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王與沈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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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王與沈元用范文第1篇

肅王與沈元用范文第2篇

2.信息動態(tài)

3.慢性腎臟病繼發(fā)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的治療進展陳愛群，楊繼紅

4.腎臟移植臨床免疫耐受誘導最佳方案的研究進展季順仙，何強，陳江華

5.他汀類藥物調脂外的腎臟保護機制的研究進展歐陽凌霞，阮連生

6.特發(fā)性膜性腎病的治療研究進展蔡小凡，鄧躍毅

7.慢性腎臟病5期非透析患者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因素分析王冰月，田潔，魏肅，WANGBing-yue，TIANJie，WeiSu

8.血液透析患者應用高通量透析的臨床療效觀察王洪玲，田潔，李春紅，徐婧，魏肅，WANGHong-ling，TIANJie，LIChun-hong，XUJing，WEISu

9.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乙型和丙型肝炎感染的發(fā)病與預防魏肅，田潔，徐婧，馮玉穎，于文潔，王洪玲，袁萍，WEISu，TIANJie，XUJing，F(xiàn)ENGYu-ying，YUWen-jie，WANGHong-ling，YUANPing

10.血液灌流聯(lián)合血液透析治療尿毒癥并發(fā)癥的臨床觀察陳凱，李寒

11.雷公藤多甙治療糖尿病腎臟疾病的療效觀察國際移植與血液凈化雜志 張博

12.血液透析濾過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的臨床觀察張博

1.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的研究進展徐豐博，劉惠蘭

2.髓質囊性腎病研究進展劉雪姣，李明喜

3.移植相關性血栓性病變機制的研究進展高海麗，孫愛寧，韓悅

4.瘦素,炎癥反應與CRF營養(yǎng)不良的研究進展王金寶，周健美

5.致敏腎移植患者的脫敏治療新進展李強，張小東

6.新型免疫抑制劑在腎移植中的應用陳大進，陳江華

7.腎移植術后泌尿系統(tǒng)腫瘤薛種，紀志剛

8.慢性移植物腎病危險因素與治療策略何富強，郭君其

9.JAK2基因V617F點突變與骨髓增殖性疾病張桂林，顧健

10.TOLL樣受體4在肝臟缺血再灌注損傷中的作用游海波，龔建平

11.體表定位穿刺失敗后行超聲引導下頸內靜脈置管23例分析徐晨，胡小鵬

12.血液灌流聯(lián)合血液透析治療尿毒癥患者高β2-微球蛋白和高甲狀旁腺激素臨床觀察趙子秀，柴濤，張建芳，金立琴，馬思慧，王淑華

13.普羅布考預防對比劑腎損害的隨機化臨床研究李廣平，尹力，劉彤，鄭心田，許綱，徐延敏，袁如玉，車京津

14.消息

15.腎移植圍手術期血液透析的護理探討孫秀偉，張桂芝，李寒

1.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內皮細胞變化的相關因素與臨床意義廖華，劉文虎

2.早期檢測急性腎衰生物標記物的新進展王振璞，吳建永

3.慢性腎臟病患者運動訓練的研究進展常立陽，張紅梅

4.腎小管上皮細胞-間充質細胞轉分化與腎間質纖維化劉高虹，王利華

5.干細胞在急性腎小管壞死修復中的作用馮春月，葉有新

6.腎移植:過去、現(xiàn)在、未來劉榮耀，王東文

7.RNA干擾技術在肝臟移植中的應用汪國營，陳規(guī)劃

8.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損傷的治療進展王志恒，林若柏

9.移植腎缺血再灌注損傷的基因研究進展眭衛(wèi)國，藍慧娟，戴勇

10.非HLA基因在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中的研究進展趙丹丹，于力

11.兒科心臟機械輔助循環(huán)裝置的發(fā)展及現(xiàn)狀張巖，胡盛壽

12.胚胎后腎及其原基同種和異種移植的研究進展徐春岳，鄭樹森

13.STAT1結構及功能的研究進展李世海，張小東

14.HLA-G分子-從妊娠免疫耐受到移植免疫耐受嬰，壽張飛

15.豬內源性逆轉錄病毒和異種移植的安全性王洋，李輝

16.國際移植與血液凈化雜志 HO-1在保護移植器官防止慢性排斥中的作用徐毅芳，壽張飛

1.CBP治療危重癥患者的模式和時機選擇吳學敏，李慧妍，魏琨

2.有機磷農藥中毒的血液灌流治療歐陽凌霞，胡超峰

3.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及其臨床應用崔璦，代華平，王辰

4.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研究進展劉欣，孫自敏

5.無心跳供體肺移植陳東紅，李簡

6.慢性腎衰竭繼發(fā)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的治療進展苗華，潘明明

7.致敏腎移植受者HLA抗體表位分析的研究進展袁小鵬，高偉

8.腎移植急性排斥反應免疫生物學診斷指標的研究進展王巍，畢旭東

9.供肝膽道缺血再灌注損傷的發(fā)生機理與預防李勤濤，陳大志

10.動脈粥樣硬化性腎動脈狹窄的診治現(xiàn)狀李源，李航

11.基質金屬蛋白酶9與腎臟疾病溫繼蘭，李榮山

12.白細胞介素-15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進展計灝烽，鄭樹森

13.NKT細胞與移植免疫陳杰，陳勇，龔建平

14.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與腎小管間質纖維化張超，管金發(fā)

1.血漿置換在危重癥疾病治療中的應用進展劉冬妍，李航，李學旺

2.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的血液凈化治療曹婭麗，王世相

3.尿毒癥中分子毒素與血液灌流盧方平HttP://

4.連續(xù)性血液凈化在重癥急性胰腺炎的治療前景馮利平，張玲

5.IL-18與血液透析王俊，嚴海東

6.腹膜透析液滲透劑的研究進展李寒，王世相

7.終末期糖尿病腎病的透析治療王晶晶，秦嶺，陳江華

8.器官移植中免疫抑制劑與腫瘤的研究進展王征，樊嘉，周儉

9.IL-2在移植免疫中的研究進展鄢濤，王森，龔建平

10.人造血干/祖細胞體外誘導分化為T淋巴細胞的研究進展白寶君，馮凱，陳虎

11.腎臟疾病基因治療的研究現(xiàn)狀秦嶺，陳江華

12.記憶性T細胞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進展計灝烽，鄭樹森

13.移植后糖尿病研究進展李新，袁莉

14.表皮生長因子與腎功能關系的研究孫濤，馬超龍

15.OX40/OX40L共刺激途徑與移植免疫林志娟，馮永堂

16.自體臍血移植動態(tài)李婭娜，劉孟黎

17.繼往開來譜新章--為國外醫(yī)學系列雜志改刊名而致讀者中華醫(yī)學會

1.左-卡尼汀在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應用王世相

2.脂質、炎癥與腎臟病進展徐紅，李學旺，李航

3.尿毒癥毒素研究進展初啟江

4.連續(xù)性血液凈化治療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新進展姜虹，陳江華

5.結締組織生長因子與腎纖維化的研究進展姚麗娜，李紅，劉章鎖

6.移植腎動脈狹窄王海，李漢忠

7.腎移植研究的新進國際移植與血液凈化雜志 展劉榮耀，王東文

8.肝細胞移植的免疫學研究現(xiàn)況李曉斌，曲強，趙玉沛

9.胰腺移植及胰島移植的現(xiàn)狀李永翔，譚建明

10.胰島細胞移植的臨床免疫問題胡禮炳，徐卓群

11.器官移植術后糖尿病的危險因素及處理陳衛(wèi)國，王慶堂

12.CD44與移植排斥反應研究進展尚攀峰，秦大山，岳中瑾，鐘甘平

13.瘦素與腎功能衰竭研究進展朱竹先，苗華

14.來氟米特在器官移植中的應用劉龍山，王長希，何曉順

1.慢性透析患者的內分泌激素改變韋洮，于仲元

2.淋巴細胞特異性蛋白酪氨酸激酶與信號轉導鄧英輝，李清剛，王質剛，劉文虎

3.低分子量肝素在血液透析中的作用卞維靜，張凌

4.血液透析患者急性時相反應相關指標測定的臨床意義李新，彭立人

5.組織因子、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與腎臟病徐麗平，黃雯

6.腎移植免疫誘導治療張玉石，李漢忠

7.腎移植后腫瘤朱微，顧勇

8.化療在肝移植治療肝惡性腫瘤中的應用胡振華，鄭樹森

9.同期胰腎聯(lián)合移植的進展包軍勝，秦大山，岳中瑾，鐘甘平

10.血清胱抑素C在腎移植患者腎功能監(jiān)測中的作用粟宏偉，盧一平

11.基因芯片在腎移植中的應用進展沈維，陳江華

12.肝硬化性心肌病與肝移植宋陽，李寧

13.肝臟干細胞與細胞因子劉海霞，韓明子

14.甘氨酸對移植肝損傷的防護作用史冀華，張水軍

15.環(huán)孢霉素A腎毒性研究進展趙謙，張艮甫

16.新型免疫抑制劑FTY720的作用機制曾京華，于立新

1.親屬活體供腎移植現(xiàn)狀馮超，李漢忠

2.移植腎自發(fā)性破裂診治唐鐵龍，盧一平

3.腎移植后骨質疏松秦燕，徐琴君

4.腎移植免疫抑制劑應用的新證據(jù)羅海，米緒華，樊均明

5.耐激素性排斥反應研究進展韓述嶺，于立新

6.同種異體腎移植患者術后存活23年一例報告及相關問題探討秦巖，康子琦，李學旺

7.小腸移植的發(fā)展及現(xiàn)狀管文賢，孫效業(yè)，王為忠

8.國際移植與血液凈化雜志 賽尼哌在肝移植中的應用何剛，于立新

9.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與慢性移植腎病劉廣華，李漢忠

10.間充質干細胞在移植治療中的研究進展江小霞，毛寧

11.Simulect在預防移植腎急性排斥反應中的應用方針強，張艮甫，黃赤兵

12.熱休克蛋白與移植免疫隋承軍，鄭軍華

肅王與沈元用范文第3篇

《日記》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3110多人。跟他有過或深或淺關系的親友同僚,《通鑒》中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位在不同時期經常出入他的湘軍大營或兩江總督府。

始于漢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到了的時代仍在運作。這些門人或精通政務,下筆有神;或善理錢財,能包攬錢糧;或熟悉律令,能代辦詞訟。通常,督撫公務有限,聘請若干幕僚,最多8-10人,足以應付。

因為剿滅太平軍的需要,晚清組建了體制外的湘軍,導致“中央權力下移”。督撫權力擴張,既要帶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籌餉、辦糧臺、辦鹽務、勸捐、征厘、辦案、報銷(將軍中歷年開支編造成冊,呈報清政府審批),加上洋務興起后辦書局、制造軍械等等,人才需求隨之大長。

據(jù)說,每有投效者上門,先發(fā)少量薪資讓他安頓下來,然后會面,察其言觀其色:有膽識血性的派去領兵打仗,膽小謹慎的分派籌辦糧餉,文才好的辦理文案,學問淵博的校勘書籍。個別人身兼、歷任數(shù)職。

在選湘軍將領時,的原則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氣重的人不用,口若懸河的人他也不喜歡。理想人選是農民出身,祖父、父親都是種田人。謝絕俠客,因為那些人容易“壞律”。

作為一個“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文人,身邊匯攏了當時的名儒宿學,如錢泰吉、劉毓崧、羅汝懷;匯聚了各路才俊,如忠義局的陳艾、方宗誠、汪翰;編書局的莫友芝、汪士鐸、李善蘭、張文虎、劉壽曾(劉毓崧之子)等。還有秘書處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鴻章、錢應溥、劉蓉、郭嵩燾。

審案局是緊隨秘書處之后設立的幕府機構。如長沙審案局的劉建德、厲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頭”的得來,有他們一半功勞。擔任直隸總督期間,協(xié)助清理歷年積訟和辦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張丞實、李興銳、龐際云、孫長紱、吳汝綸等。

曾氏幕府,實際上涵蓋了一個小型政府的職能部門。本人是最高領導兼“組織部長”,任用提拔、棄用參劾,他說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難時入幕的,多年患難與共,像家人一樣,曾對李有“六不能忘”之說,包括李曾經3次救了他的命。但因觸犯曾氏大忌“失誠”,而且改換門庭投的是敵對方幕府,多年私誼轉成私怨,遭兩度參劾。

智囊與奏折

智囊也是謀士,須通曉政務,文才優(yōu)長,尤擅草擬奏章,他們是離最近的人。

李鴻章是惟一嚴格意義上的學生,兩人師生之誼長達30多年。李比曾小12歲,入仕之時,曾已是二品大員。李鴻章于咸豐九年入曾氏幕府,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終須賴之以立功名”。35歲的李鴻章聽勸重返,果然青云直上。兩年后因的奏保由道員直升江蘇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

1861年,上海士紳到安慶向求援,并許以重諾。九帥曾國荃當時正攻天京;同鄉(xiāng)大將陳士杰正在湖南與太平軍交戰(zhàn);幕僚中的其他幾個人也都脫不開身。此時,李鴻章毛遂自薦,便讓他去淮北招募一支新軍,即日后的淮軍。就這樣,曾并非刻意地將李鴻章推上淮軍首領的位子,20多年里,淮軍逐漸取代湘軍,成為主力。

任兩江總督期間,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謂“文學四弟子”的張裕釗、吳汝倫、黎庶昌、薛福成,都為他代擬過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鴻章憑一道《參翁同書片》參倒帝師家人,一時間成為大小幕府爭相傳抄之物。

這年年初,辦團練起家的安徽鳳臺人苗沛霖在清廷、捻軍、三方之間來回投靠、首鼠兩端的事跡敗露。安徽巡撫翁同書處理苗案失當,丟城失地,謊報軍情,直接影響到湘軍在安徽的戰(zhàn)事。自然要參他一本。

但要參倒翁同書,談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歷任工部尚書、戶部尚書,授體仁閣大學士,是同治帝的老師。其二弟翁同爵當時任鹽運使,后來官至湖北巡撫兼湖廣總督。三弟翁同以狀元入仕,是同、光兩朝帝師;后因輔佐光緒維新,在史上留有大名。

命幾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奏折,結果,39歲的李鴻章所擬的這道696字的折子脫穎而出,其中稱翁的行為“顛倒是非,熒惑圣聽,敗壞綱紀”、“廉恥喪盡,恬不為怪”,故“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最后還沒忘“是否有當,伏乞皇上圣鑒訓示”。其筆墨之干凈、邏輯之嚴密、分寸之恰切和由此產生的殺傷力,遠非今天的大部分時評可以比擬。

結果是:朝廷將翁同書革職,判絞監(jiān)候(即死緩)。后因翁心存病故,同治帝給翁家一個面子,才改判充軍新疆。

另一種影響

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當他猶豫不決時,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動,他是很難下定決心,向前邁進的。

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yè)、派遣留美學生這類洋務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閎的建議,跟丁日昌、李鴻章、郭嵩燾等人商量后決定的。他后來吸納的“研精器數(shù)、博涉多通”的徐壽,對格物致知之學格外有興趣的華衡芳,在倫敦布道會上海分站墨海書館擔任翻譯助手的數(shù)學家李善蘭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接觸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遷址擴建,翻譯館的增設以及后來和上海同文館合并等等,又為他帶來徐建寅、吳家廉、龔蕓棠、吳大廷、馮（火）光、李興銳、陳蘭彬以及英國人傅蘭雅、偉烈亞力,美國人林樂知、瑪高溫等外國幕人。

常常,幕僚也對他有一種行為上、政績上的監(jiān)督。治軍閑暇時,喜歡跟賓朋下棋,王家璧切諫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內靖外,聽了為之動容,從此收斂。

更嚴格的監(jiān)督來自左宗棠,左宗棠的個性,恰好是的反面。二人交往幾十年,數(shù)次失和――

靖港戰(zhàn)敗,左宗棠特去長沙,痛罵一頓。

江西某役,、曾國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鄉(xiāng)丁艱(父喪)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國荃并痛罵其兄。忍讓了,過后拜訪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曾國荃攻下天京,報捷奏折中說幼天王已死,左宗棠上奏糾正說沒死,所幸朝廷喜興頭上沒有追究“欺君之罪”。此后二人8年不通信。

病逝,左宗棠聞訃“甚悲之”,“致幣百金”為其料理后事。在給兒子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說:“吾與侯有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

隨著登上當時漢人官員所能達到的權力高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發(fā)之人。

肅王與沈元用范文第4篇

張嘯山即張文虎(1808—1885),字嘯山,晚清學者,治經學,尚考據(jù),受推重,曾以金陵書局讎校事屬之,一生著述頗多,有《舒藝室雜著》《古今樂律考》等。他以天目山樵為筆名,耗費時日為《外史》所作的評點,是繼臥閑草堂之后,在清代《外史》研究和傳播史上影響最大也最重要的成果。沈文肅即沈葆楨(1920— 1879)是晚清能臣,《外史》曾助其判事之說,亦見蔣瑞藻(1891—1929)《小說考證》。 ② 文學具有社會認知的價值,好的小說助人了解現(xiàn)實人生,這是容易理解的。張文虎在茶寮溫習《外史》,幾句一筆帶過的文字,則還需要做一些探討。

古代的茶寮,多指官宦私家園林中專門而獨立的小茶屋。陸樹聲(1509—1605)《茶寮記》云,他有“園居敞小寮于嘯軒埤垣之西”,在此寮中,“其禪客過從予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尤喜一僧友 “所烹點絕味清,乳面不黟”,以為“具入清凈味中三昧者”。 ③ 屠隆(1542—1605)《茶說》這樣寫“茶寮”:“構一斗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設,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說是“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④ 但古代還有另一種茶寮,就不是這種“雅意禪棲”、“寒宵兀坐”的幽微之地,跟今天喝茶談天的茶館沒有兩樣,是人來人往的熱鬧場所。如《桃花扇》第五出“訪翠”:“一帶板橋長,閑指點,茶寮酒坊”;《花月痕》第六回:“俯瞰柳蔭中,漁莊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圖畫”等,這樣的茶寮就不是私密的,而是一種公共空間。張文虎所盤桓的茶寮,當屬后者。

《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 ⑤ ,與我們所熟悉的其他古典小說有極大不同。重提這則張氏逸聞,就是想解讀張氏的舉動及其玄機,并就此理解《外史》的獨特性。說到底,就是探討《外史》的內容與茶寮的場景的相通和神似處。

同是公共場所,茶寮就不像戲院,有事先預定的劇目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也不像賓朋聚會,其間人物大多彼此熟悉。茶寮更為自由和散漫,人們彼此缺乏關聯(lián),動靜居停,悉從自便。所以,茶寮人物身份駁雜而更具流動性,話語零散卻又眾聲喧嘩。而且,這也不同于可供久駐的居所,所有的茶客都只是短時間的逗留,茶寮中的景象,就如同隨意記錄的流水賬,缺乏順暢的故事情節(jié)和明晰的連貫邏輯,很難對其進行先后相繼的因果銜接。

這些特征正好與《外史》的內容相似。首先,《外史》中的人物就非常駁雜而富于流動性,彼此也缺乏密切聯(lián)系。如像王冕和周進,范進和嚴監(jiān)生,荀玖與匡超人等等,他們互不相干,人生命運即使有某些相似的軌跡,也并非來自相互間的影響。

其次,《外史》的人物也像在茶寮中一樣,都是些匆匆過客的片刻小憩,沒有誰會成為一以貫之的中心,他們只有有限的片段,我們看到的也只是他們片段的表現(xiàn)。但如果有一雙慧眼,我們還是能以茶客的一個表情、幾句閑談及片刻的展露來感知他們的心靈、理解他們的處境。《外史》也是如此,只要我們留意,也可以通過作者在有限篇幅里對這些人物的片段式描寫,走進他們的世界,并準確捕捉到眾多人物的個性。

例如,由于20世紀傳播過程中的一些原因,《外史》的范進非常有名。而在實際作品中,這個形象被正式描寫到的篇幅有限,只是幾個簡短的片段,五十多回的大部頭作品,真正寫他的文字還不到兩回,極像一個曾在茶寮中片刻小憩的過客。

但通過《外史》對范進的那幾段描寫我們可以深刻地感知,在當時社會中,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從童生混到秀才,然后再到舉人以及進士的周折和艱難。

《外史》這個“茶寮”中也是人來人往,當范進走后不久,又來了蘧公孫。他也占不到兩回的篇幅。然后相府婁家的倆公子出場。這二人與楊執(zhí)中、權勿用等人在鬧劇式的“鶯 湖聚會”之后,也就離開了大家的視野。其后,著名的馬二先生馬純上和鄉(xiāng)村青年匡超人相繼趕來,等等。

第三,茶寮只給我們截取生活的一角。此外,人們都還有各自更加精彩的故事。與此相同,《外史》雖然將眾多人物的生活進行了片段的展示,他們也都還有自己豐富的人生。所以,讀者必須留意這些有限的描寫,才能開啟思維,真正走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就比如這個蘧公孫,只有對他的那些片段描寫的充分把握,我們才可能獲得對他的更多認識。處在那一特定歷史時空里,這個年輕的讀書人,在其漫長艱難的人生路上才剛剛起步,就已經碰到了許多不順乃至不幸。就近而言,他遇到了一樁互不匹配的婚姻:他不想走仕途,他的妻子卻逼他去科場顯親揚名;他喜好吟詩作賦,嘲風弄月,對八股文缺乏熱情,也不在行,他的妻子卻藐視詩文,偏偏還是一個精通八股文的“才女”。少年公子陷入如此困局,其內心復雜的感受應該是很多的。以后的人生他將如何調整?這一人物必須直面的嚴峻問題,這其中大有值得探究的好文章。但因為《外史》只提供“茶寮”而不是劇場,這些都只是開了頭,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帶著經驗去想象、去補充、去發(fā)掘。但如果我們想追求閱讀故事的樂趣,這種閱讀期待必定難以滿足———這位苦悶的青年已經走出《外史》的“茶寮”了。

這種寫法,當然與我們熟悉的小說大不相同。一般小說關注情節(jié),故事有頭有尾,它們“能將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 ⑥ ,精心追求巧遇與曲折,淋漓演繹人世的悲歡。這類小說培養(yǎng)著追蹤故事情節(jié)的閱讀習慣,在面對《外史》這個獨特的作品時就感到麻煩,無法把握情節(jié)進程,批評它內容零亂,缺乏首尾。就曾抱怨說:此書“從山東汶上縣說到南京,從夏總甲說到丁言志;說到杜少卿,已忘了張鐵臂了” ⑦ 。說到底就是對這種“茶寮”式寫法的不滿。

但正如茶寮在一些時刻也會形成小范圍的或者局部中的熱點,《外史》也會給某些人物留下略長的篇幅,或者組結一段相對集中的敘事。如對杜少卿就有這樣的處理。作品從杜少卿在家鄉(xiāng)的生活場面開筆,其后析產離家,落戶南京,慕其大名者紛至沓來。這是有用意的,它要讓讀者集中見識到六朝故都的人文。

但任何茶客都不會被誤為茶寮的主人。同樣,《外史》也絕沒安排杜少卿做全書的傳主或主人公。杜少卿雖然重要,但也要到第三十二回才出場,三十三回到南京,夫妻攜手游了一次清涼山后,其人其事也與其他“茶客”一樣,變成了人群中零零散散的身影。隨后,眾人隨虞博士離開南京,舊都名士風流云散,杜少卿也沒再露過臉。這當然使杜少卿無法成為串聯(lián)全書的“主干”式人物。但作品也找不到其他敘事文學常見的串場人物。

缺乏主干人物和中心事件,《外史》就難以形成使全書眾多人物聚攏在一起的情節(jié)網絡,人物也無法集中展開各自漫長的命運遇際和悲歡離合,這也形同茶寮,它歡迎茶客前來小憩,但他們無法在此完成婚喪嫁娶,也不能一生常駐此間。讀者把握《外史》一部書的文學依據(jù),就是那些片段場面和可貴的細節(jié),就是“茶客們”“叢殘小語”式的言行。

還是以人們熟知的范進為例。他的活動時空,其實僅有極濃縮的三個片段:一是作為半生屈辱生涯的經受者,其暮年登科的場面———苦盡甘來,喜極而瘋,這讓我們思考科場中窮書生的甘酸;次是中舉后回拜老師時的情景,居喪不用銀筷子,卻大嚼蝦圓子,這個舉動有失穩(wěn)妥,引人側目;再后來,是升任山東學道時與幕僚的一番閑談,不知道蘇軾是誰,暴露了他學識上的欠缺。

茶寮中的人隨意聚散,一天的茶客流量是無法預先規(guī)劃的。《外史》則是有意為之,使人物活動時空變得有限,并將一部作品切割成若干片段和單

元,看似零散,但各色各樣的儒林中人就有了上場的機會,漸漸有了眾聲喧嘩、門庭若市的效果。這番經營,使《外史》看上去真像一個熱鬧非凡的“茶寮”。這種特殊的寫法,使作品容量增大乃至趨于無限。所有這些細節(jié)片段的疊加,就構成了極富完整效果的儒林景觀。這部五十多回的小說也就有了相當驚人的人物數(shù)量和時空容量。 這就形成了《外史》的第四個特征,即與茶寮相類的開放性與包容的特征。茶寮雖只是社會的一角,卻有著海納百川的氣度,資訊容量是巨大的,此中可以小見大,它所攝入的社會和人生內容,都帶有不加修飾和生氣淋漓的特征。現(xiàn)代作家老舍的《茶館》就是巧妙運用茶館的這一特征,用來往茶客的活動來展示較大時空背景下的人世變遷。

這種茶寮似的開放與包容,就是《外史》的敘事視野,它對廣泛社會人生進行類似百科全書式的整體觀照。“茶寮”式的構思,使作品深度與廣度兼?zhèn)?達到了博約相濟的效果。

《外史》不但人物形象的數(shù)目巨大,而且富有個性特征和復雜身份。作品旨在還原儒林景觀,但其筆觸并不局限于此,這也極像“茶寮”,茶客的身份一定是駁雜的。正如論者所言,其中“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xiàn)身紙上” ⑧ ,甚至“武士、貴游、婦女、僧、道、醫(yī)、卜、農、商、方士、劍客、流民、胥役、奴婢、倡優(yōu)無所不具” ⑨ 。

當然,《外史》的開放性更在于它表現(xiàn)人生層面的豐富和深刻。不但科舉制度和此制度下讀書人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充分展露,“功名富貴”與“文行出處”這兩把標尺也可以丈量其他人群。在一個社會里,外在事功與內在修養(yǎng)不僅僅是科舉中人的問題。從科舉取士到八股衡文的歷史過程中,士子對功名富貴的追求路徑和承受壓力也并非亙古不變。介于此,《外史》的“茶寮”呈現(xiàn)出開放的特征,它不限于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對知識分子及相關社會問題的思考因其藝術的成功與文學豐富性而趨于無窮。

“茶寮”式的片段和開放,成就了《外史》對社會生活的多層觀照和整體把握。對讀者來說,是還原了鮮活的生活場景。《外史》因其寫作內容的廣泛性,使其具有相當巨大的生活涵蓋面,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已被《外史》近乎全景式的描寫所抓攝。

大凡研究《外史》的人們也都熟悉上文所引劉咸的這段文字。張文虎評點《外史》,耗時長久,經反復斟酌,成多次重評。“張評”的特點,據(jù)黃安謹說,是 “旁見側出,雜以詼諧” ⑩ 。張文虎也稱自己的評點“鑿破渾沌,添了許多刻薄” 輯訛輥。也就是說,他的筆觸并非局限于文本,而是將當下之世相與吳敬梓的寫作內容聯(lián)系起來,加入了自己的感憤和激越。所以,在劉氏這段極為簡短的記述中,張氏所言“溫書”,并不是在鬧哄哄的人群中默記《外史》的內容和溫習它的文字之妙,而是將茶寮中所聞見的世相與《外史》描繪的內容互作參證,既加深對《外史》的認知,又加深對社會人生的體悟,這所謂“溫書”,其實就是在閱讀茶寮中即時發(fā)生著的現(xiàn)場版“儒林外史”。也就是說,他已將茶寮當做活生生的《外史》。將茶寮當做一部書,這小小的社會一角諸色人等應接酬酢使他想起了《外史》所描繪的人情世態(tài)。他這樣坐在茶寮里,冷靜而又旁觀,才引起了別人的好奇與探問。

肅王與沈元用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明代；河西走廊；民間信仰

一、明代甘肅民間祠廟數(shù)量與類型

明代甘肅民間信仰龐雜而繁盛，自古有“信巫尚鬼”之風。在對甘肅地區(qū)114部地方志的整理爬梳中，發(fā)現(xiàn)明代甘肅壇祠、廟宇、寺觀多達372所。其中慶陽府有21所，平涼府54所，鞏昌府95所，臨洮府38所，陜西行都司149所。隨著傳統(tǒng)宗教的泛民間化，明代民間信仰與傳統(tǒng)宗教的界限已十分淡化。因此，在統(tǒng)計民間信仰祠廟時，有必要將廟宇一并統(tǒng)計在內，這樣能全面、客觀地反映明代甘肅基層民眾的精神面貌與社會文化生活。

民間信仰多樣性、龐雜性的特點決定民間信仰的類型也是豐富多元的。根據(jù)明代甘肅民間神祗的特點，可將民間神o歸納為圣賢型（關帝、霍去病、張騫、馮勝）、自然型（天、地、水）、鄉(xiāng)土型（十八湫神、李將軍祠（李光啟）、憫忠侯（王綱））、行業(yè)型（魯班、藥王、關帝）、釋道型（觀音、彌勒佛、玄帝、菩薩）五類。其中自然型祠廟48所，釋道型祠廟138所，圣賢型祠廟77所，行業(yè)型祠廟17所，鄉(xiāng)土型祠廟120所。

由于一些民間神祗兼有很多特性，他們之間的界限不一定十分嚴格，關羽也被賦予行業(yè)保護神的屬性，諸如皮箱業(yè)、煙業(yè)、理發(fā)業(yè)等行業(yè)都對其奉祀有加。制陶業(yè)，木工業(yè)在當?shù)匾延幸欢ǔ潭劝l(fā)展，這兩類行業(yè)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受到當?shù)孛癖姷闹匾暋ａt(yī)療性神靈反映出民眾渴求平安無患的心理。

鄉(xiāng)土型神祗中以地方鄉(xiāng)賢名宦居多。民眾的善惡觀決定其能否享受建祠立廟，受大家祭拜的待遇。同時官方的力量也發(fā)揮重要作用，對于建立名宦鄉(xiāng)賢祠，地方政府一般持肯定態(tài)度，意圖用宣揚“善”的舉動感化民眾。

在明代甘肅，湫神是鄉(xiāng)土型神祗中一種較為特殊的存在，明代平定甘肅后，龍神信仰在當?shù)赜直毁x予新的內涵。顧頡剛在西北考察時發(fā)現(xiàn)：“臨潭（明洮州）十八鄉(xiāng)有十八龍神，其首曰‘常爺’，即常遇春，其他亦明初將領。”[1]臨潭縣每年端陽節(jié)，各鄉(xiāng)青壯年抬著自己村寨的“龍王”，舉行盛大的迎神賽會，主要目的是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亦有祭祀先祖、懷舊溫故的意思。“十八湫神”的形成是漢文化與洮岷文化融合的例證，洮州地區(qū)奉祀的龍神是神化了的歷史人物。是用洮岷文化去闡釋的一種地方信仰。

二、明代甘肅民間信仰體系的時空分布

明代甘肅祠廟顯現(xiàn)出廣泛分布但又相對集中的地域分布特點。整體而言，不論是軍管型政區(qū)的都司衛(wèi)所，還是各府州縣，均有各類祠廟散布其中。從微觀來看，祠廟分布又體現(xiàn)出相對集中分布的特點。甘州與涼州分布最為密集，臨洮與鞏昌的信仰發(fā)展也十分繁盛，但又集中分布在蘭州、河州及鞏昌府的西南地區(qū)。蘭州為明代肅王封地，被明王朝重點經營，民間信仰發(fā)展十分興盛。河州為明代甘肅地方經濟發(fā)展中心之一，因此也成為祠廟集中分布之地。

在時間序列上，也表現(xiàn)出突出的差異性明前期修建祠廟246所，明中期創(chuàng)修祠廟184所，明后期創(chuàng)修祠廟168所。從宏觀來看，明代甘肅祠廟修建數(shù)目呈總體下滑趨勢，明前期到明后期下滑趨勢十分明顯，中期到后期下降趨勢放緩。其中陜西行都司是一個先降后升的過程。從長時段來考量，明前期創(chuàng)修祠廟最多，明中期其次，后期最少。雖然明代祠廟修建總體下滑，但明嘉靖及萬歷兩朝是祠廟修建的兩個高峰期。具體到明代甘肅信仰的發(fā)展態(tài)勢，則是經歷了一個總體下滑但其中又有兩次急劇回升的發(fā)展過程。

從微觀視角出發(fā)，落實到各個地區(qū)的具體表現(xiàn)為：前期以鞏昌府、臨洮府、與陜西行都司為主；中期平涼府的民間信仰發(fā)展迅猛，而臨洮府漸成式微，陜西行都司的祠廟在這一時期急劇回落，鞏昌府上升空間不大。明后期，陜西行都司祠廟修建呈現(xiàn)出井噴式發(fā)展態(tài)勢。

三、明代甘肅民間信仰發(fā)展的影響因素

哲學認為事物并不孤立存在，而與周圍其它事務產生普遍聯(lián)系。民間信仰發(fā)展同樣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地理環(huán)境、社會生活的差異以及地方文化體系。就明代甘肅而言，民間信仰發(fā)展主要與社會生態(tài)、人口多寡、社會經濟發(fā)展及政策導向相關。

1、人口數(shù)量與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祠廟數(shù)量與人口多寡有關。任何信仰，無論屬于何種宗教或是其它神祗，發(fā)展流傳的必要條件是信眾，沒有人關注的信仰是無法生存的。信眾是支持信仰的關鍵因素，在明代甘肅地區(qū)，人口越多，民間信仰的祭祀點就越多。明代萬歷《陜西通志》卷八《戶口》記載：“慶陽府口153134，平涼府口266061，鞏昌府口356897，臨洮府口159295”。鞏昌府與陜西行都司人口最多，均超過30萬，兩者無論戶數(shù)還是口數(shù)都幾乎倍于他府，下來依次為平涼府、臨洮府、慶陽府。結合上文各地民間祠廟數(shù)量，即陜西行都司131所，鞏昌府95所，平涼府53所，臨洮府38所，慶陽府21所，陜西都司18所。不難發(fā)現(xiàn)，祠廟數(shù)量與人口數(shù)量總體上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人口越多，祠廟數(shù)量越高。

2、統(tǒng)治者與民間信仰

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對民間信仰發(fā)展具有風向標的作用。《禮記?祭法》中提出“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的標準。[2]這就從理論上規(guī)定了哪些神靈可以列入正當祭祀的范圍。歷朝歷代根據(jù)這一標準來劃分“正統(tǒng)”與“祀”的界限，當民間信仰超出“正統(tǒng)”的范疇時，就會遭受來自國家權力的打壓與禁毀。事實上，民間信仰長時期都被視為“祀”而存在，但它卻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中越發(fā)的成長壯大，這與統(tǒng)治者個人對待民間信仰的態(tài)度有很大程度的關系。民間信仰盡管被排除在國家制度之外，但它們會抓住統(tǒng)治者“示好”的利好時期充分發(fā)展自己，這也是明代民間信仰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3、社會經濟與民間信仰

經濟發(fā)展對民間信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就佛道兩家而言，他們更愿意將寺廟或道觀建在經濟發(fā)達，交通便利之地。因為香火是其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當?shù)孛癖娨蟾粍t會給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利于自身發(fā)展。其次，民間信仰不同于官方祭祀有來自政府的財力支持，其信仰活動支出主要來源于民間募捐，信仰經濟發(fā)達之地，人民普遍殷富，在建立祠廟或參加信仰活動時能貢獻更大的力量，主要是財力的支持。最后，根據(jù)馬斯洛需求理論，當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道滿足時，才會更好地去追求情感和歸屬需求，進而達到自我實現(xiàn)的愿望。[3]對士紳階層而言，衣食無憂的他們一方面希望通過參加信仰活動來追求自身情感歸屬，另一方面很愿意通過信仰活動來實現(xiàn)成神成仙的愿望。

四、明代甘肅民間信仰的社會影響

民間信仰作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fā)展既受到社會機制的限制與約束，同時又會對社會結構產生反饋作用。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它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同時，又在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形成獨特的文化體系。

1、規(guī)范社會行為

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眾情感寄托的精神資源和維持社會機制的有力保障。是實現(xiàn)社會資源整合的手段之一具體到民間信仰上則表現(xiàn)為絕大多數(shù)神靈都具有賞善罰惡的功能，引導民眾向善去惡。在這些神靈的激勵與威懾下，民眾往往能夠去惡向善，因為這樣做才會獲得所畏的神靈庇護。如此，民間信仰配合官方祭祀的強力介入，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往往得以構建并保持有效運轉。

2、繁榮地方經濟文化

信仰雖然屬于精神領域，但也有很高的社會現(xiàn)實價值。明代河西走廊經濟繁榮發(fā)展是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民間信仰的推動也是其中之一。其一，各種神祗祭祀活動促進了行業(yè)的發(fā)展和工藝的革新。其二，賽會的舉辦為各類商品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平臺。除去崇祀功能，一場大型廟會其實也是一場匯集各方香客的商品交易會。明代甘肅城隍廟會非常壯觀，“四月初八日，士女咸赴佛寺、仙姑廟，焚香禮拜，食棗糕、角黍。”[4]除促進經濟發(fā)展之外，民間信仰對整合及繁榮社會文化也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居住于共同生存空間的民眾，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確立了共同的神靈信仰，甘肅鎮(zhèn)番地區(qū)干旱少雨和戰(zhàn)亂頻發(fā)的現(xiàn)實，使得民眾形成了廣泛的雨神信仰和戰(zhàn)神信仰。因此民間信仰具有極強的文化整合功能。另外，信仰以及圍繞信仰產生的一系列祭拜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與教育、文學、藝術等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促進了多種文化的共生發(fā)展。

3、耗費財物、規(guī)避現(xiàn)世

馬克思曾經指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5]這是指使人們脫離現(xiàn)實，生活在自身意識所臆造出來的夢幻世界里。同時憑借這種幻想來自我安慰。當人們在現(xiàn)實中遭遇困境時往往從精神上尋求寄托，這種寄托有一定安撫人心的作用，但過于依賴這種臆造的精神世界顯然對現(xiàn)實生活有害無利。信仰通過超自然的力量幫助人們緩解心中的苦悶，但是同時也讓人們變得愚昧迷信，或者逃避現(xiàn)實，屈從于命運，只在幻想世界中尋求慰藉，而不敢面對現(xiàn)實，不敢與所謂的宿命抗爭。

五、結語

明代甘肅信仰體系的構建，與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時代背景、文化體系有很大聯(lián)系。有明一代，甘肅民間信仰發(fā)展繁盛，受人口多寡、統(tǒng)治者態(tài)度、社會經濟與地理環(huán)境等因素影響，民間信仰發(fā)展的時空差異性十分凸顯。就時間序列而言，明前期民間信仰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發(fā)展處于上升時期，明中期是民間信仰發(fā)展的高峰期，明后期發(fā)展滯緩。空間分布方面，民間信仰祠廟主要集中分布于蘭州、涼州、甘州與肅州等地方性經濟中心城市及其周圍，即沿河西走廊一線呈點狀集中分布。

總之，甘肅民間信仰在特定歷史背景、社會生態(tài)、文化結構等多方面因素合力塑造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信仰文化特征。盡管隨著時間變遷，甘肅明代祠廟大都已經消失，但烙印在民眾記憶深處且歷代沿襲的信仰文化卻根深蒂固，影響猶存，并且以不同形式表現(xiàn)出來。通過對明代甘肅信仰體系信的研究，對于理解甘肅社會文化空間的形成和發(fā)展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注 釋】

[1]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124.

[2] 禮記?禮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出版社，1957.1425.

[3] 馬斯洛.動機與人格.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0-69.

[4] （清）黃文煒.重修肅州新志.卷四.風俗.高臺縣志輯校.甘肅人民出版社，185.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1956.586.

【參考文獻】

[1] 《明史》.中華書局，1974.

[2] 《明實錄》.民國二十九年據(jù)江蘇國學圖書館傳鈔本影印.

[3]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

[4] （加）卜正明.陳時龍譯.明代的社會與國家.商務印書館，2014.

[5] 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清）張爾介：康熙《岷州志》八卷，康熙十九年抄本.

[7] 《禮記?禮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出版社，1957.

[8] 謝樹森，謝廣恩著，鎮(zhèn)番遺事歷鑒，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