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愛李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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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愛李白原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山陜會館石雕藝術審美取向

河南南陽社旗山陜會館以其宏偉的建筑，精湛的裝飾，豐厚的商業文化而聞名全國。它與河南的開封、漯河、淅川、洛陽、山東聊城、四川自貢的會館相比，被稱為“天下第一館”，它以建筑、石雕著稱于世，成為國內現存80余座商業會館中的杰出代表。特別是它的石雕裝飾藝術，圓雕與透雕相結合，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在今天仍有借鑒與研究的價值。

南陽社旗山陜會館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年），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竣工，歷時136年，是晉秦巨商議商事、談戒律、論忠義的地方。南陽社旗當時水路四通八達，可直達丹江和長江。為聯絡通商和樹立本籍商業形象，他們“運巨材于楚北，訪明匠于天下”，集各地能工巧匠以展“絕活”，其石雕、木雕、琉璃雕、匾額、楹聯、刺繡等裝飾藝術無不造型生動、寓意深涵、神韻跌宕、氣勢磅礴，使社旗山陜會館的建筑藝術達到了當時登峰造極的狀態。它的石雕藝術特色與古建筑融為一體，特別是人物故事雕圖盡得我國歷史繪畫與雕刻藝術之神韻，使其情景交融，形神兼備，被稱為中國古建筑“石雕藝術之最”。

社旗山陜會館的雕刻藝術作為一種裝飾，它體現的是一種“忠義”“誠信”的主體文化心理。它們多以歷史故事、演義小說、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為主體，并以吉祥動物作為秉忠、仗義、祈福、聚財的經商理念，使石雕本身透出一種尊儒崇文的意識，并透出一種商業文化強大的生命力。清末資本萌芽的商業繁盛、山陜富商的強大經濟實力，為山陜會館石雕“錯采”紛呈的風格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現用“錯采”來形容山陜會館的皇宮般的布局，極盡堂皇富麗的裝飾風格。其會館建筑中無木不雕，無石不刻，并且多以圓雕、透雕為主。顯示出了玲瓏剔透、神采奕奕的感受。比如，琉璃壁照后和懸鑒樓前的石獅與其基座通高2.6米，和懸鑒樓下24個上圓下方的復式礎座之束腰以裝飾為重點，分別為浮雕奔虎、麒麟、云龍、天馬、神牛等瑞獸。座上石獅威儀壯觀，雄獅玩繡球，雌獅背負，懷抱幼獅，含笑欠體而立，頗具人情味。大拜殿的柱礎、麒麟、月臺圍欄、石竹、及石牌坊上的獅子、猿猴、人面獸、石榴、仙桃等更是采用圓雕和深浮雕的藝術手法，造型夸張、飽滿勻稱。其中石牌坊下面的抱鼓石上蹲著的人面獸（也稱，參見附圖），人面、獸身、脊長飛翼、身披龍紋、腳有馬蹄、目光迥異、恭謹沉著。粗壯的四肢雄勁有力，加上展翅欲飛、似收豹臀往前沖。其神韻在悍霸中欲顯“秉忠”，在猙獰中欲顯“仗義”。呼之欲出的氣勢彰顯強烈的精神內涵和揮之不去的“張力”。它與麒麟、獅、虎排列整齊，雖然各個造型精巧，但氣勢頗足。這與其上以透雕為主的牌坊群雕靈秀窈窕、清逸雅韻的造型風格相比，可謂剛柔相濟，動靜結合。從雕刻的技法上分析，他們在不同的題材與不同造型中運用不同的手法與表現，體現了民間藝人真誠的創作心態與完善的雕刻意識，造就了今天的藝術杰作。另外，大拜殿柱礎石雕也頗具特色。殿內有高84厘米，長1.16米的碩大清石圓雕構成獅礎、麒礎，赫然威武、傲然負重、震撼人心。其他的圖案風格如蓮葉青蛙之雅致，云龍牡丹之華貴，既莊嚴又生動。在大座殿前檐的四座老檐柱礎邊長90厘米、高89厘米，明間二礎束腰的高浮雕出的“薛平貴探寒窯”“周文王渭水訪賢”，還有《封神演義》的故事，礎座上部四角以圓雕手法各雕二蟠龍，龍體側面向上，龍目恰與俯視之觀者形成最佳視角對接，頗具巧趣，是清代杰出的雕刻藝術。

隱喻和審美化的特質使其會館石雕具有了象征性、假定性、類型化的文化特質，著力塑造了以關公的“仗義”“秉忠”為主的社旗山陜會館的商業文化。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吉祥圖案1000多處，反復集中渲染了一個既崇商又崇文的儒商大俠的追求和向往。比如石牌坊，有《王羲之愛鵝》《陶淵明愛菊》《孟浩然愛梅》《周敦頤愛蓮》《嵇康愛竹》《林和靖愛鶴》《俞伯牙愛琴》等，這些表達了古代文人墨客們緣物寄情的高士情操。牌坊四柱下方前后之抱鼓石面分雕了《八愛圖》及梅蘭竹菊等吉祥圖案。其上部額枋均為雙面五重雕飾，中枋明間額枋之上透雕“福祿壽”三星圖，背面雕“五蝠（福）捧壽”圖，兩側柱頭透雕蟠龍望柱；二次間平板枋之上中部南面分雕“李白騎鯉”與“杜甫夜讀”。背面分雕“趙匡胤輸華山”與“趙彥求壽”。在此將大“詩仙”“詩圣”之像置于如此矚目之處，隱喻了商人階層的理想追求。這與大拜殿前的以高浮雕和透雕完成的巨幅石雕“十八學士登瀛州”“漁樵耕讀”遙相對仗，宣揚了讀書入仕方可登臨仙境的尊儒崇文的理想。其牌坊下面多層枋面及雀替分雕“八仙慶壽”“雷震子下山”“日月二仙”“文王防賢”“王羲之愛鵝”，及“鹿鶴同春”“麒風呈祥”“大鵬展翅”“鯉魚跳龍門”以及各種各樣的吉祥圖案，體現著商人崇商和祈愿廣開財源的殷切愿望，同時這種理想與徽雕殊途同歸，和中原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

社旗的雕刻藝術經歷136年的時間，在創作手法上融合了寫意、夸張、裝飾、變形與表現的多種因素，在形式上以壁照、圓雕、透雕、淺浮雕為主，配以中國古典的系臺、殿堂、大廳、神臺等建筑與其渾然一體，形成了一個完整與和諧的建筑群。這些藝術瑰寶至今對我們仍有借鑒研究的價值。

參考文獻：

[1]社旗縣博物館主編.社旗山陜會館.文物出版社.

談愛李白原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韻體譯詩 許淵沖

一、引言

詩歌究竟可不可譯？可譯的話，究竟采取何種翻譯策略才能再現詩歌的美與價值？詩歌翻譯，歷來倍數關注，且爭議不斷，國內外許多的詩歌翻譯學派也應運而生。國外學者Andre Lefevere 曾給出七種譯詩模式：音位翻譯、直譯 、韻律翻譯、散文體翻譯、韻體翻譯、無韻詩體翻譯及解釋性翻譯。

在詩歌翻譯方面，我國比較有名的非許淵沖莫屬。他一直踐行“韻體譯詩”的主張。他堅持認為“用韻是構成“詩之所以為詩”的必要條件，韻屬于“音美”最明顯的標記，求美高于求真，屬于更深層次意義上的忠實。而深圳大學的劉英凱教授則認為用韻并非是的必要條件，只有求真才能求美，切勿因韻害義。國外翻譯理論家Lefevere 則認為，韻體譯詩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詩歌翻譯該何去何從，尤其是中詩英譯該采取怎什么策略，仍需考量。

二、 譯例分析

本部分將對許教授的三首經典譯詩進行分析，來審視韻體譯詩的優劣。首先是李白的《靜夜思》 ：

Thoughts on a Tranquil Night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許淵沖，1984，p.215)

該譯作韻腳比較好，但是為了押韻，他在詞語選擇和句法結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比如第二行中的“hoar-frost”究竟作何解？西方有無這種表達？再如最后一行句法結構調整特別大，不符合英語行文習慣，讓人覺得比較拗口，還有一點便是在英語正式文體中，很少出現縮寫形式。為了押韻，許教授過于理想主義，得不償失。

第二首是柳宗元的《江雪》 。1984年，許淵沖初譯該詩：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in a boat, lo!

Fishing on river cold with snow. （許淵沖，1984，p.116）

三年后，他對譯文最后一行做了局部修改：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snow. （許淵沖，1987，p.305）。七年后，他將后兩行改成：A straw-cloak'd man afloat, 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許淵沖，1994，p.86）。六年后，他再次修改了后兩行，連題目也有所不同：

SNOW ON THE RIVER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 許淵沖，2000，p.453)

從“釣魚”到“釣雪”，從“笠翁”到“孤獨的漁人”，從“寒江”到“孤舟”，他對“美”的追求永無止境。我們不得不欽佩許淵沖教授止于至善的學術精神。他的努力不容置疑，但是我們還應更加客觀地評價譯詩的文學價值。

在其修改過程中，譯文越來越傾向于押韻，即對“音美”的追求，但卻造成意義的失真。以87年譯文和2000年版本為例，前者用“A straw-cloak'd man”點出“笠”，但無“孤獨”之意，而后者借“A lonely fisherman”帶過，省去“笠"，保留“孤獨”，最終保證原詩的韻腳更加整齊。全詩讀起來雖無晦澀之處，輕松自然，但給人的想象空間卻沒有原文開闊，意境更是大有不同。有外國讀者評價說：“The rhyme makes it sound like a children's jingle. It is distorted the order to fit the rhyme.”( 馬，2006, p.185)。該詩為了照顧音步和韻腳，不得不丟棄“笠”這一重要的意象，再以破壞英文句法為代價，強行省略“in a lonely boat”中的不定冠詞，“求美重于求真”，代價過于沉重。

的七絕《 為女民兵題照》中的“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描繪了中國婦女的諷爽英姿，贊美了她們“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許淵沖譯為，“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desire so strong，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許淵沖，1993，p.103)，素有神來之筆的美譽。“face the powder not to powder the face ”，既保留了原句中重復的修辭手段，又巧妙地運用了“face”與“power”的雙關語義，形神具備，無論是音韻還是形式，與原詩的契合度都甚高。中國讀者對此一目了然，但是有西方讀者卻認為：“The poem may have lost something in trying to achieve the rhyming pattern. If this were not written by Chairman Mao, it would be rightly forgotten as a poem or appear only as a biological footnote.”(馬，2006，p.204)。

三、韻體譯詩的利弊

許淵沖教授在進行中詩英譯的實踐中始終貫徹著“求美重于求真”的原則，堅持韻體譯詩，將韻看成詩歌最重要的要素，因而在譯詩時力求用韻，實現“音美”。

但是，音韻固然重要，最能打動人心的還是清晰的意象。（馬，2006，p.187）。只有音美，卻失了意，讀起來雖順，卻韻味全無，那稱不上好詩。詩的翻譯不徒譯意，還要譯味，好的譯詩，應是形象與音韻俱佳（王宏印，2009， p.170）。所以，韻體譯詩貼近原詩音韻，但受到韻腳格律制約，詞語失真拗口，有時還會因韻害義，得不償失。

另外，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許淵沖教授的譯作大部分過于通順，所以在外國讀者群中的反應并不理想。絕大多數外國讀者都表示讀他的譯詩像是在讀兒歌一樣，文學價值不高。那么，從文化戰略高度來看，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并沒有成功地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甚至使中國文化的價值在翻譯過程中流失了。

因此，所有單一的譯詩模式都有其無法克服的自身局限性，其中“缺失”的環節，只能通過其他的譯詩理論加以彌補。

四、結語

任何理論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以此來反映其優劣。許淵沖韻體譯詩的主張也不例外。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自由體詩歌成為大趨勢，所以詩歌翻譯也已擺脫韻律的束縛，呈現出免韻趨勢，這一新的嘗試也必將同韻體譯詩一樣，須經過重重驗證，才能在詩歌翻譯領域找到適合的位置，并豐富和完善詩歌翻譯理論，推動詩歌翻譯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顧力豪.淺析許淵沖教授的詩歌翻譯理論.[J].《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2006 5（1）,15-18.

[2]馬.《從文學翻譯到翻譯文學》[M].上海：上海譯林出版社, 2006.

[3]王宏印.《中國文化典籍英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4]王程程.談許淵沖的“三化”對意美表達的作用.[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9），108-109.

[5]許淵沖.《漢英對照唐詩一百五十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6]許淵沖.《唐詩三百首新譯》[M].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

[7]許淵沖. 《詩詞選》英譯本[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3.

[8]許淵沖.《詩書人生》[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談愛李白原文范文第3篇

一

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哪位文學家的作品擁有像杜詩那么多的注本。自從南宋出現《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說法便廣為流傳了。雖說黃氏注本中實收注家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詩的注家、選家及研究著作確已超過千人，成為文學史上罕見的壯觀。對于一般的讀者來說，當然不需要讀那么多的注本。但如果你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關杜甫的著作的話，也不妨去翻閱一下周采泉《杜集書錄》和鄭慶篤《杜集書目提要》這兩種有關杜詩的目錄學著作，它們對本世紀80年代以前有關杜詩的著作有相當詳盡的介紹。

在為數甚多的今人所選注的杜詩選本中，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的《杜甫詩選》與聶石樵、鄧魁英的《杜甫選集》是最好的兩種，它們所選篇目數量適中而且有代表性，注釋則簡明扼要而且比較準確，對初學者很有幫助。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較全面地了解杜甫，只讀選本是顯然不夠的，讀杜詩全集才是準確的選擇。由于由山東大學所承擔的《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尚在進行之中，我們暫時只能以清人的注本為首選讀本。你可以對下列注本進行選擇：

一、楊倫的《杜詩鏡銓》。這是最為晚出的杜詩全注本，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點是參酌眾本之長，又出之以簡明扼要，立論則平正通達，是最適于一般讀者的杜詩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較少的時間來通讀一遍杜詩，那么這是最合宜的一種。

二、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點是注釋比較簡明，不作煩瑣的征引和考證，其長處在于解說，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頗能提綱挈領，有時還對杜甫的寫作意旨有所發明。但是評說章法時染有八股陋習，編次也不夠完善。

三、仇兆鰲的《杜詩詳注》。這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杜詩注本，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點就是一個“詳”字，幾乎可以視作對康熙以前各種注本的集注，對唐宋以來的各種筆記、詩話也收羅甚豐。仇注的篇幅很大，讀它需要較多的時間。但讀此一本等于讀了許多注本，所以還是值得一讀的。它的缺點是煩瑣，一字一句皆求出處，分析也嫌瑣碎。讀此書時可以參閱清末施鴻保的《讀杜詩說》，它是專門糾正仇注之失的。

四、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點是注重以史證詩，對杜詩的時代背景有比較確鑿的闡明。它的注釋以簡潔為尚，僅錄杜詩白文不加注釋的達五百多首。此本的學術價值較高，但對初學者用處不大，如果你想較深入地了解杜詩與唐代史實的關系，則可以參閱。

五、王嗣]的《杜臆》。此書不錄杜詩原文，也不對杜詩逐句作注，它的特點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對杜詩的思想內涵進行評說，頗有精到的見解。王嗣]是明代遺民，入清后拒不降清，所以對杜甫的人格意義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側重了解杜甫的為人和杜詩的思想內涵，可以參閱此書。

除了上述諸本以外，宋人的一些注本也值得重視。對杜詩的整理與注解都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人在杜詩學上取得的成就是清代注本的基礎。如果你想了解杜詩注釋和研究的歷史過程，那么可以讀幾種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趙次公的《杜詩先后解》，郭知達的《九家集注杜詩》，蔡夢弼的《杜工部草堂詩箋》，黃希、黃鶴的《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劉辰翁評點的《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等，它們在杜詩學的發展過程中都起過一定的作用。學術總是后來居上的，但是被后人超越的早期著作是不可忽視的學術記錄，宋代的杜詩注本仍是值得后人重視的。

二

杜詩向稱“詩史”。它具有嚴格的寫實性，是對唐帝國在安史之亂前后由盛轉衰的歷史進程的全景式圖卷，是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在詩人內心所激起的巨大情感波瀾的忠實記錄。杜詩對詩人自身的生命進程也具有紀實的性質，舉凡他的行蹤、交游、生活、仕歷，都可在杜詩中找到相當細致的敘述。所以，我們讀杜詩時絕對不宜像西方的“新批評”派所主張的那樣，完全拋開詩人的生平及其時代背景，而只對作品自身進行解讀。我們應該結合杜甫的生平、結合唐代的歷史實際來讀杜詩，只有這樣才能對其內涵有較準確的理解。

首先，我們應對唐代的歷史，尤其是對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有一些了解。在安史之亂之前，唐帝國基本上還處于盛世，在杜甫的童年時代，他所看到的是一派升平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憶昔》）然而到了安史亂后，唐帝國已經一蹶不振，杜甫臨終時所看到的現實是“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在短短的十年間，唐帝國的人口從5190萬銳減為1600萬，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戰亂中死去了。這是多么可怕的災難啊！這是多么劇烈的社會變化啊！這個歷史事實在歷史文獻中是有準確的記載的，但是那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數字和粗線條的敘述而已。對那段歷史作生動、真切的描繪，并進而揭示人們心底巨大傷痛的則有待于杜甫。優秀的詩人都是時代的晴雨表，在社會急劇變動的關鍵時期出現的大詩人更應敏銳地感覺到時代的脈搏。杜甫就是那個時代應運而生的大詩人，他用其如椽之筆描寫了那個時代的種種圖景，他用細入毫芒的體會刻畫了當時人民的深哀巨痛。杜甫的敏感不僅僅在于對已然發生的現實進行細致的觀察，還在于對尚未發生的隱微征兆有先見之明，對暗中運行的歷史進程有明晰的理解。所以當其他詩人尚沉浸于盛唐的浪漫主義氛圍中一飲千鐘時，杜甫卻已對即將來臨的災難作了準確的預言。《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兵車行》等詩成為最早游離盛唐氣象的作品，它們預告了唐詩將從浪漫想象轉向嚴格的寫實，也即從盛唐轉向中唐，杜甫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如果不了解那一段歷史，我們對杜甫的創作及其意義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我們應對杜甫的生平有較深的了解。這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讀懂杜詩，另一方面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杜詩的深遠意義。杜甫為什么對儒學那樣的執著？杜甫為什么被后人尊稱為“詩圣”？我們應該對杜甫的家庭傳統、平生志愿、所作所為都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對此作出較準確的評判。杜甫是一個終生服膺儒術的人，“奉儒守官”是他世代相傳的家庭傳統，他對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仁政愛民的政治理想是堅信不疑的，所以他在早年就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韻》）的遠大理想，以后雖歷經磨難而不改初衷，直到晚年漂泊湖湘時仍把這個理想諄諄托付給友人：“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由于在封建時代里實行仁政必須通過君主的途徑，所以杜甫對明君寄予極大的希望，這是他的忠君思想的真正本質。杜甫的仁愛之心不僅施于其家人、親友，而且還推而廣之，以及于全體人民，甚至及于宇宙間的一切生命。他把儒家所提倡的“惻隱之心”推廣到草木魚蟲：“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如果說宋儒通過理論抽繹而得出了“民胞物與”的思想，那么杜甫則通過其行為體現了這種偉懷，而且用動人的詩歌把它表達出來了。杜詩中的情感內蘊特別深厚，梁啟超甚至稱杜甫為“情圣”，原因即在于此。當我們讀杜詩時，應該借助于其詩歌編年、年譜、傳記等資料，對詩人在何種境遇中寫作此詩有清晰的了解，那樣才能深入理解其寫作動機和主題思想。這方面的參考書有馮至《杜甫傳》和陳貽埂抖鷗ζ來》，前者比較簡潔，后者則相當詳盡。如果你只想大概了解杜甫生平，則讀前者即可。如果想知道某一首詩的具體寫作背景，則可查閱后者。

三

杜詩是一座藝術寶庫。杜甫在詩歌藝術的探索中嘔心瀝血，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他自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一部杜詩就是經過千錘百煉的藝術結晶，它上承前代所有的文學遺產，下啟后代整個的詩歌發展歷程。宋人詩云：“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日長簡仲咸》）此話并無多少夸張的成分。正因如此，當我們要想對杜詩的藝術成就有所理解時，就不宜僅僅把目光停留在杜詩上面，而應該關注它在整個古典詩歌史上的地位。

大致說來，漢魏六朝詩人在藝術上的追求是為唐詩的全面繁榮作了準備工作。他們在題材的開拓上已經積累了很好的經驗，各種題材種類已大致齊備。他們在藝術上的積累則可以歸結為兩點：聲律與麗辭，這直接影響到唐代今體詩格律的完成。入唐以后，詩人們沿著前代詩人的道路繼續前進，五七言詩到盛唐已經臻于極盛。然而詩歌史上“集大成”的歷史使命則落到杜甫的肩上。杜甫對前代的文學遺產有清醒的認識和虛心的態度，他對前代詩歌既知其長，也知其短，從而以“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的態度對之進行了總結和整合。在杜詩中，從朝政國事到百姓生計，從山川云物到草木蟲魚，整個外部世界都與詩人的內心世界融合無間，并被納入儒家的政治理想、倫理準則和審美規范的體系之中。在杜詩中，格律嚴整與氣勢磅礴并行不悖，字句烹煉與意境渾然合則雙美，成語典故與口語俗字并得妙用，潑墨濡染與工筆細描同臻極致。一句話，杜甫對前代詩歌藝術經驗的借鑒吸取是全方位的，又是推陳出新的。如果你在讀杜詩時注意它與前代詩歌的這種關系，那么對其良苦用心會有更深的體會。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杜詩對后人的啟發。杜甫在盛唐的詩壇上并未享有最大的名聲，他的地位是從中唐開始才與日俱增的，這說明他對后代詩歌發展具有典范作用，而且這是杜甫作為“集大成者”的主要意義。從中唐開始，詩人們把杜詩視為作詩的范本。元白與韓孟兩大詩派雖然在風格上大異其趣，但他們對杜甫的推崇卻是不約而同的。在晚唐，李商隱等人對杜甫的沉郁風格有較深的體會，并進行了頗有成效的學習。及至宋代，以杜甫為師成為整個詩壇的集體選擇。從王禹到王安石，再到蘇軾和黃庭堅，杜甫的地位日益凌駕于李白之上，最終成為唯一的“詩家初祖”。宋人的這種選擇當然含有道德判斷的成分在內，因為杜甫最符合宋人關于人格修養的標準，但與此同時，這也體現了杜詩在藝術上的啟迪意義，因為在對詩藝精益求精的宋人看來，只有千錘百煉的杜詩才是真正的典范，只有杜詩才以其嚴整的藝術規范而為宋人開辟了道路。所以我們讀杜詩時也應該注意它對后代詩歌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對杜甫的歷史地位有準確的了解。

當然，我們更應該對杜詩的藝術特征作深入的體會與分析。對于杜詩，只作浮光掠影的泛讀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細讀深思，一定要反復體會，才可能進入其藝術殿堂。上述各種注本對杜詩的藝術有一定的分析，但還應該參閱一些重要的參考書。例如歷代詩話對杜詩藝術有很多的討論，其中如《甌北詩話》等幾種頗有真知灼見。又如有些關于杜詩的專著對某一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足資參考，像清人周春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對杜詩中如何利用雙聲疊韻來增進音樂性美感有細致的分析。應該指出，前人對杜詩藝術的分析雖然已經很深入，但杜詩實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寶庫，只要你深入進去耐心挖掘，終會有所收獲。而且別人的閱讀經驗是不可能代替你自己的閱讀行為的，如果你通過細讀杜詩而有了親身的體會，你不但將獲得難以言表的審美愉悅感，而且也會對古典詩歌的藝術奧秘恍有所悟。

四

閱讀杜詩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進行。如果你是為了學術研究而閱讀杜詩，那么當然應該遵照學術規范，首先從文獻整理入手，對杜詩版本及杜甫研究論著進行盡可能完備的收集，然后再選擇適當的切入點。但是本文想介紹的只是一般的閱讀。對于這些讀者來說，你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獲得審美的享受，為了獲得心靈的陶冶。清代的讀者曾說過他們讀杜詩的感受：“《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杜詩鏡銓》卷四引盧世淮語）現代的讀者當然沒有忠不忠的問題，但是與之類似的是，讀杜甫一定要懷著真誠的同情心，懷著與杜甫一樣的對人類及一切生命的仁愛之心，這樣才可能沿著杜甫的心路歷程去體會、感受、理解杜詩。杜甫當年緬懷宋玉時說過：“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詠懷古跡》）我們也應懷著同樣的心態來讀杜甫。否則的話，你難免會像某個大人物那樣，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讀出“地主階級的意識”來，或在“越女天下白”（《壯游》）的美麗詩句中讀出什么邪念來。如果我們能以設身處地的方式去理解杜甫，那么對杜詩中經常表現出來的忠君觀念當不至嚴加呵斥。因為在安史亂起、國家危難之際，除了忠君之外，難道還能有更好的方式來表示對祖國的熱愛？在封建制度作為唯一可行的社會制度的唐代，難道能要求杜甫通過其他途徑來為人民呼吁，而不是希望“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寄柏學士林居》）？杜甫是有一顆偉大心靈的普通人，他始終以平等的態度與我們交談，我們當然也應以同樣的態度來傾聽他的心聲。時代不同了，社會形態不同了，但是人類的善良本性不應有什么不同，我們與杜甫是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異代知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