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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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語錄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不同的文化和人文精神角度出發，比較分析了它們對足球運動發展的作用。提出了中國足球要沖出國門，走向世界必須探尋適合中國足球發展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提出了競爭、尚武的發展觀念是中國足球發展的新的理念。

在經過幾代足球人的不懈努力，在等待了40年后，中國足球終于沖出亞洲，走向了世界。2002年的日韓世界杯上，億萬中國球迷終于有了助威吶喊的自己的球隊。中國隊歷史性的進人了世界杯決賽，實現了中國幾代足球人的夢想。但是，中國隊卻以0:2;0:4;0:3失九球，未進一球的成績結束了自己的世界杯處子秀。

2004年11月17日，雖然中國隊以7:0勝了香港隊，但是，中國隊卻以進球總數比科威特少一個球而被早早的當在了2006年德國世界杯大門之外，世界杯又一次對中國隊說“NO”。痛定思痛，痛何如載，中國足球要真正的沖出國門走向世界，中國足球要有質的飛躍，我們必須靜下心來認真思考制約中國足球發展的本質原因。

足球比賽的制勝要素包括技術、戰術、身體素質、心理、環境以及教練員的鄰場指揮能力等。中國足球發展了幾十年，技戰術、體能方面我們探索、摸索了幾十年，進行了一番艱難的探索。既有五十年代向匈牙利的學習，也有八十年代的健力寶球員赴巴西深造。中國足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躍成為亞洲足球強國。但是，在比賽場上往往是遇見弱隊，我們球員的體能出奇的好，技術、戰術發揮的淋漓盡致，打起來順風順水，而遇見日韓和西亞強隊我們的表現卻不盡人以意。技術粗糙、戰術混亂、體能跟不上，場面之難堪讓人難以注目。

中國足球到底路在何方?我們已經作了很多的工作，向外國足球強國學，輸出球員，引進球員，引進高水平的外國教練，但我們還是以失敗者的身份站在足球世界中。敢間中國足球路在何方?筆者認為中國足球缺少的是適合中國足球運動發展的文化和人文精神。

1、中西文化對競技體育的不同作用

從西方近代體育的發展我們看到，世界上真正的近代競技體育是在西方新興資產階級的歷史腳步聲中，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代表的人類理論精神向封建和教會勢力的斗爭中發展的。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中，16世紀的啟蒙運動徹底否定了肉體的禁欲主義壁壘，為近代體育的發展掃清障礙，18世紀的啟蒙運動徹底否定了肉體的禁欲主義壁壘，為近代體育的發展掃清障礙，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則代表了人類理性精神對基督科學、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對封建意識形態的全面批評和沖擊。在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下，西方近代體育家渴望扣開人體身心潛力的大門，并以奪取冠軍、創造記錄為榮，終于把古代體育推進到近代體育。從古希臘時期的角力、摔跤、跑、跳、擲標搶、擲鐵餅到近代拳擊、足球、健美運動，無不折射出其文化的光芒。這些運動使身體直接與大自然的各種變化相交，在人與自然對抗中，顯示出征服自然的信念和能力。所以，在西方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更重個人、個性。

1.1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以及對中國競技體育的影響

1.1.1重倫理，倡中庸，輕競爭。事物的發展在于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創新、沒有發展，競爭更是競技運動的主要內容。但儒家倫理道德和處世哲學與此相反，倡中庸、和為貴。同時也扼殺了中國人在體育運動中的創造精神和競爭意識。

1.1.2重文輕武，“靜”不主“動”，“勞心者制人，勞力制于人”，自漢代，特別是從東漢大興儒學之后，尚武之風大衰，而重文輕武之風則益盛。體育運動被儒家視為玩物喪志之舉，尚武精神被無情扼殺了。

1.2西方文化對中國競技體育的作用

翻開了中國近代史的首頁，伴隨著的隆隆炮聲和歐洲列強的堅船利器，西方文化也隨之涌人中國，西方近代競技運動也不可替代的氣勢在中國登陸。但一個民族的心理和思維定勢是本民族千百年的歷史沉淀，不可能輕易被打破，它們影響著民族文化的選擇趨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民族體育發展趨勢與方向。每個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左右著體育運動的發展。競技運動需要的是一種接近于人的自然本能的沖動，個性的充分發揮、強烈的進取心和自我表現的欲望，橄欖球、足球運動更為甚之。

2、不同的人文精神對足球運動發展的作用

何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對文化內在價值和意義的自覺，它通過人們的行動體現出來，是“體道”。所謂“體道”就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把自己所領會的文化“道”體現出來。文化知識與人文精神的關系很重要的一層就是知與行的關系。“知”是重要的。但“行”更重要。因為在“行”中人文知識才能真正成為活的東西，成為主體的東西。

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當時文史哲學的興起，在包括體育的全面教育中強調那些屬于人和人性品質的領域，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的重視和關懷。翻譯家們用“人文”一詞來轉譯的西語，"humanitas" ( humanity)這個拉丁詞paedeia在古希臘語中，指對人類自身的理解和協調提供直接的培養，也理解為身心的全面訓練。

西方體育進人中國，我們主要接受的是形式。西方體育作為一種異質文化在中國站穩腳跟，曾數度與中國傳統的健身活動發生激烈的對抗，最后以勝利告終。這實際上是當時較為先進的資本主義文化對根植于農業社會的封建文化的勝利。然則幾千年深厚文化積累的映渙大國，至今仍然還在潛意識的抵制體育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上的東西。西方社會的體育人文精神與中國的體育人文精神在做著潛意識的抵觸。而與我們的鄰居韓國與日要兩個亞洲足球強國比較起來，我們還遠遠不及，要想讓中國足球達到質的飛躍，我們必須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觀。

中韓足球，韓國人比中國人技高一籌，除了體力和商業因素外，則與人文精神大有關系。韓國人雖然歷史上一直受著中國儒家的教化并常以中國歷史久長度為其文明長度，明代還曾被中國“托管”，兩千年來，“春秋大義”真可謂不絕于口。然而他們并沒有真正接受中國人歷代所“造”的儒家思想。韓國國旗上居然也是中國文化徽章，但它不是儒家的“文弱”，而是“太極”強調的是“陰陽斗爭”和“剛健有力”。“”之所以脾氣剛強、倔強無比，當與這種“陰陽斗爭”的精神有關。特別是在足球運動中，這種人文精神表現的優為突出，這也就是中韓足球的本質上的差距。

日本作為亞洲地區的島國，國人常稱日本人為“小日本”。這個“小”字即指日本國土小，又指或更大程度上專指日本人身材的矮小。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矮小的國民，在近十幾年內，其足球水平已超出中國，穩坐亞洲第一把交椅。1993年，日本足球率先走上了職業化道路，短短的一年時間接連摘得戴拿斯杯，亞洲杯，亞洲冠軍杯，2002年日韓世界杯上進人16強，今年又擊敗中國蟬聯亞州杯，在2006年德國世界亞洲區預選賽小組賽中的不敗的戰績登上小組第一名，進人g強賽的角逐，日本足球已經將中國足球遠遠拋在了身后，那其中的奧秘就是“大和”精神。“大和”精神維系著日本足球的未來，日本“大和”文化源于中國，到近代又不斷的吸收西方先進文化，不斷地學習充實，是一種動態的文明混合物。日本的人文精神是集團主義，大和民族的力量之源在于團結與合作精神。日本足球在今天亞洲足壇，已由昔日的二流球隊一躍成為亞洲的足球老大，為了中國足球的明天，我們是不是該好好學習借鑒日本人的人文精神和拿來精神。

3、培養中國球員的人文精神

3.1培養中國球員的競爭意識

足球運動是競技運動，這是無可厚非的。既然是競技運動就要遵循競技運動發展規律。競技運動從其一產生起就具有競爭性和功利性。競爭性是競技運動的靈魂，是推動競技運動發展的唯一內在因素。中華民族在儒家思想兩千年的熏陶下形成了“禮與仁”道德準則，中國人變的文質彬彬，“柔弱”成性。《說文》說“儒”柔也這使中國運動員在競爭激烈、有著直接身體接觸和同場競技的比賽項目中變的非常之文氣，成績不盡人意，而在隔網競技的排球、羽毛球比賽中成績突出，特別是在球場猶如戰場的籃球比賽中，我們的隊員的犯規次數，明顯少于對手，足球比賽中能有效瓦解對手進攻、震懾對方球員的鏟球技術動作更是用之甚少，好像中國球員不知道“鏟球”為何物也。所以在傳授球員技、戰術打法的同時我們務必要給球員灌輸競技比賽的體育思想，培養其強烈的競爭意識，給球員灌輸要第一，不拿第二的奪標思想。

3. 2培養球員的尚武精神

自從漢代有力的打擊了由商周及春秋戰國一貫之的“武化”風尚之后，中國人的社會品格便大踏步地朝著孔子的文化道路而發展。孔子的思想于“血緣、心理、人道、人格”四位一體，在漢代以后便牢牢地統懾了中華民族。中國的教育便清一色的孔子、儒家內容。中國的“重文輕武”便真正地發生。孔學儒術成為中國的文化核心，無疑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和深遠的歷史影響，但無庸體言，中華民族的心理性格也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此以后，中華民族便再也沒有出現過先秦時期那種剛健威武和武俠仗義的外在行為。重文輕武的后果，使中華民族體魄的嚴重損害和精神的柔弱不振，使中華民族失去了征服和冒險的心智和體力。這種現象表現在足球上便是中國球員再比賽中縮手縮腳放不開，攻乏攻擊力，缺少冒險和進攻性，遇到比自己實力弱的球隊，能很好地發揮，而遇到比自己略勝一籌或實力相當的球隊，我們球員脆弱的民族心理便暴露無疑，比賽常常以失敗告終。最典型的戰例是2006年世界杯預選賽客場對科威特一戰，只要拿下比賽或戰平，就可以進人8強賽，但是面對整體實力低于國家隊進攻弱的科威特，我們卻以保守的防守型打法迎戰，結果是0:1輸了。在主場對科威特一戰中，科威產幾乎沒有幾腳象樣的射門，而在客場我們卻輸了，在總分相等的情史下，中國隊還落后對手兩個凈勝球，這又一次暴露了中國隊遇弱不強、缺乏冒險、征服精神，遇到對手死纏爛打、瘋狂進攻時顯得沒有應對之策，缺乏必勝的心理品質。

希臘是一個極度崇尚力度的國家，在公元前776年創辦偉大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這種尚力的體育文化極大地影響了以后歐洲的歷史發展，為以后的海盜冒險和商業競爭提供了道德依據，并最終構成西方人的行為學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歐洲逐漸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

提起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卻是從中國學去的。武士道精神與足球運動來說似乎不著邊際，但是從武士道精神的實質和內涵出發卻與足球運動有著很大的關系。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民族尚武精神的活化石。首先，它對民族的團結性有著巨大的作用，日本人的團隊精神在當今世界難尋其二;其次，武士道精神要求勇敢、頑強、不怕困難、永不服輸、硬折不彎，勇往無前的精神品質。而這些精神品質正是足球競賽中不可缺少的。所以本人認為應該給我們的球員傳達不是傳達而是著力培養“尚武”精神的歷史時期了。

4、結束語

沈從文語錄范文第2篇

我有時很懷疑我父親的說法。他說我們家祖上是地主，有很多房子；又說過去的廳堂里有“慎遠堂”的橫匾，儼然書香門第的樣子。其實，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我們家幾乎沒有書——除了母親放鞋樣的一本《紅旗》，就是父親抽屜里的《選集》。

我有一個朋友，一說起童年的閱讀，便是《少年文藝》的滋養，是上世紀80年代某某少兒文學作家住在他的童年里。天可憐見，我的童年是一片荒蕪的撒哈拉，從來不知道《少年文藝》長什么樣兒。

我上小學一年級是1978年。那年月，讀書是一件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農忙一來，大塊頭的男孩女孩會被父母拉著去干農活。讀不出書的要留級，留上幾年就不讀了，下地干活、學泥師、做木匠或者煮飯洗衣“三班倒”。老師不緊張，父母也不著急，認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那年月，大多數農家孩子的童年沒有課外書，更沒有教輔書。

從我家往北幾百米，便是無涯無際的太湖。太湖的灘涂上，野芳發而幽香，我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卻對它們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一種莖掐一把會“流奶”，哪一種果擠一下可以涂指甲，哪一種藤蔓長滿鋸齒，尖得不能碰一碰……潮汛來的時候，就看大人們捉蝦摸魚，那些大蝦藏在灘涂水洼的楊柳敗葉下。還有螺螄，太湖邊的螺螄，尖屁股、很硬，味道不及池塘里的肥嫩。

東面是大片的桑園。桑樹地里悶得很，并不好玩，只有結桑葚的季節，我才會用麥秸編的籃子去采桑葚吃。

我愛去的地方是田間。仰著臉，閉著眼，赤足走在田埂上，太陽光使人成為發酵的面包，光裸的手臂微微發燙，整個人都是甜暈暈的。田間的渠道，溝水不深，可以下去攔河筑壩。爛泥裹腳，拔腳來來回回走，把一群身子沒有腦袋大的小魚兒嚇得不知道往哪兒游。我能辨識出黃鱔和水蛇的洞口，也知道蜜蜂扭動著肥碩的身子跳“8”字舞是向同伴報告油菜花開的消息。我看著小蝌蚪怎樣一點點長成帥氣的青蛙在田塍間撲通撲通亂跳，只是不敢把蝌蚪們帶回家，我還不能分辨出青蛙卵和蛤蟆卵有什么區別，怕它們會變成滿身疙瘩的癩蛤蟆……

我的心，總是為一種新鮮的聲音、新鮮的氣味所吸引。離我家只有幾步路的橋頭，那里有雜貨店，有肉店，有豆腐店，有搖面店。我常常待在橋頭看半天。于是熟悉他們做豆腐、殺豬、搖面的每一道程序。橋頭有人爆米花，有人講《山海經》，有人喝酒劃拳，有人隔著河岸相罵，都很好看，都很好聽。

然而，還是有想讀書的時候。

橋頭小店里買一包橄欖。包橄欖的紙是別人賣出去的舊書，有時是一個有頭無尾、無頭有尾或者無頭無尾的故事。攤開來抹平了讀，讀得正有興致的時候，沒了。有一年“六一”節，母親給我一元錢，讓我買一本《新華字典》再買小人書。可憐我實在是不能掌錢的，剛到學校就把錢丟了。我哇哇大哭。不識字的外婆從廟港的書店里給我買回了兩本：一本是《桃花扇》，一本是《封神榜》。我前前后后翻了很多遍，就是不知道“妲己”是什么東西。

說起小人書，我想起了一個遠方親戚，是干親。他們家有人在上海的輪船上做事，有整箱整箱的小人書。每逢新年去他們家做客，是最高興的事情。到了那里就趴在他們家的寫字臺上看小人書，有時連吃飯都顧不上。干親有一個年紀與我相仿的兒子。他說，你給我做兒媳婦吧，你看我們家有這么多小人書。我暗自高興。后來我去寧波的“天一閣”，聽導游講錢繡云的故事，才想起了童年的天真。

張愛玲的《對照記》發表時，配了一張她穿旗袍的照片。愛玲對這件并不合身的旗袍解釋說，是繼母送的，“料子很好”，“領口都磨破了”。前一句是繼母說的，后一句是愛玲補充的。她記住了別人的恩惠，也記住了恩惠里的瑕疵。

“她向現實生活致敬，同時對他人說，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蘇童的這句評點，可以視作我對童年無字書時代的結語。

“一泓陽光曬透的清水。”朋友這樣評價過我。

句子很美，意思也好。作為有文青傾向的我，自然十分喜歡。我想我是這樣或者愿意是這樣的：心底燭照透明，毫無渣滓——即便有渣滓，也要通透地映照，讓你看得清清楚楚。

佛曰，一切皆有因緣。我今天的赤子性情，得益于父母的教養和文學的熏陶、感染。

不能不說的，是詩歌。我最需要詩歌喂養的年代——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正是詩歌蓬勃興盛、詩人備受尊崇的年代。那年頭，身上沒有一分錢的海子，從南走到北，從白天走到黑夜，念著“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個溫暖的名字”。

詩歌所具有的精神，是人類情感中最鮮亮、最純粹、最熾熱的部分。

詩歌在中國大地流行的歲月，我正上初中。非常傳奇的是，班主任把我列入班干部的行列，做的卻是傳達室大爺的收發工作。所有同學訂閱的書報，《中學時代》、《中學生天地》、《中學文學》、《讀者文摘》、《收獲》等等，先要從我手頭過。利用“職務”之便，我會把書報扣壓，迅速翻找詩歌欄目，把喜歡的抄下來。什么“最是一低頭的溫柔”，“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或者“讓我怎樣感謝你”，“你在橋上看風景”，或者“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也許我們的心事，總是沒有讀者”……我一度熱衷于把詩和翁美玲一類的港臺明星貼紙混搭在軟面抄里。

工作以后，我得以接觸到了泰戈爾、紀伯倫、里爾克、葉芝、華茲華斯、聶魯達、帕斯捷爾納克、洛爾加等一批偉大的詩人。讀他們的詩作，才知道詩歌的高度在哪里。用紀伯倫的話說：“它是從流血的傷口或微笑的嘴邊升起的一首歌”。

在現代詩歌里浸潤久了，依然不能寫詩，但有了詩歌這碗“酒”墊底，筆下寫的，就不至于呆滯。古詩詞我也喜歡。一本《唐詩鑒賞辭典》，每年暑假都要請出來回讀、抄寫。這點平平仄仄的“舊時月色”，教我沉靜，也教我深情。

我上初中的時候，父親不做銀行的信貸員了，成了村里的會計。按照慣例，全村訂閱的報刊都會送到會計的家里。我享用著一個家庭絕對不可能訂閱齊的海量報刊。除了星期天郵差休息以外，天天都有新鮮的東西可看。最喜歡讀的是《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上的散文和小說，還有一份紙張、印刷都上乘的《人民畫報》，它們給了我愉悅的審美體驗。

早些年，我們家書柜里全是散文集。沈從文、汪曾祺、孫犁、鐘叔河、流沙河、老舍、周作人、魯迅、蕭紅、董橋、白先勇、張曉風、席慕容、三毛、林海音……什么都買來，有空就讀上一兩篇。魯迅有戾氣，周作人愛掉書袋，我愛的還是沈從文、汪曾祺一路，包括后來接觸到的葦岸、劉亮程、高爾泰等。沈從文是寂寞的，他的作品一度受到冷遇和誤解。先生是一條澄澈的河。他的性情，就像河水一樣，至剛至柔，有德有仁。他的作品有一種很亮的橙色，因為他對全世界、全人類都那么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他不習慣大喊大叫，但他的作品中有一種燃燒的感情，是對于人類智慧與美麗的永遠傾心與贊頌。“溫和而堅定”——我想它漸漸地占據了我性格的內核，成為一種信念。

不能不說還是挺遺憾。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讀《追憶逝水年華》，可以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可以讀《紅與黑》與《罪與罰》……今天我把它們陳列在書架上，卻悲哀地發現，我已經讀不動它們了。不過，稍微可以安慰的是，后來閱讀到一些國外的優秀童話《小王子》、《夏洛的網》、《永遠講不完的故事》……它們亦深刻地影響著我，塑造著我，成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請容許我用愛爾蘭的詩人羅伊·克利夫特的《愛》為我的文青閱讀獻詩——

“我愛你，∕不光因為你的樣子，∕還因為，∕和你在一起時，∕我的樣子。”

有一份電子刊物，名曰《啃讀者》。其創辦者鐵皮鼓（網名）認為，有的閱讀是溜冰，是看風景，是怡情養性的，譬如文學閱讀；而另一種閱讀則像登山。登山是累的，因為要克服自由落體向下的慣性，把自己往上托舉。專業閱讀，更多的是一種“登山運動”。“啃讀者”，一個“啃”字，就道出了“非常硬，非常難”的特性。

我是怎樣走上“啃讀者”道路的呢？

1995年～1996年，我接連經歷了從教生涯中的“滑鐵盧”事件——那個曾經在各項教師基本功比賽里穩拿第一的家伙，竟然兩次在市“百節好課”的比賽中名落孫山。落寞的同時，我開始低頭啃書，讀的竟是一本《現代認知心理學》。一邊啃，一邊收獲：一個人的短時記憶容量一般為7個單位容量，但是我們把一些小單位組合成為熟悉的、較大的單位，我們就可以記住更多的東西，因此，教學中通過節奏模式、意義模式等對大量的信息進行編碼、組合，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記憶力；問題有長解答距、短解答距和微解答距，微解答距的問題，思維含量很小，課堂上要盡量少提這樣的問題；國外的眼動研究表明，人在閱讀時的知覺和廣度是有限的，成行成面的快速閱讀訓練要謹慎推廣，但短期的快速閱讀訓練有助于減少閱讀的回視次數……

作為一個中師生，我的語文原始積累就是初中生水平。“三腳貓”的語文功底，著實捉襟見肘。于是，我分門別類地進行學科知識的閱讀與積累。為了了解漢字的淵源，我的手邊常備兩本字典：《漢字詳解字典》、《漢字古今義合解字典》，有空的時候就翻翻。為了了解詩詞格律，我讀王力的《詩詞格律概要》……

啃讀者的讀書姿勢常常是正襟危坐的。與其說這是一次閱讀之旅，不如說是一場征戰廝殺：你的智力理解水平和作者進行著一場較量，跟不上趟、戰敗的時候是常有的。猶記得，我讀王榮生老師的《語文科課程論基礎》，前幾章簡直是“痛不欲生”，“層疊蘊涵分析框架”這個術語說有多拗口就有多拗口。好吧，跳你沒商量。我的經驗是遇到自己即使慢讀也實在讀不懂的部分，就干脆跳過。譬如《語文科課程論基礎》，我只取自己能讀懂的一章《語文教材的選文類型鑒別》來讀，其他部分，就等能力和需要都熱情邀我再說。

讀著讀著，閱讀力在不知不覺地增長。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師推薦劉緒源先生的《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她說太難懂了，我覺得訝異，同時又十分理解：她所遭遇的，大概和我幾年前讀《后現代課程觀》的情形相似。沒有這方面的智力背景，你讀到的只是書里的字與詞，無法弄懂它們聚集在一起的意義。

北京萬圣書店主人劉蘇里是個了不起的讀書人。他為讀書人創造了一個寧靜的讀書環境，取名“醒客”（thinker）——我很喜歡這個名字，中英文都喜歡。當我把讀書的觸角伸向歷史、哲學、法學、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讀克里希拉穆提《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讀崔衛平的《正義之前》，讀林賢治的《午夜的微光》，讀王爾德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讀勒龐的《烏合之眾》，讀吳思的《血酬定律》，讀于歌的《現代化的本質》，我漸漸有了“醒客”的感受。我開始明白——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一朵紅玫瑰不會因為它想做一朵紅玫瑰而顯得自私，如果它想要求花園里的所有花種既是玫瑰又是紅顏色的，那才是自私到了可怕的地步。”

“不純潔的心靈也有美好的一面。”

“沉默，不是中立，是同謀。迫害，是由不出聲的好人們默默授權的。”

“縱使晴明無雨色，入云深處亦沾衣。”

……

感謝那些書，它們喚醒了我的理性，使我在沉靜中、在深情里不至于孱弱無力。

買書也是門學問。

有一陣子，我以買到新書、偏書為自豪。似乎一旦比別人先讀到，或者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書就很優越。為了買到當當、卓越斷檔的書，印數特少的書，從前上“孔夫子”，現在上“淘寶”。沒有淘不到，只有想不到。

漸漸明白，讀書原本是為了自己受用，早讀到并不見得先知，晚讀到也不見得羞恥。

有一陣子，我熱衷于買大部頭系列書，仿佛請客，一下子高朋滿座，一個不缺，喧喧嚷嚷，好不榮光。

后來明白，啃不動的大部頭，猶如皇帝后宮里無人寵幸的妃子。你連抹去灰塵的時間都沒有，何必把它們囚禁于深宮？

有一陣子，我買書簡直是“撿到籃里皆是菜”，一單下滿500元，然后幸福得哼哼。等貨一到，打開包裝，扯去腰封，讓它們一行行一列列整齊地排在書架上。而我，儼然成了司令員。

偶爾我會上“豆瓣”，瀏覽一下豆友們在讀什么書。有一回，看到一條語錄：“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我想我也是這樣的，買得多，讀得慢。然而，這樣的買和讀，也有意義。

書買來后，在上架的幾天內，我總要抽出時間對所有書作一個概覽，讀一下序言，看看目錄，再擇一兩個章節試試。特別上眼的，就展開閱讀旅程；不上眼的，則還回書架擇日再讀。

農諺說，“誰也不知道哪塊云彩會有雨”，今天你讀的，指不定哪一天會有用，然而你得學會“積”云，云積得厚了，就不愁不下雨了。

這些讀書經驗在教學中真能用得上。教《高爾基和他的兒子》，文中要求理解“‘給’永遠比‘拿’愉快”這句話。教參上說：“給”是奉獻，是犧牲，“拿”是索取，是獲得；奉獻是偉大的，所以，“給”永遠比“拿”愉快。把“給”解釋為放棄、被別人拿走東西或者做出犧牲，以此判斷“給”是美德，不但空洞，而且幾乎無法說服人。我喜歡弗洛姆在《愛的藝術》里的創造性理解：“給”是力量的最高表現，通過“給”，我體驗到了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體驗到了生命力活躍的歡樂，我會因見證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生氣勃勃而欣喜萬分。

事實上，我和孩子們一起探討這個話題時，當他們繞在“犧牲”和“付出”里出不來時，聽我侃侃而談弗洛姆，我能感受到孩子們的心是豁然開朗的。

有一回，我讀崔岱遠先生的《讀罷西游不成精》，里面有一段話，“《西游記》師徒四人組成了一個優秀團隊：唐僧是穩健派領導，孫悟空是技術骨干，豬八戒是劑型人士，沙和尚和白龍馬是踏實型服務員工——團隊所必需的要素全都占全了。”我在這段話下作了標記，表示很有意思。后來，我上《西游記》的讀書交流課，設計了一個話題“我的西游我的團”，完全得益于這一章節的閱讀，我問孩子們：假如讓你組建你的“西游取經團隊”，你會讓《西游記》中的哪些人同去？為什么？

還有一回，為了傳承中華文化、創建文明城市，吳江電視臺要做一檔節目“中華經典誦”。教育局長交代：你來做一個，時間只有3天。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朋友送我王開嶺的《古典之殤》，里面有一章節講的是《登高》，正應了眼下的“重陽節”。以此為藍本，我巴拉巴拉就開講了。事后，有人看了節目說，張老師，你好有才啊。我只能捂著嘴笑——這條路分明是王開嶺踏出來的，我不過順著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