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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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 檢察理論 “村官”犯罪 工作探討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雖然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即我們平時所說的“村官”）不享有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利和義務，但他們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國家事務管理時，如果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錢財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范圍，由檢察機關立案管轄。那么，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有可能觸犯什么罪名？它的特點怎樣？有什么預防的對策嗎？在此，筆者試圖在本文中予以探討。
一、“村官”有可能觸犯的幾個刑法罪名
1．貪污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立案標準規定，貪污數額達到5000元時，應立案偵查，或個人貪污數額雖不滿5千元，但具有貪污救災、搶險、防汛、防疫、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及募捐款物、贓款贓物、罰沒款物、暫扣款物，以及貪污手段惡劣、毀滅證據、轉移贓物等情節的，應立案偵查。花都區雅瑤鎮有一位村委書記鄧某某，伙同該鎮經濟發展辦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會人員，經密謀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該村土地之機，利用職務便利，采取虛假丈量，謊報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數目等手段，騙得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款然后分贓，這位村書記分得90000元人民幣，這就是貪污，最后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2．受賄罪。在現實執法中，普通受賄罪必須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同時，為他人謀取利益。至于索賄，不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有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權錢交易是普通受賄罪的本質特征。如花都區新華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黃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春節前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辦理廣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與岐山村220畝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過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賄送現金8萬元。
3．挪用公款罪。按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1萬元以上，超過3個月未還的和挪用公款數額在1萬元以上，歸個人進行營利活動的，檢察機關應予立案；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5千元以上，進行非法活動的，檢察機關應予立案。
4．職務侵占罪。所謂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
5．挪用資金罪。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區新華街新街村出納員梁某，女，利用負責新街村屬下的四個經濟社的財務工作之職務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賬以及支票取現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資金共計人民幣984299.04元，大部分用于賭博活動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零六個月。
二、“村官”職務犯罪的特點
（一）農村干部犯罪現象呈上升趨勢
主要表現為：一是犯罪數量呈上升趨勢。通過調查，農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總數16.35%上升到現在占同期立案總數的26.7%。二是涉案數額呈上升趨勢。三是在犯罪性質上貪污、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所占比重較大，占近幾年的有罪判決案件的70%。
（二）犯罪數額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們黨和政府在農村第一線的指揮員和戰斗員，農村干部犯罪涉案盡管金額不大，但涉及面廣，危害大。它破壞了國家的法令和政策在農村的實施，影響了黨和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了一方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卻肆無忌憚
從整體來看，農村干部經濟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領域那樣狡猾，反偵查意識相對來講比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參與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記賬，重復支出，打白條支出，偽造單據，虛報冒領等直接對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許多村干部借招待來客，“跑項目”向有關單位和個人送禮，購買搶險物資等事項為由，虛列、虛增開支，冒領公款占為己有。
三、“村官”職務犯罪的原因
導致“村官”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素質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識嚴重匱乏
在違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數僅為中小學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為村干部，盡管對貪污受賄要受到黨紀、國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曉，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處費時，何謂收受賄賂，何謂正常人情往來，往往又劃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為你辦事，你給我好處”兩廂情愿為由，肆意實施受賄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們在查辦赤坭鎮劍嶺村第12經濟社原社長藍某貪污“水庫移民危房改造補助款”28000元一案中發現，藍某就是以“我為你辦事，你們必須每人支付200元給我，否則我不為你辦”，并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卻沒有想到這是犯罪行為。
（二）特權思想嚴重，作風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權獨攬，毫無民主作風可言，自以為不貪公家一分錢、不拿村社一分錢、一心一意為村民謀利益，就不會犯罪。如：原獅嶺鎮振興村十四經濟社社長畢某，以為經濟社牟利為目的，多次主持召開村民會議，未經批準，決定將該經濟社部分土地以公開拍賣方式，永久轉讓土地使用權，為該經濟社非法獲利600多萬元。后畢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判三緩刑，并處罰金二萬元。
（三）村、社務不夠公開，權力不透明，缺乏監督制約機制是農村干部職務犯罪的根本原因
當然，近年來經過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級基本上實行了“社賬村管、村賬鎮管”的嚴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濫施權力、缺乏監督等現象大大減小，有效地杜絕了這類案件的發生。
（四）宗族派性爭斗，引發矛盾沖突，導致農村干部職務犯罪
許多農村，村干部之間為爭奪村主任大權，不同姓氏派別之間相互告狀明爭暗斗，選舉時拉幫結派破壞選舉，掌權后厚此薄彼。有的村會計、出納員與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存在特殊裙帶關系，他們相互串通，對違法違紀現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憑借家庭勢力當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權，只要群眾稍有不同意見，就打擊報復。致使群眾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為部分村干部長期違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
四、預防農村干部職務犯罪的對策
（一）加大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力度，使群眾懂法守法
當今農村，普遍存在著村民學歷層次低、學習主動性差、小農意識重的現象。盡管有村民會議、學習會等，但這些會議只用于議事，不用于學習。因此，法律、法規、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學習和宣傳。由于對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確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訪。如新華街某村村民，拿著國家新出臺的有關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檢察院上訪，質詢十多年前該村與征地單位簽訂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為由，懷疑當時的村干部貪污受賄，繼而舉報。因此，我們必須加大對農民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力度，消除他們的誤解，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二）對有關政策的實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過試點、實踐，證實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實。比如現行的財務制度（即村帳鎮管、社帳村管）是比較成功的。但是社一級的會計由于歷史的原因，普遍存在著社長會計一人擔、無會計基礎知識、賬目管理水平低的現象，再加上沒有一個班子，無人監管，以致賬目混亂、無法清算。因此“社帳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據專管，社的票據要有村的會計填寫；社的開支實行“用款申報”制，涉及一定數額的開支，須經村的審批；社的“清算小組”在村委會的指導下，充分發揮好監督作用。在此，建議有關主管部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對“用款申報”制加以細化，并做好監督，務必解決賬目混亂問題。
（三）認真抓好村社一級干部的紀律、法規教育
新時期關于加強農村干部、尤其是新當選的農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教育、法律法規知識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而有關部門應多點組織農村干部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學習，加強法律法規、政令政策學習，不斷提高村（社）干部的綜合素質，增強他們的拒腐防變能力，使之成為人民信賴、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范文第2篇
新加坡：讓腐敗者身敗名裂
關于新加坡反腐，有一個傳播甚廣的口號：“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因此，新加坡公務員一般非常小心保持自身廉潔。
新加坡一度也曾貪污橫行。李光耀從1959年開始擔任總理，立志打造一個清廉國度。他推動通過《反貪污法令》，規定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將貪污調查局變為總理公署直屬機構，賦予調查官員特別權限，包括逮捕和搜查。同時，新加坡建立起一套確保公共財政廉潔的制度。根據規定，公務員要申報財產，包括個人不動產、銀行存款、法律允許的股票和債券投資、達到一定價值的珠寶首飾、家用設備、古玩等。配偶等家庭成員的財產狀況也需要申報。
當然，新加坡的公務員，尤其是中高層公務員收入很高，這樣會使貪污得不償失。李光耀的說法是，要讓他們在保證廉潔的情況下擁有與自己身份相稱的尊嚴。
新西蘭：監督體系完善高效
新西蘭連續多年名列全球清廉國家排行榜前茅，離不開健全的司法體系、公開透明的輿論信息和民眾高度的公民意識。
新西蘭大法官、監察專員和審計長等均由議會任命，對議會負責，擁有獨立預算，不隨政府的更迭而更迭。獨立和相對穩定性使其可對政府形成有效監督。
為保證政府透明運作，新西蘭制定多部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1982年通過的《官方信息法》，規定在不危害國家利益前提下，任何在新西蘭生活的個人或團體均有權獲得政府的相關文件。這就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新西蘭公眾享有充分的知情權，而公眾也有權隨時舉報上至總理、下至百姓的違法或違規行為。
新西蘭民眾崇尚平等的公民意識很強。他們認為，政府的開支來自于納稅人的稅款，因此官員和議員的行為理應接受媒體和公眾的監督。
政府各部基本上沒有公務車輛，外出辦公事或出差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私車，可報銷車費。首席執行官和其副手也沒有專車，最多有一個作為職位待遇的免費車位。部長們一般沒有專車和司機，用車由內政部下設的貴賓交通處負責。若貴賓交通處的車輛不夠用或部長們有特殊要求時，出租車公司為他們提供帶司機的轎車服務。
每過三個月，新西蘭內務部和議會有關機構會將每位內閣部長和議員上一季度的出差住宿、交通等公款支付費用金額對媒體公布，媒體可將此內容向公眾公布，有時還會對個別報銷經費過多的議員消費行為“點評”“挖苦”一番。政客大多比較緊張、謹慎，生怕自己成為目標。
新西蘭政府通過管理體制改革，壓縮政府機構數目和人員編制，中央政府相當一部分服務職能被轉移或下放給一些半官方或民間機構。在小政府、大社會架構下，政府機關在很多問題上只扮演政策統籌和調控角色，不再涉足具體運作。此外，新西蘭各地方政府也是“小而精”的建制，只負責提供交通、住房、供水、供電等生活服務，管理范圍和權限都十分有限，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權錢交易和權力濫用。
加拿大：打造全新“問責文化”
2012年11月，加拿大皇家騎警宣布，加拿大倫敦市市長喬?豐塔納被指控在2005年任聯邦內閣部長時，兩次用公款支付其兒子的婚禮費用，其中第一筆1700加元，第二筆1.9萬加元。皇家騎警說，對豐塔納的指控針對第一筆付款，對第二筆付款尚無足夠證據。豐塔納預定2013年1月首次出庭。
這是加拿大正在進行的一起反腐調查，涉案金額不大，但加拿大對公職人員的嚴格監督可見一斑。加拿大是國際公認廉潔程度較高的國家，這主要得益于政府建立和不斷完善的一整套懲防腐敗的體系，這個體系對公職人員的任何腐敗行為零容忍。
在加拿大眾多防腐反腐法律法規中，2006年頒布的《聯邦問責法》最為綜合，包括《信息公開法》《選舉法》《刑法》等諸多法律相關規定，涉及個人和機構對政黨的政治捐款額度、限制公職人員當說客、保護舉報人等。
《聯邦問責法》是當時的保守黨政府有感于前任政府因腐敗的教訓而力促的最大立法成就，希望以此打造全新“問責文化”。除《聯邦問責法》，加拿大還有規范公職人員行為的《利益沖突法》，旨在從財產申報、回避、離職后行為限制、收禮限制等方面防止公職人員；防止行政和立法領域腐敗的《游說法》，旨在從注冊登記、開展游說等方面規范游說活動。
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范文第3篇
關鍵詞：預防 職務犯罪
案例導入：
“上海陶華挪用公款案”，2002年上海市國有公司委派到非國有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陶華利用職權挪用公款9000萬余元，最終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南京曹友楠受賄案”，南京市原規劃局河西處處長利用職權收受賄賂290萬余元，于2005年被南京市中院一審判決有期徒刑15年，沒收財產100萬元。
“杭州許邁永案”，許邁永曾擔任杭州市西湖區區長、區委書記、杭州市副市長等職務，因犯有受賄、貪污、3項罪名于2011年被執行死刑。
以上案例僅僅是我國職務犯罪中的鳳毛麟角，以上案例的被告盡管最終都得到了應有的刑罰處罰，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仍然還有太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人在進行著職務犯罪，讓他們受到刑罰，知道犯罪的嚴重后果無疑是減少職務犯罪的一種手段，但是這種事后的懲罰有很多的弊端，一是需要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二是不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筆者建議可以通過事前預防的方法更好的預防職務犯罪。
預防職務犯罪是指檢察機關對于可能參加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可能存在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的國家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進行合理的懷疑并且展開必要的相關調查，直到對需要立案偵查或者需要追究法律責任者轉入司法程序的活動。從本質上說預防職務犯罪是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表現。我國《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法律監督就其內涵來說既包括對已有的違法、犯罪事實的事后發現、補救，也包括對于違法、犯罪事實的提前發現、預警和防范。本文將要探討的預防職務犯罪，是指檢察機關對于可能發生的職務犯罪要提前的預防、防范，屬于典型的事前監督范疇。因此事前的法律監督是檢察院進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法律基礎，而進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則是檢察院行使事前監督職能的法律表現，因此預防職務犯罪和法律監督有密切的邏輯關系。
但是預防職務犯罪作為我國近些年才開始運行的新制度，此制度在運行的過程中仍有許多理論上和實踐中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筆者將從法律監督的角度對預防職務犯罪相關問題做幾點法理分析。
一、預防職務犯罪的價值
法律監督是一個宏觀的概念，既包含檢察機關進行的專門法律監督，也包含各級人大的立法監督、紀檢機關的監督、和媒體大眾的監督，但是只有檢察機關的監督才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本文所指的法律監督僅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預防職務犯罪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對權力形成制約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1，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是一個法治社會有機體上的一顆毒瘤，影響著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敗壞社會風氣。在我國，檢查監督是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利用檢查監督可以對好多權力機關形成制約。
（二）可以提前預防犯罪
任何犯罪都會有原因或者動機，有內在制度原因，也有外在的環境原因，職務犯罪的動機是一系列因素的復合體。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的過程中，對各種職務犯罪的動機、方式、規律等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擁有預防職務犯罪的資源條件，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檢察機關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對一些職務犯罪進行提前的發現和預防，以減少職務犯罪的發生概率。
（三）有較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進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所花的成本要比發現了職務犯罪而進行立案、偵查、審判所花的成本少得多，這樣一來就可以節約司法成本，而且預防職務犯罪就是未雨綢繆，可以從根源上減少職務犯罪，把職務犯罪可能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
二、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依據
我國檢察機關進行職務犯罪工作的法律依據主要有憲法、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等。以上法律法規構成了較為完備的制度體系為檢察機關開展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撐，但是以上法律法規大都屬于宏觀性的，原則性較強，實踐性不足，并且偏重于懲戒性的規則，缺少預防性的規則，使得預防職務犯罪在法律上仍有一定空白，因此，筆者建議在立法領域要完成以下的轉變：
（一）從原則性的法律規范轉向專門的具體的法律規范
預防職務犯罪可以在事前阻卻犯罪的發生，把危害減小到最低程度，同時又能節約司法成本，而且便于將問題在“內部解決”，也有利于維護行政機關的形象。我國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有明確的憲法依據，如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也有明確的組織法依據，如《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檢查活動教育公民遵守法律，積極同違法行為作斗爭；還有明確的訴訟法依據，如《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但是我國卻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為檢察院的事前監督提供法律依據。
（二）從檢察機關內部的工作制度向權威的司法解釋轉變
最高院先后于1992年發出了《關于加強貪污賄賂工作問題的通知》，1999年出臺了《關于加強預防職務犯罪的意見》，2000年作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決定》，這些文件對于檢察機關開展預防職務犯罪活動的原則、方法、程序等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但是這僅僅是檢察機關的內部文件，其權威性尚不足，需要轉化為司法解釋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將這些規定以更權威的形式將其制度化，更有利于檢察機關工作的開展。
三、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程序
既然是事前的預防和控制職務犯罪，和事后的追究責任機制相比較起來，比較靈活和自由，沒有嚴格的程序要求。但是預防職務犯罪畢竟是以“控制犯罪”為目的的，而且過程中還可能進行必要的調查，勢必會影響到相關人員或者機關正常工作的進行，因此，檢察機關在預防職務犯罪的過程中仍然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方法，既能有效的預防犯罪又不會因為草率行事而影響到相關機關工作的正常開展。具體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檢察機關自身工作程序、方法的規范化
也就是說檢察機關預防工作的本身就要在法律上、實踐中形成比較固定的模式，并且有特定的程序加以控制，也可以盡可能地保護被監督人的利益。首先，檢察機關要堅持合法、客觀和時效的原則，檢察人員在進行預防工作的時候，不的違法調查、不得泄露秘密、不得任意采取強制措施等，也不得剝奪被監督人的辯護權。
（二）要樹立“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理念
檢察機關在進行預防職務犯罪的過程中，不能借機越權插手企業的經濟活動和干預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不得借口預防干預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正常管理活動，不得借開展預防工作之機謀取不正當利益，否則都將背離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初衷。一言以蔽之，檢察機關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應當做到“到位不越位，盡職不越權，參與不干預，幫忙不添亂，服務不代替”。2
預防職務犯罪是檢察機關一項長期復雜的任務，任重而道遠，預防職務犯罪還涉及到預防立法的創立、預防組織的保障、預防效果的評估以及和檢察機關其他權能的協調等，而本文僅僅對部分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以便拋磚引玉。
參考文獻：
[1] 湯唯.法律監督和預防職務犯罪的法理辨析[J].人民檢察.2004（1）.
[2] 李進.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的理論與實踐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學院，2005.
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范文第4篇
一、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原因
（一）利益驅動和心態失衡
會計人員和其他人員一樣，集經濟人和理性人于一身，所以他們本身就具有對利益的追求。在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輻射下，全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成員無不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不一致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年來，我們國家一直存在經濟發展與監管不一致的矛盾和權錢交易的現象，致使社會經濟犯罪呈上升趨勢。這些現象的存在，易使一部分人心理失衡，產生不滿情緒。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在對中國市場進行考察的報告中指出，在一個習慣于收入等級制度和收入差距較小的社會，改革帶來的沖擊令人深感不安。實際收入的提高沒能消除相對地位和收入分配變化日益增加的關注。確實，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難免受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會計人員的思想道德意識很容易產生偏差。如此看來，發生會計信息故意性失真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二）會計法律不健全
導致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健全的會計法律。到目前為止，我國仍未形成健全的財務、會計、審計法律法規體系，許多會計法律法規尚未建立，已建立的又不嚴密，法律法規之間有許多矛盾。盡管我國“人大”已經頒布了許多關于經濟犯罪的相關法律，但卻沒有一個專門針對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法律。目前規范我國會計人員的最高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由于沒有相應的實施細則，加之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不能及時配套，所以其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在該法的第六章-法律責任部分，雖然也規定了會計人員違反本法要承擔的一些后果，但它主要是從行政處分和經濟處罰來規定的，對涉及刑事責任的，則按刑法進行處理。而當前我國的刑法對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尚沒有明確的處罰規定，所以，就帶來了在處理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時常出現的有法難依、執法難嚴、違法難究的現象。
（三）會計管理主體錯位
從委托受托理論來看，我國國有企業實行的是嚴格的委托管理，即國家作為委托者將其國有資產委托給廠長、經理這些受托者進行生產經營。委托者（此指廣義的委托者，它包括企業主管部門及其一些公共管理部門）為了確切知道受托者在其任期內是否實現其預定目標，國有資產是否保值、增值，利稅上繳是否足額及時，就必須委派一個和受托者沒有任何經濟利益關系的第三者-會計，以對受托者的生產、經營、銷售及其利潤分配情況進行全方位的反映和監督。從委托理論來說，本身就要求會計是由委托部門派出的。而我國傳統的做法是會計由受托方聘任，這就決定了會計人員和所在的企業有著緊密的利害關系。在這樣的情形下，要求會計人員對其所在的單位進行監督，其效果就可想而知。雖然多少年來，我們都要求會計人員要遵守職業道德，依法辦事，但效果并不理想。盡管新老《會計法》都賦予會計人員依法監督本單位領導的權利，但真正勇于行使監督權的人并不多。而且在過去這種管理體制下，會計人員不但不能履行監督職能，反而，迫于領導的壓力，還可能充當領導犯罪的幫手。
（四）審計乏力、低效
目前我國建立了“三位一體”的會計監督體系（即單位內部監督、政府監督、注冊會計師監督），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和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必須經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后方為有效，但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大家熟知的深圳原野、紅光實業、瓊民源、東方鍋爐等上市公司，他們都曾利用過虛假信息為個人和單位謀取經濟利益。據有關調查顯示，有70%以上的社會公眾不信任經注冊會計師審計過的財務報告。確實，凡是財務會計出現問題的單位，一般都和審計（內部審計、外部審計）不力有關。雖然我國的大中型企業都設置了專門監督和審核本部門的專職機構-審計處（監審處），但由于一些單位領導不重視這些部門的工作，甚至認為審計處的工作人員是專門來和他們作對的，因此在人員的配備上及其他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歧視成分，這就難免影響審計人員工作的積極性。當前我國的社會監督主要是由注冊會計師來完成的，但不少注冊會計師審計職業道德意識淡薄，缺乏職業道德觀念。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受利益驅使，拉業務不擇手段，遷就客戶，縱容客戶，接受客戶賄賂，喪失獨立公正性。我國許多單位的會計違法犯罪，主要是通過政府審計這一渠道來發現的。這就使得本來是“三位一體”的會計監督體系變成了政府審計在唱獨角戲。由于政府審計部門無法對所有的單位進行詳細審計，無形中讓一些會計違法犯罪者鉆了空子。
二、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防范
（一）充分發揮思想教育對會計行為的約束作用
思想教育對防范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作用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思想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替代管理和監督活動。思想教育在約束會計行為方面的最大功能，是對會計人員在經濟行為和道德傾向方面進行長久的規范和培養，成為會計人員潛意識的行為規范和約束。（2）加強思想教育可形成有利于約束會計人員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當前我國之所以嚴重地存在化公為私、貪污、腐化的弊病和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行為，實際上是一些人的市場交易活動在一個缺乏信任和信譽，試圖通過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方式逃脫懲罰而使自己快速致富的心態中運行。會計人員受此影響，難免道德的天平發生傾斜。因此，加強對會計人員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及其經濟倫理的教育和灌輸是至關重要的。（3）良好的思想教育有助于會計人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觀念是客觀事物在人腦里的反映，良好的思想道德氛圍將有助于會計人員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從而使會計人員以正確的心態正確地看待周圍發生的事情，最終減少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發生。
（二）將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犯罪列入刑法
思想道德教育對會計人員的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軟約束，其作用如何還必須依被接受者的思想基礎而定，而且不遵守這種軟約束的后果是不確定的。當會計人員行為出現偏差時，我們不能僅用一般道理說明他們行為的不合理，而是必須使行為者明白他們做出了與規范行為不同的選擇。所以對會計人員我們不但要有思想道德的軟約束，還要有法律的硬約束。法律這種硬約束，不考慮被約束者的意愿狀況，不遵守就付出代價，而且這種代價是清晰的和強制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在于提倡，而法律的作用在于抑制和懲罰。正如前面所述，到目前為止我國“人大”已經頒布了許多有關經濟犯罪方面的法律，但卻沒有一個專門針對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法律。所以，多年來我們在對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處理問題上，一直無法可依，執法難嚴。因此，建議“人大”將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犯罪列入我國的刑法中。
（三）完善內部控制制度
綜觀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各種形態，雖然手段各種各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會計人員歸屬的單位沒有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或者雖然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但沒有嚴格地執行。因此，要防止會計故意性信息失真的發生，就必須加強內部管理，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又叫內部牽制，其主要特點是任何個人或部門不能無約束地以單獨控制任何一項或一部分業務權力的方式進行組織上的責任分工，該項權力只能通過發揮其他個人或部門的職能進行交叉檢查或交叉控制。內部控制的方法很多，它包括組織機構控制、授權批準控制、會計系統控制、預算控制、風險控制、財產保險控制、人員素質控制、內部報告控制、電子信息系統控制等。在這些方法中，重點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組織機構控制，即確定本單位的組織形式，明確相關的管理職能和報告關系，并為每個組織機構內部劃分責任權限。（2）授權批準控制，即單位的任何一個人在處理任何一項經濟業務時必須要得到授權或批準。（3）會計記錄控制，即要求做好建立崗位責任制、對會計憑證進行編號、進行復式記賬和科學的憑證傳遞、定期編制總賬、明細賬和財務報告、建立定額備用金制等項工作。（4）資產保護控制。一般情況下，現金、銀行存款、其他貨幣資金、有價證券和存貨等變現能力較強的資產必須限制無關人員直接接觸。
關于貪污的法律法規范文第5篇
一、要充分認識妥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嚴峻形勢。從反映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案件分析看，當前全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一些農戶在承包土地流轉過程中未履行規范程序，以至引發糾紛；部分鄉鎮、村在二輪延包及換證中工作出現疏忽，造成錯誤登記或漏登；有的單位或個人借土地流轉之名，隨意改變土地農業用途；有的違法占用農村土地；有少數農戶在稅費改革前將自己的耕地轉讓給了別人，現在又想要回土地承包經營權，特別是涉及到鐵路征地的村尤為突出。目前，少數鄉鎮和相關單位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調解處理不力，久拖不決，造成重復上訪，這些問題若不及時妥善解決，必將影響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影響全縣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各鄉鎮、有關單位務必認識當前嚴峻形勢，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切實增強工作責任心，強化工作措施，切實抓好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調解工作。
二、要加強宣傳培訓。要深入開展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規專題宣傳教育活動，各鄉鎮及有關單位要通過各種宣傳媒介，廣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江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仲裁法》和中央、省關于穩定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一系列政策，把政策宣傳到千家萬戶，不斷增強廣大農民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要加強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培訓工作,培訓對象主要是鄉鎮、村干部，其中縣農業部門要負責培訓鄉鎮分管領導及相關干部，各鄉鎮要負責培訓村“兩委”班子成員，每年應安排1-2次專題培訓。
三、要依法開展糾紛調解工作。依法行政是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根本前提，對法律法規和政策已有明確規定的土地承包糾紛，必須堅決按規定執行；對于沒有具體法規為處理依據的土地承包糾紛，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和黨的農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基本精神，以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為核心，按照民主協商、分類指導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探索處理方式，妥善化解矛盾。各鄉鎮和村組要積極主動調解各類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將問題解決在基層，不得互相推諉，對調解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及時、逐級反映，不能簡單把矛盾糾紛往上推，特別是要堅決防止發生或極端惡性事件。今后，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鄉鎮、村必須作出書面的調解建議書,建議書必須要有具體責任領導和責任人簽名,并加蓋鄉鎮人民政府公章。如當事人對處理建議書不服的，持書面建議書向縣級主管部門申請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