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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互聯網;服務意識;民族主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最熱門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事實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比經濟和科技領域都來得廣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應對這一沖擊是一個目前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互通有無的過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關系到世界占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嚴。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無疑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這些傳媒依靠現代電訊手段,把信息傳達給遠距離的受眾。有一定規模的國際傳播始于短波廣播出現之后。20世紀末,國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互交式傳播為特征的“無中心”傳播。有人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使大眾傳播一夜之間變得“平等、民主”化了。但問題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一種幾乎是終極的阻礙——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文化的差異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勢力固化了。
無論如何,國際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勢為依托,正成為新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重新洗牌的機會,在國際傳播業中重新調整策略。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體制上、觀念上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演變,從而在勾畫新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有所作為。
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的出現一開始就與政治緊密關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廣播便是一個散布威脅言論的機關。
1923年,德法之間為魯爾事件展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廣播戰爭。1927年,各國為了反擊別國的敵意宣傳,英、法、荷、比、葡均紛紛建立電臺,加強發展國際廣播以鞏固其殖民地。
蘇聯于1929年建立了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對外宣傳。
在第二次大戰中,廣播戰登峰造極,德國使用恐怖戰略,對捷克、波蘭、荷蘭、挪威等國從事宣傳戰。1941年,德國計用88個短波臺對歐洲廣播,但不準其人民收聽廣播,否則處死刑。
1942年,戰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權發展心理作戰及國際廣播。1942年成立了美國之音。1948年,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音”從事國際宣傳,由國務院管轄。
“國際廣播電臺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音,這些聲明可能以通告、報道、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說政府機構是國際廣播的始作俑者,沒有國家的介入,國際廣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廣播可以說都是以宣傳為目的的。
到了冷戰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結束后,國際大眾傳播行業里的對抗意識仍然主導著它的總體策略。
國際傳播的市場化
冷戰結束以后,對抗由兩極變為多極,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
從80年代開始,商業電視媒體看到了開拓國際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巨頭通過文化交流和新聞自由的名義在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節目和取得播映權。1980年6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的全新聞頻道開播,它主要通過衛星-有線傳送系統向世界各國的用戶播出節目,它標志著商業性國際電視廣播的崛起。1993年,CNN國際臺總收入9300萬美元,贏余不多,到1994年,它單單利潤就達到6600萬元。
CNN在商業上的成功和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推動了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先后開辦了以新聞報道為主的對外電視廣播,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商業廣播公司紛紛開辦各類衛星電視頻道。
1991年5月香港衛星電視臺開播后大獲成功。1993年、1995年,該臺的全部股權先后賣給了國際傳播界巨頭魯珀特·默多克。衛星電視臺的節目通過亞洲一號通信衛星覆蓋亞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根據1997年的數字,全球收看衛視的約有4200萬戶。
國際傳播從政府行為轉為商業行為是一個大的跨越。它大大減弱了國際傳播中的火藥味,部分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從意識形態宣傳轉為收視率和廣告利潤。市場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經是孤獨的領域如今一下子充滿了推銷者的殷勤。他們使國際傳播體系變得多元化了,形勢也變得尤其的復雜。這些老到的電視業資本家在大把掏錢占領空中覆蓋面的時候,非常清楚他們在干什么:只要信號接受的技術障礙一旦克服,觀眾的收視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導的;他們相信優秀的質量和服務戰無不勝。
在新的形勢下,雖然意識形態的斗爭淡出背景,但商人決不會把贏利放在損害本國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觀、公正為己任的新聞通訊社也不會例外。
“近年經傳播學者研究證明,世界性與地區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并非以服務世界或地區利益為目的,由此可斷言,國家通訊社乃是國家利益的發言人。”②
同時商業化趨勢也強化了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的兩極分化。而且通過商業推銷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優等貨色,而是迎合中低層的快餐型消費。
市場化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展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弱勢文化。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銷售的文化產品帶有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文化產品通過跨國媒體公司的推銷,在發展中國家產生著潛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響。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變著本土文化精英的語匯,他們即便是在捍衛本土民族文化的時候也離不開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為批評的基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計劃基本上是追隨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術精英實際上已經無法擺脫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大語境。
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超本文電腦語言的發明和適合家用電腦使用的網絡瀏覽器的出現使互聯網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實際上更是一場大眾傳播的革命。一批網絡和電腦技術人員迅速以一種嶄新的項目和方式在電信和傳播界拓出一片領地,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傳播有很多優勢,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沖擊力的。這一特征一下子扭轉了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越來越多的依賴。然而,資本是無孔不入的,資本在尋找增值的機會,技術發展的后勁也要靠資本。掌握一定資本和管理資源的傳統傳播媒介為了維護它原有的地位紛紛主動介入互聯網,試圖利用他們的內容采集編播優勢奪回失去的部分領地。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尖端技術人才仍被新興網站公司擁有。爭奪網絡人才的戰斗方興未艾。資本的流動也已經大幅度轉入互聯網業,它迫使這一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的發展漸漸呈集中化趨勢,強強聯合,大魚吃小魚之類的兼并每天都在發生。有人擔心這種集中會改變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的性質。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立法,優勢網絡公司可以大批量地發展強大的病毒武器攻擊競爭對手,互聯網上的“暴力”會迅速增加,而最終稱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財團擁有的門戶。
互聯網的優勢是明顯的,它的影響還只是初顯端倪。誰抓住了這一發展機會,誰就會在這新興的國際傳播舞臺上站住腳。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廣告效應;對文化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效率極高的同時是無限廣闊的傳播和交流的天地;對社會來說,它或是增強社團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組織;對國家來說,它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得好有利于國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權的存亡。
互聯網上信息的低質量和網絡行為的無政府主義也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樣的消息網點在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事實和謠言混淆不清,無聊的內容也一樣在消耗年輕人的時間。此類“非正規教育”正在把我們下一代引向何處,是個令人堪憂的問題。
總之,互聯網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21世紀國際傳播的最主要媒體。互聯網一度讓所有人——窮的富的、強的弱的站在了一條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一些能把握機遇、做出正確對策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完成一次發展的飛躍,從而過上揚眉吐氣的生活。
國際傳播的對抗意識和服務意識
如前所述,國際傳播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傳”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宣傳與反宣傳可以說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原型。蘇聯和英國是兩個最早開始國際傳播的國家。冷戰時期中,美蘇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是白熱化的,他們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這種對抗原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出現,現在多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勢力上的對抗。這種政治概念主導下的對抗和市場競爭中的對抗是兩個概念,它和大眾興趣無關,只注重國際政治的斗爭,或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冷戰雖然已結束10年了,然而國際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冷戰意識或者說對抗意識依然非常濃厚,主導著許多國際傳播部門的編輯方針。
發展中國家多數沒有商業國際廣播,他們的國際廣播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和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往往處于輿論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體在冷戰后期,自居為冷戰的勝利者,在輿論上對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國家更是頤指氣使,是國際傳播中對抗狀態的誘因。所以,一旦哪個發展中國家拂逆了發達國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動的國際輿論中,于是他們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和發達國家新聞機構作針鋒相對的反宣傳,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但發達國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論自由而不加理睬,這都加劇了國際傳播中的對抗意識。
然而,我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在國際傳播中制勝的還是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而不是對抗意識。
向觀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務意識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則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業國際傳播媒體出現之后才真正得到了體現。商業傳播媒體把國際傳播不再看作戰場,而是當作有利可圖的市場。鑒于跨國公司的品牌急于在遠東、東南亞開拓市場,商界巨頭非常樂意在覆蓋全球的媒體上做廣告投資。這樣,國際傳播就有了和經濟利益結緣的歷史。美國在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CNN商業運作的成功刺激了眾多媒體向國際化發展。他們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勝利,而是傳播的效果和穩定的收視率,從而保障廣告的收入。CNN承認它的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來自國際市場。美國廣播公司(ABC)開辦了亞洲臺,在歐洲開辦一個商業頻道。全國廣播公司(NBC)開辦了對歐洲的有線電視頻道(CNBC),對亞洲的商業新聞頻道(ANBC)和對拉美廣播的西班牙語頻道。特納公司在拉美和歐洲全面覆蓋,英國傳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進入國際傳播業,開設了空中新聞電視臺和香港衛星電視臺。“它們進行電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潤。”利潤的驅使使他們非常注重服務和推銷技巧。
毫無疑問,服務意識的注入使傳播的內容更具有可讀可視性。做到這一點,對具有商業運作歷史的媒體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只要把在國內的一套做法,搬到國際上來,就會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對國家管理下的傳播機構來說,要用服務意識來替代原來的宣傳意識就比較困難。由于體制上依然是對抗時期的體制,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沒有及時轉變,所以,很多國家的國際傳播的主導思想仍然滯留在強調對抗的形態上,或是把服務作為手段,對抗作為目的。這種沒有建立在市場上的服務總是膚淺的,因為服務與否不影響生存,他們便不太注重市場調研,節目的生產往往不與市場掛鉤。這樣,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口味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反復呼吁和提倡的一種分外的要求。
服務意識看似無高尚的立場和目標,但沒有它,就沒有市場競爭,想對抗都無從談起了
傳播中民族主義的陷阱
國際媒體仍然因循著冷戰時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愛憎強加于受眾,使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到國際傳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傳播者本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政黨,這純粹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這種宣傳政策在本國國內是必需的話,在國際傳播中則是不宜直接表達出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也許愿意了解一些傳播者國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應指望他們也一樣會津津樂道這種成就,弄不好反而會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國際傳播中要特別忌諱民族主義的宣泄,要特別避免挫傷其他民族的“愛國主義”情緒。有些國家基于自己強大的國際地位,說話無所顧忌,刺傷了別國“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義上處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這種誤區在發達國家的傳播中有,在發展中國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際傳播大都是從屬于國家政府部門,或剛剛在經營政策上獲得一些獨立性,管理決策層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因為有過被殖民化的歷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意識更加敏感,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宣傳在國際傳播中加以不適當的突出強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視為有辱國家形象的消息和評論。這種意志通過行政管理和政治審查的渠道貫徹到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操作中,就使得整個傳播業為一種偏頗的使命感所籠罩,形成一種和市場親合力相反的力量。
國際傳播研究者從技術上指出了4種影響文化間傳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優越感。
美國人類學家桑奈(W.G.Sunner)對種族優越感有專門研究。他指出從很早期的社會中就有團體的內外之分。團體對本身的感覺總是優于外團體。(一群團體彼此之間可能有某種關系,如血親、鄰居、盟友、姻親或商業伙伴,這種關系使他們團聚一處,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們開始區分你、我——外團體與內團體。)他們總是認為內團體是道德的、優秀的,自己團體的風俗是獨創的、人本的。但這種態度由外團體的主觀出發,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傳統”,而外團體可以把它描述成“他們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自我中心,他們愛自己比愛我們多”。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勇敢求上進的。我們為維護本身的權益而奮斗,我們保護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團體會把它描述為“他們具有侵略和擴張的野心,他們想犧牲我們超越前進”。
文化傳播的學者還發現“種族優越感的程度與社會地位、教育水準、性別和年齡沒有顯著的關聯;越是屬于一個社會中的弱勢團體,種族優越感的傾向越嚴重。然而“一個人越是閉關自守、獨斷專行,優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優越感之外,他們還指出了文化間傳播中的刻板印象和為他人設想的能力(empathy,一譯‘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觸及的范圍不但涉及其他的種族、社會群體,也及于自己所屬的種族、群體。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實在內。總的來說,“刻板印象往往妨礙了不同種族間有效的溝通”。⑤
文化間的傳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這種情況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價值觀來評估了解乙方。傳播學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來促進交流。
“我們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設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義,事實上,為了達到有效的傳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須能夠為收受信息的人設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確的假設是困難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避免過早形成一種態度或印象。也就是說,國際傳播者應該對其他文化事物盡量保持客觀開放。如果發現對方有不同之處,也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技能如果能夠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廣泛的推廣,這對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將是偉大的貢獻。
管理中的毒瘤
現代科技支持的國際傳播已經向傳統傳播發起了挑戰。國際傳播的多元性和大眾參與性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流形態。資本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而且不合時宜。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從事國際傳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同時要不懈地和作頑強的斗爭。
是管理中的一個毒瘤,是企業或服務部門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癥狀是不求創新、不求效益,但求無過,以保住自己的官職。這種作風與迅速發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中的每個從業人員要以為受眾服務為目的去處理問題,而不是違背這一原則,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事業的發展之上。眾多管理人員把大量時間花在寫不實的成績匯報上,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從上至下,層層加碼,會議不斷打亂了正常的經營和業務管理,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許多需要及時處理的事情都在無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貽誤了時機,時機的喪失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是莫大的罪過,因為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個機會,便意味著一連串的機會的喪失,意味著又是幾十年經濟地位的落后。
國際傳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載體,主動介入國際傳播即是介入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中競爭即是在國際傳播中競爭。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別人就會把他的思想全球化。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形態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信息革命給了每個人一個廣闊的天地。讓我們抓好這一時機,使世界在改變你的同時,你也在改變著世界。
注釋:
①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198頁
②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9頁
③郭景哲:《讓世界了解中國》第112頁
④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14頁
⑤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94頁
⑥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42頁
參考書目:
《國際傳播》,李瞻,三民書局,1984
《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
[關鍵詞]2002年國際船舶保險條款;承保范圍;潛在缺陷
2002年在倫敦保險市場上出現了一套新的船舶保險條款,同時,現行的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仍可選用。從這些變化本身很難看出隱藏在制定該新條款背后的真意。但是,一些變化引發了對條款含義和效力的嚴重爭議。本文旨在分析列明承保危險條款的變化,尤其是對潛在缺陷的理解問題。
介紹和背景
2002年新的《國際船舶保險條款》沿襲了1983《協會定期船舶保險條款》(簡稱1983年條款)和1995年《協會定期船舶保險條款》(簡稱1995年條款)列明風險的形式。條款變得冗長,納入了一些可能不被雙方同意而訂入保單的條款,使得條款的使用變得更麻煩。
對于承保范圍,《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第6條,如今規定在第2條。除了一些極小的變化,此條款主要的變化體現在對鍋爐爆炸、尾軸斷裂和潛在缺陷的處理方面。1995年條款有與眾不同之處,即第6.2款對謹慎處理但書的規定為“如果此種損失或損害并非由于被保險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或船技主管或他們的岸上管理人員未謹慎處理所致”。新條款的第2.2款但書的規定卻與1983年條款的規定相同,即“如果此種損失或損害并非由于被保險人、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未謹慎處理所致”,刪除了“船技主管或他們的岸上管理人員”。因此,由于但書措詞的變化,在新條款第14條規定之下,被保險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將承擔更大的責任,承保危險的范圍比1995年條款的規定縮小。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船舶所有人的境況將更糟,因為第14條的規定不僅僅適用于第2.2款受但書限制的列明風險造成的任何損害,也適用于第2條列明風險造成的任何損害。
上述第2條的主要變化體現于潛在缺陷。《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相關規定如下:
“6.2本保險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險標的的滅失或損害
6.2.1鍋爐破裂、尾軸斷裂或者機器、船殼的潛在缺陷“
此條款的大概意思和它所承保的范圍很容易理解。承保的不是鍋爐破裂、尾軸斷裂或者潛在缺陷本身,而是上述原因之一造成船舶的損失或損害。如果沒有因此造成的損失,例如,船舶存在潛在缺陷,但是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依據保險合同,也就不存在任何賠償。如果潛在缺陷造成損失,可以得到的賠償是因該損失而發生的合理的修理費用,但修復潛在缺陷本身或鍋爐或尾軸的費用得不到賠償。此種費用應向保險人投保附加險條款(1995.11.1)以獲得賠償。
英國法在這方面有幾個著名判例,爭議集中在:是否存在進一步的損失,或只是并不被保單所承保的潛在缺陷,由于通常的使用而被發現。例如ScindiaSteamships(London)Ltd.v.TheLondonAssuranceCo.Ltd.一案,當事船舶營運了好幾年未發生任何事故,后來進船塢進行尾軸襯的下半部分木襯的換新,因此需要移動螺旋漿和尾軸。當螺旋漿被楔入時,尾軸因已存在的潛在缺陷而斷裂。螺旋漿和尾軸的尾端掉入干塢中,螺旋漿的一葉損壞。保險人同意賠償修理螺旋漿的費用,因為這是由潛在缺陷或者尾軸斷裂造成的損失,但拒絕賠償更換尾軸的費用。檢驗人員發現在斷裂的地方有一個從頂端延伸出來,深而光滑的裂縫(deepsmoothflaw),另一半原本是完好的但最近折斷。該缺陷被認為早已存在,尾軸報廢。船舶所有人辯稱更換尾軸的費用由“尾軸斷裂”或“機器的潛在缺陷”所承保,因為尾軸是機器的一部分,它的損壞是由潛在缺陷引起的,保險人應當賠償。法官駁回了被保險人的請求,認為“尾軸斷裂”指尾軸斷裂本身得不到賠償,這種斷裂的損失或損害也不是尾軸斷裂造成的。由尾軸斷裂造成的損失僅僅是螺旋漿的損失,被保險人已獲賠償。法官同時認為,被保險人即使以“潛在缺陷”抗辯,基于同樣的理由,亦得不到支持。尾軸并沒有受任何風險,只是進行了一項船舶修理中的正常操作,而這項操作導致了它的斷裂。這種斷裂不是由潛在缺陷引起的,只不過是早已存在的缺陷進一步發展而已。
最近,TheNukila一案,與另一個關于船舶保險中潛在缺陷的案子,得到了上訴法院的更多關注。TheNukila一案的案情有所不同。保單涉及用于起居間的移動平臺。承保范圍按照《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和《協會船舶附加險條款》。投保附加險的意義在于,如果被保險人證明潛在缺陷造成了該平臺的損壞,保險人應賠償所有的修理費用,包括修復潛在缺陷的費用。如果沒有損失就沒有賠償。法院只需判定是否存在損失并精確地定義損失的含義,而判定什么是缺陷純屬多余。事實上,由于平臺支架上存在的有缺陷的焊縫導致了進一步的疲勞裂紋,而擴展到結構的其他部分和先前完好的鋼鐵架。進一步的開裂意味著,裂紋被發現時平臺處于倒塌的危險之中。但是,船舶所有人在取得保單時,即使謹慎處理也不可能發現支架上存在的缺陷和微小的裂縫。進一步的開裂和鋼架的斷裂是取得保單時業已存在的潛在缺陷造成的。保險人聲稱不存在損失而拒絕賠償。即使船殼存在潛在缺陷,也只是有缺陷的部分受損,并沒有造成進一步的損失。潛在缺陷在日常使用中不斷加深并最終明顯。
是否存在損失是法院需要判定的事實而非法律問題。上訴法院判定:基于常識得出的結論乃是:存在損失。這已足夠判決本案。Hobhouse大法官總結相關規則:
“如果(保單承保的)航次開始之前已經存在潛在缺陷,然后被保險人發現了它的存在,那么沒有保單規定的損失發生。船舶處于與保險期間開始之時同樣的狀態。因此,欲根據英其瑪麗條款或類似條款索賠,被保險人必須證明船舶物理狀態的變化。如果他不能證明此點,則無法證明存在船舶保單中規定的損失。…但是,如果損失確實發生,導致船舶的物理狀態發生變化,這種損失可以成為根據保單索賠的對象。”
保險人抗辯認為區分缺陷和損失的界限在于缺陷之外的船舶的另一部件有沒有遭到損壞。法院考慮了先例確定的權威結論,進而駁回了保險人的抗辯。原則在于是否存在進一步的損失。法院認為,部件一詞可以在很多場合下使用,并具有很多不同的含義,在判斷是否存在損失方面并沒有幫助。
上述關于theScindiaSteamships一案,引用了Branson大法官判決的內容,早已存在的缺陷導致了尾軸其它部分的斷裂。Hobhouse大法官認定:
“Brandson法官所得出的結論明顯正確無誤。未證明是承保危險造成了損失。尾軸已經處于損壞狀態,它的價值已接近報廢價值。該尾軸的斷裂只是一個沒有價值的部件的斷裂,需要替換。并沒有發生承保的損失。Branson大法官在問及是否存在與潛在缺陷的損失不同的損失時所用的措詞反映了這一點。…船舶所有人遭受的損失是由于發現潛在缺陷而導致經濟損失,不是潛在缺陷造成的任何損失。
當然還存在一些實際情況使得難于運用這些規則。其中之一就是當缺陷在保單簽發之前已經產生并保持這種狀態,由此產生的爭議就是何時發生了損失、造成進一步損失的原因何在。因此,在考慮基于《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的索賠時,應運用上述規則。
新條款
新條款第2.2條規定:
2.2本保險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險標的的損失或損害
2.2.2機器或船殼的潛在缺陷,但本保險承保的部分僅限于彌補造成的損失或損害的花費超出如修復潛在缺陷會產生的費用的部分。(筆者加下劃線以示強調)
新條款規定的變化體現于下劃線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對應的第2.2.1項的規定為“鍋爐爆炸或尾軸斷裂,但不包括修理爆炸的鍋爐或斷裂的尾軸的花費”。該花費“本應發生的”事實上存在的損失。
作出改變的理由
以上提及作第一個改變的理由,即強調潛在缺陷本身和潛在缺陷造成的損害之間的區別,此點在the“Nukila”一案的判決之前業已存在,但未提及“部件”一詞。但作此種解釋的首個難題在于the“Nukila”案認定:損失確實存在。如果同時投保了《協會船舶附加險條款》,則意味著修復潛在缺陷的費用無論如何都應得到賠償。而且,the“Nukila”一案并沒有先例。如果缺陷存在于一個組件,例如船殼,如何認定潛在缺陷的部件?爭議從未平息過。這僅是在認定事實方面存在的難題。在the“Nukila”一案中,保險人未局限于此,認為船殼是船舶的一個單獨的部分,在沒有發生全損的情況下,無論疲勞裂紋怎么多,也不論是否導致了剪力或其他受拉破壞,都不屬于英其瑪麗條款規定的對船殼造成的損失。也有觀點認為可能是回復到這種觀點的趨勢導致了上述變化。
新條款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the“Nukila”一案時的立場。Hobhouse大法官曾指出:“原則上,修復潛在缺陷的費用應由船東而非保險人負擔。”筆者認為,這段論述是對如在損失未發生之前修復潛在缺陷而產生的費用(以下簡稱預計費用)引入了一個入門機制。
新條款-實踐
欲搞清承保范圍必須整體考察新條款。很明顯,對于潛在缺陷導致的索賠,承保范圍與1983年條款相同,如承保由于機器或船殼中存在的潛在缺陷導致的保險標的的損失或損害。
對于損害,如果已修復,可以索賠的僅是修復損害所需費用減去應扣減的部分。任何索賠金額都應按照三套條款的規定作相應調整。在新條款下,應當考慮新加在承保范圍上的限制-經調整的修復進一步損失的實際費用是否大于預計費用?在超出的范圍內,被保險人可得到賠償。
本文無暇詳細論述這一條款的確切含義。因為這將決定是被保險人還是保險人來證明預計費用是多少。簡言之,雖然該條款被放在承保危險部分作為承保范圍的但書,但它似乎是一個影響賠償數額而非承保范圍的條款。如此,證明存在超出部分的舉證責任落在了被保險人而非保險人身上。因此,證明預計費用的責任則由被保險人單獨承擔。
但是,有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機器由于潛在缺陷受損,不得不拆下修理,即使沒有造成其他損失、光修復潛在缺陷也需要花費拆下機器的這筆費用,因此在計算潛在缺陷造成的其他損失時應分擔部分拆機器的費用(如同為了船舶所有人和保險人的利益拆機器一樣)。不幸的是,即使這兩種費用一樣多,此種計算方法也不符合新條款的規定。
筆者認為,首先應確定修復潛在缺陷造成的損害所需費用。這必須是實際遭受的損失,同時要考慮修復潛在缺陷的花費和為船舶所有人和保險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費用。這兩種費用不是新條款所指的進一步的損失,因為如果把它們歸入新條款所指的進一步的損失,將會使新條款失去存在的意義,因為這將使事實更加復雜,大家實際上可能還是按原來的計算方法計算損失。第2.2.2項與眾不同之處可能就在此。
然而按照第2.2.2項的規定必須確定預計費用是多少?船舶所有人將之拆下修復需花費多少,總額如何?上述任何一項都不能依據新條款得到賠償。
不幸的是,(從力求清晰的角度言,新條款對此也不會有什么幫助),理論上如何計算修復的花費沒有任何規定。是按損失、損害、修復發生之前,還是按照其他時間的狀態計算?由于船舶在一定時期的狀態和缺陷性質的不同,計算的時間標準,對理論上的損失數額有較大影響。曾有人提出,因為保險人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通常要進行多次磋商,應以簽發保單的時間為準。這種觀點無論正確與否,都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船舶所有人在那個時候就開始修復缺陷,花費究竟是多少?綜上所述,通常費用均不包括在內。
新條款比起以前的《協會船舶定期保險條款》,在承保范圍上大大縮小,因此被保險人在投保時應比以前更加慎重。
投保附加險的影響
新條款第44條規定了附加險。奇怪的是,承保的不是修復潛在缺陷的花費,而是如下規定:
“44.1如果保險人書面同意,本保險承保以下…
44.1.2在潛在缺陷造成第2.2.2項規定的損失的情況下,在損失發生之前如修復潛在缺陷應需要的花費。“
實際遭受的損失并不是限制條件。按照這種計算方法會得出結果迥異的結論。例如,在不考慮任何扣減的情況下,修復潛在缺陷和造成的損失共花費£40,000,其中£20,000作為修復潛在缺陷的花費而非造成的損失,應由船舶所有人承擔。根據第2.2.2項可以得到賠償的是造成的損失£20,000超出預計費用的部分(這是一種計算出來的損失,而非實際的損失)。假設預計費用為£15,000,根據第2.2.2項,只有£5,000和附加險承保的£15,000可以得到賠償,船舶所有人實際遭受了£20,000的損失。這與不加保附加險的1983年條款和1995年條款的結果是一樣的。
如果預計費用為£25,000而不是£15,000,根據第2.2.2項保險人無需賠償,但根據附加險條款則需賠償£25,000.比起加保了附加險的以前的協會條款,船舶所有人實際遭受了£15,000的損失。
第三種可能性,雖然很少會發生,但實際可能存在,如果預計費用為£45,000,超過了所有實際的修復費用。船舶所有人根據第2.2.2項得不到任何賠償,根據附加險條款則可得到£45,000,超出實際損失的£5,000部分可謂是一筆橫財。
未修復的損失
未修復損失索賠和推定全損這兩種情況也需略加考慮。以上都是假設損失已修復。如果損失未修復呢?在這方面,新條款第20.1款的規定與《協會船舶定期保險》相同。賠償限額為由于未修理而造成的市價貶值,但不應超過合理的修復費用。但是,條款根本未規定第2.2.2項的新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應如何適用。賠償限額是第20.1款規定的合理的修復費用呢,還是第2.2.2項規定的這筆修復費用超出預計費用的部分?本條款對此未作規定。很明顯,這兩種情況下能得到賠償的數額是不同的,同時,船舶所有人修復或不修復損失,能得到賠償的數額也不相同。同樣,在加保了第44條規定的附加險條款的情況下,船舶所有人的地位如何,對于這一點條款未作任何解釋,也不明確。根據第44.1.2項,船舶所有人應可得到預計費用的賠償,而不論市價的變化或實際修復發生的費用。
推定全損
在新條款第21條規定的推定全損的情況下會發生類似的問題。除非預計的修復費用超出船舶保險價值的80%,任何以推定全損名義提出的索賠都得不到賠償。在潛在缺陷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什么構成《海上保險法》第60(2)(ii)項規定的損失?根據第21.1款的規定,判斷是否存在推定全損索賠,應將預計的修復費用與船舶保險價值的80%作比較。條款對此規定不明確。
如果船舶所有人加保了第44.1.2項規定的附加險,在構成推定全損索賠的情況下,承保范圍應如何確定。附加險是否給予被保險人在保險價值之外的額外的賠償,這頗值爭議。
[關鍵詞]社會責任論 中國特色 變革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4-0084-01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深入,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在自身社會體制的框架下,不斷借鑒西方新聞發展的歷程和經驗,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模式。下面就20世紀新聞傳播思潮中的“社會責任論”和“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發展到今天所形成的21世紀下的“社會責任論”和“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兩種思潮理論的發展與演變進行一個簡單的論述。
一、20世紀的“社會責任論”
社會責任論是20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世界新聞傳播事業的理論基礎,它來源于自由主義理論,保留了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自由”,但也給自由加上了條件:擺脫外界的限制;具有行動所必需的手段。同時也闡明了新聞自由涉及新聞媒介所有者和公眾兩個方面。強調公眾的自由,新聞媒介要成為公眾“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并且確立了和政府的關系,政府既要允許又要促進自由。這里還明確了義務:對自己的良心盡責;對他人和社會盡責。
社會責任理論的目標則是新聞媒介,要求新聞媒介對公眾負責,體現公眾的自由權利,也是社會責任論的基本核心。
二、20世紀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
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理論基礎、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又稱無產階級黨報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無產階級黨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一面旗幟;第二,黨報是黨的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黨報應該是全黨的宣傳輿論工具;第四,黨報的工作者必須在黨的范圍內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
以上是關于20世紀“社會責任論”和“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概述,在通過近幾十年的發展中,新聞領域出現了各種新的問題和狀況,社會發展變革、工業科技進步等都使得21世紀的新聞理論發生了深刻而深遠的變化。
隨著電視的產生、互聯網的出現,二戰、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后的世界新聞格局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的不均衡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導致21世紀的新聞理論出現了變化和調整。
三、21世紀的“社會責任論”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新聞傳播力量、新聞系系流量流向及新聞報道內容上的不均衡狀態,歸根到底還是由這些國家不同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決定的。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響,各國新聞傳播界的交流合作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和密切,同時由于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也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21世紀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公開擁護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但同時必須以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義務為條件。他們反對西方發達國家毫無限制的自由。這與20世紀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社會責任論頗為吻合。社會責任論的前提是,自由必須伴隨以責任。但此時,建立社會責任論的西方發達國家則主張絕對的自由,反對限之以責任,認為這樣會導致政府控制新聞傳播,以至于危害作為基本人權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在國際新聞界,新聞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接受任何外來干預。顯然這與社會責任理論是直接沖突的。
但我們反而觀之,在面對發展中國家時,西方發達國家希望實現自由主義理論,而在面對本國時,依舊是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社會責任論來解決。這里再一次證明新聞傳播是政府的工具也是國家立場態度的代表,同時也是一面旗幟。
四、21世紀的“中國特色新聞傳播”
21世紀,在理論方面,首先,人們普遍認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是報刊媒介取信于民的基本依據。其次,過去人們認為新聞就是宣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忽視了新聞規律抹殺了新聞個性,阻礙了新聞事業特殊功能的發揮。再次是新聞事業的性質問題。在階級社會中,新聞事業雖然不能不為一定的階級服務,但是它的規定性在于能傳播新聞和反映輿論,因此它的性質應該是“社會的輿論工具”。最后是新聞的黨性原則,黨對報紙的領導應該是通過原則性的要求和“道義”的影響;黨要力求使新聞媒介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新聞工作者的能動作用。
在更新新聞觀念的同時,新聞界、學術界還對無產階級傳統新聞學進行了反思,最后提出要擴大研究范圍,加強研究深度,更新研究方法,強調研究的科學性四個方面著手,使新聞學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關鍵詞]電視新聞;記者出鏡;問題及解決方法
所謂記者出鏡指的是記者在新聞事件的現場,以收集素材、播報評述新聞事實為目的,直接面對攝像機(觀眾),以采訪者、目擊者、參與者或報道者的身份出現的工作方式。記者的解說、表情、神態、動作都有傳遞信息內容的作用,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同時傳播,既能表現新聞事件的現場感,又能把觀眾帶入身臨其境的現實環境之中,是廣受觀眾歡迎的新聞報道形式。
一、記者出鏡的優勢
出鏡記者的現場報道,更加體現了新聞的時效性,其現場新聞的傳播速度與觀眾的收視“同步”,真正做到貼近受眾,實現節目的增值與提升。
(一)增加新聞的“六性”
新聞的“六性”主要指的是:及時性、準確性、真實性和時效性、新奇性、重要性。在每一次采訪的過程中,記者來到新聞事件的現場,對著攝像機進行自我介紹和事件的簡單介紹,然后將鏡頭轉到現場,進行報道,最后做簡單地敘述和評論,記者的活動被觀眾看得一清二楚,讓報道更加真實可信。
(二)增加新聞的現場感
出鏡記者現場報道的出現,使新聞現場的信息傳輸更加通暢,新聞傳播者與受眾的距離縮短了,新聞記者作為能動的信息渠道,可以靈活的調動新聞的每一要素,如新聞導語、電視畫面、新聞配音、同期聲等。現場報道的記者要有直擊意識,要學會將觀眾直接“帶到”現場。記者要通過自己的形象、具體的語言準確描述現場,盡量使用通俗易懂、簡練平實的口語,向觀眾提供新鮮、準確、富有感染力的信息,增強報道的現場感,讓觀眾感同身受,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比如在播報時,可以多使用“我現在的位置,我看到了什么,我聽到了什么,我聞到了什么”等現場感很強的表述和提示,讓觀眾與記者同步獲得在現場的真實感受。
(三)領悟理解報道內容
記者在新聞報道中的出F可以解釋說明新聞事件,讓觀眾能夠更好地去理解事件發生的起因和過程。記者展現在鏡頭里,還可以引起觀眾對細節的關注,讓觀眾對這件事的印象更加深刻。
二、目前記者出鏡存在的問題
目前活躍在新聞一線的出鏡記者,大多是從主持人或普通記者轉過來的。但我們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能當好記者,也不是所有的記者都適合出鏡,一個出鏡記者對自身職業角色的準確定位是需要在這兩方面內外兼修的。
(一)缺乏對新聞現場的判斷能力
有很多主持人憑著優越的外在因素走進了出鏡記者的行列,但缺乏實際的新聞訓練,遇到復雜的新聞現場或者突發事件,他們就會變得語言遲滯,神態窘迫,甚至完全喪失對新聞的判斷力。
現場報道中,記者要把新聞的時間、地點、人物、氛圍、細節等因素進行組合,作用于觀眾的視聽感官。記者還要有良好的駕馭現場的能力,不管記者是否“露臉兒”,現場報道特別突出“我”(即記者)的位置和視角,強調“我在現場”。進行現場報道,記者要同時具備“主持人+記者”的雙重能力,不僅要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準確的判斷能力和嚴謹、快速的語言組織能力,還要有很強的口頭語言表達能力,若不能做到即席發揮,就要提前精心準備,打好新聞“腹稿”。
(二)缺乏對自身情感的把握能力
在電視新聞中,我們常看到有的記者態度冷漠,不管發生了什么事、現場的氣氛如何,都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終保持同一表情。這樣很容易造成記者與被采訪者之間的隔閡,被采訪者不會把自己看到的或自己知道的告訴記者,很有可能在關鍵的時候選擇沉默,最后造成采訪的終止,即使勉強進行下去,采訪也只是停留在表面。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記者在現場很容易被當時的氣氛影響,或因為被采訪者的不幸遭遇而心生憐憫;或因為遇到不公平的事而悲憤不已;或因為看到了光明的前景而興高采烈。其實這都不是一個合格的出鏡記者應該有的表現,記者應該時刻記住自己的職責,做到公平、公正、客觀的報道。
(三)擺正與被采訪對象之間的關系
出鏡記者在現場采訪,無論被采訪對象是誰,都應該不分高低貴賤和被采訪者平等交流,注意在不同場合下對于不同對象提出問題要符合被采訪人的人物背景,學會提問和傾聽,切忌咄咄逼人。出鏡記者在采訪時其實是一個問詢者、探尋者,提問就是采訪最核心的內容,掌握提問的技巧是一個記者最重要的業務能力。采訪中記者常遇到這種情況:你想要知道的內容,往往是他不愿意說的;對方想說的,又往往不是你所要的。此時就需要你靜下心來傾聽,在無意間架起與被采訪者溝通的橋梁,先找好共同話題,慢慢地拉近你與被采訪者的距離,漸漸地讓記者真正地投入到采訪當中去,了解更為全面的信息,也會有意外的收獲。
三、電視新聞出鏡記者要注意的問題
目前還未有較為完善的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評價體系,《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報告(2012版)》的推出對于定量評估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有開創意義,在此基礎上遴選出的《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對學術期刊走向國際有促進作用。本文分析探討了該評價體系的意義及完善方向,并從辦好中文期刊、重視計量評價工作、客觀對待評價指標、提高學術論文質量、重視編輯力的提升等方面探討了如何辦好學術期刊,使其走向國際。
關鍵詞:
國際影響力 學術期刊 CAJ-IJCR 定量評估 引文數據 編輯力
一、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的意義
我國學術論文的產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論文數量僅排第9位,國際影響力較低。如何提升中國學術論文的國際影響力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作為學術論文的載體,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對學術論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有積極影響。如何衡量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如何使我國學術期刊走向世界,進而走國際化發展路線?這些問題隨著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的開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我國學術期刊從關注國際影響力、提升國際影響力已走過十余年歷程。[1]而大家所做工作以及關注點,還停留在定性評估,或者是個別期刊在做定量工作,沒有上升到對整個中國學術期刊界進行定量評估。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以及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聯合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報告(2012版)》(簡稱2012年CAJ-IJCR),通過定量的方式讓期刊界清晰地認識到各自期刊在國際上的傳播情況,有利于了解國際讀者和用戶需求,準確把握國際化發展方向和出版定位,全面提高國際化辦刊能力,更好地走科技強國之路。在其基礎上又評選出了《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本次CAJ-IJCR對5000余種學術期刊的國家影響力進行了定量評價,這一工作具有開創意義和實際價值,對我國整個學術期刊界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大事、實事、要事,有助于定量化深入了解國際讀者和用戶的需求,準確把握國際化發展方向和出版定位,進一步加快我國學術期刊“走出去”步伐。
二、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體系進一步完善方向
1. 擴大引文數據庫來源
2012年CAJ-IJCR引文統計源僅采用SCI(科技類)、SSCI和A&H(人文社科類)收錄期刊,EI、SA、CA、JICST、ISTP、ISR等其他世界重要檢索系統收錄期刊則未被納入統計源,而這些檢索系統收錄論文的狀況是評價國家、單位和科研人員的成績、水平以及進行獎勵的重要依據之一。顯然,目前CAJ-IJCR 引文統計源僅采用SCI影響了統計結果的真實性。因此,其他幾家重要檢索系統收錄期刊應當列入引文數據庫來源。
2. 增加計量評價指標
2012年CAJ-IJCR以載文量、可被引文獻量、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等作為計量評價指標,而北大圖書館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的評價指標是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響因子、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2]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推出的《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則采用了多達22項評價指標。[3]盡管評價指標的多少不能說明評價體系的客觀及科學,但在分析研究影響力的時候,選擇的評價指標盡可能囊括對影響力有關的指標進行考量則是必要的。2012年CAJ-IJCR評價體系對“引文”過于偏重,如5個計量評價指標中的可被引文獻量、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等4項內容直接關聯“引文”,顯然這種情況很難客觀反映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其他計量指標如被索量、被摘量、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web下載量等也能很好地反映學術期刊的影響力。
3. 合理劃分學科
2012年CAJ-IJCR總共設置了50個學科分類,而《要目總覽》(2011版)則設置了74個,[4]《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2012版)為61個,[5]可見三者之間對學科分類的劃分標準尚存在爭議,而2012年CAJ-IJCR設置50個學科類別確實不能準確描述個別學科交叉期刊的類別,如《體育學報》《管理工程學報》等。而學科劃分不明確,直接影響該學科領域內的學術期刊的定量評價工作,畢竟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的評選是按照學科分類來分別遴選的。
三、提升影響力辦刊思考
1. 辦好中文期刊也可以提升國際影響力
2012年CAJ-IJCR評選出的 “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中中文科技期刊占70.6%,中文人文社科期刊占95.6%,說明中文期刊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國際影響力。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國際影響力的大小并非由期刊語種決定的,英文可以,中文也可以,走向國際并非一定走英文化路線,關鍵還是要看期刊論文內涵。好的論文反映了所在領域的研究水平、技術水平。只有整個行業的科學技術水平提升了,研究成果才有參考引用價值,影響力才會得到提升。但也應清醒地看到,做好局部內容英文的處理工作非常重要,如文章標題、摘要、參考文獻的英文處理等等,這些是一個窗口,是提升影響力的便捷途徑之一。
2. 重視計量評價工作
2012年CAJ-IJCR給出了5025家中國學術期刊國家影響力引證報告,而我國學術期刊數量遠不止這些,如此龐大數量的學術期刊要想全部獲得高影響力是不現實的。根據“二八”定律,20%的學術期刊將占80%的影響力份額,而這次CAJ-IJCR給出的影響力評價數據也基本驗證了這一認識。顯然,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不會平均到每家期刊。面對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如何提升自身期刊的影響力,計量評價工作顯得尤為重要。提升國際影響力應先穩固國內市場地位,再進軍國際市場,其中,計量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選取非常重要。立足國內應從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響因子、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計量指標入手,提升內涵質量;面向國際應從影響因子、被引頻次等指標入手,提升影響擴散力。評價方法最好采用歸一化方法,并且能夠根據各項指標影響力的大小賦予不一樣的權重,盡量做到客觀、準確、合理。
3. 客觀對待評價指標
影響因子是期刊前兩年在統計當年被引用的總次數與該刊前兩年總數的比,它是一個相對統計量,可以評價各種期刊,同一學科下,影響因子越大該刊的影響力和作用也越大。目前期刊評選的主要評價指標就是影響因子,如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選,這也導致了目前各數據文獻情報系統、讀者,以及期刊本身過于強調影響因子的作用。很多期刊把精力放到影響因子的提高上,濫引、錯引、自引現象日益嚴重。如某石油天然氣工業類老牌雜志,1992年至2004年一直是北大圖書館評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入選,但該刊把提高影響因子的措施用到加大自引上,自2009年至今他引率低于0.5,于2012年跌出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教訓深刻。中國知網的研發者對影響因子指標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影響因子指標體系,分別從復合類、綜合類、基礎研究類、技術研究類等方面計算影響因子,客觀上促進了業內對影響因子的認識。其他計量評價指標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也應辯證對待。學術期刊應當正視各評價指標不同帶來的差距,認真分析總結,尋求解決辦法,把論文質量放到第一位。
4. 提高學術論文質量
計量指標都是外界對學術期刊的評價,而真正影響期刊學術影響力的內在因素是學術論文質量。當然,二者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論文質量高,會促進計量指標的提升;而計量指標的提升,會吸引高質量論文。如何提高學術論文質量?首先吸引、培養一批優秀科技工作者,吸引優秀稿源。一方面加強與研究院所的教授專家溝通聯系,保持約稿;另外一方面挖掘培養有潛力的年輕人,在論文寫作上給予指導,并提供適合成長的平臺。其次,完善論文評議制度。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不能保證期刊的正常運轉。通過同行評議,借助同行外腦作用,可以加強對論文質量的監督,并能夠提高論文質量。在同行評議過程中,注意回避原則、匿名原則。第三,借助網絡信息資源。杜絕學術不端行為已為業內人士所認同,在學術不端檢索方面也出現了很多資源,期刊雜志社應用好這些資源,杜絕學術不端行為,一方面凈化學術論文環境,另一方面提升期刊品位,在傳播過程中占據主動。
目前業內對編輯力提升方面的研究探討較多,取得了較多成果,[6-8]在此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編輯力的提升對影響力的加強起到正相關作用。排版精美、策劃精細的期刊更利于傳播。
在2012年“中國百種杰出學術期刊”的名單中,《西安交通大學學報》再次入選,這是其繼2008年來連續3年與“百杰”無緣后的首次入選,與該學報一貫堅持的辦刊理念密不可分。該學報強調編輯力對期刊質量提升所發揮的舉足輕重作用,具體做法是:[9]從初級產品的編輯加工入手,提高期刊論文的層次;通過組織同行評議和編輯的編修指導,將一般性的文章提升為較高水平的論文;努力提高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借助編輯出版特長來幫助青年學生和教師,將比較粗糙、幼稚的文章提升為嚴謹的學術論文。可見,編輯在科學技術傳播過程中起著樞紐作用,編輯的勞動創造對技術論文的傳播起到增值作用,反映編輯處理能力的編輯力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因此,科技期刊在重視專家作者群的同時,不能忽視編輯隊伍的培養,在“內外兼修”的情況下期刊才會有長足發展。
結 語
事實上,期刊的發展與否取決于期刊本身的質量,期刊的影響力也取決于期刊本身質量,做精品論文、精品期刊,是期刊的責任。在立足國內影響力提升的基礎上,加強國際影響力的提升還有一段較為漫長的路走。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發展環境,這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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