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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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的方式范文第1篇
[關鍵詞] 上海市 外商直接投資 房地產價格 參數變結構協整
一、引言
據上海市國民經濟統計資料顯示，1994年上海市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為2089元/平方米，2006年為7196元/平方米，年平均增長率為10.86％。與此同時，1994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吸收金額為24.73億美元，到2006年實際吸收金額達到了71.0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9.20%。在房地產價格的不斷上升的影響下，境外資本大量流入國內市場，本文試圖對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價格之間的定量關系進行研究，分析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價格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變結構協整分析是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新的經濟計量方法，能更準確及時地反映經濟關系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本文將利用這一統計方法研究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價格的變結構協整關系。
二、理論與方法
1.變結構協整的概念與分類
變結構協整分為：參數變結構協整，部分變結構協整，機理變結構協整。參數變結構協整是指在某一時點上協整參數發生了變化，但序列間的協整關系依然存在，只是序列分量間的均衡參數發生了變化；部分變結構協整的情況是指時間序列在某一時點以后或以前存在協整關系，而另外的時序集合里協整關系不復存在；機理變結構協整關系表明已有的協整關系，可能由于新的變量進入系統而使得原來系統的均衡狀態遭到破壞，而形成另一種新的均衡關系。
2.參數變結構協整建模
(1)檢驗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假設標量時間序列維向量時間序列，設標準協整回歸的靜態模型為:,當時，稱間存在協整關系。
(2)確定結構突變點。為了尋找結構突變點，引入虛擬變量：當時，;當時，。其中未知，表示取整，T表示觀察值數目。
模型的結構變化可以考慮以下3種形式：
(1)水平漂移的協整關系變化，，這里表示漂移以前的常數項，表示漂移量。
（2)常數項與趨勢項漂移的變結構協整，。
(3)狀態開關型的變結構協整，。
3.檢驗參數變結構協整關系是否存在
對引入虛擬變量的模型進行靜態回歸，得到回歸殘差，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是否存在參數變結構協整關系。對于三種不同情況，分別令,或。然后，將誤差修正項分別代入誤差修正模型，然后估計誤差修正模型。
三、實證分析
1.變量設定及數據來源
設變量FDIt表示第t年的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額，變量HPt表示第t年的上海市房地產價格，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使用了1994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變量進行了縮減，且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t）按當年美元與人民幣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為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本文對兩序列均做了對數處理，變量lnFDIt和lnHPt分別表示取自然對數以后的新序列。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上海市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4年～2006年。
2.檢驗序列間的協整關系
協整檢驗的前提要求一階差分后的被檢序列平穩，本文使用擴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方法對此性質進行檢驗，lnFDIt與lnHPt水平值序列的ADF值分別為-2.36和-1.25，均大于顯著性水平10％的臨界值-3.41，是不平穩的，lnFDIt與lnHPt的一階差分序列的ADF值分別為-2.58和-3.92，均小于顯著性水平10％的臨界值-1.63，是平穩的，因此，兩變量滿足具有協整關系的前提，可以進行協整分析。對變量lnFDIt與lnHPt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檢驗結果顯示lnFDIt與lnHPt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然后，再進一步做變結構協整分析。
3.檢驗序列間的變結構協整關系
本文選取結構突變檢驗范圍，即變結構協整檢驗的范圍為1994年～2004年，檢驗期間發生突變的可能性。估計結構突變時機的模型設定如下：
（I）
(II)
(III)
采用EVIEWS3.0計算，得到檢驗的結果如表所示：
表 參數的變結構檢驗
由表可知，lnFDIt與lnHPt的協整關系在1998年后發生了水平漂移變化。
4.建立變結構協整模型及誤差修正模型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在1998年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價格的協整關系發生了水平漂移變化，由此本文設定模型，用來描述lnFDIt與lnHPt的變結構協整關系。采用EVIEWS3.0計算，估計得到的模型結果為：。調整的可決系數為0.91，表明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F統計量的相伴概率為0.000007，表明回歸模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各個變量系數的t統計量均表明回歸模型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量為-4.07，小于5％的臨界值-1.98，表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兩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項為:
誤差修正模型為:
由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上海市房地產價格的短期變化將引起外商直接投資發生同方向變化，誤差修正項ECMt-1系數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其系數估計值表明本期對均衡的偏離在下一期將得到較有力的調整，該模型能較好解釋變量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四、結論
本文采用了基于參數變結構協整理論的方法探討了1994年～2006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和房地產價格的協整問題，首先通過設定虛擬變量確定了結構突變時機，發現在1998年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和房地產價格的協整關系發生了負的水平漂移變化，然后建立了長期均衡關系式和誤差修正模型，模型顯示：上海市房地產價格的短期變化將引起外商直接投資發生同方向變化，外商直接投資本期對均衡的偏離在下一期將得到較有力的調整。縱觀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1998年前后處于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調整期，房地產業開發領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下滑，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沉重打擊，對房地產等不動產投資的外資相應減少;在經過了一段房地產投資快速發展期后，政府進一步對外商投資加以引導，注重引資質量，對房地產開發企業加以梳理整頓，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因此，本文建立的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與房地產價格的變結構協整模型，較好的體現了經濟環境及經濟政策的變化對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的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梁立俊:FDI對中國商品房價格影響的實證分析[J].中國物價，2007，（3）
[2]楊寶臣張世英:變結構協整問題研究[J]．系統工程學報，2002，（1）
海外投資的方式范文第2篇
關鍵詞：海外投資；中國企業；中國海外投資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2
一、我國的海外投資狀況
第一，中國投資的地區和行業有廣泛發展，從上個世紀以來主要集中在美歐，港澳等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到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截止到2010年，中國企業在178個國家建立了1.6萬個境外企業。投資行業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發展到加工制造、零售批發、金融、商業服務、采礦和交通運輸占總投資的88.3%。
第二，境外投資業務迅速發展，截止到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688.11億美元，同比增加21.7%，年均增速為49.9%。其中，非金融類為601.8億美元，同比增加了25.9%；金融類為86.3億美元。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當年流量的5.2%，居全球排名第五位，第一次超過傳統外投資發達國家，其中有，日本(562.6億美元)、英國(110.2億美元)等。
第三，投資存量多。中國對外投資存量突破3000億美元大關，投資增幅最大的是歐洲和大洋洲。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為3172.1億美元，居全球排名第17位。在總存量中，亞洲為2281.4億美元，占總存量的71.9%；拉丁美洲為438.8億美元，占總存量的13.8%，但是，大洋洲、歐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區，其中，中國在大洋洲的直接投資存量是2005年末投資存量的13.2倍，達到86.1億美元。對發達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占投資總存量的 9.4%，比去年增加2%。
第四，并購成投資成主要方式，再投資資金上升。在2010年，并購方式的直接對外投資金額為297億美元，同比上漲了54.7%，占流量總額的43.2%。其中，并購領域包括了制造業、電力生產和供應、采礦、專業技術服務和金融等行業。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當期利潤再投資240億美元，較上年上漲了48.9%，所占當期總流量比重34.9%，較去年上漲了6.4%。
第五，對外投資的主要國家增長加快。在2010年中，投資發達國家(地區)有明顯的提高，中國企業對日本直接投資為3.38億美元，同比增加302%；對歐盟直接投資為59.63億美元，同比增長101%；對東盟直接投資為44.05億美元，同比增加63.2%；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為13.08億美元，同比增加44%；對俄羅斯直接投資為5.68億美元，同比增加63%。①
二、中國海外投資發展中存在著的問題
(一)對外投資存量多但企業的規模偏小
我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中很大比重都是小型企業而且規模比較小，但是發達國家的海外投資很多都是外國公司，具有一定的規模，能夠產生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自身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反過來中國海外投資的企業就很難形成規模，缺乏競爭優勢，很難與世界上的跨國企業相抗衡。
(二)海外投資結構不合理
在對海外投資企業分布上看，中國企業已經在世界上170多個國家進行投資，但是大多數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占投資總量85.7%而對發達國家投資明顯偏少投資總量只有9.4%。這對于我國海外公司開發達國家的市場極為不利。在投資的產業上看，海外投資企業主要投資的方向是勞動密集型的低價值的產業，缺乏對高技術產業的投資。不利于我國企業整體的技術進步和產業鏈中的地位。在對外投資的方式上，直接投資并購的方式占主要地位，其他混合投資方式比較少。這樣的投資方式不利于我國企業利用國外的資金卻增加了企業投資的成本和風險，也影響我國推進海外投資的步伐。
(三)政府管理海外投資比較薄弱
政府缺乏海外投資的規劃及指導，投資的產業多為國外企業技術水平比較低的行業。沒有積極地出臺政策引導及鼓勵海外企業的投資高水平產業。缺乏對海外投資的法制建設，現在對海外投資沒有建設形成專門的法律體系，法律約束力和保護力不強導致海外在一定程度處于無序的投資狀態。缺乏對企業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導致海外投資企業在取得信息有一定的困難而錯過投資的最佳時機。
(四)缺乏跨國經營管理的人才
國際上的企業之間的競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競爭。缺乏高素質國際人才是我國海外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提高跨國經營水平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團隊的總體管理水平不高，綜合素質偏低，嚴重缺少懂得國際貿易管理、國際慣例以及熟悉跨國生產經營管理和了解東道國法律制度的復合型國際人才，因而我國的企業難以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市場。
(五)對外投資企業缺乏總體發展戰略
我國的對外投資的企業大多數是沒有很好的長期規劃戰略。海外投資具有一種是試探性，偶然性的，可能因為遇到一個外國企業需要重組公司的機會，或者當地一種政策上的優惠。沒有全面考慮公司發展的未來和當地企業的隱性成本，導致海外投資企業獲得的只是一個“包袱”。此外，海外投資的市場的目的還是擴展出口市場，增加現有技術產品的生產，而不是根據企業的長期戰略進行產業升級，增加企業技術水平。這種投資缺乏長期持續的發展動力和全局發展的意識，走一步說一步，將導致海外投資企業在全球市場的長期競爭中缺乏優勢。
(六)缺乏核心技術
在海外投資中，核心技術是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利器，沒有核心技術就沒有競爭優勢，沒有獲得高利潤的能力，但是我國的海外投資企業擁有的或投資的僅僅是“適用技術”，適用行業的技術水平，沒有先進的技術，所以沒有競爭優勢。在海外市場的投資只是離消費市場較近，減少了運輸成本，得到優惠政策，其他方面毫無改善。
(七)對市場投資信息掌握不充足
在進行對外投資中，如果海外投資企業不深入的、全面的了解并購的企業的現狀或投資當地的真時情況，那將會給企業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損失，所以，企業一定要了解東道國的宏觀層面的政府政策，公會的力量影響力，市場供需情況，當地習俗、穩定情況，以及微觀層面的工資薪酬、人員的積極性、行業競爭程度等等方面的情況。比如，在收購湯姆遜彩電業務時，TCL不知道違反了當地雇員方面的法律辭退了原來公司1 000多名員工而蒙受損失，不得不再次注入資金來彌補失誤。上面的案例很有力的說明了TCL沒有對法國的雇傭制度全面了解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三、改善我國海外投資的措施建議
(一)政府制定鼓勵和促進海外投資的政策
1.健全的法律保障體系。首先要建立完整以對外貿易法為主，其他單行法規為輔的法律體系，明確國家對海外投資保護的原則和立場，促進和保護海外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為我國海外投資的企業做強有力的后盾。其次要建立海外投資風險規避制度，積極協商為海外投資企業爭取買方信貸，減少雙重增稅的機會。再次，要健全對外投資的監管。從以前的“重審批、輕監管”到全方位管理，不讓企業處于由其自行發展的狀態，監督企業防范宏觀方面風險。明確國內主體與境外公司之間的關系。督促企業加強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努力確保海外資產保值增值。
2.健全促進海外投資的政策支持體系。為了更好的為海外企業創造競爭優勢，政府要從多方面提供支持海外企業的政策。首先，要從稅收上進行減免，比如，對外投資企業實施低稅率或一段時間的免稅待遇，對高技術產業、朝陽產業實施稅收減免等。其次，積極運用財政手段進行，在鼓勵項目和高技術產業上，政府進行對企業的補貼，或優惠利率的信貸支持等。再次，要積極與企業、大學合作培養高素質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為企業培育的人才提供補貼，來促進企業的人才體系的建成。還要積極為進行技術開發、項目發開的企業提供技術和信息的援助。
3.健全促進海外投資的服務體系。對于政府來說，為海外投資企業的提供服務主要包括信息服務、投資協助、技術支持等方面。首先，信息服務。因為外資企業大多數沒有能力了解東道國的政治環境、經濟運行狀況、相關法律和稅收及政府管理程序等深層次的信息。但是政府在這方面有無法比擬的信息網，可以得到比較詳細的信息。所以，政府要完善對外投資信息系統，為企業提供全面的咨詢，并積極組織大型的交流活動，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其次，投資協助。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外交服務，積極為企業的投資鋪路。為企業提供指導意見并為企業投資簽訂雙邊保護協定。這樣一來就可以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便利。再次，技術支持。一方面，為企業培訓一些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及復合型人才提供設施、經費等條件。另一方面，積極開展海外投資的研究及開發活動，為企業提供有效規避風險，提高海外投資經濟效益創造條件。
(二)企業要加強自身能力及制定戰略部署
1.企業科學地制定自己對外投資的長期發展戰略。制定長期投資策略是企業持續發展的規劃。首先，要根據市場需求，同行業的生產信息和經濟環境以及自己自身的條件，進行海外投資開發自己的優勢產品和區位優勢。其次，要根據對不同國家(地區)生產要素了解，選出一個最佳的優化組合效果。應該注重企業的整體發展的效益，而不是單單投資某國產生的當前利潤。因此，在產業規劃中，海外投資要著眼大局，規劃長期發展宏圖，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持續經營下去。
2.企業應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加強核心技術研究及創新，實現核心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各國企業獲得高額利潤、爭奪國際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核心技術的研究需要很多的費用和大量的人才投入，很多企業不希望自己短期的利潤下降忽視核心技術的創新。可是核心技術是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基礎，所以企業要加大對核心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積極投入資金，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促使產業升級，使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和企業發展占據有利地位。
3.培養吸收國際化專業人才。海外投資需要很多方面專業人才，而人才又是海外企業對外投資、擴大經營規模、提升競爭力的主要推動力。因此，中國海外企業應增加費用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比如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法律的人才。在無法自己培養的情況下，海外企業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復合型人才來彌補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同時，海外投資企業可以通過與其他企業合作，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培訓活動等方式來增加對企業人才的供給。
4.以海外市場為導向并加強品牌的建設。市場需求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所以海外投資企業要以海外市場為導向選擇合適的產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這樣產業的產品容易受到國際廠家和消費者的青睞，并能成功進入國外市場，能夠增加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還有就是要在海外市場發展自己品牌產品，獨樹一幟 ，產生品牌的吸引力，使更多的消費者認可產品，增加國外市場份額額。比如青島啤酒、天士力、茶葉等。
注釋：
①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網站。
參考文獻：
[1]李靜萍,高敏雪.中國對外投資現狀、差距與潛力[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7).
[2]吳先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3]王鳳麗.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風險的成因及對策[J].中國流通經濟,2009(03).
海外投資的方式范文第3篇
1引言
風險無處不在，任何企業的任何形式的投資都會面臨或大或小的風險。因為母國和東道國屬于兩個不同國度，與母國相比，東道國的風俗習慣、當地人民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環境等有著很大區別，對于這些當地特有的因素，管理者和海外職工無法完全掌握，所以，比起國內投資，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所面臨的宏觀環境更加復雜多變，所承擔的風險也更加突出，那么，什么是海外投資風險？根據已有研究，可將海外投資風險定義為：企業在國境以外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偏離預期結果的可能性，以及導致企業海外投資運營變動或者降低企業盈利率的可能性。
目前，在海外投資風險方面，國內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比較深入，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單因素研究、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系統研究以及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等方面。
2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單因素研究
陳世貴從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即匯率變動）三個層面提出了我國海外投資外匯風險的防范措施。[1]韓濤、郝洪認為對于匯率風險合理有效的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財務風險，從而大大增強我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的綜合競爭能力。[2]舒先林重點研究了跨國石油投資的經濟風險，認為經濟風險主要根源于國際石油市場經濟要素分離的基本矛盾，提出了通過實現中國石油安全的國際化戰略來規避經濟風險。[3]丁君風認為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由于東道國的政治環境變化而引起跨國公司理財上的不確定風險，其實質是國家風險因素中的政治影響因素層面在跨國投資活動中的反映。[4]徐凱、王定賢對海外投資并購中的法律風險按照海外投資并購戰略確定及計劃階段、并購實施階段和并購后整合三個階段進行了分析，認為在海外投資并購實施階段的法律風險主要出現在盡職調查、合同談判、融資、簽約后交割的過程中，在海外投資并購后整合運營階段的法律風險主要出現在海外分支機構的設立、勞工和安全和環境保護問題、公司治理及管控參與和“國有化”風險方面。[5]王曉靜從微觀角度研究了企業海外投資的經營風險，認為風險源于采購―投入的風險、生產過程的風險和產出―銷售的風險。[6]
3從整體上系統分析海外投資風險，進行風險識別王文創、陳泰鋒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面臨投資風險、管理風險、財務風險和非商業風險，并將匯率風險劃分在非商業風險的范圍，認為中國企業在經濟不發達、政治波動劇烈、對外匯進行管制的國家匯率風險較大。王鳳麗認為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風險源于國際政治環境不穩定、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自身經驗欠缺和風險管理意識的缺乏，防范這些風險需要做到：發揮政府及有關部門的作用，重視對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強化風險防范和風險管理意識，審慎使用并購方式，苦練內功，注重策略，掌握并購技巧等。[7]林婀苗、莊禮偉對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所包含的風險因素進行了分類，政治風險因素包括：東道國的政府質量與政治風險，東道國的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東道國資源質量與資源風險，東道國人民對投資國的印象指數。經濟風險因素包括：東道國國民收人及財富分配狀況，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指數，外匯匯率的波動，勞動力供應及其成本，當地居民的消費能力與消費傾向，來自第三國的經濟沖擊，國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競爭對手的實力與競爭策略，原材料的供應及其成本。[8]李友田、李潤國、翟玉勝重點研究了中國能源型企業海外投資的非經濟風險，從風險來源的角度把非經濟風險細分為政府干涉風險等8種風險，并提出了中國能源型企業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策略。[9]范秋芳、戴秀芝等認為中國石油企業海外經營面臨著地緣政治風險、政策法律風險、國際競爭風險和跨文化管理風險，因此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應加大力度開展石油外交，盡可能了解和熟悉資源國法律法規政策，加強國際合作并且發揮企業文化的融合功能。常城、李萍、李慧認為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投資貿易所面臨的國家風險主要體現在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自然災害與突發事件風險四個方面。劉旭從企業的視角，以風險的直接性和間接性對投資風險進行區分，認為中國石油企業在俄羅斯和中亞地區進行油氣投資時，面臨著宏觀和微觀的投資風險，宏觀風險體現在資源、市場、投資環境方面，微觀風險體現在財務、社會方面，同時提出了應對投資風險的主要原則。
4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
陳玲基于投資主體的資產被征用之后以及其投資前后等角度來提出解決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國家風險問題的防范措施。樊云志、王煒瀚認為基于我國油氣海外投資貨幣主要是美元，我國油氣海外投資必定受到美國金融服務制裁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我國應采取完善的風險管理手段來防范這種制裁。許慧、胡曲應、許家林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現狀進行了解析，提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以及加強監管的政策性建議。郜志雄、朱占峰通過全面分析我國石油工業1992―2011年海外投資的歷程，指出我國石油工業海外投資存在以下問題：對外投資管理重審批、缺監管，海外投資沒有戰略規劃、缺少有效的考核評價體系，受到非經營性因素的困擾，海外運營管理存在投資方式不靈活、企業內部運營機制不能支持國際化進程等，同時提出應完善我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從外交、經貿合作和經濟預測三個方面降低投資風險。研究了我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認為從國內法律層面和國際法律層面來看，我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提出了改善建議以防范海外投資風險。張承惠研究了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建議在建立和完善宏觀戰略管理協調機制的基礎上，從政府、行業協會、企業三個層面建立海外風險控制機制。
海外投資的方式范文第4篇
論文提要：近年來，為順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我國不斷簡化手續、放寬限制，大力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但對企業后續的金融支持還不夠重視，一些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本文提出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的總體思路和具體措施，認為我國應當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納入一個基于國家戰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確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職能分工，依據海外投資的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實行有差別的支持政策，構建一個多層次、寬領域、分階段推進的金融支持體系。
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以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對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海外投資是一項高風險經濟行為，一些國際經驗較為欠缺、競爭優勢并不明顯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會遇到一系列問題和困難，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資金實力和抗風險能力較弱，難以解決海外投資過程中遇到的資金和風險保障這兩大“瓶頸”問題。為幫助“走出去”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做大做強，我國應借鑒國際經驗對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體系進行戰略性安排，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這既是世貿規則下所允許的政府干預與扶持行為，也是“走出去”戰略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一、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的總體思路
正常市場條件下，商業性金融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融資主渠道，但海外投資活動中的高風險性及國家風險因素等特點，使商業性金融在很多具體領域與項目上不敢、不愿或無力涉足。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在海外投資發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導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國家信用為支持，通過向海外投資企業及參與的金融機構提供條件相對優惠的融資支持與風險保障，使海外投資的起始風險點相對降低，從而使社會中商業性資金介入意愿增強，吸引更多資金參與海外投資。當海外投資企業逐步發展壯大，商業性金融進入的深度和廣度足以支撐企業發展時，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從而形成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
目前，我國海外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海外企業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商業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大多不愿意承擔企業發展初期的風險，貸款條件苛刻且金額有限，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政策性金融雖然承擔了較多的金融支持職責，但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資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應當確立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國家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鼓勵商業性金融采取多種形式，為企業“走出去”提供配套資金支持，同時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導、輔助與補充作用，通過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帶動更多商業性資本和民間資本介入。
二、圍繞國家戰略和產業發展要求確定金融支持重點
走出去”既是企業戰略，也是國家戰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應當根據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特點合理進行分工，突出支持重點，充分體現海外投資的國家利益和產業政策導向。
（一）根據企業類型確定支持重點
從投資目的上看，“走出去”企業大致可以分為資源開發、市場開拓、技術和品牌獲得以及勞務輸出四種類型。其中，資源開發型投資對于緩解我國資源緊張局面、保證工業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家應當對這類投資提供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勵企業擴大對資源開發業的投資。由于這類投資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也大，為保證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供應，國家可以設立專項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包括前期費用、勘查資金、專利使用費、其他取得資源開發權所需資金等。投資金額特別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還可以采取股權融資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資企業的部分股權，一旦企業經營步入正軌之后，再將所持股權轉讓給其他的投資伙伴，從而分擔企業的投資風險，減輕企業的資金負擔。對于勘探開發境外石油、天然氣、木材、礦產等國內短缺資源的企業，其自產產品運回國內，國家應當給予進口配額、稅收和外匯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在其他類型的投資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點應當放在帶有國際合作性質或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投資項目上，優先考慮擁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能夠帶動大宗物資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項目以及家電和輕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對于企業自主的投資行為，特別是一些規模小、競爭力不強的投資項目，則以商業性金融支持為主，要求其自籌資金、自擔風險，充分發揮現有商業銀行境內外分支機構的作用。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通過放松管制、簡化手續創造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支持企業采取多種融資方式在境內外融資，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債券，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二）根據企業發展階段確定支持重點
按照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發展一般會經歷四個階段：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和持續發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業在前兩個階段各種投入比較多，流動資金短缺，由于在當地缺少信用記錄，再加上經營情況不理想、不熟悉東道國的金融和法律環境等原因，“融資難”的問題比較突出。此時，國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過提供優惠貸款、財政貼息、內保外貸、稅收減免等手段解決制約企業發展的資金瓶頸，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與東道國簽訂投資保護協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和風險管理咨詢等方式為企業提供有力的風險保障，避免企業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財產損失。一旦企業在國外市場站穩腳跟并實現盈利，能夠憑借自身信用籌集資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轉而由商業性金融充當企業資金供應的主渠道。
（三）根據企業投資方式確定支持重點
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日趨多樣化，除傳統的設備、技術、現金投資外，逐步出現了并購、參股、換股或BOT等更為靈活的投資方式。2005年，我國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國內企業通過并購可將其優勢與國外企業的強項相結合, 形成協同優勢；或通過并購獲得帶有壟斷性、稀缺性資源, 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人力資源和專有技術等。隨著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別是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的提高，跨國并購將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國并購往往會涉及巨額資金籌集，不僅項目前期投資數額巨大，并購后的整合階段也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因此，能否獲得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是并購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了積極有效地運用跨國并購方式，培養更多的世界級跨國公司，我國應當將跨國并購列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點，在政策和資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勵。對于采取現金并購方式的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銀團貸款、股權融資、對外擔保等方式為其提供多層次的資金來源，外匯管理部門則適當放寬外匯匯出限制，滿足其合理的用匯需求。對于采取股票置換、資產折股等其他并購方式的，有關部門要完善管理規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時，我國還要大力推動投資銀行業的發展，充分發揮投資銀行在跨國并購中的專業顧問和媒介作用，積極開展銀企聯合或戰略合作，鼓勵企業采取股票上市、發行債券、杠桿收購、海外存托憑證等手段拓寬融資渠道，逐步減少對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賴。
（四）根據企業投資地域確定支持重點
境外企業出現“融資難”既有自身的原因，也與東道國投資環境欠佳有一定的關系。截至2005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遍布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一些發展中國家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還不夠成熟，金融市場欠發達，對外國投資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國企業在當地很難獲得穩定的、低成本的資金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國企業在這些區域的投資規模。從發展趨勢看，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自然資源豐富，經濟增長較快，并且我國的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為進一步拓展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多元化，鼓勵企業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我國應當對這些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和雙邊關系友好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彌補商業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業的后顧之憂。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體措施
（一）盡快研究制訂《海外投資法》等專項立法，建立完善我國海外投資的法律體系
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完整、全面規范海外投資行為的法律，立法滯后造成多頭管理、責任不清、監管不力等體制性問題，不利于我國對海外投資進行統籌規劃，影響“走出去”戰略的有序推進。為保證海外投資政策的系統性、長期性和穩定性，我國應借鑒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盡快制訂《海外投資法》等相關法律，將現有的海外投資政策和條例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的制度保障體系、監管和調控體系、金融支持體系以及市場服務體系。為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推動企業“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海外投資法》應當對中國海外投資方向、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組織結構、地域分布、產業布局、金融支持等進行法律上的規范和指導，同時加強對海外投資市場經營秩序的監管，避免惡性競爭。此外，《海外投資法》還應明確海外投資監督制度，對企業“走出去”以后的發展狀況給予積極關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項目的成功率、境外企業的存續率和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針對不同的投資主體，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對于國有企業，監管重點是建立境外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經營責任制度和健全考評、評價體系，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民營企業，要著重防止投資移民、資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經營等問題。
（二）進一步改變“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政策，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外匯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資金流動，企業在外匯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匯資金來源審核、購匯審核、利潤匯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適當延長境內公司對境外投資企業出口收匯核銷期限；簡化對外擔保的審批和履約核準手續；放寬境外放款在資格條件和資金來源方面的要求；境內外資金集中管理和調撥；非貿易項下資金有效運作和高效管理；規避匯率風險、提供更多金融創新產品等。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在外匯短缺時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變，外匯局應當在審慎監管、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不斷提高用匯和匯出的便利化程度，滿足企業合理的業務需求。
（三）支持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實證研究表明，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的增長和分布與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具有一致性，相關度幾乎達100%。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隨客戶”的戰略，大多以本國企業為主要的目標客戶群體。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實力逐步增強，為金融機構開展國際化經營創造了有利時機。2006年，國內幾家大銀行都加快了海外發展的步伐，中國建設銀行收購美銀亞洲，中國銀行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印尼Halim銀行。今年，國家開發銀行成功入股巴克萊銀行，更是我國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中資銀行通過在境外新設網點和開展跨國并購不僅能夠增強海外競爭力和影響力，也可以為境外中資企業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務，實現銀企戰略合作。
（四）支持國內銀行開展業務創新，滿足企業“走出去”多樣化的融資需求
目前，國內中資銀行還缺乏清晰的市場定位和明確的發展戰略，同質化競爭嚴重，業務品種高度相似，客戶群體相對集中，金融創新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由于對中資銀行的服務不滿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業都會考慮和外資銀行成為全球合作伙伴。為防止優質客戶流失，中資銀行必須改變傳統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針對不同類型的海外投資企業設計金融產品，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如離岸金融服務、提供股權融資、出口應收賬款質押貸款、海外資產抵押貸款等形式多樣的業務品種。
（五）明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能定位，改革政策性業務的運作機制
我國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機構的職能、為“走出去”提供信貸支持和投資保險的主要是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由于我國尚未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帶，例如，如何定義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如何確保有需要的企業能夠獲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資金支持，如何處理銀行因經營政策性業務造成的損失等。另外，對于一些高風險的海外投資項目，商業銀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動蕩地區的海外企業，更是難以獲得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為打消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顧慮，國家可以通過海外投資保險等政策性保險來分擔企業和銀行的風險。目前，我國政策性保險的滲透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里既有市場宣傳力度不夠、企業風險意識較差等原因，也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業務品種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關系。要推動政策性保險的發展，必須多管齊下，中央財政撥付專項基金用于特定項目的保險，各級政府可以視情況對投保企業進行保費補貼，鼓勵更多企業參保，同時企業也要強化風險意識，學會自我保護。
海外投資的方式范文第5篇
一、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發展現狀
（一）農業領域對外投資活躍，投資額呈迅速增長態勢
隨著我國農業領域對外貿易的日益頻繁，許多知名農企開始在世界各地建立頗具規模的海外農業投資項目，同時對外投資額也呈穩步增長趨勢。據投中集團旗下金融數據產品CVSource統計，2015年農業對外投資行業VC/PE融資案例數量共發生30起，融資規模約9.443億美元，環比增加15.47%。2015年農業對外投資交易案例達到229起，交易規模不斷上升，同比增漲了37.51%。另據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0-2014年我國農、林、牧、漁業對外投資凈額從53398萬美元增長到203543萬美元，增幅為73.7%。截止到2015年，我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額達71.79億美元，占全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0.9%，持穩步增長趨勢。
（二）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擴大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逐漸成為農業對外投資大國。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0年到2015年，我國農業對外投資的國家從32個增長到93個，合作企業增加到750多家。同時，投資區域也在不斷擴大，如在拉丁美洲、俄羅斯等地建立了大豆、糧食等生產基地；在中亞以及東南亞等地開發了天然油棕、劍麻、橡膠、木薯等稀缺性農產品的種植。并與60多個農業領域的投資合作組織建立起聯系，這些工作組主要分布在東盟、非洲、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等地區和國家。此外，在“一帶一路”的影響下，我國農業領域在新興市場的對外投資也在不斷拓展，如歐盟、蒙古國和東盟等。截止到目前，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區域從之前的以非洲為主，逐漸發展為與世界上52%的國家和地區都有農業投資合作，進而逐漸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及影響力。
（三）我國農業對外投資方式向多元化發展
我國農業對外投資前期，投資方式以單一的政府間合作和資源開發為主。當前農業對外投資方式趨于多元化，發展以半合作、半市場化的農業對外投資和政府間的合作方式開展。例如，技術援助、漁業開發、水稻栽培、生產勞務合作和租賃土地等。其中，對非洲國家農業投資以技術援助、漁業開發和水稻栽培為主。據東方網顯示，中墾集團在非洲開發了6個農業項目，其中采用技術援助的項目為3項，水稻栽培的項目為1項，漁業開發的項目為2項，總值共計3800萬美元。另外，對俄羅斯的農業投資合作，以生產勞務合作、租賃土地、買地等方式為主。據中新網顯示，2014年中國與俄羅斯奔薩州政府簽訂了農業領域對外投資協議——“關于開展農業合作的協議”。協議中規定中方以生產勞務合作、租賃土地等方式對俄羅斯的農業進行投資，并加強農產品加工等領域的投入。
（四）海外并購逐步增多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企對外投資升溫，海外并購已成為我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并且規模不斷擴大。據2015年農業并購分析報告數據顯示，我國農業并購活動從2012年以來加速增長，在2012年—2014年，農業對外并購數量分別為13、25、57樁，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其中，養殖和飼料行業發生的并購占總量的50%以上，農產加工、漁業、種植業的并購占總量的23%。另據投中集團旗下金融數據產品CVSource統計顯示，2015年農業領域并購市場完成交易案例數量有125起，環比增加68.92%。此外，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中糧集團以15億美元收購新加坡來寶公司51%的股權，又以12.9億美元收購荷蘭尼德拉公司51%股權項目。這兩個項目是截至到目前為止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最大的并購。隨著中國農企實力壯大和海外并購的經驗累積，總體來看，中國農業領域海外并購逐步增多，成效顯著提升。
二、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農業對外投資國際占比低，跨國經營規模小
當前，發達國家農企產業化、技術化和機械化程度都比較高，在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很多環節已經實現了跨國經營。如全球90%的煙草貿易屬于菲莫等7家跨國公司范圍；當今世界糧食貿易的8層以上都被四大跨國糧商所掌控，即嘉吉、ADM、邦奇和路易達孚；全球性種子產業被美國孟山都集團、德國的KWS種業集團和法國馬格蘭種業集團等企業所壟斷，這幾家大的種子集團占了世界種子行業貿易額的73%以上的份額。然而，我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企業規模普遍偏小。據新華網顯示，2015年我國超過1億美元的農企對外投資僅占總投資額的8%，而500萬美元以下的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8%。由此可見，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對外投資國際占比較低，經營規模偏小。
（二）融資貸款不到位，制約了農企海外投資發展市場
前期開發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資金支持不到位限制了我國農業對外投資的發展。而國外資金制度比較完善，如韓、美、歐等國家對農企海外投資設立了激勵專項體系和資金。而我國對農業海外投資既沒有設立專項資金，也沒有國家補貼政策。因此，國家支持力度的不健全，資金投入的嚴重滯后等原因，制約了我國農業對外投資的迅速發展。據新華網新聞顯示，我國與越南簽署的農業對外投資綜合建設項目，由于資金短缺、配套設施跟不上，核心科技人員不足等原因，5家進駐企業中4家無法經營下去而離開。另據新聞網顯示，發達國家財政投入到農業對外投資領域的資金占總投資額的30%-50%，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達到了10%-20%，而我國平均只有7%。這就加大了農企在對外投資時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提高了成本，對我國農企海外投資長期發展不利。
（三）技術含量較低，限制了農業深度加工的發展
我國農業對外投資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術含量較低的層面，還沒形成以技術與投資為一體的農產品供應鏈。目前我國以初級產品加工、合作經營和資源開發為主要。跨國并購、深度加工、高科技生產等方面的經營投資較少，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據中國農業網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黑龍江北大荒集團將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到阿根廷投資15億美元，其中以初級產品加工和資源開發為主，如種植大豆、開發耕地、培育玉米等。湖北省農墾局與中谷非洲有限公司聯合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市郊種植棉花、水稻和大豆等農作物，其中初級加工、資源開發類的產品占總投資量的69%，而通過深度加工和使用高科技生產的農作物只占19%。另據中國信息網顯示，美國在農業對外投資中多以深度加工和高科技術農業為主，占總投資額的89%，而我國在農業深加工領域的投入只占23%。因此，我國農業對外投資應逐步向深加工、高科技發展，摒棄以往的低效率、高耗能的初級農業加工。
（四）信息公開程度低，政府與企業間信息協同較差
我國政府部門、科研單位等機構所掌握的農業對外投資類信息并不少，但是信息碎片化，公開程度低，企業獲取難度較大等原因，導致我國農企在海外投資中難以收集到足夠的信息，導致我國一些農業海外投資企業被迫放棄在國外投資。據新華網顯示，中國對南非農業投資項目，前期企業在當地投入了36萬元，但因對當地人文環境，社會制度和政策法規的不了解，盲目投資，使資金虧損80%，對企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2014年中糧旗下子公司在巴西的投資項目，因我國政府與企業之間對接不暢，信息獲取難度大，對投資國的信息公開程度低等原因，投資項目前期虧損58.6%。而據環球投資網顯示，美國在南非的農業投資項目前期投資計劃只是圍繞在初級加工領域，但是在通過信息服務的幫助下，農業投資從初級加工發展為深度加工，提高了農企海外投資的積極性。由此可見，加大信息公開力度，積極對接政府與企業的信息協同，對我國農業對外投資有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的完善途徑
（一）提高重點領域科技經費投入，創立世界級品牌
提升我國農企海外投資競爭力，可以從兩個方面實施：一方面，加大農業對外投資重點領域的科研經費投入力度，深化科技交流，加強科研機構之間的聯系。增強科研院所與農業部門之間的合作，搭建農業科技合作平臺。健全技術輸出管理制度，不斷提升我國農業在海外投資的實際應用。明確技術輸出領域，運用成熟的新興技術積極出口。另一方面，創立世界級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通過提升農業品牌的國際影響力，提高科技水平，增強品牌的核心競爭力，開展創新實踐。支持農企自主兼并、鼓勵建構戰略聯盟，推進農業組織資源整合，重點扶持農業對外龍頭企業。提升科技資金投入。重視保護知識產權，對行業核心機密采取法律保護，積極提升我國農企對外投資的競爭力。
（二）對農業海外投資提供稅收優惠，積極鼓勵擴大投資范圍
發達國家為鼓勵農業領域海外投資，在所得稅和農產品返銷關稅方面實行補助政策。我國也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在稅收方面出臺稅收延付、稅收抵免和稅收豁免相關補助，并鼓勵農企海外投資。其中，為出口的生產資料、設備應該提供關便利，減免不必要的稅費。對繳納了所得稅的，在本國納稅額中予以抵扣，避免雙重納稅。對供需缺口大的農產品返銷國內時，免征進口稅費。另外，對跨國農企在征稅協定的國家已繳納的法人稅、所得稅時在國內應以減免。針對我國不同省份的農業領域對外投資項目，國家按比例對各個企業征收不同的增值稅和所得稅。對于我國農產品資源開發戰略性跨國農企，減少所得稅繳納比例方面的補助政策。
（三）加強農業對外金融支持力度，積極建立政策補貼體系
為緩解農企海外投資前期高昂的市場開發成本，我國應對農業涉外項目建立金融支持與政策補貼體系。體系中應建立輸出銀行、海外投資公司為我國農企提供股權融資和貸款。設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建設基金，支持與投資計劃有關的可行性調查、企業對外投資虧損、市場開拓前期費用和農產品資源回運費等。同時，通過專項基金補貼政策，鼓勵農企開拓國際市場。在農業對外開發、供應鏈建設、產品促銷體系建設等給予補貼。在發生突發性農作物災害、反傾銷應訴、貿易摩擦等應該對農企實施援助。對在國外加工農產品的企業和建立生產基地的公司給予優惠待遇。另外，可以借鑒美國農業補貼方面的措施，如災害補貼、貨款差額補貼、直接收入補貼、反周期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等措施。美國的農業補貼呈現出提高農補水平、調整補貼方式、擴大補貼范圍、補貼分布相對集中的特點。從而對國家農企海外投資進行政策導向機制，加強補貼體系的建設，降低企業獨自面對國際市場的風險和壓力。
（四）建立農業對外投資保險制度，降低農企海外投資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