是一個綜合作用的法律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對于適度消費性質的法和超前消費性質的法，應當認真加以區分。

需要說明，國民經濟運行空間狀態，是抽象成的“空間截面”。貨幣關系—基本建設關系—企業經濟關系—社會消費關系，不過是這一“空間截面”的主要環節。

通過上面的簡單分析我們看到，對國民經濟運行空間的法律調整，存在兩種不同的法律系統：“經濟流通法—規模適當法—行為約束法—適度消費法”系統：“財政流通法—規模失控法—行為失禁法—超前消費法”系統。這里，把前一系統稱為“適當化法”，把后一系統稱為“非適當化法”。法是一種客觀強制力量，它一定要在國民經濟運用中強制地發揮作用。因此，“適當化法”或“非適當化法”都會分別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后果。

從社會經濟后果意義上說，兩種法律系統的存在形式和作用機制有三：（1）單一“適當化法”機制；（2）“適當化法”與“非適當化法”交錯機制；（3）單一“非適當化法”機制。顯而易見， 采用第一種機制，可以保障國民經濟空間運行的良性狀態。由于對國民經濟運行實態和發展趨勢的把握程度的差異，以及立法技術條件的限制等因素，往往在實踐中存在兩種機制交錯的情況。就是說，在“空間截面”上，“交錯”可能存在于同一經濟關系，也可能存在于總體經濟關系。譬如，在立法目的上原本是經濟流通法，由于“企業擠貸款、貸款擠銀行、銀行擠財政”的緣故，致使在貨幣關系領域，其實際后果又成為財政流通法。再譬如，調整基本建設關系的法是規模適當法，但在企業經濟關系和社會消費關系領域，可能存在行為失禁法或超前消費法。第三種法律機制是最糟糕的，它只能使國民經濟運行產生惡性循環。

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經濟流通法、規模適當法、行為約束法、適度消費法和與之對應的另一組法，不能認為它們分別是某項經濟關系的立法，如不能認為經濟流通法或財政流通法僅限于貨幣關系法（余此類推），而應當認為它們是調整某項經濟關系的、形成同一作用機制的法規范的總和。譬如，基本建設關系領域的規模適當法，是貨幣發行法、固定資產投資法、勞動力招用法、信貸法、企業積累基金使用法、基本建設程序法、計劃法、利用外資法、國家經濟機關權限法、企業債券法、自籌資金審計制度法、差別稅率法，基建合同法、投資效益法等一整套匹配聯系、內在統一的適當法規范的體系。試想，縱有控制基建規模的法律規定，然而面對財政“透支”過大，固定資產投資失控，銀行貸款管理混亂，計劃、經貿、財政、銀行、審計、稅務、工商管理等經濟機關權限不明確，企業隨意開拓金融市場，挪用生產資金、占用流動資金、用貸款抵充用于建設的自籌資金，國家不開征建筑稅或不實行差別稅率，不是把效益指標（投資回收期、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項目建成投產率等）而是把投資數量指標作為考核基建狀況的標準等情勢，基建規模怎么能真的控制住呢？由此可見，基建規模適當法是上述列舉的一整套適當化法的總和。反之，基建規模失控法亦是上述關系領域一整套非適當化法的總和。

經濟空間的反周期法機制，是越來越多地從由以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而被認識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造成社會經濟消極后果的法現象，抽象為“財政流通法”、“規模失控法”、“行為失禁法”、“超前消費法”。按照這種解釋，立法動機、法規的宗旨、法規的積極作用暫被排除在抽象過程之外。

三、經濟時間的反周期法

經濟時間，是經濟存在的時間形式。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周期范疇，是著眼于經濟時間而概括出來的。在“經濟時間系列”，反周期法如圖Ⅱ所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周期，可分為經濟過熱運行期、經濟疲軟運行期、經濟困難運行期和經濟恢復運行期。

在經濟過熱運行期，經濟過熱的主要表現是：（1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基建總規模過大；（2）消費需求高速膨脹；（3）產業結構和生產結構不合理；（4）物價上漲幅度過高；（5）明顯的通貨膨脹；（6）國際收支狀況不良。 經濟過熱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即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過高過快，其臨界值可為9％。超過9％，即為過熱。

為防止和控制經濟過熱而采取限制措施的法，是“限速法”。其中，限產法可以避免企業靠拼設備、爭原材料和攀比速度而單純追求產品數量指標；限銷法可以避免企業在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在高消耗水平上粗制濫造產品，乃至推銷偽劣商品；限稅法可以避免通過種種不合理的優惠措施讓稅讓利以刺激生產的“彈性稅收”；限利法、限貸法可以避免通過降低貸款利率，降低儲蓄利率以及不合理的貸款結構而誘發企業爭貸款的盲目擴大再生產的趨勢；限制進口法可以避免盲目進口、盲目引進技術和資金從而造成國際收支惡化的狀況。限速法是限制經濟過熱的一整套法規范，不過，限產法、限銷法、限稅法、限利法、限貸法、限制進口法是限速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形式。

與之相反，在經濟過熱時期采用“促進法”，即促使“大干快上”的法，不但不能對過熱的經濟運行實行有效的控制，而且會縮短經濟疲軟運行期的正常波長，甚至使國民經濟經過短暫的疲軟期而迅速進入經濟困難運行期。

在經濟疲軟運行期，仍然存在兩種不同的法，這就是“改善法”和“過緊法”。這一時期，一般會出現農產品生產趨緊，工業產成品庫存積壓嚴重，企業資金短缺，生產低速增長，停產半停產企業增多，停工待工人員和待業人員增加等經濟疲軟局面。經濟疲軟又集中表現為市場銷售疲軟。針對國民經濟低速增長或向零增長，可適用改善法。改善法，是改善經濟疲軟狀態立法，其中心環節是經濟結構改善法。產品結構改善法將保證企業開發新產品、新品種、增產名牌優質產品、市場緊缺產品和適應農村需要的日用消費品，增產出口產品和替代進口產品，規定限制生產、淘汰生產和保證生產的產品目錄；企業結構改善法以改善結構為手段，引導國有大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發揮骨干作用并對小型企業和鄉鎮企業進行整備；農業結構改善法促進和保證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的穩定高產，調整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以及農、林、牧、副、漁各業間的比例關系；產業結構改善法將調整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保證能源部門、重要原材料部門和交通運輸部門的穩定增長。為適應總體上經濟結構改善的需要，應當制定與之配套的法規范，如傾斜政策法、資金流向法以及有利于扶植企業生產經營的法律。

法在這一運行期的目的和主要任務，在于調整經濟結構，緩解國民經濟失衡的矛盾，使經濟穩定增長。“改善法”正是實現這一目的和任務的正確選擇。應當指出，在國民經濟失衡的矛盾面前，選擇“過緊法”也不是沒有可能的。“過緊法”的基本點是采取財政金融上過于緊縮的辦法，以控制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雙膨脹。采用“過緊法”，不能適當松動銀根，增加必要的企業流動資金和商業、物資及外貿收購資金；不能適當調整存款貨款利率；不能適當增加投資以有助于計劃內重點建設項目和企業的技術改造；不能適當調整商品價格和勞務費用；不能適當搞活流通。因為“過緊法”在國民經濟失衡面前采取了“大砍大落”辦法，無法刺激生產和經濟增長速度回升，不能有效地改變短缺與過剩并存的疲軟狀況，緩解不了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矛盾，而且，它可能導致“經濟滑坡”，使國民經濟愈加惡化。“過緊法”不能弱化疲軟周期，它很可能是使困難運行期臨近的重要非經濟因素。因此，采用“改善法”可能是有益的。

過渡到經濟困難運行期后，國民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這一時期，經濟運行近于混亂和崩潰的邊緣。其突出表現是：（1 ）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2）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嚴重失調；（3）市場緊張，人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針對嚴重經濟困難的法，是經濟困難對策法。這種法具有經濟困難對策的性質，可稱之為“對策法”，包括金融緊縮法、物價抑制法、企業組織化法、經濟管制法、商品專營和配給法、勞動組合法和待業救濟法、居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等等。“對策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實現“軟著陸”，阻止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和生產“大滑坡”的發生，減輕經濟困難的嚴重程度，推向經濟的恢復。

在嚴重的經濟面前，選擇“刺激法”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有一種理論認為，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排除非經濟因素）是“需求不足”，因此主張通過國家立法來擴大對社會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需求，以刺激社會生產。從這一理論根據出發，將求助于赤字預算法、通貨膨脹法和商品傾銷法等“刺激法”。其目的在于刺激生產和流通。這里成問題的是，采用“刺激法”能否達到這一目的。

赤字預算的核心是增加預算支出。在企業流動資金相當困難的情勢下，赤字預算無法避免，于是仍要發行國債和增加紙幣投放。這樣一來，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生產“滑坡”，而且會使財政赤字繼續擴大。可以說，赤字預算法只能導致困難運行期經濟矛盾的深化。通貨膨脹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刺激生產，掩蓋經濟比例失調，但實行通貨膨脹，會使物價居高不下，從而阻礙商品流通和貨幣流轉，使“過剩”商品滯銷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通貨膨脹法不能實現經濟困難時期恢復生產和促進流通的雙重目標。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在經濟困難時期并未消除，但這一運行期中既可以表現出商品普遍短缺，又可以表現出商品結構性“過剩”。對于前者，往往實行“高價”政策，以期貨幣迅速回籠；而后者一般會產生競相“甩賣”的局面。“甩賣”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可能收集一定的社會閑散資金，但人為擴大對物資和商品的需求，并不能解脫企業無法清償債務的困境，反而動搖了國家信貨的基礎。由此看來，商品傾銷法助長了資金、物價的巨大外部壓力。

同“對策法”一樣，“刺激法”也是一個體系。除上述列舉的三個法之外，還有勞動關系上產生離職、失業的法（而不是為預防和控制失業和促進再就業的法）；在企業組織關系上導致企業停產、半停產或破產的法（而不是擴大企業聯合、互助和發展企業集團的法）；在流通關系上助長市場秩序、流通秩序混亂的法（而不是正確而積極地引導消費、打開產品銷路、開拓擴大市場的法），等等。

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困難運行期中的困難和矛盾是能夠克服或緩解的，其運行期的波長也可以縮短到最低限度。在整頓政策和“對策法”的作用下，國民經濟會走上恢復、發展的道路，從而進入經濟恢復運行期。

扶助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發展的法，是“助成法”，主要包括產業助成法、企業生產經營扶植法和合理化法。“助成法”的主要目標是：（1）恢復企業生產，促進停工失業人員再就業；（2）提高產品的產量和數量，降低成本；（3 ）重要經濟比例關系在新的基礎上實現平衡發展；（4）積累和消費關系的比例恢復正常， 在國民收入增長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5）市場狀況顯著改善，物價趨于穩定； （6）貨幣流通量恢復正常，財政收支實現新的平衡；（7）出口擴，國際收支狀況明顯改善；（8）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進。總之， 集中到一點，“助成法”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使之納入協調發展的軌道，實行“緩起飛”，從而保障國民經濟沿著良性循環的方向發展。

我們把經濟恢復運行期拉動經濟擴張的法歸結為“擴張法”是有理由的。國民經濟稍一恢復，往往就引起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的擴張沖動，反映在經濟立法指導思想上，是急于求成。投資的增加，刺激了基本建設規模擴大，因而很容易造成投資增長速度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年度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企業擴大再生產，提高了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因而容易使“農轉非”工作失控，沖破安排社會就業的必要保證條件；在優先發展輕工業、加工工業的情況下，很容易使剛剛基本恢復正常的經濟比例關系走向新的失調；國際收支趨于平衡的轉機，很容易誘發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技術和高檔消費品，從而使逆差重新拉大。

上述相對立的兩種法系統各自統一的性質、每一系統的結構復雜性以及其內部要素間的聯系特征，都是用來表達法機制這一概念的。然而，只有把這種表達建立在詳盡的文獻材料、科學分析和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的基礎上才能做到。

顯然，它旨在說明：在調整國民經濟周期性運行的法中，存在兩種作用機制：限速法—改善法—對策法—助成法機制，作用的結果，是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這是可以指望的。盡管它不能改變經濟周期，但能夠使周期弱化，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促進法—過緊法—刺激法—擴張法機制作用的結果，是國民經濟惡性循環。不容置疑，它使國家、經濟活動主體乃至全體人民在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大放大收”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四、經濟時間反周期法與經濟空間反周期法的關系

經濟空間法機制和經濟時間法機制中每一組對應的法的相互關系性質，可歸結為互斥性。這是指一種法的作用機制的實現對另一種法的作用機制的實現起排斥作用。譬如經濟空間法機制中“行為約束法”的實現對“行為失禁法”的實現起排斥作用，經濟時間法機制中“助成法”的實現對“擴張法”的實現起排斥作用，反之亦然。

那么，經濟空間法機制與經濟時間法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性質是怎樣的呢？

在理論結構上，兩者的相互關系存在互補性。經濟空間法機制中的“適當化法”、“非適當化法”與經濟時間法機制中的“適當化法”、“非適當化法”對應存在互補關系，即兩種“適當化法”的實現，是彼此相互起促進作用的結果，兩種“非適當化法”的實現亦是彼此相互起促進作用的結果。既然經濟空間法機制和經濟時間法機制的根本目標是保障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那么關于無論兩者中“適當化法”的互補性還是“非適當化法”的互補性問題，都是容易理解的。

“適當化法”機制及互補性，為實現對國民經濟良性運行的最優法律調整創造了先決條件。然而，現實經濟過程的矛盾，給其實現造成了難于擺脫的困難。這就是為什么立法者總是期望于“適當化法”而其實施后果卻又總是產生反差的根本緣由。

經濟周期范文第2篇

一、“新經濟”與經濟擴張

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不論短期或長期，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函數，而且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增函數，即總產出隨就業量的增加而逐步遞增。因此，從理論上看，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經濟增長與失業是負相關的，經濟增長越快，失業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但是，和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不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如果出現需求沖擊，則高增長伴隨高通脹；如果出現供給沖擊，則低增長伴隨高通脹。因為失業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不確定，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同樣是不確定的。這樣，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就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組合。第一種組合：高增長，低失業，高通脹；第二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低通脹；第三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高通脹。其中，前兩種組合比較常見，而且一般說來，第一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第二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第三種組合則極為罕見，只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滯脹”時期。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從1991年3月走出戰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續增長了117個月，成為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史上持續增長時期中最長的一個。而且，20世紀60年代以來，只要美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業率就會維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輪經濟增長中，1992~1999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3.6%，1996~1999年更是高達4.1%，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則持續走低。1992年美國的失業率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進一步下降為4.02%，創1969年以來的最低記錄。通貨膨脹率在1990年為5.4%，而1991~1999年平均僅為2.6%。美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一高兩低”的良性運行態勢，標志著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關系中出現了第四種組合，即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同時并存。這種組合是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標準的經濟理論所不曾分析過的。

美國新一輪經濟擴張階段中呈現出的“一高兩低”的運行態勢，與“新經濟”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如前所述，“新經濟”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不同于物質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成本遞減的特點。眾所周知，任何產品的生產都離不開知識。因此，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的差別，不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有無，而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質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高，知識含量相對較低，而知識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低，知識含量相對較高。知識產品的知識含量相對較高這一事實，說明知識要素的投入在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知識要素的投入主要發生在知識產品的研制和開發階段，知識產品一旦研發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變投入生產出來。因此，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大，可變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小。因為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是隨產量的增加而不斷降低的，而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動平均總成本下降的影響超過了報酬遞減規律推動平均總成本上升的影響，所以，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平均總成本一直遞減的特點。反映信息技術功能價格比的摩爾定律表明，計算機硅芯片的功能每18個月翻一番，而價格則以減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計算機微處理器的生產成本從每秒百萬條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傳統產業所無法比擬的。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降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工人實際工資的提高相對緩慢。信息產業是勞動生產率極高的一個產業。從1995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幅高達2.8%，其中一半以上要歸功于信息技術產業。信息產業不僅自身勞動生產率高，而且信息技術在其他產業的廣泛運用，還提高了傳統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如大量使用計算機的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的增幅由20世紀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的同時，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卻比較緩慢。而實際工資的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降低。

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對總體經濟運行的影響，可用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型來說明。在價格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生產成本的下降意味著生產者的利潤增加，因此，生產成本下降會使生產者在每一個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數量增加。換句話說，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會導致短期總供給曲線不斷向右移動。另一方面，總供給的增加意味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增加又會導致總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總供給曲線的不斷右移又會導致總需求曲線的適應性右移。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不斷右移，從長期來看，就意味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導致“新經濟”擴張階段出現的機制，還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線的移動來說明。眾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負傾的，反映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因此，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的過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的過程。因為失業率和通脹率長期同時下降，所以，作為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移動軌跡的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正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沿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說明總體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運行態勢。因此，美國“新經濟”的發展不是說明菲利普斯曲線失效，而是說明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具有罕見的特殊形狀。

二、“新經濟”與經濟衰退

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出現以后，學術界普遍彌漫著一種樂觀情緒，有人甚至斷言“新經濟”的發展標志著經濟周期的終結。然而，正當經濟學者為“新經濟”的發展而喝彩之時，美國經濟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美國GDP的增長率從今年開始出現了持續下滑的趨勢。2000第四季度，美國GDP的增長率還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個季度，這一增長率已分別下降為0.5%、0.3%和-0.4%。與此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國的失業率已上升到4.9%，與失業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持續三個季度大幅下滑，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已是確定無疑。

如果說美國“新經濟”擴張階段的出現主要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經濟”衰退階段的出現則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費需求不振。消費需求是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3。美國歷來是個高消費的國家，其消費傾向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一直是最高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新經濟”的刺激下，美國的股票指數一路上揚。在股市財富效應的支撐下，美國消費者的消費傾向節節攀升。1997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下降為3.1%，1999年個人儲蓄率進一步下降為負數，消費傾向已超過極限。2000年3~4月間，美國主要股票指數在達到歷史最高點后，走勢突然急轉直下。納斯達克指數一路狂瀉，從去年4的5132點，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點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瓊斯工業指數也持續下滑，從去年3月的13000多點，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點，一年之內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計算，美國股票投資者的損失高達6.8萬億美元。股票市場下跌產生財富負效應，使消費者的帳面財富大幅蒸發，以致近50年來美國家庭財富凈值首度出現下降。財富縮水使消費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擊，到今年9月初，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已連續12個月下降，從去年9月的142.5點下降到100點以下，為最近5年以來的最低點。財富減少和消費者信心指數的持續大幅度下降，導致占美國GDP三分之二的消費支出萎縮。其次是國外需求疲軟。美國自從1971年出現戰后第一次對外貿易逆差后，其貿易逆差的總趨勢是不斷擴大。近年來，隨著“新經濟”的發展，美國的貿易逆差急劇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計算，1992年美國實際貿易逆差為18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0.27%，1999年實際貿易逆差增加到3229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間，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個百分點。外貿逆差的持續快速上升意味著美國的國外需求急劇萎縮。當美國股市飆升，財富效應明顯，消費需求旺盛之時，國外需求的萎縮被國內消費需求的膨脹所抵消，其對美國經濟的負面效應被掩蓋起來。一旦美國股市急轉直下，財富效應發生逆轉，導致消費需求疲軟，國外需求的急劇萎縮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就日益凸顯出來。最后，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的同時萎縮，勢必影響企業的盈利空間。2000年美國公司的總體利潤狀況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潤增幅僅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來，企業利潤已持續4個季度下降。企業利潤的持續下降必然影響企業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導致資本邊際效率發生嚴重動搖，使作為引致需求的投資需求急劇下降。2000年，盡管美國國內私人總投資增長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長幅度，但按季度來看，四個季度國內私人總投資的增長率分別為5.1%、21.7%、1.8%和-2.6%，全年國內私人總投資總的趨勢是急劇下降。

經濟周期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世界經濟周期；區域性經濟周期；國際傳導；協動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相關性逐漸增強。尤其是近段時間以來，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呈現了明顯的世界經濟協同性。因此，回顧和理清世界經濟周期的脈絡，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前的全球經濟衰退，并從中尋找新的理論研究方向。

一、世界經濟周期的概念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世界經濟周期的概念進行界定。從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給出了世界經濟周期定義的簡單描述，即世界經濟周期是在國別總量經濟的跨國周期性行為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對這種共同特征，宋玉華(2004)加以進一步的明確，她認為世界經濟周期就是在世界經濟運行的過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響，導致世界主要國家的實際經濟活動呈現同步的擴張、衰退、蕭條和復蘇，表現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運行形態，這種運行形態會重復發生，最終形成持續時間不同的世界經濟周期運動。從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譜分析研究經濟周期的跨國行為，發現大量國家的產出運動在經濟周期頻帶上是相互聯系的，世界經濟周期是多國工業生產指數的變動在一定的周期頻帶上的高度相關性存在；Gregory等(1997)則用時間序列相關性來界定世界經濟周期，即全世界(國家)的經濟時間序列(數據)表現出一個序列相關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經濟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經濟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實例證明國家之間的確存在經濟周期的共振現象和經濟波動的傳播行為。如，Dellas(1986)發現在英、美、德、日四國間，幾乎存在長久的同一的經濟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擴展了RBC(真實經濟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國經濟協動現象的I—RBC模型，在這個擴展的開放經濟理論里，國家之間的消費是高度相關的，由此說明國家之間的協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認為國家之間的消費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高度相關，特別是在蕭條時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發現顯著增強的國際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和全世界面臨著的共同的外部或內部經濟擾動是生成跨國的經濟周期行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發現，如果兩國之間有較高的雙邊貿易相關度，那么這兩國之間的經濟周期相關度就會提高；同時，經濟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之間的周期相關度一般會比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國家政府支出顯示了較弱的正相關性外，其他經濟變量(包括產出、消費、總投資、出口和進口)都顯示了很強的正相關性，并表現出良好的跨國協同運動性。Kouparitsas(2001)研究發現，七國集團的經濟周期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認為世界經濟周期(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的世界經濟周期)的確是存在的。

(二)世界經濟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發現，經濟波動的國際傳導通常表現得相當微弱，這種微弱的傳導很易于被國內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趨勢所控制而失去擴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時期，各國經濟周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時間錯位，同一時期各國所處的經濟發展周期中的不同階段所產生的抵消效應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經濟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過與完全資產市場的對比，發現在不完全資產市場(即國際金融市場只能買賣債券合約)的兩個國家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里，國家之間消費的相關關系比完全資產市場情況要明顯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國和日本的經濟互動關系時，進一步發現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因為相互驅動而導致同步波動的假說并不成立，兩國經濟趨向同步波動是因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沖擊所致。

(三)區域性經濟周期增強而世界性經濟周期減弱的研究

四、中國與世界經濟周期的協同性

關于中國與世界經濟周期的協同性，僅有較少的學者進行了研究。胡鞍鋼(1994)分區段將中國和美國、中國和世界GDP年增長率波動特性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1960—1979年中國與美國、中國與世界的相關系數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關系數相應增大。秦宛順、靳云匯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間的季度GDP數據為分析對象，得出中美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為弱相關，中日經濟周期的關系為負相關。余芳東等(2001)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隨世界經濟的趨強而走強，隨世界經濟的趨弱而走弱，經濟周期的“拐點”與世界經濟動態的一致性越來越明顯。

經濟周期范文第4篇

1. 經濟周期的概念和趨勢 

經濟周期是指經濟活動水平從擴張到收縮再到擴張的一種波動，一般呈一種規律性模式，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 

西方經濟學將經濟周期分為多種不同的類型。比較典型的有3種：一是長周期或“長波”一般平均50年左右；二是中周期或“中波”，平均8至10年；三是短周期或“短波”長度平均約40個月。但戰后經濟周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趨勢與特點，主要是經濟周期的微波化和長波化，經濟擴張期拉長，經濟收縮期趨縮短，經濟周期調整幅度也日益縮小。 

2.關于經濟周期的解釋 

關于經濟周期的成因有多種解釋： 

（1）乘數與加速數相互作用。薩繆爾遜等人提出的一種解釋經濟周期的理論，支出的乘數同加速原理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自我滋生的循環機制，使經濟活動出現一種急劇擴張或急劇收縮的周期性變化。 

（2）創新周期論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周期與創新活動有著密切關系。一個企業的原發性創新往往會引起眾多企業的模仿，引發更大的創新浪潮，從而把經濟推向增長的高峰；一旦創新被很多企業模仿，創新浪潮便消失，經濟開始出現停滯。只有當出現新一輪創新時，經濟增長才會邁上一個新的周 期。因此，創新是決定經濟從繁榮。衰退、蕭條到復蘇的周期性變化的主要因素。 

此外，還有存貨調整論、消費不足論、貨幣性投機過度論、心理自生周期論、太陽黑子論、政治因素論等。薩繆爾遜將上述因素概括為“外生論”與“內生論”兩大類。現代經濟學理論越來越傾向于認為，經濟周期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現象，是由內外部多種因素決定的，政府應通過反周期調節來維持經濟的長期穩定。 

如何理解新經濟展現的一些新的規律與特點 

從過去幾年的經濟現象看，新經濟出現了一些不同于傳統經濟的特點。首先，從新經濟的外部性看，由于新經濟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較快上升，從而使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宏觀經濟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其次，由于知識信息的可共享性、外溢性、擴散性，新經濟部門 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潛質；再次，新經濟增長有明顯的非線性特點，如IT產業、網絡經濟和電子商務都是現超常規的跳躍式增長；第四，產品壽命周期不斷縮短，90年代以前美國產品的平均生命周期為3年，現在IT產品的生命周期已降到1年左右。根據摩爾定理，計算機芯片的處理速度每18個月提高1倍，而價格卻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而現在計算機芯片的處理速度已降至每12個月提高1倍；第五，新經濟日益突破原有的時空限制成為全球化導向的經濟，如IT和生物醫藥產業60%以上面向國際市場，因特網更是使世界聯為一體；第六，新經濟虛擬化達到了空前水平，虛擬資本的膨脹和虛擬經營的發展支撐了新經濟的擴張。 

經濟周期范文第5篇

一、中國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況

經濟周期是國民經濟擴張與收縮、波峰與波谷不斷交替的運動，具體包括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用以反映國民經濟在動態的增長中運行的起伏狀態。它通常分為古典型周期和增長型周期兩類。古典型周期是指經濟總量水平的周期波動，也就是產量絕對值指標的波動；而增長型周期是指依經濟增長率上升或下降而定義的經濟周期波動，表現為增長態勢下速度的加快與放慢。

經濟周期按時間長度可分為四種類型：（1）短周期，即基欽周期，平均長度約40個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長度8－10年。（3）中長周期，即庫茲涅茨周期，平均長度15－25年。（4）長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長度50年左右。

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3年到1976年，第二階段從1977年到2000年。下面對改革前后這兩個階段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狀態進行對比分析：

第一，從波動的深度看，改革前五個周期波動以古典型為主，波谷平均值為－6.4％，總的呈現為古典型；改革后四個周期的深度平均為6.2％，波動轉變為增長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增強了抗衰退力。

第二，從波動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為主，波峰平均值達16.9％，總的呈現為高峰型（波峰年份經濟增長率大于或等于15％即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為13.2％，總的呈現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擴張的盲目性。

第三，從波動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動幅度為23.4％，為強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為中幅型。波峰的顯著下降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增強。

第四，從波動的平均位勢看，改革前波位平均為5.8％，屬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屬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國經濟在克服“大起大落”中，總體增長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第五，從波動的擴張長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擴張長度平均為2.2年，改革后為2.5年，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在擴張期有了更強的持續性。

根據以上定量分析與比較，可把改革前波動狀態的特征概括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勢低、擴張長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則可概括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減小、平均位勢提高、擴張長度延長，即在增長中逐步走向穩定。改革前后的變化可以總概為：由“大起大落”型轉向“高位—平緩”型，這就充分表明，我國經濟的周期波動在改革后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二、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關于經濟周期的解釋多種多樣，它們從不同方面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做出了說明。傳統的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中存在引起波動的內在力量；實際的經濟周期理論認為波動不過是隨機的和未預期到大沖擊的結果；貨幣主義者和新古典經濟學家把波動主要歸結為錯誤導向的貨幣政策的結果；而新凱恩斯主義者把波動看作來源于經濟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原因，不過他們認為現代經濟的內在特征擴大了一些這樣的干擾，并使其作用持續存在。

應該說，經濟周期的形成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地強調起源動力而忽略系統影響，強調沖擊因素而忽略傳導機制，是無助于正確理解經濟周期波動的。因此，我們必須把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區分為內生和外生兩種，從內在傳導機制和外在沖擊兩方面進行系統分析。

內在傳導機制是指經濟系統內部結構特性所導致的對沖擊的反應。這是一種內部緩沖機制或自我調節機制，反映了經濟周期的“內生性”。一般來看，經濟周期波動是大工業生產與大規模投資相互推動機制和供求約束機制這兩種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的過程。大工業的巨大擴張能力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物質前提，它與大規模投資緊密相連。一方面，它既為大規模投資的進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其建立與發展又反映了大規模投資的結果；另一方面，大規模投資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業生產急劇擴張的重要動因。因此，大工業生產和大規模投資兩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首要原因。同時，經濟周期波動還與大工業的擴張力所遇阻力密切相關，這種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狀況形成的，或來自市場需求約束方面，或來自資源供給約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約束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另一個物質性的原因。

外在沖擊機制，是指系統外的沖擊通過系統內部傳導而發生的經濟活動，對來源于外生變量的自發性變化，可以是隨機的或是周期的。外在沖擊主要包括：貨幣供給性沖擊；以投資和消費、財政和貨幣需求性的實際需求沖擊；由于農業重大自然災害或石油供應等而導致的實際供給沖擊；體制變動沖擊；國際政治和經濟沖擊等。

外在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初始原因，內在傳導則是系統內部對沖擊的自我響應和調整。幾乎所有的外在沖擊都要通過內在機制而最終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因此，引起經濟周期的基本原因來自于經濟體系內所特有的推動力和抑制力。內在傳導機制決定著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決定著經濟周期的基本形態，而外在沖擊只是通過內在傳導機制對其產生疊加影響，使基本波型發生變形。經濟的周期波動是經濟內在的傳導機制和外在沖擊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農業成分比重大，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因此，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有其特殊原因及傳導機制。

1、固定資產投資的周期波動是造成國民經濟周期波動最直接的內在原因之一。從周期波動看，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波動與經濟波動有顯著的相關性。投資波動決定著經濟波動，并大于經濟波動幅度。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波動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乘數——加速數機制而形成，同時又受供求機制約束。在擴張期投資的急劇擴張帶動著工業生產的急劇擴張，引起需求的急劇膨脹，帶動社會各種需求連鎖地旺盛起來，從而進一步帶動工業生產以及整個社會生產的急劇擴張。經濟擴張最終會受到供求約束，從而依照擴張時的傳導鏈條，相應導致直接需求和間接需求的萎縮，國民經濟增長也就出現了波動。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資產投資成為決定投資波動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門的投資直接服從于政治目標，往往會作出擴張經濟和投資規模的決策。因此，政府投資的波動一直是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震源。隨著政府調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決策的科學化，波動周期明顯變長，波動幅度相應減小，這就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

2、農業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這是由我國農業經濟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經濟結構的現狀決定的，農業對經濟波動雖不構成最直接和最顯著的影響，但卻對經濟增長具有最根本性的影響。工業波動是最易覺察也最易被認可的波動，但它僅是一種表層的波動。既然國民經濟各部門是有機聯系的，經濟發展由農業而至工業是其一般規律，那么，農業就不可能獨立于經濟循環之外，它離工業波動愈遠，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就愈深刻，從而也就愈難以糾正。我國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產量增長率的波動，往往導致隨后的經濟增長波動。它的波動幅度雖然沒有社會總產值波動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動的先導，有著明顯的“超前性”和“擴張性”，比后者先行1—3年。農業波動對國民經濟周期波動作用的傳導機制是：農業波動影響投資波動，投資波動影響工業波動進而對國民經濟波動構成影響。農業波動對投資及工業的影響是通過糧食、原材料、勞動力、市場這四條渠道進行傳遞的：糧食可儲存性較強，對投資的當期影響較小，滯后期一般為1—2年；原材料對投資的影響，雖不象糧食那樣直接，但對以農產品為原材料的輕工業部門構成威脅；當農業景氣時，農民會自動將資金和勞動力轉移至工業或其他非農產業部門，從而促進經濟繁榮，反之，作用則相反；農業波動將直接影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收入水平，從而影響到消費品市場，特別是工業品市場的購買力。

3、產業結構的變化是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因素。第一、二、三次產業增長率的波動，構成整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一定時期內各次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變化，決定著該時期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狀態特征。一般來說，第一產業波動幅度較小，但易受自然條件影響，很不穩定；第二產業波動幅度較大，經濟的周期波動本來就源于現代機器大工業；第三產業波動幅度較小，又不易受自然條件影響，較為穩定。我國產業結構的獨特性表現為：農業基礎脆弱，后勁不足；工業結構向加工工業傾斜，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而基礎工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嚴重滯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約束的作用，結果造成經濟波動的擴張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頸”部門制約而進入收縮階段。

4、外貿依存度的變化。外貿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往往是與大規模投資和生產的擴張相互發生作用。由于中國的經濟擴張主要不是受需求約束，而是受供給約束，因此，當投資需求大大提高，生產迅速擴張導致社會總供給不足時，短期內最有效緩解“瓶頸”產品短缺的辦法就是進口，從而相應延長了經濟波動的擴張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規模顯著擴大，外貿依存度顯著上升，使我國調節經濟波動的能力有所增強，從而使經濟波動有所減緩。可以預見，隨著加入WTO后我國外貿依存度的進一步上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將更直接影響我國的進出口變動，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我國的經濟波動。

5、人為因素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這里主要指經濟政策、經濟體制等因素。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受政府方面影響更大，因而，與其說是一種經濟周期，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國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是，不斷地追求和推動經濟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擴張，勢必人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觀調控指導思想發生了轉變，加強了“逆周期”調節，從而使經濟波動趨于平緩。

三、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