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語錄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牛根生語錄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牛根生語錄范文第1篇

6月10日晚蒙牛乳業公告宣布，現年53歲的公司創始人牛根生辭任董事會主席，并說他今后計劃將大部分時間投入慈善工作，實現他數年來的夙愿。一石激起千層浪，老牛轉身慈善的做法反而引來了更多“倒牛”的聲音，而牛本人卻一直緘默。

很快，該話題就上升至“對公眾智商的侮辱”的層面。有網友發文痛斥牛“作為乳品行業的企業家卻展現了一個很丑陋的形象”，并教牛根生們別將自己的貪欲以慈善的目光緊盯政府官員，而漠視了受傷害的孩子們。

牛根生到底干了什么？他冒犯了什么？“老牛語錄”又會增添什么新內容，是童趣嗎？

在牛根生12年的創業生涯中，屬于他的榮譽和光環實在太多。對于一個善打感情牌，又深諳“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牛根生來說，民族品牌的噱頭無疑讓他在短期內贏得了其后臺老板“摩根斯坦利”的賞識。

在“城市多喝一杯奶，農村致富一家人”，“一個產品，抓眼球，揪耳朵，都不如暖人心”的“老牛語錄”的渲染下，蒙牛很快將染色的紅旗插到了乳品業的山頂上。

然而，“過去信之愈深，今天責之愈切”，老牛的種種被一塊三聚氰胺的板磚拍得體無完膚。

2008年9月的兩批全國液態奶三聚氰胺專項檢查，蒙牛都“光榮”地上榜。而牛根生在博客中寫的《在責任面前，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負起完全的責任》也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當然，他的新浪博客此后也再無更新。

老牛真的啞然失語了，一夜之間他從一個民族偶像跌落到道德虛偽的典型。更可怕的是，蒙牛蔫了、股價暴跌、產品下架，一個乳品帝國瞬間搖搖欲墜。

身處漩渦中心的老牛可能會感慨，為什么有這么多人喜歡落井下石而不念及蒙牛和他的貢獻？但他忽視了宋江在關鍵時刻只知跪地求饒的舉動，并不能博得觀眾的同情。他本人更將宋江的做法發揚光大了。寫萬言書、面對“大佬”潸然淚下，在失信天下之后，他只有硬撐著老臉去打感情牌了。

但是，2009年2月蒙牛被爆“特侖蘇OMP可致癌事件”，再次表明他還沒有學會坦誠，先前流下的只是鱷魚的眼淚。

盡管那次老牛學乖了沒有露面，但仍然逃脫不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長期拷問。

牛根生語錄范文第2篇

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究竟誰決定誰?

在從事人力資源咨詢工作的這幾年時間里，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項目組給客戶設計的薪酬與績效方案在提交給客戶之后總是免不了要做很大的調整，否則無法獲得客戶高管的認可。而這種調整通常又經常出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客戶認為項目組提交的崗位年度總薪酬的市場水平過高，需要調低；其二是員工的收入當中，績效部分(也就是浮動部分)的比重過低，增加了企業的固定成本，無法有效激勵員工。

本文正是就此話題將民營企業的薪酬管理與企業競爭力和市場地位的關系，與外資同行進行橫向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比較之后發現了一個驚人的規律：有能力并愿意支付具有競爭力薪酬的民企，其市場地位和企業競爭力也遠高于那些有能力但不愿意支付具有競爭力薪酬的企業。

談到這里，許多人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是較高的支付能力和市場地位決定了支付意愿，還是支付意愿決定了市場地位和企業競爭力?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如下一些信息：

外企與民企，兩本賬兩重天

恐怕絕大多數求職者在面臨職業選擇的時候都會首先考慮外資企業，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原因很簡單：外企的薪水高，福利好，而且有著良好的培訓和員工發展機制；而國內絕大多數民營企業無法與之相比。與之對應的市場表現也極為鮮明：如果購買力許可，消費者在買汽車的時候會選擇奔馳、寶馬、沃爾沃等品牌，購買家電會選擇飛利浦、西門子、松下等品牌……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而足。

外商們在中國掙得盆滿缽滿，而且還能夠享受各種稅收政策；而眾多民營企業，尤其是出口型、外向型企業，一方面要面臨原材料與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還要面臨人民幣升值、降低出口退稅的壓力，而由于他們在整體戰略和創新機制上的缺失，因此幾乎無一例外都以降價來爭奪市場，陷入發展的惡性循環。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我看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國內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都普遍缺乏對人才的真正尊重，缺少對平等、契約和分享精神的尊重。盡管這些民營企業的老板們口口聲聲說求才若渴，但真正要給錢的時候，卻總是有許多“高明”的辦法來盡量少支付，即便是有的民營企業聘請了咨詢公司給他們重新設計薪酬和績效體系，卻少有能夠不“修改”就能通過的薪酬方案。反觀外資企業，尤其是一些我們所熟知的大型跨國公司，每年都會定期的(通常在年底)通過各種渠道來獲取外部市場的薪酬信息。在獲取外部市場的薪酬數據后，第二年年初都會對所有崗位的薪酬進行動態調整，確保公司的薪酬能夠與外部市場保持同步或者領先。原因也很簡單，并不是外企們有多么高尚，萬里迢迢來到中國做活雷鋒；也不是因為外企們實力雄厚，心甘情愿向員工支付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和福利。只不過外企們算的不僅僅是薪酬這本小賬，他們更懂得算有了人才就有了市場份額和高額營業利潤這本大賬。

反觀國內的許多民營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所關注的不是如何設置科學有效的薪酬體系，以最大限度地激勵員工，而是如何在員工能接受的前提下盡量地控制人力成本――在這兩種不同咨詢／培訓需求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付薪哲學在影響著外企與這些民營企業在組織管理上、在用人之道上的巨大差異。

外企與民企在付薪理念方面的巨大差異，歸納起來主要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1　外企將人力投入視為一項長期性的投資，而非成本的概念；而大多數民企則將人力投入視為一項成本，并且視其為企業成本控制的重要手段。

2　外企鼓勵并肯定員工對個人價值和財富的追求，并且也致力于通過健全的培訓與發展機制幫助員工成長；而大多數民企則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為員工提供培訓和發展的投入，因為他們擔心員工的能力提升之后會以此要挾公司加薪。

3　外企信奉高投入高產出的經營哲學，在員工投入與產品研發上投入很大。優秀的外企認為，有了優秀的員工就等于有了人才的優勢，有了人才優勢就會有優良、先進的產品，有了優良、先進的產品就有了可觀的市場份額和利潤：而這些民營企業家們則要求員工先別提條件，干出業績再談報酬；對于研發，能不投入就不投入，因為可以通過模仿來解決。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付薪哲學，折射出外企與民企之間截然不同的基本假定，而這些基本假定直接導致了不同的市場表現。比如在IT行業，IBM占據著硬件和服務領域的絕對優勢，國內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信運營商所用的服務器基本都是IBM公司的產品，盡管IBM的產品價格遠高于曙光、浪潮、聯想等企業生產的同類產品；與之對應的是，在同等職位序列和職位等級下，IBM的員工收入至少是曙光、浪潮、聯想等知名企業員工的1倍。而IBM公司每年用于員工培訓的投入占據公司年度收入的1％～2％，每名IBM的員工每年至少會有15～20天的培訓時間。

本土高明者＆高尚者典范

回顧民營企業，在各自的市場上占據領先地位甚至是將外資擊退的企業猶如鳳毛麟角，個中的典范一個是蒙牛，一個是華為。這兩家企業都在各自的行業里占據了絕對領先的市場份額，而如果將這兩家企業的成功因素做一個對比分析的話，有三個方面和各自所在行業的外資領先同行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蒙牛和華為會算小賬更會算大賬

蒙牛的液態奶事業部、冰激凌事業部員工的平均薪酬水平均高于本土同行，與外資同行(雀巢、聯合利華)相近。這也從一個側面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蒙牛能夠在創立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以火箭般的速度占據了中國乳制品企業數一數二的位置。在其飛速成長的背后，其高投入高產出的付薪哲學與外資企業們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蒙牛也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據不完全統計，蒙牛每年用于員工培訓的投入約占其營業收入的2％左右。

對于華為這家讓人肅然起敬的本土高科技企業，恐怕普羅大眾聽的最多、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質量優良的產品，也并非華為是最早一批成功實現國際化的企業，而是其令人艷羨的、不輸外資同行的薪酬福利。

反觀許多民營企業，不要說斥巨資用于員工培訓和產品開發，甚至連基本的崗位培訓也不想做。企業整天想著通過各種手段給員工洗腦，盲目強調員工忠誠于企業、忠于老板。結果呢?人力成本的支出固然是降低了，可員工離職率居高不下，留下來的都是庸才，更可怕的是企業的營業收入、市場份額不斷降低，企業變成長不大的小老樹。真不知道這些企業的老板們是不懂算賬呢，還是抱有僥幸心理。

蒙牛和華為的企業文化是典型的分享型文化

恐怕每個人都能記住牛根生的一句知名的語錄“財聚人散，財散人聚”。其付薪哲學也很簡單：讓員工分享企業成長的成果，并且牛根生也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不像許多民營企業的老板們那樣總是給員工畫餡餅，真正要給錢的時候總能找出N個理由克扣或者拒付。

高科技領域的華為，在20年的時間里造就了近千個百萬富翁和近百個千萬富翁，按照任正非的說法就是“不讓雷鋒吃虧”。而無論是蒙牛還是華為，其付薪哲學都與外資同行相似，都與新教倫理的平等、契約、分享的精神高度吻合(見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

蒙牛和華為把員工當凡人而非圣人

人性其實無所謂本善或本惡，人性的核心是本私。所以，無論是那些優秀的外資企業，還是華為、蒙牛這些優秀的民營企業，他們都清楚員工是凡人而非圣人，他們都了解員工是有物質和精神需求的，因此他們也尊重并竭力滿足員工的物質需求和成長需求，這也換來了員工的努力工作與忠誠。道理同樣很簡單，絕大多數人、絕大多數員工都是凡人，都有追求物質、名譽、地位的需求，都有追求成長的需求。

反觀那些天天將奉獻、覺悟掛在嘴邊，各種強調忠誠和無條件執行的標語口號上墻的民營企業們，似乎還沒有哪一個成為業界的數一數二甚至是前列的。想必，這可能是因為這些企業的老板們誤以為員工是圣人，每到發錢的時候都能夠找出很多高明的辦法減少薪酬支出，總有許多辦法和說法來降低人員支出這本小賬的緣故吧。

牛根生語錄范文第3篇

關鍵詞：現實主義；《拓跋樹娥》；底層；拓跋家族；歷史

在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被大量濫用的當下中國文化語境里，再談到已經久違了的“現實主義”似乎已經顯得非常落伍了。即就“現實主義”這一名詞本身而言，自20世紀以來，也被附加上了諸如超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許多新鮮的標簽而變得駁雜不一。所以，我在這里盡量小心翼翼地使用“傳統現實主義”一詞，正是為了與以上這些形形的現實主義變種劃清界限，以避免各種不必要的誤會。我所謂的傳統現實主義，指的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從巴爾扎克、狄更斯、果戈里、托爾斯泰到中國的魯迅、巴金以至當代的柳青、路遙這樣一條主線下來的偉大寫實傳統。《拓跋樹娥》這部超過百萬字篇幅的小說，是青年作家劉牧之近年來推出的一部力作。他所采用的正是在今天的文壇上已經不那么時髦的傳統現實主義技法。作者以質樸的筆觸詳盡地描繪了一個普通陜北家庭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從“”中葉開始至改革開放前后近20年間的滄桑歷程。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作者曾多次前往陜北的定邊、橫山、綏德、宜川等地深入考察，采訪了一大批具有相關生活經歷的普通農民。可以說，小說是在大量生動、鮮活的生活素材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是對其時底層民眾生活圖景的原生態反映。其現實映照性與歷史穿透力，自不容有絲毫質疑，正如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星先生所言：“劉牧之最有可取之處的就是扎扎實實寫人物的生活和命運。……故事很突出，情節曲折，人物性格飽滿，具有很深的憐憫情懷，給人的感覺就是真實的、真誠的命運小說。”①傳統現實主義小說講求人物典型的塑造，《拓跋樹娥》在這方面自不能例外。小說中的汪氏與拓跋樹娥母女二人，是作者著墨較多的中心人物。她們身上集中反映了陜北普通婦女的基本特點：堅韌、勤勞、善良，卻并不古板、拘泥或迂執。有時候似乎頗能委曲求全、逆來順受，但有時候又會為了自己的尊嚴而勇敢抗爭、絕不屈服。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拓跋樹娥到楊旗鎮政府辦事，結果與鎮政府的周書記發生了沖突。作者對于這場小小沖突的展示極為傳神地反映了人物鮮明的性格特征。周書記正主持會議，拓跋樹娥恰于其時貿然闖進了會場。周書記隨口一句“叫她出去”的官僚作風激怒了拓跋樹娥，她不顧對方的權勢，敢于大聲說：“我嫌你對我的態度不好，話說得不好聽！……你今天不給我說個名堂，我就不走！”這是一個底層民眾對于自己基本人格尊嚴的勇敢捍衛，也是一個柔弱的鄉村婦女與權力意志的正面沖突。類乎這樣的場景，我們在魯迅的《離婚》、巴金的《家》這樣的小說中是怎么也找不到的,這也是中國社會雖略嫌滯重但畢竟在緩慢進步的一個表征。

與拓跋樹娥形成對照的，是她的母親汪氏。她一生飽受流離坎坷之苦卻從無怨言，總是默默地忍受，而在無言中自有一種令人敬畏的內在力量。例如，她在看了玉蓮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而導致家庭悲劇后說：“人不要胡折騰。婦女家是個寶器，自己一定要把自己保護好。不管窮富，一定要自愛，干干凈凈做人。胡折騰，就把自己毀了！”語言雖極為平實，卻折射出了一個底層婦女從幾十年滄桑閱歷中總結出來的生存智慧。在塑造拓跋一家主要人物的同時，作者并沒有忽略對次要人物的刻畫，諸如發遠的善良、依農的憨厚、老潘的刻薄、玉蓮的刁蠻，皆纖毫畢現，呼之欲出。這些人物與惡劣的自然條件結合在一起，既構成了拓跋一家所處的真實社會背景，也生動地反映了大時代環境下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造成的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在結構上也別具匠心。作者有意在每一章的開頭節引部分宗教典籍或者中國傳統的圣賢語錄，其中涉及《地藏菩薩本愿經》《四十二章經》《孝經》以及《圣經》《十不真》《弟子規》等，可以說是涵蓋了東西方的民間文化主流。作者的這一安排是頗富深意的，它一方面表現出了對于傳統的尊重，同時也起到了提綱挈領、統攝主題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缺失、信仰匱乏、靈魂無所歸依的當下，還別有一番啟示意義。它提醒我們，當面臨物欲橫流、目迷五色的現實境況時，我們不應該馳心外騖、迷失自我，而應該回歸本源、尋找初心。正是出于這一目的，小說扉頁上有了這樣的題記———“我是到娑婆世界來掛單兒的……”。眾所周知，“娑婆”一詞本為梵語音譯，漢語意譯為“堪忍”。作者在全書的開局伊始拈出此句，既是其本人心曲隱衷的夫子自道，也不乏警醒世人的良苦用心，同時也是在形而上層次上對書中的拓跋一家人坎坷遭遇的深切感悟。這便使全書籠罩上了一種宗教意義上的悲憫氛圍。當然，作者在結構上的這一設置并非孤立的框架，而是輔之以各種有血有肉的細節。通過對諸多細節的展示，作者以類乎佛眼大觀的視角，俯瞰這個娑婆世界、五濁惡世里生存的蕓蕓眾生，其中包含了無限的仁慈與深切的悲憫，這也是佛家所謂“無緣而大慈、同體而大悲”思想的集中體現。例如，老拓跋一家剛到柳莊落戶便面臨著一個迫在眉睫的生計問題：“第二天，全家就沒有吃的了。汪氏就帶著孩子們在地里拔野菜。當地人用高粱給牛、馬做吃料，牲口也不好好吃，飼養員就倒在山溝里不要了，有的人家菜園子的菜吃不完，把菜葉子、老茄子撂在地塄塄上。汪氏都拾回去，削掉把把兒吃。宜川人不吃洋芋蛋蛋兒，村里的一家人出洋芋地里沒刨凈，第二天下了雨，那些被扔掉的、剩的洋芋就明光光地露了出來，汪氏路過看見就過去撿拾。”這里的敘述語氣是非常平靜的，不帶有任何情感色彩，但字里行間卻自然蘊含著一股驚心動魄的力量，如靜水深流而魚龍潛藏，使我們對于那個特殊年代的苦難歲月產生了近乎感同身受的體驗。傳統現實主義還非常講究語言的錘煉。《拓跋樹娥》的語言也頗多令人稱道之處：本色、自然、通俗，有些地方甚至土得掉渣兒，但卻帶有一股濃郁的泥土味兒，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設置人物對話的時候，沒有像常規那樣使用冒號與引號，而是直接用逗號與句號代替。全書從開篇到結局，這樣地一氣貫穿到底，使得人物的對話流程與情節的發展軌跡如流水一般自然向前。敘述者的敘述語言與人物的對話語言交錯混雜、匯為一體，顯得平順而樸實，毫無生澀之感。

作者在語言的運用上也顯示了其取法多端，轉益多師。例如，“冰雹過后，旱魔仍然在大地上肆虐。到處赤日炎炎，鑠石流金。”“這里地處野狼溝深處，山高林密，危峰兀立，怪石嶙峋，溝里流水潺潺，草木蔥蘢。”“玉蓮聽了笑得渾身亂顫，用筷子指著樹娥說，看你，看你！樹娥說，還有點兒面，我不會捏。玉蓮給了樹娥一個白眼說，叫人家吃了一肚子，看把你心疼的！看你咋不早點兒學呢！你看，包包子跟包餃子一樣的，就那樣，你邊學邊包，學著就會了么。”像這些地方，無論是自然景物的刻繪，還是人物對話的描摹，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水滸傳》與《紅樓夢》乃至《聊齋志異》的印痕。還有當地方言土語的大量使用，使得全書對于當地讀者而言頗有親和力。當然，作者①［英］休謨著，關文運譯：《人性論》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2頁。在運用方言土語時，也并非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有時候會因為方言的巨大差異而造成讀者的閱讀障礙，例如：“石秀笑著拍著老拓跋的肩膀點點頭，爽快地說，沒麻達，這下沒麻達了。”“樹葉畢竟大了，說，我姐下來了肯定給我了，我把難場受了。”“方娃子婆姨也跑出來，手里揮著一柄木叉叫道，冷?！”這里面的“沒麻達”“難場”與“冷”皆屬陜北方言土語，用普通話表述大致相當于“沒問題”“難過”與“傻瓜”之類。當地人看了自然容易明白，但對于非本土讀者來說，要解讀起來就相當困難。所以，作者最好能夠換一種更為曉暢的說法。若要堅持保留人物語言的原汁原味，不妨加上詳盡的注釋，以便于讀者更好理解。令我略感遺憾的是，盡管作者大量引用陜北的農諺俗語，使得全書充滿了濃郁的地域風彩，但作為反映陜北生活的一部大書，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引用陜北頗為流行的“信天游”民歌與陜北說書以及地方戲曲等，如果能在全書中適當地加以穿插，當更精彩一些。最后談一下這部作品的寫實精神。20世紀的中國多災多難，飽經憂患。幾乎每個人的生命軌跡都是一個曲折的故事，每個家庭的滄桑變遷都是一部生動的傳奇，而每個家族的歷史演進更是一首偉大的史詩。在宏大的主流話語的映照下，這些私人性的話語或許會讓人覺得瑣碎，但無數點點滴滴的細節足以眾水匯川、百川成海，共同折射出這個大時代的精神風貌。這些故事如果散落了、遺失了，則只具有其當下發生的一次性意義。一旦它們被真實地記錄下來，就會成為歷史，進入我們的現實生活，構成深厚的精神資源。這種由無數個體匯集起來的私人記憶，應該成為我們民族大歷史書寫的一個有效構成，而不能被任性地、肆意地歪曲乃至完全地抹殺，因為“我們如果沒有記憶，那末我們就永遠不會有任何因果關系概念，因而也不會有構成自我或人格的那一系列原因和結果的概念。但是當我們一旦從記憶中獲得了這個因果關系的概念以后，我們便能夠把這一系列原因、因而也能夠把人格的同一性擴展到我們的記憶以外，并且能夠包括我們所完全忘卻而只是一般假設為存在過的一切時間、條件和行動”①。無論是個體的私人記憶，還是集體的共同記憶，都將發揮著使過去與現在展開有效對話的媒介作用。這樣，歷史的脈絡才會清晰起來，才足以給未來的人們提供更多的借鑒。從我們民族自身的經驗看來，歷史之所以一次次無謂地重復，就在于我們一次次地忘記了歷史。劉牧之的《拓跋樹娥》無疑便是這么一部具有高度自覺的史實品格的作品，它挖掘的正是那一段快要被塵封了的艱苦歲月。小說所描述的都是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集中展示的是他們的生之掙扎、生之艱難以及生之困惑。特別是在時代大洪流的裹挾下，他們別無選擇，被命運之鞭繩驅趕著前進，但那種堅韌不屈的意志令人嘆服。

我非常欣賞汪氏對丈夫老拓跋所說的一段話：“咱是出門人，頭頂人家天，腳踏人家地。高嗓子不好聽，說輕說重，咱不頂放光屁。你遇見事情，千萬不要高聲，不要著氣。”那種謙和與隱忍，是底層人長期以來為堅守生存底線而體悟到的寶貴人生經驗。另外，在那樣一個特定的年代，由于嚴格實行戶籍制度，城鄉之間形成了鮮明的二元對立，人的自由流動這一最基本的權利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老拓跋一家人的不幸，根源就在于壁壘森嚴的戶籍制度。這種人為制造的不平等、不公正迄今依然在某些角落頑固地存在著，成為某些人進行權力尋租的資源所在。一個人憑借手中的權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凌虐他人，而不知尊重人的獨立尊嚴與價值。它不光表現在權力的擁有者身上，也體現在那些平素庸碌而一旦有了可以傷害別人的資本便要盡興揮灑的普通人的身上。例如，老拓跋一家辛苦耕種的糧食，最后卻被借著政策的威勢而攆黑戶的金家寨人搶劫收割殆盡。前來搶割的金家寨人，其實也一樣是底層的可憐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種底層互害的可悲行徑，用過去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階級仇恨是無法解釋的，它從側面暴露了存留于人性深處的某種幽暗。正是這種素樸的寫實精神，使得《拓跋樹娥》充滿了強烈的歷史感。它像一部厚重的教科書，以過往的痛切經驗時刻提醒著我們：只有勇敢地直面過去，才能開創自由的未來。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說過：“在詩人所描寫的人物中，不論現在或過去，‘創造’的東西總是比人們通常所推測的少得多，而從現實中描摹下來的東西，卻總是被人們通常所推測的多得多，這一點是很難抗辯的。從詩人和他的人物的關系上來說，詩人差不多始終只是一個歷史學家或回憶錄作家。”①對于20世紀的中國而言，尤其如此。因為這一時期的歷史足夠豐富，小說家甚至不需要過多的技巧，只要真實地記錄下來，堅持“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原則，其作品便是這個大時代的最好印證。中國本有著悠久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傳統，這種傳統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強力干擾而一度沉寂，但并未完全消歇。我們看到，劉牧之的《拓跋樹娥》堅持的正是這一大傳統，它像一面鏡子反射出了我們民族的深重苦難。作者的立意十分清楚，對于這種已定歷史構成與真實生命過往的苦難如實地描述，本身就是一種對于偽飾現實的蓄意反抗，更是對于未來建設的積極參與。需要避免的另一個極端是，苦難本身可以面對，卻并不值得美化，更不能人為地制造苦難。在對歷史的反思和對苦難的回味中，我們需要的更多的是警醒，警醒那一幕情景再也不要重演。因為所有的忍辱只是為了負重，而非為忍辱而忍辱。換言之，為了未來的長久美好而犧牲現實的短暫幸福，有時候是可以接受的。但最可怕的是，既犧牲了現在，也沒有獲得未來，卻因為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粉飾過去，如魯迅先生所說：“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及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②《拓跋樹娥》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也并非沒有令人感到缺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