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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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譯論文范文第1篇

旅游作為重要的對外宣傳方式之一，涉及旅游與文化的翻譯。中國旅游翻譯的原則是介紹中國文化，吸引國際游客。旅游翻譯不應該只是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應該是文化層面的詮釋。旅游翻譯應順應跨文化交際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趨勢，從單純語言形式的對比和轉換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對比的高度，揭示語言形式與文化隱喻所蘊含的深層含義，真正使翻譯活動成為跨文化交流，促進旅游業發展，在國際旅游市場競爭中打響自己的旅游品牌。

二、歸化和異化理論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學家勞倫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譯者的隱身》中提出了異化和歸化的概念。所謂異化,指“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他提出一種反對譯文通順的翻譯理論和實踐,認為翻譯目的不是在翻譯中消除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而是要在翻譯中體現這種語言和文化的差異”[1]。他主張異化翻譯,其目的是要發展一種抵御以目的語文化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異化翻譯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異的,交際因語言社團之間和語言社團之內的文化差異而變得復雜。異化是以原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著眼于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堅持文化的真實性,旨在保存和反映異域民族特性和語言風格特色,為譯文讀者保留異國情調,讓讀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體會民族文化、語言傳統的差異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豐富譯文語言的表現力。

所謂歸化翻譯,是在翻譯處理中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奈達認為,“翻譯是一種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要看人們在聽、說、讀譯文時獲得的是什么。判斷一個譯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應的詞匯意義,語法類別和修辭手段的對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確理解和欣賞譯語文本的程度”[2]。翻譯既然是一種交際,如果不對信息接受者的信息進行全面研究,對交際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視讀者反映是為了讓譯語文本讀者能大致和原語讀者一樣去理解和欣賞一個文本。譯文的表達方式是完全通順自然的。通順自然的翻譯能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沖突,消除文化障礙,最終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順可以看成是歸化翻譯理想的策略。

三、異化與歸化的關系

在翻譯實踐中不可能永遠只遵循一種原則或采用一種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譯作完全是以原語文化為歸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只是表現出在處理原語文化信息時的基本傾向。過度的異化或歸化都有損譯文的質量。刻意的異化會使譯文晦澀難懂,索然無味,甚至會鬧笑話。作為兩種翻譯策略,異化和歸化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各自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兩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異化寓于歸化之中,歸化中也包含著異化,絕對的異化和絕對的歸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說的異化與歸化,主要是就譯者的傾向性而言,即或異化為主或歸化為主。在翻譯實踐中,兩者的統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兩,而是依翻譯的目的、文本類型的不同而顯示為現實的、具體的、動態的統一。

四、旅游文化翻譯對異化與歸化的動態選擇

1.旅游翻譯目的對異化與歸化動態選擇的影響

漢斯·威密爾(HamsVermeer)從行為學的理論出發提出翻譯是一種人類的行為活動,而且還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活動。翻譯時,譯者根據客戶或委托人的要求,結合翻譯的目的和譯文讀者的特殊情況,從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進行選擇性的翻譯。根據目的論,所有翻譯遵循的首要法則就是“目的法則”,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結果決定方法。“翻譯目的論注重的不是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或譯文是否完美,而是強調譯文應該在分析原文的基礎上,以譯文預期功能為目的,選擇最佳處理方法。即譯者必須能夠針對特定翻譯目的選擇特定的翻譯方法或策略。”[3]（筆者譯）因此旅游資料的翻譯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國游客介紹景點情況,傳遞有關信息，讓國外普通旅游者讀懂、看懂、聽懂,并且喜聞樂見。

就保留源語旅游文化而言，異化翻譯有利于保留我國旅游文化的“異國情調”，并以之打動目標讀者的心，激發這些潛在外國游客的旅游興趣，其缺陷在于：由于異化翻譯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追求一種不透明、不流暢的言語風格，且譯本中所含源語文化信息過多，容易造成譯文晦澀難懂，從而損害旅游文本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國境外旅游客源的減少。

歸化翻譯則因遵循目標語言規范并用目標文化材料替代源語旅游文化，譯文流暢，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讀性和可接受性都較高，比異化翻譯更能吸引潛在外國游客。歸化翻譯的弊端也很明顯：過分倚重目標語言固有表達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譯語旅游文化替代源語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國悠久、獨特旅游文化身份的喪失甚至錯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類型對異化與歸化動態選擇的影響

紐馬克(Newmark)在《翻譯問題探索》一書中,“提出針對不同的文本類型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并根據不同的內容和文體,將文本分為表達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喚功能。從文本類型和功能方面來講,根據現代翻譯學理論,旅游資料屬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喚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結合體,同時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喚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確傳達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適當地采用“歸化”性手段使譯文具有可讀性,以利讀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譯文文本的讀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讀者理解和欣賞原文的方式來理解和欣賞譯文文本。信息準確真實、語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賞是這類文本譯文追求的目標,因而這類文本更多地采用異化與歸化相結合的策略。

以呼喚功能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號召讀者去行動、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大多會用“闡釋”而不是“復制”的方法來處理這類文本,因為譯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傳遞效果和讀者的情感呼應,即讀者效應。因而在翻譯過程中,為保證譯文的信息準確并感染受眾,實現其文本的“呼喚”功能,譯者可以充分發揮譯入語的優勢,不拘泥于原文的表達方式,使譯文的語言盡量達到與原作語言同樣的效果。綜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點在異化和歸化的選擇上有不同的側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實于原文的“真實性”,歸化與異化相結合;呼喚型文本則要忠實于讀者的反應，側重于歸化，但這只是一種理想形式。在實際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譯都會在“異化”與“歸化”之間動態地穿行,這在翻譯實踐中已屢見不鮮。

旅游文本中大多帶有十分濃厚的文化色彩,筆者認為,旅游文化翻譯應該充分考慮該文本的使用語境及其具體功能,靈活選擇翻譯的具體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點、風俗等具體的介紹,由于缺乏文化對等詞,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譯加解釋等方法充分解釋其意義和內涵;而對號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點、旅游廣告語等,可以使用譯入語中同樣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詞來進行類比,以激發讀者的興趣,達到推介旅游產品和服務的終極目的。根據歸化和異化動態統一，筆者對旅游文化翻譯提出如下翻譯策略。五、異化與歸化理論指導下旅游文化翻譯策略

1.文化信息內容的補償和增添

英美讀者因文化差異和社會環境的不同,對富含文化背景的譯文往往會有理解上的困難,這時我們應該調節信息,增加相應的文化背景解釋或注釋。為了便于譯文的讀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譯者（亦即傳者之一）,應添加新信息來加強傳播效果。“作為目的語讀者的英文讀者因缺乏相關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譯這些句子,他們在把語言符號轉為意義的過程中勢必受阻,從而影響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懸崖絕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巖。洞高7米,深逾14米。內有一石制殿閣——純陽殿。殿內立純陽(洞賓)石雕像。洞深處,有兩道泉水沿石而降,這便是《后漢書》記載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騎牛雕像。景區內還有石松、御碑亭、訪仙亭等景觀。區內游步道為1452米。

譯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這段譯文中呂洞賓、老君都是中國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譯中應添加補充信息,使譯者有所了解。而且訪仙亭等景點的翻譯可以補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這樣更好地達到交際的效果。

2.文化專有名詞的注釋性加譯

外國游客一般對于帶有濃厚中國文化色彩的專有名詞十分感興趣,像中國的學生學習語法一樣,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這個是什么,那個是什么,這個那個有什么區別。對于因文化差異產生的交流障礙,如果不予以適當的解釋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請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兩邊的磚雕壁畫:“百鳥朝鳳”和“五倫全圖”,更是美妙絕倫[6]。

“百鳥朝鳳”原譯:“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擬譯:“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據中國民間傳說,“百”只是概數,“百鳥”指眾鳥,所以筆者認為還是前者貼切。再者鳳凰在我國古代傳說中是百鳥之王,漢語中“鳳凰”有“祥瑞尊貴”之意,故有“龍鳳呈祥”“鳳毛麟角”之說。然而筆者查閱了英、美、加、澳等國詞典,都發現在英語文化中“鳳凰”指“神話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種鳥,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燼中重生”,當然它也指代“極為出類拔萃或美艷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難理解為何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鳳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勝地,香港也有個鳳凰衛視中文臺。當然為避免誤會,最好仍加以簡單解釋,說明“鳳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異,并強調它在中國文化中的“尊貴吉祥”之意。

3.文化類比

類比也是一種巧妙的尋找最佳關聯點的譯法。文化交流過程中,類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實現交際和文化傳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著一柄長舵,形如關云長的青龍偃月刀”[7]。其中“形如關云長的青龍偃月刀”怎么譯?試比較一下兩個譯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譯文A運用解釋性增譯,文字累贅,沒看過或不了解有關關羽的京劇情節的外國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譯文B將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龍偃月刀與他們的餐具聯系在一起,處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語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關聯,照顧了游客心境,達到“導”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農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兩例翻譯,抓住中國火神祝融與古羅馬傳說中為民盜火的英雄普羅米修斯,中國農業文明的始祖神農氏與古羅馬神話中的農神的相似點,照顧了西方游客的認知環境,因關聯而語境效果突出,譯文的語用語言等效達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文化類比能大大激發游客的旅游興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紹蘇州時,因蘇州位于大運河與長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個湖泊環抱而成,可以稱之為“VeniceofChina”。

4.適當刪改漢語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資料的翻譯中,刪除和更改有時是十分必要的。應該刪改的是多余的對譯文理解沒有多大幫助的內容。中西文化的差異難免會造成文化沖突,一些漢語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譯難以讓外國游客接受,甚至適得其反,導致跨文化交際失敗。因此在處理旅游文化翻譯時必須照顧到譯文讀者的思維模式與目的語的邏輯結構,對原文結構進行語式分析,根據目的語思維習慣進行相應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譯者要考慮作適當的刪改以突出主題信息,從而軟化僵硬呆板的宣傳語氣。如：

江岸上彩樓林立,彩燈高懸,旌旗飄搖,呈現出一派喜氣洋洋的節日場面。千姿百態的各式彩龍在江面上游弋,舒展著優美的身姿,有的搖頭擺尾,風采奕奕;有的噴火吐水,威風八面[8]。

譯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原文過度修飾,言辭華麗,若直譯則使譯文累贅冗長,令人厭讀。為有效傳達其中文化信息,譯者靈活處理了中英文在行文習慣上的差異,將原文兩句改譯為三句,調整了句子長度;刪去了“呈現一派喜氣洋洋的節日場面”、“風采奕奕”、“威面八風”等詞句,通過“gailydecorated”和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以簡潔明快的語句,表達原文中龍舟賽場壯觀熱烈的氣氛和千姿百態的龍舟風采。通過改譯后的譯文既符合譯入語表達習慣,又保持了原作的韻味。

文化翻譯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文化負載詞，漢英，翻譯

 

文化負載詞匯（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詞匯，反映了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民俗習慣，一般簡單地分為民族專有詞匯、具有民族文化內涵的普通詞匯和習語[1]。一般來說，包括替代式翻譯、音譯、解釋性翻譯、和意譯。

1．替換

替換指在保留原文意義的基礎上，用譯語中某個指代意義不同但比喻意義相近的詞語代換原文詞語的方法，即用譯入語中帶有文化色彩的詞語取代源語中帶有文化色彩的詞語[2]。例如：開夜車（burnthe midnight oil）；鉆牛角尖（split hairs）；低聲下氣（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戰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墻一戰）；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邊風 water offa duck S back；當電燈泡（play gooseberry）；過河拆橋（kick down the ladder）；曇花一現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語和漢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兩者之間所反映出的文化差異構成了交際的障礙。如何克服障礙取得文化對等就成為翻譯要解決的難題之一。實踐證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找到能為譯入語讀者接受的文化對等的翻譯方法。通過各種必要的變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語用上的對等。

2．音譯

漢英文化差異給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帶來了困難，漢語中的很多詞匯無法在英語中找到形式和內容完全對應或者類似的表達，這時可以把原語里的詞匯直接音譯過去。音譯的詞經過長期而廣泛地使用，會逐漸融入英語文化中，豐富英語詞匯，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語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陰（ying）陽（yang）已經普遍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奧運會吉祥物 “福娃”的翻譯。“福娃”最初翻譯成“friendlies”，自誕生就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首先，friendly作為形容詞意為：“和藹可親的，友好的，對環境無害的”。但是作名詞是“友誼賽”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復數形式文學藝術論文，必是名詞無疑，意義上就說不過去了[3]。其次，friendlies聽起來像是friendless（沒有朋友）。每屆奧運會的吉祥物都能體現主辦國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這樣的翻譯從對外宣傳的角度說，無法體現中國的民族特色。該詞的爭議結果是最終選擇了音譯，直接翻譯成Fuwa。既簡單易記，又能體現了民族特色。

3．解釋性翻譯

音譯只取其音、不取其義，雖然能讓讀者從語音上準確地接受，但譯文成了完全的記音符號，原詞的內部意義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種空殼。對于這種情況，在音譯之后如果輔以一定的解釋，則形式和內容可以得到有效統一。如：“三個代表”譯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項基本原則”譯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釋性翻譯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詳盡、清晰，但容易給人拖沓的感覺，因而這一翻譯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就表意而言，這一翻譯方法與音譯可謂兩個極端。折中的一種方法就是意譯。

4．意譯

中文讀者因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預設，所以能夠通過詞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際信息的全部內容，而英語讀者通常不熟悉中國文化，會按照自己的文化預設理解譯文詞匯，產生的聯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誤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譯成英語pull one’s leg，就變成了“哄騙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國話里的“饞貓”比喻人貪嘴，常含有親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按中國人的心理， “山羊”是個褒義詞，如留著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國人卻視“goat”為“色鬼，的人”。

因此在翻譯此類詞匯時，譯文必須改變形式，以表達或補充與原語內涵相關的信息。比如魯迅小說《祝福》的標題翻譯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當了。“祝福”是指舊歷年底文學藝術論文，有錢人家備辦酒肉等，恭請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為題，寫的卻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慘遭遇，實際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窮人的“苦”相對照，揭示社會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譯成wish，英語讀者就會費解，因為英語wish僅僅是一種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靈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現原文的內涵意義，把“祝福”譯成sacrifice（專指供奉，獻祭之意），并加上時問限定詞the New Year，更能體現其所有的隱含意義。

5．結論

不同的文化淵源、思維方式、信仰和價值觀造成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譯中的文化沖突，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則是沖突的焦點。為了保持源語的民族特色，保證翻譯忠實于原文的內容，同時譯文具有可讀性，譯者不僅要意識到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識，用不同的策略處理翻譯文化負載詞。

[參考文獻]

[1]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 譯林出版社，2002.

[2]陳定安.英漢比較與翻譯[M].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

[3]張培基.英漢翻譯教程[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

文化翻譯論文范文第3篇

在翻譯中，通過雙方語言文化的對比，找出兩者間的語言特點，運用這些特點解決英漢互譯的問題，是非常有效的。英漢互譯中的許多問題都來源于雙方語言的文化差異。所以，理解對方文化是翻譯的主要任務之一，只有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才能更好的實現互譯。

二、英漢翻譯的思維差異

（一）邏輯思維差異。中國看重群體意識、注重集體利益的價值體現,家庭和社會做貢獻來自于個體的貢獻,個體應為群體利益服務,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而個人主義是西方文化強調的價值觀,個人自由、個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選擇是西方人追求的目標。如，Nobodycouldbetoocleverthisday．如果將這句話譯為:“今天誰也不會太聰明，”那就完全錯了。在英語的邏輯思維中，表現的較為明顯的是雙重否定的逆向思維。更加妥當的翻譯應該為:今天，不論你怎么聰明，都不過頭。因此，在英漢翻譯中，注重了解思維差異，才能把錯誤率降到最低。

（二）語言思維差異。中國的語言思維模式是整體而善于歸納的。中國人習慣用先因后果的方法組織自己的語言，因為這樣符合歸納的邏輯思維，更能說服別人。而分析，演繹則是西方語言思維特點。因此，西方人習慣把結論放在原因之后。試比較下面兩段文字：（1）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now,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So,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2）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That’s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傾向于第一段文字所使用的歸納法，而第二段文字是典型西方文化的思維方式，具有演繹的特點。思維模式的不同會造成感覺上的不適應。特別在談判中，西方人過于直白，甚至強勢，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使中國人會感到不舒服，而中國人愛繞彎子，不夠直率也使西方人會覺得中國人有些虛偽。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注意分析語言思維模式的不同，可以避免產生誤會甚至矛盾。

三、差異對英漢翻譯影響

在西方，人們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產生時，歐洲大陸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基督教應運而生，人們的語言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色彩，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Gotohell（下地獄）。中國是一個多宗教國家，佛教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人們相信有佛祖在左右著一切，因此，漢語語言中有許多詞語是來源于佛教。如：“借花獻佛”“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苦中作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可見宗教文化是構成英漢語言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要注意宗教文化的差異才能準確地把握譯文的文化意義。

四、歷史文化差異對英漢翻譯的影響

（一）中外歷史背景不同。儒家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中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我貶仰的儒家“中庸之道”思想一直是中國人基本的行為準則。中國人在接人待，舉止言談始終以溫、良、恭、儉、讓為原則，以謙虛為榮，以虛心為本，不贊成或者反對過分地顯露自己表現自我。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推崇的人文主義思想對英美等國家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忽略了謙虛。生活中人們崇拜的是“強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強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無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體現出個體文化特征，這種個體性文化特征崇尚個人價值凌駕于群體利益之上。

（二）風俗習慣差異。風俗是指一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以及禁忌等的總和，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對社會發展影響巨大，因此，不同的民族有著各自不同的風俗和性格。中國對別人健康的關心是有教養、有禮貌的表現。但在西方人眼中，關心別人的健康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因為在這西方人看來，有病看醫生這種簡單的事情連小孩都知道，用不著任何人來指教。

五、總結

文化翻譯論文范文第4篇

南北戰爭之后，多屆美國總統為消除種族歧視做了很多努力。在20世紀40年代，種族歧視一直是個敏感而沉重的話題。在《阿甘正傳》中，阿甘與一個名叫巴布的黑人成為朋友，他們互相激勵與幫助，感情十分要好，甚至片中一個中尉戲稱他們像一對雙胞胎，這表達了作者對白人與黑人和諧共處的美好愿望，也深刻反映出當時種族不平等的殘酷事實。而中國是一個56個民族大融合的國家，我國在經濟、文化上都對少數民族進行政策與資源傾斜，各地各族人民團結友愛，萬眾一心。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對電影字幕翻譯的影響

在電影《阿甘正傳》中很明顯就能感受到宗教對于美國人民的影響力，在影片中有一個小片段，珍妮拉著阿甘一起向上帝禱告，希望上帝可以解決她的困境，在她心目中上帝是無所不能的。在中國，佛教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西方與東方的不同，并導致他們遇事情時處理的方式也不同。

（一）生活習慣差異造成的影響

以《阿甘正傳》為例，阿甘在形容他與珍妮兒時友誼的時候說了這么一句：“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was　like　peas　and　carrots．”使用詞組直接翻譯的話，它表達的是“從那天起我們總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是豌豆和胡蘿卜一樣”［4］。這樣翻譯會使觀影的中國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雙方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在美國，豌豆與胡蘿卜就像我們中國的秤與砣一樣，代表著兩人的親密無間。因此，我們在進行翻譯的時候可以使用中國人比較容易理解的話來表述，比如“從那天起，我跟珍妮形影不離”。

（二）種族傾向差異給翻譯帶來的影響

例如《阿甘正傳》：“Federal　troops，enforcing　a　court　or－der，integrated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oday”。聯邦軍隊要求強制執行法院命令，令阿拉巴馬大學黑白同校，該句臺詞的文化背景是六十年代，黑人掀起了民權運動，黑人也有同白人一起上大學的權利。句子中“integrated”字面翻譯為“整合”的意思，但直接翻譯觀眾會因不清楚這個時代背景而產生理解上的空缺，所以字幕翻譯為“黑白同校”，彌補了觀眾的文化缺失。

（三）價值觀不同對翻譯造成的影響

文化翻譯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適的翻譯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時，使譯作可以被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所接受，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好翻譯的文化傳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譯的任務

(一)文化的概念

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又是一種社會現象。兩個不同民族的語言交流，實質上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溝通，不僅決于他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譯應“突破以往‘語言的囚籠’(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縛”，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進行。筆者認為，當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傳播空前活躍，翻譯又是文化傳播中信息轉換的橋梁，人們對翻譯與文化的關系也愈來愈關注，因此如何翻譯以實現更好地進行文化傳播，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了。

有關文化的定義很多，筆者贊同王克非的定義:“所謂文化指的是歷史上創造的所有的生活樣式，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談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們在某一時期作為人們行為的潛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義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對性和文化是人們行為的指南這兩個重要概念。

(二)翻譯的任務

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正如張今先生所言:“翻譯是兩個語言社會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進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它的任務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現實世界的邏輯映像或藝術映像，完好無損地從一種語言譯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近代學者越來越注重翻譯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奈達曾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

二、文化傳播與翻譯的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反映文化并受著文化的制約。任何語言文學都是某種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社會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和表達能力。

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注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系。翻譯的過程就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兩種文化。我們常常見到由于缺乏對源語文化的了解而錯譯、誤譯的情況。例如:將to blow one’s own hom譯為“各吹各的號”，而這個習語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就無法真正掌握語言。我國著名學者王佐良教授在談到文化與翻譯的關系時曾指出:“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他處理的是個別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譯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

三、中西方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由于社會歷史、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原因，中西方存在著較大差異，彼此對事物的好惡不同，因此在遣詞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語中綠色常用來表示“嫉妒、眼紅”等意，如詞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紅”譯為“red-eyed".將會使以英語本族語的人不能理解其內涵。又如，同一動物在不同語言中的含義是互不相同的。英語民族有愛狗的傳統，中國人卻崇敬龍。在封建時代，龍是皇帝的象征。中華民族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龍”(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話傳說中卻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長著翅膀，身上有鱗，拖著一條長長的蛇尾，嘴中噴出火焰，是罪惡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語“望子成龍”若譯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讀者一定會大惑不解甚至產生誤解;若譯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則能恰如其分地傳達源語的文化內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對于某些動物的心理反應是不完全相同的，這就要求翻譯時必須進行適當的轉換。

中國遵循直覺的感悟式的思維方式，追求形象思維。而西方開放性的商業社會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外向型思辨。這種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邏輯關系的分析性思維方式。兩種思維模式決定了對語言的兩種審美標準:語言的形象美和語言的邏輯美。例如: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對照上面馬致遠的“秋思”與譯文可以看出，原詩通過九個形象性名詞的連續使用，譯文則是通過形式完整的邏輯語句來抒發作者當時的心境，這正符合東西不同思維模式的特點。所以，在翻譯時若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縛，運用不同的思維模式構建譯文，以符合譯入語文化的審美標準。

因為中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社會習俗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而人們的行為方式又受社會文化的潛在指引，所以翻譯中最大的困難往往不是來自語言本身，而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意蘊。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將翻譯做好。

四、文化翻譯的策略及原則

(一)翻譯策略的選用

翻譯的目的是促進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因此，翻譯是文化傳播的中介，而譯者就是文化傳播的使者。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翻譯目的、譯者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社會氛圍、讀者的趣味要求等可變因素息息相關，又直接影響到翻譯效果。因而，異化與歸化等翻譯策略在中外翻譯史上都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歸化翻譯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異化翻譯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Venuti， 1995)創造的術語，用于描述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翻譯法追求譯文文體自然流暢，一目了然，其目的是盡量減少原文給目的語讀者帶來的陌生感;而異化翻譯法則故意沖破目的語常規，把原文本的異國情調帶到目的語文化之中。隨著翻譯研究越來越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異化與歸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視野中進行關照。葉子南將西化界為在兩個語言體系中已固定的表達方式間有差異時(英譯中)所采取的原語的表達方式;并認為緩慢適度的西化有益無害，西化的總趨勢是合理的。郭建中認為歸化與異化各有其長，這兩種互補的方法將同時并存。孫致禮則持適度原則，即在“純語言層面”用歸化法翻譯，在“文化層面”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但他們又都推斷異化法將最終會占上風。

(二)“文化傳真”:翻譯的基本原則

魯迅說:“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所謂“異國情調”，魯迅指的不是語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盡量保存原文所蘊含的異域文化特色。韋努蒂積極倡導翻譯過程中對源語文本的異化處理，從而揭示兩種語言在表達形式和文化上的差異。這就是說，翻譯不僅要考慮語言的差異，還要密切注視文化的差異，文化差異處理得好壞，往往是翻譯成敗的關鍵。語言可以轉換，但文化特色卻不宜改變，一定要真實地傳達出來。因此，“文化傳真”應是翻譯的基本原則。

為了能夠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來源于典故或宗教的習語常采用異化的譯法。當然，為了照顧譯語讀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譯加注腳的方法，如漢語諺語“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由于基督教國家對“和尚”這一概念比較陌生，而有關和尚的典故更是鮮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譯加解釋: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這樣既傳達了語言的意義，又傳播了文化背景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