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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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第1篇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2008年迎來了中國企業公開披露其社會責任的大潮。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在去年首度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基礎上，今年6月份再次披露其2007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按照國際慣例聘請第三方機構對其報告的質量進行了驗證。

2008年5月1日，中國大唐集團公司正式成為聯合國“全球契約”的一員。借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平臺，積極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以更加務實的行動、更加科學的方式、更加出色的成績，全面踐行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全方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加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對全世界的鄭重承諾。

應中國大唐集團的要求，挪威船級社（DNV），一個具有140多年歷史，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業務的第三方機構，對其2007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獨立驗證。

驗證依據為《DNV可持續發展報告驗證規章》，該驗證規章基于AA1000AS和GRI（G3）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驗證和編寫原則，標準化、規范化、結構化了整個驗證過程，使驗證結果更加透明、公平和可信。

DNV組織了具有豐富經驗的驗證小組在大唐總部范圍內進行了報告的驗證，并從完整性、響應性、準確性、可比性、中立性等幾方面進行了評述，驗證采用了企業社會責任風險預評估、風險排序、人員訪談、利益相關方訪談、文件資料查詢、平行計算、可靠性評估、敏感度分析等方法進行。DNV認為，《報告》中披露的有關大唐集團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信息和數據是基本準確和客觀的，DNV未發現任何系統性的或重大的錯誤。并希望提高利益相關方參與和系統性，充分辨識實質性問題。

中國大唐集團公司是中國五大發電企業之一，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安全穩定的運行不僅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對合理使用資源、環境治理、社會就業、區域經濟等領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提供清潔電力，點亮美好生活”充分反映了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訴求。

在2007年，大唐集團在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諧企業建設、尤其是經營發展方面實現了新的跨越，繼續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超額完成了年度投產計劃，總裝機容量突破6000萬千瓦；努力開拓國際市場，境外投資項目實現“零”的突破；積極開展以電量為核心的市場營銷工作，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逆勢而上，發電量突破了3000億千瓦時大關。

“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無論在企業規模（裝機總容量）還是經濟效益（總發電量、凈利潤）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如何在經濟、環境、社會三方面實現平衡的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所有企業面前的挑戰。身處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發電行業，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融入企業發展戰略，通過優化電源結構，大力發展水電、風電、生物質發電等清潔能源，成為中國能源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親歷者。在實施規模效益、淘汰落后產能方面，以國家整體發展規劃為根本，在關停“小火電”同時關注員工利益和社會穩定方面，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條科學發展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設備運行狀況和安全的工作環境是發電企業生存的根本保障。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實行安全生產星級考評制度和設備可靠性管理，為電力生產的安全運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發電行業屬于高風險行業，但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依靠其有效的管理系統和應急機制，在企業先后遭受風暴潮、洪水、冰雪災害的影響時，能夠準備充分、組織有序、處置得當，在關鍵時刻確保了人身、電網和主設備的安全。

“風物長宜放眼量”----在社會發展中降低能源消耗和減少污染物排放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以“提供清潔電力”為使命，加大投入力度，在節約能源方面通過技術改造和經濟運行控制降低了單位發電煤耗；在控制和減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積極采用脫硫、高效除塵、低氮燃燒等環保技術，使煙塵、廢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全面出現下降趨勢，在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同時，向環境友好型企業轉化。

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第2篇

中圖分類號:F29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7-0124-06

收稿日期:2008-04-24

作者簡介:周輝莉(1987-),女,福建泉州人, E-mai:l Chenruhua.省略

一、引

言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選擇市場經濟的取向,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逐步形成。90年代以來,中國房地產價格每一年的增長率幾乎大于零,總體處于上升趨勢,特別自2004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價格急劇上漲,遠遠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水平;尤其是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區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驚人,在過去的3年間三地區的房地產價格大約分別上漲了123.4%、38.4%、73.1%,中部地區房價也有所上漲,但增長幅度遠不及東部地區,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區域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地區歷史經驗及理論研究表明,房地產價格出現不正常的持續上漲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諸如拉動經濟過熱,引發房地產金融風險;抑制其他消費支出,制約經濟穩定和均衡發展;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1]。2006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上漲引發了許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已引起了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央政府連續兩年出臺了“國八條”和“國六條”,采用金融、土地、稅收等多種政策手段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但時至今日效果仍不明顯。

房地產是指房屋建筑和建筑地塊有機組成的整體,是房產和地產的有機結合體[2]。房產必須附著在地產之上,因此獲取土地對房地產商至關重要。由于我國實行城市土地國有制度,目前政府的土地出讓制度以協議出讓方式為主,部分地區采用招標或拍賣方式出讓,這就成為房地產商主要的進入壁壘,決定了房地產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國內大多數學者據此通過我國房地產商的壟斷定價能力研究房地產價格機制。又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動性,每一個房地產產品都有一個惟一的、不可復制的位置,即使是毗鄰的建設用地有可能是類似的,但絕對不可能完全相同,相對于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的糧食、煤等有形商品或股票等無形商品來說具有完全差別性;一般而言,產品差別假設是不完全競爭理論研究的基礎和起點,同樣,房地產產品的完全差別性對房地產價格形成有重要影響。然而這種差別程度卻是不確定的,一方面房地產商可以不斷從產品的品種、質量、服務等方面強化產品差別程度;另一方面產品差別程度客觀上受宏觀經濟環境,特別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影響。本文將根據房地產商品完全差別的內在特性,把我國房地產價格問題放在宏觀經濟背景下,從房地產特殊的市場結構探索促使我國宏觀調控房地產價格政策有效性發揮的經濟運行條件。

二、房地產產品完全差別的市場效應及社會影響

進入壁壘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存在的根本條件,如果不存在進入壁壘,廠商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某一市場,則市場可以達到完全競爭或可競爭狀態,但某一行業的壟斷勢力大小并不單單取決于該行業廠商數目和規模,更大程度上與該行業各廠商生產的產品的差別程度相關。鑒于此,下文將基于差別產品壟斷競爭的模型[3]分析房地產產品完全差別的市場效應。

假設兩房地產商分別提供兩種差別化的產品且成本都為零。房地產商1的需求q1不僅取決于價格p1,也取決于房地產商2的價格p2。顯然,根據需求定律, q1隨著p1的增加而降低。同時,根據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如果廠商2的價格p2增加,其需求也會增加,因為此時廠商1顯得相對便宜。假設兩種產品增加的影響是對稱的,則可以用下面兩個對稱性函數分別表示對廠商1和廠商2產品的需求。

q1=a-bp1+cp2

q2=a-bp2+cp1(1)

其中, a>0,是容量參數; b>0,表示兩種產品的產量對各自價格的敏感程度; c>0,表明兩房產有一定替代性,反映一種商品對另一種商品的替代程度; b>c,表示每種產品對自身價格敏感程度更大,也就是說,如果p1增加一定幅度,只有當p2增幅更大時,廠商1的需求才會保持不變, b與c差距越大,兩種產品差別性越大。在上式中,我們將兩種產品的需求表示為價格函數,但也可以通過反解得到每種產品的逆需求函數:

p1=m-nq1-rq2

p2=m-nq2-rq1　 (2)

其中,m=a/(b-c), n=b/(b2-c2), r=c/(b2-c2)。注意n>r,即每種產品的價格對自身產量變化的敏感程度更大。根據式(1),廠商1選擇最大化利潤的p1:

l1(p1, p2)=p1q1=p1(a-bp1+cp2) 　(3)

一階條件給出:

p1*(p2)=(a+cp2) /2b 　(4)

這相當于一個反應函數,即給定廠商2的價格p2,廠商1的最佳反應由式(4)給出。根據對稱性,可以得到差別化產品的伯川德均衡結果為:

qib=ab/(2b-c)

pib=a/(2b-c)

lib=a2b/(2b-c)2　i=1, 2

如果兩個廠商進行差別化產品的古諾競爭,

則根據式(1),廠商1選擇最大化其利潤的q1:

l1(q1, q2)=p1q1=q1(m-nq1-rq2)

一階條件給出:

q1*(q2)=(m-rq2) /2n

同樣,根據對稱性可以得到差別化產品的古諾均衡結果為:

qic=m /(2n+r)=a(b+c) /(2b+c)

pic=mn/(2n+r)=ab/[(b-c)(2b+c)]

lic=m2n/(2n+r)2

=a2b(b+c) /[(2b+c)2(b-c)]　i=1, 2

從以上分析中,得到結論:

dpib/dc>0, dpic/dc>0, dlib/dc>0, dlic/dc>0,即隨著產品差別程度的增大,產品間替代作用減弱,廠商間的價格競爭趨于減弱,利潤趨于增加。qic-qib0, lc>lb>0,即在差別化產品古諾競爭導致的市場均衡產量更低,價格更高,利潤更高;同時,差別化產品的伯川德競爭中企業價格和利潤均大于零,避免了“伯川德悖論”。產品差別程度的大小與企業市場力量的強弱正相關,即產品差別程度越大,廠商的市場力量越強,其市場結構的壟斷程度越強,以至于是完全差別產品,即使市場上有多個房地產商,也可以對自己的產品行使接近于壟斷的市場力量;反之,即使市場內只有很少的幾個廠商,但如果它們的產品是同質的,則它們的市場力量較弱,甚至于接近競爭水平。

下面進一步分析產品差別化的社會影響,即它所產生的福利效應[4],如圖1(a), (b)所示,產品差別程度加強后,房地產產品需求彈性變小,廠商加價MV-P*變大,有更大的壟斷勢力,但攫取了更多的消費者剩余,社會的無謂損失(陰影部分)也增大了。

聯系中國現實國情,如圖2所示,由于歷史、自然、文化等因素影響,我國形成東中西三大區域經濟地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即使各大經濟帶內部經濟發展也不平衡,東部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最為發達。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客觀上加劇了房地產產品的差別化,加強了房地產商的市場力量,強化了其市場壟斷勢力和壟斷定價的能力,這也是政府對房地產業出臺了一系列的抑制房地產業價格上漲的政策收效不甚明顯的重要原因。下文將進一步定量分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業壟斷勢力關系,探究我國房地產壟斷定價機制對房地產價格影響。

三、實證分析

(一)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業壟斷勢力關系的實證檢驗

本文引進勒納指數[5]和區域經濟發展平衡性指標進行分析。勒納指數L是市場壟斷勢力的測度,等于價格減去邊際成本再除以價格的加價率,用公式表示為:L=(P-MC) /P,式中P、MC表示產品價格和產品邊際成本;勒納指數在0到1之間變動,數值越大表明壟斷勢力越大。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價格等于邊際成本,勒納指數為零;而在壟斷市場條件下,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勒納指數在0到1之間。這個指數本質上考察壟斷者的行為,它計量的是價格偏離邊際成本的程度通過建立房地產產品銷售成本(ZC)與銷售量(ZQ)的對數模型得到價格彈性系數來進行房地產產品的邊際價格分析。結果為: ZC=-6.45E+10+1 916.663ZQ,該模型通過計量檢驗,數據來源于中經網,表示房地產產品每增加一平方米,房地產總價就增加1 916.663元,即房地產產品的邊際價格為1 916.663元,是常數。區域經濟發展平衡性指標用K表示,由于具體計算各省市地區經濟差別太復雜也不必要,于是按中國的東中西經濟帶劃分來估計區域經濟發展平衡性指標,假設東中西三地區經濟總量分別為GE、GM、GW,其占全國經濟總量比例分別為GE/GDP、GM/GDP、GW /GDP,三地區經濟發展絕對平衡時,其占全國經濟總量均為1/3,所以K=Abs(GE/GDP-1/3)+Abs(GM/GDP-1/3)+Abs(GW /GDP-1/3),Abs()表示取絕對值,K越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性越強,若地區經濟平衡,K為0。利用1994―2007年勒納指數和區域經濟發展平衡性指標進行實證分析,中國商品房本年銷售價格、商品房竣工房屋造價、各地區GDP及GDP等變量數據同樣來源于中經網,其中東中西地區GDP等于各自包含省市GDP加總而得,三大區域劃分以中經網為準。為克服異方差,分別對L、K取對數lnL、lnK。

1?變量平穩性檢驗

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否則直接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將導致謬誤回歸現象。采用ADF檢驗方法分別對變量lnL、lnK進行單位根檢驗,利用Eviews5.0軟件,檢驗結果見表1。

2?協整檢驗與誤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6]認為,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本身是不平穩的,但它們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的,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被稱為協整方程并且可被解釋為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的協整檢驗有多種,這里,主要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回歸方程殘差的協整檢驗方法。變量lnL與lnK都是一階單整的,建立協整回歸方程如下:

lnL =-0.322181+1.665190lnK

(-0.911399)　(5.007346)

R2=0.758115　R2=0.727879　DW=1.307148

F=25.07351

(注:括號內為相應的估計量的t值)

從上面的回歸的統計量來看,回歸方程效果比較好。再對模型估計的殘差序列et采用ADF

檢驗,檢驗其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知,殘差序列在5%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et―I(0),即殘差序列是平穩的,表明了變量lnL與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并且回歸方程系數為1.665190,是正數,即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存在長期穩定正相關的均衡關系。

誤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想[6]是當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是在短期波動的不斷調整和修正過程中實現的。因為lnL與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建立ΔlnL、ΔlnK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L=0.226359+0.224468ΔlnK-0.356157et(-1)

(3.485613)　 (0.796871) 　(-1.984627)

R2=0.398352　R2=-0.197803　DW =2.745455　F=1.986306

(注:括號內為相應的估計量的t值)

從結果看出,誤差糾正項的系數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大小為0.356157,表明反向糾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約為35.62%,說明當長期均衡關系出現偏離時,從非均衡狀態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的速度比較慢。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大小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涉及到滯后階數的選定,這里對最優滯后階數的選取是基于無約束的VAR模型的殘差分析來確定的,即根據AIC定階準則確定,最后確定最優滯后階數K=1。從Granger因果檢驗可以看出, lnL格蘭杰引起lnK的概率是75.294% , lnK格蘭杰引起lnL的概率是82.543%,均較大。這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增強的原因,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增強反過來會加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程度。

4?脈沖響應分析

以下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大小間的動態關系。在VAR模型的標準式中,擾動項也稱為新息,脈沖響應函數試圖描述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如何通過模型影響其它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7]。根據Eviews所提供的脈沖響應分析方法和函數圖備選項,用組圖分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程度,結果如圖3所示。實線部分為計算值,虛線部分為響應函數值加(或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

從圖3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對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的影響總體上具有較明顯的正向響應,從第一期開始影響幅度不斷增大,到第2期達到頂峰,從第2期開始,房地產市場壟斷勢力保持比較穩定狀態。

(二)我國房地產業的壟斷定價[3]

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房地產業壟斷勢力的關系,接著建立房地產壟斷定價模型,考察我國房地產業的壟斷勢力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從理論上說,影響房地產產品價格的因素是供給與需求,為分析它們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情況,分別取供給中的成本變量和需求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變量進行回歸。由于我國房地產業相關統計資料的不完備,時間序列較短,所以采用我國2002―2007年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分地區商品房售價、房屋造價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變動情況的相關數據,通過面板數據方法在Eviews進行回歸分析,數據來源于中經網。商品房售價、房屋造價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用P、C、Income表示,為克服異方差,分別對其取對數lnP、lnC、lnIncome。

回歸方程結果:

lnP=1.776672+0.185917lnC+0.499254lnIncome+

(1.231170)　 (2.208723) 　(3.641586)

[AR(1)=0.844056]　(15.66469)

R2=0?933477　R2=0.931814　DW=2.229866　F=561.2994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價格變動與房屋造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變動明顯呈正相關,但房屋造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房地產價格影響有差異,房屋造價每增長1個百分點,房地產價格僅增長0.185917個百分點,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房地產價格就增長0.499254個百分點。這反映出成本并不是影響我國房地產價格的主要因素,而市場狀況的影響較突出,我國房地產企業的壟斷勢力確實很強,進行產品定價時更多的是基于消費者的保留價格而攫取盡可能多的消費者剩余,這是當前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原因。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北京、上海、廣州等影響更大,形成了經濟發展―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惡性循環,加重了居民的經濟負擔。

另外,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雖然總體上是地區經濟發展好的衡量指標,但并不是它的完全指標,經濟發展不但指經濟增長狀況,還指經濟發展的質量,包含發展的經濟環境,體育、教育、文化、衛生狀況,經濟發展潛力等方面,是一個綜合指標。具體分析,泉州、福州GDP并不差于廈門,但房價低于廈門,杭州曾經一度是中國大陸房價最高城市,雖然這其中不排除房地產商投機炒作等因素,但歸根到底由于廈門、杭州發展的經濟環境,體育、教育、文化、衛生狀況,經濟發展潛力等方面較好,吸引了外地的資本投入房地產業,提高了房地產需求的購買力,使房地產商能更多地攫取消費者剩余。

四、結　論

從實證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由于我國政府的土地出讓制度造成房地產進入壁壘和房地產產品完全差別的內在特性導致房地產市場不完全競爭性,形成壟斷競爭市場;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了房地產產品的差別性,加強了房地產商的市場力量,提高了他們進行壟斷定價的能力,可以攫取盡可能多的消費者剩余,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房價更高,上漲的更快,例如南昌1平方米可批2 000元,廈門可批7 000元;我國的房地產產品價格呈現總體上持續增長,區域差別擴大的局面。目前我國對房地產價格上漲控制的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宏觀層次,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提高貸款買房的利息率,抑制過熱的需求,甚至運用行政和經濟手段,直接干預房地產價格上漲,控制其上漲幅度,或增加住房補貼等被動的針對房地產價格變動而進行調控,但并未達到理想效果。因此要有效地抑制當前持續上漲的房地產產價格,不能僅僅從房地產“過熱”的表面現象出發,而必須從房地產產品的內在特性和市場結構入手,配合其宏觀經濟運行條件的調整,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減輕房地產產品的差別化趨勢,抑制房地產商的市場力量,削弱其壟斷定價的能力,這樣才能更好發揮當前抑制房地產價格上漲政策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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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際貿易 貿易順差 財政政策 稅收

2001年入世以來，憑借成本優勢和出口導向戰略引導，我國國際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使我國貿易不平衡性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隱患。因此，研究緩減貿易不平衡狀況的政策措施對于我國調整經濟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重點討論扭轉貿易不平衡問題的財政政策措施。

一、我國國際貿易現狀及其隱患

（一）我國國際貿易現狀

當前我國經濟模式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國際貿易額逐年增加，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貿易不平衡性表現為長期的貿易順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貿易順差幅度有所下降，2010年順差總額為1831億美元，2011年降為1549.94美元。據統計，2008年至2012年，我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額從25633億美元增加到38667億美元。商品結構方面，從1998年至2008年，工業制成品中的8類雜項制品是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這些商品基本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則出現逆差的情況。

（二）存在的隱患

從我國貿易現狀來看，我國國際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貿易順差的趨勢沒有變化，主要存在以下幾個隱患：

商品結構不合理不利于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引導資金向出口相關產業投資，大量的資源通過出口企業轉移到國外。一方面，我國大量出口對國際造成巨大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本國資源被大量轉移到國外，造成大量的戰略資源損失，不利于國家經濟實力的整體躍升。例如，2009年，稀土出口額為6.49億美元，進口額為1.84億美元，順差達4.65億美元。

貿易順差弱化了貨幣政策的效果。1996年我國確立外匯結售制度，中央銀行要以人民幣購買外匯，國內貨幣量隨著順差的加大而增加。人民幣這種別動的投入到市場上，削弱了央行通過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

二、緩減貿易不平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一）依靠外資向扶持本國資本轉變

實施導向性的財政投資措施，引導本國資金對高新產業的投資，逐步降低對外資依賴，緩減貿易順差。據統計， 2003年，美國公司在華分支機構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達340億美元，但同期美國對中國出口僅為290億美元。引導本國投資，增強核心競爭力。從我國貿易商品結構可以看出，初級加工品占有重要地位。為扭轉不利于局面，我國應改變重點利用外資的做法，積極穩步推進內資對行業高端的投資，助推產業升級，改善商品結構。

（二）制定鼓勵重要物資、技術進口的稅收政策措施

稅收政策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杠桿，政府應充分利用稅收政策來緩減貿易不平衡，優化貿易結構。其一，免除重要物資和技術進口稅收，刺激進口，同時提高資源出口稅。利用重要物資彌補國內稀缺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掣肘，通過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其二，逐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出口退稅政策為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做了積極貢獻，但也導致我國長期貿易順差的問題。因此逐步降低對初級產品出口退稅力度，大力扶植新興產業發展，可緩減貿易順差。因此，要有重點的扶植戰略進口行業發展，并逐步調整對傳統出口行業的退稅政策，逐步實現貿易平衡，優化產業結構。

（三）擴大內需的財政擴張政策

擴大內需是有效緩減貿易順差，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的方法。我國面臨內需不足的情況，因此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有效緩減貿易順差，增強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其一，扶持邊遠貧困地區開發，加大出口轉內銷力度，使這些地區人民享受發展帶來的福利，同時緩減貿易順差。其二，加大農村公共服務建設，提高農業人口的消費能力，消化大量初級產品，提升其生活水平的同時緩減貿易順差壓力。其三，加大財政補貼，引導本國資金流向教育、服務、社保等行業，減少對初級出口加工行業投資，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并緩和貿易摩擦。

三、財政政策措施實施面臨的障礙

（—）體制機制不完善

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仍存在諸多體制機制障礙，表現為對國有企業補貼過多，教育、基礎科研、社保等領域財政支持不足，財政開支監管不足，財政政策執行效果受到影響。

（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研究表明：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2009年至2012年債務總額均占GDP的30%以上。由于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很大一部分是土地出售收入，2010年和2012年均超過GDP的6%，可見在推行新的財政政策過程中會受到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制約。

參考文獻：

[1]葉哲源.貿易收支順差背景下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研究[J].國際商貿，2012.

[2]張清.造成我國巨額順差的出口貿易結構分析[J].經濟論壇， 2010.

[3]馮君從.近年來我國有色金屬的進出口分析[J].有色金屬，2010.

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第4篇

都市生活早已成為人們樂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但是擁擠的交通、污染的空氣、加速轉動的生活節奏已經慢慢揭示著不適宜人類舒適的居住。人們與大自然相去甚遠了。因此我們需要恢復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的和諧關系。人們對和諧的不懈追求使我們工業設計發展的原動力。正是這種對和諧的向往與追求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都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就在于它能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人類歷史上，高新技術與日常生活的橋梁就是工業設計，是它將企業與消費者連接起來。工業設計不僅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也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因此它成為企業重要的資源，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設計不就是在人與產品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么，人與產品自然和諧。隨著科技的發展，許多工業設計隨之更新甚至被，但無論如何變化，它追求和諧、平衡生存這一點不會改變。

2工業設計的視覺平衡性

“丑陋等于滯銷”是80年代流行于工業設計界的一句話。設計師最為關心產品的形態，是否生動、是否悅目是否有情趣、是否有文化藝術內涵等等。設計的功能要求與藝術審美要求都是被當代學者所強調的。隨著大工業時代的到來，批量生產帶來的是不堪入目的丑陋。社會呼吁產品要帶有設計的藝術性。而我們設計的服務對象不是設計師自己或者少數人而是面對全體大眾，眾口難調，我們在堅持藝術性原則的同時，要把握好客觀存在的普遍性的美學和藝術標準，首先考慮大眾的審美需要。作為以人為本的工業設計，在視覺上依然是產品與人的平衡點。

3工業設計的心理平衡性

工業設計的視覺平衡性與心理平衡性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一個是感官上的，一個是感受上的。人對物的使用心理平衡表現在我們要求所設計的產品易看懂、易操作。就是讓產品在消費者的心理建立一個良好的心理模型，引導消費者正確的操作或者說讓正確操作成為一種自然而然。我們希望消費者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工業設計就是要讓產品給人形成的心理模型達到完美平衡。

4工業設計的情感平衡性

人性化再人性化是對工業設計不斷的要求，要注重產品對人的情感因素。讓處在重壓下的人們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愉快就是工業化設計的人性化設計。注重對人性的關懷屬于情感設計，同樣也包括產品與人的情感交流。產品深層次的情感語言不就是產品的內涵么。人們對產品情感上的依賴與滿足將是產品的未來，也是我們工業設計的發展方向。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產品，產品的民族文化能喚起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因此，工業設計同樣是人與產品的情感平衡點。

5工業設計中的健康平衡性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是我們這里定義的健康平衡，人與環境和諧相處。設計師的道德和社會責任心的回歸體現在現在流行的綠色設計。著眼于人與自然生態平衡的綠色設計在產品設計的每一個程序里都充分考慮到環境效益，盡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工業設計涉及的范圍越廣相應它所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甚至直接關系到人類的生命與健康。人與自然的法則讓工業設計平衡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產品，讓他們和諧發展。對于個人來說一個好的設計可以引領一個健康的消費。工業設計是一個能起健康平衡的平衡點。

6結論

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資本專用性；耦合成本；產業發展；技術進步

一、 問題提出

科斯（R. Coase）的交易成本理論在發表30多年之后才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后人因此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派。然而，當60多年后科斯回顧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時，他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反思卻又一次被人們所忽視。1998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謙虛而又誠懇的寫道，“至于我的結論是否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同樣適用，我想把這個工作留給別人去做”。顯然，科斯已經意識到交易成本理論在宏觀經濟領域的局限性。

交易成本顧名思義與交易有關所產生的成本。根據康芒斯的解釋，交易是“個人之間分割和獲取對有形物品未來的所有權”。在市場經濟下，合同是物品所有權或者說產權交換的基本形式，因此交易成本被定義為與合同準備、簽訂及履行有關的費用。具體來說可以分為搜索和信息費用、談判和決策費用、監督費用和合同義務履行費用。可見，交易成本與產權間的交換密不可分。然而，在宏觀經濟領域，學者們往往跳出產權的范疇研究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交易成本理論的適用性便受到限制。那么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交易成本理論在宏觀經濟領域的適用？文章正是以此為切入口，擬從產業發展的視角，探討交易成本理論的適用范圍，提出適用于宏觀領域的新概念。

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交易成本理論適用范圍的問題；第二部分探討交易成本理論忽略資本的第二個維度，資本專用性維度；第三部分提出耦合成本的概念并提出有關耦合成本的兩個簡單推論；第四部分是給出耦合成本的簡單實證；第五部分提出結論。

二、 資本的兩個維度：產權與專用性

資本是指被人占有且開發利用實現增值的資源。可見，資源被人占有，擁有了產權特征；資源經過開發利用，投入到生產與再生產實現增值的過程中，便具備了生產某類專門產品的特殊功用，并且不可能輕易改變而毫不犧牲其生產性價值，擁有了專用性特征。因此，資本具有產權和專用性兩個維度。

將資本分為兩個維度是有必要的。新古典主義分析的是一個沒有摩擦力的理想世界，除生產成本外，資本的轉移和轉換不會產生任何成本。交易成本理論對新古典主義做了修正，認為產權之間的轉移是有摩擦的，即存在交易成本。毋庸置疑，與新古典主義相比，交易成本的提出拉近了經濟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然而，遺憾的是交易成本理論忽視了資本專用性這個維度，或者更準確的說，交易成本理論將資本專用性給定的前提隱含在理論假設中。

雖然威廉姆森將資本專用性作為區分交易成本理論的最重要特征，但是他也沒有像考慮產權可轉變一樣考慮資本專用性的可變性。他認為，資本專用性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是一種不可挽救的成本，會使投資一方處于談判的劣勢，易被另一方要挾，因此會帶來事前談判成本和事后維護成本的提高，從而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不難看出，威廉姆森的分析假設中不僅有有限理性和投機行為，還隱含了資本專用性的不可變性。

然而，威廉姆森的這種假設是背離現實的。實際上，資本專用性是可以轉換且有成本的。首先，資本專用性的轉換是指資源從一種專用性體系中退出，進入另一種專用性體系中去的轉化過程。每一種專用性體系都代表了一種具體的產業，產業不同，產業資本的專用性當然有所不同，資本專用性的轉換意味著產業結構的改變；其次，資本專用性的可變性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不僅體現在專用性轉換過程中資本價值和生產效率的直接損失，同時也體現在不同專用性體系間相互配合所產生的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指實物資本或是人力資本從長期建立起來的資本專用性體系向新的專用性體系轉換過程中，生產效率都暫時無法達到之前的水平，價值受到的損失。間接損失也不難理解，資本在不同的專用性體系下分配，由于技術進步和轉換成本等緣故，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并不相同，即使資本專用性不發生改變，也不能實現“理想世界”的資本的最優使用效率；最后，資本專用性可變性的成本是有限度的。無論是資本專用性轉換的直接損失，抑或是間接損失，成本都是有限度的。這種成本不可能無限度的大，以至于使得資本專用性的轉變是根本無效率的。所以文章認為，交易成本理論假設的資本專用性初始給定且永遠不可改變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正是由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者忽略了這一點，才導致了交易成本理論在宏觀經濟領域適用的局限性。

三、 耦合成本及其推論

胡建績（2008）將產業間分工的協作所產生的成本定義為耦合成本。通過上面分析，資本專用性的可變性帶來了一定的成本。在此，本文借用耦合成本的概念，將不同專用性體系（產業）間配合協作成本也定義為體系（產業）間的耦合成本。因此，耦合成本既包括專用性發生轉換時的直接成本，又包括專用性沒有轉換時的間接成本。

1. 耦合成本產生的原因。胡建績（2008）從價值發展的角度分析，探討耦合成本產生的原因，值得本文借鑒。本文認為，除資本專用性之外，技術進步不平衡性，也是耦合成本產生的基本原因之一。

首先，資本專用性是耦合成本的最基本原因。同交易成本理論一樣，本文將資本專用性作為耦合成本最基本的原因，最根本的本質特征。關于這一點，本文第二節已經做了詳細的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其次，由技術進步不平衡性導致的產業發展的動態性和不平衡性也是耦合成本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產業是指一組具有相同專用性的資本的集合，這些資本形成具有特定專用性的體系就是特定的產業。由于技術是進步的，所以產業是動態的、發展的；同時由于技術進步是不平衡的，所以產業發展是不平衡的。一個直觀的例子，2010年全世界農業人均產值是30年前的1.5倍，而人均產值GDP在不到20年間就完成了相同幅度的增長。這是因為相比于其他產業，農業更加依賴耕地，而耕地資本的積累和擴張受到地理和環境等客觀因素的種種限制，不可能像設備廠房等其他資本形式快速的擴張，所以導致農業技術水平和生產率的進步較之其他產業明顯偏低。隨后，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產業結構的改變，資本專用性的不斷轉換，耦合成本在專用性改變中體現的更為明顯。總之，由技術進步不平衡性導致的產業發展的動態性和不平衡性是耦合成本形成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除此之外，生產者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也會對耦合成本產生影響。有限理性意味著生產者的投資生產決策并不是完全基于長期利潤最大化的原則的。這樣的假設是符合現實情況的，現實中，未來充滿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生產者并不能準確的預知未來，他們的投資生產決策往往根據決策當時的產業和市場情況制定，當情況有所改變，生產者試圖調整產業投資選擇時，耦合成本就以直接的形式表現出來了。因此生產者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耦合成本。

信息的不對稱性對耦合成本的影響也容易理解。由于生產者不可能掌握產業的全部信息，生產者的決策受到一定限制的，很難是最優的。這種非最優的決策也會增加耦合成本的程度。

2. 耦合成本的簡單推論。在交易費用理論中，羅伯特?庫特將科斯第一定理表述為“法定權利的最初分配從效率的角度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交換的交易成本為零”。本文參考庫特的這種表述形式，將關于耦合成本的推論表述為以下形式：

推論一：

表述（1）：當資本可以在不同的專用性體系間自由轉換時，資本專用性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是無關緊要的。

表述（2）：當耦合成本為零時，資本專用性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是無關緊要的。

當然，這樣的表述是在假設產權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不用考慮交易成本。可以想象，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企業集團內部或者國有制國家內部，這兩種表述是適用的。在更廣泛的情形下，這樣的表述則要求科斯第一定理成立。

推論二：當耦合成本為正時，不同的資本專用性分配會產生不同的經濟效率。

如同交易成本對產權分配有影響一樣，耦合成本也會對資本專用性的分配產生影響。當耦合成本為正時，資本在專用性體系間就不能無成本的自由轉換，產業結構相對固化，只有當耦合成本的第二種表現形式大于資本的轉換成本（第一種表現形式）時，產業結構才會被迫改變。然而，轉換之前和轉換之時，耦合成本都會導致經濟效率的損失。因此，資本專用性分配對經濟效率至關重要。尤其，當耦合成本為正時，因為產業發展的動態性和不平衡性，資本專用性的分配不能時時保證經濟處于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資源有效配置狀態，即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的最優狀態。即使某一時刻資本專用性的分配正好使得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也將促使經濟偏離這一狀態。

推論三：耦合成本與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正相關。

正如推論二中分析，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促使經濟偏離某一狀態。當這種不平衡性越顯著時，偏離速度越快，產業結構變化越頻繁，在一定時間內耦合成本就越高。同時，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增加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受制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影響，耦合成本也會越來越高。因此產業發展不平衡性越顯著，耦合成本越高。

四、 理論模型

下面我們擬通過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耦合成本存在。如上文所分析，耦合成本有兩種表現形式。在第一種表現形式中，資本專用性的轉換會帶來價值的損失，假定這種價值損失以比例稅的形式表現，比例稅率用？子表示，即當資本K從專用性i轉換到專用性j時，耦合成本為？子KijK。？子Kij允許不同資本專用性體系（產業）間的轉換成本不同，不同形式的資本（實物資本K和人力資本L）轉換成本也不同。

耦合成本的另一個影響因素是產業發展的動態性。文章借用宏觀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刻畫產業發展的動態過程。文章假定產業生產函數是實物資本（K）和人力資本（L）兩種資本投入的一次齊次生產函數，其產出彈性均假設為常數，并且技術進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同時為了簡化模型，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假定產業的技術進步率是外生給定的。此外考慮到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模型假設產業間技術進步率存在差異，且與資本產出彈性正相關。這一假設意味著越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其技術進步率越高（趙志耕等，2007）。

因此，產業生產函數為：

Yi（t）=Fi（Ki（t），Li（t），Ai（t））（1）

其中，K和L分別代表資本的兩種形式，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A為希克斯中性的技術，增長率外生給定且不同產業存在差異；i代表不同的產業。因此令y=Y/L，k=K/L，產業生產函數又可以寫作：

yi（t）=Ai（t）fi（ki（t））（2）

下面本文將借助這一模型證明，耦合成本的存在性。

當資本專用性發生轉換時，耦合成本必然存在。因此，證明耦合成本的存在性等價于證明在現有資本的資本專用性不發生轉換時同樣存在耦合成本。為了簡化證明，不妨設基期（t=0）經濟處于資源有效配置狀態，即對于任意產業i、j，存在：

？墜Yi/？墜Ki=？墜Yj/？墜Kj且？墜Yi/？墜Li=？墜Yj/？墜Lj（3）

現在證明問題簡化為，在產業依靠自身積累的情況下，第一期（t=1）經濟會偏離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的狀態。短時間內，人力資本受到自然條件的約束，可以近似視為增長率為零；實物資本，忽略資本折舊，且不考慮產業產出對資本投資的約束，其增長率主要受到產業儲蓄率（投資）的影響，故下文對產業儲蓄率（s）做分類討論。

a.假定產業儲蓄率為零，即si=sj=0

因為產業儲蓄率為零，且假設人力資本增長率也為零，所以各產業第一期的人均資本等于基期人均資本量。同時根據模型假設，不同產業技術進步存在差異，其增長率不同。故有：

ki（t=1）=ki（t=0），kj（t=1）=kj（t=0）；（4）

■≠■；（5）

結合基期各產業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的假設，通過簡單的代數運算可以得到邊際生產率不相等的結論，即：

■≠■=1；（6）

且■≠■=1。（7）

因此，當產業儲蓄率為零時，整個經濟會自動偏離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的狀態。

b.假定產業儲蓄率不為零，且不同產業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儲蓄率s。

儲蓄率自由選擇的假設更加符合現實情況。在這樣寬松的假設下，結論依然是成立的。本文通過反證法證明這一論斷。

假設在第一期不同產業的邊際生產率都相等，則有：

■=1；（8）

且■=1（9）

用（9）式除以（8）式，得到

ki（■-1）|t=1=kj（■-1）|t=1（其中？啄ki為產業i的實物資本產業彈性）（10）

同理，根據基期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的原假設，也可以得到類似等式，即：

ki（■-1）|t=0=kj（■-1）|t=0（11）

考慮到生產函數為常彈性函數，則有：

■=■或■=■（其中？琢為總收入中資本所占份額①）（12）

（12）式表明，如果經濟繼續保持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一個必要條件是產業間實物資本（K）的增長率相同，或產業儲蓄率與實物資本產出彈性保持相同比例，換而言之，各產業間新增投資與實物資本收入比例相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將（12）式代入（8）式，（8）式不成立，與原假設矛盾。

綜上所述，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耦合成本是必然存在的。

五、 結論

文章通過構建理論模型證明了耦合成本的存在性。研究認為，耦合成本是客觀存在的，這是受資本專用性和產業發展的動態性和不平衡性共同影響決定的。在現實中，耦合成本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直接體現為資本專用性轉換所帶來的價值損失，另一種體現為產業間邊際生產率所帶來的經濟效率的損失。耦合成本的存在意味著資本專用性在產業間的分配對經濟效率是有影響的，越是合理的產業結構，資本的利用率越高，經濟發展的效率也越高。

耦合成本的存在性證明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在資本專用性發生轉換時，依靠市場作用并不能達到的資源有效配置，產業間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這時，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在這一點上，本文的觀點與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不謀而合。林毅夫（2012）在總結幾個趕超國家的經濟特點時提到，有為政府是這些國家一個顯著的特點，尤其是中國，當年被認為是最差的經濟制度――“雙軌經濟”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現在就容易理解了，結構轉型的趕超國家的最大特征是產業發展不平衡，耦合成本成為影響產業發展和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市場無法立刻解決的，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通過其努力，最大限度的降低耦合成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雙軌經濟”正是達到這樣的作用，取得經濟快速發展。

注釋：

①根據常彈性和一次齊次的假設，？琢和？啄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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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層面及支撐體系研究”（項目號：12&ZD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