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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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范文第1篇

《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01--2010）》2006～2010年實施計劃[1]明確提出了"建立由結防機構、醫療機構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組成的結核病控制服務體系，共同開展結核病防治工作"。肺結核病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慢性傳染病，是我國重點控制的傳染病之一，對肺結核患者堅持早期，聯用、適量、規律、全程的治療原則，正確的治療方法是達到控制傳染源，降低肺結核患者死亡和保護易感人群的關鍵。在社區長期為肺結核患者進行督導服藥工作過程中發現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導致患者治療中斷。因此，對社區肺結核患者治療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

1存在問題

1.1肺結核患者在治療過程中，使用抗結核病藥品為全球基金結核病控制項目提供，使用方法為聯合用藥。治療過程在嚴格按照項目服藥要求操作下，在從事結核病防治中，發現未成年患者（

1.2肺結核患者在診斷明確，住院接受抗結核治療，治療藥品和方法均與結核病控制項目要求一致，在醫院已完成1個月強化期治療，但患者轉入結核病防治項目規范治療時，又重新使用項目規定藥品和使用方法，造成強化期抗結核病藥品重復使用，加重患者肝、腎功能負擔，尿酸顯著增高和谷丙轉氨酶異常情況 ，延長服藥療程。

1.3醫師在患者在接受抗結核治療前，服藥前對服藥后可能出現藥物副作用和治療期間注意事項交代不清，造成個別患者不予醫師配合，督導患者服藥面臨許多困難[2]，不堅持規律用藥，對結核病治療時間長不理解，服藥后身體出現不適感覺和病情稍有好轉，即認為已治愈而自行停藥。有患者服藥期間不注意生活細節，不戒煙并大量飲酒造成肝功能損害而中斷治療。

1.4結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不到位，①患者對結核病傳染方式不了解、不理解，造成患者有恐懼心理，對肺結核能否治愈心存疑慮，直接影響患者治療疾病信心和治愈效果。②患者家屬及身邊人員對肺結核的傳播途徑不了解，不知怎樣預防肺結核傳染，對肺結核病患者采取排斥態度，增加了患者心理壓力，不利于患者治療和身體康復。③結核病防治知識宣傳只限于每年"3.24"結核病防治宣傳日，沒有真正起到和發揮作用，群眾并沒有掌握到結核病防治知識。

2對策和建議

2.1結核病控制工作繁重而艱巨[3]。對未成年人（

2.2肺結核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如果治療期間在醫院已經抗結核治療，治療藥品和方法均與核病控制項目要求一致，并醫院已完成1個月左右強化期治療，患者轉入結核病防治項目規范治療時，應慎重重新使用項目規定藥品和使用方法，避免強化期抗結核病藥品重復使用，加重肝、腎功能損害，延長服藥療程。建議：患者如在醫院已經開始抗結核治療，且治療藥品和方法均與核病控制項目要求一致，在醫院已完成1個月左右強化期治療的基礎上，進行結核菌痰檢驗，如果菌痰檢驗陽性，根據項目要求，再增加2個月個月強化期治療，如果結核菌痰檢驗陰性，就應延續醫院的強化期治療，避免因強化期抗結核病藥品重復使用，造成肝、腎功能損害和延長服藥療程。

2.3患者在開始接受抗結核治療時，醫師應告知患者服藥療程較長，可有效殺死結核菌，防止復發。醫師對服藥期間可能出現藥物副作用要預先告知，做到早發現，早處理。鼓勵患者堅持規律用藥，不能因服藥后身體出現不適和病情稍有好轉，即認為已治愈而自行停藥。建議：管理督導肺結核患者服藥的醫師，在患者服藥期間應做到，送藥到手，看服到口；密切觀察，掌握患者服藥后身體狀況，對出現不良反應的患者做好解釋、疏導工作，并做好相應的對癥處理。由于在治療過程中肺結核病典型癥狀消失快（如咳嗽、咳痰、發熱和盜汗等癥狀），但并非肺結核病已經治愈，因此，管理患者的醫師必須熟練掌握結核病防治知識，告知患者，肺結核病只要堅持早期、聯用、適量、規律、全程的治療原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4健康教育是治療肺結核的重要因素[4] 做好結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建議：①做好肺結核患者的健康教育宣傳工作，有利于醫務人員對肺結核患者的管理、督導；可以減輕患者對肺結核能否治愈心存疑慮和恐懼心理，增強患者對肺結核病的認知，使患者懂得服從醫囑，配合治療。指導患者要有規律生活起居，改變不良的衛生習慣，堅定肺結核病一定能夠治愈的信心。②對患者家屬、及身邊人員進行結核病宣傳教育，使其了解、掌握肺結核病防治知識，對肺結核病患者不采取排斥態度，幫助患者消除緊張、焦慮心理，穩定患者情緒，鼓勵患者堅持服藥完成治療。③強化廣大群眾的結核病防治知識，采取經常性、形式多樣的宣傳方式，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群眾樹立起正確的健康理念，掌握結核病防治知識，改變不正確的生活方式，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盡早發現并治愈每一例結核病患者，降低患者復發，保護易感人群，達到有效遏制結核病流行和發展的目標。強化對肺結核患者治療過程的管理和健康教育工作是及其必要的。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01--2010）》2006--2010年實施計劃[M].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2006.

[2]郭肖巖，李芳，張修磊，等.山東省社區結核病控制項目實施效果分析[J].中國防癆雜志，2011，33（1）：17-20.

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范文第2篇

一、開展情況

一是領導到位。成立了××縣蠶桑局環境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由××局長任組長、張卿、××、劉文君三名副局長任組長，各股室負責人為成員。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縣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推進會后，我局對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行動員、安排、部署，形成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的強大合力。出臺了《關于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關于開展城鄉環境容貌綜合整治的實施意見》等文件確保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各項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責任到位。針對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中社區、社區所在單位、社區各住戶以及社區各小區的聯系單位的職能職責不是很清楚的情況，幫助社區、聯系鄉鎮明確了各清掃保潔范圍，完善了“門前三包”責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項工作作為本年度職工年終綜合目標考核。

四是宣傳到位。通過發放宣傳資料、干部帶動、街頭、企業宣傳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城鄉環境整治的目的意義，并組織全局干部群眾參加了縣上組織的“萬人大掃除活動”、每周周末的“文明勸導活動”和每周三的“門前三包勸導活動”。

五是保障到位。在資金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擠出資金2.7萬余元專門用于環境綜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請縣級領導對我局所負責的新南社區進行現場督查，對發現的問題，及時解決問題。同時，局組織人員對我局所負責的新南社區一小區堅持每天開展環境綜合治理巡查，對整治較為突出的問題，通知責任人實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積極配合社區和所聯系鄉鎮做好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的同時，狠抓了絲綢大院的整治,采取單位出一點,市民出一點,企業拿一點的辦法,共同籌資約5萬余元,集中打造絲綢大院。目前，我局所聯系的社區和鄉鎮的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級領導表揚。

二、下步打算

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釘釘；互聯網；城市社區管理

1信息技術是城市社區創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手機網民規模達7.24億，手機網民占比達96.3%。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逐步得到廣泛應用，對社區治理的影響日趨明顯。釘釘（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團專為中國企業、政府、團隊打造的免費溝通和協同的多端平臺，提供PC版、Web版和手機版，支持手機與電腦間文件互傳，主要有免費商務電話、DING、消息已讀未讀、團隊組建等功能，結合搭建在釘釘平臺內部的微應用，提升企業溝通和協同效率。在貴州省貴陽市政府采用釘釘軟件進行管理的大環境下，本文以貴陽市白云區大山洞社區為例，探索如何通過釘釘更好地實現社區的創新管理。隨著城市社區承載的功能越來越多，必須要不斷創新社區管理模式。我們要適應新形勢，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引領，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把精細化、標準化、常態化理念貫穿于社區治理的全過程。借鑒一些基于互聯網開展的在線調解、協商談判等做法，善于運用新技術提高糾紛化解水平[1]。“十三五”規劃提出了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改進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發展目標。因此，創新城市社區的精細化治理模式不僅對社區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對城市整體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現階段，城市社區管理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戰略性問題。通過互聯網技術手段逐步提升社區管理水平，必須進行全新的管理，為社區管理工作帶來便利和啟示，進一步加強社區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聯網環境下的社區管理模式創新，構建持續健康發展的新型社區。

2城市社區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社區形態不斷呈現多樣化。多種因素的交錯疊加，給社區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1）社區社會事務繁雜，缺乏及時的管理與監督。社區服務工作總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時的管理與監督。及時有效管理與監督社區服務資源，將是進一步完善社區管理模式的重要內容，也是進一步發揮社區服務功能的關鍵手段。（2）社區工作人員年齡老化，專業化程度偏低。我國城市社區管理隊伍年齡結構不合理，老齡化現象嚴重。社區管理非專業化現象嚴重，人們對社區服務與管理的專業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區管理缺乏溝通和交流平臺。目前社區硬件設施普遍落后，嚴重制約了社區發展。雖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區壓縮辦公空間建設多個供老人、小孩交流與活動的空間，但人們認識上存在偏差，缺乏溝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區與居民關系疏遠，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較弱、渠道較少[2]。（4）社會參與社區建設程度較低。社區網格化管理強調問題及時收集和反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實際需求及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熱情，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的積極性并不高。社區作為管理部門，基本是在職能范圍內組織開展相關活動，完成上級交派的各種任務，而由于人員和精力有限，在主動引導、激勵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服務管理方面做得不夠，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服務管理渠道不多。（5）社區治理過程中信息化技術運用不夠廣泛。當前開展的社區各項治理任務基本靠群眾的反映和政府部門的實地巡查，對信息技術的應用不夠充分[3]。

3解決城市社區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的對策

信息技術的發展在豐富人們生活的同時也給社區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社區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不斷涌現，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很難保持有效性和持續性[3]，要依托信息技術實現社區管理主體多元化、鼓勵社會參與決策等[4]。

3.1實現多方整合，提升社區服務管理水平

“釘釘”政務移動辦公系統集即時消息、公告、定位簽到、考勤、日志、審核、視頻等功能于一體，從管理和服務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監督等方面的工作規范和機制，積極發揮了基層黨員、愛心媽媽、青年志愿者、社會組織、“兩代表一委員”、愛心企業、愛心人士、社區干部與職能部門人員等的作用，形成了社會服務管理問題有人報、事件有人管、處置有反饋、結果有監督的工作局面[5]。實現各級各部門“溝通高效化、聯動智能化、反饋便捷化、信息數據化及監督全程化”，將全社區相關部門干部和職工納入“釘釘”監督管理體系中，跟蹤督查基層干部社區責任落實。基于釘釘的信息平臺變革社區管理和服務手段，滿足各類群體不同層次的社區服務需求，比如轄區有企事業單位328家、個體工商戶2224戶，可以組建相關的工作平臺，既是宣傳政策、通知公告平臺，又搭建了相關單位、個體交流溝通的橋梁，已讀未讀一目了然，精準關懷，減少了社區人員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學堂”對現有人員進行培訓，促進現代化社區建設。

3.2通過釘釘搭建一體化、多層級管理交流平臺

我國的社區規模大，社區居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不夠，渠道不暢通。通過釘釘搭建的平臺為社區治理帶來了新的契機，拓寬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通道。推動與扶持公民參與模式，轉變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思維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區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參與社區中的各種公共事務并與政府部門進行良性互動，使許多利益沖突在基層就得到解決[6]。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及時準確獲得和傳遞各種信息，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釘釘為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和事務搭建了新的平臺、拓寬了參與渠道，成為提高居民參與度的有力手段。釘釘是基于手機號碼認證的平臺，社區發展多層次、多形式的社區自治組織，通過釘釘搭建“社區—小區—樓棟—個人”的一體化、多層級管理平臺，總的管理員由社區工作人員擔任，各小區或樓棟設置一個子管理員，居委會利用該實名平臺支持和鼓勵社區內諸如業主委員會、各種自治團體的溝通交流，也可以鼓勵以樓為單位建立加強宣傳、教育、溝通的群和平臺。基于該平臺可以社區各類信息公告，組建不同層級的交流平臺，實現各類事務數據的收集、統計[7]。

3.3通過釘釘搭建社區的各類活動平臺

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成為社區建設工作不斷深入、人員素質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滿足了市民咨詢、救助、服務、娛樂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區爭取上級各部門的支持搭建了社區兒童幸福家園平臺，成立了大山洞社區兒童幸福家園工作領導小組、大山洞社區兒童幸福家園家長委員會、兒童委員會等組織，為招募和管理專職和兼職的人員隊伍、專職愛心媽媽和青年志愿者隊伍、社會組織、“兩代表一委員”、愛心企業、愛心人士等人員，可以開發人員招募和管理系統。

3.4完善社區服務工作機制，創新社區服務體制

高效和迅捷的溝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區的工作人員溝通效率。探索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釘釘+”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創新服務群眾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動了各項工作。通過“釘釘”把社區管理、城市管理、違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發下去，實現隊伍建設“全覆蓋”。利用釘釘平臺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層級管理模式，一線人員和管理人員可以相互直接反饋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決問題、核查反饋”的工作流程，結合社區開展的社區兒童幸福家園推出“日照料”“周活動”“月家訪”“建臺賬”“延時制”的工作機制，利用釘釘中的簽到、日志、微活動、微社區等活動信息、反饋工作情況，保障家園的規范運行。比如大山洞社區推出“日照料”“月家訪”“延時制”的工作機制，專職愛心媽媽可以通過日志提交每日輔導和照顧兒童的情況，以供其他愛心媽媽查看。創新社區服務體制，健全“五項機制”，建設陽光之家。

3.5加強釘釘信息平臺建設，預防和疏導社區矛盾

加強釘釘信息平臺建設，一是搭建問題溝通交流的平臺。基層社會服務管理終端由社區向前延伸到網格，基層干部可以通過不同的溝通交流群和報送日志等及時發現問題，將事后介入變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時處置和監督平臺。以信息技術為支撐，及時準確掌握基層發生的各類事件和不穩定因素，解決群眾遇到的問題和難題，對報送的事件要求處理人員及時報送處理結果。三是搭建決策支持平臺。依托這一管理體系，可以更加精確地了解網格內突發事件、群眾需求等信息，實現了動態過程中的“底數清、情況明”，實現精細化、規范化、信息化和科學化管理，為工作決策提供了更加直觀、便捷、實時的信息參考[5]。

4結語

隨著互聯網普及，信息技術和人類生產與生活交匯融合，對社區治理、人民生活都將產生很大影響。以后將繼續探索釘釘及相關微應用集成的平臺應用，與現有系統進行整合，抓住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機遇，開創社區創新發展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孟建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N].人民日報,2015-11-17.

[2]王華.從管理到治理：大慶城市社區治理問題研究[J].大慶社會科學,2017.

[3]陳亞萍.提升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水平路徑探索[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

[4]戴楊艷.基層政府社會管理創新文獻綜述[J].經貿實踐,2017.

[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區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7.

[6]唐桂娟.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公民參與——基于“社區災害風險評估與管理”項目的實證分析[J].風險災害危機研究,2017(1).

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范文第4篇

一、新社區治理體制下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

1、居委會面臨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和“居站分設”（即居委會和工作站完全分開）等兩種社區治理模式。理論上，社區工作站的設立似乎可從制度設計上解決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緩和日趨緊張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但實踐中，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中的居委會又面臨了新的問題。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尷尬。理論上，設立社區工作站后，居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可以真正通過選舉產生，專心開展社區自治。然而，實踐中深圳市的幾乎所有居委會組成人員完全都由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兼任，他們在時間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級任務上，社區自治功能仍難以發揮。“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體居民利益的思路，無疑又回到了計劃經濟下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公共權力系統天然代表全體人民的老路子，否則“居站合一”模式就會產生自我矛盾。因此，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說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設”模式的尷尬。目前，深圳市只有鹽田區完全實行“居站分設”，這種模式在實踐中也不盡如人意。首先，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徹底分開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問題。社區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達到社區的各項工作，而且承擔了部分本應屬于居委會職責范圍內的工作；而居委會雖然不再承擔行政工作卻又暫未能擔當起“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會在社區自治的制度模式下開展社區服務，難以實現自負盈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居委會資金來源存在困難時，工作如何實現良性運作？再次，由于居委會主任及委員們缺乏工作的熱情、動力和民主的習慣，居委會難以真正運作起來。部分原居委會成員在居委會脫離政府“管制”之后，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甚至有某種失落和無所適從感。

第三，面臨被邊緣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設”的情況下，居委會不再承擔行政性工作，與業主委員會一樣應該同屬于群眾性自治組織。但現實情況是，居委會聯系群眾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會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影響力大于居委會就是最好的說明。有學者指出，業主委員會在維護居民利益、推動社區自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僵化的街道——居委會體制形成了很大沖擊，如果居委會還不實現自治功能的回歸，就有可能被業主委員會“擠垮”。

2、業主委員會對社區治理的影響

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物業管理的興起、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居委會自治能力的缺失，擁有住宅私有產權的業主成為了現代社區的真正主體，業主的社區自治要求日漸增強，并呼吁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業主聯合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化、專業化的維權組織的成立就成了業主的必然選擇。

盡管業主委員會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組織，且其自身運作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但它作為一個新型的社區組織，在社區內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對社區居民、居委會乃至整個社區治理結構的變革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業主委員會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而且還推動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發展基層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區組織關系的復雜性。

二、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現狀及癥結所在

1、二者關系的現狀

面對業主委員會的興起，有人開始懷疑居委會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區體制的呼聲不斷，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潛在沖突也隨時間的推移日漸顯現。由于居委會角色錯位，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居民開始繞開居委會尋求新的利益表達渠道。

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確直接影響了業主委員會的運作與業主維權的開展。業主委員會還經常受到房管部門的行政干預，這些部門本該行使對業主委員會的輔助工作，但由于業主委員會法律地位不清，這種行政輔助行為就往往演變成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反過來政府的行政干預又更加模糊了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因此，當物業公司和開發商欺騙和損害業主利益時，業主委員會很難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去捍衛業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達和權利維護的功能受到限制，從而不得不時求助于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一方面依賴居委會，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戰居委會，而居委會角色的錯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區內部業主委員會與物業管理公司以及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紛爭，其“裁判員”身份受到業主質疑，甚至最后成了業主攻擊的對象。

隨著社區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區工作站承接了社區居委會原有的社區資源，作為“準政府組織”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摩擦開始部分地轉為社區工作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體現在業主委員會的成立、社區資源、社區治理權、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會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其作為社區自治組織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凸現。現實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仍表現為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由于《指導規則》明確規定居委會領導業主委員會，使得二者之間已經存在的矛盾更為尖銳。

2、現階段的主要矛盾

現階段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1）圍繞業主委員會的成立而產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數業主委員會從成立開始，就難以得到居委會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導規則》出臺后，業主委員會的成立必須得到居委會的支持，否則難以召開首次業主大會，更不用說備案成立業主委員會了。另一方面現實中，目前居委會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參與社區治理，為了減少業主委員會成立以后所帶來的“麻煩”，居委會往往不支持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以各種借口延緩或阻止其成立業主委員會。

（2）圍繞社區資源而產生的矛盾

社區資源包括許多方面，如居民支持、辦公用房、活動場所、政府的社區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發展的前途命運，離開了社區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區組織都難以在社區繼續生存。由于居委會長期以來“行政化”的色彩過于濃厚，居民對它的認同非常脆弱。當代表著居民根本經濟利益——房產——的業主委員會出現時，居委會與居民之間那種脆弱的關系遭到了嚴重威脅，這使得居委會對業主委員會有一種本能的敵視。其次，在深圳，隨著社會分化越來越細，社區成為獨立的發展實體，社區的可用資源與辦公用房、活動場所等越來越緊張，生存在社區內的各種組織必然為爭奪社區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也導致了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矛盾的深化。再次，當前政府的社區治理體制明顯對一貫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會有利，其他社區組織則難以獲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業主委員會。當政府的社區政策的天平明顯向居委會傾斜時，業主委員會的不滿情緒進一步被激化，業主委員會與居委會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圍繞社區治理權而產生的矛盾

如果社區內同時存在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部分功能重疊的組織實體，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與沖突，并且必將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趨激烈。例如，以業主為中心的物業管理模式和以居委會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以財產關系、利益關系等為紐帶的居民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和傳統的街道、居委會行政管理組織之間的矛盾。

盡管國務院2003年制定的《物業管理條例》允許業主大會制定、修改物業管理區域內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的維護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并由業主委員會選任物業管理公司具體執行。但按照《居委會組織法》，居委會負責協助政府或其派出機關維護社會治安和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這種法律上對社區治理權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實際操作中的混亂。

（4）圍繞著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而產生的矛盾

在社區治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圍繞社區治理地位問題也產生了矛盾。從居委會的角度來說，理所當然地把社區治理歸為自己的份內事，認為自己是社區治理的主體，理應在社區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業主委員會應聽命于居委會或直接成為居委會的附屬機構。而業主委員會則認為居委會代表政府對社區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社區依靠居委會達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會的附屬機構。居委會要求把業主委員會納入其管理框架內，而業主委員會則要求有獨立活動的保證，圍繞著雙方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問題，二者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而《指導規則》和《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對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權益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相反加緊了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控制，如三級管理即市（區）主管部門、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將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納入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的領導之下。雖然業主要求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維權的沖動不斷高漲，但由于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約束，業主委員會存在“成立難、維權難”的問題。這是行政權力擴張與民間自治權試圖尋求發展之間的沖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關系成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合理趨向

治理理論為解決上述問題、重構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關系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其主體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門（ThirdSector）或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及社會自愿者，是多個主體針對社會公共事務而開展的分工合作協商的共治過程。

1、創建合作互動型關系

當前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定位問題的幾種主要觀點，包括用業主委員會取代居委會、將業主委員會納入居民委員會之中、將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合二為一、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二者間形成競爭關系、居委會暫時代行業主委員會的職能等等。但筆者以為：雖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衛生和社區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權利來源、管理邊界、職責功能、代表主體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補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間競爭、沖突的關系也不可取，因為從法律地位和代表性來講都不具有對等性。

筆者認為，應建立互相合作、依賴互動為特征的合作互動型關系，以緩和社區矛盾，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構建和諧社區。事實證明，無論是居委會，還是業主委員會，都無法擁有獨立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有效的工具。”每一個社區組織都必須通過與其他社區組織交換信息、資源，通過相互合作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會為單一社區自治主體的社區治理體制下，居委會難免淪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過居委會滲透到社區的各個方面，居委會難以擺脫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區自治實質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當前進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應該在確立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把改革現有的居委會與開發社區內其它自治資源結合起來，組成社區的自治管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社區組織通過密切合作來實現社區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會負責社區公益性事務，業主委員會管理與物業或財產有關的事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作為社區內較為重要的兩個組織，共同構成這個自治管理系統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動的新型關系，共同構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

在這種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下，社區治理將會在社區組織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達到“善治”。這一新型關系不僅有利于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的開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而且還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從而構建和諧社區。

2、合作互動型關系的實現途徑

（1）還權于民，合理定位國家與社會關系

根據治理理論的要求，從國家與社會層面看，應變過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隸屬關系轉為橫向的相互協作的伙伴關系，構建一種新型的社區組織網絡模式。

其一，堅持規模原則、民主原則、責任原則和理性原則相結合的社區治理原則；其二，實現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三，確定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建設顧問而不是控制者的職責。變過去的行政上下級關系為橫向合作的伙伴關系。政府根據居民需求制訂社區發展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社區組織負責具體實施。

（2）加強制度建設，明確業主委會法律地位

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對《居委會組織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基層社區組織的性質、功能和建設的目標，實行政社分開，為建設和諧社區提供法律保證。2007年9月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沒有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作出應有的規定，業主大會及其執行機構業主委員會是代表和維護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公共合法權益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應該通過立法規定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成為公益性社團法人。這樣定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不僅是我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解決物業管理服務市場諸多問題的迫切需要。

（3）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健全溝通機制

首先，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構建良性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必然先要求加強居委會的獨立性，把居委會從行政體制的束縛中獨立出來，還原其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購買服務的辦法，通過項目管理和契約管理，由社區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務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從居委會剝離出來的工作；居委會則回歸其“本位”，實行自治，負責收集社情民情，開展社區服務，調解居民糾紛等。

其次，要明確界定社區各組織的職能范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職能范圍界定是雙方構建良性關系的基礎。社區管理中屬于物業管理的內容，如治安、清潔、衛生、綠化、車輛停放等事務可以逐步由業主委員會通過合同委托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會則集中于社區居民事務管理與協調上，并發揮主導作用。“居站分設”是實現社區自治、理順社區組織關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規嚴格規定居委會、社區工作站各自的職責范圍，不能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重新讓居委會陷入行政事務的泥潭，慎防將居委會再次變為社區工作站的再派出機構的“怪圈”。

再次，構建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的構建是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改良的重要條件，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就不會有良好社區治理體制。只有構建好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才能增強合作，社區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構建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時，要擺正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是實現調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規則，而不是過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對社區組織的管制，讓社區各組織自發調整彼此的關系，社區組織關系才能得到較優的組合，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良性關系才能實現。

最后，要理順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溝通機制。目前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區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極不平衡，其中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與政府的溝通尤為欠缺。政府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盡量保持與社區各組織之間的平衡關系，使社區各組織協調發展，這才能有利于社區自治的實現。為此，政府要主動完善回應機制。深圳市南山月亮灣片區設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設”之后社區自治組織如何行使職能作參考。這樣社區自治組織在收集到居民意見之后，就有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即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也強化了政府對居民問題的回應。

四、結語

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村改居 行政化 治理主體 社區自治

作者簡介：李明珠，天津市濱海新區胡家園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一、“村改居”的內涵

“村改居”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具體指的是：撤銷以往的農村組織，更改為城市居民社區委員會，借助管理城市居民的方法，對“村改居”展開管理。從利益分配角度而言，“村改居”屬于對社會利益的一種再分配形式，指的是：重新劃定進程農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利益分配形式。從政策上而言，“村改居”社區的居民屬于城市人；但從實際利益角度而言，他們與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而“村改居”要切實保障“村改居”人員的基本權益，提高“村改居”人員的社會地位，使其享受到與城市居民一樣的高品質、高水平的生活，最終實現“村改居“追求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目標。

二、新型社區基本環境、治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基本現狀

在城市化過程中，“村改居”社區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由農民轉變為居民，農村轉變為社區，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集體經濟轉變為股份經濟的“四個轉變”。雖然“村改居”在形式將村委會的牌子換成居委會，在角色上宣布農民變為城市居民，在居住形式上由散落居住的平房庭院變成環境優美，配套完善的城市高層小區，但在社區形態又表現出諸多鄉村社區的特性，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異質性和不穩定性。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村改居”社區的數量及其集聚的規模也將越來越龐大，并將成為未來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行與治理狀況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發展和社區管理的水平。通過對“村轉居”社區調研發現，其“亦村亦城”的特點存在著諸多問題，嚴重制約和影響著社區治理的轉型和發展以及社區居民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發現目前“村改居”進程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深刻剖析，從而為探尋新型城市化發展的社區治理對策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二）新型社區治理現狀及其中存在的問題

“村改居”這種新型的管理組織，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其成員由失去土地后的農民組成。“村改居”作為一種新型的管理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1.“村改居”是農村向城市過渡的一個特殊階段，此時的“社區居委會”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組織機構行政化。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對居民委員會的定位實際上有偏差，居委會在內部設置和職能上，基本上仍按上下對口模式，被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之內，并沒有體現社區的實際情況和居民群眾的實際需求進行設置，而居委會無論履行何種功能，都具有“金字塔式”行政化等級結構的組織特征，使居委會儼然貌似政府的派出機構，而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有的政府部門，打著“某某工作進社區”的旗號，把工作延伸或直接推向社區，社區居委會便成了一根針，萬事都要從這個根針的“針眼”穿過，于是居委會常常忙于上級督辦的任務，致使居民自治管理的空間不斷減少。

第二，人員安排的行政化。在實際工作中，現在社區居委會主要人員存在著“民選”和“街聘”的雙重身份現象。一方面，“街聘”的方式明顯提高了居委會干部的文化素質文化，使年齡結構年輕化，增強了居委會工作的活力，但也由于應聘人員年紀輕、社會經驗不足以及就業求職心態的影響，存在對社區工作的責任心不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等問題，因而得不到社區成員的認同。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形式，居民對下派和招聘的居委會工作人員替代原有居民認同度高的工作人員，有被強加的感覺而產生抵觸情緒，因此致使“街聘” 在選舉中落選；此外，“街聘”的社區工作人員享受的待遇和保障與其他非聘人員之間的反差較大，也導致這些居委會干部的思想波動和工作上的攀比。

第三，組織職能的行政化。居委會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滿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為居民群眾需求考慮的職能越來越少。機關部門把社區居委會當作下屬單位，把社區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上面大量的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集中在社區居委會頭上。長此以往，居委會也從根本上忽略了原本的自治組織屬性，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組織的一員，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工作內容向下延伸，于是便造成了居委會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滿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為居民群眾需求考慮的職能越來越少。目前社區居委會所有工作幾乎年年都有評比和考核，考核部門涉及黨委、政府的幾十個有關職能部門。這樣，社區居委會及其成員的工作業績主要取決于政府及各部門的認同，而不是社區居委會和居民群眾的認可，這樣就偏離了社區居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自然屬性和本質要求，與居委會制度安排的初衷已相去甚遠。

第四，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社區居委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社區問題、服務居民群眾，但其工作方式行政化以后，在實際工作中根本無暇顧及居民群眾的意見和需求，既不能很好地服務居民，也不能很好地與居民溝通，在工作中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社區居委會的部分工作人員不適應社區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方式存在著機關化傾向，習慣于8小時坐班制，積極主動服務的少，在無形中拉大了社區同居民群眾的距離。時間一長，這樣的社區居委會也就得不到廣大居民的認可。

2.居住環境的改變影響了居民參與自治的意識和熱情。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和城市改造建設，居民的流動性加大，人們漸漸離開原來熟悉的生活環境，新的居住模式從客觀上限制了社區居民之間能廣泛而頻繁的交往，形成了“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同時，社區居民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有很大差異。這也是現代社會人們很難象原來村落平房式的居住環境那樣維持較長時間的聯系，社區內鄰里間的情感淡漠，影響了居民之間的交往，進而影響了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和熱情。盡管“村改居”后，設置了社會為居民提供各項服務，但村民并未完全擺脫有事找村干部的心理依賴。此外，很多“村改居”的居民都具備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但卻未將意識付諸于行動。 3.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速度比較緩慢。“村改居”社區的居民大多是失地的農民，該群體存在年齡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對規章制度缺乏正確的了解，參與自治組織管理活動的意識不強。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社區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外來人口，導致社區事務缺乏關注度。自發性的群體組織大多由具有共同愛好的居民組成，缺乏系統性的規劃，其管理過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單位制”的體制環境影響了社區參與的積極性。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的后續影響制約著我國居民社區參與，由于各種利益和資源都集中在政府及其附屬的單位中，個人的利益絕大部分都是依靠單位來實現，在利益和情感的依賴上基本沒有“社區”的概念，居民的社區意識淡漠，導致普遍的社區參與積極性不高。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單位人”逐步轉變為“社會人”，居民的利益關系逐漸由單位轉入社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個人對單位的依賴。但居民的單位情結不會立即消逝，這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居民社區參與的積極性。

三、“村改居”社區問題的主要解決對策

“村改居”作為一種新型的管理組織，“村改居”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從當前“村改居”社區管理狀況來看，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有效的規劃。相關管理人員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做好社區管理改革工作。

（一）淡化社區的政治色彩，強化社會的服務功能

從街道社區當前的管理模式來看，基本遵循了至上而下的領導與被領導管理原則，即：社區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按照街道辦事處安排的任務行事，這不利于社會服務功能的發揮。對此，應該按照“政社分開”原則，重新定位政府與街道、社區之間的關系，為社會服務功能的有效發揮，提供良好環境。居委會的主要工作在于：通過行使管理職能，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項服務，同時重新構建社區與基層政府之的關系。政府應轉變自身對社區的指導方式，從政策、財務等方面支持社區工作，而不應該過度地干涉社區事務。作為社區服務管理人員，不僅要認真完成上級安排的各項任務，更重要的是強化自身的服務管理職能，切實為居民辦好事、辦實事，努力做好社區管理工作。

（二）健全社區居民政治參與制度，完善居民自治管理體系

社區自治管理工作的順利展開，離不開制度支持，因為需要采取措施，健全社區相關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居民共同談論下而制定的自治章程，該制度的用途在于還給居民監督權、客觀地公布社區的重大事務。這樣做不僅為居民自治設定了科學的標準，又促使工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此外，社區應該努力營造民主的環境，方便居民進行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務創造，促使居民越來越依賴自我管理以及服務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