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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出現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新進展之一。這一分析方法不僅直接催生了人力資本理論這一嶄新的經濟學分支,而且還帶來了其他許多傳統理論領域的變革與創新。其中,以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的問世便是明顯的一例。本文擬對這種新家庭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及其啟示與借鑒意義做一概要的分析與評述。
關鍵詞:人力資本;家庭經濟學;變革
中圖分類號:F2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5001404
一、關于家庭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
誰都知道,家庭作為一種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前,系統的家庭分析卻一直隸屬于社會學、倫理學等領地。經濟分析雖然也曾光顧過家庭,但淺嘗輒止,難見系統[4]。例如,以往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般都把家庭視為一種消費單位,并且往往被約定俗成地視為與作為生產者的廠商相對應的消費者的代名詞。傳統經濟理論這種關于家庭的認識具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堅持消費導向,認為家庭活動主要是消費行為,其基本的經濟功能在于通過有效地配置與使用所擁有的資源,實現家庭成員效用與福利的最大化。雖然,傳統的經濟學家也知道家庭至少還具有人口生產的功能,但是他們一般并沒有將人口生產內生地與整個家庭經濟決策聯系起來,少數個別的例外,例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被證明是不成功的。第二,堅持抽象分析,撇開了現實中不同形態的家庭所具有的具體特征以及家庭內部的結構,而統一地將它們都抽象為最簡單的經濟人主體。這樣,傳統理論就無法了解家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復雜關系,諸如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及其他活動的決策機制。所以,正像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企業問題上持有簡單化的觀點,將企業視為一組生產函數,而抽象掉了企業內部的復雜經濟關系一樣,其在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上也是持有這種所謂的“黑匣子”觀點,僅僅把家庭視為一組消費函數或效用函數。
當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和雅各布•明塞爾等人開創了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特別是貝克爾與明塞爾等人系統地將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應用于家庭經濟分析之后,大大推動了家庭經濟研究的深入發展,從而形成了以人力資本分析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這種新的家庭經濟學不同于以往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開辟了關于家庭地位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它認為,家庭不是單純的消費單位,它同時也是一種生產單位。家庭首先要生產消費品,因為家庭成員的消費往往很少能夠直接從外部市場來滿足,而總要經過家庭勞動的生產過程[1-3]。所以,家庭生產是家庭消費的前提。不僅如此,家庭還要生產人力資本,這一方面表現在既有家庭成員的保健上,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生育決策行為。此外,家庭又要生產“”、“快樂”、“信譽”等等所謂非市場的“物品”或“服務”。
與此同時,新家庭經濟學也不再將家庭視為一個簡單的經濟人原子,而是把它看作包含內部復雜關系的經濟組織,并運用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探討家庭內部的結構特點、分工特點及其決策機制等等。例如,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來看,家庭(雙親家庭)本質上是由具有互補性人力資本和不同比較優勢的配偶雙方組成的共同體。家庭成員的時間配置也不再是傳統的工作(外部市場)―閑暇(在家庭中)的二分法,而是市場工作―家務勞動―家庭閑暇―人力投資這樣的四分法。每個成員在這四個方面的時間配置,以及不同成員之間在家庭中的勞動分工,將因各自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及其比較優勢的不同而不同。這些配置將會影響到家庭的總體福利水平。
由此看來,家庭不僅具有消費功能,而且具有生產功能;不僅具有生產家庭消費品功能,而且具有生產人口功能;不僅具有增加人口數量功能,而且具有開發人口質量即人力資本功能。所以,完整地說,家庭應當被視為同時具有生產與消費功能并且包含著特定的內部關系的經濟組織。它通過婚姻與血緣關系將若干成員組合在一起,依靠彼此的忠誠與信賴,而不是企業組織中的那種公開或隱性合約,形成一種超穩定單位,使得家庭成員能夠實行長期合作,從事在生命周期中一些耗時較長的活動,諸如生養子女以及家庭成員的人力投資等等。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把家庭經濟分析的視角大大地拓寬了。
近十來年,關于家庭行為的分析在貝克爾理論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其最主要的理論特點就是打破了早先那種關于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和諧并且具有單一的效用函數的假定,而考慮到了不同成員特別是夫妻之間的偏好差異及其不同的行為,并運用博弈論中合作的與非合作的方法來研究配偶雙方在婚姻市場上的談判及其均衡問題。這些發展實際上超越了貝克爾原來的利他主義模型,它們使得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更為細致和復雜化了。
二、關于婚姻與生育決策的經濟解析
新家庭經濟學為家庭經濟分析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革,是對有關婚姻與生育行為提供了基于人力資本的深入解析。家庭的基礎是婚姻,但婚姻的基礎是什么呢?新家庭經濟學認為,婚姻的基礎是結婚的收益。根據其婚姻市場模型,男女求婚者構成了婚姻市場上的供求雙方。作為理性主體,每一位求婚者來到婚姻市場的目的都是要實現個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就婚姻決策而言,只有當他(她)們結婚以后獲得的效用或福利大于單身狀態時,他(她)們才能實際地選擇結婚。正是這種男女雙方對于婚姻凈收益的評價,決定了婚姻市場的均衡狀態[2]。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般來說,婚姻所帶來的收益是通過家庭生產活動的效用體現出來的,像洗衣做飯,家庭娛樂,夫妻,生育孩子等等,這些活動是單個人所根本無法進行或難以有效進行的。因此,由夫妻雙方組成的婚姻家庭將會比單個人的情況下更有效率。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任意一對異性聯姻都能夠帶來如此的效率,否則,人們在婚姻市場上的搜尋與選擇配偶的行為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實際上,有效率的婚姻是有條件的,它要以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為條件,而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又是以配偶雙方的人力資本的特性為轉移的。
每個人在到達或進入婚姻年齡之前,由于先天稟賦尤其是后天的培養和投資,都形成了不同含量的特定類型的人力資本,這具體表現在他(她)的市場工作能力(工資率)、家務勞動能力、體格與容貌、心理與精神素質等方面,并綜合化為一個人的整體素質。就家庭活動來說,其有效率的前提條件是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應當具有互補性。這是因為,家庭活動與企業的生產活動并不完全相同,由獨身到婚姻家庭的轉變,不僅僅是活動規模的擴大,而且也包含了活動性質或內涵的某種改變。家庭活動具有多樣性,而其總效用則取決于多樣性活動的總體水平。所以在這時,要素投入的互補性對于提高家庭活動效率和增進家庭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婚姻市場上合理匹配的基本原則就是夫妻雙方人力資本的互補性。
如果男女雙方的人力資本缺乏互補性,那么將難以保證婚姻收益大于雙方獨身時的收益總和,從而也就難以成婚。即使因為事先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結了婚,最終也將導致婚姻解體。所以,離婚意味著非互補性的人力資本的分離與重新配置。當然,離婚也是有成本的。除了宗教的、法律的制約(如果它們存在的話),以及離過婚的人在婚姻市場上與未婚者相比所處的不利地位以外,離婚者最大的成本就是他(她)們損失了投資于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配偶雙方從戀愛到結婚以及進入到結婚后的家庭生活,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投入了若干人力資本,比如雙方相互了解,感情投入,積累婚姻生活經驗,特別是養育孩子。這些都是相對于特定配偶而言的。一旦婚姻關系破裂,它們或者將變得幾乎不具有任何價值,或者將出現貶值,這也就意味著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的損失。這種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預期損失會對離婚行為產生某種抑制作用。一種婚姻的存續與否將完全取決于相關的成本與收益之對比關系。這樣,人們的婚姻決策行為便被納入人力資本分析的框架。
除了婚姻決策以外,家庭生育決策也被訴諸人力資本分析,這主要是通過引入孩子的質量概念實現的。以往的家庭經濟分析僅僅著眼于孩子的數量,將給定質量的孩子數量置入家庭效用函數,從而其生育決策分析往往難逃馬爾薩斯陷阱。然而,一旦引入孩子質量的概念,情況就不同了。對孩子質量的需求也就是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它與數量需求具有一種此消彼長的相互替代關系。正是這種替代關系,使得家庭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出現生育率降低的趨勢。
具體來說,養育孩子的成本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貨幣支出或直接成本,其二是時間支出或機會成本。前者除了受物價水平的影響以外,基本上是穩定的,后者則隨著市場工資率從而收入水平變化而變化。因而,在收入水平不同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不同時,這兩部分成本的相對大小是不同的。收入水平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越高,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越大,并且它相對于直接成本也就越大。而一般來說,養育孩子的整個生產過程是一個從時間密集型逐步向物品密集型轉變的過程。在孩子生長的初期,家長主要投入的是大量的時間,這時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機會成本成為養育孩子的主要成本。而當孩子長大以后,其培養教育等等所需的更多地是貨幣或物品支出,這時直接成本將占主導地位了。可以說,機會成本是直接同孩子的數量聯系在一起的,而直接成本則是與孩子的質量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數量的成本(或價格)相對于孩子質量的成本(或價格)將變得更昂貴,因此,家庭便減少對孩子數量的需求,而增加對孩子質量的需求,即出現質量對于數量的替代。這樣,便令人信服地解釋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從而家庭規模越來越小的經驗事實。此外,它也揭示了馬爾薩斯預言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沒有看到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的人口質量對數量的替代機制。
三、關于家庭分工經濟機理的新闡釋
傳統家庭理論沒有研究家庭內部的分工問題。新家庭經濟學以其基于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分析,填補了這一空白。按照人力資本分析的邏輯,雖然家庭夫婦之間分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但是兩性的生理差異只是家庭分工的初始基礎,并不是它的惟一原因。從更重要的經濟因素來看,兩性之間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將是其分工的更重要的基礎。我們知道,分工與交換的基礎或經濟原因是不同主體在不同方面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即可能源于天然稟賦,例如男女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其比較優勢的影響。也可能來自后天的人力資本投資,即使是先天無多大差別的人們,如果其人力資本投資的專業化領域不同,也將會形成不同的比較優勢。不僅如此,還可能存在著先天因素與后天因素相互加強的情況,家庭中的性別分工便是如此。
這里主要考察一下夫妻性別差異因素與其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相互加強影響。一般說來,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工作的時間越長,他(她)便越有對適于該活動領域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激勵,包括注重經驗積累與通過培訓增長技能。夫妻雙方由于生理方面的差異,從家庭生活一開始就實行了某種分工,女方通常更多地操持家務,男方更多地介入市場,這種初始分工或比較優勢會激勵雙方分別在家庭人力資本與市場人力資本兩方面進行不同強度的投資,其結果又會加強雙方初始的差異,這樣就使得家庭內部兩性之間的分工格局相對地固化了。不僅如此,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對于兩性生理差異的影響作用的強化還會擴展至后代身上。因為家長們對于子女的人力投資從其少年時期就陸續開始了,這時孩子們的其他特征尚未完全顯露出來,只有性別特征是最明顯的信息,因此,如果沒有任何特殊的信息,按照父母們的模式對子女進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投資必然是最明智的選擇。由此,家庭內分工與人力資本投資格局便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換言之,專用性的人力資本積累在性別方面的差異,更強烈地影響了家庭的分工,這被貝克爾稱為家庭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定理[2]。
當然,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兩性間人力資本投資格局的演變,家庭分工的格局也將逐漸發生變化。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實際經驗證明,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不斷提高導致了家庭原有的兩性分工格局的較大變化。經濟發展之所以導致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為婦女參與勞動市場提供了更廣闊的就業機會,而這種就業機會所包含的婦女較高的預期市場收益率增加了其養育孩子及從事相關的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故而隨著對孩子數量需求(從而生育率)的降低,婦女開始增加對于市場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諸如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各種職業培訓)。由于由兩性生理差別所決定的婦女在家庭內的分工優勢主要體現在養育孩子上面,而隨著生育率的降低這部分活動在家庭總生產中的地位也在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婦女在市場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加強又會進一步弱化男女兩性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分工的影響,因而原先的以性別劃分為特征的男女雙方的比較優勢將可能變化,這時婦女也將會形成在市場工作中的比較優勢,從而她們也就減少了對于家庭工作的依賴而增加了市場工作的時間。因此,從根本上說,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乃是她們的市場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和積累的結果。
需要注意,根據一般的勞動供給理論,市場工資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因為工資率的提高通常會產生兩個效應:即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前者為正,后者為負,只有當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時候,才有勞動供給的增加。對于男子來說,他的一般時間配置是在閑暇與市場工作這樣的二分法之間實現的,而閑暇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效應是不明顯的,故工資率的提高對于男子勞動供給的確切影響是不明確的。但是對于已婚婦女,情況則不然了,她們的非市場時間除了用于閑暇,還有大部分用于家務勞動,而家庭勞動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性要大得多。因此,對于婦女來說,其市場工資率的提高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往往大于收入效應,故而其勞動力參與率總體上將隨著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女性工資增加、生育率下降、婦女入學率上升和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提高,這幾種現象常常是如影相隨、結伴而生的,其道理就在于此。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科學地解析了家庭內部分工格局及其演變的深層經濟機理。
四、啟示與借鑒
第一,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家庭經濟分析將有關婚姻、生育、夫妻分工等等家庭行為納入到統一的經濟分析框架,開辟了家庭經濟行為研究的新視角,形成了與以往的社會學研究視角不同的關于家庭活動的新洞見,這表明經濟分析不僅僅適用于人們的市場活動,而且也適用于包括非市場活動在內的人類行為的廣闊領域。
第二,與傳統的主流經濟理論粗淺的家庭經濟分析相比,以人力資本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們對于家庭經濟活動各個方面的認識,這充分顯示了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空前的解釋能力。道理很簡單,家庭的主體是人,故而一旦我們從資本的角度去觀察人,從人力投資的角度去考察人們的家庭行為,那么必然會形成一套可以與物質產品分析體系相比照的系統完美的家庭經濟理論體系。實際上,不獨家庭經濟分析領域,當人力資本的概念與方法被引入諸如教育、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等這些曾經被認為完全不屬于經濟學的領地之后,也都帶來了這些領域的理論變革與創新。
第三,新家庭經濟學對于我們探討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居民家庭行為的特點,諸如城鄉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家庭的婚姻關系的嬗變、生育決策與行為的變化、家庭消費模式的形成與變化等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它將有助于我們科學地制定調節居民家庭相關行為的法律、規章與政策措施,例如婚姻法、計劃生育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等,使家庭活動成為保證整個社會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J.Mincer.勞動供給研究[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2]G.Becker.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85-87,35-37.
一、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機制驅使人的社會行為
在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會形勢下,人的社會行為呈現出鮮明的利益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個體行為活動的重要運作機制。有限的社會資源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與需求,因此,個體必然會以自身訴求為出發點,對擁有的社會資源加以合理配置與利用,以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從經濟學上來說,作為經濟人或理性人,個體普遍會以資源投入與效益產值的比例作為行為活動準則,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資源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這種功利主義的經濟分析方法不僅適用于社會學、市場行為學,而且適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類的所有社會行為。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核心歸根結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為,而個體行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觀特征使得經濟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當中具有獨特的切入點。無論是以權力操縱、權力擴張為主因的刑事犯罪,還是以權利保障、維護為核心的刑事訴訟活動終歸落腳于功利主義,回歸于經濟分析方法。
(二)刑事訴訟法學建設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構與完善等活動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礎之上,這是因為參與制度建構的專家或學者也在潛意識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驅使。因此,刑事訴訟法學本身就離不開經濟分析方法的支撐,這主要體現在訴訟程序、訴訟制度、訴訟行為、訴訟權力四個方面。
其一,刑事訴訟程序的設置和啟用等相關內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錯誤成本、倫理成本或成本效益關系等經濟學概念。從經濟分析的視角對現有刑事訴訟程序的合理性、科學性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訴訟制度中的辯訴交易制度、證據證明制度等相關內容基于經濟分析視角,例如, 我國移植辯訴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價值的結論就來源于對犯罪者成本懲罰成本等經濟學概念的辯證分析。其三,對偵查主體合法行為和非法行為等刑事訴訟行為的研究來自于經濟分析,并將偵查投入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的契合點做為最具訴訟效率的臨界點。再如,對刑訊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懲罰成本與刑訊逼供的犯罪收益進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訊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結論。其四,關于訴訟權利的研究體現在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行使分析當中,以經濟分析方法從風險規避、風險偏好、風險中型等三個概念來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對沉默權的選擇態度。
(三)刑事司法資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訴訟效率
刑事訴訟法的本質是基于國家主持的社會不同利益關系的糾紛解決機制,這決定了訴訟制度建設、訴訟執法等環節需要國家投入一定的建設成本與運作成本。雖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會達到提高訴訟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經濟性的司法構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時期和空間內可供國家調配利用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國家不可能無度地將資源投入到制度建設當中。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活動所涉及的犯罪行為大多具有情節重大性,對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影響深遠,且通常潛藏于社會,對法律規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費的社會資本同樣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勢必會加劇國家負擔。因此,刑事司法資源具有鮮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這就決定了國家在刑事訴訟法的建設與執行等過程勢必會追求以最小的訴訟資源實現最大的訴訟產值。由此可見,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是個體層面的要求,也是國家資源調配和國家制度建設層面的必然。
二、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經濟分析方法存在的問題
(一)經濟分析方法局限性難以適應刑事訴訟法特殊性的需求
盡管經濟分析方法在解決一些簡單的刑事訴訟案例時具有顯著的優勢,能夠依托經濟學理論尋求到高效能的訴訟解決途徑,但這是建立在早期學者將刑事法律問題抽象為經濟問題基礎上的。事實上,目前許多復雜的刑事訴訟案件不斷涌現出來,單純的經濟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適用于刑事訴訟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當事人的行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選擇方面時常受到外界影響。以經濟分析法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相關問題的前提是認定每個社會個體是經濟學范疇的理性人或經濟人,其行為活動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義。事實上,這種假定只能適用于私法范疇。并不能通用于身處公法的刑事訴訟一方主體當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選擇雖然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礎,但對公法而言卻往往是遙不可及的。許多刑事犯罪活動發生于非理性選擇的情勢之下,稍微具備法律常識的個體,在理智情境下都會清醒地意識到犯罪效益與犯罪成本之間的巨大差額,這說明外界的多元壓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為主體的非理性活動也就無法用經濟分析方法來解釋。
其二,訴訟效率并非刑事訴訟活動唯一追求的結果。經濟分析法的側重點在于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的效能,這對以解決多種社會糾紛的法律目的而言無疑存在片面性,這是因為在諸多情境下訴訟活動的正當性和爭議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訴訟活動價值體系中,追求凈效益最大化的目標往往建立在滿足正義和公理的基礎上。換言之,效率職能是正義、自由、平等的附屬價值、次要價值。
(二)分析理論的片面性滯后于國際刑事訴訟法學的經濟分析
縱覽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程序、訴訟制度、訴訟行為、訴訟權利等內容中的應用, 分析視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論或邊際理論。成本收益理論在分析某項行為活動的可行性時應用較多,是判定某刑事訴訟程序設置合理性、科學性的重要依據。辯訴交易制度中對利潤空間的分析就是來源于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分析。邊際理論則主要應用到個體行為的分析中,通過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研究推出結論。這一理論對刑事訴訟法學而言,能夠確定某項刑事訴訟環節的最佳資源投入量,用于分析偵查資源、審判資源、起訴資源等在什么時候能夠實現訴訟產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體應用中,如警察在偵查案件時通常先選擇那些證據明顯、說服力大、成本低的證據,而隨著案件的推進和取證范圍的擴大,取證的難度會增加,證據收集的邊際成本就會隨之增大。反觀國際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經濟分析方法,除上述兩種理論外還存在帕累托最優與卡爾多希克斯標準博弈論貝葉斯定理等理論,這對進一步分析刑事訴訟法學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礎。一方面,國家機關之間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訴訟法學從建立到完善的過程中通常伴隨著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長,將帕累托最優和卡爾多希克斯標準引入其中具有重要價值。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活動充滿了多個角色的博弈關系,法官與當事人的博弈、證人與當事人的博弈、向對方當事人之間的博弈等,彼此之間交錯復雜的沖突與合作關系在博弈論的闡釋下會更加明晰。貝葉斯定理則是指,可以根據已經發生的某件事的概率來推算這件事未來發生的概率。
(三)忽視法律人員傳統分析思想方法對經濟分析方法的影響
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應用通常是將經濟模型或理論直接置于某項制度或行為的分析當中,缺乏對經濟分析法可行性、適用性的深度研討。經濟分析方法適用的前提條件是法律以及社會個體、人的行為等都是理性的,具備自由選擇權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學概念和原則才能利用到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當中。事實上,法律官員在建構或執行刑事訴訟法時除了效率還會受到傳統和分析手法的影響。在執法人員觀念中存在已久的傳統意識會支配其法律行為。特別是扎根于倫理和政治學中的傳統約束和規范并不屬于經濟學范疇,這意味著完全以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訴訟法學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倫理等影響因素在經濟學領域并沒有相對應的概念或準則,這些非經濟動因對刑事訴訟法的影響就無法用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一方面,經濟分析方法具有不確定性,而個人利益正不斷趨于復雜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質性收益只是個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數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會地位、名譽、尊嚴等。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確定的經濟分析方法面前很難得到全面而精準的闡釋。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會個體客觀存在于刑事訴訟活動當中,在情感、倫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響下,許多刑事訴訟活動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單純以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其行為動機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應用路徑
(一)基于刑事訴訟法學需求建構經濟分析方法理念與模型
當前,經濟分析方法雖然已經在私法領域形成一整套系統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而言卻顯得捉襟見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貿然將經濟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應用到訴訟程序、訴訟制度、訴訟行為、訴訟權利的分析當中就會顯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結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經濟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簡單的案例剖析層面,并不能真正進入主流的學術研究領地。因此,在建構經濟分析方法的理念與模型時應遵循按部就班、步步為營的策略,結合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需求制定科學、系統的理論建構體系[3]。首先,準確全面地理解刑事訴訟活動中利益最大化的內涵與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訴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經濟分析方法運用的前提條件,而這里的利益最大化卻不單指物質收益,還包括尊嚴、名譽、社會地位、文化等非物質的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在確定經濟分析方法的適用范疇時應根據刑事訴訟活動的現實需求融入對應的經濟學理論。其次,經濟分析模型的介紹與引入要建立在對經濟理論的充分論證基礎上。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已在前文論及,而如何使之應用到所有法律領域是當下應思索的問題。在經濟分析方法的應用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各種理論基礎的可行性與使用環境,并在深入論證后提出經濟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寬經濟分析方法理論基礎視野并加快立法實踐過程
馬克斯韋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經濟利益為直接服務對象的,這決定經濟利益對法律建設的重要影響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在利用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訴訟法學問題時習慣于將經濟利益結果作為刑事訴訟法律建設的依據和參考標準,其結果則是法律價值取向及制度選擇的偏激化。我們固然要承認功利主義對多數理性人或經濟人社會行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識到法律制度對社會個體和國家利益的維權屬性。顯然,當下以成本利益理論為主的經濟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適應刑事訴訟法的建設需求。因此,拓寬經濟分析方法的理論基礎并推進立法實踐過程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借鑒國外經濟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成功經驗,將帕累托最優與卡爾多希克斯標準博弈論貝葉斯定理等理論納入經濟分析方法的基礎體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決刑事訴訟法活動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糾葛關系。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在于維護多數人的利益,推進國家和社會進步。而在經濟學理論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損失的資源優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訴訟法的建設過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損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進總和的改進就是有效的, 這一理論對我國現有的刑事訴訟法律建設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將經濟分析方法納入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實踐當中,主要體現在對法律人員的經濟分析意識培養和對法律實踐中經濟導向價值當中。一方面,從理性人的角度對法律人員的經濟分析意識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訴訟活動當中從經濟分析視角入手綜合考慮多方利益的博弈關系。
(三)綜合傳統非經濟性觀念完善經濟分析法適用的前提條件
將經濟分析方法應用到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不僅要強調經濟理論適用的前提和基礎,更要關注非經濟性傳統觀念對刑事訴訟法建設的影響。
首先,精準把握刑事訴訟法服務于民眾利益的立法準則。經濟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訴訟法時通常會單純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視正義、平等、公平等正當性。重新認識到經濟利益相對于公平、正義的附屬價值意義是極為必要的。在國家機關職權行使過程中,正義價值在公法活動中體現出正當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要辯證看待經濟分析方法的地位與作用,不能過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視對正義價值的尋索。
其次,要綜合考慮傳統價值觀念對刑事訴訟法的影響。將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的人情、倫理、道德等價值要素結合起來,尋求兩者的契合點[5]。經濟分析方法對理性人的假設是一種理想狀態,這種方法雖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忽略非經濟性觀念的重要影響。以證人不出庭作證為例,我們通常將其行為動機定性為經濟損失或安全隱患。事實上,傳統價值體系中的情感、倫理、道德等因素也是其不愿出庭的重要原因。大義滅親的行為雖然符合正義的需求,但不可否認其對倫理而言存在的痛楚。因此,在用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訴訟法學時要綜合考慮好兩者之間的主次關系。
關鍵詞:經濟分析;投資決策;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
房地產開發是一項涉及面較廣的經濟活動。為了讓房地產開發項目達到良好的經濟效果,項目負責人應該進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在房地產項目投資前,經過一定的分析,為項目投資者提供諸多方面的決策參考,如經濟風險、運作方式等。同時,它也是房地產項目投資決策的重要根據,應該值得加以重視并研究。
一、經濟分析的內涵剖析
第一,經濟分析的概念界定。經濟分析就是按照國家財稅方面的相關制度與法規,分析某一項目的可行性,研究項目的投資、收益等方面信息,從而為項目承擔人的投資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作用。經濟分析的前提是分析人員能夠對項目相關的所有因素均可作出合理的判斷。由于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項目也會因各種社會因素而發生變化,因此,經濟分析面對多變環境時應該能夠應付自如。
第二,經濟分析的基本步驟。分析人員對房地產項目進行經濟分析時,必須以提供有效決策為目標,對項目相關的財務進行評價。其基本的步驟描述首先,收集足夠的基礎數據。經濟分析主要是針對數據進行分析,然后對數據與相關信息進行比較與估算。因此,數據收集是至關重要的。其次,編制相關財務方面的報表,同時針對財務評價指標,計算和評價相關數據信息,對房地產項目所涉及到的財務情況作出評價。再次,以基本財務數據為基礎進行一些不確定性方面的經濟分析,包括該房地產項目可能遇到的風險以及抗風險的能力。最后,根據財務評價方面的結果,做出該房地產項目投資是否可行的決策。
二、房地產項目的投資估算
第一,投資成本方面的估算。房地產項目投資可行性分析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投資成本方面的估算。首先,分析人員要對房地產項目的土地開發費進行估算。土地開發費主要包括:出讓金額、土地轉讓費用以及各種附加費用;土地征用以及安裝補償費用;管理人員工資等開銷費用等。其次,分析人員要對附屬公共配置設施費進行估算。公共配置設施費主要是指房地產項目中,建造一些并不是直接用于營業的一些公共設施而產生的一些費用。另外,還有房地產項目當地市政工程方面的建設費、建筑勘測設計費以及城市建設費用等。
總之,房地產成本估算是否正確,是否合理,將直接關系到房地產項目投資的回收以及利潤的大小。
第二,項目銷售收入方面的估算。任何房地產公司開發的項目,最終肯定要面向社會、面向客戶。項目銷售收入是房地產項目保證收益的前提。銷售收入方面的預測要在充分調查與統計的基礎上完成,可以根據房地產公司以往的銷售業績,利用相關方法,對房地產項目所在地未來銷售狀況有個合理的預測與估算。房地產項目銷售收入的估算是否正確與銷售價格有關,在實際定價的過程中,可以根據某種定位法來確定,也可以使用多種定位法的組合。如常用的定價法有:成本導向定價法、客戶導向定價法以及競爭導向定價法。
通常情況下,房地產公司分析人員可以根據競爭導向定價法實現銷售價格的確定。因為房地產項目的投資成功,一方面可以獲利;另一方面可以在房地產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地位。房地產公司可以根據社會因素以及企業自身因素,決定本項目銷售價格是稍高于還是稍等于同類競爭者。確定某房地產的比準價格如公式①所示:
比價價格=■①
在公式①中,n表示的房地產企業進行比較的實例個數,mi表示第n個比較實例的可比價格。一般在房地產銷售定價的過程中,根據公式①確定最后銷售價格外,還要進行諸多方面的判斷,以最大限度地保證最終銷售價格的合理性。如要考慮房地產開發公司的營銷狀況、要考慮外界宏觀環境對價格的動態影響、房地產市場中的需求狀況等。
第三,項目銷售稅金及附加方面的合理估算。房地產開發項目銷售稅金及附加方面涉及到的東西比較多,主要有:項目營業稅、建設過程中的維護稅、土地增值稅以及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所得稅等。其中土地增值稅是指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或者地上附有物,而獲取增值收入的個人或者單位所交納的稅。但在通常情況下,因為增值稅只能在房地產開發項目投入完成,并且銷售成功后才能有效計算,所以可以在實際銷售之際按銷售額的1%實施提前征收,最后再統一進行計算后補繳。而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所得稅是指公司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得利潤的征收稅。一般是以25%的利率進行征收,但對于一些利潤較少、規模不大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可以實施一定的優惠額度,而對于一些特定行業的新辦房地產開發公司,甚至可以考慮免所得稅。
第四,項目不確定性方面的評價。房地產開發項目不確定性方面的評價主要涉及到盈虧平衡、敏感性和概率等分析。其中概率分析是使用概率理論研究預測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因素的發生對項目評價指標影響的一種定量分析方法。而通過敏感性分析,可以找出影響項目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使項目評價人員將注意力集中于這些關鍵因素,必要時可以對某些最敏感的關鍵因素重新預測和估算,并在此基礎上重新進行經濟評價,以減少投資風險。
三、總結
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決策的經濟分析是一個相對復雜的過程。為了讓決策者提出的決策結果更為合理,更為有效,財務數據方面的估算和預測是至關重要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具體評估預測時,應該盡可能地因不同人、不同方法而造成的估算預測結果的不一致性,或者差異過大。因此,在經濟分析時,應該明確不確定的因素,估計項目可能遇到的風險,從而加強房地產開發投資項目決策的可靠。
參考文獻:
1、郭丹,李菲.成本管理過程評價指標體系設計[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7(3).
2、胡晶,趙彩霞,文安福.淺析房地產開發企業在工程施工中的成本控制[j].商業經濟,2008(10).
【關鍵詞】 啟發式教學 教學方法 西方經濟學
一、啟發式教學的界定
啟發式教學是教師根據教學目標和教材的實際,從學生的知識基礎、心理特點和接受能力出發,通過教與學的互動作用,發揮雙方的積極性和各自的特殊作用,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在教師的啟發誘導下,引導學生按科學的方法去主動學習、積極思考,從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種教學思想。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體會到,將啟發式教學思想貫穿于教學活動全過程,根據教學目的、學科特點、教學內容和學生實際,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并將其優化組合和靈活運用,對培養和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二、啟發式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用的內涵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啟發式教學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現為:教師的引導作用和學生積極性的有機結合。在教學的初始階段,教師要“扶”著學生走,在中間階段,教師要“引”著學生走,在最后階段,教師只需“跟”著學生走即可。學生在啟發式教學中的作用,也是從積極努力跟著教師學,慢慢過渡到自己主動鉆研、獨立探索,甚至達到有所創新的層面。教學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教師教、學生學的機械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了師生思想情感碰撞與交流的過程。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應該是單純知識的傳授者,而應是學生有效學習的促進者,學生潛能的發現者和培養者。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采取各種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引導學生獨立思考,探索知識,從而發揮潛能,培養能力。具體而言,啟發式教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內涵如下。
1、學生興趣的啟發。興趣是學習最重要的動力,不僅在一開始接觸經濟學理論時要創設情景,激發學習興趣,變好奇為興趣。在學習中,在學生遇到障礙與困難,甚至挫折時,更需要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然還要培養一定的意志,使意志作用于克服矛盾之中。但引起興趣不是盲目地,主要是為了發掘學習中的新問題。
2、學生想象力的啟發。西方經濟學學習的過程離不開想象,想象力的培養、開拓和應用是西方經濟學教育重要的內容之一。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只有通過靈活運用各學科的知識、進行探究性、綜合性的教學活動,有意識地挖掘和培養學生的想象力,才能夠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中存在著大量的數學模型,從經濟假設到抽象化的數學模型,需要思維加工過程,為此要讓學生通過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來理解那些抽象的經濟學模型。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鼓勵學生敢想、勤思、獨創,并采取措施保護想象的火花。
3、學生創造性思維和創造能力的啟發。創新是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核心精神,學術貴在創新。課堂教學在培養學生的創造意識,養成學生的創造思維和促進學生創造能力的發展等方面,有著獨特作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創造性思維,就是用心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細心點撥引導,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積極鼓勵質疑問難,培養他們創新能力;采用不同方式啟發、引導求異,逆向思維,因勢利導,啟發大膽想象,培養他們創造性思維。
4、學生實踐能力的啟發。啟發式教學把發展學生思維、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作為教學的核心內容,它突出了思維過程,展現了思維策略。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具有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和現代技術手段進行社會經濟調查、經濟分析和實際操控的能力。學生通過系統地學習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相關知識,了解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掌握數量分析方法,把握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動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主要訓練學生關注現實經濟運行、研判宏觀經濟大勢、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綜合能力。此外,還要鼓勵學生利用暑假到社會中進行調研和實踐,并撰寫出與實習單位相結合的、能夠幫助實習單位解決實際問題的經濟學論文。
三、啟發式教學法的主要工具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1、運用提問法。鍛煉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提問法是教師在學生已有知識的基礎上,通過師生相互對話,使學生鞏固舊知識、獲得新知識的教學方法。這一方法經常表現為課堂提問方式。教學中要善于巧設問題,引導學生質疑問難,課堂講授時間有限,但課外時間無窮。因此,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有興趣地去學習經濟理論,理解經濟現象,有效建立起經濟理論和實際經濟問題之間的關系,讓學生有進一步學習的沖動。
在課堂上,要經常性地布置探索性問題,如最近經濟運行的情況怎樣,目前金融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地控制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水平等等。通過這些思索性的問題建立起經濟理論和實際經濟問題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其利用更多課外時間去查閱相關資料,研究相關問題,進一步促進對經濟學知識的學習。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課堂上最關鍵的也是讓學生產生學習的興趣。
2、采用案例教學法。經濟學案例種類繁多,其組織方式也多種多樣。在教學過程中,可根據課堂教學的內容和目標選擇編寫相應的案例類型,然后選擇適宜的方式進行案例教學。在案例的選擇上既可以選擇現實經濟學案例,也可以選擇實驗經濟學案例。當然,在應用現實經濟學案例時可盡量采用本土化案例,例如,在學習“供給和需求理論的應用——價格干預機制”時,可引入我國曾實行的糧食保護價制度進行分析和驗證;在介紹“機會成本”概念時,可讓學生計算自己上大學的機會成本。另外,我們也可以采用實驗經濟學案例來驗證某些重要的基本概念、抽象的理論術語和動態的邏輯推導等知識。
關鍵詞: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地方經濟
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與地方經濟發展的相關分析
(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經濟發展
在高校促進經濟發展的研究中,普遍認為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夠對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理工類高校的科技成果比較多的是實驗發展、應用研究,其科技成果的從課題研究之初就與企業需要的技術、產品、工藝等存在相關性,這樣的科技成果對企業產品的更新、技術的提升等作用比較明顯。人文社科類的科技成果較多的是在基礎研究中,成果多以著作、論文和報告等形式體現,一方面在轉化中的界定很模糊,另一方面很難進行統計,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難量化。高校的科技成果的產出比其他科技單位多,其成果涉及產業結構、文化教育、投入結構、環境生態等諸多方面,有效的科技成果轉化可以實現生產工藝的提升、技術的優化,實現有效的創新和創業,還可以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應,吸引更多的企業在當地落戶發展,吸納人才,擴大就業,為經濟發展帶來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二)地方經濟發展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高校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地位和作用非常明顯,在人才培養、技能傳授等各個方面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資源保障。反過來,地方政府為高校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資本、政策和環境等各方面的保障,為高校的有序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成長企業、需要技術革新的企業,可以為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更多對接的企業,企業對于技術、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新需求越多,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概率就越大,這有賴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同時高校要做到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協調融合。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在現狀分析中以陜西省為例進行探討,近年來,陜西省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有了一定的進步,但是陜西省作為科教大省,高校科技成果在服務經濟發展的作用方面未能有效釋放。
(一)陜西省科技成果轉化的現狀分析
1.科技投入
高校的科技投入包括高校的科技人力和高校的科技經費,在《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2013-2017》中可以看出近五年來,陜西省高校的科技人力投入中,研究發展人員、教學與科技人員和RD成果應用及科技服務人員以及各類人員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都呈上升趨勢,為科技成果的產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在科技經費投入中,2017年陜西省合計833億余元,其中政府出資比重約62%,政府的出資比重從2013年的61%到2017年的62%,來源于政府的科技經費比重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來源于企業的科技經費從2013年占比為41%到2017年的31%,2017年相比2013年有所下降,高校科技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
2.科技成果產出情況
在《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2013-2017》中可以看出,近五年來陜西省高校科技產出成果總量處于上升的趨勢,發表學術論文數量中國外學術刊物從2013年的9797篇到2017年的14587篇,增加幅度較大,說明科技成果中論文的質量水平在不斷提高。專利出售的合同數量從2013年的97項到2017年的203項,增長了52個百分點,高校中專利產出增長幅度較大,由專利出售合同所帶來的經濟收入也增長較大。陜西省近五年來的專利申請數量和專利授權數量的增速明顯,分別增長了58.6和55.7%,但是專利出售的數量相比較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的數量是較少的,在科技成果產出中可以看出,隨著科技成果產出量的增加,投入到實際生產中的成果增幅較小。因此,從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來看,陜西省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高。在科技成果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科技成果只有應用于生產,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才能推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3.技術轉讓情況
在《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2013-2017》中可以看出近五年來陜西省高校技術轉讓合同數量和合同金額都呈上升趨勢,技術轉讓合同從2013年的356項到2017年的664項,合同轉讓金額從2013年的11.29億元到2017年的27.37億元。在合同數量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占比較多,2013年國有企業占比46.9%,民營企業占比41.6%,在2017年國有企業占比37.2%,民營企業占比49.1%,民營企業占比增幅明顯,外資企業和其他類型的占比較少。在技術轉讓中除合同形式以外,還有學術會議、報告講座、派遣交流等形式的成果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科技產出的成果進行了轉化。綜合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陜西省近五年來的科技投入中人員和經費都呈上升趨勢,其中科技經費的投入中偏重于政府投入。科技產出成果呈上升趨勢,但是以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項為主的專利出售數量相比較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的數量是較少的。技術轉讓合同的數量和成交金額成上升趨勢,在簽訂技術轉讓合同的企業類別中,民營企業的合同數量增幅較大。因此,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要重視民營企業和高校的對接。
(二)陜西省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在分析科技成果轉化與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現狀中,除了對科技成果轉化現狀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外,課題組也走訪了陜西省的部分單位,通過訪談的形式與相關人員進行了交流,他們對于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都很感興趣,從各單位的課題立項、結題和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之間做了說明,總結為以下幾點:首先,近幾年來的課題立項、結項數目都呈上升趨勢,在科技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層面有一定的貢獻,但是成果轉化方面涉及較少,有的課題與成果轉化之間的關聯度較小,有些科技人員僅僅是為了評職稱、完成學校的科技量化考核,對于科技成果是否能夠轉化關注較少,也缺少一定的導向機制。橫向課題的效果較明顯,部分橫向課題已經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其次,對于轉化的概念界定問題,有一些項目通過論文、方法、著作和報告等形式被他人采納和借鑒,也是一種成果轉化的形式,但是這種數據的獲得非常困難,有些人文社科的科技成果需要時間積累。再次,對于科技成果獲獎的項目,一般會被政府部門進行調閱,在政府決策、民生問題等方面對獲獎成果的部分內容進行借鑒,但是數量很少,大約占到總量的10%左右。缺乏有效的技術成果轉讓平臺。最后,政府有關部門一方面會定期組織科技成果展,將高校科技成果進行集中展出,并組織省內企業進行參會洽談,另一方面也組織高校科技人員到企業去調查,征集需求,在了解企業需求的基礎上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再將研究成果反饋到企業,解決企業實際問題。陜西省作為教育大省,擁有與企業合作完整模式的院校只有西安交通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少數頂級院校。大部分院校在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創新意識,校企深度合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高校科技成果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沒有突顯出來,形成了科技成果未能充分的服務于經濟發展的現狀。通過運用數據統計和深度訪談的方法對于高校科技投入、產出、轉化和服務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第一,高校從事科技人員,高校科技經費逐年在增加,高校應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優勢,提高科技成果本身的質量。第二,近五年來,陜西省高校科技成果數量增加明顯,專利授權的數量逐年攀升,但是技術轉讓和專利售出的比例較小,說明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亟待探索轉化途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第三,高校科技人員在從事科研時,功利性較強,以評職稱、完成科技任務為主,較少關注科技成果轉化。第四,缺乏科技成果轉化的動力機制,較少對結題的科技項目進行成果反饋,缺少進行科技成果與企業對接的專業人員和專業平臺。
三、加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途徑分析
(一)改變觀念,高校科技成果契合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
要摒棄科學研究中的功利思想,讓科學研究和當地企業、社會的發展能夠有效的融合,既能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又能解決企業在發展中的問題,兩者相得益彰,還能形成良好的溢出效應,為當地經濟發展贏得較好的聲譽,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優秀的人才融入到當地經濟發展的建設中來。更具體的則是,鼓勵科技人員開展調查,了解企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問題為研究導向,從科學研究之初就樹立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思路,讓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文件柜,釋放科技成果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力量。
(二)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在高校與企業之間的聯合制度
高校和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建立聯合制度,可以提高企業和高校之間的粘連,形成一種強關系,從而發展出一種有效的社會資本,推動高校和企業的長久合作。這種聯合制度體現在四個內容上,即誠信、資本、選擇和利益分享,首先科技成果轉化要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降低合作雙方的不道德行為,形成較為持久的合作關系。其次,資本更多的是體現在優勢互補上,高校有優秀的科技人才,需要經費,才能夠研究出優質的科技成果,而企業有經費,需要的是科技成果來創新發展,兩者之間都強化了各自優勢。再次,選擇體現在適合上,高校科技成果眾多,想要創新發展的企業也很多,哪些科技成果能更好的服務于自己的企業,哪些企業能更好的實現科技成果的價值,在選擇時要以適合為前提,共同發展。最后利益分享則是校企合作走向深入的直接動力,要讓合作持久、穩定,就要有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來進行分配,增強合作雙方的信心,從而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
(三)建設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平臺
在中介服務平臺建設中,首先,要制定政策規章,要為中介服務平臺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其次,要有專業人才,這類人才一方面可以在現有的科技服務機構中進行轉移,另一方面,可以進行中介服務職業人才的專業化培養。以專業、專心、專注打造優勢的職業人才轉化服務隊伍,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中,形成一股強有力的推動力量。同時,借助互聯網時代的優勢,在大數據背景下,利用信息技術,及時有效分析、匯總高校的科技成果,認真、刪選比對企業的成果需求,搭建好溝通的平臺,真正的激活中介服務市場的活力,發揮中介服務市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