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變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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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變化與發展范文第1篇
80年代以來，我國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由計劃經濟模式逐漸轉換到“投資拉動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進入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時期，GDP由1985年的4545.6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83956.1億元，增長了40多倍。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業自身也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金融資產總量由1980年的4427.4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559173.3，增加了120多倍。與此同時，我國農業則由長期以來的“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第一產業GDP在全國GDP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農民收入減少、城鄉差距不斷拉大，“二元”經濟結構的弊端日益顯著。于是，政府將“三農問題”提上日程，并逐步推行改革――“工業化”、“城鎮化”等。而一切的關鍵，便是理清幾者之間的關系，做到發展的協調性與速度的統一。
二、問題分析
1.變量與數據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金融深化、農業發展、農村產業化、農村城鎮化之間的關系。農業發展可以理解為總產出的增長、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們選擇第一產業實際產值與第一產業從員人數的比例來代表農業發展水平（NF）；我們選擇農村非農業從業人員與農總體業從業人員的比例來代表農業產業化水平（CY）。根據各國城市化進程的統計數據，城市化大致是非城市人口逐漸減少，城市人口逐漸增加的過程，總體呈現“s”型。農村的城鎮化水平在一定層度上反映為非農人口在農村總人口中所占比例（CZ）。而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各種理論研究存在分歧，大致分為兩類：其一，主張避免重復計算，選擇經濟貨幣化程度指標（馬歇爾K值）。現在廣多采用M2與GDP的比率來定義經濟貨幣化程度。麥金龍早期的研究顯示金融發展首先表現為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其二，主張完全反映整個社會金融發展規模，采用金融資產總量與社會實體財富的比率，即金融深化指標（FIR）。分析所采用的樣本數據取自于1980－2005年的年度數據，來源于有關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等。
如圖1，1985-2005年間，中國經濟、金融高速發展，而農業總產出卻增長不大，所占GDP比重不斷減小。其中，農業產業化水平有所提高，農村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上升。同時，農村城鎮化的人口指標維持在一定波動。
2.單位根檢驗
首先，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我們對平減過的各變量取自然對數，記為：LOGCY、LOGCZ、LOGNF與LOGFIR。利用Eviews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ADF檢驗，通過檢驗我們發現LOGCY為平穩變量，而LOGCZ、LOGNF與LOGFIR為非平穩變量。將LOGCZ、LOGNF與LOGFIR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分別記為DLOGCZ、DLOGNF與DLOGFIR。再次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顯著水平下均為平穩，故三者均為I(1)過程。經過處理，各變量序列在5%顯著水平下均為平穩。（具體如表1顯示。）
*檢驗類型中的C、T、0分別表示：包含常數項、包含線性趨勢項與常數項、二者均不包含
3.格朗杰因果檢驗
首先，對LOGCY與DLOGCZ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變動的關系。由表2可知，在滯后1期時，農村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變動互為因果。在滯后2、3期時，在90%概率下農村產業化單向引起農村城鎮化變動。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城鎮化變動短期內是農村產業化得原因，而農村產業化對農村城鎮化變動具有當期和長期影響。
其次，對LOGCY與DLOGNF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農業發展水平的關系。由表3可知，在滯后1-3期時，農業發展水平的變化沒有引起農村產業化變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業發展獨立于農村產業化進程。二者之間概率值不穩定，說明了我國農村改革過程中，農村產業化進程并不平穩。雖然在滯后1期時，LOGCY的變化沒有引起DLOGNF變化的概率值為0.6871。但滯后2-3期時，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具有中、長期影響。同時，二者之間概率值不收斂，說明了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作用不斷擴大。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在中、長期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產業化進程并不平穩。
其三，對DLOGCZ與DLOGNF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水平的關系。由表4可知，在滯后1-3期時，農村城鎮化沒有引起農業發展水平變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村城鎮化并未對農業發展產生明顯影響。而在滯后1-3期時，農業發展沒有對農村城鎮化產生明顯影響。滯后3期時，在95%概率值水平下，DLOGNF引起DLOGCZ變動，說明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作用。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作用。
其四，對DLOGFIR與LOGCY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金融深化的關系。由表5可知，在滯后1-3期時，金融深化水平的變化不能解釋農村產業化變化。在滯后1期時，LOGCY的變化沒有引起DLOGFIR變化的概率值為0.4783。但滯后2-3期時，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農村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具有中、長期影響，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在中、長期具有單向因果關系。
其五，對DLOGFIR與DLOGCZ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城鎮化與金融深化的具體關系。由表6可知，在滯后1期時，金融深化與農村城鎮化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在滯后2、3期時，在90%概率下農村城鎮化都是金融深化的原因。同時，滯后3期時，DLOGFIR與DLOGCZ的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金融深化對農村城鎮化具有中、長期影響。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城鎮化變動在中、長期是金融深化的原因，而金融深化化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影響。
最后，對DLOGNF與DLOGFIR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系。由表7可知，在滯后1期時，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的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在滯后2-3期時，農業發展水平變化引起金融深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產生長期影響。而在滯后1、2期時，金融深化水平變動不能很好解釋農業發展水平變動。滯后3期時，在90%概率值水平下，金融深化引起農業發展。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具有中、長期作用。在長期條件下，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互為原因。
3.VAR模型分析
經過單位根檢驗與數據修正后，格朗杰因果檢驗可以確定：在
中、長期條件下（金融深化、農業發展、農村產業化、農村城鎮化）這四者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我們可以對農業產業化水平、金融深化比率、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水平進行VAR分析。檢驗結果表明，在滯后2階的情況下，VAR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性，殘差服從正態分布。所以VAR(2)模型為最優模型。
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模型，它無需對變量作出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是分析模型受到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首先，分析金融深化對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的沖擊。金融深化對二者總體呈正向沖擊，即隨著農村金融產業的發展，農業會不斷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目前，我國農村發展資金主要由鎮府提供，而政府投資的增加造成FIR在農村的扭曲。而宏觀經濟與金融的矛盾，政府政策的不連續性就造成了沖擊的波動性。
其次，分析農業產業化對金融深化、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的沖擊。農業產業化對農村城鎮化、農業發展帶有正向的沖擊，即農業產業化推動農業發展與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前期的負面影響可以理解為，在政府投資主導的模式不能滿足農村經濟對于金融的“內生需求”――政府投資比重下降與市場融資比重上升，資本利用效率與流動性加強，帶來總體平均利潤水平上升。而這些與現階段宏觀金融發展所強調政府信用（主要是投資）的現狀相矛盾。
其三，分析農村城鎮化對農業產業化、金融深化的沖擊。農村城鎮化對農業產業化帶有正向的沖擊，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村城鎮化是農村基礎設施改善過程，而諸如交通、能源、教育、衛生等條件的缺失，長期制約我國農村的工業化與服務業化。農村城鎮化對金融深化總體帶有的負面影響。這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投資與金融深化“內生需求”之間的矛盾。
最后，分析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農村城鎮化與的沖擊。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總體帶有負面的沖擊――前期農業發展促使農村城鎮化，后期農業的發展又制約農村城鎮化進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前期呈現負面影響，后期帶有正面影響，總體程負面影響（滯后5期內）。前期體現了產業轉型的經濟“阻滯”，但這種轉型會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逐步吸引私人資本與正常信貸，從而推動金融業在農村的發展。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農村的變化與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城鎮化；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引言：
城鎮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從城鎮化的本質來看，城鎮化是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轉變、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無論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還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城鎮化的主體是農民，因此，城鎮化是農民的城鎮化。農民可以通過進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實現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城鎮化的本質與農村的發展
根據我國對經濟的調查，我國近一半的地區已接近城鎮化，預計幾年后大概五分之三的地區實現城鎮化。這說明了我國的城鎮人口在逐步增加而農村人口在減少，農村人口愈來愈向著城鎮遷移，標志著我國的人口由最先的以農村人口為主轉變為了以城鎮人口為主，分布格局和發展速度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城鎮化就是一個整體性、綜合性、全面發展的一個城鄉轉型問題，其中包括經濟、文化、人口、社會、結構等方面的經濟轉型。對于我國城鎮化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研究最早是在發展經濟學里面提出來的，國外學者提出來的發展模式與國內的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有區別，我國農村城鎮化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本質其實就是城鄉轉型的問題，城鎮化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農村，例如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人口大面積的向城鎮遷移，這樣可以使農村的經濟不斷的流向城鎮與此同時農民的經濟也得到了提高。然而新農村的發展動力來源于城鎮化，例如城鎮交通道路延伸、城鎮的工廠擴大等都可以給農村的經濟帶來收益。
二、城鎮化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一）城鎮化發展對農村經濟的正面影響
我國城鎮化發展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協調而統一的，他們相互促進，相輔相成。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必然會促進城鎮化的發展，反過來，城鎮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會帶動農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1.城鎮化的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村的就業率。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土地減少，導致城鎮建設用地不斷在增加。隨著大量農村人口入城就業，農村特色產業的加工行業形成，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2.城鎮化促進了城鎮內需，會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擴大了城市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大量先進的生產力，帶動了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3.城鎮化優化了農業結構。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小城鎮的人文和自然優勢，很多投資者投資小城鎮的原材料產業，農村私營企業不斷崛起。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提高了農村產業競爭力。
（二）城鎮化發展對農村經濟的負面影響
1.農村耕地面積在日益減少。城鎮化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由于城鎮化發展的需要，政府不斷擴大城市建設用地，使得農村耕地面積日益減少、土地利用率低。
2.農村資源不斷流失，導致環境不斷惡化。城鎮化的發展促使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加，使得農村資源大量流失，導致了農村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同時，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導致農田棄耕拋耕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村生態經濟的發展。
3.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后繼乏人。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嚴重缺乏，種田者多為老人和婦女，科學文化素養較低，不能利用先進的現代生產技術來耕種，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城鎮化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狀
（一）認識上有差距，小城鎮發展目標不夠明確
個別鄉鎮沒有把小城鎮建設擺到應有的戰略位置，對小城鎮建設在促進農村改革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沒有明確的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缺少相應的配套政策；沒有強有力的組織機構來進行必要的指揮與協調，許多問題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個別鄉鎮因缺資金，對搞好小城鎮建設存有畏難情緒。缺少發展新思路，造成工作被動；有的鄉鎮關起門來搞建設，難以形成大開放、大發展的格局，甚至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缺少長遠眼光，制約了小城鎮建設上檔次、上水平。
（二）用地結構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
一個地區的用地結構直接反映了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走向，而據調查顯示，在我國大多數小城鎮的用地現狀中，居住用地比例偏大，居住建筑層數普遍偏低，容積率小，綠化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等比重較小，公共服務設施配套不夠完善，導致這樣的用地結構無法將小城鎮的功能和定位承擔下來。此外，小城鎮內部各項用地功能分區混亂、相互穿插、土地利用無序等現象時有發生，不僅對居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很大的不利影響，也會造成建筑密度和容積率偏低、生態環境變差、土地利用率低下等后果。
四、促進城鎮化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一）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需要農民這一生產主體的支撐與保證，其中農民所具有的科學文化素質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故而，也就要求充分重視農民在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持和貫徹好“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為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諸如更加強大的發展動力。農民綜合文化素質的提升是多方面，其中文化素質、科技素質、就業和創業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都是關鍵部分。
（二）對小城鎮合理規劃
科學合理規劃城鎮布局，構建個性化城鎮。各地政府在小城鎮的數量、規模和功能定位上，要認真把握，進行調控，促進城鎮第二、三產業發展，聚集人口，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優化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加快城鎮化進程，必須以規劃為龍頭，完善規劃體系，強化規劃的法律地位和權威。與此同時，還要有經營城市的理念，強化規劃和經營，城鄉統籌兼顧，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農村城鎮的規劃，不能只著眼于單個城鎮的發展，而是要從區域經濟整體發展的高度來設計規劃，只有將局部的、個體的城鎮放到區域經濟的整體中建設發展，才能形成區域內合理有序的城鎮群體結構。否則，即使單個城鎮規劃得再好，也會限制區域優勢的形成和發揮。在城鎮發展的同時，搞好生態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三）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需要農民這一生產主體的支撐與保證，其中農民所具有的科學文化素質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故而，也就要求充分重視農民在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持和貫徹好“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為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諸如更加強大的發展動力。農民綜合文化素質的提升是多方面，其中文化素質、科技素質、就業和創業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都是關鍵部分。
（四）加強環境治理與保護
目前，鄉鎮工業的污染排放對農村的生態環境造成了的極大的破壞，直接威脅到當代人與后代人的生存環境和資源基礎，如此方式的鄉鎮工業顯然是不可持續的。為了實現我國小城鎮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采取環境污染綜合治理和依靠科技進步相結合的舉措。加大環境保護制度，促進環境監測模式的兩個轉變，提高排污收費標準，開征可再生資源利用補償費，提高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型技術的競爭力。
（五）改革小城鎮建設投資
當前，我國小城鎮建設的投資主體主要為政府，投資方式多為行政性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無償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這種方式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現代城鎮建設。因而，應當將市場機制引入小城鎮建設中，改革現有小城鎮建設投資模式，并建立開放性、多元化的投資體制。各類基礎設施應由企業進行商業性投資，企業籌資建設后，通過經營管理或其他合法手段收回投資。由于純公共設施項目無法實施商業化投資和經營，則由小城鎮政府集資建設。
五、結束語
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為農村人口的就業率：擴大了城市內需，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優化了農村的農業產業結構，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但也為農村發展帶來很多弊端：耕地面積日益減少、資源流失、環境惡化、勞動力缺失等等。因此，在加快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應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勁松.農村城鎮化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和出路[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02：12-14+18.
[2]楊志英.對農村城鎮化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互動分析[J].天津電大學報，2004，03：42-45.
農村的變化與發展范文第3篇
梁鴻的家鄉在河南穰縣的梁莊，這是一個極為普通的農村。我在讀這本書之前，從沒聽說過，甚至無知到連穰縣也不知道。從這個極為普通的村子，我們也可以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的變化與現實。小小的梁莊反映出大大中國的農村現狀，這正是作者把書命名為《中國在梁莊》的意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梁莊一樣的無數農村也發生了歷史上最深刻的變化。
改革開放迅速改變了傳統農村的面貌，好的變化起碼有兩點：一是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過去許多農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如今起碼吃飽了，而且有了更多的新房，更多的汽車，更多的家電。二是農民自由了，過去農民出去要飯都要持公社一級的介紹信，如今可以自由地進入城市打工了。可以說農村被卷入了現代化的進程。我想，為這種進步歌功頌德，意義并不大。重要的是看到農村在現代化過程仍存在的問題，并尋找出解決之辦法。《中國在梁莊》正是通過對一個村莊的社會調查，揭示農村的尖銳而又難以解決的問題的。
中國現代化的難點不在城市，而在農村。作者從親身經歷中認識到“鄉村的確是千瘡百孔的”，“整個社會最大的問題又確實集中在農民及鄉村那里”，“鄉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她的這種結論不是在書齋中憑空得出的，而是社會調查中的深切感受。
作者回到家鄉，感到自己“迷失”了，這種“迷失”不是驚喜，像華僑回到闊別的家鄉那樣，而是困惑。
村子里的許多人外出打工，成了農民工，這些人都是男性青壯年，他們的離去使村子荒廢。但他們并沒有真正變為城市人。他們失去了農村的“根”，也沒有在城市中扎下“根”，而且，絕大多數并沒有富起來。他們成為漂流的一代。
梁莊也有過種種發展的努力，如建磚廠等。但除了少數人發財外，貧窮面貌并沒改變，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相反引起了土地被破壞、河水污染等嚴重的資源和環境問題。而農民工進城造成大量的“留守兒童”，他們失去父母的愛，也失去正常的教育，輕者不愛讀書，重者犯罪，甚至殺人。無怪乎作者又發出魯迅當年的吶喊“救救孩子”。作者深切感受到“也許村莊的真正破敗并不在于那些內部的廢墟，而是這些學校的破敗、荒涼，才讓人感到了村莊的真正腐朽與行將消散。”
與此相關，年輕人失去了理想與希望，留下來的人在無奈中度日。而干群關系的惡化，使得政府的各種努力，作用極為有限。
農村的變化與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城市；農村；金融；一體化
一、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現狀
（一）基礎金融機構服務實現全覆蓋
我國農村的金融建設時刻都沒有停止，目前我國的農村都在加快自身的金融
服體系，目前，如表1所示我國農村的金融機構主要有信用社、商業銀行、村鎮銀行以及互助基金。并且這些金融讀物機構的作用也都以得到了良好的發揮，為農民提供了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務。在以往出現的村鎮之中無銀行的境況已經基本得到了解決。同時，農村的結算制度也在發生著顯著地轉變，農村以往過程之中崇尚一手錢一手貨，即現金交易，雖然這是安全的，但是這對于資金的利用以及安全都造成了一定影響，而近些年來，農村的非現金易也大幅度提高，信用卡的使用等信用行為也大幅度增加，這使得農村的金融呈現多樣化的增長趨勢。因此，可以認為農村的這些金融轉變是得益于農村中基礎金融機構服務大范圍鋪設的結果。
（二）農業貸款良性增加
我國農村的農用貸款數額快速增長，這得益于中央制定的惠農政策以及農民自身的思想觀念的轉變。
圖為農村信用社在2012年的涉農貸款的數據，因此可以得出我國的涉農貸款之中，個體農戶與相關的二級農產品加工鄉鎮企業的貸款總額的額度最大，說明了我國農村的信用貸款良性的比率增加，這對于我國的農村經濟的發展與格局的調整有著深刻的作用。對于農村來說，由于長期以來投資的資金都向著資源非常集中地城市流動，這使得村鎮很難獲得有效的資金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鄉鎮缺乏人才、城市基礎與行政的優勢性，另一方面來說，這也跟農村長期無法或不進行信貸的因素有關，當農村的農業生產、經濟發展與農業生活方面都有信貸資金參與之時，我國農村的整體經濟總量將會顯著增加，而隨著我國整體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退，農村的人口優勢會越發凸顯，進而使農村的經濟格局進一步改變。當農村的人口逐漸增多之時，這回改變現有的城市化進程，當前的城市化進行只是單純的由政府或者是開發商對農村進行強行的改造或是資本輸出，并沒有引起農村自發性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我國農村良性貸款的增加不僅會給予農村極大的金融經濟支撐，同時也會從各個方面惠及農民，改變目前的農村格局。
二、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農村金融發展經歷了一個起點低、速度快的歷程，但因為多種因素影響，農村金融目前仍是金融改革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
（一）農村需要人性化多樣化的金融服務
在以往的觀念之中，農村代表著死板，代表著陳舊與落后，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的農村經濟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就目前來說，我國的農村金融服務很難與城市相提并論，農村的金融服務缺乏在城市之中的人性化、現代化與多樣化。由于實際條件限制，農村的金融服務單位的投入較小，這使得這些金融服務單位的規模、現代化程度與人員的配備都不能達到城市的水平，這樣的結果就是對農的服務質量差，態度差、效率低下，而單一的服務項目則會嚴重制約農民多余多樣化金融服務的需求。現狀是，大部分的農村金融服務單位只注重國家或政策性的指導性規定，即發展農村的耕種貸款、養殖貸款等等。這種單一化的金融服務項目會嚴重制約農村的城市化進程，進而影響城鄉一體化政策的發展。
（二）新型金融機構的發展成本過高
我國農村的金融服務單位的成本普遍過高，這種高并不是因為農村金融單位的實際成本，因為相對于城市來說，農村無論在人力、物力的成本都要遠遠的不如，這種成本是相對過高，是收入對于成本支出的想對數據。由于農村的金融服務單位必須服從于國家政策的指導，而這些政策本就是惠農，因此其利潤較低。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不簽農村的金融市場尚不成熟，農民對于金融服務的認知度不足，這更加加重了金融服務在農村的阻礙。
三、助推城鄉統籌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服務
（一）創新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完善農村金融組織
在農村必須加大金融創新的力度，并且在加強的同時，還必須保證服務的質量。農村的金融單位應當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金融創新，向農村真正需求靠攏，完善金融服務的供給與需求的匹配。
（二）提高涉農貸款投放效率，真正滿足“三農”需求
在涉農貸款投放中，應注重細分市場，結合云南省農業發展規劃和現狀，充分利用區域差別化信貸政策，針對不同行業和地區“三農”發展的不同特點和需求，以加快農業產業化為核心，重點支持農村企業、高原特色農業、農用物資生產以及農副產品加工企業發展。積極支持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優質企業到農村地區落戶；積極支持云南農業、林業、畜牧業、農林牧漁服務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煙草制品業、橡膠制品業、肥料制造及化肥批發等重點行業；繼續保持對化肥生產、煙草制造、制糖等行業的國內知名企業的信貸支持，有效保障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和云南省傳統優勢產業的發展的同時，加大對國家級和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積極拓展現代農業示范園區、現代農莊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的金融服務。利用好小企業信貸產品對涉農中小企業提供便捷的信貸綠色通道。擴大林權抵押和林業貸款規模，支持“三農”服務產品創新。（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周立. 農村金融供求失衡與政策調整——廣東東莞、惠州、梅州調查[J]. 農業經濟問題. 2005（07）
農村的變化與發展范文第5篇
[論文內容提要]中國鄉村社會秩序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著演化，當前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則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過灌輸“勤勉、合作、自助”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培養“自立、自助與合作”的精神，調動并依靠社區成員積極自愿地參與，改善自身的文化環境，建設適應形勢的農村文化成為構筑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一、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
鄉村秩序主要指農村社會結構要素之間平穩有序地互動，鄉村社會處在相對穩定和均衡狀態。一般來說，鄉村秩序主要由國家和農村社會的二元整合而實現的。雖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強，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相反，經濟發展與鄉村秩序的悖論越來越突出，鄉村秩序的弱質性將在今后表現出來[1]。
在眾多深層次負面因素中，原子化與集體行動的困境是影響鄉村秩序基礎的基本因素之一。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關系有著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農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這一點在組織合作上得以體現。農村的這種原子化，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即發展到個人生產力可以解決自身問題，但又沒有產生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分工合作需求。這反映了當地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在東部農村，這個問題并不明顯。
吳思紅對農村目前所反映出來的這個特點做了確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會上個人與個人的聯系很少，主要通過與一個共同權威的聯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發生聯系，不是生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群體之中。孫立平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個人間社會聯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時，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的形式行動的。
這一理解相對淡化了“差序格局”中傳統文化的因素，而強調個人利益的動機性。從目前農村的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減弱，而是處于不斷加強的態勢中。雖然農村各種禮俗習慣和人情往來并未減少，并且以內在道德的評判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個人利益的至上藏著世態炎涼的真實背景。[2]
這種農村“原子化”關系的存在不僅不能強化農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體行動陷入了困境。奧爾森強調，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個體一般不會為了集體利益而行動，因為此類公共物品不會按照集體成員是否做出過貢獻來進行分配，扣留沒有做出貢獻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動者將會是一個“搭便車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搭便車，那么集體行動則無法可能實現。
二、文化關聯的缺失
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斷裂，即從合作化至中，消除傳統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強行用一個新的整合因素。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強有力的打擊成功地將傳統表層的東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這就導致新舊文化之間的誤讀，特別是對改革開放的誤讀。在今天的農村，可以聽到過去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這種日漸單一的評價：誰會掙錢，誰就了不起，且令人欽佩[4]。
在傳統社會中，也即弱國家強社會整合模式時期，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思想的宗族自治和農村社會關系結構的特殊性產生了持續的整合力。這種社會，人的行為有著傳統的禮制管束著，從俗即是從心，穩定的文化傳統是有效的保證[5]。因此社會自我整合促進了村莊集體認同的形成，為村莊社會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內生動力。
在村莊場域中，由于傳統文化影響逐漸減弱，通過契約產生的內生強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體制外精英即使擁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仍然難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動[6]。
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之所以能形成村莊集體認同、引起村莊集體行動、實現村莊社會整合，是因為它一經形成便能將村民納入到同一文化場景之中，讓村民在同一文化場景中體驗并遵從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使村民在村莊社會中的活動越來越體現村莊文化網絡的要求[7]。但是，隨著市場化力量對村莊社會生活影響的不斷加深，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支撐力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減弱，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逐漸弱化，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不足以形成集體行動和社會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動空間的村民原本極易形成特有的文化關聯，但是村民之間的交往活動中曾經存在的遵守共同
規范的默契和自覺性發生了關鍵性的斷裂，這些最終導致文化關聯的缺失，從而無法形成集體認同，也就不能進一步形成集體行動。
三、集體合作的可能
化解農村原子化，從直接目的來說是要達到社會活動中的“技術”集體如分工協作，但最終這個目的還是通過要達到文化認同與“心理”協作如強調共同的心理素質等方面的情感相依來實現，也就是重新實現農村的社會整合。
科利爾認為不管是政治社會資本還是民間社會資本，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通過克服集體行動困境而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的。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從這個定義，我們得出，村莊內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規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支持網絡對于克服當前原子化以及集體行動困境，提高整個村莊的社會資本，達成集體合作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賀雪峰認為，在傳統社會中，村民們團結起來，共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強化以宗族組織為代表的傳統組織體系。在傳統社會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強烈搭便車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為存在一套相對有效的懲罰機制，也就是將不合作者邊緣化的辦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變成那種事事搭便車的懶漢，從而使有限的合作進行下去了[9]。但是這個辦法最終要依托的是傳統社會中的傳統組織及傳統文化。
總的來看，有條件是能實現合作的，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體系，因為合作需要起碼的信任氛圍，需要談判，要有合適的溝通話語。但是在轉型時期，農民合作賴以發生的誠信社會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沒有了傳統的文化基礎，而現代價值還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人生意義的重建、農民整體人生價值的建構，從而形成農村的文化傳統。
四、文化何為
在許多社會中，個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社會行動單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護創造力，讓個人獨立地發展，卻又發揮凝聚力，讓個人在多元中結合成社會。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農民素質，引導其重新構建生活意義；另一方面是為農村社區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對社區的整合作用在農村社區整合中是不可忽視的。文化是依靠價值、規范以及風俗習慣等發揮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屬于深層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對集體認同感，個體意識有著深刻、深遠的影響。采納一個集體行動框架，則涉及到了文化體系（即一個特定的關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產品和個體意識的相互拼合。一個持續的、用于維持社會運動參與者忠誠和承諾的集體認同感的創造，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成就。因此農村文化的內容以及文化內容的有效組織則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方面。首先，農村文化內容涉及到了農民的生活意義和農村社區的意義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蘊和價值觀念確立了農民自身想當然的、不自覺的認同對象。但是，當文化背景發生變化時，農民原有的認同對象和認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出現了個體權利的不斷膨脹，人際交往的異化，公共善的喪失。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里，“價值觀”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標準。而這些有效的共享價值觀即普遍價值觀必須在學校教育體系進行中進行。梁漱溟認為，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的教育，平時皆為“綿延文化而求其進步”，換言之即為“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而“所謂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禮俗習慣莫不屬之”；即“著意在改造文化、創造文化，而不是綿續文化”[10]。只有這樣才能在農村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從而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能夠獲得集體行動的條件。
其次，對文化內容進行有效的組織是進行文化擴散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內容應該在農村的信息構成即一種等級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內容在農村要使用最強的中心服務器，并建在傳統知識擴散的中心，這樣可以保證內容的質量。農村文化內容組織的不足，在現代化沖擊之下，現代社會成員喪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每個人都將自身想象成為完全自由、獨立的自我，其進入社會、接受社會責任，只是為了減少冒險，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實現。這樣在各種思想的沖擊之下，村莊內部的文化聯系就被逐漸削弱，因為農村文化表現形式的增加就隨即增加了聯系社區的紐帶，文化紐帶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不穩定的盾牌和必備的平衡力。以先進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的可繼承部分作為文化內容的主要內容在農村社區的中心位置進行傳播，同時對于文化的組織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農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樂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這也正是對文化組織方式的一種調整。
再次，農村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活動，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動在內部具有特殊的維護內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對其自身來說，是有特殊價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價值的實現。許多古老的神話故事、節日儀式、古歌、古物等，被現代化趨勢沖擊著生存地位，現在又重新為人所撿拾。在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進一步借助鄉土文化來重新建構農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間的文化網絡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通過運用一些現代話語體系的解釋，使傳統文化的自我體系納入到現代科技社會和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可以使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續。
最后通過發展地方文化，實現文化產業化來化解原子化，在傳統文化日益消減和衰微的現代社會，通過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產業，并且作為當地的發展優勢，能夠喚醒村民的文化自覺，即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使其村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價值，從而會更珍惜和保護自己的傳統。這樣可以延續傳統文化，增強社區“領域”感，培養認同意識，形成社群共識；同時也可帶動地方發展，提高地方經濟效益，提升地方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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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間:透視鄉村社會秩序生成與重構的一個分析視角[j].天府新論,2005,(4).
[8]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題[j].社會科學戰線,2005,(1).
[9]賀雪峰.熟人社會的行動邏輯[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
[10]楊孝容.“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略論梁漱溟鄉村民眾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