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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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第1篇

1812年拿破侖率60萬大軍征討俄國慘敗而歸，倒非俄國將士幾多英勇，而是斑疹傷寒的蔓延，以每天致死6000名法國士兵的速度，成為真正擊潰拿破侖的絕殺武器，進而直接改寫了歐洲近代史。

又比如《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里曾說道，拿破侖在滑鐵盧輸得精光，“史家可以引述100條不同的理由，可是，他們很少把這個人痔瘡發作的事情列入其中，可是，因為痔瘡發作，這位偉大的戰略家就無法騎馬出去查看戰況和部隊了。”俄國的斑疹傷寒抵擋了拿破侖的長驅直入，拿破侖自己屁股上的痔瘡，則使得他終究不能稱霸歐洲，關鍵時刻的某個小毛病，或許真的足以令世界歷史的進程發生戲劇性的改變。

而使歐洲的天空長期陷入在疾病的陰影之中的，可算是持續200多年的鼠疫了。幾乎一半歐洲人死于這場大瘟疫，據說1386年的維也納，逃過鼠疫魔爪的，全城僅有5人。而據日本學者濱田篤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圖》一書介紹，鼠疫大流行又促使瘟疫預防制度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誕生。這套制度規定，自東方歸來、即將入港的船必須先在海上停留40天，確定乘船者無人感染瘟疫，才可以讓船只登陸。此后多處地中海沿岸港口都沿用了這套制度。40這個數字在意大利文里是“quaranta”，此后英語中的“檢疫”一詞，即寫作“quarantine”。

即便那個煊赫一時的古羅馬帝國，其衰落也一樣和疾病有關。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特賴特的著作《疾病改變歷史》一書中，他寫道，公元前1世紀，一種異常危險的瘧疾在羅馬附近的低濕地區流行，并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后不久，釀成大流行。傳染范圍先是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羅馬的蔬菜供應地坎帕尼亞死了許多人，繼而整個地區都被拋荒，成為名聲不佳的瘧疾流行區。

同時，瘧疾也導致意大利羅馬人胎兒的成活率急劇下降。而且，因難以治療的瘧疾引起了人們身體長時間的患病和虛弱，縮短了人的壽命，自然也導致國力衰退。身體的持續病患，造成了羅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現象。此后的國力日衰，也就是可以想見的事情了。

對于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影響，美國著名醫學史家亨利?歐內斯特?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里寫道，“既然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出現過疾病，那么，一切人類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響，并且不得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對付它。”

對于疾病之于人類歷史的重要影響，美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則是一本不可不看的杰作。這部書最厲害的地方，當然是因其揭示了事實上有助于形成歷史最廣泛模式的環境因素，從而摧毀了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人類史理論，極大程度地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認知，至今都是社會文化史的經典著作。

我們知道，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霍亂等知名流行性疾病是近代人類的主要致死兇器。賈蒙德提出的問題是，當年哥倫布從西班牙帶去的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比直接殺死的要多得多。那么為什么病菌交流是單向的，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的病菌殺死西班牙的入侵者，或者傳回歐洲殺死歐洲人呢？

在賈蒙德看來，之所以舊大陸入侵者帶來的病菌都是單向傳播的原因在于，一是因為新大陸地區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稍晚于舊大陸，也就是說還沒有給病菌足夠的演化時間；二是美洲的三個人口稠密區，密西西比河流域、中美、安第斯山脈之間，互相來往也并不頻繁，導致病菌傳播的可能減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新大陸沒有這些舊大陸被馴化的群居動物，換句話說病菌來源本身就有限。

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第2篇

東西方的比較研究，當然并不以李約瑟為發端。起碼從啟蒙時代開始，東西方的差異就已是知識分子最熱衷討論的話題。但早期學者大多是依旁人的記錄和敘述來評判，觀點中總是詩意多于理性。直到20世紀以降，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進，東西方對于彼此的印象，已不再是停留在書本中的想象，更多了一層親身實際的觀察。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涌現出的一批學者，他們從不同角度，對西方領先于東方的原因提出了許多觀點。這其中既有以“大分流”理論而著稱于世的“加州學派”領軍人彭慕蘭，也有以“經濟起飛”模型蜚聲學界的W.W.羅斯托，甚至于以生理學為專業背景的賈雷德?戴蒙德也借著《槍炮、病菌與鋼鐵》，為我們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分析了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

對于“李約瑟難題”及其變體的思考，顯然是一個取之不竭的“富礦”。直到今天，來自各個專業的學者還在憑借著不同的知識背景，提出各自的理論模型。美國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參考考古證據、歷史數據、現代社會數據等方面，提出了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信息技術4個參數，以此來衡量不同文明的發展程度，并在此基礎上創設了“社會發展指數”。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莫里斯利用這一指數及描述它的模型，對“西方緣何主宰世界”這一經典問題，提出了新看法。

“地理決定論”

在莫里斯的模型里，能量獲取作為首要參數，代表著不同文明從動植物中獲取能量的能力，也喻示著它們從資源中獲取動力的能力；而社會組織方面，莫里斯則選擇城市化作為衡量的標準，作者認為，城市化一方面與人類文明的組織能力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也更便于數量化測量；而在獲取、組織的能力之外，信息處理對社會發展也極為關鍵，科學家和實業家們進行知識轉移的能力，標志著不同社會信息處理水平的高低；最后，莫里斯令人意外地選取了“戰爭能力”作為第四個核心參數，他引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名言予以解釋，戰爭能力在1840年以后是衡量文明發展最重要的參數。

借助這四個參數擬合出的“社會發展指數”，莫里斯詳細分析了15000年以來的人類文明路徑。通過15000年內東西方文明的不同軌跡，莫里斯又提煉出決定文明走向的三個因素：生物因素、社會因素和地理因素。莫里斯認為，三個因素共同解釋了社會發展的歷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社會因素顯示了社會如何發展，而地理因素則決定了哪里的社會發展（或倒退）得最快。很顯然，莫里斯的理論屬于“地理決定論”。

莫里斯這一框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大大擴展了東西方比較的時間軸線。在過去，大部分學者比較的時間軸線，總是局限在近代以來數百年的時間段里。這樣的時間截取讓大部分人認為，近代的西方是通過類似基因突變的方式，實現科技和經濟的“起飛”。這樣的研究，將西方統治地位的形成描述為歷史進程中的偶然“變異”。

彭慕蘭將“大分流”的原因就歸結為新大陸的發現和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W.W.羅斯托則將西方最先實現“經濟起飛”的內在邏輯，總結為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前約200年的時間內所發生的政治、商業和科技革命。而莫里斯的“地理決定論”卻將“長期注定論”與“短期偶然決定論”結合到一起，進行東西方的比較分析。

東西方的未來

《西方將主宰多久》的敘述節奏緩慢冗長，其中提及的大部分“劇情”也都為人熟知，但莫里斯對歷史細節的把握有其獨到之處。譬如，他認定懶惰、恐懼和貪婪，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是這些表面的“不良嗜好”，卻成為不同文明愿意投入冒險、創新的普遍內因；另外，莫里斯認為，人類文明史上出現的軸心思想（第一波是西方的古希臘哲學和東方的春秋戰國思想，第二波則是西方的基督教和東方的佛教），并非來自文明的核心國，而是源自邊緣國，因此軸心思想其實是邊緣文明對高端統治國家所作出的回應，這是國家重組的結果，而非過去我們慣常認為的國家發展的后果。

最后，莫里斯依據他的這個模型，對東西方文明的走向作出預測。他認為，短期來看，財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趨勢已十分明顯，但長期來看，東西方文明的邊界將陷入模糊。到那時，討論“東方壓倒西方，還是西方壓到東方”這類問題就顯得不合時宜了。人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將是如何回應發展中的瓶頸和挑戰。這樣來看，莫里斯通過本書想要完成的任務，并不僅僅是廓清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如何保障人類文明不會因為各種挑戰和瓶頸而陷入崩潰，才是他試圖思考的終極命題。為此，莫里斯在結尾處表示：“只有歷史學界能夠解釋人類之間的差別以及如何防止這些差別消滅我們。”

當然，150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東西方都已經歷過數次衰落和繁榮的更迭，但起碼目前為止，不同地區的人民都憑著智慧成功地應對了無數挑戰。所以，我們似乎無須過于杞人憂天。畢竟，就像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到的那樣：“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與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作者為書評人）

一周書情

《失衡》

[美]羅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8

作者深入提煉和分析了中美經貿關系的熱點和焦點，包括貿易摩擦、知識產權保護、高層領導決策風格、互聯網發展等，并給出前瞻性和指導性的意見。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

賀雪峰 著

東方出版社

2014-07

本書在深入實地調研并橫向比較國外城市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穩健的“三輪驅動”下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美國民生實錄》

姚鴻恩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7

作者關于美國民生的文章，近幾年在博客上吸引了眾多粉絲，成為國人了解美國的一個窗口。

《時寒冰說：未來二十年，經濟大趨勢》

時寒冰 著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槍炮病菌與鋼鐵范文第3篇

說實話，中國的財經節目和財經書籍，除開專業人士，能夠引發公眾興趣的實在不多。除了裸的金錢欲望之外，整體人文精神的缺乏，便是其致命傷。

當然，我后來才知道，它改編自一本同名書，作者是吳曉波。可能出乎多數人所料，吳曉波竟然溯源而上，將中國的企業史推演至中國文明的源頭，其后出版了《跌宕一百年》以及最近新出的《浩蕩兩千年》。

我之所以喜歡吳曉波，包括他曾在《第一財經周刊》的“企業史筆記”專欄，端在于他研究財經，文章中卻并沒有一股子金錢沖動，反而，其間總是充盈著對制度的詰問與人文精神的慈悲。

《浩蕩兩千年》自然也不例外。吳曉波基本上是用了整整一本書，梳理緣何在中國兩千年的文明中，中國的企業總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從來沒有當過主角”。而如同在《激蕩三十年》中所論述的一樣，中國企業總是背負沉重的原罪：幾乎所有人的發家史，均和政府之間有著不清不白的關系。中國企業說到底乃是風箱老鼠，被政權視同家奴與錢囊，而民眾仇富成性，王朝變亂之時，“打土豪分田地”首當其沖者便是他們。

吳曉波的書顯然是有鋒刃的。恰如其在前言中言辭犀利道：“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制度的貪婪。”而兩千年中國企業可謂的血淚史，便是王朝政權如何砍殺與羞辱企業家的歷史。時光演進至今，福布斯富豪榜上眾多名字如同流星劃過，不就是歷史戲碼的重復上演?

然而，現象與結論昭然，洋洋300頁巨著看下來，我卻頗為迷惑。吳曉波明確指出，中國工商業在世界范圍內亦是早慧，而早在春秋戰國之時，重商也是國家政策，，管仲范蠡都曾有扶植企業政策，為什么反而到了其后，國營企業的興盛與貶抑私人企業的歧視愈演愈烈?難道中國人天生仇視企業與企業主?

吳曉波是我復旦新聞學院的同門師兄，我便算是僭越一回，提出一些見解，算是對師兄的質疑與就教吧。

我以為吳曉波在書中非常準確地指出，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制度與補足國庫所需，乃是長期貶抑與剝奪私營工商主的一大肇因。然而，這依然是現象，而不能說明中國政權對于商業天然貶斥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需要跳出純粹企業與財經的視角，而代入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1997年普利策獎獲得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賈瑞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曾比較歐洲與中國的地理。他認為，中國某種程度上乃是一個大陸孤島。其北鄰極寒、西靠高原，南面是無限延伸的海與島，而東面則是浩瀚太平洋。在這個孤島之中，是從南至北幾乎貫通的連續耕作地。而歐洲則整個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幾座高山將這個歐洲分割成了幾個大塊。這種地理條件造就了一個宿命的結果：大陸孤島形成了統一國家，而歐洲地形導致了地域分裂。

這與商業有何關系?歐洲由于地形的破碎，除了偶然性因素包括亞歷山大大帝的出現之外，其多數的時間內，乃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權。任何一個小政權都無法依靠本身的資源形成獨立的供給系統，于是商業交換成為必然。商業停滯意味著國家的衰亡。在長期的博弈中，商人擁有了與國王對話的權力。

而中國龐大的孤島與連續耕作地的現實，其物產與資源的豐富程度，使其在系統內形成了充足的物品供應，無假外求。因此，所謂輝煌的絲綢之路，所進口的產品根本也是與國計民生基本無涉的產品。在中國，國際商業交換并非必然。

西、北異族的入侵，邊疆缺乏天然屏障的事實，使安全成為這個連續耕作區的第一需求，因而中國一直有著統一國家的內在沖動。統一國家意味著大統一管理。資源的統一管理和控制能夠保證長效的安全，資源的分散反而是對安全的威脅。因而，對于中國而言，大一統的國家管理方式，乃是符合其地理區域的根本特性的。于是，在中國，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工商業的發展，是末梢，而非根本。這也是兩千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共同認識。

自然，大一統政權有其自然發展路徑，越往后，越內生，越閉塞，無論從政策層面，還是從思想層面。吳曉波書中所一再提及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與博弈，都不過是大一統政權不斷自我調適和完善的過程。至明清之際，專制制度臻于極致，閉關鎖國成為現實，不過都是這種政制模式的內在邏輯。

看起來這是地理決定論，然而符合科學論證。

但是，奇怪的是，恰如吳曉波在書中所提及，中國的工商業每過一陣子，都會有一場爆發。況且，中國的工商業發端，早在春秋戰國之時，已達盛景，司馬迂的《貨殖列傳》，乃是中國工商業的一株奇葩，到后世，也未見工商與企業如此自由與繁榮的景致。這又如何解釋?

初民時期，大一統國家并未形成。周朝末期的春秋戰國，王國林立，各成一體。這就如同歐洲的常態，每一個王國無法形成獨立的供給系統，惟有依靠商業進行。因而，此時企業壯大，商人常可與國王博弈，就在于商業決定國家之命脈。其后的歷史，每每分裂就意味著工商業之壯大，愈分裂，工商愈繁榮，商人愈坐大。一人統一國家，商人便如同豬羊，任人宰割。沈萬三亂世致富，敢與朱元璋笑對；而其子沈文度和平時期匍匐見官祈命，不正因為如此?

因而，中國兩千年來，工商業地位命懸一線，企業家依靠尋租官家求得生存，國營企業掌握命脈資源，自有其國家發展的邏輯性，而并非中國官悍民愚或經濟學術的落后所致。

論述至此，我也并不認為這是對吳師兄論著的否定與，而毋寧是推理與演進。

在行文至明清時，吳曉波考證：“明朝末期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7億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25億兩……一位葡萄牙商人寫道：‘白銀在寰宇之內四處流動，最終皆集于中國，就如同是江河入海一般，一去不歸’。”

地理大發現的結果，使全球的資源流動，以往不成為交換必須的產品，如今成為必須，例如中國的茶葉，直接導致了北美革命。因此，全球性的商業交換成為必須。中國出產的物品，成為別人市場的需求。此時，全球市場已容不得你獨善其身，要么自己打開市場，要么被人逼著打開市場。說到底，不是一場要求政權的戰爭，不過是一場要求市場開放的戰爭。中國兩千年的自給自足經濟必須打破方才適合歷史需求，然而大一統國家的慣性與全球市場需求的張力撕裂，遂有其后種種。

中國商業演進至今日，依舊扭捏不肯進入全面開放，其終極表現就在吳曉波所指出的官商博弈。市場發展要求產權獨立，商人有權自主生產，并且對商業政策制定具有發言權。可惜中國依然停留在兩千年大一統慣性之中，以為依賴國營、充足國庫便足以對抗世界。但是國營企業所售賣的依舊不過是資源性產品，其根本的惰性與市場反應之不足，必然無法與私營企業一較高低。因此中國目前之繁榮，不過一是人口增長內生市場擴大使消費品生產繁榮，二是資源出賣(包括勞動力)保證了外貿優勢。但因此，中國便一直處于全球商業生物鏈底端，無從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