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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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入戶證明范文第1篇
2、父母結婚證、身份證、戶口簿(復印件各1份，驗原件)。
3、擬入戶地街道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原件1份)。
4、政策內生育一孩的，提供母親的計劃生育服務證;政策內生育二孩的，提供二孩生育審批表(復印件1份，驗原件)。
未入戶證明范文第2篇
理論界對此問題有四種不同的觀點。一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場所。二是指固定住所，即以此為家的場所，如學生宿舍，但不包括賓館房間。三是指人長期或者固定生活、起居或者休息的場所，包括賓館房間。四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們生活、學習的建筑物，如辦公場所。
可以看出以上四種觀點有很大的不同。筆者認為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例如一個賓館房間，不能單純的認為是否是“戶”，而要看住宿人的住宿時間和意圖以及其他方面，如果是要長時間居住并且是合法的目的，則可以綜合考慮認定為“戶”。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同，同時我國地域遼闊，各個地方的風俗不同，所以筆者建議在刑法的基礎下，各個地方可對此進行相關規定，以完善其合理性。
刑法第263條第(一)項，200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的“入戶搶劫”，是指為實施搶劫行為而進入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場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進行搶劫的行為。最高法2005年《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戶”做出進一步的解釋。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的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一般情況下，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公棚等不應認定為“戶”，因為其一般不能滿足功能特征的條件，即不能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一般是指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組成的家庭人員相對固定的居住在一起，特點有二：一是成員間有血緣關系，二是成員較固定。例如：學生宿舍雖也是與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是多人居住的場所，但是并非封閉的家庭居住環境，因此，學校的學生宿舍并不屬于“入戶搶劫”中的“戶”。但在特定情況下，綜合考慮相關因素后，如果確實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也可以認定為“戶”。
二、“入戶”的認定
從最高法的司法解釋的情況來看，要求“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入他人住所須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搶劫行為雖然發生在戶內，但行為人不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進入他人場所，而是在戶內臨時起意實施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因此筆者認為，認定其目的的非法性需要注意一下幾點：從時間上來看，搶劫起意是在戶外;從地點上來看，暴力或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從目的上來看，須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但又沒有僅限于為了實施搶劫犯罪，還應包括為了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而入戶，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
一旦確定了其目的的非法性，就不論行為人采取何種辦法，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只要進入戶內之后實施了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脅強行劫取被害人財物，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就應認定構成“入戶”搶劫。
三、實施行為的認定
“入戶搶劫”要求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必須發生戶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搶劫罪定罪處罰。這就是所謂的“轉化型搶劫”對此，我們可進一步理解，如果該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可以認定為“入戶搶劫”;如果發生在戶外，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此外，其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施以打擊或強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從而劫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暴力必須在取得他人財物的當場實施。雖然使用了暴力但未當場獲取財物或者是在劫取財物之后又出于其他動機傷害被害人的，則都不屬于搶劫中的暴力，構成犯罪的應以他罪論處。用暴力的目的就在于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從而劫取財物。暴力程度只要能對他人身體起到強制、打擊作用即可，并不要求其危及他人的身體健康或生命安全。其脅迫是指被害人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進行精神強制，從而使其產生恐懼而不敢反抗，任其搶走財物或者被迫交出財物的行為，脅迫的內容是當場對被害人施以暴力。還須是行為人有意識地給被害人施加精神壓力，進行精神強制，意在使其產生恐懼，不敢反抗，而為其劫取財物創造條件。
入戶搶劫是一個較復雜的復合行為，在認定入戶搶劫時要綜合考慮，尋求證據。以求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一般情況下，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和權威人士解釋，認定入戶搶劫應具備的證據包括：(1)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辯解、被害人陳述。證明被侵入的場所具有“戶”的特征;(2)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應固定一下內容：現場被侵入或破壞的痕跡，如破壞的門、窗、鎖、家具、家電等;犯罪嫌疑人遺落在現場的物證、痕跡;現場應有證明被害人在此生活起居的用品如床、被褥、衣物等;(3)現場提取的以上物證及其辨認筆錄;(4)犯罪嫌疑人遺留在現場的痕跡鑒定，如腳印、指紋;(5)鄰居或親友的證人證言，證明被害人在此生活起居等情況。
四、“入戶搶劫”犯罪形態的認定
在搶劫過程中，既沒有搶到財物，又沒有致人輕傷的，為未遂。搶到財物的，或者雖沒有搶到財物但致人輕傷或致人重傷、死亡的屬于結果加重犯，是搶劫罪的既遂。類似的，“入戶搶劫”如果在戶內未竊取到他人財物，又未給他人人身權利造成危害后果的，同樣屬于“未遂”。
綜上，“入戶搶劫”的相關問題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探討。但是，筆者認為，隨著法制的不斷發展，許多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未入戶證明范文第3篇
一、2013年工作回顧
（一）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開展有序，推進得力，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
從2013年7月起，全區城鄉低保標準從每人每月260元、21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10元、240元。我區現有城市低保對象3029戶、7878人，有農村低保對象7253戶、13134人。截止2013年12月，全區共累計發放城市低保資金2066.2882萬元（含過節費、一、二季度物價補貼，），累計發放農村低保資金3143.708萬元（含過節費、一、二季度物價補貼），發放率均達到100%。2013年以來，城鄉低保動態管理效果明顯，各鄉鎮街道、村（居）委會工作力度較大，通過入戶調查、民主評議，全年城市低保共取消低保對象187戶、419人，調整101戶、100人，新增213戶、447人。農村低保共取消低保對象677戶、1064人，調整630戶、619人，并將符合條件的969戶、1545人納入到農村低保范圍。下半年，我們對全區低保信息網絡系統進行了審計和規范，以便于下一步對城鄉低保的公開、透明、規范化管理，切實讓貧困家庭得到有效保障，讓生活好轉的家庭脫離保障范圍。
（二）慈善捐助、救助工作有了新起色
2013年度，區慈善總會的宣傳工作有較大進展，組織開展了一系列慈善救助活動。新增慈善超市2個，在主要商業活動區擺放捐款箱6個，并與五星電器、冷暖天地、越野E族等商家和愛心人士聯動，經統計，截止12月底，共籌集善款30.8121萬元（含大病救助款），接收并發放價值4.5萬元的暖氣15臺，羽絨服400件。通過慈善超市，為特困家庭發放大米、食用油、掛面等生活日用品8萬元；協同廣東省東莞市億茂濾材有限公司為我區40名學生發放“陽光助學”資助款3.6萬元。為20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白血病、尿毒癥、惡性腫瘤的病患兒童實施了手術。
（三）其它工作落實到底到位
1．年初以來，國家審計署對全國社保工作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審計。審計時間段為05年至2011年，涉及到城鄉低保、農村五保等社會保障內容，分為數據采集、統計報表、業務審計三個階段，數據量十分龐大。在審計過程中，我們積極配合區審計部門，加班加點地進行數據采集、報表統計、業務審計。同時對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重復享受等問題及時進行了糾正，并為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難題提供了較好的解決方法。社保審計工作取得了圓滿成功，受到上級審計、民政部門的一致好評。
2．經濟適用房、廉租住房核查。為了讓城區貧困的無住房居民和低收入家庭都能享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徹底解決部分困難群眾無房居住的問題，低保科還專門抽調人員配合區、市建設局房管部門對全區649戶無住房及低收入家庭進行了核查，為353戶家庭辦理了住房補貼，為63戶低收入家庭辦理了廉租住房，46戶符合經濟適用房的購買條件。
3．積極、認真地回復了區四屆一次政協代表各我區城鄉低保政策的咨詢問政，對反映低保中存在的問題，第一時間進行上門入戶調查、核實。確保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實。
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未入戶證明范文第4篇
2022精選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為了進一步規范戶口管理工作，維護戶口登記的權威性和準確性，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維護社會穩定，按照市局的統一安排部署，我局在全縣范圍內開展了為期4個月的戶口整頓工作。這次戶口整頓工作時間長，任務重，范圍廣，通過我縣公安局精心組織，認真工作，戶口整頓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一、精心組織，積極動員。
在接到開展全縣戶口整頓工作的通知后，縣公安局領導非常重視，戶政科及時制定了實施方案，并組織各派出所領導召開了戶口整頓動員大會，成立了戶口整頓工作領導機構，積極開展戶口整頓工作。動員大會后，戶政科專門組織基層民警認真學習了戶口清理整頓相關文件精神。通過學習，民警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做到了任務目標明確，工作思路清楚。在組織動員階段，各派出所在轄區內積極宣傳此次專項清理的內容，利用廣播、電視、發放傳單等形式營造輿論聲勢，取得了社會各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配合，形成了濃厚的工作氛圍。
二、抓住重點、統籌兼顧、重在落實。
在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后，縣公安局以“要大力解決群眾關心的突出戶口問題，要開展提高人口信息質量會戰，提高人口數據項目飽和度。”這兩個重點為工作核心，系統警務綜合平臺，以信息會戰為契機，以提高人口信息數據質量為目標，深入徹底地在群眾中開展了戶口整頓工作。
各派出所的民警們在接到任務后，沒有等待、沒有推托，而是抓住農忙前后這一有利時機，統籌兼顧，深入群眾家中，在進行最初階段的戶口核對時將戶口清理整頓與其它公安專項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做到了與2010年人口統計年報工作相結合；與深入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相結合；與警務綜合信息平臺建設，與全市公安機關正在開展的 “嚴打整治”專項行動，清理整頓相結合；與“兩節”、“兩會”安保工作相結合。確保了各項工作整體推進，提高工作整體效能。民警們在走訪中，逐戶進行登記、核對，對發現的雙重戶、常住未落戶的情況，都一一向群眾做了解釋說明，正確引導群眾處理好戶口問題。
為了讓工作落到實處，公安局戶政科定期對派出所戶口整頓工作的進展情況進行檢查、督促，力爭把此項工作落到實處，讓群眾滿意，達到預期的目的。經過一個月認真的登記核對，責任區民警將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匯總上報，由縣局戶政科內勤、派出所內勤、責任區民警三方進行底薄核對、網上核對、本人核對。經過查實核對，將所需的資料整理完整，上報戶政科，進行下一步的撤銷、注銷或糾正。通過民警們認真細致的核實，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目前我縣戶口整頓整體情況，截至8月26日止，全縣入戶調查核對工作已完成98%，全縣目前戶籍人口537816人，已完成入戶核對527059人，總戶數141095戶，已完成入戶核對138273戶，已解決應登未登常住戶口2114人，已解決應銷未銷常住戶口人數471人，已糾正戶口登記項目差錯870人，已解決一人多戶口人數31人，人戶分離總數21637戶，已入戶核對21420戶，暫住人口總數9998人，已完成核對暫住人口9798人，境外人員總數201人，已全部完成核對工作。根據入戶調查核對初步統計，全縣出生未入戶小孩子約18000人左右（其中計劃外生育約4100人左右），戶口遺漏人員約5000人左右。全縣戶口整頓入戶核對工作將于8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將于9月10日前完成。共查出雙重戶3人，常住未落戶32人，應銷未銷常住戶口36人，戶口登記項目差錯80項。
三、總結經驗，推進工作。
這次戶口整頓工作，更深一步解決了我局戶口管理中存在的人戶分離、出生未落戶、雙重戶、死亡未注銷戶口等實際問題。使公安局的人口數據質量進一步提高，人口信息數據得到了充實，解決了群眾的實際困難，群眾們非常滿意。
這次戶口整頓，除了有令人滿意的戰果之外，我們還收獲了經驗，對人口信息的處理、對戶口政策的掌握、對群眾關心的戶籍問題的處理、對因戶口問題而產生警民矛盾的處理，這些工作經歷形成了我們日后工作中的寶貴經驗。經驗是在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我們會以此次戶口整頓工作為起點，少走戶口管理的彎路，整章建制，強化戶籍管理，進一步推進人口管理工作，實現科學辦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質量，最終達到人民群眾滿意。
2022精選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國務院決定，11月1日零時為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標準時間。人口普查前的戶口整頓工作是人口普查的基礎性必須工程，因此戶口整頓工作質量的好壞，直接決定著人口普查的成效。
自今年4月下旬省公安廳將我縣鎮確定為全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戶口整頓試點鄉鎮起，市公安局黨委和縣委、縣政府和縣公安局黨委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在縣政府人口普查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4月28日至5月5日，在規定時間內抓緊抓實，全面完成了入戶核對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一、加強組織領導，成立機構，組建專門班子，制定工作方案。
省公安廳廳會議后，市公安局劉俊副局長率市局相關部門到我縣召開了戶口整頓試點工作安排部署會和試點所的現場辦公會。縣公安局黨委在向縣委、政府匯報的同時，及時召開了專項工作籌備會，積極協調縣人口普查領導小組成員單位開展相關工作。成立了由縣政府副縣長、公安局局長范曉斌任組長，縣統計局、縣財政局、縣民政局、鎮黨委、政府等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及公安局分管領導為成員的領導小組；設立了領導小組辦公室和試點工作綜合辦公室；組建了后勤保障、業務指導、宣傳報道、入戶核對、檢查督導等五個工作專門班子，明確了工作任務；依據實情，從方法步驟、政策原則、工作要求等方面的制定了詳細工作方案。保證了我縣鎮戶口整頓試點工作健康有序的開展。
二、主要做法及工作成效
在戶口整頓試點的準備階段工作中，我們主要采取了“五個積極”，“三個強化”，扎扎實實開展工作。
“五個積極”：
（一）召開專門會議，積極主動開展工作。為保證各項工作的每個環節得以落實和順利進行，及時召開相關會議，早研究，早部署，早工作。一是召開領導小組成員單位會議3次；二是召開工作專門班子的籌備會6次；三是指導人員、業務人員和村、社干部工作動員會4次；四是由全縣10個派出所抽調的民警和鎮街道辦事處、串絲村、冷水村的村（居）委會干部的培訓會1次。
（二）多措施，廣宣傳，積極發動和組織群眾。為在試點區域全面宣傳發動，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戶口整頓工作的目的、意義、內容深入民心。采取有效措施，開展電視講話1次、電視公告1次、辦戶口整頓宣傳專刊黑板報3塊、拉橫幅10條、書寫標語50條、召開群眾宣講動員會16次、發放“致群眾的一封公開信”份，組織治安積極分子和熱心群眾為入戶調查帶路63人次。
（三）實地踏勘、全面摸底，積極找準試點區域。市、縣公安局和鎮政府、派出所為在鎮選擇能充分體現農村人口分布結構的試點區域，在對日常掌握情況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踏勘，摸底排查，確定在鎮的集鎮大河社區、冷水村、串絲村的3個居民小組和27個村民小組共1856戶、5903人開展戶口整頓試點工作。在選定試點的基礎上，借助鎮、村、社干部力量，切實開展摸底排查，核對清理門牌，進一步全面掌握試點區人口居住地的基本情況，并對三個區域分別規范繪作了工作平面圖。
（四）調集購買工具，設制印刷資料表冊，積極做好物資保障。物資保障是開展工作的前提條件，在有限的條件下，全局本著“集中物力辦大事”的原則共調集各部門手提電腦6臺、照相機9臺、打印機2臺和警車6輛等設備集中使用；對涉及戶口整頓業務工作所須的臺帳表冊、工作手冊、胸牌、筆、筆記本、便箋、工作袋、訂書機、別針等物品落實制作、采購和配置，先期投入資金20余萬元。
（五）落實便民服務措施，積極推進“三項建設”。戶口整頓的目的是為公安機關嚴密人口管理，是為人口普查提供翔實的數據。在入戶調查工作中，核對人員將《公民落戶申請表》、《公民基本信息項目變更、更正申請表》和相關戶政業務辦理事項須知隨身攜帶，針對不同情況、不同問題在群眾家中據實處理戶口問題，入戶調查以來共處理戶籍業務184戶、583人；幫助群眾運送物品2次；調解糾紛2起；大走訪40戶，收集到治安信息2條；采集指紋39人。
“三個強化”：
（一）選調骨干，強化業務培訓。為保證達到戶口整頓試點工作找準問題、總結經驗的目的，為下步全縣全面實施戶口整頓工作培養骨干和業務能手，局黨委和業務部門通過認真研究，從全縣十個鄉鎮派出所抽調30名民警作為試點實戰人員，明確劃分了各自負責區域范圍，于5月3日下午和晚間召開了安排部署、表冊填寫、政策界定、問題解答等為內容的業務培訓會議；5月4日在各村、社干部的引領下各業務小組到各自的“耕作區”開展線路踏勘、細化任務工作。
（二）入戶核對，強化實戰檢驗。業務指導組根據試點各區域的住戶情況將入戶調查核對分為9個工作小組，每組確定一名組長，于5月4日、5日，采用預約、錯時的入戶方法，以口頭宣傳、問詢、走訪的調查方式，按照“先易后難、先遠后近、先散后集和戶口整頓與公安其他業務工作相結合”的工作方法，開展了逐戶入戶以派出所人口信息登記表為 基礎與農戶戶口簿、身份證核對的逐戶、逐人、逐項目的調查核對登記工作。共調查核對登記702戶、2570人（其中外出人員1121人，占核對人數的43.61%）。在調查核對小組開展工作的同時，業務指導組隨即跟蹤開展復查核對，進行了實地的檢查和檢驗。
（三）針對存在問題，強化解決更新。通過入戶調查核對，針對政策性和有條件解決的問題進行了及時的更正和變更，共糾錯副項信息519條，對采集的信息開展了新信息錄入和紙制、電子文檔的建設。
三、存在問題和不足
（一）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一是各業務小組工作進展不平衡。二是部分民警對戶口待定、非婚生育落戶、人戶分離等情況存在界限不夠清楚。三是入戶方式上不統一。由于在摸索階段，各入戶調查核對小組在入戶的方式上不統一，沒有按照先易后難的方式將入戶調查核對作為一項逐漸熟悉的過程來把握，存在一定的質量和效率問題。四是設備設施還需加強。戶口整頓試點的綜合工作辦公室規模較小，不能滿足幾十人同時辦公；計算機未能達到人手一臺，使電子文檔建設滯后，非主項信息糾錯不及時。
（二）戶口管理方面的問題。一是在人戶分離（有戶無人）的統計中，存在部分群眾舉家外出，無法有效收集查實流出的祥細地址。二是部分群眾存在擁有兩處或多處房屋，其中有的房屋空置，導致入戶核對時難度大。三是由于我縣為農村縣區，流出人口多，流出在外所生子女的落戶及其人口基本信息很難全面收集。四是農村事實婚姻較多，由于歲數達不到結婚年齡，無法辦理結婚證，婚姻關系為未婚，但與戶主關系就存在與現實不符和邏輯錯誤。五是農村地區出生未落戶小孩大多數是在家中出生，沒有出生醫學證明，根據省廳要求需其出具親子鑒定方能落戶，費用昂貴，群眾無法承擔，落戶手續又不能簡化。
四、下步工作安排
針對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我們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進一步統一思想，完善工作方式，改進工作方法，發揮主觀能動，求真務實，開拓創新，以飽滿的熱情和堅定的信心，爭取為全縣、全市、全省農村地區的戶口整頓工作探索出成功的經驗和做法。
2022精選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歷時三周的“兩實有”調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試點入戶調查階段的工作已接近尾聲，我也從一名普查門外漢成長成為一名可以獨立開展入戶調查工作的普查引導員。面對自己業務能力上的成長，我感到非常欣慰，作為一名基層普查調查員，我自豪。接下來，請允許我就這次普查工作中的個人工作情況總結匯報
一、 學習階段
四月二十九日，我受江岸區統計局派遣代表四唯街統計站前往武漢長航大酒店接受了第一次“兩實有”及第六次人口普查試點工作的普查培訓。從如何做好一名普查調查員、《普查小區圖》的繪制、人普長表如何抽取；到如何開展普查摸底工作、如何正確填報各式普查調查表，各種普查試點講義內容，我都能認真做好學習筆記，并在課后加以復習，力求做到學習內容不留疑問。而針對于“兩實有”普查中的實有人口清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在“登記標準時間”、“登記對象”和“登記方法”的區別上，我都會在學習過程中反復推敲、琢磨，以確保普查概念不混淆，填報登記不犯迷。而對于普查中在登記、編號上的一些特殊規定，我更是抄于小抄上時時記憶，用以保證日后普查實戰中普查登記內容和普查匯總方式上的高質量。
我認為作為一名普查調查員，通過嚴格的普查培訓，以達到普查業務過關、過硬，就是確保整個普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的第一必要條件，但仍然是一個非充分條件。
二、 宣傳階段
普查不是某一個人的事，不是某一群人的事，它是一個神圣的利國利民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社會行為。因此，它需要每一個公民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共同參與，積極配合。在宣傳階段，我們普查小組發放、張貼了《至市民一封信》，在社區醒目處也四處懸掛“兩實有”和人普宣傳橫幅標語，社區廣播更是不間斷進行了廣播。種種宣傳形式地相互結合，其目的都是為了消除了居民對這次試點工作的懷疑，幫助居民明白普查工作意義，為入戶調查工作地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為試點工作的順利進行創造了良好的氛圍。
但從日后入戶調查的實際工作情況看，這次整個試點的宣傳工作仍是不到位、有其局限的。主要集中表現在試點區域內仍存在如“既是全國普查，怎么就我們社區在普查？你們到底是不是騙子，查戶口怎么沒有派出所的人隨同？怎么查戶口還查房子呀，你們是不是要搞拆遷？我們是租戶也要登記？”等諸多疑問。而針對于這些善意地疑惑，我們小組的普查員們都是反復聲明、耐心解答。但我相信，如此多的種種疑惑和不解，都會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雙實有”正式普查工作開始之際，隨著全國、全市性的宣傳力度的加強，必將有所緩解。
三、 摸底階段
還在普查培訓中，指導老師就反復強調了普查摸底工作的重要性和關鍵性。所以我們第五普查小組在開始此階段工作時，思想上絕對是慎之又慎，高度重視。但沒有實踐就沒有發言權，課堂上學習的種種編制方法，如果沒有被拉到現實中，用實踐來檢驗，永遠都是紙上談兵。
這次我們第五普查小組被分配到的普查范圍為沿江大道194號、195號、196號和二躍路2號。該普查區域多為老式租界建筑、筒子樓團結戶，在統計摸底初期階段，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
1） 在摸底繪圖階段我們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當進入一個內部結構不規律的建筑物時，僅僅通過目視是絕對無法判斷“哪扇門后是房間，哪扇門后是廚房、廁所”、“哪幾扇門為同一戶居民擁有”。這就需要我們展開詢問并尋求住戶們的幫助，反復核實，修改繪圖，以確保我們的《普查小區圖》底樣圖與實際相符，為人口普查中的長表抽樣提供保證。
2） 在制作《戶主姓名底冊》時，我們發現，居住于此的多為流動人口租住戶，如僅僅基于房間內一戶人家提供的居民戶口本來登記“寄居人口”和“有戶無人”的方法來編制戶主底冊的話，會很容易忽略掉大量存在于派出所居民戶口底冊上的人戶分離的“空掛戶”。因此，在制作《戶主姓名底冊》時，需要我們結合走訪和派出所信息綜合編制。
四、 入戶調查階段
我們感謝，絕大多數居民都給予積極配合。入戶調查，主要采取詢問互動式，保證采集的數據真實、準確。為了避免普查人員同時多人發問，混亂發問，從而導致居民不知回答哪個好。我們組的成員通常針對普查調查表中的共同問題，由一名普查員發問，其他普查員同時優先聽錄答案。在填寫表格時，注意字跡工整，按要求填寫，不能漏填、漏統，并注意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不能破損。
在實有人口調查中，對于僅僅寄掛戶口于此的人，填報如“配偶身份證號”“現居詳址”等信息時，想得到完整準確的信息難度非常大，很多家人代訪者都不甚清楚其他寄掛家庭成員的詳細信息而無法準確回答。
在實有房屋調查中，租房者對房東信息不了解，在尋找房東及向房東了解房屋信息的過程中，因多為電話訪問，被訪者多表現出不信賴拒訪態度。而遇到“門難進”、“臉難看”的情況時，我們普查員都能注意禮節，笑臉對人；調查對象有疑惑時，耐心解答，曉之以理，不與居民發生沖突，努力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對于碰不到人的住戶，在不能100%確定此房為空置房屋時，我們普查小組都不會輕易放棄——別人休息，我上班，別人回家，我出門；反反復復，來來回回；我們不怕守株待兔，我們只怕千萬里我尋不到你。通常為了遇到你，我們選擇晚上上班，白天匯總。留留言條，預約家訪時間，我們常常從早上8點半開始工作到夜晚10點半。只要能找到你獲得到信息，我們心甘情愿。
五、 數據整理階段
未入戶證明范文第5篇
土地流轉作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土地流轉能否顯著增加農民收入，達到改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現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結論。本文在文獻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依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運用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從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兩個維度實證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參與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轉使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和農業收入顯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說明土地流轉存在規模效應。土地流轉對轉出戶的收入水平沒有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沒有顯化租金；另一方面勞動力轉移先于土地流轉，使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顯著。②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資本和村莊特征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影響較大。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三點政策建議：第一，通過完善農地流轉市場，穩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轉出戶獲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轉入戶農業經營收入，縮小農戶與非農經營戶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農戶就業競爭力，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轉出戶非農務工收入。
關鍵詞土地流轉；農民收入；收入不平等；傾向值匹配；夏普里值
中圖分類號F30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5-0111-10DOI：10.12062/cpre.20170338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施，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整體提高。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效應逐漸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并呈現不穩定和非持續性態勢，與之相伴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2上升到2011年的0.39，30年間增長超過了50%。高度平均的土地分配以及隨人口變動頻繁進行的行政性調整嚴重影響了地權穩定性和耕作效率，阻礙農地適度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分配持續惡化。近年來，土地流轉作為一種新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得到快速推廣運用，也被政府部門和較多學者寄予厚望[1- 2]：希望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地集中和規模化經營，進而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緩解收入差距。然而，現行政策體系下的土地流轉能否顯著增加農民收入，達到改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現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結論[3-6]。本文利用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說氖據，以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參與土地流轉與農民增收、農民收入差距間的關系，驗證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為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研究提供新的證據，并將對完善和優化土地流轉政策提供實證支撐。
1文獻回顧
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和影響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對土地流轉與土地利用效率、農戶收入及農戶間收入差距變動成為研究的重點之一。學者們對土地流轉的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土地市場在優化生產要素配置[2，7]、提高農戶福利水平[8]方面的影響等方面，認為土地自由流轉促使土地資源從生產效率低的農戶手中流轉給生產效率高的農戶，產生邊際產出拉平效應[9]，提升了總的資源配置效率。〖JP+1〗Deininger & Jin[7]根據1997―1999年中國最窮的三個省的1 001個農戶樣本數據，運用OLS估計發現，土地市場化流轉能更好地促進土地生產績效的提高。從理論上來說，土地流轉作為土地行政調整的替代機制，只要是在依法自愿基礎上進行，就能夠優化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10]，提高農戶福利水平。
土地流轉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也受到廣泛關注，研究結論也較為一致。Zhang利用浙江的調研數據估算出農戶土地面積增加1%可以增加0.79%的家庭農業收入[11]。Jin & Deininger[12]對2001―2004年中國9個農業大省的8 000個農戶數據進行OLS估計，分析了土地流轉對農戶人均收入分布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不論是轉入還是轉出土地，農戶收入都有所增加。李慶海等[13]根據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2003―2009年10個省份817個農戶數據，利用Biprobit模型估計土地流轉的福利影響，研究發現土地流轉能夠提高農戶福利水平。此外，薛鳳蕊等[14]、李中[15]通^DID模型分別研究對比了鄂爾多斯市和湖南省邵陽市參與土地流轉農戶的收入變化，結果表明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收入水平明顯提高。這些研究說明，隨著土地流轉、農地經營規模擴大，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從而使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得到發揮。但Khan的研究發現農戶土地經營面積的增加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每增加一畝土地僅能為中國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增收1.18元[16]。曹瑞芬等[5]利用湖北省313戶農戶調查數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估計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發現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轉入戶的收入水平，但對轉出戶家庭收入沒有顯著影響。
另一些學者關注了土地流轉能否改善農戶的收入分配公平，但研究結論之間存在較大不一致。Deininger & Jin認為，若土地市場是有效率的，年邁的或已經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民能夠流轉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持續種田的農戶能夠擴大土地規模提高經營性收入，而這個收入與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戶收入水平相當，那土地流轉將會緩解收入不平等[7]。與此結論相似的是Zhang[11]和韓菡等[6]等分別根據各自的農戶調查數據分析認為，土地流轉有利于改善農戶間收入不平等。但學者邢鸝等[17]和朱建軍等[3]等基于農戶調研的數據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加劇了農戶收入分配不平等。
〖JP+1〗由于不同研究中的農戶所處的區域社會經濟條件、土地流轉市場發育程度和政府干預手段的不一致，客觀上都會造成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不一致。其次，農戶是否參與土地流轉存在自選擇問題，這導致土地流轉決策會受到一些無法觀測的變量影響。現有的大多數測算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研究沒有考慮到樣本農戶的自選擇問題，直接使用OLS估計方法易高估處理效應，也可能導致了研究結論的不一致。此外，在探討土地對農民收入差距的文獻中，大多研究僅將土地變量作為農戶的特征變量，較少文獻具體考察土地流轉作為關鍵變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缺乏估計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
作為對已有文獻的補充，本文著重從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兩個維度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運用樣本量較大和覆蓋范圍較廣的中國家庭追蹤調耍CFPS）數據，估計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驗證政府土地流轉政策是否存在偏誤，為政府進一步健全土地流轉制度提供實證支撐。與以往文獻不同，本文研究充分考慮到土地流轉的自選擇問題，首先，以反事實框架為分析依據，采用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將參與土地流轉戶與未流轉戶進行匹配，準確估計土地流轉對收入水平的影響；其次，運用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設定農戶收入決定方程，估計土地流轉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新意，在研究內容上也更為完整。
2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2.1模型設定
（1）傾向值得分匹配。傾向得分匹配法是一種非參數法，該方法通過構建一個反事實框架，在解決選擇性偏差問題方面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和科學性[4，18-20]。由于是否參與土地流轉是農戶自己決定的，存在樣本選擇偏差，若忽略該問題直接對方程進行估計，則會造成估計結果有偏。傾向得分匹配法能夠通過匹配再抽樣的方法使觀測數據盡可能接近隨機實驗數據，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觀測數據的偏差，因此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更準確地估計土地流轉的凈收入效應。
本文假定農戶家庭收入水平是參與土地流轉以及協變量（控制變量）的函數：
根據Rosenbaum & Rubin定義的反事實分析框架，定義農戶i參與土地流轉的處理效應，即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其中，Y1i表示農戶i在參與土地流轉時的收入水平，Y0i表示農戶i不參與土地流轉的收入水平，ATT表示流轉戶參與與不參與流轉條件下的收入差值，即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凈效應。然而如果農戶i參與土地流轉，則只可觀測到E（Y1|D=1），無法觀測到E（Y0|D=1），可以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構造E（Y0|D=1）的代替指標。
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路是：在未流轉農戶樣本（控制組）中找到某個樣本j，使樣本與流轉農戶樣本中（處理組）樣本除參與土地流轉情況不同外，其他特征盡可能相似，即兩個樣本具有可比性，因此可將兩個樣本的收入水平近似認為是同一個體的兩次不同實驗（參與和不參與土地流轉）結果，收入水平的差值則為土地流轉的凈收入效應。具體估計過程主要包括四步：第一，將農戶依照參與土地流轉與否分為處理組（D=1）和控制組（D=0）；第二，給定協變量Xi的條件下，估計每個樣本農戶選擇土地流轉的條件概率pi=p（Xi）=Prob（D=1|Xi），即傾向值得分；第三，找到控制組的某農戶j，使農戶j與處理組的某農戶i的可觀測變量取值盡可能相似，即Xi≈Xj。在理論上存在多種匹配方法，且匹配結果是漸進等價的，因此，本文選擇采用最近鄰匹配法。第四，根據匹配的樣本估計平均處理效應（ATT）。在使用傾向值得分匹配之前，要滿足兩個假定：①可忽略性假設。在控制了Xi后，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將獨立于農戶是否參與土地流轉；②共同支撐假定。保證處理組農戶與控制組農戶的傾向得分取值范圍有相同的部分。當滿足了以上兩個假定后，也就是說匹配后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收入E（Y0|D=0）可近似代替參與土地流轉農戶不參與土地流轉的收入E（Y0|D=1）。
（2）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為了能夠量化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貢獻，本文應用Shorrocks和Wan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21]。該方法適用于任何收入決定函數和任何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并且能夠很好地處理常數項和殘差項對收入差距的貢獻的問題。
首先，設定農戶收入決定方程，回歸方程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lnYi表示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的對數，Wi表示影響農戶家庭收入的自變量，是前文傾向值匹配的協變量Xi篩選后的變量，進行變量篩選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原因：①造成農村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家庭自身因素兩方面，主要有地理區位因素[22]、物質資本[23-24]、人力資本[25]、社會網絡資本[26]。前文傾向值匹配模型中自變量的選擇通常是用來篩選處理組和控制組的樣本，而收入決定方程不需要過多的控制變量；②由于使用的分解方法涉及許多輪的運算，每增加一個變量，程序的運算量將呈幾何級數增長，當變量超過10個時，由于運算量過大無法得到結果[26]，因此，為了簡化計算，在分解時的收入方程中僅選擇關鍵的自變量。
其次，將收入差距的計算指標運用到該方程的兩端，從而得出各自變量對于收入差距指標的貢獻度[27]。由于收入決定方程使用的是半對數模型，在分解時需要改寫收入變量Yi的決定方程，即方程兩邊取指數，得到待分解的方程為：
在收入差距的形成過程中，一個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①該因素與收入差距的相關系數，即該因素對于收入的偏效應，在給定該因素的分布下，系數越大，該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貢獻越大；②該因素自身的分布狀況，在給定該因素對收入的相關系數不變的情況下，它的分布越不平均，那么該變量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也更大，反之亦然。極端地講，當一因素對收入的偏效應接近于0或者它的分布完全平等時，那么該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為零。
2.2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于中國家庭追蹤調耍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簡寫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實施的全國性、綜合性的社會跟蹤調查項目，全國基線調擻2010年開展，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了中國家庭的人口特征、收支情況、農業生產、經濟活動以及非經濟福利等變化。調查對象為中國25個省/市/自治區（不含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治區、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南省）中的家庭戶和樣本家庭戶中的所有家庭成員，其分層多階段抽樣設計使得樣本能夠代表大約95%的中國人口。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農村家庭，剔除遺漏關鍵信息以及存在嚴重異常值的農戶家庭，經過復核整理，最終獲得有效農戶樣本5 226戶，樣本涵蓋了24個省（直轄市），其中東部地區11個省（直轄市），中西部地區13個省（直轄市）。
3實證分析與結果
3.1基本描述統計
本文使用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三個指標來表示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將農戶分為未流轉農戶、流轉農戶、轉入戶與轉出戶四類進行家庭收入水平比較。如表1所示，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高于未流轉農戶，流轉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較未流轉戶分別高0.15萬元、0.06萬元、0.31萬元。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均值為0.74萬元，農業生產純收入1.08萬元。轉入戶從土地流轉中獲得較高的農業收入，也使得轉入戶的家庭收入水平
高于其他類型農戶。非轉入戶的非農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轉出戶有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其家庭人均總收入要高于未流轉戶。但參與流轉農戶與未參與農戶的初始條件不完全相同，簡單直接對比不同類型農戶的收入情況是不準確的，無法避免“選擇偏差”，所以本文通過模型分析對該結果進行驗證。
3.2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為更好地反映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對因變量進行對數處理。關鍵變量為農戶家庭是否進行土地流轉，0表示未流轉土地，1表示流轉土地。根據模型設定以及可忽略性假設的要求，盡可能多的控制那些對農戶流轉土地決策以及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產生影響的變量，并且這些變量不受是否參與土地流轉的影響[28]。本文共選擇三類變量：家庭主事者特征，包括農戶家庭經營決策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包括經營土地的面積、家庭規模、勞動力結構、家庭資產等；村莊特征，包括村莊人口規模、人均耕地面積、村級經濟水平、地形地貌、地區虛擬變量等，統稱為協變量，具
體變量描述見表2。
3.3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
研究關注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通過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衡量。為保證匹配質量，對模型進行了平衡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很好的平衡了處理組和控制組的數據，在匹配后并無明顯差異，通過平衡性檢驗。表3給出了全樣本農戶進行傾向值得分匹配的估計結果。對全樣本農戶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前，參與土地流轉與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對數分別為8.513和8.267，兩者之間的差異為0.246，運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將控制組與處理組進行匹配，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為8.513，而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為8.351，這表明在考慮了土地流轉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后，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變小，兩者之間的差異為0.162，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個差異為參與土地流轉的平均處理效應（ATT），表明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平均家庭人均總收入比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高17.59%（exp（0.162）-1）。從不同收入類型來看，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純收入比未流轉農戶高47.70%（exp（0.390）-1），但對非農收入的增加效應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考察完全樣本，再將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進一步細化為轉入和轉出土地的農戶家庭進行估計分析。不同農戶家庭在參與土地流轉后有不同收入增長路徑，轉入戶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地利用效率影響家庭收入水平，而工資水平、非農就業的競爭力和土地流轉的租金是影響轉出戶收入的主要因素。運用傾向值匹配估計這兩類家庭的收入效應是否一致，研究土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農戶的收入影響差異，估計結果見表4。
根據估計結果可知，土地轉入戶比未流轉戶的人均總收入平均提高了18.18%（exp（0.167）-1），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從分項收入來看，土地轉入能夠使已參加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純收入顯著增加約72.46%（exp（0.545）-1），對家庭非農收入的影響統計水平上不顯著。對轉出戶的分析結果表明，參與土地轉出后，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提高4.08%（exp（0.040）-1），非農收入增加28.02%（exp（0.247）-1），農業經營純收入減少10.52%（1-exp（0.010）），但在統計水平上未達到顯著。
通過對全樣本和不同農戶類型樣本的估計，從實證結果上證明了先前的理論研究結論[2-4，9-10，20]：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從不同類型農戶的估計結果來看，土地轉入能使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農業經營純收入顯著提高。由于生產要素不可無限分割的特征，在狹小的土地規模下，勞動力、機械等主要生產要素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降低了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29]，因此，適度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獲取規模收益，可以達到增加經營者收入的目的。大量的實證經驗證明土地規模與糧食產出之間顯著相關，適度擴大土地規模能夠有效提高糧食產量[30-31]。農戶轉入土地后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研究表明土地轉入戶的邊際土地生產率明顯高于未流轉戶，土地流轉增加了土地配置的效率，通過適度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實現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經營，使土地資源的效益得以更充分的發揮，提高農戶家庭經營收入。土地轉入對非農收入的影響不顯著，這是由于土地轉入與非農勞動力雇傭市場的關系并不顯著相關[2]。
對轉出戶的分析Y果表明，土地轉出雖然能夠增加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但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盡管土地流轉市場發育進展很快，但仍有不少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市場并未發揮出全部潛力。Deininger & Jin的研究發現通過土地租賃市場的流轉總是伴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7]，調查數據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近一半的土地流轉是口頭的、周期性的、無償的[12，32]，土地流轉中土地價值難以有效衡量，土地租金水平較低，這就導致在一定程度上，土地流轉對轉出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再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土地轉出前農村勞動力已進行初步轉移，土地轉出行為對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大。在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中，有大批曾經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改變了生存方式，年輕且受教育程度好的勞動力已在外務工多年，因此，土地轉出對提高轉出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效應不顯著。
前文已經證明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但不同的流轉規模是否會造成不同的收入效應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將轉入戶樣本按照轉入面積的中位數（3.95畝）劃分為大規模轉入戶樣本和小規模轉入戶樣本，分別進行傾向值得分匹配（由于樣本中土地轉出規模較小，土地轉出面積的中位數為2.15畝，未形成規模轉出效應，進行分組研究意義不大，故本文僅研究土地轉入規模分組）。對于大規模租入戶來說，參與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人均總收入21.17%（exp（0.192）-1），分項收入中，土地轉入會顯著減少非農收入55.12%（1-exp（0.439））、顯著增加農業經營純收入86.82%（exp（0.625）-1）。而小規模轉入戶參與土地流轉顯著提高人均總收入15.26%（exp（0.142）-1）、農業經營純收入31.00%（exp（0.270）-1），另外，土地轉入可提高小規模轉入戶家庭非農收入30.21%（exp（0.264）-1），但這部分效應在統計水平上未達到顯著。
估計結果表明，土地流轉對不同流轉規模農戶的收入效應影響存在差異。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差異主要來自于家庭農業經營純收入，大規模轉入戶農業經營純收入的增加程度是小規模轉入農戶的近3倍，這可能是因為土地轉入規模大的農戶更易達到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現代化，分攤生產的固定成本，得到更高的規模收益。而小規模轉入的農戶土地轉入規模小于3.95畝，經營規模較小，難以形成規模化生產，導致收入的增加程度較小。從家庭非農收入來看，大規模轉入戶的家庭非農收入顯著減少，而小規模農戶的不顯著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小規模轉入戶的家庭多以兼業農民為主，家庭的收入來源不僅依靠農業收入，非農部門經營收入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而轉入小規模的土地對農戶家庭增收作用較小。
3.4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
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除了對收入水平的影響，還包括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應用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方法計算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并通過變量排序對其重要性做出判斷。
首先對農民收入決定方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5。在方程（1）中去掉本文所關心的土地流轉變量，用來作為基準方程，在方程（2）中將土地流轉變量再加入進來。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個方程的回歸結果基本沒有太大變化，方程（1）中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的自變量在方程（2）中也在同樣的水平下顯著。對于本文關心的土地流轉變量，在方程（2）的估計結果中發現，在加入土地流轉變量后，方程中其他變量系數和顯著性都沒發生太大變化的前提下，使方程的R2提高，這說明在樣本家庭中，土地流轉對于收入決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從回歸結果來看，各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方向與理論上的預期較為一致。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收入。村莊特征中村莊經濟情況對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呈顯著正影響。家庭特征中，家庭規模越大，人均總收入越低，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相同的家庭，家庭規模大而撫養負擔更重，е氯司總收入降低。工資者比例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城市化比率，估計結果表明工資者比例變量與人均總收入水平呈正向影響，說明城市化有利于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這也較符合當前非農工資性收入普遍高于農業經營收入的現狀。在人力資本中，家庭主事者的教育程度對家庭收入水平呈顯著正向影響，教育年限越長，積累的人力資本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而家庭主事者的年齡對家庭收入水平影響顯著為負，可能是由于年齡較大的家庭決策者雖然生產經驗較豐富，但觀念在適應新時代方面相對困難，導致部分家庭決策不能提高農戶家庭收入。資本是收入函數中的重要變量，人均農業投資對家庭收入水平影響顯著為正。實物資本用農戶家庭人均土地面積衡量，土地作為農戶家庭重要的資產，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
在分解之前，對模型進行解釋程度檢驗，計算1減去殘差作用的比率為51.9%〖HT6〗①〖HT9.5SS〗，表明收入方程中的自變量能夠很好地解釋收入差距，從而保證了本文分解結果的可靠性。其次，根據上述收入決定方程的估計結果，在此基礎上利用夏普里值的框架分解出各個解釋變量對于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表6列示了分解后的結果，每個變量的貢獻度為該變量對基尼系數的貢獻，按該貢獻度對各影響因素進行排名。首先考察本文的重點關注的土地流轉變量。分解結果表明土地流轉變量對農戶家庭收入差距的貢獻度排在第五名，為4.19%，這個結果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戶收入差距的關鍵變量。可能的原因是，轉出戶家庭擁有的土地規模有限，參與土地流轉的面積更小，大約只有2畝，而轉入戶土地流轉規模也較小，樣本中位數為3.95畝，未能形成農地經營的規模效應，因此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差距的影響不顯著。
家庭主事者的教育程度、年齡合并為人力資本變量，這個因素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占總不平等近40%，排名第一，表明人力資本因素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
估計結果顯示教育的貢獻度為17.93%，這與Morduch J和 Sicular T對中國的研究結果相似[33]。結果證明教育不平等會顯著拉大農村家庭收入差距。
代表村莊特征的兩個變量加總對農戶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排名第二，貢獻度為20.96%，這個結果與許慶等[24]、趙劍治等[26]的研究結果相似。表示村莊特征的“地區虛擬變量”不僅捕捉到地理差異，還反映出由地理差異造成的經濟條件、政策、市場整合程度等方面對農村收入差距的影響。
人均資本投入變量對農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為17.96%，排名第三，與萬廣華等[22]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運用夏普里值分解得到資本對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的貢
獻比重達16%―24%。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部門的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資本分配不均對農戶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也就較高。家庭特征對農戶收入差距貢獻度排名第四。家庭規模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為12.62%，家庭人口越多，意味著負擔越重，人口負擔率越高，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自然越大。
人均土地面積對農戶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3.47%，位列第五，說明農戶層面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資本而非土地等物質資本，與高夢滔等的研究較為相似[23]。可能的原因是土地在農村內部是均分化程度較高，不同農戶之間的差異較小，導致土地流轉中因人均土地面積對家庭收入差距的貢獻度不高。
4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利用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基于回歸分析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測算土地流轉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實證分析發現：①土地流轉存在收入效應，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比未流轉戶的人均總收入、農業收入顯著高17.59%、47.70%，但對非農收入的增加效應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②從不同類型農戶來看，土地流轉使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農業收入顯著提高18.18%、72.46%，但土地流轉對轉出戶的收入水平]有顯著影響。從不同流轉規模角度分析，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③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人力資本和村莊特征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影響較大。
基于研究結論，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義：
（1）完善農地流轉市場，穩定土地租金水平。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說明促進土地流轉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一個功能良好、流轉價格合理的土地流轉市場，能夠滿足期望放棄土地使用權以更好地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戶需求，同時也能滿足期望擴大生產規模繼續從事農業的農戶要求。因此，發展功能完善的土地流轉市場仍是現階段的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標，應積極建立和完善鎮、縣、市、省四級聯網的流轉交易信息公開平臺，使土地流轉的供求雙方能便利地獲得所需信息，促進土地流轉。同時通過交易信息的公開，也有利于通過市場機制形成土地流轉價格，從而形成為供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價格，既使得轉出方獲得合理土地租金收入，也使得轉入方有正常的經營收入，從總體上增加參與流轉的農戶收入。
（2）促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轉入戶農業經營收入。轉入土地的農戶大多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或技能，土地流轉后能夠形成規模效應，有效提高勞動和土地生產效率，推動農戶家庭收入增加。應通過完善農村金融市場，提供信貸優惠政策，推動具有農業生產技能的農戶轉入土地；增加對種糧規模經營主體補貼，提高大戶種糧積極性；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業規模化生產創造條件，增加農業規模經營收入，縮小農戶與非農經營戶之間的收入差距。
（3）提高農戶就業競爭力，促進農地轉出戶的勞動力轉移。轉讓土地經營權之后，農民在得到流轉租金的同時相應地減少了家庭農業經營收入。一般而言，土地租金收入會少于轉出戶家庭農業經營的減少額。此時，如果農戶外出務工不穩定或質量不高，非農收入也相對較低，最終會導致轉出戶家庭總收入水平下降。反之，則農戶家庭收入可能會增加。目前農村非農收入已經成為了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單純的土地流轉租金對轉出戶家庭收入影響并不顯著。增加這類農戶家庭收入主要還是要靠提高其非農就業競爭力，增加其非農收入水平。因此，要通過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就業推薦等政策來提高轉出戶家庭非農收入。年紀較大、不適合外出務工的農戶，一般具有相對豐富農業生產經驗，可由村社推薦至農業經營大戶或農業園區就業，成為農業勞動雇工；也可以由村社提供公益性崗位統一培訓，就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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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子，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經濟與政策、土地可持續利用管理。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