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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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1篇
【關鍵詞】大學生；思想政治；儒家心理教育；借鑒
1.思想政治教育與儒家心理教育的前期研究
1.1研究背景
對于當前的思政研究工作而言，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在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過程中，為了使教育能夠更好的符合當代大學生發展。因此便研究我國融儒家心理教育的核心思想。而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僅發現儒家心理教育思維對當代思政教育有著很深的聯系，更發現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其中包括：在現代教育理念中，對優秀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的重視性不足，并沒有全面以及認真的研究借鑒優秀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而在對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現了很多的領域定義空白。
1.2研究意義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效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思政教育從根本上來說，是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發展與規律，而在這個過程中會涉及人的思想以及心理活動。而儒家心理教育思想在傳統教育文化中，是最為契合的一種心理文化教育，雖然儒家文化是幾千年前的教育思想，但是由于其思想的先進性，很多理念應用到現代社會依然會成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重要資源。融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由于其優秀的文化底蘊以及優秀代表人物，優秀思想會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豐富且有力的資源支撐因此對于豐富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系統，創建適合大學生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著具有重大意義。
2.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對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借鑒
2.1淺言儒家教育思想
（一）平等的教育思想
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的理論思想，之后有強調“有教
無類”。這便是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即人性平等。教育不分階級，平民也可以接受教育，二儒家思想將平等的教育理論定義為教育思想中的理論基礎。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人類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突出儒家教育的人性論。
（二）治人
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另一重要的理論體系是“治人”思想。即以培養優秀文化人才來服務于統治階級為核心，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通過不斷學習與思考，來成為一個完善的人，從而來為國家提供優秀的賢才。孔子在理論體系建立的過程中，將修身作為教育重要的前提與基礎。
（三）思政結合的教育思想
在后期的發展過程中，孔子不斷的完善思想倫理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又融入了知識教育。這事思政教育在古代結合的有效體現，通過將文化知識教育與道德相結合來段的完善人的思想品德與倫理常識。
2.2借鑒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必要性
大學生作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支撐，需要從思想上樹立起優秀的思政理念。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積極快樂的成長。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學生所接觸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完善且優秀的。在經濟的大環境下，會產生自私自利的現象，而一些先私后公的功利主義思想會影響大學生的判斷，甚至影響自我價值的實現。而部分學生又會受到來自社會、家庭等等多方面的壓力。例如學習成績、失戀等情感問題都會使部分大學生陷入迷茫期。在心理的困惑更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侵入。而我國當前大學生的現狀是獨生子女為主，因為該群體在緩解壓力的過程中是缺少一定的心理幫助的。這邊要求優秀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快速建立。而對于傳統儒家思想而言，其的友善互助，自省慎獨改變等思想也有利于學生快速的從困境中走出。因此現代思想體系的建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借鑒儒家思想。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崇尚科學的優良思想、善于思考善于創新，進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貢獻。
2.3有利于完善現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
在儒家心理思想的研究中，通過不斷的與現代政治教育學的結合，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完善現有的思想政治理論體系。在當論體系中，其主要由三部組成：基本理論、實踐教學、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領域研究中，由不同的思想體系作為支撐。而儒家的心理教育思想強調的是如何通過自身修養的改變來不斷與外部環境相融合，從而達到一種更好的為當局者提供優秀的智力支持。因此無論實在理論還是教學上，都有自身的獨特性質，都是可以被借鑒的優秀傳統思想。
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選取上應該著重側重能夠被學生所應用的理論，因此在融匯的過程中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建立，這種體系的建立會最大程度促進學生如何處理實際工作與自身思想的關系。
2.4有利于樹立堅強的心理世界
在大學生健康成長的過程中，不僅學習好理論知識，更應該學習如何去做內心堅強而豐富的人。因此，只有不斷的通過價值體系進行引領，不斷進行政治思想學習，才能夠不斷的完善思想，用理論知識結合優秀的思維方式從而抵制不良思想。而對于我國來說，通過儒家思想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結合來不斷的推動大學生思想政治體系的建立。
2.5自省思想
在《論語學而》中說到：“吾日三省吾省。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在這個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反省的過程，即自我省察。在這之中儒家所強調的自省思想便于現代政治思想教育中的自我批評與自我思想相似。而在古代的批評中，實際上是通過兩種不同的思想方法進行教育。一方面是批評別人，即被批評的是客觀條件與他人；而另一方面則是以自我為主體進行批評，通過不斷的批評自身來進行改進，即批評是主觀條件，而批評的主體是自我。而對于現代思想教育來說，應該汲取的是有利于個人發展的自省。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時，應該注意且借鑒的是儒家思想中優秀也有利于當今時展的。即要求個人從實際出發，對自身的所作所為進行不斷的反省與思考，改變自身做的不對的方面，不斷反省，不斷改進。
3結束語
在大學生思想政治研究中，通過與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廣泛結合，可以創造出適合時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的過程中，在創造中應該考慮實效性。只有堅持從實際出發，不斷借鑒優秀文化，才能夠創造出適合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思想政治落腳點，通過分析現代思想與儒家心理教育的差異性與一致性，最大程度的探求儒家心理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只有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促進學生健康快樂成長，也能快速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參考文獻：
[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賈誼是漢初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總結秦亡的教練,考察漢初以來黃老無為思想弊端的基礎上,以“道”為最終依據,建立了以儒法并用為特征的政治哲學。其政治主張主要表現在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民本思想以及禮治思想三個方面。賈誼的政治哲學的目標在于建立一個統一、文明、和諧的國家,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為后世所矚目。研究賈誼的政治哲學,有助于我們從傳統文化中為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建設汲取更多的營養。
我國有豐富的政治哲學文化的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中國的實際問題,挖掘、整理、吸收這些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對于加強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是有現實意義的。本文試圖通過對賈誼政治哲學的討論,以期從中獲得建設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和諧社會的參考價值,并有助于啟迪我們的新思維,賦予傳統文化以嶄新的時代精神。
賈誼是“漢朝初年最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論家”。生于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漢文帝劉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陽(今河南洛陽)人。
金春峰說:“先秦,以荀子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軌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為強化封建專制集權服務,從而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有性質的區別。賈誼的思想,體現了《荀子》思想的這一特色。”司馬遷說:“賈生、晁錯明申、商。”從學術思想源流上來看,賈誼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響很大。
賈誼的政治哲學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對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礎上的。賈誼認為,秦朝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廢棄禮教的做法使得社會風俗大壞,宗法人倫失序,是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所以有陳勝等的揭竿而起。強大的帝國傾刻間轟然倒塌,變得那么不堪一擊。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讓人深思。總的說來,賈誼認為,秦朝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在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認為秦朝在取得政權以后,不應該再純以法術詐力作為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方法,而應該施行仁政。
在總結了秦亡的教訓以后,針對當時社會現狀,賈誼認為,漢初以來的黃老無為思想雖然有利于經濟的復蘇,但是卻無法調節宗法秩序。不僅如此,它還將最終危及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賈誼認為能夠補救時弊的只能是“積極有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會秩序。在賈誼的哲學思想中,“道”是作為本體出現的,所以“道”也是賈誼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據,是賈誼認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終極性依據。賈誼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賈誼的“道”是“其本者謂之虛”,它落實在現實社會中是表現為儒法兩家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價值的。所以,賈誼認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夠合理地貫徹實現“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實現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賈誼的政治哲學也充溢著“儒法并用,以儒為主”的特點。關于如何實現美好的社會政治,面對當時社會的三個重大問題“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僭擬,地過古制”,賈誼主張“儒法并用”,主要在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民本、禮治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想達到解決社會矛盾,扭轉社會危機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
在賈誼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態應該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的政治形態。皇帝應該是整個國家政治結構的金字塔的頂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現實政治中,他主張漢朝中央政權的絕對權威性。而當時的情況是“諸侯僭擬,地過古制”。賈誼面對此種情況感到痛心疾首。他認為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已經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建議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決諸侯割據一方的問題。他說:
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后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這種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地步,各地諸侯對中央政權來說已是“尾大不掉”,這樣一來,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權威,并進而可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已經到了非解決此矛盾不可的地步。為此,賈誼提出了“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希望通過讓諸侯國分為若干國,分王其子孫,化大為小,以削弱諸侯國的力量。達到“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的目的。這就是說,賈誼希望通過這一措施,使諸侯失去作亂的形勢,使諸侯只能聽命于中央。進而樹立中央的絕對權威,維護中央大一統的專制統治。
對反叛作亂的諸侯,賈誼建議漢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舉,“以刑去刑”,毫不手軟,從而以儆效尤。他說: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丸,臣以為不缺則拆。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這是要求漢朝的統治者用“仁義恩厚”和“權勢法制”的兩手來對付諸侯。該強硬的時候一定要強硬起來,不能對枝大干小現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聞。如果一味地對諸侯仁慈寬厚,只能放縱諸侯的反亂之心,這是非常危險的。
對于如何防范諸侯王勢力膨脹,賈誼提出了兩個對策:一是定禮制,二是定地制。賈誼并不反對分封,反對的是諸侯王勢力過大,威脅中央政權。他的對策“出發點仍是‘仁’與‘義’。因為所謂‘活大臣,全愛子’,正是‘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的具體表現”。
賈誼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主張,生前雖未被采用,但“其言驗于身后”。他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后來被漢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實行,徹底解除了諸侯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極大地鞏固了中央集權統治。賈誼為漢初政治的完全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種政治上的統一為思想上的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民本思想
以民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內容。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在西周時,《尚書·泰誓》中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戰國時,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說過:“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周桂鈿說:“民本思想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核心。從西周到西漢,是這個思想的確立過程。”賈誼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傳統民本思想。與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無不為本”的觀點,從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論高度。他說:
“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
賈誼不僅把民眾看作是國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眾看作是一切事業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賈誼的政治哲學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賈誼還列舉了民為本的各種情況,在《新書·大政上》中他說:
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賈誼認為,國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為本,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眾才能成功,一切失敗都是君主和官吏的過失造成的,和民眾無關。這就是說,不管是國家民族,還是君主官吏,他們的命運都取決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業成敗、戰爭勝負的關鍵,民眾決定著國家、君主的前途與命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國家社會長治久安,就必須認真對待民眾。民眾不可違,民眾是一切事業成功必須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眾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為本,對于如何做到以民為本,賈誼認為:安民是國家穩定、社會發展的核心,只要民眾安居樂業,社會就會穩定發展。他說:“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矣。”賈誼認為,要安民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愛民。賈誼說:“凡居于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又說:“德莫高于博愛人。”“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愛民是以民為本、安民的道德基礎。
第二要富民、惠民。這是說當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質利益,要給老百姓以看得見的好處和實惠,要讓老百姓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賈誼認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當政,就必須使人民生活富裕,身體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話說:“寡人聞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賈誼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驅民歸農,發展生產。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約法省刑。賈誼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約法省刑。他認為施政應該發揮道德教育和刑罰的不同作用(“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禮法并用。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國企業企業家精神
一、轉型的中國企業特點
自殷商起，我國就有了“商人”之說。但我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還得從清朝時期面對外國資本侵入的民族工業開始算起。那個時候的企業，由丁一方面面臨著國外資本企業的大舉入侵以及不公平的競爭，另一方面面臨著本國政府的打擊、壓榨。因此，無論是資金還是運營方式，都存在著嚴重的依賴性，缺乏自己的獨立性。
改革開放后，新中同的企業可謂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在進一步擺脫了計劃經濟的約束后，我國的企業發展迎來了一個期。企業的火量成長，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企業都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我國很多企業還是帶了大量的歷史遺留問題。
(一)企業制度不完善
“規矩已立，則賞必行，罰必信”是我們遠祖就已經意識到了的管理標準。發展到今天，就是企業里頭的管理制度了。跟西方的企業管理制度相比較，我國的企業顯得更集權化。除了計劃經濟的“領導”概念的遺留，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制度的不完善。假想一下：企業里很多事情在管理制度上得不到解決，甚至制度上壓根沒有類似事例的描述，那當然要找“領導”了。這使得我國的企業對企業家的依賴性比較明顯。
制度的不完善和對領導的依賴是個惡性循環，要打破這個循環，必須要打破，而不是重復。尋求一個真正的企業家，而不是一個領導。
(二)企業規模不大
總體來說，我國企業的規模不大。規模的偏小，使得企業更加注重直接領導，而非管理。在管理層次上，以垂直管理模式居多，而扁平化模式往往是一些大型企業了。一方面，由于規模的不大而使得企業有個“容易管理”的假象，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的一干大小事等都壓在了一個人肩上，造成了風險的增大以及決策的不夠科學性。
二、中國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是持有的‘整套獨特的心態、價位現和思維態勢，帶領著下面的企業不斷成長進步的個人。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企業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而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內在的關鍵因素。馬歇爾認為企業家精神應該是敢于冒險和承擔風險。創新精神，冒險精神、競爭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構成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內容。
(一)企業與企業家精神
獨特的土壤，培養了獨特的中國企業家精神。知難而上，富有時代責任感，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為集體、社會創造財富是中國企業家獨特的精種。
1．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文化的靈魂
企業文化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中所創造的具有特色的精神財富和物質形態。它包括文化觀念、價值觀念、企業精神、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歷史傳統、企業制度、文化環境、企業產品等。可以說，它超出了文化的概念范疇，是一個企業的優良結晶沉淀。
一個企業，從它的創立之初到高速穩定發展，它部帶上了濃濃的開創者或最高管理指揮者個人的精神氣質。“企業家精神”(enterpreneurship)是由法文“entrepredre”引申而來的，其意思是“著手工作，尋求機會，通過創新和開辦企業實現個人目標并滿足社會需求”。企業家精神是一個內容頗為豐富的概念，這些內容與企業家個人的精神境界和內在氣質相聯系，企業家精神象征著一種與普通人明顯區分的個人稟賦。這種稟賦使企業家成為經濟增民、社會福利增進使命的主要承擔者。
企業家與其所在企業是相互交織的，人們可以從企業家的舉止言行推測其企業的實力；也可以從企業的細微環節折射出的企業文化感受到企業家的精神氣質。人們可以從張瑞敏對海爾的處處“苛刻”中感受到海爾人對質量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樣，人們也可以從海爾的品牌文化上感受到張瑞敏那種獨特的企業家氣質、一種人格魅力。
2．企業文化是企業家精神的過渡
一個有魅力的企業家，他會將他身上的獨特氣質逐步地過渡到企業，最終，形成一個由“樹木”到“森林”的轉換。人們看到的，是“整片森林”。比如在家電大賣場里，你問消費者張瑞敏是誰，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例，并且馬上浮現出“海爾”的名字。通過張瑞敏這棵“大樹”，人們認識了“海爾”，這就是一個有魅力的企業家很好地完成了這種由個人精神到企業精神的過渡，他成功地利用自身的影響力推動了企業的發展。企業家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比如，說起手機制造商諾基亞和三星企業，可謂如雷貫耳，但又有幾個人知道它們的董事長或CEO是誰呢?
(二)中國企業家特點
在現階段，一如阿里巴巴和淘寶網CEO馬云所說：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的。不僅要使得自己下而的企業實現一個企業股東效益最大化的功能。還必須得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發展做貢獻。中國企業家有著其獨特的本土特點。中國的淵源歷史文化，根扎于中國企業家的內心深處。比起外國企業家來，加上國企業家多了一份傳統儒家思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思想比較深厚的中國，現任仍然有很多人認為生活目的是工作，工作的目的不是生活，不是個人享受，而是要齊家治國，要讓你的集體、企業乃至同家為你驕傲。有了這種儒家思想，中國人的內心就有了一份拙特與西方企業家獲得成功的驅動力。
在責任上，中國企業家和西方企業家不一樣。比如說，對于企業破產，西方企業家可以是嚴格按照程序執行，向法院申請破產，然后等待清算組的清算審核就可以了。而在中國，一個企業破產了。對企業家米蛻，最大的難題不是如何面對破產的企業，而是如何耐對那些昔日的集體、昔日的企業工人?他們的肩上，除了企業的效益外，還有企業工人的生計問題。中國的企業家面對著更大的壓力和責任。這些壓力和責任賦予了中國企業家有別于國外企業家的獨特人格魅力，一種讓人值得信賴和合作的魅力。
三、在現代，中國企業更需要哪些企業家精神
在整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領導”已經逐漸被“管理者”所替代。一個卓越的企業家，他應該完成山領導指揮到流程控制管理的蛻變。而這個將企業家精神過渡到企業的過程中，企業到底需要哪些企業家精神呢?
(一)立足現實，迎難而上
在2005年《財富》論壇的“企業家精神”論壇上，TCL集團總裁李東生針對2004年并購湯姆遜和阿爾卡特事件認為，依中國企業現在實力，進行海外并購確實存在巨大風險
和難度。但如果現在不做，中國企業將錯失良機。因此，明知難也要知難而上。這是中國企業家特有的特神。任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想輕輕松松找個盈利的真空地帶，那是難于上青天。更多的企業面臨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殺開條路了。
敢于迎難而上體現了一個企業家的魄力，并且由此賦予了企業不折不撓的勇氣。但是，如果沒有事先對這個“難”有足夠的分析把握，就貿貿然“迎難而上”，那么帶給企業的，將是不可拔身的災難。因此，迎難而上的前提必須要立足現實。我們說“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并不是說可以天馬行空，恣意為之。能走多遠，取決于思想。而擁有了思想，意味著你經過了思考，而不是腦袋發熱，一時沖動。
(二)以人為本，敢于承擔責任
在越來越注重人力資源的今夫，深厚的人才儲備無疑領先市場一步。而企業家完成由領導指揮到流程控制管理的蛻變的過程，就是一個權力合適下放的過程。放權的同時，意味著有合適的人接過權力。否則，企業家由領導指揮轉到到流程控制管理就是句空話了。企業家精神需要一個以人為本的精神。培養人才、留住人才，不能只靠豐厚的薪酬，因為在競爭激烈的今天，你不可能永遠是支付薪酬的最高者。這個時候，企業的那種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就體現作用了。試問，一個人可以在別的公司得到更豐厚的薪酬，但他能肯定得到這么好的尊重嗎?能肯定得到這么優越的人文工作氣息嗎?能肯定得到這么好的員工氛圍嗎?當這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乃至否定的時候，他會選擇留在原企業。留著了人才，企業也就留著了希望。
古語有云：已不率，人不從。作為一個企業家，他必須要有敢于承擔后果的勇氣和責任。從某個角度上講：這種勇氣歸結于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具有的一個很好激勵作用，那就是鼓勵企業員工敢于創新。創新的過程，必然會帶來階段性暫時的失敗。如果企業家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對員工的失敗耿耿于懷，那么，這個企業是不會有創新的。沒有了創新，企業也就沒有了新鮮的血液，剩余的只能是機械的重復，最終歸于淘汰。因此，企業家要有敢于承擔后果的勞氣和責任。因為只有他擁有了，員工才有。
(三)不斷學習、進步
改革開放初期，憑借吃苦耐勞的精神，很多企業家白手起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依靠成本優勢發展的企業家們已經日益受到資源要素緊缺的嚴重制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之下也日益其弊端，大多出身于“草根階層”的商人們日益受到提高自身素質和建設優秀經理人團隊的雙重人力資源建設壓力。
在企業的發展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無情的規律：在創業階段，企業往往生氣勃勃，但創業成功后，往往把“維持現狀”作為企業追求的目標，滋生自我滿足的心理。企業管理的最高指揮者如果由于成功從創業者變成滿足現狀的經歷著，那么整個企業便會養成一種墨守陳規、馬首是瞻的風氣。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4篇
[關鍵詞]書院；人文教育；學規；科舉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大學將進入社會的中心，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運作，這使得大學的功利趨向愈來愈明顯，直接影響到大學人文教育的實施，甚至因過分強調科學教育，使得大學淪為職業培訓機構，這既不利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也不符合大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人文教育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主要特點，并形成了實施人文教育的較為完備的制度，挖掘古代書院人文教育的理論是構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的重要基礎。本文主要從探討儒家人文精神出發，對書院人文教育進行分析，力圖管窺書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建設提供些許借鑒。
一
北宋以降，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傳承、創新和普及儒家學說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播、創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踐履者。
儒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學說，主要表現為在對人的價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時，也強調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心，并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前后依存的關系，即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達到“內圣”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儒家學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即所謂的“外王”。這種由內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其一，士人通過忠實踐履儒家的道德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人格、價值的追求方面，使個體道德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將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諸實踐，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使中國古代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書院教育不僅將以道德養成為核心的人文教育擺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來設計人才培養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貫徹落實。
作為宋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創建、修復并講學于多所書院，在長期的書院教學生涯中，朱熹將培養書院生徒的道德品質作為首要任務，他在《白鹿書院揭示》中指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設想中，道德養成被視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說：“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務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他的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內涵與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養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幾乎所有的書院大師都強調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動中的絕對地位。長期主講南宋長沙岳麓、城南二書院的著名學者張拭則認為書院應該“傳道而濟斯民”，將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道”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為學之路雖然與朱、張二人明顯不同，但在書院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上，卻是與二人一致的，對書院人才培養的首要標準也是“明人倫”。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他指出：“今書院之設……士之來集于此者……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賢之學也。”而“古圣賢之學明倫而已。”所謂“明倫”就是要精通儒家的倫理道德，并將其內化為信念，進而外化為行為準則。此外，王陽明還將書院的道德教育與自己的學術主張結合起來，認為書院教育應啟發良知、培養圣人，即所謂的“致良知”。
盡管明清代大多數書院是以培養科舉人才為主要任務，但書院仍然重視人文精神的灌輸，強調良好的道德素養和扎實的儒學功底是科舉應試的前提條件。道光中葉，主講廬州涇川書院的著名漢學家胡培暈認為：“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修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為一身之榮已也。”許完寅認為當時書院教學的主要弊端是“聚諸生課文詞，為科舉而已”。盡管他也承認“當今之世，士之起于鄉也以科舉，勢不得不專于文詞”，但他還是認為片面追求科舉文詞會妨礙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說：“然而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詞者如彼也，其文詞當于理而進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異哉?”因此，他要求桐鄉書院的生徒通過潛心學習儒家經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說：“吾愿吾鄉之士，講習于其中，無誘乎功名名利而存茍簡之心，相與究孔孟之遺，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積久持之，待其學之成履之為德性，發之為文章，舉而用之為豐功偉業，斯所謂人材于此出，斯所謂造士于此始矣。”嵩陽書院的執掌者耿介也認為從事舉業的生徒要重視“有本之學”的學習，他說：“今日論學，不必煩為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
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院對人文教育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甚至淪為科舉附庸的書院對人文教育相當不重視，但人文教育貫穿于書院千余年的發展始終，成為其區別于中國古代其他教育機構的顯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經典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將儒家人文精神內化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書院重視教學環節的人文精神培養，而且將人文教育滲透到其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既體現在學規之類的制度化文件中，也從書院內部環境的創設、祭祀等方面鮮明地體現出來。
學規是規定書院的辦學宗旨、辦學目的、教學內容及其學習方法等方面內容的制度性文件，書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學規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書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書院學規，不僅為歷代書院所采用，而且還成為南宋中后期以來官辦教育機構的規范性文件之一。《白鹿書院揭示》將儒家的道德規范作為書院辦學指導方針，首先就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獲得這些道德規范，《揭示》認為掌握儒家經書是關鍵，朱熹說：“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為此，他提出了“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從這個“為學之序”來看，朱熹要求生徒學習儒家經典的最終落腳點就在于篤行上，即將道德規范轉化為行為實踐。在朱熹看來，行為實踐更多地會表現在日常行為中，他說：“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為此，《白鹿書院揭示》對生徒的日常行為規范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在處事方面，要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達到學規中的各項要求，朱熹強調自我主觀努力的作用，他說：“則夫規矩禁防，豈待他人設之后有持循哉?”與此同時，他認為學規還有警示作用，對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須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指示生徒嚴格遵守這一學規，“諸君其相于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白鹿書院揭示》不但規定了人文教育在書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與《白鹿書院揭示》強調主觀自覺性不同，在同為南宋著名學者的呂祖謙為麗澤書院制定的《規約》中，則強調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在人文教育實施過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規約》主張建立書院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將社會輿論作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認為生徒違反道德準則之后，要先對其進行勸勉。如果勸勉無效，則要對其進行嚴厲的譴責。如果譴責仍然無效，則需要公之于眾，借助社會輿論的力量來促使其悔過。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生徒，書院應當開除其學籍。為使人文教育落到實處，《規約》要求生徒使用日記簿，將每天所學的內容和疑問記錄下來，“肄業當常有，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干輟業，亦書于簿”。等到生徒聚會探討學術時，各自提出自己有關于經書的疑問，互相商榷。對懶惰不愿意寫日記的生徒，應當“共擯之”。我們認為朱熹和呂祖謙的學規在開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點，朱熹重視生徒的道德自覺性的培養，而呂祖謙則重視輿論的監督與強制作用。
盡管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書院利用學規開展以儒家道德倫理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傳統為后世所繼承，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使書院的人文教育在強調道德自覺和輿論強制方面走了調和的路線。
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現仍刊在岳麓書院講堂東墻之上。這一學規延續了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從孝、忠、莊、儉、和、悌、義等方面對生徒作出了嚴格的要求，學規的前半部分為：“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不但保持了歷代學規對儒家倫理道德進行嚴格要求的傳統，它還將儒家道德倫理規范貫穿于日常行為中，力圖使生徒養成良好的素養和人格形象。因此，這一學規使書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實，也使得書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學規之外，書院人文教育實施的方式還有很多，如書院內部環節的創設與祭祀是最為典型的。書院建筑的總體布局是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的，內部環境的布置也時刻彰顯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類似潛在課程的方式實施人文教育。如岳麓書院講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講堂東、西兩墻上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和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手書的“整、齊、嚴、肅”八個大字，集中體現了岳麓書院的院風和人文教育傳統。這種布置使書院生徒置身于濃厚的儒家倫理道德氛圍之中，時刻警醒他們保持對儒家倫理道德的體悟和追求。
書院祭祀也是實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書院祭祀是中國古代廟學體制的延伸，并結合書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點。除與官學同樣將孔子等先圣、先師、先賢作為祭祀對象之外，書院還供奉本院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與本院息息相關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顯本院的學派學風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將這些人樹立為本院生徒，甚至成為書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學術的榜樣。通過開展祭祀禮儀，向生徒與地方民眾傳達書院的道德與學術追求，使生徒與地方民眾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這些實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對于人文教育的第一個層面——完善自我道德修養的要求，而對于第二個層面——治國、平天下的方面則顯得相對忽略。這與儒家認為道德修養是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書院作為教育機構，強調個體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盡管如此，書院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對生徒參與社會政治的實際運作也是相當重視的，這使得書院人文教育的內涵進一步拓展。書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養清心寡欲的儒學教徒為目標；書院亦不是純粹的文官訓練營，不以培養追名逐利為終生目標的勢利之徒為任務。書院教育應該通過完善生徒道德，進而實現全社會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體現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為此，書院學者們往往將這種人文追求與社會政治、日常人倫結合在一起。而在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科舉是幾乎將儒家經典知識權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將文化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話語權的必經之途，書院與社會政治的結合往往表現為對科舉仕進的追求。因而，為實現個體道德完善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都將道德教育與應試教育統一起來，目的在于培養“德業”與“舉業”并重的人才。書院大師們認為士人必須在研習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內化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舉之學，即所謂立志。朱熹說：“若高見遠識之士，讀圣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明代王陽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觀點，認為“舉業”與“德業”并不是對立的雙方，二者是相互促進的，他說：“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于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其于舉業不惟無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為德業，不離日用證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書院的創建者或修復者則進一步認為生徒努力學習“有本之學”，不僅能提高自身素質，而且還能提高科舉及第的機率。廣西洛江書院要求生徒全面研習《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將學習心得付諸實踐。這樣不但自然會形成觀察社會的獨特視角，而且還能在場屋競爭中穩操勝券。饒拱辰創建巴東信陵書院以后，反對書院生徒“惟是習文藝、取科第為富貴資”，注重在講明義理和提高自身修養上下工夫，使自己成為學問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這樣能使“其文藝必能卓然自樹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機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為鄉黨所倚賴而矜式”。
書院教育的這種轉變，使得科舉應試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在一起，成為實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資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臺灣(海東書院學規)云：“‘六經’為學問根源。士不通經，則不明理。而史以記事。歷代興衰治亂之跡柢，亦胥在焉。舍經史而不務，雖誦時文千百篇，不足濟事。”以科舉考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起來，將人文教育寓于科舉應試教育之中，應該說這是書院科舉化背景下，書院人文教育的一種自我調適，以適應生徒普遍讀書應舉的要求。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5篇
關鍵詞：舉國體制；體教結合；現實形式；形式轉變
【中圖分類號】G64.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前言
“體教結合”在新時期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解決優秀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問題，使我國競技體育如何健康、持續、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解決退役運動員的出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實施‘體教結合’培養模式可以很好的解決運動員的文化學習問題，使他們在提高運動技能的同時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塑造健全的人格，培養成為社會需要的全面型人才，即使退役以后也能很好的應對就業問題，繼續為社會做貢獻”。因此，本人想通過對中、外“體教結合”內涵的比較研究，且考慮我國一些其他的現實因素，從而達到促進實現真正意議上的“體教結合”，且使其落到實處。同時，在此研究的基礎上尋求一條從根本上解決各級訓練網運動員退役或淘汰后去向的后顧之憂作為參考。
2中、外“體教結合”現實模式的比較研究
2.1我國“體教結合”的現行模式
“體教結合”，顧名思義是指教育與競技體育的有機結合，即“教體并軌，學訓相長”。我國“體教結合”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原國家教委和國家體委在山東掖縣就有關運動員出路問題而召開的全國學校學生業余體育訓練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為與教育部門聯辦體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途徑。比如清華附中開辦了著名的“馬約瀚班”，他們從初中開始就在全國范圍內招收田徑和籃球的優秀苗子，在全國率先進行了“體教結合”的嘗試；一批高水平的教練員、運動員也開始參與到高校高水平運動隊的建設和發展之中（如清華大學跳水隊的于芬、射擊隊的王義夫等教練），為做好高校試辦高水平運動隊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為我國的競技體育的持續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們為我國競技體育快速發展而感到驕傲的同時，我們絕對不可忘記所獲得的成績是在“舉國體制”的模式下所形成的，是建立在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層層篩選、層層淘汰的基礎之上的，就以梁慈民1993年對我國7個省、市、自治區男子體操運動員的淘汰率為例，在15歲時累計淘汰率高達90.28%。如此之高淘汰率無形中給各級各類運動員的未來發展或就業帶不利的影響。盡管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就“體教結合”培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以下主要有兩種分法：一，按運行模式進行分類，主要有：①“一條龍”模式，包括輸送渠道一條龍和培養主體一條龍兩種形式。②校體聯合模式，其根據管理主體不同又可分為：以體育部門管理為主、以教育部門為主、少體校與中學合并三種形式。③訓練中心模式④社會化模式，其又可分為：名人俱樂部和校體企三家聯合兩種形式。二，根據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及不同地區“體教結合”開展的具體現狀，并結合可持續發展理論進行分析探討，可將“體教結合”的具體做法分為以下幾個：（1）體教一家，創辦體育運動學校。（2）體教聯手，共建體育特長生班。（3）體教結合，依托社會或企業共建單項體育俱樂部。（4）體教結合，共建體育特色學校。（5）高校建高水平運動隊。（6）高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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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體校。（7）“學校、科研所、優秀運動隊三位一體”的南京體院模式。從表面上看為我國的競技體育后備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保障，
但實事上，現在我國很多競技運動項目上所出現并不是人才短缺而是人才多、競爭激烈的局面，反過來出現的問題是，退役運動員的安置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影響力最大之一的是舉重冠軍鄒春蘭“搓澡事件”，正是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低、社會適應能力差而導致生活窘迫。前國家女足運動員孫雯說：“很多女足的‘命運’比鄒春蘭還要差”。正是由于這些問題的出現，對于以往把“體教結合”作為解決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可持續發展作為最主要的目的的思想觀念必須向為解決運動員后顧之憂與其同等重要的思想或目標轉變。
3.2.2國外“體教結合”現行模式
美國是目前世界競技體育第一強國，大學生的運動成績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在奧運軍團中80%以上的運動員是從大學中直接選的，是西方國家高校競技體育與教育結合的典范。美國依照1978年頒布的“美國業余體育法”，以學校為中心，依靠學校的業余訓練培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同時，美國為保障運動員享受與其他人同樣的教育權利，以法律形式對他們的行為規范、學習水平、學量進行嚴格規定，即使他們被競技體育所淘汰，他們也可以憑借超強的競爭意識和良好的文化職業素養像其他學生一樣進入社會。在德國，體育俱樂部是其開展競技體育的基本組織形式，發現體育天才的任務是體育俱樂部、學校、各級體育協會和州政府共同承擔，通過建立體育運動重點學校核競技體育合作學校，為青少年運動員創造良好的文化課學習和運動訓練條件。澳大利亞，體育運動的基礎是地方俱樂部和中小學校。在加拿大，他們的運動員都是通過正規的渠道考試進入大學的，不存在不通過入學考試或降低很多標準去招收學生的情況”。除了歐美國家，亞洲的日本顯然也意識到學生運動員文化素質的重要性。同歐美國家一樣，日本培養運動員的渠道也包括俱樂部。從以上歐美國家，甚至是日本均充分意識到只有將體育與教育有機地結合，既能促進競技體育的發展，同時又無需為解決運動員的出路的煩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教結合”，才能使體教相得益彰。
3.3影響中、外“體教結合”的因素
3.3.1文化因素
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取得了統治地位。儒家文化講究禮讓、講究中庸和諧，這就使得傳統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注重培養人們的文化禮儀素質，像“一門五進士”、“程門立雪”這些在文化禮儀方面樹立的楷模比比皆是，“重文輕武”的傾向也顯而易見。從而引起“文武分家”的現象。當今，中國教育考試制度和就業狀況，使得中學生好像只有通過高考上大學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同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運動員明星效應也就使一些運動員及家長“孤注一擲”。盡管在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他們深信競技體育可以培養青年人的性格、意志品質和自信心，有助于提高青年人進入社會生活的能力，還可以使人擺脫日常生活的困擾，增強健康。在國外，到了大學，學校競技體育就達到了高級階段，且在全國競技體育中占主導地位。由于他們沒有像中國的體工隊訓練形式，而且大學的各種競賽制度、管理制度、場地設施、科研和教練員的水平都是最適合培養高級運動員的客觀條件，于是要成為一名高水平的職業運動員，一般都要經過大學階段的系統訓練，這大大地促進了美國高校“體教結合”的發展。
3.3.2競技體育體制背景因素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的競技體育體制形成了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導型的體育領導體制，簡稱“舉國體制”。伴隨著競技體育舉國體制，我國運動訓練體制形成了“金字塔”型的三級人才培養模式，居于金字塔頂端的是國家隊，塔中央的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行業體協代表隊，塔基包括體育運動學校、少年兒童體育業余學校、體育傳統項目學校，和培養高水平后備人才試點學校等。這種培養機制培養了大批的競技體育人才，為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存在的各種弊端隨著社會的發展顯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發展，使運動員從小脫離文化知識教育、讀訓矛盾凸顯，嚴重影響了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出路。
4小結
在我國盡管80年代針對于解決運動員出路問題提出了“體教結合”，隨后在各地“體教結合”應運而生，就算是作為我國“體教結合”典范的清華大學跳水隊，又怎敢象美國排球隊在世界女排大獎賽前一個月才急急從各大高校趕來。我國從提倡“體教結合”到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但真正能做到“體教結合”的又有幾何。“體教結合”不是一種形式，不能“東施效娉”。舉國體制給我國競技體育發展帶來的巨大的前進動力及保障，同時也給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解決運動員退役問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負擔，也給一些戰功顯赫的運動員帶去了傷痛和失望，也改變了一些可能會實現科學家夢想的小運動員們的人生方向。這就是我國“舉國體制”下的“體教結合”。“舉國體制”本身沒有錯，“體教結合”又何錯之有，只是希望我國競技體育飛速的同時，也別忘了那些曾經在競技沙場上拼殺的英雄們。將他們的顧慮消滅在萌芽狀態是我們最大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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