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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市場日益成為最大的貿易平臺之一,也是總體管制最少的市場之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管理一個一天24小時、一周五天、全時區運轉的市場,且交易方處于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其內在的困難。過去10年間,外匯交易規模不斷擴大,發展迅速,隨著新的衍生品的出現和對沖基金的更多參與使外匯交易更為復雜。另外,歐元的出現也大大減少了可交易貨幣的數量,進一步減小了市場機遇。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貨幣都被歐元所替代,自然也導致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的主要國際銀行的數量縮減。
可以看到,房地產住房貸款業務的一些關聯產品,本是基于相對簡單的商業決策(房產價值、貸款者收入、貸款者償債能力)而形成的相對直接的業務,后來演變成紛繁復雜的一套計算,由此誕生的“新產品”將房貸打包,最終震撼了世界金融機構,以至于它們現在還在恢復元氣。杠桿借貸的對沖基金,以及外匯期權市場的規模也加劇了外匯的波動,影響其走勢,在很短的時間內導致出現更大的波動。
市場波動性加劇、為造市者提供流動性的大型西方國家銀行機構利潤降低、杠桿借貸的對沖基金和期權交易者對外匯市場的影響加大,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在外匯市場處境較為敏感。
關于中國在全球外匯市場的角色,有幾個獨立的問題。中國外匯儲備龐大,其最微小的態度變化(無論是揣測的還是實際的)都會在瞬間導致很大的波動。中國領導者就外匯儲備配置所持有的總體政治看法,顯然對外匯市場匯率有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數量日益增大,無論是并購資產還是持有國外企業的股份,都意味著,如果并購目標不在美元區(絕大多數外匯儲備集中在美元)的話,那么便會產生大量外匯交易。
中國出于各種需要所做出的大量不成比例的外匯操作,使得中國金融機構(無論是中國各銀行、中司還是外管局)在全球外匯市場的整體形象像諺語中所說的“大象”。中國顯然是國際外匯市場主要的市場驅動者之一,中國今日的實際經濟實力或許比任何中央銀行的作用都大。然而,這樣強大的影響,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
國際外匯市場管理松散、市場走勢瞬息萬變、銀行造市者之間的競爭激烈,使今天電子時代外匯市場盈利空間非常窄。這個市場中服務于大型西方國家機構中的大多數交易者的豐富交易經驗,使他們容易做到扭曲中國交易的價值。
信息至上,這在任何一個市場都是如此,外匯市場也不例外。并購的消息,或者僅僅是中國主要機構自然的市場交易,都會立刻讓所有市場聞風而動。因此,中國各機構之間先進行內部協調,代表整體外匯需求而行動,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可以在中國向市場下訂單時將隨之產生的市場反應降至最低。
外匯市場(ForeignExchangeMarket,FEM)是指經營外幣和以外幣計價的票據等有價證券買賣的市場,是金融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外匯市場的職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實現購買力的國際轉移
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融通至少涉及到兩種貨幣,而不同的貨幣對不同的國家形成購買力,這就要求將本國貨幣兌換成外幣來清理債權債務關系,使購買行為得以實現,而這種兌換就是在外匯市場上進行的。
(二)提供資金融通
外匯市場向國際間的交易者提供了資金融通的便利。外匯的存貸款業務集中了各國的社會閑置資金,從而能夠調劑余缺,加快資本周轉。
(三)提供外匯保值和投機的市場機制
在金本位和固定匯率制下,外匯匯率基本上是平穩的,因而就不會形成外匯保值和投機的需要及可能。而浮動匯率下,外匯市場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外匯市場的存在既為套期保值者提供了規避外匯風險的場所,又為投機者提供了承擔風險、獲取利潤的機會。
二、我國外匯市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外匯市場不穩定
目前外匯指定銀行的交易員必須進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進行外匯買賣,銀行間市場具有集中、有形的特征。這種市場形態常見中央銀行居絕對主導地位,采用競價交易的外匯市場。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集中交易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如交易場所的建設和維護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容量越來越難以滿足日益增加的交易主體的需要等。與集中交易相對應,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實行本外幣的集中清算,承擔清算風險。隨著未來人民幣可兌換程度提高和人民幣在走向浮動匯率制以后交易主體及其外匯頭寸都將迅速增多,一些實力較弱的交易主體可能因信用風險、匯率風險等陷入危機。此外,由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人民銀行的一個事業單位,由該中心承擔清算風險,實際上就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風險,這導致市場參與者普遍缺乏風險約束,可能進行大量的高風險交易。其結果,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整個市場的穩定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沖擊。
(二)外匯市場風險大
從現行市場運作情況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風險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運作體制不健全,使企業和銀行都喪失了防范市場風險特別是匯率風險的意識的能力,同時外匯市場也沒有為企業和居民提供防范匯率風險的手段。這使得市場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降低,誘發匯率系境性風險。二是集中清算方式可能引起的資金清算風險。隨著市場容量擴大特別是我國經濟容量及經濟復雜程度的增加,外匯市場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也在增加,由于市場自律機構不完善,參與者仍沒有完全自行承擔資金清算風險。
(三)市場監管不完善
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建設初期,確立了市場運作體系、調控體系與管理體系三權分立的格局,這種分工原則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導致諸多不便。動作系統的中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設在上海,并對分中心實行業務領導,監管當局因此無法監測到整體市場的運作,也不能監測到交易中心為其自身利益對分中心及交易系統而采取的不合規行為,監管顯得鞭長。而外管局目前的監管手段僅憑事后報告制度,而不能做到事先防范。同樣,央行的操作也游離于制度政策目標的管理部門以外,操作部門由于缺乏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整體分析與把握,缺乏管理部門具體指標要求與判斷,操作易帶盲目性,而管理部門的意圖可能也得不到有效實施。
三、外匯市場在我國的發展及對策
(一)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
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已成為當前中國外匯市場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轉變,完善市場組織體系,其中以外匯銀行、企業為市場交易主體,實行競價交易,中央銀行退出交易主置,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2012年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5‰擴大至1%,即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可在外匯交易中心對外公布的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下1%的幅度內浮動,這是增強匯率彈性的重要制度改進。二是取消強制性銀行結匯制,為企業真正參與市場交易掃清障礙。2008年,修訂后的《外匯管理條例》明確企業和個人可以按規定保留外匯或者將外匯賣給銀行,可以看出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做出了實質性的改變。
關鍵詞:國際金融外匯市場啟示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間的金融系統越來越密切,國際外匯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中最活躍、最開放的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自身在傳統交易日趨活躍的同時,不斷創新的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為外匯市場的深入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國際外匯市場的最新發展
對國際外匯市場發展現狀及趨勢進行最全面、最權威考察的,是國際清算銀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每三年進行一次的,對各國中央銀行就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發展所進行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當前國際外匯市場呈現出如下特點。
1、全球外匯日交易量巨大,并呈大幅回升之勢
自1995年以來,全球外匯市場各外匯交易工具的日均交易量都在一萬億美元以上,2004年4月創出20180億美元日均交易量的歷史記錄。除2001年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外,其他調查年份均呈現增長勢頭,其中尤以2004年增幅較大,比2001年4月的日均12670億美元增長59%。在各交易工具中,貨幣互換的增長幅度最大,從2001年4月的日均70億美元躍升到2004年4月的210億美元,增幅為200%;期權的增長幅度位居其次,增長近一倍。(見表1)
2、外匯衍生品交易占絕對優勢,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自1995年以來,衍生品交易一直高于即期交易量,并處于穩步上升之中。衍生品占全部外匯交易量的比重,從1995年4月的58%,上升到2004年的68%,其交易量已達同期即期交易量的兩倍之多。各交易工具中,外匯互換衍生品的交易最活躍,占到全部外匯交易的49%。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目前其市場地位已趨于穩定,市場比重保持在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在所有外匯交易工具中,仍居第二的位置。(見表2)
3、外匯交易對手以報告交易商為主,其他金融機構的地位趨于上升。
在國際外匯市場各交易主體中,報告交易商占據主導地位,這主要是指活躍在外匯市場上的大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他們既從事外匯的自營業務,也從事業務,交易通常經由諸如EBS或路透的電子交易系統實現。盡管報告交易商的交易量比重自1995年以來呈下降之勢,但其市場份額均在一半以上,2004年4月為53%。除報告交易商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這主要指小型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政券公司,及各種基金、保險公司、中央銀行等,其市場地位正在穩步上升,交易量比重從1995年4月的20%提高到2004年4月的33%。此外,非金融類最終客戶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他們主要是公司和政府等,其交易量比重2004年4月為14%。(見表3)
4、外匯交易主要集中于歐洲和美國,亞洲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全球外匯交易的地理分布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集中在歐洲、美洲和亞洲,交易量最大的前六個國家和地區,其交易量合計占全球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一直穩定在72%左右,2004年4月該數據為73.1%。全球四大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十分穩固,分別為倫敦、紐約、東京和新加坡。(見表4)
5、外匯交易的集中化程度不斷提高,大銀行的市場地位越來越強。
外匯交易的機構分布呈現集中化的趨勢,少數大銀行的市場份額在不斷提升,這可以通過各個國家和地區中,擁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家數呈不斷下降趨勢中看出。例如,在英國,占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個數,從1998年的24家,減少到2004年的16家;美國同期的銀行家數則由20家減少到11家;香港的集中化趨勢更明顯,由1998年的26家降到2004年的11家;德國的集中化程度可稱得上最高,2004年4家銀行壟斷了國內75%的外匯交易,而1995年的數字是10家銀行(見表5
二、對上海外匯市場發展的啟示
以上對國際外匯市場的考察,為我們準確把握國際外匯市場的發展過程及趨勢,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上海的發展目標是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外匯是市場應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目前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我國外匯市場的完全開放與上海成為完全自由的國際外匯市場尚有待一定時日,但浦東政府應該積極利用綜合改革試點的有利時機,大力進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造,為未來建成開放型的外匯市場準備條件。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外匯市場建設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程,政府在市場發展初期的推動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應在其中積極發揮主導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外匯市場發展是一個與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協調一致的循環漸進過程,應積極、穩健、妥善地推進。
(二)積極準備條件支持推出外匯衍生產品。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際,于1972年率先進行外匯期貨交易,成為國際衍生品交易所的領頭羊。我國目前僅有外匯遠期衍生品種,這顯然不能適應人民幣匯率不斷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上海應充分發揮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自身的優勢,適時推出其他外匯衍生品,培育出我們自己的、能與國際同行競爭的衍生品交易所。
(三)引入更多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入駐上海。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是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活躍份子,將其引入上海,則上海的外匯資金來源與對外聯系網絡將擴大,這對活躍上海的外匯交易十分有利。
(四)增加金融機構類型,為市場提供更多服務。國際外匯市場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市場地位呈上升趨勢。我國也應積極引入更多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進入外匯市場,并可考慮設立新型的專業性金融機構,目前首先可作的是,盡早推出中外合資的貨幣經濟公司,利用國際著名貨幣經濟公司的管理經驗與服務手段,為金融機構的外匯買賣等業務提供世界一流的中介服務。
(五)加快國內金融機構運行機制改革,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國內金融機構在開放過程中競爭力的提高,對我國金融命脈的掌控意義重大,應該充分利用上海有利的經濟、金融環境,加快國內金融機構的股份制改造與公司治理,使上海的金融機構能成為全國金融機構的排頭兵,并著力培育幾個能與國際同行抗衡的中堅力量,應對國際市場上不斷兼并、強者恒強的競爭勢態。
(六)加強上海在國內貿易口岸中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國際貿易中心。貿易往來與資金往來相輔相成,國際貿易的活躍必然帶來大量的資金交易及與之配套的服務系統。我國目前已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上海應成為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口岸,以發揮國際貿易對國際金融發展的帶動作用,這在我國目前實現資本管制的背景下,意義尤其顯得重要。
[關鍵詞]外匯衍生品;金融創新;金融機構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7-0066-02
外匯衍生品是金融創新的產物,雖然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我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尚不相適應,還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必須加快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速度,以滿足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需要。
一、我國已具備加快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的條件
(一)相關法律法規已初步建立
1997—2005年我國相關部門先后頒布和實施了《中國人民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暫行管理辦法》《金融機構衍生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國際外匯管理局關于擴大結售匯業務試點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擴大外匯指定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匯掉期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快發展外匯市場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法律法規,規范了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操作,促進了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外匯衍生品市場參與者已逐漸成熟并積累了一定經驗
近年來,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機構投資者迅速發展起來,他們具備了一定的交易能力和經驗,而且市場的各方參與者也都具有較強的認識風險、抵御風險和承擔風險的能力。從銀行方面來講,通過多年來的外匯業務操作,也已經具備了辦理外匯衍生品業務的能力和條件。
二、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存在的不足
我國的外匯衍生品市場起步晚、發展較緩慢,在發展過程中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衍生品品種少,交易規模較小
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尚缺乏國際外匯市場普遍存在的外匯期貨和外匯期權等交易品種,我國央行推出的交易品種只有即期和遠期結售匯、掉期等品種,并且由于遠期結售匯這項業務主要由寡頭壟斷,導致供給不足,交易規模較小,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項業務的快速發展。
(二)市場參與主體偏少
目前,只有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交易,而大多數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大型企業尚不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市場參與主體較單一且數量較少,必然導致外匯衍生品市場交易不活躍,市場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權威性的地區定價中心尚未形成
目前,我國銀行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對自身的外匯資產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并且客戶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外匯衍生品交易。在這些運作中,我國銀行只是參與者,根本起不了主角的作用。而且,具有權威性的地區定價中心尚未形成,這也必然影響我國外匯衍生品交易的發展。
三、我國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
任何一個市場的發展都必須要有相關法律法規做為保障,外匯衍生品市場也不例外。雖然,相關部門已陸續出臺了一些法律法規,但仍需進一步完善,目前尚無法滿足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的需要,所以必須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同時應根據外匯衍生品市場交易和發展的要求,調整有關的配套政策,規范市場交易行為,保障市場正常有序運行。
(二)不斷增加交易品種和完善交易方式
1.將人民幣與外匯間的遠期交易作為發展重點,并且大力發展掉期交易。為了進一步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市場交易主體,提高市場化的程度,應積極促進銀行間、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間的遠期交易。同時,由于掉期交易的交易成本較低,套利空間相對較大,又可彌補遠期交易的不足,所以要積極發展掉期交易。
2.擇機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期權交易,提高市場交易方式的多樣性。開展人民幣外匯期貨、期權交易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由于期貨、期權交易的投機性較強,會給市場帶來一定的風險,所以必須在相關條件成熟時推出,提高我國外匯衍生品交易的活躍度,擴大交易規模,健全和完善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
3.適時推出人民幣與外匯間的外匯期貨交易。應在匯率制度更加市場化的基礎上考慮推出人民幣與外匯間的外匯期貨交易,這必然會對國內人民幣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產生積極的影響。所以,我國應在匯率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更趨于市場化的背景下,有步驟、有秩序地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
(三)不斷營造良好的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環境
1.進一步完善即期外匯市場。由于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基礎是即期外匯市場,完善的即期外匯市場是外匯衍生品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直接影響到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與成效。因此,必須不斷完善即期外匯市場:為了使銀行能夠根據需要來決定持有外匯頭寸的多少,應逐步取消對銀行即期外匯交易頭寸限額的規定。同時,對市場主體參與即期外匯交易的諸多限制要逐漸放松,進一步擴大市場的交易規模。
2.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為了促進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必須創造有利的金融環境,應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3.積極培養外匯專業人才。加強外匯人才的培養工作,對于外匯衍生品市場穩步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外匯衍生品極具復雜性和專業性,要開發外匯衍生品必然需要大量專業外匯人才。對企業來說,也同樣需要專業基礎扎實、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才能夠對匯率情況進行科學的預測與判斷,準確、靈活地運用外匯衍生工具。
4.擴大交易主體范圍。在國外成熟的金融市場上,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參與主體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可以使市場供求獲得平衡,形成市場均衡價格,對穩定外匯衍生品市場具有積極的作用。而目前我國對外匯衍生品市場參與者的要求較高,有許多限制,使得市場交易長期不活躍,規模無法擴大。因此,應逐步取消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大型非金融企業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種種限制,使這些機構能夠參與外匯衍生品市場交易,活躍市場,扭轉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交易主體單一、交易規模較小的現狀。
總之,由于我國的外匯衍生品市場起步較晚、發展比較緩慢,同時又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在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必須不斷地進行探索,尋求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從宏微觀兩方面入手,努力促進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穩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舉世矚目的國際資本涌入浪潮。IMF的資料顯示,1990-1997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的年均資本凈流入高達1300億美元,在個別高峰年份(如1996年),這個數字接近1900億美元。亞洲危機后,這種趨勢一度發生了改變,但近一兩年來,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量又有顯著的回升。與此同時,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伴隨著國際資本的大量涌入,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的國際儲備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在亞洲,包括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高達8000億美元。另外,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新興市場國家所吸收的外國資本至少有50%變成了國際儲備。在許多國家,快速增長的國際儲備不僅遠遠超過了傳統的3個月進口標準,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債務的規模。
盡管對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全球化一國國際儲備的合理規模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對于資本大量流入和國際儲備急劇增長同時并存這種現象的合理性,不少學家已經提出了置疑和批評。約瑟夫。斯蒂格里茲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銳批評就是最新的例證。在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運作條件下,中國家為了控制匯率風險,一方面以較高的成本引進各類外國資本,同時又以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匯儲備,這不僅意味著一定的靜態損失,還意味著較大的機會成本。此外,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期,還會增大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因此,如何認識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存在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調整相關的政策,是一個頗有價值的課題。
原 因
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資本賬戶開放引起的資本過度流入。雖然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并不一定總會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實際情形是,一方面,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放慢造成了國際利率水平的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使國際投資者相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具有良好的增長前景,甚至產生了非理性的過度預期。結果,伴隨著資本管制的放松,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的大規模解除,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在這些國家,大規模流入的國際資本并沒有完全被實體經濟部門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體系并且成為相對過剩的資本。從根本上講,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正是貨幣當局通過市場干預將這部分相對過剩的資本輸出海外的結果。值得強調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這種資本過剩,是建立在資本過度流入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如果資本流入是適度的,那么,這種資本的過剩是本不應發生的。
其次,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從國際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國的資本賬戶順差能夠與經常賬戶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匯儲備并不會出現過度的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漲價,以及因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而引起的迅猛增長的國內投資、消費和公共部門支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因此,盡管那個時期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資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未曾出現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經過80年代末期開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后,財政赤字已經大為減少,有的國家(如泰國)甚至還出現了財政盈余。同時,一些國家面對資本大量流入而實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私人投資和消費。根據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知道,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國經常賬戶逆差的減少甚至產生盈余。因此,可以認為,在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彈性的匯率安排。在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出于加強國內貨幣紀律和維持出口產品競爭能力等方面的考慮,貨幣當局往往傾向于實行釘住匯率制度。在90年代,面對資本賬戶的大量順差,為了避免本幣的過快升值,一些國家的當局進行了不遺余力的市場干預,進而成為外匯儲備急劇增長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還顯示,缺乏釘住匯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匯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資本流入的風險貼水,并在事實上對獲取外國貸款的國內形成隱含的政府擔保,從而造成了更多的資本流入,并且最終導致更多的外匯儲備積累。
最后,國際體系的缺陷。在全球化,伴隨著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規模的持續擴大,新興市場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正在變得空前脆弱,來自于商品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遺產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該在應付其成員國的貨幣與支付危機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顯受到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因此,在處理美洲以外的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動蕩時不僅常常表現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資金援助也總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緊縮性調整方案。由于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無法在不確定性日趨顯著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機救援機制,因此,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并且承受著高昂的代價。
政策含義
針對以上,新興市場國家無疑需要進行必要的戰略和政策調整。基于前面的,可以認為,首先,新興市場國家應當對資本賬戶的開放戰略進行必要的反思。雖然新古典經濟對于資本自由流動的利益進行了近乎完美的闡述,但新興市場國家的相關實踐卻不斷地表明,資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導致國際資本的過度流入。事實上,資本過度流入不僅可能引起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而且也是很多國家金融動蕩的根源所在。因此,對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審慎實施資本賬戶的開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可能更為符合自身的經濟利益。由于直接投資一般與實體經濟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且常常伴隨著進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這類資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優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證券資本流入和銀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資本的過度流入,因而需要更為審慎地對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戰略中,資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總比資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為優先的地位。從鼓勵資本流入、擴大利用外資,以及減少資本外逃等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正確的(其實,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解除資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有利于資本的流入,因為它提高了國際投資者對該國投資環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國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并且出現了資本流入與外匯儲備同時快速增長的局面,那么,適當限制資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資本流出限制,將成為更為可取的政策選擇。因為這有助于減少資本賬戶順差和促進國際收支的均衡,進而減緩官方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同時,在一國存有大量官方儲備情況下,減少資本流出限制以鼓勵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資,實際上意味著該國的海外資產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發生了一定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既有利于提高國民利益(因為私人海外投資的收益率通常會高于官方儲備的收益率),也有利于減少政府所承擔的外匯儲備風險。
其次,在存在資本凈流入的情況下,必須設法保持經常賬戶的適度逆差狀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國際收支的均衡并防止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為此,當局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適當擴大公共支出水平和降低與個人的稅收負擔,以便擴大國內投資和消費。國內需求的擴大,一般會帶動進口的相應增加,從而減少經常賬戶的順差;同時,還會減少利用出口刺激國內需求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壓力。在通貨緊縮時期,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會傾向于通過擴大出口來創造出更多的需求和就業機會。盡管這樣的策略通常會取得成效,但它的另一個后果往往就是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擴大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這方面的壓力將會顯著減少,外匯儲備的增長也會相應減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