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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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詩范文第1篇

班詩范文第2篇

《詠史》詩在內容上詠贊了漢文帝時孝女緹縈為贖免父親刑罰，請求沒身為奴的故事：

三王德彌薄，惟后用肉刑。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圣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緹縈救父的本事見于《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劉向《列女傳》等典籍。《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指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愿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此詩即詠贊此事。但是，班氏不是為詠史而詠史，而是寓含現實感慨的。據《后漢書•班固傳》：“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競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競因此捕系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可見班子不肖，他被系獄中而死，實際上是因為其子不肖妄為、不遵法度。同時，班固在詩歌理論上主張“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漢書•藝文志》），也就是詩歌可用來表達因現實遭際而生的哀樂情思。并且，班氏還承續了古文派《毛詩序》和《禮記•樂記》的理論，主張詩應“溫柔敦厚”、“怨而不怒”。這樣，班氏在獄中借詠史而感慨其子頑劣，不能救己之難，也就成為可能：寫作《詠史》可以表達自己的感慨，而借詠史的方式表達更符合上述詩學主張，使慨嘆避免過于直露。這樣看來，此詩應當緣于其子不能救己而發，所以，詩中有“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的“感嘆之詞”。班固卒于永元四年，此詩可能創作于此前不久。

此詩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是現存漢代第一首完整意義上的文人五言詩，具有重要的詩歌研究價值。在班固的時代，漢樂府中的五言詩已經較多地出現，一些民間歌謠也部分采用了五言形式，表現出較強的五言詩意識。但是，它們大多出自民間，雖然其中可能雜有文人之作，但由于時間緬邈，資料匱乏，只能存疑而已。而班固則在學習民間五言的基礎上，領時代之風氣，進行以《詠史》為代表的五言詩創作，表現出明確的詩體開拓意識。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找到相關的證據。班固《漢書•禮樂志》有《郊祀歌》十九章，其中第十一章《天門》詩句：“幡比回集，貳雙飛常揚。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王先謙《漢書補注》云：“‘’‘飛'下皆有‘兮’字，‘假清風'二句同。”也就是說這四句本來是帶有“兮”字的楚辭體。只是班固在著述《漢書》時刪掉了其中的“兮”字，把這四句變成了五言句。由于班固是具有傳統儒家文藝思想的人，對新生文學現象大多比較保守，他刪除“兮”字的行為充分說明：在那個時代，在民間創作的影響下，以班固為代表的文人已經認可了五言新體制，并嘗試著用它去改造舊有的詩體形式，開拓新的詩體風貌；由于撰修《漢書》代表的是官方行為，所以，刪除“兮”字也說明了統治階層對當時詩體形式的新發展采取了一種接受的文藝態度，這種態度必然會對當時的五言詩創作產生大的推動作用。在這種意識、環境下，班固在主體性的詩歌創作中，大膽采用五言新體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當時，文人的五言詩創作可能較為豐富，只是因為時代久遠、作品因各種原因大量佚失，現在所能見到的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詠史》詩自然而然也就成為透露古代詩歌發展傾向、體現詩歌史意義的難得載體。

在語言新體式被接受的社會文學環境下，班固積極進行以《詠史》等為代表的五言詩創作，已經在技巧運用方面表現出較高的藝術水平。從用韻上講，全詩共八聯十六句，皆為隔句用韻，用耕部韻一韻到底。從平仄對仗上講，按六朝以后的五律要求，二、四兩字平仄互異。這首詩除第一聯、第四聯與最后一句外，其余十一句全部符合要求。押韻與平仄相間的意義，在于表現詩歌語言上的形式美，并以此來揭示語義間層次的明晰性，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它的有一定規律的使用似說明詩人對這種詩體的節奏韻律之美有了一定的把握，這里面可能包含了詩人主動追求形式美的自覺創作傾向。從全詩內容層次的表達上看，全詩每兩句表達一層意思，層層相衍，簡潔而不拖沓，應當說此詩表現出一定的語意概括能力和表述能力，層次的清晰性較強。沒有一定的五言詩創作實踐，不會有如此明晰的層次概括。《詠史》的藝術水平充分說明了，“到班固時代，文人五言詩發展成熟的程度”。

早期文人五言詩，因為大都效法漢樂府，所以大多與音樂有關，所作詩作或以“歌”為名，或以樂府舊題為名，前者如戚夫人《戚夫人歌》、李延年《李夫人歌》，二者雖非完整意義上的五言詩，但也屬于早期文人五言詩的一般形態；后者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妖嬈》等。從音樂系統上分析，這些詩歌是產生于民間音樂系統中的，與漢樂府民歌中的五言詩所賴以生成的音樂系統是一脈相承的。而《詠史》卻不是如此。雖然《詠史》一詩也是在學習漢樂府的基礎上，采用漢樂府民歌中的五言新詩體的形式。但《詠史》既非樂府詩，也非歌詩，既不是簡單地效法漢樂府民歌的模擬之作，也不是民間音樂系統或上層雅樂系統的產物，而是班固獨立思索創作的徒詩。同是文人之作，如以此詩與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董妖嬈》相比，可以看出辛、宋之作如果“混入”樂府民歌中，人們會一時難以區別是否出于文人之手。而班詩則絕不會混淆，絕不會混為民間歌詩，其原因除詠史體裁的特殊性質外，更和班氏有意識地拉開與漢樂府的距離，切斷詩與樂的關系，使五言詩自身品格獨立呈現的原因有關。這一點，再次證明了文人五言詩在此時已獨立成熟起來。由此再聯系東漢末期出現的五言詩，已從形式上脫離與音樂的關系這一文學現象看，可知詩樂分離趨勢是必然的，從班固此詩開始已肇其端。

從創作特征上講，《詠史》具有明顯的敘寫方式史傳化與鋪陳說理的特點。此詩以敘事為主，細致描述了緹縈救父的過程：先敘太倉令有罪，被押長安；次寫緹縈痛感父言，遂詣闕陳辭；再寫文帝生惻隱之心，下令廢除肉刑，后以感慨結之，贊揚緹縈勝過男兒。此詩以大量篇幅鋪陳史事，過程詳備，細節畢現，把緹縈救父事在七聯十四句中娓娓道出，“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括本傳，不加藻飾”。可以說是緹縈救父事跡的韻體史傳敘述，體現出史傳化特點。詩至末二句，才發為感慨，意含勸戒諷怨，收束全篇。若刪去結尾二句，詩中所詠之史還是相當完整的，可以說能夠自成一詩。此種史敘特征使得此詩主體性情感不突出，感彩薄弱，而末二句則使此詩說教色彩較濃，造成此詩缺乏感人的力量。但是，此詩和比它可能稍前的樂府詠史《羽林郎》，畢竟共同確立了史傳體詠史體式 ，并對其后的詠史詩產生了較大影響。后世不少作家的詠史之作便采用了此種體式，如：陶淵明的《詠荊軻》、盧諶《覽古》等詩。從總體上講，詩歌的前十四句鋪陳史實，尾二句進行說理。這種創作模式有其原因。首先，詠史詩是一種詩歌題材類型，所要展現的題材對象是歷史事件或人物。作家要想反映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敘述鋪陳的方式。其次，在當時辭賦是主流文體的狀況下，班固的文學思想不可避免地會以辭賦為主要思考對象。在這種情況下，辭賦先鋪陳后諷諫、“曲終而奏雅”（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的創作方法必然會影響其詩歌創作。這樣，《詠史》的絕大部分自然會用于鋪陳，而尾二句“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則托語諷喻，有明顯的說教色彩。

對于此詩的風格，梁鐘嶸認為它“質木無文”，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此詩除“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兩句較有文采外，其他詩句都比較質實樸素。此種風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從體裁上說，此詩題名“詠史”，與抒情詩本來就存在著體裁上的差別。對此，蕭滌非先生云：“所謂‘技術拙劣’、‘質木無文’，乃詠史之體宜爾也。原為性質不同，并非由于時代之先后，不足引為原始作品之證。”另外，也和班氏的文學觀念有關。班固繼承的是古文派《毛詩序》和《禮記•樂記》的傳統文學觀念，強調詩主教化，作詩須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他在《漢書•藝文志》中批評司馬相如和揚雄之賦“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由此可知，班固在文風上是反對靡麗浮華，而主張平實典正的。《詠史》的創作，也就是其文學觀念的實踐，必然導致其“質木無文”，平實無華的詩風。

從題材類型的角度來講，中國古代詩歌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如山水田園詩、宮體詩等。其中，詠史詩是非常重要的一類。在先秦時期，《詩經》的部分詩篇，屈原的《離騷》、《天問》等就已經蘊涵著較強的詠史因素、性質。到了漢代，詠史詩創作不斷增多，詠史意識不斷增強，如古辭《折楊柳行》（“默默施行違”），冠名唐堯、虞舜實則漢人所作的《神人暢》、《思親操》、辛延年的《羽林郎》等。但從詩題形式上看，這些作品還沒有一種自覺的詠史詩體開創意識。而班固則直接以“詠史”命題，說明了他在詩歌題材類型上的開拓。他的《詠史》在詠史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地位：標志著詠史詩在完整意義上的最終形成，標志著詠史詩在古代詩歌史上以一種類型式詩歌出現，使詠史詩與山水詩、田園詩、邊塞詩等詩歌類型相比，以最早的文學姿態出現在古代詩歌史上。如果聯系班固詠贊霍去病、季札的其他兩首詠史詩 看，可知他是自覺創作詠史詩的第一個作家，此詩是在一種自覺的詠史意識的支配下產生的。而在此以前詠史或具有詠史性質之作，應當說是在作家崇古懷古集體無意識心態下，以不自覺的方式創作出來的，自覺的詠史詩體創作意識還沒有形成，還沒有把詠史當作一種詩歌類型。由此可見，班固的《詠史》詩對開拓詠史詩這一詩歌題材類型的貢獻。

注：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班固完整的詩歌共8首，“詩”條中又有殘句7句：“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衣衾”、“延陵輕寶劍”、“寶劍值千金，指之于樹枝”等。（按：“長安”四句，雖殘缺不全，但從內容上看，為詠霍去病之作。）《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載：“驃騎將軍（指霍去病）自四年軍后三年，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按：“延陵”句與“寶劍”兩句可視為同首詩中的殘句。）《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載：“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若把“延陵”句與“寶劍”兩句合并起來看，當為歌詠季札解劍掛徐君冢事，故可視為同一首殘詩。這樣，計其殘詩，共10首。

參考文獻：

[1]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趙明、楊樹增等主編：《兩漢大文學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班詩范文第3篇

【關鍵詞】語文走班;學習機制;合作學習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33-027-03

【作者簡介】彭峰，江蘇省溧陽市外國語學校（江蘇溧陽，213300），一級教師，常州市優秀教育工作者，常州市語文學科帶頭人。

為了讓學生走上自我教育之路，我校開展了“語文走班教學”研究。2014年春，學校向六年級三個班103位學生說明，有A、B、C、D四個班可以供他們選擇，四個班的共同點是：學習方式為“自己提出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同伴討論問題，自己完善結論”;學習內容主要是自己、同學、教師提出的問題。其不同點在于：從A班到D班，學習難度越來越大;其中D班是自學班，有指導老師，但課堂上沒有老師，學生都是通過“自學”以及“與同伴討論”的方式來學習。經過自主選擇，有9位學生加入了D班，由我擔任這個班的指導老師。學期末，D班的9位同學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更令人稱贊的是他們的作品，如9位同學選擇4～5首寫漁父的詩詞編成自己的教材《漁父之歌》，潘羿同學還填了一首《滿江紅》：“怒發沖冠，漁興盡，瑟瑟半江。抬望眼，仰天長嘆，血色殘陽。道聽途說釣魚樂，側耳旁聽烤魚香。只可惜，黎明黃昏，魚影茫茫。銀星閃，蛾眉亮，只曾想，何時魚上？點亮缸，不見魚浮何樣。狼吞虎咽就著醬，風卷殘云險些嗆。待那時，比漁斗天罡，定我強。”詞中妙言，讓我驚嘆。

那，究竟怎樣才能取得這樣的教育效果？在學生的自學過程中，教師究竟發揮怎樣的作用？下面，我以蘇教版六下《孔子游春》教學為例來談一談。

一、預習：站在“高起點”上

第一課時前，我請學生主要圍繞“提出2～3個問題，把問題及其結論寫在學習任務單上”這一要求進行預習。

學生寫在“學習任務單”上的問題及答案，我歸類整理如下：

（1）為什么孔子遇水必觀？（學生趙一涵、沈詩瑜：因為他覺得水的品質值得他學習，他善于從平常的事物中尋找到不平常的品質。他曾說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他喜歡水、欣賞水。）

（2）為何泗水河畔的春意有了孔子與他的弟子們就變得更濃了？（學生潘羿、陳柯豫：春天本身就是充滿生機的，有了孔子與弟子們和諧、歡樂的討論，生機就越來越蓬勃了。孔子與子路、顏回談理想，理想就是希望，春天也是希望的代表。）

（以下8個問題學生的結論略。）

（3）為什么題目是《孔子游春》不是《孔子春游》？

（4）本文的最后一句起到了什么作用？

（5）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人？

（6）孔子想借水告訴弟子們什么？孔子告訴弟子們道理的方法巧妙在哪兒？

（7）為何第二自然段全寫景色？

（8）為何題目中只寫孔子一人？

（9）子路和顏回分別又是怎樣的人呢？

（10）孔子的志向和子路、顏回的有什么不同？

學生能提出這般高質量的問題，實屬了得。而得出如此結論，則更了不起。

潘羿等同學對“為何泗水河畔的春意有了孔子與他的弟子們就變得更濃了”的解答，是能依據文本本身的資源（如課文題目等）得出的結論，而趙一涵等同學對“為什么孔子遇水必觀”的解答，則將問題的考查放在更加廣闊的視野中，結合課外閱讀得出了合理結論。這些都是獨立思考能力強的具體表現。

不難看出，預習已經讓他們站在高高的“思考起點”上了。

二、合作：爬到“半山腰”上

然而，更讓人欣喜的是，他們在第一節課上經過小組討論后獲得的“新”答案：

第一小組（陳柯豫、趙一涵、李書揚）

（1）為何說“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濃了”？（學生答案：總結全文;緊扣文章中心，觸動人心。）

（2）為何在第二自然段寫了那么多景色？（學生答案：結尾寫“春意更濃了”，說明前文一定要寫到濃濃的春意。因此，第二自然段是后文的必要鋪墊。）

第二小組（吳濤余、沈詩瑜、潘羿）

（1）孔子的志向和子路、顏回的有什么不同？（學生答案：孔子的愿望與水的品質很相似。）

（2）孔子用了什么方法來教育弟子們？這個方法好在哪里？（學生答案：這樣可以讓弟子們自己感悟，更深刻地記住這些道理。）

第三小組（蔣一帆、談笑、曾憶）

（1）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人？（學生答案：孔子是一個充滿智慧、和藹可親的人。）

（2）子路、顏回是什么樣的人？（學生答案：子路性格豪爽，顏回十分沉穩。）

怎樣才能保障學生在沒有教師的情況下也能這樣合作呢？

1.要有共同而明確的目標。

在上第一課時前，這樣要求：每個人為小組成員提供一個問題，并且抄錄下同伴的兩個問題，認真思考所有問題，并將初步“結論”寫在“學習任務單”上。因為學習內容是小組成員自己提出的問題，所以激發了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

2.要有合適而有力的機制。

為了讓小組成員有效合作，我制定了兩套機制：

討論機制：（1）小組長輪流做。（2）小組長在交流中，用“誰先發表意見？”“誰有補充或不同意見？”等語言來組織。（3）每位成員在表達看法時，有時需要朗讀課文相關語句。（4）每位成員要快速地記錄他人的發言要點。

作業機制：（1）組長將提供到大組交流的一個問題寫在黑板上。（2）每位成員需要將學習成果整理出來，可以是“問題解答”“模仿寫作”“誦讀課文”等。

這兩套機制，主要作用在于指導小組長有序地組織交流，幫助每位成員明確在小組討論階段要做的事情。課堂中，每一位學生都以“敞開”的姿態去與他人分享，于是“新結論”不斷誕生。小組討論的內容、方式以及成效讓我們相信，“決定學習的質和量的是兒童而不是教材”。

三、交流：攀到“最高峰”上

第一課時學完后，發現他們通過小組討論似乎把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了。接下來學什么呢？這時，學生需要產生了一組“新問題”：（1）孔子為何遇水必觀？（2）讀了孔子、子路和顏回的志向，你有什么看法？（3）孔子是一位怎樣的老師？（4）為何結尾寫“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濃了”？（5）文中寫了幾次春景？作用分別是什么？（說明：問題4和5，由教師提供;這些問題已經按照“板塊推進”的原則排列好了。）

新問題主要由各小組提供，而教師提供的問題，是為了架起課標和學生之間的“橋梁”。

每位學生抄下這組新問題，回家后嘗試解決。第二課時中，小老師分兩步組織大家學習：

第一步，獨立思考：學生再次認真思考所有問題，完善結論，并將“結論”記錄下來，做好發言準備。第二步，大組交流：小老師按照課前與教師商定的問題“板塊”組織交流，每位成員積極參與交流，要傾聽也要記錄，可補充也可反對。

這有兩點需要強調：一是在討論前，每位學生要用5～8分鐘獨立思考，做好發言準備。二是小老師要預先確定好5個問題的交流順序。

小老師在指導下，課前確定了這樣的交流板塊：問題1、2為第一板塊，側重于文章內容的理解。問題3為第二板塊，側重于人物形象的把握。問題4、5為第三板塊，側重于寫法的感悟。

對于問題2的討論，學生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當我們有了君子的美德，無論做什么事都能成功。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先要有高尚的品質。很多人做事沒有成功，不是因為沒有聰明的頭腦，而是缺乏高尚的品質。”在第二課時中，學生對于其他問題的結論都更加準確、全面了，有時還挺有新意。

讀著學生的結論，我不禁感嘆：理解真是獨到，表達那叫精彩。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們有如此表現？

1.指導：著眼“板塊的確定”。

那么多問題，小老師該如何組織討論呢？這涉及問題的討論順序與板塊。問題難易有別，先難后易，不合認知規律;先易后難，利于認知、增強信心。問題指向有別，有的指向人物形象的把握，有的指向表達方法的感悟，如果不將其歸為幾個“板塊”，交流就會雜亂無序。因此，教師在課前，必須與小老師一起商定問題交流的板塊與順序，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只有小老師組織交流，討論也能漸入佳境”的設想。

2.評價：指向“結論的完善”。

班詩范文第4篇

第一周

剛開學，我們班的李飛就沒有來，我們一開始以為他是請假的，但過了好幾天都沒有來，

我們就有人說，他在老家沒錢回來了，還有人說，他為了裝酷，說要從安徽買一張到上海的高鐵票，甚至還有人說他死了。不過后來才知道，他轉學了。我說的都是謠言。

不過李飛走了，我們沒有了嘲笑的對象了。李飛也是一個大胃王，以前經常和我們搶飯吃，不過他走了，現在我們都有的吃了。

雖然李飛走了，但是我們任然十分想他。畢竟已經一起過了兩年多了。

第二周

整個第二周，我們班的谷弘毅可謂是最開心的，因為他爸陰差陽錯的買了一個XBOX360回來，這可是谷弘毅十分喜歡的東西，他一直開心了很久，還到處宣傳。

相比之下，我們的胡云帆可是十分的糾結，因為他受了很多的壓歲錢，和自己屯了很多錢，想買一個ipodtouch，但是問了有itouch的人感覺不是很好，所以沒打算買，又看到消息說，PSP的后續之作NGP準備上市了，他又想去買，但是一聽要到今年底才發售，他又是一個急性子。所以也沒有決定下來。所以就糾結了一段時間，經過過了很長的思考，他決定了買一個itouch。

第三周

對于我們班的楊雄杰是比較痛苦的，自從歷史課上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班想整他的人，組成了同盟軍，來整他，有一次放學，他被五個人用屁股頂在墻邊，出不出來。所以第二天他打算對同盟國進行反攻，但是同盟國十分團結作戰失敗。之后他發現想解決同盟國，必須讓他們瓦解，于是它使用反間計，成功讓同盟國土崩瓦解。他也和與同盟國成員和平相處，沒有發生戰爭了。

第四周

這周的周一使我們學校的義賣，我偶然成為了收銀員，我也體驗到了，神馬是賤賣。

班詩范文第5篇

扳指歷史悠久

古代稱扳指為s(shè)。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對諜字的解釋是：“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商周時期一個能射箭、會駕車的普通少年都可佩戴它。當時普通人所佩戴的都是用皮革制作的，留存至今非常不易，只有極少數軍事統帥使用的代表其權力和地位的玉s在考古中才偶有發現。197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s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扳指。商代晚期扳指的形狀為短筒狀，下口齊平，上口呈馬蹄形，在高的一面下端雕一凹槽，用于勾弦，在低的一面橫向鉆兩個孔，用于拴繩，系在手腕上，以防射箭時脫落。商代的玉扳指不僅較后世的長，而且其上有槽痕。戰國時期扳指開始變短。漢代的扳指出現玉片形狀，類似于玉佩，帶有用來拉弦的小鉤，這時候的扳指已經不能承受拉弓時的巨大拉力了。宋代出現了一些仿漢代的扳指，樣式多種多樣，有片狀的，也有矮筒狀的。

滿民族的習俗是從半農耕半游牧的生活而來，雖然進關后有了很大改變，但是，某些固有的習慣仍保留著，戴在人們手上的首飾扳指即其一端。清太祖努爾哈赤自從創建八旗制度以來，要求滿族八旗子弟自幼都要到所屬旗下的弓箭房練習拉弓放箭。滿族八旗子弟于弱冠前，要到本旗弓房鍛煉拉弓由“一個勁兒”(二十市斤拉力)循序漸進為“二十個勁兒”甚至“三十個勁兒”。故昔年之八旗子弟對此物甚為重視，人手一枚。清軍入關前，滿族人通用鹿骨扳指，呈黃色，年久變為淺褐色，以有眼者為貴。傳統的漢族扳指與滿族、蒙古族的扳指略有區別，漢族扳指從側面觀是梯形，即一邊高一邊低，而蒙古族、滿族的扳指一般為圓柱體。

扳指在清朝盛極一時

清朝的多位皇帝對扳指喜愛有加，特別是乾隆皇帝，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大閱圖》等繪畫即反映了這一點。對于用來陳設和鑒賞的以珍貴材料制作的扳指，尤其是玉制扳指，乾隆更是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這從乾隆《御制詩文集》中不難看出。

乾隆十七年(1752年)仲春清明前后，乾隆帝得到了一枚玉扳指，質地極為溫潤，做工相當精致。乾隆帝非常喜愛，于是為之寫下了《詠玉s》的詩。詩中乾隆帝將實用的象牙或骨制的扳指與玉扳指作了比較，認為象骨扳指是“象骨徒傳古”，而玉扳指則“恰似瓊琚”，“德美信堪師”，賦予了這件玉扳指以哲學內涵。這是乾隆帝的第一首詠扳指詩，后被收錄于他的《御制詩二集》卷32中。可能是這件扳指給乾隆皇帝的印象太深刻了，幾個月以后，乾隆帝的詩作中再一次出現了這件扳指的身影，這一次，乾隆對玉扳指之蘊意的闡釋更進了一步。

(終不可)諼(xuān)惟令德，佩之無(yī)豈虛談。

環中內外光明瑩，一氣渾融萬理涵。

小小的扳指承載的是如此深邃的道理，怎能不叫人刮目相看呢?這成為日后乾隆帝認識和評價其他扳指的基調。從此以后，扳指常伴乾隆左右，至嘉慶二年(1797年)的45年間，乾隆皇帝為玉扳指寫下了近50首詩作。他經常用“(qiú)琳”“精G”“瓊琚”“殊珍”這樣的詞匯來形容玉扳指材質的美妙。

乾隆帝對玉扳指投入極大關注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一是出于維護和保持滿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需要。二是玉扳指的制作對材質的要求非常之高，對于這些珍稀溫潤的美玉，乾隆帝并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珍寶欣賞，而是受中國傳統的“君子比德于玉”觀念的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從玉的美升華至對人生美德的觀照。三是玉扳指雖然體量很小，但制作并不簡單，尤其是畫意扳指、御題詩文扳指，可以說，乾隆御用玉扳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帝自己的意愿，是乾隆帝和宮內工匠共同合作完成的作品。

為逢迎帝意，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員紛紛將扳指進貢宮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乾隆帝巡游山東，據清代《內務府奏底檔》記載，沿途有蒙古王、巡撫官員，各處鹽政、織造等，陸續“恭進”金錠、朝珠、衣料等大量財物。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掐絲琺瑯扳指20個，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子兒皮釘花扳指50個、象牙扳指50個等等。為博皇帝歡心，眾大臣還挖空心思地在扳指面上飾以浮雕紋飾，雕有“萬壽無疆”“古稀天子”及御制詩等。

清乾嘉以降，由于戰事銳減，扳指的實用性逐漸喪失，轉以裝飾為主，上自皇帝與王公大臣，下至滿漢各旗子弟及富商巨賈，雖尊卑不同而皆喜佩戴。據史料記載，恭親王奕新新得一枚翠綠扳指，整天戴任手上，摩挲把玩。偏偏有一天被李連英瞧見了，他纏著王爺賞給他見識見識，王爺不愿意。哪知沒過幾天，慈禧召見恭親王，看見王爺手上一汪水般的翠綠扳指，要王爺摘下來瞧瞧。哪知慈禧一邊摩挲，一邊夸好，愛不釋手，最后順手就擱在龍書案上。恭親王一看扳指既然歸趙無望，只好故作大方了。可沒幾天，恭親王在軍機處等候朝參的時候，看到了自己心愛的翠綠扳指赫然戴在李連英的拇指之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扳指在制作上越發精益求精，質料愈加講究。初有玉石質料，繼之出現了翡翠、瑪瑙、珊瑚、水晶、象牙、琺瑯、花斑石以及金、銀、銅、鐵、瓷等等質料。如用在拉弓上，玉、石、金屬品尚可，其余的價貴而質脆，易損傷，因而徒有虛名，不能用于挽弓，已成為純粹的裝飾品了。

乾隆帝文能琴棋書畫，武可騎馬射箭，可謂文武全才。其對扳指的偏愛，使原本實用為主的日用品走上了高雅殿堂，成為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競相追逐的時尚裝飾用品。普通旗人佩戴的扳指以白玉磨制者為最多，然就其質量而言，優劣驟觀不相上下，而骨子里競判若霄壤。貴族扳指以翡翠質者為上選，其色渾澄不一，花斑各異，滿綠而清澈如水者價值連城，非貴胄而不敢佩戴。以其大小厚薄論，又有文武之分，武扳指多素面，文扳指多于外壁精雕詩句或花紋。

扳指這種飾物在清代以后沒能再傳下去，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不方便。想來常在拇指上套著一個大玉環，對做事的人來說總是個累贅。

扳指拍賣屢創奇跡

在拍賣市場上，凡是創出高價的扳指基本上都是乾隆時期的御用扳指。2007年1月，一件估價80萬元的清代羊脂白玉扳指在拍賣會上以165萬元成交，上有“乾隆”“御用”款和御題詩。除了玉質扳指，水晶、翡翠扳指也在拍場經常露面。2001年，一件估價5萬－7萬元的水晶內畫“探花及第”扳指在拍賣會上以33萬元成交。

2007年4月，7件清乾隆御制翡翠、和田玉扳指與一件御制詩剔紅紫檀三魚朵梅海水紋蓋盒，在蘇富比香港拍賣會上以 4736萬港元被一位亞洲收藏家攬入囊中。7件乾隆玉扳指中，白玉扳指2件、碧玉扳指2件、漢玉扳指1件、青玉扳指1件、赤皮青玉扳指1件。中膛大小、樣式基本一致，飾有回紋或萬字紋邊。4件上刻有御題詩，為乾隆帝55歲至80歲期間所寫，其中兩件碧玉扳指上所刻御制詩同為《高宗御制詩五集》中的《詠綠玉s詩》，漢玉扳指上所刻為收錄于《高宗御制詩四集》中的《古玉s詩》，青玉扳指上所刻為《高宗御制詩五集》中的《信天主人自箴詩》。兩件白玉扳指中一件為陰刻勾云紋飾，另一件則為刻御制詩畫意扳指。畫面之上，一老翁頭戴斗笠，身著蓑衣，坐于江邊山巖之上，注視著水中的釣竿。遠處是波光粼粼的水面，老人身旁為借用紅色沁色表現的山巖，山中一條小路蜿蜒而上，古松森森，別有情趣。畫面空余處刻《高宗御制詩三集》中的《題寒江獨釣玉s》詩，這是乾隆帝專門為此件畫意扳指所寫的詩作。而赤皮青玉扳指則在紅色玉皮上陰刻勾云紋地，上面4個開光中陽刻“八徵耄念”4字，這件扳指在清宮檔案中有明確制作記錄。

這套御用玉扳指的包裝也值得關注。外套為一剔紅海魚圖圓漆盒，盒蓋外及底外墻朱漆雕落花流水紋，蓋上3條魚戲于滾滾波濤之中，刻畫生動。盒內御制((詠玉榭)詩，底外正中刀刻填金楷書“乾隆年制”款。此盒雕工精細純熟，波紋如絲，一刀剔下，不見敗痕，表現出乾隆時期雕漆工藝的一種嶄新風貌。此盒雕刻之精幾乎無懈可擊，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時期的“剔紅海獸圓漆盒”和“剔紅海水游魚嵌碧玉磬式兩撞盒”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名匠人之手。漆盒之內置一極薄而光素的紅木內膽。內膽蓋的上下兩面分別刻楷書填金乾隆御制詩《詠玉諜》和《紫玉s》。內膽的下半部分與外面漆盒的下半部分內里大小相合，上口沿外翻，恰好與漆盒下半部分的上口沿相疊壓，當把內膽下半部分放入漆盒下半部分時，二者嚴絲合縫。其底外面刻楷書填金乾隆御制詩《和聞玉諜》，內里平置7個在檔案中叫做“臍”的紅木小圓柱，以作固定扳指之用。為避免扳指之間的碰撞摩擦，每個扳指外還配有黃緞圍套。這種在漆扳指盒內配膽安臍的做法在清宮檔案中也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