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市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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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市場研究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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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市場研究范文第2篇
這一交易方式推出后，截至9月底，債券遠期交易累計成交60筆，金額87.34億元，成交較為清淡，這說明，目前金融市場形勢下，國內機構仍無法借助遠期交易獲得投機、對沖或者套利的操作機會。盡管國內將逐步推出西方成熟市場的各種基本工具，但市場表現說明“引進”產品在國內仍面臨著較長時期的磨合以及被選擇的過程，因而，有必要重新審視西方思維模式下，金融市場的行為模式和交易方式。
一、債券市場金融工具比較
美國債券市場主要存在預發行，回購及逆回購、期權及期貨、本息剝離工具等金融工具，這些工具的活躍，有助于提高市場流動性、降低發行人融資成本。例如，債券發行前活躍的預發行交易能夠提前度量市場需求，便于發行人、承銷商對債券的定價；回購及逆回購交易有助于提高市場流動性，幫助交易機構實現短期融資；債券的期貨及期權市場，有利于市場參與者在流動性市場中建立分散化的對沖策略；本息剝離工具產生的零息債有助于實現現金流的重組，滿足不同投資群體對不同現金流結構的需求。
近兒年，通過研究西方成熟市場運行狀況，國內債券市場逐步引進了一些金融工具，目前已擴大到（質押式、買斷式）回購及逆回購交易、本息剝離工具、遠期債、遠期交易以及即將推出的預發行交易等工具。從市場表現看，質押式回購及逆回購交易工具存在時間最長，已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調節流動性、管理頭寸的基本手段，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各交易品種中交易量排名第一，2004年交易量將近10萬億元。買斷式回購與質押式回購類似，能夠向市場參與者提供融資渠道，在國內債券市場基礎券種較少、尚未建立連續拍賣發行制度等因素的制約下，2004年交易量僅為1200多億元。由發行人主導開發的本息剝離工具，由于國內市場流動性不足、不能滿足市場參與者的有效需求，交易稀少，國家開發銀行也僅試探性地操作了一次。遠期債主要為了解決國內資金供給與利率的季節性波動較大的問題，這一安排最早在財政部發行國債時啟用。目前，市場資金較為寬松，人民銀行在央行票據發行中使用這一制度，用以熨平公開市場操作對資金市場的沖擊。而即將推出的債券預發行制度，能夠幫助確立價格發現機制，縮短承銷時的分銷周期，減小承銷商的資金占用。
二、遠期交易手段及國內發展現狀
遠期交易是金融市場運用較為普遍的規避利率風險的金融衍生工具，與現貨交易的根本區別在于延遲了標的交割時間。廣義上的金融遠期合同，包括遠期利率協議、期貨、互換和期權。在國內債券市場，遠期交易在大概念上包括遠期債、二級市場的遠期交易和即將推出的預發行制度，而曾經出現的國債期貨交易由于當時的監管及市場環境方面的因素，被監管機構叫停后尚未恢復。
按照交易方式、場所的不同，遠期金融合同可分為場內集中交易和場外交易兩種方式，其中，期貨和期權這兩種交易方式都已制度化、標準化，通常按照集中競價方式分別在期貨交易所和期權交易所安排上市交易；遠期利率協議、互換通常在場外交易，在西方市場基本不屬于期貨交易法律所管轄的范圍。在美國，債券遠期交易的場外交易（柜臺買賣）制度，源于1974年的商品交易法修正案（CommodityExchangeAct），這一規定通過將國債遠期交易排除在期貨交易的適用范圍外，使遠期交易得以在場外進行。而日本債券遠期交易的制度化，是在1992年日本證券業協會實施債券遠期交易規定后才開始的。在市場建設方面，國內遠期交易基本與國際接軌，銀行間市場的遠期交易由人民銀行監管，屬于場外交易的組成部分。
在西方成熟債券市場中，遠期交易作為一種必要和正常的交易機制存在著。一般來說，遠期交易最主要的經濟效益在于提供了避險手段，并為市場參與者增加了買賣時機的彈性；而市場主管機構、機構內控部門最關注的是市場中買空賣空的投機氣氛是否太濃，且隨著交割期限的延長，是否會增加價格波動引發的市場風險、以及違約交割帶來的信用風險。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為有效規避自身的買賣風險，交易雙方都會審慎選擇交易對象，并且定期重新審核機構間往來的授信額度，因而，對交易風險的控制必然會使遠期交易的市場集中度較高，交易的也集中在幾家大機構手中。
國內債券市場已建立起做市商制度（15家機構做市商）和結算制度（43家結算行），以活躍二級市場，但由于市場流動性不足，金融機構拘囿于“持有到期”的盈利模式，使得在資金來源上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交易金額不高，市場中自營交易額要高于金額。所以，在現階段國內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下，二級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遠期交易不活躍，這是市場發育的問題，與某些市場人士提出的利率結構問題（短期利率太低）、機構內部資金管理粗放等因素關系不大。
三、國內遠期交易發展的可能途徑
遠期交易方式必須準確定位，才能激發市場參與者的真實需求，真正在市場中發揮作用，這是開發、推廣金融工具的基本之道。
在國內，銀行占主導地位的金融業的經營哲學不是“交易”，二級市場的流動性也不強，所以，遠期交易不能單純定位于“二級”市場。從國內現階段資本市場和金融工具發展階段來看，融資性需求強于交易型需求，即伴隨融資行為的金融工具可能比單純的交易型金融工具更具有生命力。例如，筆者在開發信用工具、開拓風險交易市場過程中，基本會向金融機構推廣兩種產品，一是人民幣貸款的信用違約互換工具（CDS），另一種是附帶融資性質的信用鏈接產品（CreditLinkedInstrument），大多情況下，金融機構往往會對融資性質的信用產品表現出較為濃厚的興趣。
醫院市場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消費行為過程 主動型問題認知 被動型問題認知
伴隨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的提高，聯想、海爾等知名家電品牌紛紛采取策略進入農村市場。眾品牌在農村市場開拓過程中普遍發現：農民消費者總是有較大的產品需求，但卻始終遲遲不采取消費活動。所以研究激發農村市場消費潛力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家電市場發展現狀研究
盡管現階段我國農村居民已經具備了對家電類產品的需求潛力和購買能力，但是，由于缺乏合理引導，農村居民總是無法認知或釋放這些潛在需求，從而使購買行為不斷推遲。所以，我國家電行業在農村市場范圍的發展現狀并不理想。一方面，農民對家電產品雖然具有較大的潛在需求，但這些需求始終未被很好激發。這主要表現在我國大部分農村居民使用的家用電器通常是已經淘汰的產品型號，產品的性能和質量標準明顯落后于現代主流產品。農村居民的家電消費仍處于“有電視看、有洗衣機用就行”的狀態；另一方面，家電企業大多忽略了對農民消費者“問題認知”環節的促進和推動，而將營銷策略側重于影響農村居民的“信息收集”、“品牌選擇”、“購買決策”等較深層次的消費行為環節。因此，企業始終無法有效地激發農民對家電產品的購買活動。
二、農村市場策略失效的原因分析
由于生活環境、風俗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不同，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過程有其獨有的特性，這些特性與城鎮居民的消費特點存在明顯差異。按照經典理論,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分為：問題認知,信息收集,品牌比較,購買和購后行為這五個步驟。其中問題認知環節是消費行為的首要環節。所謂“問題認知”就是指人們意識到自己的理想狀態與實際現狀存在差距，從而需要采取一定的行為以解決此問題。這一環節決定了消費者消費行為過程的開始與否。
在問題認知過程中，消費者對問題認知的路徑有兩種，第一種是主動型問題認知，這種認知路徑的出發點是“理想狀態”。即消費者首先對某種產品產生自己的理想狀態，這種理想狀態由消費對該產品不同屬性的描述構成，包括產品的物理屬性和社會屬性等。以電視為例，主動型問題認知過程中，消費者首先從電視的某一理想狀態出發，比如其理想狀態是：“美觀、21寸、遙控、純平、不傷眼睛、高清晰度等”；然后，消費者會將理想狀態和現實狀態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其現有的電視與理想狀態存在差距。比如現在的電視可能是90年代的電視，僅為18寸、清晰度不高、非純平且有些陳舊。這樣，在理想狀態和現實狀態之間便產生了一定的差距，如果這種差距達到一定強度并對消費者而言相對比較重要，他們便會試圖進入下一步的消費行為環節。
另一種問題認知路徑叫被動型問題認知，這種認知路徑的出發點是“現有狀態”。被動型問題認知過程中，消費者對產品的理想狀態缺乏明確的概念和理解，即他們的理想狀態極為模糊，甚至有些情況下，消費者根本就沒有理想狀態。如此一來，理想狀態與現實狀態之間的差距就難以測量和感知。這會導致消費者無法認知到自己對該類產品的需求，從而延遲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購買行為。以電視產品為例，被動型問題認知過程從現有電視的現實狀態出發，而其理想狀態較為模糊或不明確，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的評價標準往往是現在的電視能用就行。電視的現實狀態就等同于消費者對其的理想狀態，從而導致消費者主觀上無法認識到自己對電視的需求與現實現狀之間的差距，因此，消費者也就不會對“購買新電視”這一問題采取更深入的消費行為。
據調查發現，我國農民在對家電產品的消費過程中，通常采用被動型問題認知路徑。他們大多擁有較為落后的、功能簡單的部分家電產品，而且這些產品的性能、質量等各方面與現代主流產品相差較大。但是由于農村居民對這些產品理想狀態較為模糊，所以他們目前往往只能模糊的意識到自己的一些家電產品已經落伍，同時在潛意識里認為自己對這些產品存在需求和購買能力。但是，這種認知的強度很低，并不足以促使農民參與到更深層次的購買行為，從而導致農民有需求卻始終不采取消費活動。這是我國農村市場對許多家電產品存在潛在需求，而這些需求卻始終難以釋放的主要原因。
目前，眾多家電品牌已經認識到將自身產品的物理要素與農民需求相匹配的重要性。所以，許多廠商對農村市場需求特征進行較為細致的研究，推出了許多功能實用、性價比高、操作簡單、價格合理的針對于農村市場的產品。從產品的物理屬性來看，許多產品已經能夠很好的滿足農村市場的消費需求。但現實中，這些產品的銷售情況并不能達到企業預期的理想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企業在對產品進行營銷時以“農民已經開始進入信息收集、品牌比較等消費環節”這一假設為前提，即認為農民已經認識到自己對產品存在需求，并且這一認知達到了一定的強度，并能促使農民進入信息收集、品牌評價、購買等較深層次的購買行為過程。這一假定與農村市場的現狀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導致企業的營銷措施效果甚微。
由此可見，農民在問題認知環節表現出明顯的被動型問題認知的特點，這說明促進農民問題認知過程是企業的營銷策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王新玲:我國家電品牌國際競爭力.管理世界，2000年第4期
醫院市場研究范文第4篇
[關鍵詞]碳源;碳匯;供、求模型;碳均衡;競爭市場;定價機制
[中圖分類號]F74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5）05-0068-11
[作者簡介]鐘曉青（1962― ），男，湖南永順人，博士、副教授，中山大學園林及生態經濟規劃設計研究所所長、兼任廣州市建工設計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景觀設計院副院長、廣州新世紀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主要從事生態經濟研究;黃安琦（1991― ），女，廣東中山人，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生態經濟學和園林設計研究;徐永成（1984― ），男，湖北荊州人，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廖立維（1988― ），男，廣東博羅人，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生態經濟學與園林設計研究;邢曉靜（1989― ），女， 內蒙古赤峰人，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生態經濟學與園林設計研究（廣州 51027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九五”重點項目“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96AJB042）、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筑國家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項目“綠色空間研究”（20070401）、“低碳社區研究”（2010KB10）與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生態經濟邊緣效應研究”（974083）的階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n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Carbon Trading Based on the Market Clearing Principle
By： Zhong Xiaoqing，Huang Anqi，Xu Yongcheng，Liao Liwei & Xing Xiaojing
Abstract： By establishing China’s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supply and demand curve model and analyzing the stage elastic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we’ve found that China is a typical carbon source country as its carbon absorption amount is far less than that of the ris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ondition of a complete competition market， when the price is X while S=D， it is market clearing and there is a Pareto efficiency. In the monopoly condition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 forest owner with scarce carbon sequestration can make the pri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ices that the consumers （carbon source） are willing to offer. As the surplus left by the consumers belongs to the forest owner（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ducer has the maximum surplus and facilitates the overall increase of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This is also Pareto optimal. Therefore， to establish a carbon trading market with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mode instead of “2C command” is the key to promote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new energy substitution and carbon neutral.
Key words： carbon source; carbon sequestration; supply and demand model; carbon balance; competition market; pricing mechanism
一、引言
從20紀70年代至今，世界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導致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與能源緊缺問題逐漸成為各個國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①。對于促進節能減排、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問題，全球各個國家都積極采取了諸多手段加以解決，比如：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道義勸說、社會輿論監督等②，其中經濟手段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在實踐工作中經濟手段又可以分為很多種類，例如：罰款、環保補貼、制定并實施環境標準、碳排放權交易、碳排放收費等，而其中，實施效果相對較好、能夠較大程度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運用得最為廣泛且最有發展前途的，是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機制③。
2002年頒布《京都議定書》之后，國際社會關于碳排放權的交易便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許多發達國家相繼成立了碳排放交易所④，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借助于CDM（清潔發展機制）更多地參與到國際碳市場中來。
目前，國際上許多國家⑤是通過森林資源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以抵消企業碳排放量的。在節能減排、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不僅要考慮到縮“源”的重要性，而且要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增“匯”帶來的節能減排效應上。森林碳匯，作為吸收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的一種新型節能減排路徑，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重視⑥。
歐盟環境署的分析報告顯示，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超歐盟27國總和⑦。雖然中國沒有被賦予強制性減排責任，但是作為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從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積極發展可持續循環經濟的角度考慮，也應力爭積極探索低碳減排路徑，為我國發展低碳、循環經濟，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⑧。
碳排放權定價機制在碳排放權交易體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05年1月起，歐洲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成立，并開始進行交易。經過5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碳排放權價格形成機制。國內方面，雖然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昆明、武漢、長沙等多個城市先后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所，但是我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仍處于剛剛起步階段，還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碳排放權交易定價機制。
目前我國主要通過“2C（Command and Control，命令與控制）”模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減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⑨。但是，以該模式為主導的行政減排方式，并不利于有效分配溫室氣體排放額度，而且節能減排的效率并不顯著且對宏觀經濟可能造成硬傷。
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市場交易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排方面同樣可以運用市場機制。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已經從計劃經濟模式逐步轉化為市場經濟模式，這也為市場化的節能減排提供了條件。從國際形勢上看，利用市場手段實施減排已是大勢所趨，各國都積極建設、發展有關市場，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碳排放權是一種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物品，由此產生的私人成本的降低及社會成本的升高并不能體現在市場機制作用決定的成本和價格中。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則賦予了碳排放權的商品屬性，使其能夠在外部市場上可以作為一種商品進行買賣交易。通過市場價格的杠桿功能，促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增強企業節能減排的自主性。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碳排放權市場發展潛力巨大。在掌握了國內碳排放權定價的主動權之后，隨著碳排放權市場交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透明度的提高，碳交易貨幣化程度必然會逐漸增強，最終會使碳排放權作為一種高流動性的新型金融資產，成為投資者的投資交易對象，還能夠取得節能減排、新能源替代以及碳中和的低碳經濟效果，甚至能把山區林農的脫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相關問題一攬子解決。
二、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碳匯”：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對碳匯的定義是指將二氧化碳從公共大氣環境中予以清除所進行的全部過程、活動或者機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①。延伸到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交易中，碳匯則泛指“匯算和批準的排放指標或是額度”。
“碳源”：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對碳源的定義是指任何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石油、天然氣的使用占總能源使用的90%以上的份額，因而，由于煤、石油、天然氣的使用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占主導地位。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碳排放量的總量數據主要是指能源消耗中煤、石油、天然氣的使用而產生的碳排放量。
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過程，主要是假定在完全市場競爭的前提下，碳源和碳匯作為需與求的雙方，應該在各自的供需曲線上找到“出清”的交點，實現碳匯交易的帕累托最優或稱為帕累托效率，可分三個步驟進行研究：
（一）碳匯及碳源（排放）對應的成交價格及供需彈性
碳匯的供給價格彈性，表示其作為商品自身價格的變動率受供給量變動率的影響程度。具體的計算方法如下：
供給價格彈性= （1）
對面板數據進行平均化處理，以每5年為一個時間段，將價格和森林碳匯供給量分別取平均值。隨著價格的上升，森林碳匯供給量均值隨之呈上升趨勢，可以進一步理解或解釋為：隨著價格的升高，森林碳匯供給量的增量也逐漸增大。
價格變化對森林碳匯供給量變動的影響可以根據相鄰兩個時間段的供給價格彈性進行量化分析。根據計算公式（1）及相關數據計算得到各個時間段的供給價格彈性：
Mi，j （2）
其中i，j為時間段序號。
碳匯的需求價格彈性，即表示其作為商品自身價格的變動率受需求量變動率的影響程度。具體的計算表達式如下所示：
價格彈性 （3）
隨著時間的推進，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碳排放需求價格均值降低，同時碳排放量均值增加。相反，碳排放需求價格的減少，碳源的碳排放需求量增加，企業購買森林碳匯的需求量上升。價格變化對需求量變化的影響可以根據相鄰兩個時間段的價格需求彈性進行量化分析。
根據公式（3），得到各個時間段的碳匯的價格需求彈性，如公式（4）所示：
Ni， （4）
其中i，j為時間段序號。
（二）建立碳匯“供給”及“需求”數學模型
利用碳匯和碳源（排放）及相對應的面板數據，建立以碳匯及碳源為因變量，對應價格為自變量的“供給”及“需求”的數學模型：
y=a+bx
其中：
b=n?∑xy-∑x∑y/n?∑x?-（∑x）?
a=∑y-b?∑x/n
（三）在碳均衡（中和）理論上，建立市場出清的價格機制模型
從供給方面看，在建立碳排放貿易體系前，由于我國資源利用效率較低，參與CDM的企業所產生的減排量占國內總減排潛力的比例較小，圖1左的Q*。但是隨著國內對于減排問題越來越重視，參與CDM項目的企業將會逐漸增多，供給處于不斷增加的狀態，一旦建立后，就會有更多的企業參與到減排中來，特別是之前不具備參與國際碳貿易的小型高耗能高污染量的企業將被納入到國內的排放貿易體系之中。這樣，在同一價格水平下，減排額度的供給量會大幅增加，供給曲線S移至S1（見圖1右）。
從需求方面看，在建立碳排放體系前，承擔減排義務的主要是《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附件I國家。中國目前不需要承擔減排任務，因此也沒有對減排額度的需求，所有的需求均來自國外。因而需求曲線完全由國際政策或者國外的排放貿易體系所產生的需求量決定，是不可控制的外生變量;建立該體系后，必然會對國內企業的碳排放量有所限制，這樣國內的企業對減排量也將產生需求。因而，需求方面在原來單純的國際需求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國內企業的需求，從而需求曲線D也移至D1（如圖1右）。新的需求曲線D1的位置由國內排放貿易體系設定的減排上限決定。國內新增加的需求量（Q1-Q*），就是減排上限和現實排放量之間的差額，原來的國際需求加上由國內排放貿易體系新產生的國內需求之和決定了新的需求曲線D1的位置。由于國內排放體系設計上限的不同，D1的位置存在多種可能，因此國內的減排上限是設計該體系的一個重要變量。
圖1左圖表示了建立體系前后交易量和交易體格的變化。從交易量來看，在建立體系前，由供給曲線S和需求曲線D共同產生了一個交易價格P*和交易量Q*。從短期來看，供給方CDM產生的核準減排量（CERs）的具體額度是由聯合國CDM執行委員會核準。從開始項目計劃到真正產生核準減排量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且不可能隨意增減，在短期內供給具有很大的剛性，因此交易量主要由核準的減排量決定。建立體系后，無論需求變化處于哪種狀況，從圖1左圖中可以看到，參加交易的碳減排量Q1都會高于原來的減排量Q*。這就意味著國內產生了更多的減排額度，達到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和保護環境的目的。
最后，從交易價格來看，體系建立前，短期內供給量的變化較小，所以短期價格的形成主要由國外需求決定;體系建立后，如果需求的增加量大于供給的增加量，國內的碳減排量的價格P1就高于不建立國內貿易體系的價格P*。而如果需求的增加小于供給的增加，國內碳減排量的價格P1就會低于不存在國內貿易體系的價格P*。但是由于國內參與減排貿易可能僅需要本國監管機構的核準，而參與國際減排貿易則需要通過CDM項目的管道，歷經從項目計劃到最終產生的經核準的減排量等多個階段，造成參與國內減排貿易和參與國際交易的減排額度的價格也會不同。所以，即使在建立國內排放貿易體系后，國內的價格P1低于價格P*時，在國外的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參與國際貿易的減排額度的價格也不可能降低。
三、我國碳匯供給曲線研究
森林碳匯約占全球86%以上的植被碳庫，作為陸地生態系統最大的碳庫，森林碳匯在調節全球碳均衡，保護生態環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①。擴大“碳匯”量以減少二氧化碳向大氣的排放，對促進節能減排、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對發展低碳經濟，具有積極的作用②。
（一）我國森林碳匯的供給總量及時間系列變化規律分析
我國自1973年開始進行第一次森林資源清查以來，每五年進行一次，比較精確地撐握了歷年來森林覆蓋率、森林面積以及森林蓄積量等數據。我國計劃2011年至2020年平均造林面積達到500萬公頃以上，森林蓄積量達到140億立方米。若達成造林目標，全國森林覆蓋率將由2010年的20.36%上升到23%，因此，我國未來的森林碳匯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目前，對森林碳匯的計算方法的研究比較多，由于受森林碳匯量計算方法選擇的不同和實際數據搜集的差別等因素的影響，各學者估算出的森林碳匯量存在較大差異。比較常用的森林固碳量計算方法主要有：渦旋相關法、箱式法、換算因子連續函數法、森林土壤碳測定法、蓄積量法、生物量法等等。本文擬采用換算因子連續函數法，對我國歷年森林碳匯量進行估算。根據方精云院士③對我國森林碳排放總量的估算結果，隨后通過各個時間段內的森林蓄積量將森林碳排放總量與森林蓄積量數據進行回歸，得到我國森林碳吸收總量與森林蓄積量的回歸方程式：
Y=40.19X+625.94
其中：Y為全國森林碳匯總量（百萬噸），X為全國森林蓄積量（億立方米）。
將國家資源清查的各個年份森林蓄積量數據單位換算至億立方米，并代入上式中即可估算出每個年份中森林碳匯總量。我國1949―2011年的森林碳匯量為4331.43百萬噸―5513.09百萬噸。1949年我國森林碳匯供給總量為4331.43百萬噸，兩年時間下降至1951年的3847.13百萬噸，并將該水平一直維持到1972年。1973年開始，又有新一輪的下降，且在1977―1983年出現森林碳排放總量的最低值3627.52百萬噸。從1989年開始，森林碳匯供給總量開始逐年上漲，并且從2001年開始呈現逐年增速的趨勢。
（二）我國森林碳匯供給實際增量及現實供給彈性問題
對于森林碳匯的供給者來說，其供給森林碳匯的價格應該大于或等于所花費的成本價。因此，本文選取基期（2009年）森林碳匯的供給成本價格，根據1949年―2011年各個年份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選定基期森林碳匯的供給價格進行折算，近似得到各個年份森林碳匯供給價格下限，即森林碳匯供給價格。根據資料顯示，我國2009年森林碳匯成交價格為4.35美元/噸，根據當期匯率折算為29.4元/噸。各個年份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以及經指數平滑后計算出的價格彈性如表1所示：
隨著價格的上升，供給彈性均為大于1的正值。由此可見，伴隨著價格的上漲，供給量隨之增加;同時，森林碳匯的供給價格彈性有遞減的趨勢，并且長期供給價格彈性趨近于1.0。長期供給彈性不足，可以進一步解釋為：隨著價格的上升，森林碳匯供給量的增量會隨之減少，森林種植面積的有限性直接導致森林碳匯的長期供給量是有限的，長期森林碳匯供給呈現供給剛性。
通過提高森林碳匯供給量的價格，森林碳匯供給者在經濟效益得到補償的同時，由出售森林碳匯帶來的經濟利潤也得到增長，可以促進森林碳匯供給者增加森林碳匯的供給量。
（三）我國森林碳匯供給曲線模型及理論分析
根據以上森林碳匯供給的實際指標曲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價格與森林碳匯供給的函數圖像中，供給價格彈性為切線斜率的倒數，因此可以求得供給曲線各個價格處的切線斜率。隨著價格的升高，價格與森林碳匯供給量曲線在各個點處的切線斜率逐漸升高，因而可知需求曲線為凸向橫軸的斜率逐漸增大的曲線。
將我國歷年的森林碳匯供給量與碳匯供給價格的數據進行回歸，并對所得系數值進行檢驗，得到我國森林碳匯理論供給方程如下：
將歷年森林碳匯供給量與碳匯供給價格的數據選擇不同的曲線模型進行回歸，得到不同回歸模型下的相關統計量值與參數估計值，匯總如表2。
決定系數R2作為擬合優度檢驗指標（R2大于零小于1），越接近于1，則所選擇擬合的模型越好。比較不同回歸模型下的R2值可知，二次方程下的回歸方程擬合優度最高。分析方差：F=5.326，P=0.003，所以自變量與因變量呈現顯著的相關意義，以上二次方程回歸模型下所得的森林碳匯供給曲線模型可以接受。
根據以上分析得出森林碳匯理論供給曲線的擬合圖，見圖2。其中，橫軸為森林碳匯供給量，縱軸為價格：
由以上得出森林碳匯供給方程可以得出結論：隨著森林碳匯供給價格的升高，森林碳匯供給量有所上升，并且隨著價格的升高，供給彈性為正但是有所減小，森林碳匯供給量以遞減的速度上升。可以看出，根據森林碳匯供給函數方程式得出的結論與前文中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一致。
四、我國碳源（碳匯需求）曲線研究
基于節能減排的角度及低碳經濟轉型的要求，“排碳必須付費”。也就是說，所排等量的碳源必須購買相同量的碳匯來抵消，換句話說，碳源也就是碳匯的等量市場需求。
由于我國現階段的能源結構主要是以碳為主導地位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結構。對以煤炭為主的高碳能源過度依賴，導致碳排放量占全國總量的90%以上。在全部的碳排放主體中，煤、石油、天然氣是三大主導碳源。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碳排放量主要是以煤、石油、天熱氣三大主要能耗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一）我國碳排放量總量及時間系列變化
根據IPCC公布的碳排放計算公式，并結合面板數據計算我國1961年至2011年的煤碳、石油、天然氣的碳排放量：
Pn=Wn*Hs* （Ri*Ci）（5）
其中：Pn為某年的碳排放量，Wn為該年的能源消費總量（萬噸標準煤），Hs為標準煤的熱值（29.271MJ/Kg），Ri為該年消耗的三種能源中的i種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Ci為第i種能源的缺省碳含量。
根據我國每年煤、石油、天然氣三大主要能源的年使用量，可計算出各自在能源消耗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計算結果表明：
1.從能耗總量上來看，呈現逐年遞增趨勢;
2.從各個種類能耗與總能耗的比例來看，煤的比例總體呈現逐年遞減趨勢，而石油和天然氣的比例有所上升;
3.各個種類能源單獨的碳排放量及碳排放總量，隨時間的推移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
我國1961年至2011年碳排放總量的變動范圍是150550百萬噸―2005143百萬噸。現有的能源結構仍然是以煤炭為主要燃料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結構，煤炭的消耗量仍然占主導地位。通過對各個時間段碳排放總量的分析可見，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進行能源結構調整，或者提高能源利用率，但是與較快的碳排放量增長等現實問題相比，節能減排工作效果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二）我國碳排放量年度變化及價格彈性分析
根據上文提到的碳排放需求的價格需求彈性計算公式及相關面板數據計算，得到各個時間段的價格需求彈性，數據匯總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隨著價格的下降，價格彈性有增大的趨勢，碳源對碳排放權的需求是隨著碳經濟模式中的工業發展而無限增大的，價格彈性在-20.14至-93.76之間，且絕對值大于20，說明需求彈性非常大。
通過降低碳排放需求的價格，可以促進企業對碳排權需求的購買量，并利用市場機制的價格定價功能促使企業養成節能減排的自主性。
（三）我國碳源（排放）函數（碳匯需求）模型分析
將歷年碳排放總量與我國歷年碳源對碳排放權需求價格的數據進行回歸，并對所得系數值進行檢驗，得到我國碳排放權需求理論供給方程如下：
P=2.828*10-11 2-7.90 +192.81
將歷年碳排放（碳匯需求量）總量與我國歷年碳匯需求價格的數據在不同的曲線模型下進行回歸計算，得到不同回歸模型下的相關統計量值與參數估計值，數據匯總如表4。
決定系數R2作為擬合優度檢驗指標，R2的取值范圍為大于零小于1，其值越大且越接近于1時，說明所選擇擬合的模型擬合效果越好。比較不同回歸模型下的R2值，可知二次方程下的回歸方程擬合優度最高。再對方差進行分析：F=2.913，P=0.168，所以自變量與因變量呈現顯著的相關意義。以上所得的二次方程回歸模型下的我國碳源（排放）函數（碳匯需求）曲線模型可以接受。
根據以上分析得出我國碳源（排放）函數（碳匯需求）曲線的擬合圖為圖2，其中橫軸為碳排放量，縱軸為價格。
根據以上得出的需求函數方程可以得出結論：隨著價格的降低，需求量上升，需求彈性增大，需求變化量以遞增的速度上升。
五、市場出清原則下的碳交易定價機制架構
根據對森林碳匯時間序列供給總量變動趨勢的研究，及對于供給價格彈性下森林碳匯供給量變動量研究，森林碳匯量均為逐年增長趨勢，價格供給彈性為剛性供給;根據對碳排放總量時間序列變動趨勢的分析，及對于價格彈性下對森林碳匯的需求量的變化分析，碳排放總量呈現逐年遞增的增幅，對森林碳匯的價格需求彈性變化幅度較大，充分表現為彈性需求。
因此，在短期市場機制下，碳源對價格變動的反應沒有足夠的時間調整，對森林碳匯的需求仍為碳排放量，此時，僅僅依靠購買森林碳匯并不能完成節能減排和充分中和所排碳總量的目標，因而，企業會選擇人工減排方式。從長期看，碳源會在購買森林碳匯之外積極尋求其他有效方式進行工業減排，如：采用新技術提高能源資源使用率、調整能源結構、開發新能源等方式，從根本上減少碳排放量。
以下將分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對我國碳源碳匯供需均衡狀況進行分析研究。
（一）我國碳源、碳匯短期均衡、供求彈性及定價機制
從短期看，我國的碳排放總量為對森林碳匯的實際需求，根據歷年森林碳匯供給價格與森林碳匯供給量數據進行回歸，得到森林碳匯供給曲線函數式：
短期內，企業沒有足夠的時間與能力采取節能減排措施，仍選擇通過購買森林碳匯完成節能減排目標。所以，各個碳源對森林碳匯的需求量
聯立以上兩個方程求解，經過計算推導，Q沒有合意解。
短期內，將森林碳匯短期供給曲線與森林碳匯短期需求曲線在同一“價格―供給量（需求量）”坐標系中作圖，橫軸為供給量（需求量），縱軸為價格，如圖2所示。對圖2進行分析可知：短期內，森林碳匯供給方與森林碳匯需求方（碳源）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定價機制，二者分別根據自己的賣方市場機制或買方市場機制自行定價。在現實中表現為森林碳匯的供給曲線與森林碳匯的需求曲線沒有形成市場均衡，沒有均衡的碳交易價格，不能達成均衡交易價格下的森林碳匯交易量。
同時，根據森林碳匯的絕對供給量與森林碳匯的絕對需求量，在任一價格下森林碳匯的供給量遠遠小于森林碳匯的需求量（即：碳源的碳排放總量），且森林碳匯的供給彈性小于森林碳匯需求彈性的絕對值。可以得出結論：短期內，碳匯供給曲線與碳匯需求曲線沒有交點，碳源僅僅依靠市場對碳定價來購買森林碳匯降低碳排放是不可行的，應自主尋求更多手段達到節能減排、減少碳排放量的目標。
另外，從歷年森林碳匯供給的絕對量和歷年碳排放總量的絕對量來看，碳排放總量自1961年的150550百萬噸逐年上漲至2011年的2005143百萬噸，而森林碳匯量的供給量自1961年的3847.13百萬噸上升至2011年的5513.09百萬噸，森林碳匯的供給量選選不足以中和掉每年的碳排放總量。
如果我們不是選擇2C命令方式進行節能減排，而是選擇完全競爭市場的方式的話，碳源與碳匯市場的競爭在市場過程當中是無處不在的。碳匯的賣方可能傾向于和其他賣方競爭，碳匯的買方（碳源）也可以傾向于和其他買方競爭，也可能出現碳匯的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博弈（競爭）。在這種情況下，若以上碳匯供應出現短缺情況，碳匯的買主（碳源）會互相競爭，或者出高價競買，或者證明自己在定價更高的時候也愿意購買。賣碳匯的森林林權所有者當然愿意能賣多貴就賣多貴，或者急于賣給出價更高的人。相反地，在碳匯過剩的情況下，賣方相互競爭，爭相吸引顧客，甩掉多余的額度。不是買方和賣方的競爭，而是賣方和賣方之間的競爭。競爭不是通過暴力或騷亂，而是通過降價。
因此，價格在短缺的時候傾向于上漲，在過剩的時候傾向于下跌，競價的過程一直要進行到短缺或過剩才能得到緩解。在這個例子里，就是直到價格均衡為止。如果沒有短缺，買方也就沒有出高價的動機了;如果沒有過剩，賣方也就沒有降價的動機了。
（二）我國碳源、碳匯長期均衡、供求彈性及定價機制
從長期看，森林碳匯供給方與森林碳匯需求方（碳源）共同形成統一的森林碳匯交易市場，二者在自由交易市場的定價作用機制下，共同參與到森林碳匯的交易定價機制中去，就森林碳匯的交易價格形成統一定價。因此，從長期上看，在買方力量與賣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我國森林碳匯供給與森林碳匯需求能夠達成均衡，在供需均衡時，森林碳匯定價為供需雙方共同形成的均衡碳價，此時的森林碳匯交易量為均衡交易量。同時，碳源除了利用市場對碳定價機制購買森林碳匯來中和一部分碳排放量之外，還有充分的時間和能力采取措施進行直接減排，從根本上減少一部分碳排放量。此時，長期看碳源對森林碳匯的需求量要遠遠小于短期中對森林碳匯的需求量。在圖2中，短期森林碳匯需求曲線表示為在相同價格下向左平移。
基于對森林碳匯時間序列供給總量變動趨勢的研究與基于供給價格彈性下森林碳匯供給量變動量原研究，森林碳匯量均呈現逐年增長趨勢，價格供給彈性為剛性供給，森林碳匯供給量隨著價格變動增量趨于穩定。因此為了便于研究，在長期與短期上，森林碳匯供給函數均采用相同的函數形式。
為了研究我國碳源、碳匯在長期的均衡狀況，現假設在相同價格下，長期碳源對碳匯需求量為原需求的1%，并回歸得到森林碳匯供給方程：
4
回歸得到理論上的森林碳匯需求方程為：
聯立以上兩個方程，均衡條件下P、Q有解，求得：
在長期均衡下，森林碳匯的均衡交易量（即：碳源均衡碳排放量）為13413.8百萬噸，碳均衡定價為138.26元/噸。
圖3為森林碳匯長期供給與森林碳匯長期需求的長期均衡。在圖中，森林碳匯供給曲線是在“圖2森林碳匯供給函數的擬合曲線”的基礎上做長期延遲回歸得到的（在曲線擬合軟件中可以作圖得到）。因為碳排放總量的數值比森林碳匯供給量的數值大很多，因此在圖2“碳源對碳匯理論需求曲線圖”與圖3“森林碳匯供給函數的擬合曲線”中橫軸、縱軸的刻度值是不一樣的。此時，理論上，森林碳匯供給與森林碳匯需求（碳源排放函數）存在一均衡。從圖中獲解聯立方程可以得到均衡交易量為13400百萬噸，均衡交易價格為138元。
森林碳匯供給缺乏價格彈性，碳源碳排放總量富有彈性。從短期看，在絕對量上，森林碳匯供給總量遠遠小于碳排放總量;在增量上，森林碳匯供給增量的增幅小于碳源碳排放增量的增幅。因此，僅僅靠市場的定價機制促使碳源購買森林碳匯并不能完成降低碳排放總量的目標。從長期看，通過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開發新能源、調整能源結構能等措施，從根本上降低碳排放，使碳排放總量的絕對量下降，能夠更好地促進節能減排工作的進展。
假設碳交易市場為X元的成交價格時，全國市場的總碳匯供給量會出清。在大于X元的水平下，會有P數量的碳匯過剩;在小于X元的水平下，會有Q數量的碳匯短缺。
在自由市場中，森林碳匯的生產者可以隨意定價，碳源排放者（碳匯消費者）也可以隨意出價。但是，市場是由買方和賣方兩方面組成的，賣方在價格較高的時候愿意增加碳匯產量（包括造林、撫育等增加單位面積森林蓄積量的措施），這時潛在的買主也可能減少預計的碳匯購買量（選擇節能減排或新能源替代），對碳匯的需求量（購買）會降低。無論哪一種情況出現，都能達到節能減排效果。
六、小結與討論
市場出清的商品價格具有充分的靈活性，能使需求和供給迅速達到市場均衡。在出清的市場上，沒有定量配給，沒有資源的閑置，也沒有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因此，每一個市場都處于或趨向于供求相等的一般均衡狀態。
但是，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當價格為X時，S=D，是市場出清情況，此時是帕累托最優，社會總效率最大。這時增加或減少產量必然減少社會總效率，要么減少生產者剩余，要么減少消費者剩余，總之會使一方受損。
在完全價格歧視的壟斷條件下：這時林權所有者可根據每個碳匯消費者（碳源）愿意出的價格分別定價，消費者剩余全歸林權所有者（碳匯）所有，碳匯生產者的剩余最大。這時也是帕累托最優，因為這時的社會總效益最大，可以全部用于提升森林的數量和質量。
同時，碳匯交易中均衡點不僅是供給與需求曲線交點，也可以達到碳匯的市場出清。由于碳匯屬于公共物品，而碳源也屬于政府掌控范圍。如果政府坐在公正的裁判位置，并制定完全競爭市場的制度保證，則市場出清也是帕累托最優。如果政府偏袒其中的一方，則偏袒方就可能在形成的壟斷條件下，根據MR=MC，使其利潤最大化，雖然這時也是市場出清，但不是帕累托最優，因為整個社會有效率損失。如被偏袒碳匯方，則森林所有者憑借壟斷價格取得超額利潤，并不會用于繼續增加碳匯的目的，使全社會碳匯資源時刻保持最優。如果偏袒碳源方，則會導致碳源產業不會在節能減排、新能源替代和購買碳匯等多方博弈中朝低碳經濟的方向發展。
總之，可通過外部力量來分配效率，使雙方的境況都有所改善，即帕累托改進。而政府采用2C模式下的市場出清不是帕累托最優。
目前我國整體的碳排放總量水平遠遠超過森林碳匯的實際消化能力，總體屬于“碳源”國家。雖然我國中西部許多省份的碳匯大于碳源，但如果不能提升整體碳匯能力，就擺脫不了向國外購買碳匯的格局。
醫院市場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學經典 暢銷書 關系 可能性
一、文學經典的內涵及其標準
“經典”一詞具有歷史性，最初指儒家典籍，后來指流傳廣泛具有權威性、思想性和深刻藝術內涵的文學作品。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三版《現代漢語字典》賦予“經典”三層含義：1、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2、泛指各宗教宣揚教義的根本性著作；3、著作具有權威性的。由此，我們將文學經典的標準概括為三個因素：
1.蘊含深刻的審美價值
文學經典具有強烈的內在藝術魅力，與其他文本而言，更具有文學性。作家通過凝練的語言、玄妙的意境和巧妙的修辭傳情達意，賦予文學經典深刻的審美價值，如《莊子》的奇幻瑰麗，《水滸傳》的忠義悲涼，荷馬史詩的大氣磅礴，《阿Q正傳》的警人深思等等。文學經典不僅是作家智慧與藝術原創的結晶，更是一個民族性格的代表與反映，蘊含了深刻是審美價值。
2.經歷較長的歷史檢驗
經典大流傳都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文學經典越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其經典地位就越穩固。人們可以將《詩經》、《左傳》、《孟子》、《孔子》納為文學經典，卻無法堂而皇之地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長恨歌》當作經典拜讀。而形成這一狀態的原因就是當代暢銷文學沒有真正經受時間的檢驗。
3.具有合理的意識形態
文學經典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詮釋者與捍衛者。一部文學作品只有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契合才能得到大眾的肯定與傳播，收到國家主流話語權擁有者的推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會導致其推崇的經典發生改變，如時期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批駁。
二、暢銷書內涵及其標準
“暢銷”一詞在詞典中蘊含兩層意義：1.貨物銷路廣，賣得快；2.指事物傳播得既廣又快。由暢銷書的含義我們可以看出，暢銷書就是指那些銷量大并且傳播速度快的書籍。根據暢銷書的含義，我們可以總結以下兩點標準：
1.滿足了時代閱讀的心理需求
暢銷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銷量巨大，追求經濟利益是其首要目標。而想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必須當下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創作出符合消費者意愿的作品。如2007年由網絡文學掀起的 “盜墓”熱等，其題材成功抓住了消費者的獵奇心里，導致盜墓文學總是占據各家暢銷榜單。
2.符合基本的政治文化方針
暢銷書往往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受政治文化方針影響巨大。如建國初期到期間受政治的影響，文學題材往往是《林海雪原》一類的革命性題材，而主人公也往往是“楊子榮”一類“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受政治影響，這個時期暢銷的往往是這類書籍。
三、以《白鹿原》為例探討文學經典與暢銷書的關系
從“文學經典”與“暢銷書”的含義與標準來看，兩者有其共性就在于都符合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暢銷書到底能否成為文學經典？就需要我們以具體文本《白鹿原》為例，進行深入探討。
實的《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至今已經累計銷量150余萬冊，并于1997年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并且被改編為同名電影、話劇、舞劇、秦腔等多種藝術形式，受到了廣大人民的追捧與喜愛。由此可以看出，《白鹿原》完全符合暢銷書的內涵與標準。但就“蘊含深刻的審美價值”而言，《白鹿原》還存在頗多爭議。贊譽者稱“《白鹿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史詩”，“一部濃縮了的民族精神進化史”。而反對者則反擊道《白鹿原》“是中國文學的悲哀”，其“藝術上的粗糙和笨拙”實在“令人齒寒”。
不可否認的是，《白鹿原》的新歷史主義是對傳統的超越與創新，其創作新意為文學的創作提供多元化道路。《白鹿原》恢弘的故事構架與其長時期的歷史跨越為我們展現了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詩。他的現實主義對人性實現了真正的揭示，其本身囊括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的全部思考。但是，《白鹿原》也犯了暢銷書的一個通病，那就是為了抓住讀者的消費心理而進行創作。《白鹿原》中對于“女性”與“性”的解構歷來為人所詬病。小說中肆意放大傳統女性的欲望，將田小娥、孝文媳婦等一干女性夸張地塑造為沉溺欲海無法自拔的形象。《白鹿原》對于的露骨描繪雖然抓住了讀者的獵奇心理，但其藝術性實在有待商榷。
正如近年來涌現的“穿越小說”一樣，其題材的選取確實令廣大讀者耳目一新，掀起了一股購買狂潮與改編熱潮。但穿越小說為了情節的引人入勝往往篡改歷史。如《大漠謠》中，作者將漢代名將霍去病的死因編造為為了與女主人公歸隱而自己設計的假死。這樣的情節設計往往會誤導購買書籍的青少年，造成眼中的不良影響。
暢銷書的商品屬性導致暢銷書始終將經濟利益放在首位，將讀者的心理需求考慮得至關重要，這樣往往會導致其追求形式與內容上的新鮮而降低藝術水準。暢銷書想要經受得起時間的考驗，就要脫離短期民族審美的考量，創作真正富有雋永意味的深刻篇章，使其真正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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