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安全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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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安全的本質范文第1篇

企業安全是行為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的統一體。在一個企業里，行為文化、科技文化、生態文化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三者集體表征著一個企業的安全水平，而企業的安全水平則是企業安全文化的物質表現。這其中既有我們最直觀的安全文化，也有內涵深刻的安全文化，總之，都反映著企業安全文化的核心內涵。

一、企業安全文化之人文文化內涵

人是一個企業最為寶貴的物質財富，離開人的發展，企業的發展無從談起，一個不能容納人的綜合發展的企業恐怕也不會有什么發展前途。在眾多的社會責任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對人的責任，包括最起碼的安全保障和一定的發展需要等，由此構成了企業安全文化的人文內涵。

企業安全文化之人文內涵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人文領域的表現，它是尊重人的生命的文化，是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生命只有一次，我們只能預防，避免事故的發生，從而保全我們的生命，由此可見，企業安全文化體現著強烈的人文關懷。企業安全文化能彌補安全管理的不足，因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觀念、道德、態度、情感等深層次的人文因素，通過教育，宣傳、獎懲、營造群體氛圍等手段，不斷提高企業職工的安全修養，改進其安全意識和行為從而使職工從不得不服從管理制度的被動執行狀態，轉變成主動自覺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動，即從“要我安全”轉變成“我要安全”。當然，由于安全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深層次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明顯的、根本性的效果。

另外，安全文化的推行，必須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術措施和良好的安全管理基礎上。

二、企業安全文化之科技文化內涵

企業安全文化是通過器物層向我們直觀地傳遞信息的，在企業內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機器設備、標牌標記等等，這其中無不凝聚著科技的因素。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就不會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生產設備，就沒有安全科技；有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用在恰當的地方，就喪失了科技安全，也不會為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添磚加瓦。因此，企業安全文化在科技視野中是以企業科技安全和企業安全科技來體現的。

其一，通過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也提高企業科技安全水平。企業科技安全考察企業是否能夠抵御國內外同行企業以科技手段損害企業利益的行為或企圖，考察企業科技系統是否不受重大破壞和危害，考察科技能否發揮對企業安全的保障作用。

其二，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可以避免事故，實現本質安全化。企業安全科技主要是指通過科技的發展來解決企業的發展問題，依靠科技進步，推廣先進技術和成果，不斷改善勞動條件和作業環境，實現生產過程的本質安全化，不斷提高生產技術和安全技術水平。

因此，企業要健康持續地發展，要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處于不敗之地，企業的安全要得到保障必然要發展科技，要弘揚科技文化，由此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在某些方面就是要建設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企業安全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企業安全文化之生態文化內涵

生態安全的本質范文第2篇

一、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生態農業發展的直接主體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決定人們的行為選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是否選擇生態農業的發展方式，其決定因素仍然是市場，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源配置也必須遵循這一基本規律。基于這一點，發展生態農業要順“市”而為。當前發展生態農業的需求已初現端倪。生態農業經營者在面臨傳統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和一般市場風險外，也會面臨環境污染的生態風險，特別是他們精心營造生態產品的異質化、策劃生態產品的市場細分時，還會面臨其他不法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影響。為維護統一的生態環境和市場環境，需要政府發揮相應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對環境污染實行零容忍，對農業面源污染提供公共治理服務。其次制定農業安全生產標準，切實加強農業產品質量監管，完善從田間到餐桌的監督鏈條，破解市場主體因“囚徒困境”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三是通過無公害產品、綠色產品和生態產品的標識認證，保護不同級次生態農業品牌，讓農業生產通過更加生態的方式而有利可圖。在發展生態農業方面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就要讓市場與政府各司其職，互補而不跨界。從這方面看，生態農業發展應該是多元主體共建的過程。

二、技術與制度的關系

生態安全的本質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網絡安全；現狀；技術發展

由于信息技術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互聯網的安全問題，互聯網中包含了大量的用戶信息，會導致出現網絡安全問題，這也對人們使用互聯網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只有認真分析當前網絡安全的現狀，找到問題的關鍵，并根據出現的問題找到本質，才能更加有針對性地解決網絡安全問題，讓廣大用戶更加安心的使用互聯網。

一、網絡安全的發展現狀分析

1.安全工具的應用缺少相應規定。互聯網由于使用范圍廣的原因會涉及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這就會產生很多種類的安全工具，但是沒有統一專業的管理，這就讓網絡安全系統中會存在用戶濫用的情況。由于種類繁多，系統的安全軟件缺乏必要的安全技術作為支撐，會讓黑客對這種情況加以利用，破壞網絡的安全管理工作[1]。網絡安全工具一旦被黑客利用，就會對網絡進行攻擊，產生巨大的安全隱患。

2.固有的安全漏洞變得日益明顯。互聯網的安全系統往往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這些漏洞中難免會存在設計人員故意操作，為的是以后一旦發生意外，可以更加順利地進入系統。但是就因為這個漏洞，一些非法的人員，就會充分利用這個黑洞，對系統進行破壞和攻擊。更有甚者，破壞者會根據這些漏洞，發現一些鏈接，不但能夠增加網絡系統的負荷，在用戶再次使用的時候出現“請求超時”的字樣，還會通過一些渠道傳播這些鏈接，嚴重損壞網絡的正常使用。

3.網絡設備本身存在的安全問題。網絡設備自身也會存在一定的安全問題，這些安全問題一旦被有某些意圖的人發現并加以利用，就會嚴重影響到網絡的安全。例如，眾所周知，互聯網分為有線和無線網絡，有線網絡相對比無線網絡更加容易出現問題，這是因為，黑客可以利用監聽線路，以此對信息進行收集，這樣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2]。與此同時，通過有線的連接，一旦其中的某一個計算機受到的病毒的襲擊，那么會導致整個網絡系統變得癱瘓，整個網絡都無法再次使用，引發嚴重的網絡安全問題。

二、未來網絡安全技術發展的趨勢

1.網絡安全技術產業鏈要轉變成生態環境。網絡技術在最近幾年不斷發展，并開始進行了跨界合作，這讓網絡安全技術的概念發生了轉變。網絡安全技術已經不僅僅是技術產業鏈，而是在產業鏈中不斷有新的進入者，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尋找更加優秀的開發商和戰略合作伙伴。產業價值鏈在計算機產業和行業融合的大軍中，不斷成長，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和分化、重新組合，導致價值鏈有著越來越復雜的結構[3]。由于參與者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現如今已經使用“生態網絡”來描繪網絡安全技術的產業鏈。生態環境的生存法則就是：任何環節都是有可能被替換，這將取決于他的整個影響力；此外，生態環境具有很快的發展速度，參與者需要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和觀察力。

2.網絡安全技術優化向智能化、自動化方向發展。網絡安全技術的優化過程是長期的，并能夠貫穿整個互聯網發展的過程。網絡優化的步驟是：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并進行跟蹤，對信息進行測試，分析等，通過對整個網絡安全技術進行分析，才能夠找到問題的本質，通過改善網絡的軟件和硬件的配置，能夠促使網絡的最佳運行模式，高效利用有限的資源。網絡優化不斷發展，并逐漸朝著智能化和自動化的方向發展和進步，出現了人工智能專家，這就打破了原有的思想，通過智能決策支持系統，可以更加有效地對機制進行運用，針對網絡中存在的問題，網絡優化人員能夠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3.向大容量網絡發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原有的數據業務無法滿足當今的使用需求，這就對路由器以及交換機的處理能力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未來每過10個月，互聯網就能夠增長一部的寬帶，以此來支持業務的發展需求。網絡技術就是朝向大容量網絡發展，也可以通過交換硬件，以此來轉發引擎，提供了使用的性能。通過使用大容量交換矩陣和網絡處理器，都讓網絡安全得到保證，解決了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這已經得到了普遍的共識。總而言之，由于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互聯網能夠傳遞大量用戶的使用信息，網絡安全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只要不斷進行分析和研究，找到問題的本質，并加強技術的發展，提供更加安全和優質的網絡服務。

參考文獻

[1]張偉,龐永清.計算機網絡安全現狀及防治措施研究[J].計算機光盤軟件與應用.2012(19)

生態安全的本質范文第4篇

[關鍵詞] 農藥殘留 監測 農產品 安全監管 重要性

伴隨著熱門經濟的收入不斷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人們對于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營養安全問題越來越關注，更加渴望食用富有營養、優質以及安全的食品，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頒布以及實施食品質量安全法，人們對于自身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意識也越來越強，所以，對農產品實施農藥殘留監測工作已經迫在眉睫。農藥已經成為了農業產品中不可缺少的一種重要投入品，更加是一種有毒的化學品，將農藥在農田中實施以后，有一部分農藥會起到防治病蟲害的作用，還有一部分農藥殘留物會在食物鏈里面存在，這樣就會直接影響到生態環境安全以及農產品自身的安全，這也就要求必須要對農藥殘留進行監測。下面，筆者就淺議農藥殘留監測對農產品安全監管的重要性。

一、食品質量安全問題要求實施農藥殘留監測

近些年來，全世界人們都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了全球公眾健康所必須要首要考慮的問題。伴隨著當前食品的消費方式逐漸向社會化進行轉化，食品的安全事件也有了很大影響，這一影響已經從個體以及家庭逐漸向社會擴大。再加上世界經濟不斷實施全球化，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也超過了國界，成為了世界性的問題。在我國，食品質量安全管理領域起步比較晚，和發達國家相比，食品安全問題仍然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在國內，時常會發生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直接危害了消費者自身的身體健康情況。那些例如蜂蜜以及茶葉等出口食品因為農藥殘留量超標的情況遭到了國外的限制，這已經從本質上影響到了我國經濟全面發展，食品質量安全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并且已經引起了各個方面高度的重視。

二、農藥殘留監測能夠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

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限量和國際形勢需求相互結合已經逐漸降低，對于自身的檢測技術也就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對農藥殘留監測技術必須要向速測化、信息共享化、便攜化以及高技術化邁進，進行一個系統食品檢測機構設置，并且要使這一機構逐漸實現社會化，建立健全一個科學檢測質量的保證體系，強化農藥殘留檢測技術儲備以及人員儲備，這樣能夠從本質上提升我國的農產品檢測能力。國務院主張將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檢驗檢測的體系，使資質的審批進行嚴格要求，使農產品質量逐漸轉向社會，進而實現了農產品安全監管信息以及農藥殘留監測信息之間共享，這已經成為了完善以及建立食品安全檢驗檢測體系的根本目標以及措施。對農產品檢驗檢測的資源進行優化以及整合，強化農產品的安全檢驗檢測體系完善以及建設，這已經成為了進一步對我國農產品安全監管以及農藥殘留監測工作的必然要求，更加是我國的農產品安全綜合監管工作實現務實的根本渠道。

三、農藥殘留監測為農產品安全監管提供有力依據

從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經濟作物的種植比重已經越來越大，因此，必須要對農產品實施農藥殘留監測。采用一種標準化的生產方法已經成為了保證我國農產品優質以及農產品安全必要的手段，蔬菜等等作物實施標準化的生產，促進推廣科技成果，保證農產品的優質以及安全，進而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生態效益最大化以及經濟效益最大化。農產品的檢驗和監測必須要根據我國相關的規定，對食品質量進行評價，判斷食品質量的優劣，進而為我國農產品安全監管工作提供一個十分重要的技術支撐。近些年來，我國發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故，究其原因在于農產品中存在農藥的殘留物，我國農業部門調查表示，我國普遍存在著農藥殘留量超標的現象，所以，要求人們必須要研究快速、經濟以及合理的農藥殘留監測的技術，將我國農藥殘留監測的水平提升，強化農藥殘留監測和控制，進而對農產品安全監管進行保證，從本質上提升農藥殘留監測的能力，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農產品安全監管控制體系，規范農藥殘留監測的操作方法，提供一個公正、公平、準確以及科學的農藥殘留監測根據，這已經成為了保證農產品安全性的手段，提升農產品的質量。

四、結語

本文中，筆者主要從食品質量安全問題要求實施農藥殘留監測、農藥殘留監測能夠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以及農藥殘留監測為農產品安全監管提供有力依據這三個方面探討了農藥殘留監測對農產品安全監管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侯博，陽檢，吳林海. 農藥殘留對農產品安全的影響及農戶對農藥殘留的認知與影響因素的文獻綜述[J]. 安徽農業科學. 2010（04）.

[2]金志勇，宋佩茹，李強，洪明祥，高岐，袁軍喜. 沈陽市主要蔬菜農藥殘留的調查研究[J]. 農業環境與發展. 2008（02）.

生態安全的本質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城市開發邊界；多規融合；新型城鎮化

文／賈濱洋 曾九利 李玫 柏松

科學、有效地劃定城市開發邊界，確保合理的生態安全空間，是城鎮化發展戰略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近年來，為解決我國傳統規劃中存在的部門為主、綜合不足、管理分割、內容重疊、利益沖突、協調難辦、導向混亂等問題，國家提出了“多規融合”這一新的規劃理念，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環境總體規劃之間協調統一。而在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構建新型城鎮化的理論與模式，提升城鎮發展的水平、質量、效益和宜居層次，建成生態城鎮，也是一項亟待探索和解決的重大課題，科學、有效地劃定城市開發邊界，確保合理的生態安全空間，是城鎮化發展戰略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在“經、城、土、環”多規融合的新視角下，特別強調從環境保護的角度，重新厘清城市開發邊界，劃定保障城市生態安全的合理邊界。城市開發邊界與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基本概念

城市開發邊界

所謂城市開發邊界（Urban Gr-owthBoun dar），通俗而言，是指城市的開發范圍。邊界的確定，規定著城市開發的空間規模、空間模式和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與容量，是塑造合理城市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空間基礎。迄今為止，城市開發邊界的相關理論已經被美國以及許多西方國家視為控制城市無序蔓延、實現精明增長的技術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我國早期的城鄉規劃中，雖然沒有關于這一概念的明確表述，但也有許多類似的概念，如“規劃區”、“規劃建設用地規模”（這個規模不僅有數量，也包含了界線的意思）、“城市發展方向”、“三界四區”(圖1)等相關概念和內容。

2006年，我國《城市規劃編制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令第146號）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城市空間增長邊界概念，即所謂的城市開發邊界；2013年，我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等，對城市的開發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嚴格新城新區設立條件，防止城市邊界無序蔓延”，“城市規劃要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由此可見，劃定“城市開發邊界”已成為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重要任務之一。

最小生態安全距離

最小生態安全距離這一全新概念，是為應對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而產生的。2014年全國環保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最小安全距離的概念，并且明確要求“抓緊推進試點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編制，研究提出城市之間最小生態安全距離，減少城鎮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目前，國內外對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學界對此概念的認識和理解仍十分薄弱，至今尚無明確的定義。

最小生態安全距離是為滿足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正常運轉以及環境容量不超載的城市間或城市功能單元間經濟社會活動空間間隔的最小距離。最小生態安全距離不等于合理的距離，更不是優化距離，而是最低限度應保持的距離。不能保證這個距離，生態系統就可能受危害，生態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脅。圖2中兩個城市緩沖帶( dl+d2)最小的寬度為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即城市開發不能逾越的距離。

城市開發邊界與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差異

城市開發邊界和最小生態安全距離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圍繞城市的發展空間為主軸來思考的，兩者需要在同一城市或城市群中得到體現。但兩者有不同的視角、內涵和方法。

第一，兩者著眼點不同。城市開發邊界重點強調的是“坐標”，是控制和引導城市開發建設的重要規劃工具，其主要目標是如何優化城市空間布局，防止城市無序蔓延，提高建設用地利用效率，其核心問題是探索城市建設可以延伸到的最大范圍（或最遠距離），其著眼點重點放在社會經濟、人口、行政區劃和城市功能分區上。我國現有規劃體系中對城市開發邊界的劃定主要采用強制性限制為主的思路，即通過設置不可逾越的紅線，將各種開發建設行為框定在一定的地理或行政邊界范圍內，特別是將政府管理核心圈定在固定紅線內，避免了城市開發邊界向外擴張。例如，城市總體規劃嚴格規定了城市的規劃范圍、城市的發展規模，以及重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并嚴格劃定“三界四區”等內容，這些規定所表達的城市開發邊界的內涵是“只能在規定邊界內進行開發”，具有極強的控制性和剛性。又比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同樣嚴格設定了一些禁建區和限建區，并且單獨對土地的利用和配置做了硬性規定，如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等，其實質仍是將開發用地限定在一定邊界內，即傳統意義上的“城市開發邊界”。

最小安全距離則是瞄準城市的質量及其發展的可持續性，其著眼點主要放在生態系統服務、生態宜居、環境質量和生態安全上。要確保城市生態安全，必須保證城市居民生存安全的環境容量具備最低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維系具有最基本的空間保障，對重大生態災害能有起碼的規避空間。總之，劃定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就是劃定城市生態安全的合理邊界，使得城市在保障自身生態環境支撐條件以及對周邊城市的生存和發展不造成威脅的同時，又能夠充分實現社會經濟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區域性生態系統功能和過程的可持續發展等目標。因此最小安全距離著眼于劃定出城市開發所不能逾越的界線和城市之間必不可少的安全距離。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迄今為止，關于城市開發邊界的內涵及其相關理論在學界研究較多，但對其劃定方法尚無統一認識。總的來說，按照研究思路的不同，劃分城市開發邊界可分“正向”和“反向”兩種模式。前者是目前城市規劃中較為流行的方法，以城市為中心，圈定城市拓展所需發展空間，并給出其擴張界線。該方法的技術路線是：首先確定城市人口規模，其次測算總用地規模，最后確定開發邊界。“反向”模式通常假設城市的擴張界線是無法準確預測的。基于此假設，該方法不是以城市為中心，而是以保護城市外圍的各類資源為出發點，通過劃定“限制和控制類環境要素”進而“倒推”出“城市開發邊界”。該方法實質上只劃分出了城市中建設行為禁止侵入和有條件進入的地區，類似于規劃圖的圖底關系互換，但就其效果而言，同樣可以達到框定城市開發邊界的目的。

生態安全是指人類在生產、生活與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等影響的保障程度，包括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維系、飲用水與食物安全、環境質量與綠色環境等基本要素。雖然大家已經認識到城市之間“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確定對緩解城市之間環境污染的相互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對其如何界定、影響因素有哪些以及構建怎樣的距離測算模型這些方面，學界的理論研究仍然較少，各級政府也缺少相關的實踐嘗試。從理論上，最小生態安全距離應遵循生態學的基本原則與研究方法。

“多規融合”背景下城市開發邊界與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關系探討

在“多規融合”的背景下，兩者必須結合

多年以來，從保障城市生態安全的角度，開展城市開發邊界的研究十分匱乏，因而在保護資源環境的前提下未能合理劃定城市邊界，已成為制約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瓶頸。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密集的城市布局以及高強度的污染物集中排放，導致污染物很難在環境中自然凈化，環境污染問題已超過其行政邊界而呈現出區域性特征。為此，在城鎮化進程中，除了要控制城市自身建設規模，還必須控制城市與城市間和城市內功能單元間的距離以保障城市的健康和諧發展。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提出，是為了合理測算和確定城市間的生態安全距離，在提高城市宜居性的同時，為生態修復、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環境污染凈化預留空間，其本質是一個“保護”的概念。

綜上分析可見，城市開發邊界與最小生態安全距離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在“多規融合”這一新的規劃體系中，它們必須相互結合才能起到“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的作用。城市開發邊界著眼于解決城市開發具體能到何處，是一個政策設計過程，一個綜合性的政策工具包，應通過各部門協作共同實現。而最小生態安全距離主要解決城市開發不能到達的問題，它綜合考慮城市發展目標定位、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特點、城市承載力空間分布、城市發展主要限定要素等，強調空間結構的非建設性要素與不適宜開發的區域邊界的銜接，有助于實現城市開發邊界與自然生態邊界的有機結合及可生長空間格局的構建，可促進城市開發邊界“多規融合”的實現。需要注意的是，“多規融合”是一種綜合的協調優化導向，是綜合利益的優化，會對不同部門的利益進行再分配或調整，融合過程中強調的是綜合大局、全局，各專業規劃必須在服務大局中擺正各自的地位和定位，尋找合理的協調空間。

城市開發邊界需預留最小生態安全距離

在“多規融合”視角下，劃定城市開發邊界時需預留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即探索城市開發可以達到的最大范圍（或最遠距離），必須要劃定出城市開發所不能到達的區域。這一概念強調的是在城市綜合承載力下，城市經濟社會活動產生的環境問題不會對周邊城市生態系統產生影響的最小距離，而不僅僅是保證城市自身生態環境系統安全的距離。

我國將分類打造20個城市群，這些地區將成為今后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區域。但隨著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資源與環境壓力將逐年加大，大氣、水、生態等環境問題將隨著城市規劃擴大和城市的聚集而呈現復合污染態勢。從城市的健康發展角度，如何確定城市群的規模、如何合理安排空間布局與空間結構、城市和城市間的距離以及城市功能組團間的距離最少要保持多少都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課題。通過研究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厘清城市群環境承載力的空間布局，可為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基于“多規融合”的最小生態安全距離下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方法

不論是“正向”還是“反向”的規劃模式，以往城市開發邊界主要是以城市發展規模確定城市開發的邊界坐標。在“多規融合”背景下，從提高城市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盡管我們在考慮城市發展規模的同時也要保障城市生態安全，但其仍然是為確定規劃城市開發邊界“坐標”服務的模式之一。

對于最小生態安全距離而言，其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城市內部及城市間的生態安全，并滿足生態系統正常運轉以及環境污染物稀釋擴散的需要。而且，為解決城市“開發”與“保護”的協調統一，研究最小生態安全距離還應該包括如何將最小生態安全距離融入到城市開發邊界的劃定方法中。因此，針對相對不同的研究目的，對最小安全距離的研究方法也將與規劃城市開發邊界的研究方法有所區別。在中國城市發展輪廓基本劃定的條件下，可以考慮將開發邊界劃分中的“反向”法有機地應用到“最小生態安全距離”的研究方法當中。例如，首先假定城市A與B行政邊界處的各項環境監測指標都是安全達標的，然后運用城市生態安全的研究方法反推要達到這一目標所需要設置的社會經濟活動區域和生態核心區域，劃定出城市開發所不能到達的區域，并對區域生態特性進行快速評價和分級劃定，平衡土地的開發與保護、自然資源的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環境污染治理之間的關系，從而科學合理地確定出城市最小生態安全距離。在此基礎上，以保障土地資源最優配置和保持生態服務水平，實現健康的城鎮化發展為目的，科學合理地規劃城市發展邊界，從而進一步解決我國城市普遍面臨的土地資源瓶頸、生態環境惡化等城市蔓延問題。與此同時，還要注意采取相應的空間政策和輔助工具來保證城市增長邊界功能的發揮，并逐步建立邊界線的績效評價及調控機制，以適應未來不斷變化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