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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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貨幣范文第1篇
2、基礎貨幣的特征：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性負債，而不是中央銀行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是中央銀行通過自身的資產業務供給出來的；
3、是通過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和調節的變量對它的影響，達到調節和控制供給量的目的；
4、是支撐商業銀行負債的基礎，商業銀行不持有基礎貨幣，就不能創造信用；
基礎貨幣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匯儲備 外匯占款 基礎貨幣
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外匯儲備增長迅猛。據央行金融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31811.48億美元。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后果就是使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發生了轉變，外匯占款超過了國內信貸投放的額度，成為我國基礎貨幣的主要投放方式。外匯占款越來越成為我國央行基礎貨幣乃至整個貨幣政策操作和管理的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之一。
一、外匯占款分析
(一)外匯占款概念(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
外匯占款是指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銀行在購買外匯資產的過程中付出外匯占款.而買人的外匯資產則統稱為外匯存底。各國央行基于貨幣政策而購買外匯資產和一般商業銀行付出本國貨幣的行為均屬于外匯占款。
大陸近年來外匯占款大幅增加.主要是因為大陸對外貿易增加及外來直接投資增加兩大原因。
(二)外匯占款問題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金融資產，它的增加無異于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儲備增加越多，人民幣的發放增長越快。官方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買并持有的.其在貨幣當局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這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還弱化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
二、我國基礎貨幣結構性變化分析
從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基礎貨幣構成中央銀行的主要負債，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條：①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再貸款；②對政府部門(財政部)的貸款；③收購金、銀、外匯等儲備資產投放的貨幣。前兩項統稱為中央銀行國內信貸，第三項主要部分是外匯占款。中央銀行主要依靠國內信貸和外匯儲備(外匯占款)的變化達到控制基礎貨幣供給的目標。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外匯儲備數量的持續增長.使得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結構發生了改變。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的比重上升.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越來越大.它取代再貸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要渠道。
三、外匯占款變化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貨幣供給外生性增強，央行貨幣調控能力降低。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提高了貨幣投放對外匯儲備和可兌換貨幣的依賴程度.使外匯渠道的人民幣投放成為決定貨幣投放的首要因素。由于外匯儲備與外匯占款的相關性，外匯儲備的波動會很快反映在外匯占款上。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增長和波動的幅度驚人，外匯儲備變動的波動和現實上的難以預見性.導致央行只能在外匯占款形成之后被動地進行操作，央行對基礎貨幣調控能力大大下降。
控制貨幣供應量與穩定匯率的兩難選擇，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是幣值穩定的目標，而在現行的匯率管理體制下，央行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只能被動地吸收外匯，外匯買入量越大，貨幣供應越多；為減少通脹壓力，央行又必須靈活調節匯率水平。
外匯占款對沖的不可持續性，影響貨幣政策效果。中央銀行用于對沖回購的工具主要有中央銀行再貸款、國債、央行票據。央行的再貸款和國債是有限的，剩下的就只有央行票據。央行票據一般為短期，要順利地維持對沖，必須頻繁對票據展期，央行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不得不經常面臨無券可用的尷尬境地。
四、減弱外匯占款增長對基礎貨幣調控不利影響的建議
目前國際收支雙順差和現行外匯結售匯體制下.不斷增加的外匯占款形成了基礎貨幣的內生性增長.外匯占款己經促成我國貨幣政策的被動性。由于我國外匯儲備從國際戰略和政策傾向角度考慮，近期內不會趨于減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貨幣政策由變動為主動，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基礎貨幣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從交易的視角來觀察,誠信制度是貨幣制度的基礎。貨幣媒介商品交換的同時把直接的買和賣從時間和空間上分離開來,貨幣持有人將面臨雙重困境:幣值穩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貨幣持有人的信息劣勢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顯貨幣本身所承載的承諾和信任問題。因此,貨幣媒介交易功能發揮依賴于一個良好的誠信制度,應該關注誠信制度的建設問題。
大量的文獻研究涉及貨幣發行超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及其對一國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幾乎所有的惡性通貨膨脹都動搖了甚至摧毀了一國的貨幣制度,如1923年間的德國,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爾伯格,1998)。誠然,貨幣是作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們普遍地把持有貨幣視為持有財富,通貨膨脹減少了貨幣持有人的凈收益,從而使行為主體對現金余額的持有低于社會最優水平。因此,反通貨膨脹成為各國貨幣當局共同的目標選擇。但如果我們全面地審視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這一功能,我們會發現,伴隨著交易的整個過程,在幣值穩定這一貨幣制度的核心內涵之外,一個良好的貨幣制度還需要一個基礎條件:就是良好的誠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了分工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勵下,人類社會就會不斷地追求分工的精細化。以楊小凱等為代表的超邊際分析文獻指出,經濟發展就是一個分工演進的過程(楊小凱,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來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樣,交易是一個改善參與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時,交易表面上是雙方交換占有物,其實質卻是控制人們行為方式和組織人們協作的制度安排。一個人如果發現另一個人擁有他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必須擁有為別人所合意的東西,這就誘使他為了別人的合意而從事生產和服務。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產力的好處與增加交易費用的壞處之間的兩難沖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決定(楊小凱,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市場的擴大和經濟的成長,降低交易成本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貨幣制度演化的邏輯
貨幣是一種有利于促進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貨幣是作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沒有貨幣,交易將陷入“需求的雙重巧合困境”,另外,沒有貨幣,交易將面臨著“計價的困難”,在一個具有N種商品的交換經濟里,沒有貨幣媒介的交易價目表將包括N(N-1)2個項目,而貨幣的引入使價目表降低至N個。
在貨幣的起源問題上,Yang,andNg(1993)證明,哪種商品會充當貨幣依賴于各種商品的交易頻率,只有那種經常進入交易領域并被大家拿來與其它商品相交換的商品才會成為原始的貨幣。清瀧信宏和穆爾(2002)在一個時間維度的Wicksell三個時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問題是貨幣起源的根本問題。人們在交易中做出多邊承諾(信任問題)的困難使貨幣成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貨幣是信任的載體,貨幣充當交易媒介是以承諾和信任為基礎的。
貨幣的演化是從實物貨幣到金屬貨幣再到目前的紙幣,其過程內涵著一個經濟發展,分工深化,市場擴大對貨幣的需要從質(信任的擴展)和量(交易額及頻率的提高)上不斷提升的邏輯。當市場范圍從方圓十多里擴大到數百里時,每宗交易從一只羊擴展到一群羊時,貨幣就從具體的實物發展到了金屬;在二戰后西方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世界財富總量迅速擴張,其對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這時,黃金充當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約束。事實上,人類社會很早就發現了金屬貨幣過少而帶來的交易不便的問題,9世紀初紙幣就在我國出現。西方也很早發現了交易中金屬貨幣的量的約束。在13世紀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匯票作為一種媒介交易的手段進入交換領域,隨后而至的是公共債券和各種各樣的銀行券(布羅代爾,1993)。這些為解決交易中金屬貨幣的量的約束的貨幣符號的出現和參與流通,為紙幣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作為金屬貨幣符號的匯票、銀行券,始終是生存在金屬貨幣的陰影之下的。當金的儲量與交易對媒介的需求出現較大缺口時,貨幣最終擺脫了物的束縛,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貨幣符號:紙幣。
紙幣的出現是人們對貨幣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產生的預期趨同的結果。市場的擴大,交易額的增長,使媒介交易的金屬貨幣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約束,市場的成長要求尋找新的交易媒介,這是經濟條件的變化所導致的貨幣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貨幣的演化過程中也充滿了政府干預的痕跡,政府往往通過法律來強制性地規定法定貨幣的流通。盡管紙幣本身一文不名,當人們相信紙幣(不論這種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結果)可以在較長時間內換來相同價值的物品,并且這種相信成為一種慣例時,人們就會接受和持有紙幣。因此,紙幣是一種制度化的產物。
三、貨幣持有人面臨的兩個困境
貨幣流通的基礎是交易的需要,貨幣流通的背后是微觀經濟基礎從事的市場交易,因此,貨幣的流通是微觀經濟基礎支撐的。在媒介交易的過程中,貨幣持有者將面臨兩個困境:一是幣值穩定的困境。由于紙幣發行者的通貨膨脹傾向,持幣者將面臨貨幣貶值的損失(有關這方面內容,本文略去不談)。二是信息困境。在尋找交易對象和從事交易的過程中,貨幣持有者顯然處于信息劣勢的地位,作為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者,貨幣持有者顯然沒有賣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勞務的質量信息;作為金融市場上的貸出者,貨幣持有者顯然沒有借款人更了解項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資信狀況。這樣,作為委托人的貨幣持有者就會遇到問題,由此引出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問題。與物物交換相比較,通過貨幣媒介的交換極大地促進了交換以至于經濟的發展,但通過貨幣媒介的交換同時也把商品的買賣分割開來。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勞務換取貨幣之后,貨幣的持有者就同時擁有了對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的要求權,即貨幣持有者在讓渡貨幣的所有權時必須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換句話說,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須同時提供誠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易。從這種意義上講,交易對誠信的要求是從貨幣作為交易媒介開始的。誠然,物物交換也存在誠信問題,但由于物物交換的范圍局限于地緣、血緣等關系的制約,誠信的供給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貨幣媒介之后,交易的頻率和空間空前擴大之后,市場從熟人社會走上匿名社會之后,對完整意義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對交易的質量的需要,才使誠信變得日益受人關注。
四、誠信制度
誠信是一種節約交易費用,保障交易質量的制度安排。交易雙方的彼此信任能夠減少信息搜尋、信號顯示、信息甄別、契約訂立從而建立交易關系的信息處理費用與談判費用;誠實守信的交易者能夠自覺遵守契約從而減少契約的實施和監督成本。如果我們把交易看作是一種商品,把誠信看作是另一種商品,顯然這兩種商品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貨幣持有者只購買到了“交易”而沒有購買到與之相關的“誠信”,“交易”這種商品給他帶來的效用就會大幅度下降,這樣就會強化人們對“誠信”這種商品稀缺性的感受,從而限制他們對交易的需求(同時也是對交易的媒介物貨幣的需求)轉而謀求自給自足。只有在購買到了“交易品”,又同時購買到了與之相關的“誠信品”之后,人們才會切實地感受到交易的好處,貨幣媒介商品交換才會暢通無阻,市場交易的擴展才會以更快的速度進行。交易的賣方(貨幣持有者對應的一方)是否提供誠信,均會帶來其收益的變化。失信的當期收益主要來自于機會主義行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預期收益主要來自于信譽租金。如果守信帶來的預期收益的貼現值大于失信的當期收益,人們就會選擇誠信;如果守信帶來的預期收益的貼現值小于失信的當期收益,人們就會選擇失信。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有無誠信,關鍵在于經濟主體對信譽租金與機會主義行徑的當期收益的比較。因此,要保障足夠的誠信供給,關鍵在于提高經濟主體對信譽租金的預期,和降低機會主義行徑的當期收益。前者需要一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以自由契約為特征的市場競爭制度;后者需要一個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辯系統等。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不需要誠信,一切經濟活動都由計劃來指導,在轉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由地緣、血緣等特殊的紐帶供給的誠信基本上可以滿足對誠信的較低水平的需求。在經濟轉型中,隨著市場的深化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臨著高度專業化分工,卻要滿足多樣化需求的個體,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對誠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對誠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沒有帶來誠信的供給的增加。
原因在于轉型經濟中的機會主義大行其道,作為消費者,個體希望購買到一流的產品和服務,而作為生產者,他又往往抵擋不住假冒偽劣的利益誘惑。就這樣,伴隨著經濟轉型,誠信問題愈來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客觀地講,誠信的缺失緣于市場交易的擴大對誠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場經濟深化和市場范圍擴大的必然。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增加誠信的供給。增加誠信的供給不能單純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單純依靠政府的監管,盡管在司法不完備,缺乏獨立的中介機構(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的情況下,政府監管權力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誠信的供給。但從根本上講,一個良好的社會誠信基礎,需要我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以自由契約為特征的市場競爭制度,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辯系統等。
五、結論
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是一種促進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貨幣制度的演化過程中內含著交易對其媒介的需要從質和量上不斷提升的邏輯。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使市場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市場才得以從熟人社會走向匿名社會。但由于貨幣媒介交易把直接的買和賣從時間和空間上分離開來,在直接的商品買和賣之間,貨幣持有人將面臨幣值穩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導致的貨幣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問題,由此就引出了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問題,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須提供誠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易。因此,從交易這一視角出發,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誠信制度的支撐,離開了良好的誠信制度的支持,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會大打折扣,交易、市場的范圍和規模而是經濟成長就會出現萎縮。因此,誠信制度是貨幣制度的必要支撐。如果說貨幣制度是一國經濟運行的核心基礎的話,誠信制度則是這一基礎的基礎。
本文的政策含義是:貨幣當局應該關注誠信制度的建設問題。原因在于,誠信的缺失將加劇貨幣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從而使現金余額的持有低于社會最優水平。
【參考文獻】
[1]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M].北京:三聯書店,1993.
[2]清瀧信宏,約翰·穆爾.罪惡是所有貨幣的根源.載吳敬璉.比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基礎貨幣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貨幣內生性；貸存比；準備金制度；合作博弈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01-0043-05
一、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實行從緊，中介目標卻未實現緊縮
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是以數量型指標的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以超額準備金和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作為操作目標。2007年6月，中央根據國內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提出了“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任務，央行隨即采取由“穩中適度從緊”向“從緊”轉變的貨幣政策，在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期間。12次調整了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將當初的11％升高至17.5％；同時，運用“窗口指導”對商業銀行貸款增長幅度作了調控。經過央行高頻度、高比例地對存款準備金深度凍結，對貸款規模作了限額約束，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和貸款增長率較大幅度地收縮；但結果是，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卻未實現緊縮。仍然保持17.2％的常規增速(表1)；銀監會統計也顯示，2008年6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總額為57.7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0％；負債總額54.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4％(表2)，商業銀行資產與負債均呈高速增長態勢。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實行從緊，中介目標卻未實現緊縮，究竟是什么因素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二、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創造了流動性
1、境內投放外匯，派生出人民幣流動性。
央行運用外匯儲備通過中央匯金公司向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注資，原意是避免以人民幣注資會增加市場流動性。其實不然，因為當市場上美元貸款利率低于人民幣貸款利率，而人民幣匯率又呈升勢時，會生成套利機會；原本借入人民幣即期購匯后支付的進口商選擇改借美元貸款后進行現匯支付，此時，國有銀行用注資所得外匯在境內放貸，同時吸收進口商人民幣資金買入美元遠期合約，并以遠期購匯對沖美元貸款。其結果是銀行與進口商在這貨幣掉期交易中均獲取了收益，但進口商的外匯來自于即期購匯還是外匯貸款，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所體現的意義并不一樣。原本通過即期購匯沖銷的人民幣，如改為商業銀行外匯貸款付匯，一年后購匯還貸，將會擴張一年的流動性：上市銀行用境外IPO募集的外匯資本金，商業銀行用結構性外匯理財所吸收的外匯用于境內放貸，或將人民幣貸款規模受限所溢余的人民幣資金在外匯市場上敘做人民幣與美元的掉期，融入美元用以放貸。同樣會擴張流動性，因為外匯貸款對即期購匯具有擠出效應，其實質是引入境外流動性。
2、偽結構性理財產品，規避存貸款監管。
外匯保本固定利率的結構性存款，其原理是中資銀行向境外投行賣出一項美元利率期權，雙方按照約定的期限、利率基準和合約額進行利息差交割，買入方擁有提前終止權，因此中資銀行將該項美元存款理財產品轉售于零售客戶時，提前終止權成為該產品的結構性條件。按照銀監會規定，此類結構性存款產品應將基礎資產與衍生交易部分相分離，基礎資產(即本金)應按照儲蓄存款業務管理，衍生交易部分(即利率期權)應按照金融衍生產品業務管理。但當人民幣一年期遠期匯率升幅達9％時，市場套利機會拉動美元貸款利率的飆升，此時，有的商業銀行以遠高于結構性存款的利率創設美元結構性存款產品，卻以純粹的外匯貸款形式在境內市場貸放，形成偽結構性存款產品，從中套取存貸利差，其結果同樣是擴張了市場流動性。
三、日趨增強的貨幣內生性機制弱化了央行的調控能力
貨幣內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是由經濟運行本身的內在要求決定的，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只能是一種被動的適應。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民經濟的投入產出、物價、利率是由國家所制定，相應的貨幣供給可由央行外生性決定，但在我國現階段正處于市場經濟高速發展時期，GDP的增長速度持續保持在9％以上，2003年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更是保持了24％以上的超高增長率，資金密集型產業――房地產、汽車制造業、交通能源行業的過度發展，市場資本報酬率的提高激發了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這些經濟要素的演變刺激了經濟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機制逐步凸現，并在商業銀行充分發揮貨幣創造能力的作用下。使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測性、可控性日趨減弱。
四、現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機制并不能有效調控流動性
央行現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主要有：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利率、匯率、外匯掉期和窗口指導(貸款限額)，其中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外匯掉期和窗口指導(貸款限額)都屬于數量型操作工具，通過外生性機制調控貨幣供給；利率、匯率為價格型操作工具，借助內生性機制來影響經濟實體對貨幣的需求。從央行操作情況看，當國民經濟高漲促進貨幣需求增大時，數量型操作工具的調控作用有其局限性。
1、逼近臨界點的超額準備金率形成倒逼機制。
由于存款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同屬于央行儲備貨幣范疇，忽略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和流通中現金的變動因素外，存款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之和應為一常數，兩者形成此長彼消的關系。當存款準備金率由2007年6月末的11.5％上升至2008年6月末的17.5％，調高6個百分點，此時超額準備金率理應同步下降6個百分點。但從表2反映，同期商業銀行體系超額準備金率僅下降1.05個百分點，這部分超額準備金的壓縮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具有收縮作用，但是，另外4.95個百分點增長的存款準備金顯然是以商業銀行持有的央行票據到期，央行兌付所投放的基礎貨幣來繳納，或以外匯方式進行繳納；前者對人民幣貸款不具有收縮性，后者可以減少引入境外流動性。因此可以認為，商業銀行體系超額準備金率的臨界點在2％附近，一旦低于此數值時，就會產生存款準備金與央行票據的對沖效應，即商業銀行以減持央行票據來應付上漲的存款準備金，形成商業銀行與央行的非合作博弈，其結果將會導致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邊際效用趨于零。當商業銀行體系超額準備金率居于臨界點時，易誘發系統性支付風險，此時反而形成對央行的倒逼機制，如遇新股申購時，央行只能采取防御性操作，運用逆回購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據和央行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央行與商業銀行敘做美元掉期并未收縮流動性。
央行在2005年曾運用衍生工具――外匯掉期來吸收流動性，即與商業銀行敘做美元與人民幣掉期業務，并規定商業銀行通過掉期換入的美元不能結匯，只能用于投資外匯資產。這項在國外央行很有效的操作工具在國內卻未能發揮預期效應。因為在現行外匯管理制度下，商業銀行和借款人并不能將換入的美元到離岸市場上去運作。唯有將這部分美元貸給境內企業用于進口付匯，與此同時企業相應減少了人民幣即期購匯的需求，一年后，企業將以人民幣購匯或經常項目的收匯還貸，商業銀行再向央行贖回人民幣。顯然，掉期交易具有替代即期購匯的效應，而即期購匯能夠對沖人民幣，所以掉期交易相對即期購匯并沒有減少市場流動性。僅具有擠出短期外債的效應，而短期外債的實質是引入境外流動性，所以只能認為，掉期交易相對短期外債，具有減少流動性的作用。
3、信貸資產掉期交易，規避貸款限額。
近年來央行運用窗口指導，向商業銀行下達新增貸款限額，以控制信用膨脹，同時支持商業銀行開展金融創新，引導社會直接融資。當商業銀行面臨企業融資需求增大，貸款規模受限時，便通過金融創新，競相開展與信托公司的貸款掉期交易，如信貸資產集合計劃、票據資產集合計劃等理財產品。此類產品的特點是，商業銀行將表內的若干信貸資產打包后賣給信托公司，并與信托公司約定在到期日時回購，同時，信托公司將打包的信貸(票據)資產集合計劃銷售給銀行零售客戶或公司客戶。盡管目前各家上市銀行對此類交易的會計處理有所不同，有的列入表內其他資產，有的作表外處理，但共同點是此類交易產品余額都已從貸款項目中剔除，亦即此類貸款已不再受貸款規模所限，而與此相關聯的信托公司的信托資產大幅上升。據銀監會公布。2008年6月末，全國54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總額已達12,583億元，而在2006年末時才652億元規模。商業銀行信貸資產信托化后，貸款增長雖未超限。但貨幣創造能力絲毫未予減弱。
五、央行貨幣政策操作應建立在與商業銀行合作博弈的基礎上
合作博弈是指由于博弈各方的相互依存性，博弈中的理性決策應是建立在預測相對人的反應之上，將自己置身于相對人的位置并為其著想從而預測相對人可能采取的行動，在這個基礎上決定自己的行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央行是金融市場的監管者，商業銀行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需要通過商業銀行體系的傳導，同時也可能對商業銀行的經營形成約束，而商業銀行是以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以市場創新為經營手段，所以兩者形成了監管與被監管的博弈關系，并影響到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因此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必須建立與商業銀行合作博弈的機制，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1、央行應公布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引導公眾預期。
央行應通過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充分研判市場對貨幣政策操作的反應。央行原在每年初公布本年度貨幣供應量的增量計劃，以此作為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但在2008年央行不再公布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使金融界失去了研判金融形勢的基準。央行無論是以數量型的貨幣供應量或是價格型的shibor為中介目標。均應予以公布，以此引導公眾對貨幣政策的預期。
央行原以某一時點的M2靜態數值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貨幣的流向和流量已越來越難以掌控，貨幣的外延也在不斷擴展，因此，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再具有可控性和相關性，而應改以利率為中介目標。利率是金融資產的價格，是一個敏感度高，影響面廣的經濟變量，與投資成本具有強相關性，利率的變動能夠對社會公眾產生很強的升(降)息預期，繼而調整投資決策，通過利率傳導機制，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債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等要素市場之間形成均衡利率。以此實現央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2、倡導企業社會責任，建立商業銀行正向激勵機制。
央行借助商業銀行的途徑將貨幣政策傳導給經濟社會，因此商業銀行具有國民經濟調節器的功能，需要倡導商業銀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加強自律性意識，積極配合央行的貨幣政策，對貨幣這一市場資源根據國家宏觀要求進行合理配置。同時監管部門也應營造金融生態環境，建立商業銀行正向激勵機制，如推出銀行業評級制度；對上市銀行應要求在年報中提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闡述本行主動踐行金融市場主體應盡的社會責任；對積極配合央行貨幣政策實施的商業銀行給予金融創新的先行權或較寬松的監管政策等。
3、縮小存貸款利差，引導商業銀行改變依賴利差收益的經營模式。
目前人民幣存貸款利差約為3.06個百分點，在國際銀行業處于較高水平。隨著各家商業銀行上市擴充資本金后，受經營利潤最大化的利益驅動，必然會更加追求存貸款規模。其結果將會削弱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和耗費商業銀行的經濟資本。現行過大的存貸款利差已成為銀行業特許經營下的一種尋租收益，不利于作為上市企業的商業銀行在這種非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生存發展。應結合2008年企業所得稅率由原來33％降低至25％的稅改時機，盡快縮小存貸款利差，引導商業銀行改變單純依賴存貸款利差收益的經營模式。
4、取消貸存比的監管約束，發展主動負債工具。
《商業銀行法》規定“貸存比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這在國有銀行高達兩位數的貸款不良率固化了巨額的信貸資產，資本金嚴重不足，而單一的資金來源僅為存款的歷史條件下，為保持銀行業的支付能力。此限定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在今日商業銀行的貸款不良率已降到5.58％的正常范圍之內，資本充足率已達到8.0％以上，撥備覆蓋率已達50％的國際銀行業水平，流動比也已滿足25％的監管要求，并且現行存款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賬戶合二為一的制度，這些都顯示國內商業銀行已達到了國際銀行業的監管要求。因此建議取消對商業銀行“貸存比”的監管約束。商業銀行的貸款是資產，存款是負債，貸存比體現的是僅僅是債權人(存款人)承擔風險的比例，但在商業銀行迅猛發展的表外金融衍生產品和不同風險度的貸款資產面前，貸存比的風控作用已顯得軟弱無能，而各國商業銀行廣泛實施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強調的則是商業銀行資本與風險的全面配置機制；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約束，本身就蘊含了風險資產不得大于資本12.5倍的極限關系。具有對債權人更強的保護作用。商業銀行的安全性是由流動性和盈利性所決定的，在商業銀行流動性資產和資本充足率達到了規定比例的約束條件下，貸存比對安全性而言已無任何實際意義，相反卻成為一項金融抑制政策。銀監會公布的數據表明，2008年9月底在華外資銀行各項貸款余額7,865.2億元，各項存款5,706.6億
元，貸存比高達138％，但其資本充足，資產質量良好、流動性充足，各項監管指標均高于監管要求，保持了穩健運行。縱觀部分外資銀行在華分行20多年來貸存比從未達到過百分之七十五的監管要求，卻從未發生過流動性風險的實際案例，更是充分論證了貸存比并不是控制流動性風險的必要條件。
防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須加強資產的流動性外，更應重視負債的多元化和穩定性。商業銀行現有資金來源除存款外，已延伸到IPO增資擴股、發行次級債、混合資本債、金融債，同業拆借、吸收同業機構存款、財政定期存款拍賣、證券客戶保證金、商業匯票轉貼現、再貼現、債券回購、同業借款、信貸資產轉讓、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元化融資工具，起到調劑“頭寸”的作用，對此，建議將同業機構存款、財政定期存款拍賣、證券客戶保證金、金融債等主動負債項目列入“存款”范疇，并交納存款準備金；同時開放“大面額可轉換讓存款憑證”融資工具，對1,000萬元以上大面額定期存款的利率實行市場化，只允許轉讓而不可提前支取，支持商業銀行以發行金融債方式籌資，提高負債的穩定性。
5、改革票據融資法規，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
銀監會規定，信貸資產證券化必須確保“真實出售”，并要實現“出表”要求(即以不附追索權方式出售金融資產，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內予以轉銷)。但目前各家商業銀行敘做票據資產集合計劃信托產品時，由于受信托公司不具有商業匯票轉貼現業務的經營許可的限制。商業銀行在將商業匯票轉售予信托公司時無法作成票據的背書轉讓，而依據《票據法》規定。票據所有權的轉移必須以背書交付形式履行。如此。該項票據的持票人仍為商業銀行，而根據國家財政部頒發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中有關“企業仍保留與所轉移金融資產所有權上幾乎所有的風險和報酬的，應當繼續確認所轉移金融資產整體，并將收到的對價確認為一項金融負債。該金融資產與確認的相關金融負債不得相互抵銷”規定的。該項票據資產仍須反映在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內，無法實現“真實出售”。對此，央行應恢復商業匯票作為有價證券的屬性，淡化轉貼現的概念，允許商業匯票在票據市場上的法人企業之間進行自由轉讓買賣。
6、實行時差準備金制度，取消超額準備金付息。
現行存款準備金制度實行按旬考核，旬后5日計交的無時差準備金模式，但由于各家商業銀行受月末業績考核、季末公布季報業績因素的影響。創造出的大量派生存款(存貸款同時并存)使月末、季末的存款余額高出平日余額的10～20％，形成波峰形態，使央行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值失真，同時存款額的波動引起超額準備金與存款準備金的轉化，繼而引發貨幣市場的波動。有效的對策為，可采取對存款準備金實行以月末時點考核的辦法，利用波峰存款會加大因存款準備金增加而產生的機會成本的作用，促使商業銀行主動平抑月末、季末存款額。當商業銀行存款額呈現平滑增長時，可實行時差準備金制度，即存款準備金在延后一個考核周期(月度)后再行繳納并保持一個周期，這樣可使商業銀行從容籌集存款準備金頭寸，同時在銀行間拆借市場上實行隔夜拆借自動回轉制度，即因當日存款準備金不足而拆入的頭寸，在次日上午即自動轉回至拆出行在央行的賬戶，以提高拆出行資金的安全性。如此，將能提高銀行間拆借市場的活躍度，商業銀行也會主動降低隔夜超額準備金，此時取消超額準備金付息制度的時機也就自然形成了。當超額準備金趨于零余額時。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傳導作用將會更加有效。
基礎貨幣范文第5篇
國務院總理6月在英國智庫演講時表示，中國不采取強刺激措施，而是進一步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實行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相結合，加強預調微調，確保經濟運行始終處于合理區間。
這一表態與此前陸續出臺的“微刺激”政策一起，宣告中國的宏觀調控步入“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階段。央行的定向降準更是被評價為從“全面漫灌”到“精準滴灌”的進步。
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工具的組合拳中，新型調控工具的入場和調控力度的把握都因上半年的結構性“微刺激”而進入觀察期。
兩波“微刺激”
在貨幣政策上，第一波“微刺激”主要以一季度的“寬匯率、穩貨幣”為核心。
據海關統計顯示，按人民幣計算，第一季度中國進出口值為5.9萬億元，下降3.8%，第二季度進出口值為6.5萬億元，增長1.8%，增速已經開始轉正。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宏觀研究員劉學智認為，此前人民幣的階段性貶值，下半年開始進入收獲期。因為匯率貶值對出口的促進有大概6個月左右的時滯。
另外，央行于2014年年初創設了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和常設借貸便利（SLF）。1月份，央行在多地開展SLF操作試點，由當地人民銀行分支行向符合條件的中小金融機構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
春節后，隨著現金逐步回籠及外匯流入形勢變化，央行又全額收回春節期間通過SLF提供的流動性。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分析，央行之所以在一季度全額收回SLF提供的流動性，是不希望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太過寬松。“否則會導致表外融資擴張，不利于降杠桿。”
二季度開始進行的第二波 “微刺激”，核心是“寬貨幣”，主要是通過定向降準來實現。央行先是在4月22日針對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而后6月9日又將定向降準范圍擴大，符合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標的商業銀行也被納入降準行列。
分析人士指出，此舉主要目的在于配合結構調整的需求，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對“三農”和小微這兩類實體經濟中的薄弱環節進行政策傾斜，本質為貨幣政策的預調微調。
目前來看，定向降準對實體經濟的傳導效果尚不明顯。“兩次定向降準給我行釋放了近2億元的資金。”山東一位城商行負責人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但是他也坦言，這些資金很難全部轉化為信貸，今年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更是從緊從嚴。
“很多小微企業埋怨銀行不放貸，其實銀行也有苦衷。”這位城商行負責人表示，銀行對信貸發放除考慮流動性因素外，還要受存貸比、資本充足率、貸款限額等多個硬性指標的限制。另外，如銀行壞賬率高企，銀行便“有錢不敢貸”。
央行思變
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加速下行，市場上普遍預期的更大力度的第三波“微刺激”正蓄勢待發。
從貨幣政策的調控角度來看，央行可能有待觀察現下政策的效果，再考量推出新的調控手段。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長期以來，金融體系的傳遞渠道并不順暢，因此定向調控的精準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央行研究局已經在著力研究貨幣政策到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力圖打通栓塞。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央行的初步思路是對于定向降準的銀行，一年一考核，檢測資金流向，動態調整。
央行公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二季度會議內容顯示，央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此外，二季度例會新聞稿較一季度還增加了“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和“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
這在業內人士看來，未來包括定向降準、再貸款、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工具的使用范圍和量級均可能擴大。
7月10日，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記者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央行想要讓政策利率引導市場利率，正在為短期和中期利率準備兩個或三個政策工具。
這一表態似乎驗證了近期傳聞央行正在創設一種新的基礎貨幣投放工具――抵押補充貸款（PSL），并通過PSL的利率水平來引導中期政策利率。這是利率市場化漸趨成熟后可采用的一種價格型調控工具。
上述央行人士向記者指出，央行早已試圖將貨幣調控手段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型。只是由于以往外匯占款增長過快，為了保證人民幣匯率不至于過快上漲，央行不得不進行流動性對沖。而如今外匯占款的情況有所改觀，為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轉型提供了市場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