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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 供應鏈 資源配置
一直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都是以國家為邊界,國際貿易分工和利潤分配都是以國家為單位。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20世紀初國際貿易理論學者開始將目光轉移到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發展及影響。而全球貿易供應鏈的形成是專業化分工和交易費用博弈的結果,同時隨著全球供應鏈的形成使得生產者和消費者一體化。此外,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全球供應鏈信息交換平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
一、國際貿易中供應鏈形成之前的資源配置情況
國際貿易供應鏈形成之前的國際貿易流程以線性為主。其基本的貿易流程是:國際企業買家搞研發設計、采購計劃、發出訂單;國際貿易進口企業或公司接到訂單后,向制造商提供外企買家的貨品規格要求、設計方案等材料,而后制造商又向貨品供應商采購材料和零件。訂單產品制造完成后,進口企業或外貿公司就辦理貨物出口手續聯系國際國內物流企業和單位,向外企買家發貨,外企買家又將貨物發送給其各個分銷商,分銷商又將得到的貨物發送給零售商。
雖然這種國際貿易流程在經濟發展中被廣泛運用過,但是這種供應鏈自身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產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由于國際貿易涉及到的方面比較廣泛,信息傳播和物流的時間顯得非常漫長,從產品設計到采購決議再到生產已經過了幾個月時間。第二,供應環節的成本費用高。貨物要經過很長的運輸路程以及經過多個輾轉和停留地方,這些都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第三,不能及時處理出現的問題。由于是國際貿易,一個小市場出現了問題,很難快速并統一解決,而且因為是國際貿易涉及到的各方只對直接的上下負責,忽視了其它地方出現的問題,時間久了就會影響到企業的品牌誠信、產品質量等方面。第四,國際貿易各方都是單獨面臨市場同行競爭,而忽視了對供應鏈上其它企業的成本和生產效率。國際貿易流程中的資源配置處于分散狀態。企業雖然可以通過規模效益、勞動力成本、技術等方面來降低成本,有利于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并非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資源配置。第五,國際貿易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彼此之間不能互惠互利,反而出現相互壓榨的情況。
二、關于國際貿易中“供應鏈”的含義
全球貿易供應鏈又叫全球網絡供應鏈。供應鏈的成員遍布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要獲取的生產資料、貨物生產的企業、貨物的流動和銷售、信息的分享和獲取都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貿易供應鏈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個核心企業。
三、國際貿易供應鏈的資源分配方式
國際貿易供應鏈的核心企業通過投資、控股、簽訂長期互惠合作合同等方式與全球的供應鏈節點企業結成長期的合作伙伴,每個國際貿易企業都要在一個統一的供應鏈管理平臺上進行貿易活動。以統一、標準化的形式將物流、資金以及信息等輸入管理平臺,并且通過數據交換技術來快速滿足市場的需求,統一管理平臺的建立有利于市場的及時補貨和最小限度的生產,節約成本和資源。零售商們通常都是直接通過信息系統來獲取銷售信息并將其輸入企業相關部門進行分析,零售商經過對電子訂貨系統的數據進行分析后再向分銷商發出訂貨單。對于得到銷售數據的設計和研發部門來說,就得把數據進行預測性或實時性的研發和設計,并且將各個計算機上得出的設計系統,通過產品數據管理平臺將它們進行信息整合和分析,上傳到新的設計系統交予核心平臺。這樣制造商和供應商可以從平臺上得到設計和采購訂單,并且準備準備好材料進行產品生產活動。同時分銷商又到平臺上獲取關于新產品的設計信息進而為市場營銷、上架計劃做好充分的準備。而零售商也可以從分銷商那得打產品上架的策劃信息。所以,全球供應鏈管理平臺協調者整個國際貿易的物流、資金、信息等方面的發展和流動。
四、實現國際貿易供應鏈的重大意義
形成國際貿易供應鏈就能夠降低全球經濟發展規模擴大和分工更加明確和細化帶來的成本和信息障礙問題,降低了供貨商和銷售商的生產成本,有效實現消費者和生產者一體化,使得全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降低了經濟發展中的成本費用,實現了全球資源的最優配置。
總之,國際貿易供應鏈的形成,核心企業可以將和國際貿易有關聯企業的資源都集中到一個具體的供應鏈網絡信息平臺上來實現資源和信息共享。網絡為信息傳播帶來更加便捷,貨物儲存、物流以及資金浪費都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而且由于長期的供應鏈和資源共享的合作關系,核心企業統一管理國際貿易中的所有資源,因此,全球的資源都能夠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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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空的杯子”,瑞銀之前曾認為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將導致全球貿易增長放緩,但這并不意味貿易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會下降。全球貿易與GDP之比可能還會繼續增長,甚至加速。
上述判斷的思考起點是貿易的復雜性。由于人們希望生活盡可能簡單,產品的構成漸趨復雜,貿易不再延續帝國模式,現代貿易的供應鏈越來越長也更加復雜。這種復雜性意味著在經濟沒有劇烈變動時,GDP的貿易份額幾乎肯定增長。
IPAD便是復雜實物貿易的典型例子。IPAD名義上在中國生產,但中國勞動成本只占最終售價的1.6%,最終售價三分之一的零部件在中國之外生產,這些零部件在中國進口并組裝,再出口到消費目的地。每購買一臺IPAD,全球GDP會增長一臺IPAD,而全球貿易卻最少增加大約1.33臺IPAD。這一現象是由重復計算導致的。具體來看,在中國臺灣生產的芯片出口到中國內地會計入全球貿易,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成品IPAD也會被計入全球貿易,而IPAD的最終價值也包括芯片的價值。
考慮到貿易的這種復雜性,GDP的貿易份額只有在受到特定沖擊時才會下降,比如貿易的復雜度降低、消費從可貿易品轉向不可貿易品,等等。
降低貿易復雜性,重新回到帝國貿易模式,似乎不是一個特別可信的威脅。即使是頁巖氣的出現,也不會減弱貿易的復雜度。頁巖氣本身對全球貿易量的影響是中性的,它會改變美國的貿易平衡,卻不會減少全球石油貿易。其實,自然資源的新發現,只會改變它的全球貿易地理格局,不會對貿易總量有負面影響。
因為能源價格的下降,生產回歸美國國內存在潛在可能,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已經出現。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在享受發達世界最低能源價格的同時,能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仍保持最高水位,出口則保持最低水位。從這個過程的另一面看,危機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削弱,但不能說明貿易復雜度出現逆轉。一者它的影響比金融市場流動小得多,二者可能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在既定沉沒成本與時間維度下反應較慢。
貿易面臨的最后一個挑戰是消費模式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貿易密集型產品的消費減少。一方面,政府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可能上升,而政府的進口傾向低于私人部門;另一方面,私人部門也有可能自發降低邊際進口傾向。
但技術的發展會拓寬可貿易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多的服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交易,而這些交易在十年前尚不可行。甚至像3D打印技術,也有潛力增加貿易,不僅作為知識產權可以直接貿易,也可以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
此外,關稅的增加、貿易融資的下降、規則障礙也會對貿易形成沖擊。不過,世貿組織的存在以及對關稅損害的普遍理解都大大減少了關稅沖擊的可能;2008/2009年對全球貿易帶來負面影響的貿易融資崩潰正在恢復;對全球貿易帶來持續損害的貿易規則已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視,并在貿易談判中更多關注監管的協調。
展望未來幾年,貿易激勵將趨于增長。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的經濟激勵源于異質化。而世界經濟很可能會伴隨時間的推進變得更加不均勻,這會增加貿易增長的經濟效益。人口與環境資源的配置都表明,推動貿易的經濟激勵將會增長,而不是下降。
關鍵詞:全球失衡;全球治理;貿易保護;博弈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11年全球風險報告》明確警示到,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靈是未來至少十年內的兩大核心風險。為保證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各國對于全球治理的呼聲越來越強,應盡快建立起跨越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治理平臺。
一、全球經濟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經濟失衡歷史回顧。全球失衡遠非一個經濟新現象,有許多可供追溯的歷史數據加以佐證。
大量的經濟學文獻向我們提供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演變歷史。文章借鑒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說法,將現代全球失衡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國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果。同時后科技時代又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并為美國吸引了大量的股權和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從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時期持續到2005年。盡管全球又損失了0.40世界總產量,但并沒有造成美國經常賬戶的嚴重失衡,相反,外國政府資本取代了私人凈資本流入,對于美國資產的需求增多。第三階段,從2005—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總產量從0.29%上漲至0.67%。與此同時還有石油生產國的巨額盈余。在美國國內,這一時期對應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階段。
當前新一輪全球失衡適于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穩定在417億美元,約合世界GDP的-0.75%(見下頁表1)。
2.全球治理發展動向。相較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發展緩慢。迄今為止能夠被世界廣泛承認的全球治理中心機構只有二十國集團,即便如此,該集團峰會的成效尚未通過實踐經驗的證實。
二十國集團峰會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最終引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經濟危機,客觀上促使了二十國集團迅速上位。世界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及經濟刺激方案,不僅維護了本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如今對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有機可乘,這也是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game theory)由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經濟博弈論是指將博弈論用于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通過構建相應數學模型來闡述經濟參與主體的策略選擇,達到謀求問題最優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進過程中,一些調整代價較大的逆差國國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試圖反作用或架空國際性協調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1.博弈模型假設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體包括受世界各國委托實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簡稱者)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簡稱逐利者)。一般情況下,參與主體皆為理性經濟人,符合“經濟人假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決策選擇時不單考慮自身行為后果,同時兼顧對方對其行為可能做出的各種反應,最終做出使其自身目標最優的決策。
(1)對于者,有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兩種策略選擇,假定者認真治理,逐利者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這取決于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者進行治理的概率為p,治理的有效概率為r;(2)若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者治理不力未發現其貿易保護行為時被委托人(世界各國)查出,則者將會受到一定的懲罰;(3)對于逐利者,有不實行貿易保護(即配合進行經濟調整)和實行貿易保護兩種策略選擇。逐利者進行貿易保護,其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若貿易保護實行成功未被發現,獲得超額收益,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4)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并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 、m-y ;(5)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但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s、m ;(6)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不進行治理而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認真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0;(8)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不進行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0 。
其中:f:者認真治理的勞動成本;w:者認真治理時獲得的報酬;y: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發現后受到的懲罰;v:者治理不力時獲得的收益;m: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獲得的超額收益;s: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委托人先發現而給者造成的損失。
以上參數設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設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與收益兩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當給定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時,者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與其收益分別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當者進行治理和不進行治理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最優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干預治理而由國家自主進行經濟調整;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進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隨機地選擇進行治理或不進行干預治理。
(2)當給定者治理的概率為p時,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U3=p[r(m-y)+(1-r)m]+(1-p)m
U4=0
當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者進行治理的最優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不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時,逐利者隨機地選擇實行貿易保護或不實行貿易保護。
由此,我們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
q=(v-w+f)/rs;p=m/ry
這個結論與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的假設有關,如果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將投入更多資源以尋求更好的逃避治理辦法,從而使貿易保護行為更難以被發現,該結論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勵去賄賂治理機構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結論也難以成立。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極差博弈模型只考慮了部分經濟因素,其他如實行貿易保護中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內,因為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這是為簡化模型的代價所致,也是該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規范化、合理化
上文對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論分析證明了全球治理進程推進緩慢與治理措施在一些國家遭遇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深刻聯系。因此理應考慮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適度轉舵,以便強化未來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國的實施力度。
1.充分發揮G20協調全球治理的積極面。G20必須盡量發揮其全球治理協調的積極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當發現通過面對面直接對話的方式實則復雜化了解決手段時,可以考慮減少軟性約定以硬性規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復權衡協調石油輸出國大量順差問題、德國在歐元區內的外部貿易失衡等等。因為各國就全球治理問題分歧較多,能夠實際達成的政策共識相當有限,在相互妥協仍舊未果的情況下政策協調基本成零狀態。
2.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幾乎都偏向于結構層面與長期層面,但世界各國更加傾向于國內目標,國際整體性目標往往順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現有措施很難滿足這些成員國的國別差異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時,應當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恰如其分地照顧到成員國希望在中短期內解決本國經濟危機的迫切心態,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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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 工業 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治理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早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不過,如何有效協調各國在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系以實現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卻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和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以開放 經濟 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 發展 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碩士 論文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 金融 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 歷史 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章對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政策及相關國內政策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及環境成本內部化現狀的基礎上,在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成為趨勢的背景下,應積極 發展 以環境標準為支撐的綠色貿易戰略,并對相關國內政策進行調整,以實現 經濟 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航運支撐了世界貿易90%的貨量,據UNCTAD數據統計,航運貿易量在近40年里增長了2.5倍,至2012年已經達到了驚人的91億噸,占到了世界貨運總量的70%-90%。航運的增長得益于世界貿易的發展,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全球貿易數十年來一直以兩倍于全球經濟增速的速度增長。
然而,2016年8月31日作為韓國最大、世界十大船運公司之一的韓進海運向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提交破產保護申請。同為世界十大船運公司之一的現代商船,在今年2月份聲稱該公司一季度的營業虧損從一年前的2400萬美元擴大到了1.77億美元,而全球最大的航運公司丹麥馬士基集團2015年盈利也出現了下滑,同比下跌了9.25億美元,其中航運業績同比下跌了10億美元。那么,整個航運業目前是個什么狀況呢?
中子智庫研究員Sophie表示:“自2008年的經濟危機以來,國際貿易經歷了恢復性的增長,正重新陷入急劇的萎縮之中。在2011年,全球貿易增速已放緩至與全球經濟增速持平,甚至更低。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告顯示,2014年國際貿易量增長率只有2.8%,連續三年增速低于3%,到了2015年,全球貿易徹底呈現疲弱態勢,全球貿易總量增長只有2.7%,基本與全球GDP增速(2.4%)持平。除韓國的韓運、現代商船和丹麥的馬士基外,臺灣長榮海運2016年第二季度(截至2016.6.30)的虧損為5.5685億臺幣(約為0.1771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臺灣陽明海運2015年凈虧損為2.477億美元,對比往年凈盈利為0.1391億美元;日本商船三2016財年第一季度總收入為3600億日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9.89%;法國達飛海運集團2016年第二季度錄得股東應占虧損2.288億美元,對比去年同期為溢利5.623億美元;香港東方海外貨柜航運公司(OOCL)2016年第二季度錄得股東應占虧損5670萬美元,對比去年同期為溢利2.3860億美元。”
我們再來看看全球航運業的風向標――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該指數在今年二月跌破300點,跌幅接近了3%,是1985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值。
中子智庫研究員梁生認為:“世界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大特征,可以說,世界貿易的發展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全球經濟的繁榮程度,所以全球貿易增速的下滑會極大地影響到世界經濟發展。今年早些時候WTO預測2016年全球貿易增速將與去年持平,這將是全球貿易增速連續第五年低于3%。歐洲、日本等幾乎大多數國家的央行都在采取量化寬松的政策去刺激經濟的增長,以保證國家的通貨膨脹指數能達到一定的標準。萎縮的世界貿易預示著世界經濟在經歷著一個嚴峻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