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思鄉的詩歌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第1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思想政治課深化改革，以培養出既有良好公民品德和常識，又能適應環境變化的人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效果和所面臨的困難，也使教育者產生了改革思想政治課的強烈愿望。

目前的改革有下列特點：

1．一綱多本加速了改革的進程

教學大綱、教材是教師開展教學活動的依據。“以本為本，以綱為綱”是思想政治課多年形成的教學傳統。大綱和教材的任何變化，都會對教學活動產生廣泛的影響。一綱多本，使一些盛市、地區，乃至學校，能更多地從實際出發探索教學改革，無疑給思想政治課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這樣的前提下，不僅出現了幾種省市級的版本，而且有的學校也采用了自編教材，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2．升學考試制約著改革

對于思想政治課納入升學考試科目的利弊是有不同見解的，一種意見認為：不列入升學考試科目，學生就更不重視，教師也就更難教了；另一種意見認為：用升學考試迫使學生學習，是很難達到教育目的的。使思想政治課從升學考試下解脫出來，有助于探索改革，實現教育目的。最近，受出版社之托，編輯《中學思想政治教學文萃》，從有關雜志所載的論文看，初一的改革最為活躍，效果也較好。這和初一的教學內容未納入升學考試有直接關系。然而就其他年級而言，雖也有些改革方面的探索成果，但遠未達到初一的改革水平。致使關于改革部分的文選受到很大局限。

3．思想更為明確，教材力圖創新

國家教委最新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工作的意見》中，明確地指出：“思想政治課是對中學生系統進行公民品德教育和常識教育的必修課，是中學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徑。”這一意見進一步明確了中學思想政治課的性質、地位和主要內容。其中，公民品德教育和以往的文件的規定相比，顯得更為突出。今年三月，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小學思想品德課和中學思想政治課教材編寫領導小組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所編教材“是否有新教材的特點，一要表現在新上，二要貼近學生生活，三要反映時代特點。

總之，新教材要適應素質教育的要求。”可以預料，學科設置目的的進一步明確，教材的進一步改革，會進一步推動思想政治課改革的深化。

二、關于改革發展趨勢的思考

1.從素質教育看思想政治課改革的發展趨勢－－適應素質教育的需要

素質概念現今被人們廣泛地、靈活地使用著，乃至很難形成一個無爭議的定義。因此，人們在各自認定的含義的基礎上使用著素質概念，就象信息論、價值論的研究者對待“信息”和“價值”兩個概念那樣。一般他說，實踐并不等待理論的爭論，但實踐本身又總是需要理論盡可能地提供認識前提。

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在專家們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指出：“素質教育的實質在于促進學生內在身心的發展與人類文化向個體心理品質的內化。”從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素質就是指：“內在身心發展”，構建素質的基本途徑是“人類文化向個體心理品質的內化”。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學生內在身心的發展，就沒有素質教育。思想政治課要促進學生內在身心的發展，需要使學生內化哪些人類文化，必須按照素質教育的要求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嚴格地選擇。教學過程與方法也要符合素質構建的需要。素質教育的要求將對思想政治課的改革產生極深遠的影響。

2．從世界教育發展看思想政治課改革的發展趨勢－－具有雙重目的和作用

第39屆國際教育會議提出：“教育的雙重目的和作用：保證全面發展，以及充分培養每個人使其對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進步作出貢獻。”一方面要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又要使之適應社會需要，并能做出貢獻。

這樣的雙重目的和作用，是通過各科教學實現的。每一學科都應具有雙重目的和雙重作用，不恰當地強調某一重目的和作用，是不利于學生成長的。思想政治課需要進行怎樣的改革，才能具有雙重作用實現雙重目的，這是思想政治課改革所面臨的重大課題。無庸置疑，思想政治課在其發展過程中，在如何使學生適應社會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但在如何使學生個性得到盡可能全面的發展方面，經驗是不足的。取得并完善這方面的經驗，對于推動個體身心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對素質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即使是對以往的成功經驗，也應剔除它的時代局限，以“三個面向”為指導，從實際出發，使之具有今天的“時代性”。

3．從社會本位和學生本位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課的改革發展趨勢－－雙重價值主體社會本位和學生本位有著對立的教育價值取向。

社會本位把社會作為價值主體，一切要從滿足社會需要出發，使學生成為能滿足社會需要的客體。學生本位是把學生作為價值主體，認為教育本身應當滿足學生的需要。這兩種不同的教育價值取向，在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教育主張中充分地體現出來。這兩種對立的價值取向都有自己認定的理由。人是社會的人，因而入必須適應社會，滿足社會需要；社會是人的社會，人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滿足人類自身的需要，具體他說，就是滿足個體需要。對于學生來說，就是滿足其個性發展需要。39屆國際教育會議所提出的雙重目的和作用，也正是這兩種教育價值觀相抗衡的產物。從教育實踐看來，純然的社會本位或純然的學生本位都是片面的。在闡明人的社會性的同時，絲毫沒有忽視個體的發展，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由此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一切關系的基矗這些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馬恩選集第四卷第321頁，1972年5月第1版）從哲學角度看，社會和個人在價值關系上是互為主客體的。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在哲學上的失誤，才導致了他們的極端主張。正確把握社會和個體的價值關系，對于克服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的片面性，對于深化思想政治課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也可得出一個結論：既要滿足社會發展需要，也要滿足學生個體發展需要，并將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思想政治課已表現出來的一種發展趨勢。

4．從一元導向與多元觀點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課改革的發展趨勢－－吸收人類文明的精神成果。

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第2篇

一、中學歷史教學中素質教育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在歷史教學的課程中以固定形式在傳授和記憶知識，已完全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對歷史的需要。教學目標單一，只是教師傳授知識、學生學習知識，利用死記硬背的方法獲得考試中的好成績，這種學習的方法只能讓學生感覺到歷史課程就等同于背誦，慢慢完全失去了興趣和學習中的快樂。我們要求學生了解基礎知識和歷史事件的前提下，更應該為學生創造一些外出的機會了解歷史人物和人文事件，讓學生在每一次的歷史課堂上能夠感受到當時的情景，并對每一次活動的心得和了解做出總結，使得學生能夠更好更快地溝通情感，建立起更好的學習方法，從中找到學習歷史的樂趣。

二、當前中學歷史教學與素質教育之間的矛盾分析

1.歷史教學思想觀念與素質教育之間的矛盾。中學歷史教學主要強調學生學習的結果應該轉變為學習的過程。所謂過程，包括學生學習思路的發展、主動探究問題的動機培養和探究方法與思路。所以要把當今歷史課程傳授知識轉變為發展學生的智能，把教材和教師作為教學的中心轉變為學生在教學中占主導地位;把注重學習的結果轉變為注重學習的過程，把學習的內容轉變為學習的方法，把教師教學的方法轉變為教與學的結合，尤其更應該注重學生學習的方法，把教學的封閉性轉變為教學的開放性，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得學生更加喜歡歷史，從而達到“我愛學”、“我要學”。這僅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在學習中能夠主動探究問題的動機，也就是能夠主動地發現問題。如果學生在課堂上能夠不斷激發自己的潛能，自然發現問題達到質疑的效果，從而利用歷史知識的思維解決實際性的問題，那么學生參與的程度和參與的積極性就會越來越高，對學生的潛能開發程度也就越來越高。

2.歷史課教學方法與素質教育之間的矛盾。傳統的教學方式，主要以教師傳授知識、學生接受知識為主題，忽視了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性和師生的學習合作關系。比如，當講授到原始社會解體時，必須讓學生明確地知道原始社會所發生的事件和經歷的變化，借此形成明確的概念。教師可以先讓學生閱讀教材其分析其中的內容：由于生產力的影響會發生哪些變化？是經過哪幾項變化走到解體的？學生在老師的誘導下綜合、分析、了解，經歷了四次大變化，由此可激發學生的學習能力。把教學的單一性轉變為教學的開放性，學習過程中需要親自參與，才能提高學習和促進發展。不切實際的親身體驗，不可能形成思維能力和觀察能力。學生思維的激發，使師生之間能夠互相配合、情感溝通，認知每一個歷史事件，了解每一個歷史人物。比如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講述一些歷史人物的趣事來加深學生對于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了解，并且通過參觀古跡讓學生能夠感受歷史當時的真實狀況，最后對自己的感受進行總結和歸納。這樣不但讓學生有了切身的體會，同時還能在精神上感受歷史人物的正能量。

三、中學歷史教學加強素質教育的對策與研究

1.改變教學觀念。對于歷史教學而言，我們應當像看電影一樣，各位學生應該對每一個歷史事件和所發生的事情做一個歸納和總結，幫助學生來理順所發生的事件，然后可以把這些用死板的文字內容表述出來的內容通過各種影音和片段展現給每一個同學。這樣，學生就可以在學習的過程中記憶起故事中所發生的事件，通過了解，就可以使得學生在腦海中對每一個事件的整理與歸納。這就好比學生對于小時候所發生的事情進一步的回憶和更深刻的記憶。通過這樣的方法，讓學生對歷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單純性地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上，這種認識對于學生來說有了很大的幫助。比如在教學中，可以有效地利用多媒體技術，用片段式的電影播放形式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識。

2.改變教學評價。中學要推進歷史教育，必須改進教學評價，尤其是課堂教育評價。素質教育機制帶有關鍵性的任務就是改變教學評價問題，教育教學評價有很強的導向功能。教學評價是對教學活動和結果做有價值的判斷。素質教育的核心，就是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素質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歷史教育。評價歷史教學的好與壞，不是看導師講得是否全面或者好不好，不是看學生記住了多少或是某一次的書面成績，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學生素質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養成。

3.轉變教學模式。在教學目標上，不能只局限于書本知識，要考慮學生的發展需要，實行開放性和多元化教學。要允許教師在教學內容上根據學生的具體狀況和教學需要做靈活性的處理和選擇，在教學的模式和方法上要鼓勵師生合作、生生互動，鼓勵教師創造和選擇適合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提倡課堂討論，通過討論問題來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樹立科學的歷史觀。看教學的效果，主要看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情緒和思維狀況怎么樣，測試學生的具體學習效果如何。

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第3篇

一、銀行賬戶管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重要意義

1、經濟組織結構的多元化、經濟成份的復雜化，職能部門的管理需要，提出對賬戶管理體制進行大力改革的要求

經過十年（2002-2011）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2002年的12.0萬億元，增長到47.2萬億元，在規模上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不僅使政府財政實力大大增強，企業和居民的收入持續增加，社會經濟組織結構和經濟成份，也愈發多元化和復雜化。銀行賬戶是各類經濟組織的資金管理工具，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銀行賬戶數量的增加。根據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系統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國已有單位銀行結算賬戶2，824.22萬戶，個人銀行結算賬戶40.82億戶。多元化的經濟組織必然帶來多元化的賬戶管理需求，但由于制度的滯后性及歷史局限性，現行銀行結算賬戶管理體制，逐漸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如企業單位開戶的實際需要與現行賬戶制度發生沖突；職能部門管理需要與現行賬戶規定存在瓶頸；司法部門賬戶查詢需要與現行賬戶制度設計存在缺陷等。在銀行結算賬戶管理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銀行賬戶管理部門，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

2、科學技術的應用，為賬戶管理提供新機遇

以計算機和網絡通信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為賬戶管理工作帶來了極大便利，同時也產生了新的挑戰。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系統的建立和推廣，為賬戶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科技化管理手段，規范了銀行結算賬戶的開立和使用，確保了存款人開立基本存款賬戶的唯一性。聯網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統的建成，為銀行機構識別客戶身份，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技術手段，使得我國銀行賬戶實名制得以真正落實。網上銀行的推廣，一方面方便了客戶的業務辦理和資金匯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商業銀行客戶識別和客戶管理的難度，為洗錢、套現等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了溫床。科學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改變了賬戶管理和使用的方式，使得賬戶管理的重點發生變化。為了應對技術革新給賬戶管理工作帶來的風險，必須研究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術手段，利用科學技術，創新管理手段，不斷提高管理水平。

3、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對賬戶管理提出新挑戰

近年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對賬戶管理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是銀行監管機構與中央銀行職能的分設，使得銀行業務的資質審批與賬戶監管權限相分離。賬戶是商業銀行與客戶建立業務關系，并提供金融服務的基礎工具，也是賬戶管理部門和銀行監管部門管理的重點。銀行監管職能從人民銀行劃分以后，人民銀行在賬戶管理中，就無法繼續采取吊銷金融業務許可證的方式對違反賬戶管理制度的銀行機構進行處罰，對商業銀行賬戶業務的約束力度受到一定影響。第二，反洗錢工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對賬戶管理工作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自2006年《反洗錢法》頒布以來，我國反洗錢工作機制不斷完善。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保存制度的建立，細化了銀行賬戶實名制的具體內容，為商業銀行識別存款人身份工作提供了明確的依據。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建立了對賬戶資金交易情況的監控網絡，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對不法分子利用銀行賬戶實施犯罪起到威懾作用。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對賬戶管理工作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需要適時對賬戶管理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以更好的適應不斷變化的金融監管體制。

4、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化，對賬戶管理提出新課題

隨著改革開放戰略的不斷推進，我國經濟的開放程度顯著提高。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大大增強，國外的機構和個人開始大量進入中國進行旅游、學習、投資、經商等各項活動。特別是2009年我國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以來，國外機構和個人在中國境內開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的需要越來越強烈。面對這種情況，如何科學有效規范境外機構和個人開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是對賬戶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課題。尤其是境外機構設立的合法性及境外個人身份的真實性如何核實問題，已成為當前境外機構和個人開戶業務中最大的風險點，亟需相關管理部門探索出新的管理方式，既能滿足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賬戶管理需求，又能實現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預防打擊跨境資金犯罪的目的。

5、賬戶管理工作的強化，對賬戶管理系統提出新要求

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系統是人民銀行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建設的賬戶業務管理系統。賬戶管理系統在規范賬戶業務辦理，控制賬戶業務風險，提高賬戶業務辦理效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賬戶管理系統仍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首先，由于賬戶管理系統沒有實現與商業銀行行內業務系統的連接，導致商業銀行不能自動將開戶信息從其行內業務系統中，發送到賬戶管理系統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賬戶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賬戶信息的準確性。其次，賬戶管理系統作為一個全國統一的賬戶信息管理系統，并沒有在賬號標準化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第三，賬戶管理系統的年檢功能，沒有得到充分開發，目前僅有賬戶年檢的登記和查詢功能，年檢工作的具體操作，仍需要商業銀行手工完成，自動化程度底。賬戶管理系統的功能，需要進一步開發和完善，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其支持賬戶管理工作的作用。

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安東尼?D?史密斯 族群一象征主義 民族 族群 民族一國家民族的國家 民族主義 政治的宗教

在當代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內，安東尼?D?史密斯的名字恐怕無人不曉。雖然史密斯本人已于2004年(時年65歲)從英國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民族主義與族群研究崗位上榮譽退休，但他至今仍活躍在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學術研究領域內，繼續擔任國際性學術團體“族群與民族主義研究會”主席，并主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學術雜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安東尼?D?史密斯及其學說，就無法深入理解當代西方學術界關于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理論探索。這樣說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本人乃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中的重要理論范式“族群一象征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該學術領域內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除了不斷地著書立說以傳播自己的理論外，還始終注重全面介紹和批評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研究中的各種流派，重視剖析西方民族主義研究的淵源與流變。

從1976年出版《民族主義運動》(Nationalist Movements)至今，在30年的時間里，史密斯發表了《20世紀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1979)、《族群的復興》(The EthnicRevival，1981)、《第三世界的國家與民族》(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1983)、《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1991)、《族群性與民族主義》(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2)、《全球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1995)、《民族的神話和記憶》(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Nation，1999)、《歷史上的民族》(The Nation in History，2000)、《被選的人民》(Chosen Peoples，2003)等一系列有關“族群一象征主義”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的專門著述。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民族主義諸理論》(Theories of Nationalism，1983)、《民族主義與現代主義》(Nationalismand Modernism，1998)等系統討論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專著，并與約翰?哈欽森(JohnHutchinson)合作，共同主編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1994)和《族群性》(Ethnicity，1996)這兩本有關民族主義和族群問題研究的參考讀本，廣泛收集了19世紀以降以西方學術界為主的關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義問題的經典論述，悉心梳理了相關學術研究的源流與發展。

2001年，史密斯推出了《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2001)一書。該書將介紹以當代西方學術界為主的各種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范式和闡述他本人的“族群一象征主義”理論兩方面的內容熔于一爐。此書在2003年和2004年連續兩年重印簡裝本，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及讀者群體的廣泛由此可見一斑。作為英國以出版社會科學著作著稱的波利蒂出版社(Polity Press)所推出的“關鍵性概念”(Key Concepts)叢書之一的作者，史密斯在該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旨在簡要論述民族主義概念。”他在緒論中解釋說：“這本小冊子旨在向不太熟悉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讀者和學生介紹民族主義概念。”然而，由于民族主義概念涉及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歷史學乃至人類學所關注的問題，加之西方學術界對民族主義概念的爭論始終異常激烈，因此，史密斯認為，在這樣的一本小冊子中，他不可能做詳盡的分析和解釋，某些方面難免會被忽視或省略。盡管如此，史密斯在該書中還是相當系統地闡述了當代西方學術界有關民族主義的主要研究成果，相當完整而又十分扼要地梳理了以他本人為代表的“族群一象征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然而，由于目前國內對西方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著作的譯介不是很系統，所以對當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族群一象征主義”理論的某些術語的理解和翻譯不是十分統一。本文試圖對史密斯在該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的某些關鍵性術語進行粗淺的介紹與解讀，厘清史密斯在運用這些術語時所賦予的涵義，從而使國內讀者和研究者能更好地把握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民族”(nation)與“族群”(ethnic group，ethnie)

研究民族主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對與其直接相關的民族(nation)下定義，因為單從詞義學的角度看，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前者顯然是從后者派生出來的。然而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民族(nation)”無疑是本領域最成問題和爭議最大的術語。盡管如此，西方學術界在認同“民族是某種人類或人們共同體”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有關這一“人類或人們共同體”的定義既有國內讀者非常熟悉的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亦即史密斯所說的強調“客觀因素”的定義，即：“民族(Haци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也有現在國內學術界已經比較熟悉的強調“主觀因素”的定義，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它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并且被想像成天生擁有邊界和至高無上。”

安東尼?D?史密斯對強調“客觀因素”和強調“主觀因素”的民族定義都不滿意。他認為，要想全面、準確地對“民族”下定義，就應該選擇能夠跨越“主觀一客觀”因素的標準。而通過跨越“主觀一客觀”因素，史密斯給“民族”(nation)下了如下的定義：(民族是)“與領土有 關、擁有名稱的人類共同體，它擁有共同的神話和祖先，共享記憶并有某種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種程度的團結。”顯然，史密斯的“民族”定義具有比較強烈的“族群一象征主義”色彩，但他的“民族”定義還是比較全面的。對中國讀者而言，重要的是要通過史密斯關于“民族”定義的討論得知，不論是斯大林所定義的“(Haция)”，還是安德森所定義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都是某種人們或人類共同體。這樣的人們或人類共同體目前在漢語中一般稱為“民族”，而由英文“nation”派生而來的“nationalism”一詞，也因此而在習慣上被翻譯為“民族主義”。

近年來，在國內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中，有些學者認為，英文的“nation”一詞應該翻譯為“國族”或“國民”，因為“nation”一詞與現代國家緊密相關，它是由國家“打造”出來的人們共同體，并且在現代“nation―state”體系內，“nation”與“國家”是“一體兩面”；“作為通俗的理解，一個民族就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全體居民或全部享有該國家國籍的人的總稱。因此，將nation理解為‘國族’事實上是非常貼切的”。顯然，這種解釋是直接或間接受當代西方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影響的結果，而當代西方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則深受馬克斯?韋伯對“民族”(nation)所下定義的影響。然而，史密斯并不這樣認為，他始終反對現代主義民族主義對“民族”(nation)的國家性的過分強調。他指出，“民族”(nation)不是“國家”(state)，因為“國家”的概念與制度行為相關，而“民族”的概念則指的是某種類型的共同體。他還提出：“我接受韋伯的‘民族是一種共同的情感聯接，其適當的訴求是成立自己的國家，而這通常趨向于產生這樣的國家’這一格言，但是‘通常’這一限定詞則顯示出民族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會和文化共同體，就像歷史上被肢解的波蘭民族那樣，沒有‘自己的國家’，但它仍可存在。”由此，史密斯認為應當在概念上將“民族”與“國家”明確地區分開來。由此可見，如果從“族群一象征主義”的角度看，將“nation”漢譯為“國族”或“國民”就不是很貼切。當然，如果從當代西方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的視角看，那么，不僅將“nation”理解為“國族”，而且將它翻譯為“國族”都是十分貼切的。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研究中，另一個與民族相關的術語――“ethnic group”或“ethnie”被廣泛運用。該術語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后，國內相關學術界在對之翻譯和定義的問題上產生了不小的分歧，乃至出現使用上的混亂現象。“ethnie”一詞是法語，與其對應的英語為“ethnicgroup”，由于英語中沒有相應的單詞來表述它，史密斯就干脆用法語單詞“ethnic”來表述。史密斯認為，與“nation”一樣，“ethnic group”或“ethnie”也是人類共同體，但二者又是有區別的。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ethnic group”或“ethnie”通常沒有政治目標，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公共文化，且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e”并不一定要擁有有形的歷史疆域，因此它甚至沒有疆域空間。應該說，史密斯將“ethnic group”或“ethnie”和“nation”區別得很清楚，但是，由于理解和翻譯上的問題，“ethnic group”或“ethnic”這一術語在被介紹到我國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術語使用混亂的現象。

目前，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將“ethnic group”或“ethnie”漢譯為“民族”，因為美國的《韋氏新詞典》(Webster’ New Word College Dictionary)對“ethnic”的解釋是“具有表現在風俗習慣、特征、語言和共同歷史等方面的共同文化遺產的居民群體”，這種理解與我國的“民族”定義是相吻合的。應當承認，不論是美國的《韋氏新詞典》，還是英國學者史密斯對“ethnic group”所下的定義，都與目前我國少數民族乃至漢民族中的“民族”定義相差無幾。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漢語中的“民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被用于翻譯英文“nation”及其派生的詞語，比如用“民族”翻譯“nation”、用“民族主義”翻譯“nationalism”等。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民族”一詞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指史密斯所定義的“nation”、斯大林所定義的“HalXna”和安德森所定義的“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列寧所說的“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的人類共同體。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漢語“民族”一詞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很可能會造成誤解，即很有可能將具有明顯政治性、國家性，且擁有公共文化和共同經濟的人類共同體“nation”(已經約定俗成地漢譯為“民族”)誤解為“ethnic group”或“ethnie”這一不具備公共文化、缺乏政治訴求、很少有共同經濟，但卻擁有共同文化遺產的人類共同體。為了避免誤解，在保持“nation”的漢語譯名“民族”的同時，似乎應該用另一個漢語詞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為此，筆者在翻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一書時，采用了目前國內不少學者業已使用的漢語“族群”一詞來做對應的翻譯。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用“族群”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就沒有問題了。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c”的定義與漢語“少數民族”中的“民族”二字的涵義十分相近，因此，目前我國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英文譯名已從原先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Commission”改為“The Stat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這就意味著，如果將“ethnic group”或“ethnic”翻譯為“族群”，那么諸如“少數民族”、“民族事務”以及“56個民族”等就勢必都要相應地改成“少數族群”、“族群事務”、“56個族群”等。然而這樣的改動顯然是行不通的，甚至有可能造成負面的社會影響。或許主張用“國族”或“國民”來翻譯“nation”的學者會因此而認為，采納他們的翻譯方法就能解決這樣的困境，因為一旦使用“國族”或“國民”來翻譯“nation”，就可以將“民族”留著用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并由此可以明確地區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c”這兩種既相互聯系又有著明顯區別的人類共同體。但是這樣一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民族主義”等與我們日常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詞語又該怎么辦?

由此可見，在如何翻譯“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的問題上，我們確實遇到了很 大的麻煩。但是對國內的讀者和研究者而言，更為重要的可能不是如何翻譯這兩個英文術語，而是如何區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這兩種屬于不同層次的人類共同體；并且應當了解，在當代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學術研究中，或者至少在史密斯的研究中，一般是從“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兩個層面來剖析人類共同體的演進及其與民族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演變之間的關系的。

二、“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與“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

在國際關系學和民族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內，“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似乎已經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術語。一般而言，國際關系學學者或民族主義理論研究者大都同意，當今現實的國際政治體系就是一個以“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為主要行為體構成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這就意味著，當今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國家――是與民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家與民族的這種結合始于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法蘭西民族充滿熱情，他們在《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中響亮地提出：“整個的本源在根本上屬于民族(nation)：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從此國際體系中的“民族”與“國家”這兩個行為體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還進一步提出“共和、統一并不可分割”的民族主義理想，導致法蘭西民族在法國大革命中廢除國內關稅，打破地方壁壘，消除地方制度和文化，建立與本民族合為一體的具有統一經濟、統一政治疆域和單一公共文化的“民族一國家”。

稍具世界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國大革命不僅對法國本身的歷史具有革故鼎新的影響，對歐洲的歷史也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歷史的推動作用和巨大影響力的具體表現在于，它為整個世界開創了新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而且開創了新的人們共同體(“現代民族”或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所認為的“資產階級民族”)、新的集體認同(“現代民族認同”)、新的政治樣式(“現代民族一國家”)以及最終產生國際新秩序(“現代民族一國家國際政治體系”)。從這些新現象的結合和聯結之中，可以見到現代化的世界新秩序。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先是在西歐，繼而在中、南美洲和東歐，隨后又間接地在亞、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激發了將國家與民族合并的趨向，并且促使“民族一國家”觀念廣泛流行。

但是，伴隨著法國大革命而產生的這一復合術語和政治理念――“民族一國家”，在現代國際體系的實際運作中始終存在著嚴重的“民族”與“國家”相互錯位的問題。如同沃克?康納所指出的那樣，在現實中，單一的“民族一國家”(國家與民族完全重合，即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只存在于一個國家中)是非常少見的。實際上，全世界有近90％的國家是多族群乃至多民族的國家，并且它們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民族或族群分裂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中有多個民族或族群，一個民族或族群分散居住于多個國家中以及沒有國家的現象，是迄今為止現代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常態。于是，“民族一國家”這一復合術語便經常顯得名不副實。針對這個問題，史密斯的解決辦法是用“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這一術語來取代“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這一“傳統”術語。

史密斯認為，“民族的國家”是比“民族一國家”更為中性的描述性術語，并且也更能反映國際政治的現實。他提出，“民族的國家”可被定義為：“以民族主義原則確立合法性的國家，它的成員擁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團結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質性)。”此定義將民族的團結和整合作為一個變量，這樣就避免了“民族的不一致”問題，即全世界到處都存在的民族邊界和國家疆界不一致的事實。這也就是史密斯所指出的，盡管在國家疆界內存在著少數族群，但該國的多數居民仍屬于單一的或主導的族群一民族，并且正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使該政治共同體具有合法性。史密斯通過創造“民族的國家”這一新術語來解決“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所存在的概念錯位問題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問題在于，“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事實上早已成為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同的概念，就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在太多的情形中，研究者們認為“國家”是“民族一國家”這一復合詞中的主導成分，而“民族”是次要的成分。顯然，史密斯的“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對當代國際體系中“國家”性質的表述比“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的表述更為合理。但是，由于即使在西方學界，習慣的力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太可能取代“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

其實，在當代西方的國際關系和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中，術語的更改始終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比如史密斯堅持認為，英文術語“international”不能正確地表述“國際”的含義，因此應該用“inter―state”來取而代之。無獨有偶，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也認為，應該用“inter―state”來替代“international”。有意思的是，漢語“國際”一詞顯得比較貼切，并且與沃勒斯坦以及史密斯的用法不謀而合。眾所周知，沃勒斯坦是現代“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他稱得上是當代西方學術界的大師級人物；而史密斯至少在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內已經達到大師級水平。然而即便如此，今天西方學術界依然比較普遍地用“international”來表述“國際”的含義，而不是用沃勒斯坦和史密斯所倡導的“inter―state”來表述。由此可見，史密斯所提出的用“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來替代“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的想法雖然很合理，但是在當代西方學術界卻不太容易被廣泛接受。不過，我們似乎應該注意到的是，史密斯對“民族一國家”性質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即認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民族一國家”是“以民族主義原則確立合法性的國家，它的成員擁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團結和整合”，這一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三、“政治的宗教"與民族的“神圣性”

其實，安東尼?D?史密斯就民族主義問題所展開的討論，其最大特點并不在于將“族群”與“民族”加以區分并指出兩者之間的聯系，也不在于創造了“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史密斯的學術貢獻要遠遠超出這兩個方面，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學術貢獻就是他提出了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的觀點。史密斯的這一觀點的基礎是他對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有關宗教的經典論述的解讀。或者可以說，正是迪爾凱姆對宗教的經典論述，深深地影響了史密斯對民族主義的研究。

迪爾凱姆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將宗教定義為：“一種與神圣事物有關的信 仰與儀式組織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式把所有對之贊同的人團結在一個稱為‘教會’的道德社會群體內。”史密斯就是根據迪爾凱姆對宗教的這一著名定義而提出：“無論其推動力是如何地世俗化，民族主義最終更像‘政治宗教’而不像政治意識形態。”這主要是因為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總是將民族“神圣化”，總是為本民族的“偉大領導者”或本民族歷史上的重大戰斗以及為對國家獻出生命的“光榮犧牲者們”舉行紀念典禮，因此，民族主義的宗教性本質――“神圣事物”和“信仰”以及“儀式”――就明顯地顯現出來。于是，“民族”就被看作公民的“神圣團契”，而民族主義則被視為完全符合迪爾凱姆對宗教所下的定義，即民族主義是有著自己的“經文”、“禮拜儀式”、“圣徒”和“典禮”及“禮節”的“宗教”形式。

由于民族主義本身是一種現代政治運動，有著明顯的民族自治、民族獨立、民族認同等政治訴求，因此史密斯認為它應該是一種“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然而，即便是“政治的宗教”，民族主義的基礎依然是迪爾凱姆所說的“神圣事物”，而民族主義的“神圣事物”就是“民族”本身，因為在史密斯看來，任何民族都具有“神圣”的屬性。他指出，即使在當前的西方，民族的神圣基礎也還沒有消失，更不用說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區了。世俗的理性主義雖然在過去和今天都對民族的“神圣性”發起了挑戰，但世俗民族主義的“政治的宗教”卻始終持續地為它的“禮拜儀式”、“象征”和“神話創造”而利用宗教的主題。

具體而言，民族的“神圣性”表現為四個方面：共同體、領土、歷史和命運。史密斯認為，這四個方面過去被視為現在也還繼續被視為“神圣的”。各民族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這四個方面作為致敬和奉獻的目標，并視之為他們自己的目的。總之，民族主義的實踐需要合作和政治團結，而這種合作和政治團結又需要一個被定義得很好的架構和政治舞臺，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這樣的架構和政治舞臺就是擁有統一的領土、以自己的歷史和命運與“他者”區別開來的人們共同體所形成的“民族”。這樣的“民族”無疑具有宗教所需要的“神圣性”。

關于思鄉的詩歌范文第5篇

關鍵詞：《鄉村愛情》；音樂特色；劇情風格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3-0157-01

一、音樂整體設計精巧

《鄉村愛情》是一部農村青年青春勵志劇，它塑造了一群鮮活而富有新時代氣息的有理想、有抱負、勇于進取的農村青年形象，多角度展現了農村生活的畫卷。映片音樂確定了以歌曲為主，器樂曲為輔的整體設計，全劇創作了三首歌曲分別用在片頭、片尾及劇中的個別地方，起著點明主題、指明事件發生地點、確立風格、襯托氣氛的功用，而器樂曲則主要用在劇中作背景音樂，起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喧染矛盾沖突的作用。

《鄉村愛情》是一部反映東北農村青年生活、勞動和愛情的輕喜劇，在改革開放的今天，農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現代生活感染，現代城市生活的一些觀念、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農村青年生活中去，《鄉村愛情》如果單純用傳統的民族音樂來反映，那既不現實，也失偏頗。作曲家清醒地看到這點，它在運用民族音樂之時，融入了現代音樂的元素，使整部音樂民族風格濃郁的同時，又不失時代特色和時尚，這主要表現在旋律寫作中節奏的運用、演唱方法與伴奏樂器的使用上。

二、顛覆宏大的敘事情節

首先體現在敘事主題深度感的消失。《鄉村愛情》從平民化的敘述視角切入，講述的是發生在東北象牙山村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些故事。他選取的都是些農村老百姓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一些再瑣碎不過的小事情，這些小事情可有可無，可多可少，不具有深刻的意義，造不成多大的影響，卻構成了這些長在大山深處的老百姓的全部生活。這些小事情構成了一個個小故事，沒有一個統一的重大主題貫穿其中，包括發生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的一些愛情糾葛，也都是這些故事碎片中的一部分，劇中敘事“放棄了對終極意義、絕對價值、生命本質的苦苦追求”，展現給觀眾的是“一些無深度的但卻是生動有趣的故事、人物、場景”。

其次是“反英雄”人物角色的塑造。《鄉村愛情》中的角色都是些再平凡不過的農村小人物，是現實生活中很少被關注到的邊緣人物。他們身上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也有著農民的質樸和善良，在他們身上找不到拯世濟民的崇高理想，有的是為著小日子各自打的小算盤。無論從人物形象、性格氣質還是理想追求上，他們都與傳統敘事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遠，《鄉村愛情》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沒有英雄卻同樣精彩的平民世界。

再者是敘事結構的開放性和延展性。《鄉村愛情》是由一個個發生在這些小人物生活中的小故事拼貼起來的，這些小故事前后之間并不追求連貫完整、前呼后應，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只要這些人物存在著，生活著，類似的小故事就可以被無限復制和任意拼貼，因而故事的敘事結構和結局呈現出開放性和延展性的特點。

三、在笑聲中解放人望

現代主義要求用理性來壓制人的本望，用法律道德規范來約束人性中的劣根性，從而維護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價值觀的絕對地位。

后現代主義則是對現代主義的一次反叛，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任性而為，主張解放人望，追求簡單直接的欲望滿足和。

追求也是人類的總體欲望。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雖然還未真正進入所謂的西方的后現代社會，由于科技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日益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壓力，生活在相對發達的都市的人們已明顯感受到了后現代文化的氣息，并深受其感染，潛意識里渴望通過一種安全的方式緩解壓力，解放被壓抑的欲望，獲得某種心理慰藉。

《鄉村愛情》中每個角色的出場都可謂是人性的本色表演，這些鄉村小人物身上都帶著或多或少的人的劣根性和欲望，但他們從不刻意去掩飾或壓抑，把一切都展現在臉上、言談舉止間，反倒讓觀眾感覺到有故意去展現人性缺點和欲望的嫌疑。趙本山運用他獨具特色的幽默方式把這些人物身上的缺點和欲望喜劇化，把這些明顯缺點變成了這些人物身上的特征符號和出彩點。

四、結語

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信息傳播工具更推進了大眾影視娛樂文化的繁榮和多元發展，廣大影視觀眾的審美眼光和欣賞口味也變得更為挑剔和難以把握，《鄉村愛情》卻以講述平凡的主題、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的農村題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以一種寬容、平等的姿態走進觀眾的生活和內心，給觀眾送去簡單干凈的快樂和慰藉。而那種只把目光鎖定票房，一味為搞笑而進行后現代元素的拼貼、復制、仿效的影視作品，只能抓住后現代文化的一些皮毛，獲得的也只有觀眾不屑一顧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