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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國文(1970―),男,重慶涪陵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研究方向:金融機構公司治理.
[摘 要] 通過使用2002~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這表明,中國近年來“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仍然存在,這不僅制約了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影響了整個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在于加快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關鍵詞] 國有經濟比重;貸款增長;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 F830.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2)02―0045―05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and Credit Growth
LI Guowen1,WANG Lihua2,ZENG Guanglu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Beijing 100000,China;
3.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Affairs,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China)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eriod of 2002~2007,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credit funds allocation. We find that lending growth of commercial bank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implying credit discrimination on private economy. And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is shows that there still is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rket econom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accelerat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 active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credit growth;panel data
一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學者們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是:中國經濟過去30年來取得的增長奇跡在很大程度上與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分不開的。[1]在民營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同時,民營經濟卻一直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瓶頸。[2]鑒于銀行信貸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商業銀行在信貸安排時是否考慮國有經濟比重,換句話說,國有經濟比重是否會影響銀行信貸資金配置,逐漸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
現有的文獻通常將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與“所有制信貸歧視”聯系在一起,但是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3-8]進一步的,考慮到不同商業銀行
根據銀監會的監管分類,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主要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其中國有商業銀行主要是指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其他三類商業銀行中,股份制商業銀行所占份額最大。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所使用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概念遵循銀監會的劃分標準。類型,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顯然,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發現和解決金融體制中的結構性矛盾,對于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我們使用2003~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的省際面板數據,系統分析了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基于地區數據的經驗研究發現,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并且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中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
湖 南 大 學 學 報( 社 會 科 學 版 )2012年第2期李國文,王麗華等:國有經濟比重對銀行貸款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二 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量設定
本文主要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因此我們使用貸款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其定義為第t年貸款增量與第t-1年末貸款余額的比值。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根據產權性質將商業銀行進一步劃分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對應的貸款增長率根據產權性質進行相應計算;我們還根據貸款期限進一步劃分為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相應的貸款增長率亦包括短期貸款增長率和長期貸款增長率。
我們用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來衡量國有經濟比重這一解釋變量。從理論上講,衡量國有經濟比重最全面的指標應當是國有經濟在GDP中的比重,但是目前沒有這一統計數據。比較常見的一個指標是國有經濟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中的比重來衡量國有經濟比重,但是這個指標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統計年鑒》中“產品銷售收入”指標在2005年之后沒有報告,與之相近的指標變成“主營業務收入”;第二,也是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指標只反映了工業中的國有經濟的發展情況,難以體現國有經濟全貌。基于上述考慮,我們使用了國有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這一指標,以期能更全面、準確地反映國有經濟比重。[9]
在參考現有文獻的基礎上,[10][11]本文還引入了其他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的控制變量:
(1)經濟增長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可能會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們用GDP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率,以反映經濟增長對商業銀行貸款的影響;
(2)資金基礎,商業銀行的資金基礎(funding base)也是影響貸款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們用存款增長率來衡量資金基礎;
(3)產業結構,產業結構也可能會影響商業銀行貸款,我們用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來控制這種影響;
(4)財政狀況,商業銀行貸款增長也可能受到所在地區財政收支狀況的影響,為此我們用財政收支比率來控制這一影響,該指標根據(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收入計算得出;
(5)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也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我們用各地區外商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
(6)市場競爭,商業銀行貸款增長還會受到銀行業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我們用除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商業銀行貸款占全部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來反映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
(7)銀行業改革,2005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包括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公開市場上市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中還包括了銀行業改革的影響。(即2005年和此后取值為1,其余的取值為0)。
(二)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分析,并結合我國具體實踐,我們構建如下形式的固定效應面板模型:
其中,LGi,t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用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來表示。SOEi,t即國有經濟比重,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Xi,t是一組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的控制變量,
SymboleA@ i,t是殘差項。我們重點關注SOEi,t的估計系數
SymbolbA@ ,如果
SymbolbA@ 顯著為正,表明國有經濟比重對貸款增長有正向影響,意味著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所有制因素的影響顯著存在。
方程(1)式給出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是一個靜態模型,但是商業銀行貸款很可能存在著延續性,上年貸款會對當年貸款產生影響,這意味著,在計量分析中考慮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的動態變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參考了蔡衛星和曾誠等研究結果之后,[11]我們在方程(1)的基礎上引入了滯后一期的貸款增長率,考慮如下形式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三 樣本及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了中國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2~2007年銀行業和宏觀經濟金融發展數據,這些數據主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金融統計》等相關的統計資料進行整理計算。在樣本選擇上,由于自治區的統計資料不全,因此本文的主要樣本中只包含了30個省級行政區,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數據還缺失了青海、寧夏的數據,因此在以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數據為基礎的分析中只包含了28個省級行政區。在本文所涉及的變量中,貸款增長率、資金基礎、銀行業市場競爭變量主要根據《中國金融年鑒》、《中國金融統計》的基礎數據整理計算得出,國有經濟比重、經濟增長率、產業結構、財政收支狀況、對外開放程度等變量主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基礎數據整理計算得出。
表1描述了各變量的定義性描述及統計特征。可以看出,在樣本區間內商業銀行在各地區貸款投放總體增長較快,貸款年均增長15%左右,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約為12%,低于商業銀行貸款整體增長率;存款呈現類似趨勢,存款年均增長17%左右,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增長率同樣低于商業銀行存款整體增長率。在本文關注的核心變量方面,國有經濟比重均值約為37%,標準差約為10%。其他變量的地區差異也較為顯著。
四 實證結果及分析
我們首先給出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然后給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并依據這些結果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商業銀行信貸增長的影響。
(一)靜態方程估計結果
表2給出了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其中第一項回歸是基于商業銀行整體貸款的估計結果,第二項回歸是基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估計結果,第三項回歸是基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的估計結果。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首先通過第一項回歸從整體上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然后通過比較第二、三項回歸結果來反映這種影響在不同性質的商業銀行(在我們的分析中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首先,從表2中第一項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如果國有經濟比重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可以解釋成因果關系,那么該系數就意味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帶來了貸款增長率的提高,這說明在本文所抽取的樣本期國有經濟比重確實對信貸資金配置產生了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中所有制性質的影響不能忽略,這就為“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提供了經驗證據。
其次,表2中第二項回歸結果顯示,就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同樣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2中第三項回歸結果顯示,與前兩項回歸結果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回歸結果出現一定的變化,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雖然依然為正,但是并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這說明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相對不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將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正向影響理解為“所有制信貸歧視”,那么這一結果表明,相比于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信貸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視”程度較弱。上述發現從一個側面為林毅夫和李永軍[12]以及李志[13]的觀點提供了經驗證據,他們認為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相對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被廣泛視為中小型金融機構)可以解決中國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困難。
此外,我們還發現,經濟增長率以及資金基礎與貸款增長率顯著相關,這與現有文獻是一致的。具體來說,經濟增長率越快,相應的貸款增長率越高;貸款基礎越大,相應的貸款增長率也越高。[14][15]
(二)動態方程回歸結果
表3給出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由于引入因變量的時間滯后項,模型(2)式產生了內生性問題。Roodman[16]指出,對于時間跨度相對于截面數較小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而言,采用Arellano and Bond[17]和Blundell and Bond[18]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tem GMM)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一般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檢驗GMM估計量是否有效可行:第一個是通過Hansen過度識別約束檢驗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其原假設是所使用的工具變量與誤差項是不相關的;第二個是通過Arellano-Bond的自相關檢驗對差分方程的隨機誤差項的二階序列相關進行檢驗,其原假設是隨機誤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第三個是Roodman(2006)提出的拇指規則(rule of thumb),即工具變量數不超過截面數;第四個是如果滯后變量的系數大小在相應的OLS估計值和FE估計值之間,則GMM估計是可靠有效的。
這是因為混合OLS估計通常會導致向上偏誤的滯后項系數,而固定效應估計則會產生一個嚴重向下的滯后項系數(Bond et al.,2002)。根據上述原則,我們認為表3中的估計結果是可靠的:回歸的漢森工具變量過度識別檢驗顯示,我們不能拒絕GMM估計中工具變量有效的原假設;序列相關檢驗也表明,統計上不能拒絕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性的原假設;工具變量數沒有超過截面數;滯后一期因變量的回歸系數也較為合理,以表3中第一項為例,包含所有協變量的固定效應估計和OLS估計中滯后項的回歸系數區間為(0.186,0.402),該區間包含了GMM估計的系數0.238,表明GMM估計是可靠的。
表3的估計結果顯示,從整體上看,國有經濟比重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在考慮動態影響之后,在本文的樣本期國有經濟比重影響了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這意味著商業銀行“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依然存在。從不同性質商業銀行來看,以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的動態模型中,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著“所有制信貸歧視”。就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不僅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這一結論與靜態模型估計結果有所不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盡管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差別不大,但是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顯著性卻明顯弱于國有商業銀行,這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可能仍比股份制商業銀行更為明顯。
五 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2003~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的省際面板數據,我們系統分析了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結果表明,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中所有制因素的影響顯著存在;而且,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我們認為,上述發現意味著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安排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
這一研究結論具有直接的政策含義。首先,考慮到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所有制信貸歧視”卻忽略了民營經濟這一重要地位,形成了對民營經濟的嚴重制約,并進一步影響到整個經濟發展。因此,進一步加快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通過有效的政策引導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盡快解決民營經濟面臨的“所有制信貸歧視”就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在可選擇的政策方向上,本文的研究也提供了直接的經驗證據。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視”要更為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積極發展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對于緩解“所有制信貸歧視”無疑是一條可行而有效的路徑。有關部門下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中小型金融機構,不斷健全中小型企業金融服務體系,切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在具體的對策措施上,重點應該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力發展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不斷健全中小型企業金融服務體系,切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國民營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中小型金融機構在制度、規模上與其相對等,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當前,相對于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的發展存在著明顯的滯后性。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經驗,積極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二是積極引導中小型金融機構明確市場定位。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應充分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劣勢,牢牢把握“立足地方、服務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理念,認真借鑒國外中小型金融機構差異化經營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自身的地緣優勢,挖掘企業信用信息,大力開展金融創新,針對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的不同特點,開發設計不同的金融服務種類,有效滿足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
三是為中小型金融機構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目前,中小型金融機構仍是“弱勢群體”,由于品牌認知度和市場地位較低,致使人才、客戶流失嚴重;一些部門和單位仍對其存在偏見和歧視性存款規定;在服務中小企業過程中,由于發放貸款成本高、投入多、風險大,加上尚未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等原因,中小銀行的發展仍面臨許多困難和阻力。因此,有關部門要通過利益機制引導中小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要在資金來源、結算體系、機構設置等方面,積極支持現有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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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有3.8萬個網點,其中3.1萬個在基層郵局。”3月21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陶禮明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郵儲銀行改制之初就確定了服務“三農”、服務中小企業、服務民生的發展思路。
截至2012年2月末,郵儲銀行支持“三農”及小微企業的貸款累計投放超過8800億元,惠及農戶、小微企業580多萬家。
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金融部部長王曙光認為,郵儲銀行對中國農村廣大地域的滲透力已開始慢慢顯現,如果股份制之后,能充實資本金,改善內部環境結構,逐漸建立一套比較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對將來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會有更大的推動。
百年郵儲
今年1月21日,經國務院同意,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依法整體變更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冊資本為450億元人民幣,中國郵政集團為其唯一股東。
同時,股份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依法承繼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全部資產、負債、機構、業務和人員。
事實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前身是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老”儲蓄機構――郵政儲金局。1918年11月,民國中央政府頒布《郵政儲金條例》,1919年7月1日,郵政儲金局成立,在北京、天津、太原、開封、濟南、漢口、南京、上海、安慶、南昌、杭州等11個城市率先開辦郵政儲金業務,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1986年1月27日,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決定,郵電部與中國人民銀行發出《關于開辦郵政儲蓄業務的聯合通知》,決定于當年春節前在北京、上海、天津、鄭州、沈陽、石家莊、成都、西安、南京、廣州、福州、長沙12個城市恢復開辦郵政儲蓄。
2005年8月19日,國務院下發《郵政體制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按照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加快成立中國郵政儲蓄銀行。2006年,國家郵政實施政企分開,分別成立新的國家郵政局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同時批準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組建郵政儲蓄銀行。
2007年3月20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改革原有郵政儲蓄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在北京揭牌成立,中國郵政儲蓄的歷史就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從前的郵政儲蓄只能做傳統的儲蓄、匯兌業務,改制為銀行后,郵儲銀行有了很大發展。”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陶禮明表示。據了解,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改制5周年來,推出了“好借好還”小額貸款、個人商務貸款、小企業貸款,“佳信家美”消費貸款,綠卡通卡,福農卡,商易通,現金管理,票據業務,保險、國債、基金業務,本外幣理財業務,綠卡外匯卡,信用卡等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成為我國金融服務領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時,郵儲銀行擁有遍布全國的近38000家分支機構,ATM總量已經超過3.5萬臺,個人網銀客戶超過2800萬人,電話銀行累計注冊客戶超過4000萬戶,而電視銀行、手機銀行也相繼推廣上線,一個方便、快捷、覆蓋面廣、縱橫交錯的多元化郵儲銀行網絡已全面建成,從而讓廣大客戶享受本外幣一體化的優質服務成為可能。
做有特色的銀行
陶禮明行長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郵儲銀行的目標是建立有特色的銀行機構,中國缺少的不是大型銀行而是一家有特色的銀行。從長遠來看,郵儲銀行將在社區、“三農”、中小企業等普惠金融服務領域樹立品牌,致力于成為國內資本充足、管理先進、風險可控、品牌卓越、受人尊敬的一流大型現代零售商業銀行。
在成立之初,郵儲銀行曾面臨著定位選擇問題。2008年底,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各大銀行開始搶做大客戶等公司貸款以及大型基礎設施貸款,房地產大客戶更是成了當時銀行的主要客戶。而在農村市場,因利薄風險大,其他銀行紛紛縮減業務。
此時的郵儲銀行選擇了從支持“三農”開始起步,做小型微型企業貸款。陶禮明行長表示,郵儲銀行成立之初,經過深入的市場調研,認為小微企業貸款市場潛力巨大,但針對小微企業行而有效的金融產品供給相對不足,尤其是對絕大多數分布在縣域的小微企業的服務更是缺乏。而這些遍布在各個行業、各個地區的小微企業客戶分布分散、風險也相對分散,與郵儲銀行的機構、人員能力匹配性較好。因此,在產品設計與推廣重點上,郵儲銀行瞄準“彌補金融空缺”,將小額貸款確定為長期、核心的戰略性業務,把小企業貸款確立為長期、重要的戰略性業務。
在郵儲銀行覆蓋全國城鄉的38000多個網點中,其中70%的網點在縣級以下地區,有著服務“三農”的天然優勢。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累計發放涉農貸款540萬筆、金額3100多億元。
2010年6月,郵儲銀行與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合作的德國政府項目“小額信貸和零售銀行業務項目”榮獲“GTZ國際合作項目最高成就獎”,服務“三農”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獲得國際性認可。
小微企業方面,截至今年2月底,郵儲銀行已經建立320個小企業信貸中心,覆蓋了全國90%以上的地市。2011年,郵儲銀行累計向小微企業發放貸款366萬筆,金額達到3900億元,發放額較去年同期增長1700億元,增長率超過77%。
“我們當時要做大客戶的公司貸款的話,抓住2008年國家刺激經濟政策的機會,進入市場會相對容易。”陶禮明稱,但我們還是堅持以小額零售貸款起步,從10萬元到100萬、500萬元,截至今年2月底,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的貸款累計發放達8800多億元。
郵儲銀行是基于郵政網絡成長起來的銀行。郵政企業從性質上說是公共服務企業,承擔了社會普遍服務、公共服務的職能。陶行長認為, 基于此成長起來的郵儲銀行,基本服務功能不變,大眾服務不變。“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決定了我們無法簡單地模仿其他商業銀行的做法。作為擁有全國最多金融網點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自開辦之初,這家銀行就緊密地和郵政結合在一起,利用好郵政的網絡資源,定位于服務‘三農’、服務中小企業、服務民生,這份特殊的使命成為郵儲銀行堅持金融服務‘普之城鄉,惠之于民’的源動力。”
很明顯,郵儲銀行已經從中獲得了回報。截至2011年末,郵儲銀行資產規模突破4萬億元,同比增長23%,與2007年成立時相比資產翻了兩倍多。成為國內資產規模第六大商業銀行機構,僅排在工、農、中、建、交五大行之后。
轉型突破
盡管郵儲銀行走出了一條與其他國有大行不同的特色之路,但在今后能否繼續加大對農村以及小型微型企業的貸款仍然面臨挑戰。
陶禮明坦承,農村金融本身的市場需求大,網點多,貸款環節拉長,風險就大。不僅是貸款風險,農村小型微型企業貸款還要投入比一般貸款多得多的服務和人力成本。銀行面臨的壓力大。“這一塊的生意不好做,成本高,風險管控很難。”
小微企業貸款還面臨誠信體系、法律體系、區域文化等影響。小微企業貸款中的農戶通常是一個不規范性、不標準的客戶,而銀行的信貸風險控制恰恰相反,講究合規和標準化。
目前郵儲銀行支持“三農”的業務只是基本盈利。“不是賺大錢,但沒有賠錢,說明他的商業模式是可持續的”。
對郵儲銀行來說,切入這個市場鍛煉了一支3萬人的隊伍,同時風險控制也是比較成功的。
經過五年轉型的郵儲銀行已經牢固樹立起“合規”、“安全”的管理運營理念。截至2011年底,郵儲行不良資產率為0.06%,非信貸資產和批發貸款繼續保持零不良;在未實現一筆核銷的情況下,貸款不良率仍相對較低,年末為0.34%,為銀行業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郵政金融計算機系統運行質量保持繼續穩步提高,交易成功率始終位站同業前列,2011年的跨行交易成功率更是達到99.765%,在15家全國性商業銀行中排名第一。
由于商業銀行持續發展,需考慮利潤問題,許多銀行在把所有的管理資源收攏集約到大城市做高端服務。
而對郵儲銀行來說,在不斷探索著建設特色銀行與商業化轉型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讓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發展的銀行不斷向前發展。
9月26日,由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承辦的“第十六屆世界郵儲與零售銀行協會郵政儲蓄銀行論壇”在北京召開。世界郵儲與零售銀行協會、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等國際性組織,以及來自全球1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金融機構代表齊聚北京,圍繞論壇主題“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展開討論。
郵儲的普惠課題
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深度調整期,中國的金融改革也逐漸步入了“深水區”。伴隨著社會金融服務需求多元化趨勢日趨顯著,銀行類金融機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說:“中國金融領域的改革正在不斷深化,利率市場化步伐明顯加快,移動金融、網絡金融等新的經營業態不斷涌現,這些都對銀行的經營模式、創新能力和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能夠更好地運用科技成果,發揮實體網絡優勢,把握時代脈搏,繼續做好普惠金融服務,是我們亟需思考和解決的課題,可能也是全球儲蓄銀行共同面臨的全新課題。”
世界儲蓄與零售銀行協會總裁、董事會主席海因里希并且在多個業務層面都展現出活力,它們扮演的角色和其他商業銀行是類似的。”哈西斯稱。
結合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走過的道路和實際情況,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從三個方面提出如何將郵政儲蓄和零售銀行結合走出一條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道路,即將改革作為根本,認清自身的優勢和歷史,積極吸收新鮮血液。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余表示,中國央行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有關金融普惠發展的活動,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也摸索了一些好的經驗。例如,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信貸政策的指導,促進金融機構的改革,提高農村金融服務的水平等。
發展普惠金融惠及國計民生。中國銀監會監管四部主任沈曉明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金融體系要為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持,發展普惠金融意義重大,建立普惠金融體系有利于實現經濟全面發展,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
然而,與會專家也表示,普惠金融服務是一項復雜的工程,中國在普惠金融的探索和實踐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仍然任重道遠。
尋找小微融資出口
普惠金融是金融全球化發展的一個新課題,旨在通過構建有效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讓金融服務向低端層次延伸,使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享受到金融服務,從而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然而,目前中國金融體系在層次結構、品種結構上存在失衡,信貸過剩,投資資本、債券不足,制約了金融體系對草根經濟的服務,阻礙了草根經濟的發展。中國存在龐大的小微經濟體,大中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有充足的抵押物、規范的財務報表,而這些恰恰是小微經濟體不具備的,導致小微企業融資難、擔保難。
中國小額信貸聯席會會長、中國小微金融研究院院長劉克崮認為,當前中國小商業銀行、農信社、小貸公司等尚未成熟,需要盡快加強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的發展,建設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劉克崮建議,應盡快從機構、產品、監管、政策、公共服務等五個方面構建小微金融市場,做到機構分大小、產品分類型、監管分層次、金融隊伍專業化、配套服務社會化、金融政策規范化。他建議,中國應盡快建立“十百千萬”四個層次金融市場,即在中央和省級設立數十家大型金融機構;在市、地級設立數百家中型金融機構;在縣、區級設立數千家小型金融機構;在街道、社區、鄉、鎮級設立數萬家各類金融或準金融機構。
此外,他提出將著手在五個方面支持小微經濟體發展:
一是加強機構建設,著力建設發展專門從事小微金融服務的部門;
二是加強產品技術方面的研發,要側重開發信息多元、現場調查、打分卡、大數據整合等“無抵押、無擔保”的金融技術和產品,充分利用網絡、手機等先進手段提供技術支持;
三是為客戶提供一攬子的服務,不僅要從事放貸,還要提供支付結算、匯款、匯兌及理財、投資、保險、咨詢等服務,提升綜合服務能力;
四是建設優良的金融基礎設施,打造高效本機構、本系統、本地區、本行業的核心業務IT系統,以適應小額信貸“筆多、額小、期短、頻高”的特點,有效降低成本、控制風險;
五是加強人員培訓,完善管理制度,應對布局競爭,建設完善的批發機構服務平臺,發展行業協會,開展機構評級,從而促進草根金融的發展。
“中國式”普惠漸進
作為世界儲蓄與零售銀行協會的會員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對發展普惠金融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與實踐。李國華介紹,自2007年成立之初,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就確定了普惠金融的戰略定位,并始終堅持創新信貸品種和服務模式,成為了中國小額信貸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目前營業網點已超過3.9萬個,擁有個人客戶總數約4.2億人。截至2013年8月底,累計發放小額貸款1250萬筆、金額達7646億元;累計發放小微企業貸款1400多萬筆、金額達1.7萬億元,成為服務“三農”、社區和小微企業的重要力量。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呂家進也就做好金融普惠工作談了他的經驗和看法。他認為,首先應做好小額貸款支持農戶發展,打破“大銀行只做大貸款”的理念,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擁有資金和管理優勢,宏觀和行業上抗風險能力突出。據了解,截至2013年8月底,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累計發放小額貸款7600多億元,解決了600多萬農戶家庭的融資問題,證明了大銀行也能做好普惠金融服務。
產業基金在他的規劃下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渤海產業基金也因此被委以促天津產業繁榮之重任。但渤海產業基金的運作方式似乎仍然不甚明朗,這就很難協調各個股東的利益,而且其有限的資金規模如同杯水車薪。
運作方式并不明朗
渤海產業基金從一開始設立就反映出其運作方式并不明朗。
渤海產業基金的設立機制與國際市場的成熟做法相悖,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的發起過程是先找出資人,找到出資人發起結束后再去找基金的管理者。而按通行做法是先找到一個優秀的基金管理團隊,再由這個團隊的力量去募集資金。而現在的一切都似乎本末倒置了。
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批準,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和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并在2006年12月30日在天津掛牌。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為2億元,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為主要股東,與基金全體出資人共同發起設立。
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注冊登記在天津濱海新區,董事長為中國銀行行長、中銀國際控股公司董事長李禮輝,總裁由中銀國際聘任的香港人士歐巍擔任。
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由全體出資人以契約方式發起設立,總規模200億元,基金以封閉方式運作,存續期十五年,對企業進行股權類投資。出資人是實力雄厚的金融企業和投資機構,包括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郵政局郵政儲匯局、天津市津能投資公司、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當時,其一級募集資金60.8億元,記得后來天津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長崔津渡表示,二期募資沒有面向自然人的安排,仍然是面向機構投資者,但與首期的機構投資者不是同一對象。
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從誕生之初就擔負著探索產業基金運行模式的重任,為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乃至今后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提供實踐經驗。但我們卻從這只基金中,看到很多不明朗因素。其中包括基金的投資范圍的界定、投資人的選擇,甚至包括基金組織的架構,都可見利益博弈的烙印。
業內人士指出,國際上通行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投資對象的劃分,是在投資實踐中自然形成的。而在中國,像政府部門現在這樣人為劃分“創業投資”或者“產業投資”,并擬定相應的管理框架,“規范”地準入,并配套以相應的政府扶持政策,可能在效果中更多地體現了政府對私募股權投資行業的強力介入。
不僅如此,《產業投資基金試點管理辦法》討論稿中稱,產業基金向特定機構投資者以私募方式籌集資金,主要對未上市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集合投資方式。其特定機構投資者包括五類主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及社會保障基金或企業年金進行投資的法人受托機構或投資管理人;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要資金來源的企事業單位;發改委規定的其他特定機構投資者。
政府牢掌項目支配權
渤海產業基金也是中國第一只契約型產業投資基金。有關人士認為,中瑞基金、中比基金都是公司型基金;渤海產業基金設計上結合信托和有限合伙制特點,采用創新的契約型。
根據國家發改委批復,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其投資限于對企業進行直接股權投資,即不能將資金投資于上市公司,不能進行非股權投資。渤海產業基金從設計之初投資范圍就被圈定。主要是濱海地區,后來在多次協調討論后,其投資范圍才被天津市政府放開到環渤海地區。其中投資濱海新區不少于50%。根據政府對該基金投資的框架性原則,基金投資于濱海新區的比例不得低于50%,同時投資于環渤海地區的比例不低于70%。可以看出,政府在產業基金的投資范圍和投資比例上有很大的干預。
另外據一些媒體披露,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可能投向濱海新區金融商貿業以及高新技術、現代冶金、空港物流、海洋及循環經濟、海港物流、化學工業和休閑旅游等七大產業。但即使這樣也是不夠的,因為作為產業基金,它的管理人能力是第一位的,一開始就把管理人投資范圍限制住,不是好的市場化做法。不應對產業基金的投資范圍有過多干預,渤海產業基金一大半都投入渤海地區,而且不少項目都由政府推薦指導,這不能算是市場化的做法。
產業投資基金投資與貸款等傳統的債權投資方式相比,一個重要差異為基金投資是權益性的,著眼點不在于投資對象當前的盈虧,而在于它們的發展前景和資產增值,以便能通過上市或出售獲得高額的資本利得回報。而現在等于是政府限定死了,在前期預先給產業基金設計好了發展藍圖。
如果天津這樣做的話,還會使我們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其他地方政府為了自己的目的,也申請搞區域性的產業基金,我們批不批呢?政府在給自己預埋雷區。
渤海產業基金的性質決定了它若沒有政府支持,政府不推薦項目,它就根本難以投資合適的項目。判斷一個基金是否市場化運作的關鍵,是看它的基金管理人是否有自,能以基金性質決定的判斷標準決定投哪些項目。渤海產業基金是因項目而設立的基金,政府給其推薦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尋找項目的市場化談判能力。
據了解,在天津市政府的投資決策及政策指導下,在渤海產業基金公司成立前就初步推薦了包括空客天津項目、中石化煉化項目和濱海新區區內交通建設等項目。并且天津市政府還承諾將推薦項目收益率不低于當地GDP增長率的好項目。與其說是政府推薦項目,不如說是政府在壟斷一些項目,似乎天津仍然沒有大開放的態勢。想在天津拓展金融市場,政府是第一道關。
我們可以在投資者分布上看出來,戴相龍曾經的央行行長背景給渤海產業基金帶來了很大的優勢。一位機構投資者負責人甚至稱:“我們首先是沖著戴相龍去的,第二才是沖著天津去的。”中國是個精英取向的社會,在對天津的規劃中不僅體現了國家的智慧,也能看出這位前央行行長的智慧。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最好的人,最好的項目,肯定可以捆綁出最優秀的資源嗎?不一定。在某種程度上來講,這是一種資源壟斷,項目壟斷,其他的外來者將更難進入。
某資產管理公司一位人士抱怨說:“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想參與到產業基金,但最后發現沒有我們的機會,參加的全都是國有背景的機構。”非市場化篩選的投資人容易導致與基金管理人的過多“摩擦”。
難當試點之重任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渤海產業基金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因為近期已經有多只地方政府牽頭的產業基金在排隊等待批文,他們想模仿渤海產業基金。從成立之初就被委以重任,還不如說從成立之初就被壓以重任。
對此,一位業內人士頗為惋惜地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監管當局應該認真反思一下,究竟哪些應該審批,哪些不需要審批,需要誰來批,都要劃清界限。”在批與不批中,政府容易陷入被動。
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創新的一個重大突破。在整個濱海試點的基礎上,確切地說,渤海產業投資基金是具有政府試點和開創的特征。對國內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意義重大。而其備受矚目的深層原因恐怕在于,業內均將其視為發展中國式私募基金的一次突破。
市場模式是在市場的磨練下修煉出來的,并不是說政府給個什么模式拿到市場中去試驗一下就可以成為市場模式的。目前渤海產業基金無論是從最初的設立到現在的運行都是非市場化的,政府的預期的確是好的,想通過渤海產業基金的運作,探索出產業基金的有效運作模式,為產業基金管理辦法及今后的私募股權基金的推出提供經驗。
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徐林表示,渤海產業基金的創新對它的發展也許是合適的,但從現在來看,它并不是一個成功的模式,與當初的設想有距離,不具有推廣意義。原本希望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普遍適用規則,但現在產業基金辦法中的很多規定只能仍是憑設想去設計,因此,希望推出更多類型的產業投資基金,包括公司制、有限合伙制的,以總結更多的經驗來解決產業基金辦法在制定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今天召開這次銀行行長座談會,主要任務是針對當前宏觀信貸政策趨緊、金融信貸困難問題增多、工作任務加重的新形勢新變化,認真總結工作成績,深入研究突出問題,采取管用措施,加強金融信貸保障和支持,促進全市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剛才,市金融辦通報了前4個月信貸和直接融資完成情況,市人行、銀監分局分別通報了前4個月的金融運行情況和銀行業發展監管情況,各家金融機構匯報了前4個月經營情況,部分企業做了發言。下面,就做好金融信貸工作,我再講3點意見:
一、全市金融信貸工作與地方經濟發展相互促進、雙雙看好
今年以來,金融機構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又為金融信貸工作營造了良好環境。前4個月,全市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944.4億元,新增存款113.6億元,增長13.7%;各項貸款余額627.5億元,新增貸款69.9億元(含駐鄭股份制銀行新增貸款約4.8億元),增長11.6%,存貸款增速均居全省第1名。全市銀行業實現利潤7億元,同比增加2.8億元,增長68%;不良貸款比年初下降了4.8億元,降幅為18%。全市金融業累計繳納稅金2.9億元,其中,銀行業累計繳納稅金2.5億元,保險業累計繳納稅金4150萬元。總之,前一階段全市金融信貸工作成績是顯著的,市委、市政府是充分肯定的。
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市金融工作也面臨著嚴峻挑戰,存在著突出問題。一是信貸政策趨緊。今年國家連續4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0.5%,創歷史新高,伴隨貨幣政策的逐步趨緊,今后的信貸工作難度勢必越來越大。二是貸款完成不平衡。交行前4個月新增貸款11.8億元,超額完成2.8億元,而中行、建行兩家機構加起來只有7.6億元,工行、農行加起來只有9.8億元。光大銀行比浦發銀行開業早,但新增貸款還不到浦發銀行的一半。郵政儲蓄銀行雖然較好地完成了任務,但11.9億的貸款余額、2.6億的新增貸款與80多億元的存款余額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三是融資渠道不寬。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局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面對信貸政策調整,融資能力受到擠壓;上市企業數量還不夠多,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能力有限。對此,下一步工作中,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認真加以解決。
當前,全市金融信貸工作既有嚴峻的挑戰,也有難得的機遇。從長期和全局看,我市依然處于發展的黃金期,經濟回升向好的總體趨勢沒有改變,中央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原經濟區上升國家戰略,我市新型城鎮化建設、項目建設、產業轉型升級、社會事業等正在加快推進,這些都為金融業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對此,我們要發揚成績,堅定信心,扎實做好金融信貸工作,確保全年信貸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二、金融機構要充分發揮主力軍作用,繼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
要加強協調配合,提高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市金融辦、市人行要加大上市企業融資輔導,讓企業了解直接融資的相關程序和操作流程,促進企業直接融資。市發改委要加強項目儲備,尤其要加大優質項目的儲備力度,吸引銀行項目配套資金加大對我市的投入,為金融機構爭取上級支持提供良好環境。各金融機構要準確把握信貸政策和規律,積極發掘信貸潛力和空間,繼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一要圍繞新型城鎮化建設擴大信貸投放。進一步加大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金融支持力度,重點擴大對中心鎮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信貸支持,促進全市城鎮化建設加快推進。二要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發展擴大信貸投放。全面發揮金融的調控作用,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為重點,積極優化信貸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三要圍繞基礎設施完善擴大信貸投放。要切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大信貸投放,為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從而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四要圍繞現代農業發展擴大信貸投放。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業公司的信貸支持,在提升農業機械化、組織化、公司化、專業化水平上有所作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健全機制,改善服務,不斷優化金融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