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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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惆悵范文第1篇
抵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已是當地時間凌晨5點多。清晨7點鐘,大家便不顧徹夜未眠的勞困,出發去攀登卡姆利卡山峰,俯瞰這座古都的全景。說它是古都,是因為伊斯坦布爾曾是古代羅馬帝國、拜占廷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
引人注目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歐亞跨海大橋一頭在亞洲,另一頭在歐洲,它連接了世界上惟一一座跨兩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目前有兩座跨洲大橋,第三座正由中國的公司承建。導游特地帶著我們先后經過這兩座大橋,只見橋的一頭寫著“歡迎你到亞洲來”,另一頭寫著“歡迎你到歐洲來”。土耳其的國土97%在亞洲,3%在歐洲,但土耳其人認為土耳其是歐洲國家,因為土耳其文化屬于歐洲文化。
乘坐游輪游覽博斯普魯斯海峽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海水湛藍,一群群海鷗和水鳥在海面上嬉戲飛翔。只要它們扎進水面,每一回都會有收獲。海峽的兩岸寸土寸金,豪華的樓房千姿百態。房子前有小花園,花園前有小碼頭,碼頭前用浮標圍了起來,范圍不大,是私家的海面。有些樓房十分陳舊,導游說那不是主人沒錢修,是因為那些房子已有些年頭了,已受到保護,不能夠隨意維修。這使我想起乘車在城中行駛時所見到的一些斷壁殘垣,有的是拜占廷時代的城堡,有的是過去時代的澡堂,大概那些也受到政府的保護。導游指著一個廢棄的造船廠說,那造船廠早已不造船了,占地一大片還不拆除,因為它是工業遺產,值得保護。
真正感受到伊斯坦布爾是座千塔之城,是在參觀圣索菲婭大教堂、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和托普卡老皇宮時。圣索菲婭大教堂是伊斯坦布爾最大的教堂,是拜占廷時代的藝術杰作。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建于奧斯曼帝國時代,寺內墻壁上鑲嵌著由土耳其瓷器名鎮伊茲尼克燒制的2萬多塊藍色瓷磚,圖案繁復,絢麗異常,故又被稱為“藍色清真寺”。托普卡老皇宮現被辟為博物館,其中展出有中國宋、元、明、清時期的青花瓷器,數量之巨、品種之多、質量之精美,令人嘆為觀止。據說,有不少作品是中國青花瓷鑒定的標準器。而我們見到的,不過是王宮收藏品中的九牛一毛。
伊斯坦布爾是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終點。我仿佛看見一隊遠行的駝隊滿載著貨物緩緩而來,悅耳的駝鈴聲不絕于耳……我曾從蘭州出發,沿著絲綢之路前往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敦煌,一路上有著看不盡的大漠孤煙和風土人情。在陽關,我長風當酒,遙想故人。在玉門關,我與疏勒河畔的蘆葦一同吟過唐詩宋詞。我也曾去過新疆喀什,聽著高亢的宣禮聲眺望前路,似乎又見到了遠行的駝隊,漸行漸遠,只留下模糊的背影,不由得勾起我的壯懷激烈與淡淡惆悵。在絲綢之路的終點,遐想當年風塵仆仆的中國駝隊抵達這里時該是一種怎樣的情懷。駱駝背負的貨物中有許多絲綢,也不乏中國的瓷器,這便是托普卡老皇宮青花藏品的主要來源。
帝國的惆悵范文第2篇
“平子，龍珠已墮然四處恬靜，京師學者已經傳為笑談了!”一臉憂色的崔璦顧不得擦去額邊的汗水，盯著面容清癯、眸如秋水、剛剛卸任河間相返朝的張衡著急地嚷道。“珠落何方?”張衡的眉毛擰成一團。“西方!”崔瑗不解地望著張衡，“可靈臺穩如泰山，哪里有地震的征兆啊?”“唉，隴西的百姓又要遭災了!”這個61歲的老人已經不能承受如此慘重的打擊，他沒有對摯友做任何解釋，一任豆大的淚珠滾落臉頰。幾天后，驛報傳至洛陽，證實隴西大震，而張衡在百官的嘆服聲中更添惆悵。僅僅一年后(公元139年)，心中蘊滿苦悲的老人溘然長逝于尚書任上――中國科學史和文學史上的一代巨匠永遠離開了他一生摯愛的國家和人民。
華夏大地最早的地震記錄肇始于公元前1831年，揆諸地震史，地震高發的大周期為1500年，小周期為300年。而被天文學家稱為“兩漢宇宙期”的東西漢時代，中華大地巨震頻仍――僅漢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至漢獻帝建安5年(公元200年)的100年間，官方就記錄強震22次。在我國紀元后第一個地震大周期生活了39年的張衡，被歷史機遇的外在因素和崇禮報國的內心價值雙輪驅動，驅虛求實、廣征博采、宵衣旰食、重技用巧，終于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震爍古今的集成式大家。候風地動儀的成功研發，只是張衡眾多舉世矚目的成就中的一個。回顧東漢的社會演變和張衡的成長歷史，我們可否洞視這顆璀璨星辰燦爛光環背后的燃點和動力?
天姿浚哲的張衡出生于東漢將相云起、人杰地靈的荊州大郡南陽，祖父張堪的官聲卓著與父輩一代的家道中落，賦予了張衡端直清淡、勤勉向學的性格特征。在探求世間萬物奧妙的心理欲求和游學盛風的熏陶之下，16歲的張衡負笈遠游，遍覽三輔、求學兩京。帝國的江山形勝和帝京的人物風流，給了青年才子醍醐灌頂的思想啟蒙和治學修身的觀念鍛造。與張衡交游的前輩賈逵、鮑德、鄧騭、楊震、陳寵、呂蓋，同輩馬融、竇章、李尤、崔璦、許慎、蔡倫等堪稱一時之選的卓犖人物，流派各異、術業迥然。而如饑似渴的張衡在兼收并蓄的開放心靈支配下，打破門戶之見，放逐派系之爭，通《五經》而貫六藝，法天地、仿自然、學師友，打通文與理，并重道與技，平衡博與約，參透通與變，為推動有漢一代的哲學、政治學、文學(賦、詩)、神學、經學、科學(天文、地理、機械制造、氣象學)、歷法、歷史、繪畫等學科的全面發展，完成了精神思想和學術技術的系統儲備。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如同歷史上那些所有偉大人物的坎坷遭遇，躊躇滿志的帝國精英也面臨著一張張碩大無朋的對抗之網。東漢中葉已降的土地兼并、吏治腐敗、外戚干政、宦官亂權、圖讖盛行、災害紛擾、敵寇掠邊，是橫亙在年少心雄的張衡面前的道道絕壁。從勤劬的南陽主薄到精明的京師郎中，從觀天察歷的太史令到援史諫今的尚書侍郎，從參議樞密的侍中到殺伐決斷的河間相，張衡的仕宦生涯波譎云詭。在高遠的理想和殘酷的現實之間，張衡的廓清政治、抨擊圖讖、修德養民、抗擊邊患的壯麗圖景數度受挫，矛盾叢生、傾軋橫行、狼煙四起、民不聊生的帝國困局重重撞擊著他敏感博大的心胸。憑借著學富五豐、才高八斗的技術素養和崇禮重法、慕玄羨道的高遠境界，張衡以一己之力展開了針對天道、地道、人道的全面抗爭。
帝國的惆悵范文第3篇
虎門，鎮海樓，留下了一段悲壯的往事。
咀嚼著敘寫的歷史書，駐足于電影銀幕前，凝望著硝煙彌漫的時代的宏大場面，林則徐緩緩前行，“兩廣總督”曾使其煊赫一時，“鐵腕欽差”曾令其威名遠播。然而。我們在沉默的歷史遺跡前，在森然的炮臺前，似乎也只銘記住了那一段輝煌的往事。但是，歲月的變遷決不在光輝流盡之后就凝結不動，它不過是投向了悲涼，投向了不為人知的邊疆。
清帝的軟弱直接導致了國土淪喪，這其中也包含了對林則徐的罷官逐放。在京城，林則徐地位漸落，他深諳其中的緣由。獨坐窗前聽雨落，無限惆悵。在清王朝成敗的關鍵時刻，帝王退縮了，將皇族的榮耀，乃至天下蒼生拱手外寇。他――林則徐即便渾身是膽，赤心拳拳，又何處施展?何況無能的君主更畏于英人的，他的凄慘處境定是英人報復的結果。苦果他硬吞著，望著城內城外翻云覆雨，國民國心水深火熱，他的雄心與希冀開始枯萎，何況報國無門的痛是如何的撕心裂肺，這般剜痛，他在京城的蜷居之所一忍就是十年。
十年一輪，人生如界。出師未曾鬢先斑，林則徐曾想，有言云：車到山前必有路，他這架老車卻總不見坦蕩如砥的大路，就是一條泥濘小路讓他馳騁也好呀，盡管雄心已逝，力挽狂瀾無望，他的抱負萎縮為服務，他盼著離開英人的掌控，離開京城的勾心斗角，他要去廣闊天地，為百姓服務。君主命他輔助水利興修，他欣然受命，不殆一時，成績斐然。本以為路已鋪就，誰知，命運卻不青睞，只有洋人過馬車的路，鴉片腐蝕國人的路，白銀滾滾外泄的路，窮苦百姓的掙扎路，甚至是大清帝國的黃泉路，卻仍無他林則徐的開拓路。難道他的宏志真要被晾京墟嗎?
倒不盡然，帝王終“發威”，將他謫戍伊犁，永不歸朝。這時的林則徐已走出了偌大的政治舞臺，無人頌唱，無人追隨，他拖著自己一把孤獨的老骨駛向伊犁。但是多年之后，這里屹立起了林公祠，草場沙原的盡頭是林公渠，他的雄心在伊犁也不曾消融殆盡。
帝國的惆悵范文第4篇
《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是夏的末代君王桀的后人，夏覆滅以后，這群落魄的夏人就遷往北方。后來，號稱匈奴的這群人又從北方殺了回來，從商代到東漢，一 直騷擾著中原人男耕女織的平靜生活。然而，根據史書中對匈奴外貌的描寫，他們主體應該屬于高加索人種，這意味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白種人。這就好比今天 家里走失了一只狗，聽說它往北方跑了，一段時間以后，它又從北方回來了，你定晴一看，咦，怎么成了一只貓啦？你能肯定地說，這只貓其實就是那只狗嗎？但是 史官肯定了，并且就這樣為我們記錄了下來。
之后的史書又是如何記載的呢？東漢年間，中原人與被之收編的南匈奴一起，聯合將北匈奴徹底驅逐出境，而南匈奴也在與中原漢人的交往爭斗中，漸漸被同化，匈奴作為一個民族就這樣在中國消失了。那么，與我們不同血緣、不同文化的匈奴人，究竟算不算中國人呢？
秦始皇的看法
長城的功能我們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當年大興土木，主要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騷擾和侵略。當時，如果李斯對秦始皇獻媚說：“陛下，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是我們大秦的少數民族，長城以外也是我們的領土，不如我們去統統收復回來吧。”咱們的始皇帝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雖然六國都不太情愿，但大家畢竟同宗，就像是一個媽生的，秦始皇一統天下，可以說是辦了個該辦的事兒。當時 的“中國”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概念，皇帝是天子，天的兒子，代表老爹“天”治理天下，長城以外的那些地方，雖然也是天下，但都是些荒蕪之地，占有作為領土的 收益還抵不過付出的管理費，始皇帝不感興趣，長城外那些人，全都是些不可理喻的蠻夷，始皇帝看著就生氣，派蒙恬去暴打了他們一頓還不算，還修道墻不許人家 過來，而且還修得高高的，――看都不給他們看一眼。
至于更遠的羅馬、印度什么的，秦始皇壓根就不知道，就算知道，在他眼里，更是些蠻夷，因為，他們離天子比蠻夷還遠。
說 到底，秦始皇眼里有的是“天下”，他自己把天下的中心占上了，把天下文明、富裕的地方也占上了，其他地方他也不太惦記了。作為世界上諸多國家中的一個國家 的“中國”概念，嚴格地說是從以后才明確的，秦始皇心中可沒有這個概念，秦始皇基本上不會認為匈奴是大秦的人，至于硬要問他，“匈奴算不算是中國 人”這個問題，他很可能會聳聳肩，告訴你說，I am sorry,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多米羅骨牌效應
北匈奴被東漢徹底擊敗以后，開始了他們漫長而艱辛的逃亡旅程。從一些流傳至今的匈奴古歌中，我們還能領會到一種惆悵，“失我祁連山，使有六畜不蕃息，失我焉 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這是北匈奴的一種宿命，因為他們始終無法像南匈奴一樣向漢人妥協，也拒斥農業文明的熏陶。在巴爾喀什湖畔，北匈奴的首領被一支追 來的漢軍殺死，從此，中國的史書中就徹底失去了他們的蹤跡。
之后，他們又出現在伊朗人的史書中，在黑海、里海地區游蕩。然后，又失去了消息。
若干年后，一位歐洲傳教士為我們記錄下了最后一個匈奴王阿提拉的故事，據說這位阿提拉“身材矮小，胸部寬闊，頭大，眼睛小而深陷。鼻塌，面色暗淡，幾乎是黑 色的，胡須寥寥無幾。”但是，只要他一騎在馬上，立刻就顯得高大、雄壯而威嚴。這位阿提拉就是讓當時的歐洲人談之色變的“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或許是匈奴人在流亡途中經歷了幾代的混血，阿提拉身上的白種人特征只剩下了“兩個深深的眼窩”。公元441年，這根“上帝之鞭”把第一撥日耳曼 人打出了叢林，叢林日耳曼人像驚弓之鳥一樣西逃，沿途又撬翻了西哥特人（也屬于日耳曼人）的老窩，逃竄的西哥特人又搶劫了鄰近的各日爾曼部落――這股蔓延 在歐洲大陸上的恐懼力量，如旋風般迅速席卷了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蘭克人和薩克森人的土地，整個歐洲一片混亂。
在阿提拉馬不停蹄的鞭撻之下，這些日爾曼部落蜂擁逃向西方的羅馬帝國尋求庇護，而高傲的羅馬人肆無忌憚地欺負他們，頻頻引發了羅馬境內的大規模騷亂，并最終造成了羅馬帝國的分裂和滅亡。
如果我們將北匈奴丟失的那幾環歷史忽略不計，把最后一個匈奴王阿提拉認為就是從東漢一路逃竄出來的北匈奴的后裔，那么，事實就是，東漢這只老母雞扇了扇翅膀，羅馬帝國就轟然倒塌了。是東漢推倒了第一塊多米羅骨牌，從而改變了歐洲歷史進程。
那個讓歐洲大地震的 “上帝之鞭”――阿提拉，他算不算個中國人？
三把尺子
回答這個問題，有用來衡量的三把尺子。我們不能到今天還把秦始皇的看法作為標準。
帝國的惆悵范文第5篇
“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是中華文明飛翔的翅膀
您認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是有脈絡可循的。唐中期以后的怛羅斯戰役和后來的安史之亂是中華文明由盛轉衰的分界點。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從那以后，中華文明開始向內不向外了。一直到唐前期，我們的文明還是擴張型的。所以它從漢代開始能成為世界性文明。當時開疆辟土、派人出使國外，把禮樂文化傳播到全世界。
但是怛羅斯戰役和幾年之后的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就衰落了，自顧不暇。到了宋朝，是很明顯閉關自守了。版圖也最小，不斷地以和親、土地和金錢換和平，然后就造成當時好幾個國家遼、金、西夏、大理等并存，南宋更只能偏安江南一隅。明代仍是閉關，鄭和下西洋，回來后把所有的航海資料一把火燒掉了。到清代乾隆的時候又是閉關。關起門來以后，只能是糜爛。一方面是帝國制度從宋以后越來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經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國利益的立場上，清制度已經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沒有宮廷，沒有大權旁落，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而且基本上沒有民生問題。康熙年間永不加賦，GDP還不低，所以打敗仗賠得起。還有民族問題清代解決得最好，他們長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貴族安撫了；冊封達賴、班禪，把安撫了；收復伊犁，新疆也安撫了。
從一個中央集權、天下一統的帝國制度而言，清代已經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敗、腐爛。
您將“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稱作中華文明飛翔的翅膀，中華民族的這兩大特質又從何而來？
應該是因為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吧。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周期長，要經歷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過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導致顆粒無收。靠天吃飯，太不靠譜。而且這與地理環境可能也有關系。比如在埃及，尼羅河改道后形成的沖積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時間去建金字塔。他們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們這邊不一樣，需要小心翼翼地看護，老擔心收不回來，所以必然會有這種憂患意識。
一旦有了憂患意識，必須要有樂觀態度，否則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人怎么活呢？也許世界上也有某個民族是只憂患不樂觀的，那它肯定已經消亡了。因為一種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補結構就不能持久。
您還概括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與藝術。中華文明這三種精神的內涵，與今天西方話語體系中對三者的解讀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針對“神本”而言的。我們與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樣，他們理解的是個體的人，我們理解的是群體的、倫理的人。
現實精神呢？
現實精神就是因為沒有。還是大陸農耕文明的特點。農業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數。麥子一定要割好裝進糧倉里才踏實。很多中國人今天還是不愿意把錢存在銀行，要拿在手上才覺得踏實。
藝術精神又怎么解讀？
和希臘民族與生俱來的藝術氣質不同，中華文明的藝術精神是相對于無科學精神而言的。比如我們的漢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樣講邏輯，是形象思維，而且一字多義。這是不科學的，科學要求的是準確，一個概念表達一個意思。而這種可以任意聯想和想象的，正是藝術。
這種藝術和希臘的藝術是不一樣的。
希臘的藝術是一種個體的、內在的、熱情的釋放，我們是一種群體的，要與民同樂。我們的藝術是可參與的。琴棋書畫的過程都是可觀賞的。希臘的油畫、雕塑在創作的時候就沒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氣地說，很多學歷史的人是不懂哲學的。他們沒有思想方法，只能陳述歷史事實
您從文明的角度解讀中國歷史，那您的視角呢？
我是全球視野。
為什么覺得全球視野這么必要呢？
因為我們要尋找的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在以往的中國通史著作中，這種全球視野是欠缺的嗎？
是欠缺的。先生有一點，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歷史學家寫史只是描述，這是他們的職業道德，他們覺得不能以論帶史，不能先入為主，更愿意先把事實講清楚。但我不客氣地說，很多學歷史的人是不懂哲學的。他們沒有思想方法，只能陳述歷史事實，無法進行比較。對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國家、什么是社會、什么是民族等等沒有一個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這個比較。
您還提出要用現代史觀來解讀歷史，現代史觀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國家、法律、制度、道德、社會關系等等問題上，現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樣的。
這個不同體現在何處？
根本不同就是對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為什么活著，什么是人應該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這些觀念現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樣的。現在的觀念更把人當人了，更注重個體了。當然我們古代也有這樣的意識萌芽，在第六卷“百家爭鳴”里我就會專門寫到楊朱，他就有一些這樣的意識。但中國走到后面卻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來越不把人當人了。
這應該也是由您所說的中華文明群體意識這樣的內核決定的。
對。越是集體的越不是“人”么。
您剛才說到現代人與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轉變，這種轉變源自什么？
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一定是自由經濟，而自由一定是個體的。
我從來就是客觀的。這是一個學者最起碼的品德
從您宣布寫這樣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開始，就有人質疑您僅憑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質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學者提出，您寫到后面會越寫越難，因為魏晉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煙海，如何閱讀和取舍都將是難題，對于這些質疑，您是怎樣考慮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獻和少數幾個靠得住的現代史家，比如張光直先生、許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認為是必要的，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我心里會有一個靠譜的歷史學家的名單的。
您將自己的這部中華史定位為史詩，這樣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個“氣”貫穿其中。
這個“氣”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觀和史識？
還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個時代，要有現場感。這個現場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覺。人是有直覺的，有時候不一定有依據。
個人寫史難免會被認為主觀色彩較濃，您在寫作過程中怎樣既體現自己鮮明的史觀、史識，又保證歷史的客觀性？
我覺得這在我這里不是問題。我從來就是客觀的。這是一個學者最起碼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書會看不懂，尤其是講百家爭鳴那一塊，他們問我到底贊成哪一家？我說不存在這個問題，我的立場是客觀的，公正的。
我講到某一家的時候都會講透，會站在它的立場上，把它的觀點全部甩出去，讓你聽得點頭稱是，然后馬上說另一家，讓你覺得這也對。因為我是客觀的，我不帶任何個人的偏見和好惡去看待歷史。
我寫每一個人的時候，都會帶著歷史的同情，回到歷史的現場，站在他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去為他想。
從前幾卷書來看，您的中華史寫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寫法，而是選取歷史中的重要節點重述，您選擇的標準是什么？
一定是發生了變化。我最看重的是制度變遷。但凡在制度發生變化的拐點，我都不會省略。比如秦漢時期邦國制變成帝國制，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內朝外朝等我肯定不會漏掉；魏晉時期貴族地主變成士族地主，門閥制肯定會有；還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舉制，明朱元璋罷相、內閣制等也都是非說不可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變遷就是制度的變遷。當然還有牽涉到風氣、時代精神的變遷我也會寫到。
（摘編自《望東方周刊》2013年第48期）
我最看重的
是制度變遷。
但凡在制度
發生變化的拐點，
我都不會省略。
隋唐的三省六部、科舉制，
明朱元璋罷相、
內閣制等
也都是非說不可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變遷
就是制度的變遷。
當然還有
牽涉到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