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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基礎文物;守護;問題;措施
前言:我國歷史悠久,在中國上千年的歷史中,留存下眾多的歷史文物,其中包括地上和地下多種藝術和時代價值較高的基礎文物。這些文物不斷的向人們傳遞重要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等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加強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首先對加強基礎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展開了研究,并針對基礎文物保護意識薄弱等不足提出了相關解決意見,希望對加大基礎文物守護力度起到促進作用。
一、加強基礎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一)促進我國教育與旅游業的發展
基礎文物指的是經過長時間的洗禮,留存下來的具有一定藝術和文化價值的物質,我國歷史悠久,古人的智慧更是博大精深,因此留存至今的基礎文物眾多,這些文物能夠有效傳揚我國傳統文化,現代人也可以通過對基礎文物的了解增加對不同歷史時期精神的掌握,從而從心理、素養等多方面得到提升,在旅游業越來越受歡迎的今天,加強對基礎文物的保護,能夠幫助人們在旅游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和古人積極向上的精神和智慧。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因為崇拜我國歷史文化而前往全國各地,在旅游的過程中受到更多的教育。因此做好基礎文物守護工作對于促進我國教育與旅游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化和科技創新的重要基礎
在我國上千年的歷史文化當中,對人類精神和財富最好的見證就是基礎文物,基礎文物在應用過程中也能夠成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重要媒介,成為人們不斷向前發展的基礎。人類出現文字以前,對歷史記載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物。文字產生以后,對歷史、工藝的記錄更加便捷,然而失去了基礎文物的見證,人們根本無法體會歷史的本來面目[1]。例如,研究古代建筑工藝的過程中,相關建筑特點雖然能夠在歷史書籍中尋找出來,然而在沒有看見實物的基礎上,這一工藝和技術特點及精華將無法被更加精確的傳承,現代人們也無法從中獲取靈感,提升現代建筑的功能和技術水平,由此可見,基礎文物保護是文化和科技創新的重要基礎。
二、現階段基礎文物守護工作中的不足
(一)基礎文物守護意識薄弱
在加強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的過程中,不可以將這一責任完全推脫給某一個機構或某一個人,而是應當發揮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承擔起保護基礎文物這一責任。近年來,我國相關部門在積極加強基礎文物保護的過程中,盡管積極發動的群眾,然而群眾卻沒有能夠及時提升基礎文物保護的意識,我國還存在大部分地區,人們基本沒有保護基礎文物的概念和意識,甚至還有部分群眾任務政府是實施這項工作的主要人選,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擁有機會,就會獨自占有或盜取文物。
(二)基礎文物守護力度較低
在科學和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我國相關基礎文物守護部門在日常工作過程中,能夠運用相對成熟的技術提高文物保護能力,然而同世界上科技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基礎文物守護部門和技術建設都呈現出較強的滯后性,因此無法高效率和高質量的保護基礎文物,這些歷史的精華在日常受保護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定受潮現象,同時也沒有及時的進行防震和防火等保護,導致其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2]。同時,在對基礎文物進行修復時,由于缺乏先進的技術,工作人員個人原因造成的基礎文物損害現象也時常發生;同時,就目前狀況來看,我國擁有大量的基礎文物守護工作,這些文物在守護過程中,對技術要求較高,而我國擁有這方面專業知識的工作人員相對較少,人才相對匱乏。
三、做好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的途徑
(一)完善基礎文物保護制度
新時期,在積極加強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的過程中,必須做到有據可依。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相關部門工作人員應在充分了解基礎文物保護需求的基礎上,對相關法律體系和管理制度進行完善,其中包括《文物保護法》,例如,可以將基礎文物包含的范圍進一步進行擴大,對相關執法體系進行完善,并在財政預算中增加基礎文物保護的資金,并將其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當中[3]。這樣一來,就能夠提升基礎文物的資金保護;同時,國家相關部門應加強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的監督,對實施守護工作的工作人員及其職能進行充分的設定,提升行政機關辦事能力,發現基礎文物損害現象應依法嚴格處理。
(二)加強基礎文物守護技術
基礎文物由于歷史悠久,具有脆弱的特點,因此在日常進行守護的過程中,必須應用相對專業而成熟的技術,提高修復和保護能力,在維護基礎文物原有特征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保護,這應當成為基礎文物守護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4]。我國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應積極將基礎文物和現代技術進行結合,如現階段廣泛應用的數字化技術等,運用該技術可以進行復原古建筑的工作。這樣一來,相關工作人員既要能夠對技術的可行性進行分析,還應當積極學習國外先進的基礎文物守護工作經驗,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加大保護力度。
結論:綜上所述,基礎文物保護過程具有較強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在積極進行我國傳統文化傳揚的過程中,加強基礎文物保護工作研究勢在必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提高民眾的基礎文物保護意識,并堅持維護國家相關法規和制度,相關工作人員應當在實踐過程中,逐漸總結經驗,完善基礎文物守護措施,從而促進我國基礎文物保護工作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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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塔里木盆地 佛教文化遺存 文物保護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10-025-03
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原,西域佛教文化圈覆蓋的中心地域就是現今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遺存的寺廟遺址、石窟、佛教文物散布于新疆各地。佛教在新疆至今仍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宗教,民眾文物保護意識淡薄,自然及人為因素的破壞,使得目前對新疆佛教文化遺產的搶救迫在眉睫。
一、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概況
(一)佛寺遺址
塔里木盆地散布著許多佛教建筑遺址,如喀什的莫爾佛寺遺址、托格拉塔格佛寺遺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樓蘭故城佛教遺址、米蘭佛寺遺址、七個星佛寺遺址;庫車的蘇巴什佛寺遺址;和田的布蓋烏于來克佛寺遺址、尼雅遺址、達瑪溝佛教遺址、丹丹烏里克遺址等。2014年6月,始建于公元3世紀,廢棄于10世紀的晉唐時期龜茲地區的佛教文化中心蘇巴什佛寺遺址、克孜爾石窟等六處絲綢之路新疆段文物遺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庫車縣蘇巴什佛寺遺址曾經出土由日本大谷探險隊和法國伯希和盜掘的繪有樂舞圖像的舍利盒,如今僅剩佛塔、廟宇、僧房等遺址。焉耆縣七個星佛寺遺址是佛塔、佛殿和石窟并存的佛教建筑群遺址,現有殿堂、僧房、佛塔等殘存建筑近百處。曾出土了吐火羅文書寫的紙質文書《彌勒會見記》,1905―1907年德國探險隊在這里發現的造像具有犍陀羅風格。
(二)石窟
石窟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北緣一帶,主要有喀什的三仙洞,拜城縣的克孜爾石窟、溫巴什石窟、臺臺爾石窟,庫車縣的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瑪扎佰赫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縣的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焉耆縣錫克沁石窟。龜茲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孜爾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紀末,8世紀至9世紀開始走向衰落,在龜茲石窟中規模最大,保存壁畫最多,現有編號的洞窟269個。焉耆縣錫克沁石窟營造時間為西晉至晚唐,是仿石窟形制的木結構建筑,稱明屋。
(三)佛塔
塔里木盆地遺存的佛塔主要有洛浦縣的熱瓦克佛塔、民豐縣的尼雅佛塔和安迪爾佛塔、疏附縣的莫爾佛塔、庫車的蘇巴什佛塔、伽師縣的喀勒乎其佛塔、新和縣的莫臘吐爾佛塔、若羌縣的樓蘭佛塔等。建造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于闐國的熱瓦克佛寺有兩座殘存佛塔,“上圓下方中空”的佛塔接近印度寺塔犍陀羅風格。巴州若羌縣樓蘭古城遺址東部的佛塔,殘高為10.4米,外形近似于古印度的“@堵波”,塔頂圓形,塔基方形,塔身為八角形,用土坯夾木料壘砌,中間填土。歷經千年風吹雨蝕,現存古佛塔多毀損嚴重,如和田民豐縣的安迪爾古城遺址的標志性建筑廷姆佛塔,佛塔的主要病害有風蝕、水蝕、裂隙發育、坍塌和盜洞擴張等。
二、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保護存在的問題
塔里木盆地散布的佛寺遺址、石窟、佛塔等歷史遺跡數量多、價值高,但這些古跡的保護現狀卻令人擔憂。佛教文物盜掘現象時有發生,自然、人為因素的破壞,使一些佛教文化遺跡逐漸消失,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因素
1.地震。佛寺遺址和石窟、佛塔等歷史遺跡經歷千百年的風吹雨打日曬以及病害,抗震的能力減弱,地震會造成佛教文化遺址的嚴重破壞。塔里木盆地位于亞歐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的交界處,地殼活躍,階梯狀復雜的地形易引起淺表地層變動,地震活動強烈且多發。1999年克孜爾千佛洞周邊地區發生地震時,第126、第127、第128三個石窟大部分窟體倒塌;2006年10月,庫車發生3.8級地震,使得龜茲石窟部分巖體坍塌,壁畫脫落。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克孜爾千佛洞以及克孜爾尕哈石窟的前室基本上都倒塌了,主要原因還是自然災害造成的??俗螤柷Х鸲吹?2窟為中心柱窟,主室的佛龕受地震破壞嚴重。在突發的地震面前,如果能夠盡快展開預防和搶救,會使文化遺產的損害盡量降低。很多遺址已開展巖體的加固工作,科學分析和估計未來地震荷載大小,對于提高遺址和石窟保護質量和抗御未來地震的破壞都具有重要意義,應當加強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址的地震安全性評價和石窟崖體與附屬建筑物抗震穩定性方面的考慮。
2.風吹雨蝕。風沙和降雨對土遺址和石窟的吹蝕和沖刷作用不可避免。塔里木盆地平時干旱少雨,但夏季多會發生集中式強降雨,雨水沖刷形成的沖溝以及雨蝕剝離是影響佛寺遺址和石窟安全的重要因素。暴雨在石窟的山體上會形成沖溝,并逐漸擴大,嚴重影響到整個洞窟所依附的巖體的安全。雨季來臨時,山體集聚的雨水匯聚形成洪水,洪水攜帶泥土、沙石,侵蝕石窟的根基。對于地面建筑土遺址,降雨產生的地面徑流對土遺址表面造成侵蝕破壞,雨水積聚后滲入墻體,造成遺址墻體倒塌。另外,當降雨較大時,雨滴下落的速度很快,對遺址的沖擊力很大。塔克拉瑪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春季多風,平均每月大風4~5次。大風可將土遺址表面的疏松的土塵吸到空中,風中的沙石、土粒在土體的裂隙或表面坑洼處形成強烈的旋轉運動,使土遺址的表層松動形成風蝕;對于石窟,大風對松散的巖體構成風蝕破壞,形成風蝕凹槽,風沙還會填充進裂隙當中,促進裂隙進一步發育,威脅洞窟巖體的保存。
3.生物病害。生物病害是由于植物生長、動物和微生物的活動對石窟、土遺址造成的破壞。微生物導致石窟壁畫霉變,以及土遺址表面結構疏松。石窟中壁畫常被燕子、飛蛾糞便污染,并且飛蛾和蜘蛛在石窟墻角處結繭生卵,污染壁畫的同時,引起顏料褪色、變色。蟲、螞蟻、蛇、老鼠等小型動物在土遺址根基部筑巢、打洞,造成遺址的破壞。另外,植物在土遺址上生長,不僅影響土遺址外觀,在生長過程中還會分泌有機酸,其發達根系會深入夯土層中,破壞遺址內部結構,促進裂隙發育,增加雨水的滲入,從而產生植物病害。石窟壁畫主要有空鼓和脫落、酥堿、起甲粉化等病害:酥堿是指在水分參與下,洞窟圍巖及地仗層中的礦物鹽分在洞窟產生表聚作用而形成;起甲病害是壁畫白粉層及其上的顏料層發生龜裂,進而呈片狀卷起、脫落,粉化病害是由于壁畫顏料層中含膠量較低,顏料顆粒失去粘結,逐漸粉化脫落。
(二)人為因素
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佛教寺院、石窟基本上都毀于戰火?,F在在龜茲石窟群的壁畫上可以看到,能夠得著的人物的眼睛和嘴巴基本上都被人為鑿挖。另一場劫難是外國探險家對佛教遺址、石窟文物的盜掘、搶掠。
1.盜掘。20世紀初,一些國家曾派遣探險隊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盜割石窟壁畫、盜掘佛教遺址,不少佛教文物被運往國外。近年來,盜掘文物的巨大利益讓一些不法分子鋌而走險,塔里木盆地佛教遺址頻遭盜挖。2006年,龜茲石窟之庫木吐拉石窟有一尊佛像被盜走;2011年11月和田達瑪溝佛教文化遺址被盜掘;羅布泊地區人跡罕至,盜墓者肆意在樓蘭遺址、米蘭遺址、營盤遺址盜掘。以往自然因素是羅布泊地區佛教遺址最主要的破壞力量,如今人禍大于天禍。
2.游客參觀。龜茲石窟洞壁上有明顯的煙熏痕跡,這些石窟是在無人監管期間,被牧羊人在洞窟內做飯、取暖、照明燒火生煙熏黑的。石窟對游客開放后,又帶來一些新的問題。石窟空間封閉狹小,游客參觀帶來的聲音震動、溫度與濕度的改變,對脆弱的壁畫也是一種刺激,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會影響壁畫的品質,參觀人員的觸摸、磕碰,甚至亂刻亂畫,都在有意無意間對壁畫造成了損害。在地面土建筑內游客的活動以及上香,多少會對遺址產生破壞的作用。因此,旅游開發對佛教文化遺址保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旅游收入可用作古遺址的修繕,另一方面,許多價值很高的歷史文化資源開發為旅游景區,從而使歷史文化古跡失去了原來相對封閉性保護的環境,造成許多歷史遺跡的不可逆破壞。
3.工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在古遺址區域內進行油氣工程建設,可能導致遺址的破壞。2012年5月新疆庫車縣某石油公司在鋪設輸油氣管線時,直接從漢唐時期大故城古遺址北部穿越城墻,破壞了城墻和遺址的原貌。工業企業排出的廢氣對周圍的佛寺遺址、石窟壁畫產生極大的侵蝕作用。由于耕地有限,文物保護意識觀念淡薄,一些古遺址被整成耕地或在遺址內興建水利設施,如:焉耆縣七個星佛寺遺址有農墾兵團在遺址內修引水渠,使部分建筑基地完全破壞,遺址內有廢棄的現代房屋,說明曾有人在遺址內頻繁活動,并可能造成遺址的破壞。基礎設施建設也可能對附近的遺址造成影響,羅布泊地區人跡罕至,營盤遺址因為新修218國道方便盜墓者的盜掘,幾乎造成了遺址毀滅性的破壞。七個星佛寺遺址旁的公路車流量大,車輛行駛帶來的灰塵和震動對也對遺址的保護存在負面的影響。目前城市經濟大發展過程中,重建設、輕文物的現象普遍存在,如2012年新疆昌吉市三屯河流域努爾加水庫項目建設為趕工期,擅自施工,強行填埋、損毀漢、唐時期的45座古墓葬和一個游牧民族遺址。
三、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保護對策
近年來,國家投入巨資對絲綢之路佛教文化遺存進行搶救性保護。如2013年國家投資1000多萬元對七個星佛寺遺址進行防坍塌、防雨蝕、防裂縫的加固,重點修建圍欄、防洪堤、土地平整、遺址除險加固等工程建設。對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保護,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對策:
首先,加強文物保護立法。文物保護可能與工程項目建設、文物使用之間存在利益的博弈,但文物法律法規賦予的文物行政執法權過于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只規定文物執法部門有行政處罰權,而沒有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文物行政執法力度嚴重不足,因此應當強化文物保護法中文物行政執法權,加強對野外文物的保護,增加法人違反文物保護法構成犯罪的定罪與處罰。
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址屢遭盜掘,如近年來大規模被盜掘的有和田達瑪溝佛教文化遺址、羅布泊地區的樓蘭遺址、營盤遺址、米蘭遺址等,龜茲石窟群也偶有被盜事件的發生。新疆天氣惡劣,晝夜溫差大,文物保護區域面積大,而文物保護部門缺乏人員和資金,交通工具以及文物保護設施簡陋,往往是盜掘發生后才發現。《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沒有達到珍貴文物和情節嚴重的標準的不承擔刑事責任,因此,應當加強文物保護的相關立法。目前新疆關于文物保護的地方立法有1999年6月9日實施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爾千佛洞歷史文化遺址保護管理辦法》;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保護管理條例》;2008年1月開始施行的《新疆蘇巴什佛寺遺址保護管理暫行辦法》;2013年5月20日實施的《新疆吉木薩爾北庭古城遺址保護條例》。塔里木盆地是西域佛教文化的核心地帶,對這些佛教文化遺址我們應當“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控制游客數量、考古調查、拍攝影片等行為,加大對盜掘的打擊力度,確保遺址文化遺產價值,建議制定針對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的保護管理條例。
其次,強化文物保護部門的自身建設和管理職能。塔里木盆地文物保護部門建設滯后,存在資金和人員缺乏、交通工具和設備落后等問題。在龜茲石窟群這樣重要的佛教遺址,除克孜爾千佛洞等旅游開放的石窟外,基本上一個石窟遺址只有一個文物巡護員。文物保護費用極為缺乏,連策勒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都難以配備適于在沙漠中行走的越野車。由于眾多文物散布在戈壁沙漠中,而文物保護站人員少,交通工具簡陋,達瑪溝所有遺址巡查一遍需要15天,常常是看了這邊,那邊就被盜挖了。樓蘭遺址盜墓猖獗,樓蘭文物保護站駐守人員生活艱苦而無文物保護專門經費,每天生活必須的水、糧、蔬菜都要從幾百公里的地方運來。因此,要加強新疆文物保護部門建設,政府應當設立文物保護專項資金,并對不可移動佛教文物的修繕、保養給予經費補助;增加文物保護專職人員編制,鼓勵開展文物保護志愿服務,吸引社會民眾參與文保工作;加強文物保護人員專業技能的培訓和人才的引進。文物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牽涉到很多政府部門和各行各業,需要政府牽頭,統籌協調規劃、建設、國土、房管、公安、工商、水務、交通、科技信息化等部門的文物保護職責。新疆全區文物執法隊伍應組成一個體系,并與公安、建設、國土、海關、工商等部門形成聯動。
第三,處理好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和城市建設之間的關系。旅游對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的保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旅游的收入可以補充遺址的修繕費用,另一方面,游客的活動可能帶來遺址不同程度的損壞。在旅游開發的過程中,要防止遺產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性利用。20世紀70年代,國際遺產保護組織開始關注旅游發展的負面影響,并提出要審慎發展旅游業,《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第十五條提出,涉及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旅游發展計劃的制訂應審慎進行,以便不影響該遺產的內在特征和重要性,并應采取步驟在有關部門間建立適當的聯系。佛教文化遺存作為一種特殊的旅游資源,進行開發時,須在遺產保護等原則的指導下,采用相應的旅游開發模式并進行產品設計,使文化傳承與旅游開發達到雙贏。在工農業開發和城鎮化的過程中要處理好與文物保護之間的關系。農業開發中灌溉引水要注意不要破壞文物遺跡,避免為了增加耕地面積而毀損遺址現象的發生。為了減少工業廢水、廢氣、廢渣對佛教遺址的侵蝕,當地政府要關停一些高污染的化工企業,廠址建設規劃應遠離文物遺跡所在地。在工程建設中,要配合文物保護部門,切實履行先對歷史遺跡進行勘察、發掘,然后工程建設才開工的規定。城鎮化過程中,不要為了追求現代化而破壞歷史古跡,保留城市的文化底蘊,更能促進城市的發展。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疆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遺存調查研究(14BZJ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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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思政部 浙江紹興 312000)
關鍵詞:西咸一體化;城市發展;大遺址保護與利用
中途分類號:K87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西咸新區的建設,是有效快速實現西咸一體化的關鍵環節,從長遠目標來看,是建設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新區涉及西安、咸陽兩地7個區縣、23個鄉鎮和街辦,由涇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漢新城、灃東新城、灃西新城組成。西安、咸陽兩地同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作為陜西省的經濟、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核心地區,分布著從史前到周秦漢唐各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多處大型遺址。西咸新區內文物古跡眾多,目前西咸新區內共有41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5處(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8處,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8處。文物遺跡的集中分布意味著在考慮城市建設的同時,更要注重于對大遺址的保護與合理利用。
一、西咸新區的建設對大遺址保護產生的影響
1.突破以往行政區劃所造成的限制,兩地大遺址保護工作合作力度將大大增強。這種合作將是多方面的:在科研方面,西安有眾多的學術研究機構。強大的學術團隊和專業隊伍無疑是保護工作的關鍵。相比較而言,咸陽的科研力量就比較薄弱,西咸新區的建成可以促進兩地工作的合作與交流,一方面西安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技術與經驗可以為咸陽地區大遺址保護提供借鑒,咸陽西漢帝陵,秦咸陽城,唐帝陵等多處大遺址保護思路得以拓寬,保護手段趨向多元化;另一方面,兩地的大遺址資源經過整合之后,種類更加豐富,有利于更多保護、展示、利用模式的探索。隨著保護工作的不斷推進,將不僅僅局限于“考古遺址公園”一種成功模式,可能還會產生更多種成功的展示模式。管理方面,在對這一區域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統一重新整合之后,規劃將更具有全局性和針對性,大遺址文化內涵得以充分展示,大遺址的社會效益充分發揮,地區整體形象得到提升。新區建設的推進是西安、咸陽交界地區的多處大遺址資源整合的重要基礎,將這些大遺址集中在一個區域內進行統一管理,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管理的難度相應減小。
2.有利于大遺址多方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增加受益的群體,進而促進大遺址保護的探索。西咸新區內分布的豐鎬兩京、秦咸陽宮、阿房宮、西漢帝陵、漢長安城等遺址,具有規模大、蘊含的歷史信息豐富、價值重大等特點,也正是由于這些特點,遺址保護與利用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遺址所在地的政府部門、專業的遺址管理機構、遺址區的居民、科研機構、媒體以及其他潛在的利益相關者,[1]他們的參與都會對大遺址的保護與管理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西咸新區的建設不僅能夠為遺址的保護與遺址區的管理工作帶來新的機遇,也能夠改善當地的環境與居民的生活條件,使更多的人從大遺址保護中受益,以往大遺址保護中的“多方利益主體博弈”局面能夠得到改善。
3.改善大遺址保護區的環境,實現大遺址保護與民生的結合。大遺址主要分布在城郊地區,對遺址進行合理利用與開發,可以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改善保護區環境及居民的生活,提高公眾參與的積極性與自覺性。以往“為保護而保護”的靜態保護模式使當地群眾的生產建設活動受到限制,遺址區的經濟發展受到制約,同時,保護區不斷增加的人口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新區的建設能夠推動遺產旅游等文化產業的發展,人們對于土地的依賴性不再像以前那樣強烈,保護區的產業結構將會發生改變,人口對土地所產生的壓力也會得到緩解。
西咸新區范圍內的大型遺址有周豐鎬、秦阿房宮、秦咸陽宮、漢長安城、西漢帝陵等,多年來一直呈分散狀分布,新區的建設有助于對眾多遺址進行合理利用,適度發展遺產旅游,可以帶動當地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保護區群眾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隨著第三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不斷加大,該區域居民的生活品質大大提升,群眾參與大遺址保護的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以往大遺址保護工作與社會經濟、民生的沖突局面得以扭轉,真正實現了大遺址為人民所共有,保護成果由人民所共享。
4.新區建設涉及的大型拆遷、建設工程將會對遺址及環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這種破壞造成的損失是不可挽回的。在以往的城市擴張過程中,由于對“發展”的一味追求與文物保護監管不力等因素,許多文物遺跡在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遭到了破壞。西咸新區大遺址區的經濟發展長期受到文物保護的制約,與城市非保護區域的生產生活水平差距較大,這種改變落后面貌的發展需要十分急切。在新區的規劃建設中,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對文物遺跡進行保護,大遺址區很可能會難以幸免于建設活動帶來的強烈沖擊和破壞。
二、西咸新區大遺址保護現狀
1.資源分析。西咸新區內文物古跡眾多,目前西咸新區內共有41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5處(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8處,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8處。其中大型遺址共有周豐、鎬兩京,秦阿房宮、咸陽宮,漢長安城,9座西漢帝陵等共17處周、秦、漢、唐時期的遺址。其中國家級文化保護單位有11處。[2]
周豐鎬位于西安灃河兩岸,50年代至今,經過多次考古發掘與勘探,發現了宮殿基址及大量的墓葬,出土了豐富的青銅器與其他文物,珍貴的考古資料為確定豐鎬兩京的范圍與布局提供了重要條件。豐鎬遺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模宏大、布局規整的都城遺址,開創了古代都城的規劃設計模式,其“面朝后市”的格局影響了漢、元明清時期的都城模式,成為古代城市規劃布局的典范。
秦阿房宮位于西安市三橋鎮,面積約11平方公里,與渭河北岸的秦咸陽城隔水相望,地上文物與地下文物均十分豐富。上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就對該遺址進行過多次的調查、勘探、發掘工作,曾出土秦代的高足玉杯、高奴銅石權、西漢上林銅器群等,現存地面的主要遺跡有前殿、上天臺、磁石門、烽火臺及后圍寨遺址等。[3]阿房宮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上有很重要的影響力,歷史傳說與《阿房宮賦》等文學作品更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與獨特魅力。咸陽宮遺址位于咸陽市東渭河北岸的黃土塬上,始建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遷都時,秦始皇執政之后經過擴建。共分布有十多處宮殿基址,其中1號基址經過考古發掘,平面呈長方曲尺形,經過復原研究,這是一座多層夯臺為基礎建起的高臺建筑。
西漢的11座帝陵,如“東方金字塔”一樣分布在漢長安附近,其中9座位于五陵塬上,成為漢代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古跡,[4]地上地下文物遺存非常豐富,是漢代物質文化的重要研究資料。2001年,西漢帝陵被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漢長安城位于西安市西北角,是西漢200多年的都城,是當時全國的整治、經濟、文化中心,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我國現存范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都城遺址,是我國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F存的地上遺跡有城墻、未央宮前殿、椒房殿、官署、少府、天祿閣等遺址,曾出土大量漢代的建筑材料、陶俑、封泥等文物,是研究漢代物質文明的實物資料。
2.考古遺址公園的成功模式??脊胚z址公園是在我國現階段經濟迅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張的背景下探索出的一種大遺址保護模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長期以來大遺址保護工作中的種種難題,實現了考古研究、區域經濟發展、遺址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與遺址保護之間的和諧局面。考古遺址公園模式將大遺址以公園的形式展示,增加了公眾對其內涵的理解,提升了城市的形象,使文化遺產的公益性質得到進一步的體現,這是我國大遺址保護工作理念與方法的有益創新。
在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中,漢陽陵考古遺址公園入選。漢陽陵遺址是漢景帝與王皇后的合葬陵園,規模宏大、布局規整、歷史文化價值突出,它由帝、后陵園,南、北區從葬坑,陵廟等禮制建筑遺址,陪葬墓園,刑徒墓地及陵邑遺址等部分組成,是研究漢代帝陵的重要資料。漢陽陵遺址保護規劃中注重生態景觀、遺址保護、文物旅游的結合,并采用高科技手段建成地下遺址博物館,使文物遺址與參觀者處于兩種不同的環境之中,并運用虛擬成像技術再現真實的歷史故事,為游覽者更直觀、形象地展示了遺址的歷史文化內涵,也為周邊其他遺址的保護提供了有利的借鑒,漢長安城與秦咸陽宮的遺址公園建設目前也在規劃之中。
3.城郊大遺址的艱難處境。除漢陽陵之外,豐、鎬兩京、西漢帝陵中的另外8座以及其他的遺址,由于大都分布在城郊區,遠離城市中心,現階段受到城市建設的影響不大。然而,在西咸新區建設過程中,在遺址保護區生活的居民所從事的農業生產以及中小型企業進行的工業生產給遺址區的壞境承載帶來負擔,加之缺乏環境整治,使保護區成為城市中經濟、文化、環境落后地區,一方面使當地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大遺址的環境受到不利的影響,文化遺產的展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西咸一體化過程中大遺址群面臨的問題
西安、咸陽兩地具有豐富的文物資源,兩地地理位置相接,大遺址保護工作中也存在諸多的共同之處,隨著關天一體化與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推進,西安灃渭新區、咸陽涇渭新區的格局逐漸被打破,兩地的合作成為趨勢。在西咸新區建設的過程中,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區域經濟發展與遺址保護之間的矛盾需要緩解。遺址區的經濟水平落后,與城市其他區域及城市化過程中經過改造的城中村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還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擴大。根據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應當保持古遺址的歷史風貌和原始地形;禁止挖沙取土、挖建池塘,不得進行與遺址保護無關的工程建設或者從事其他有損遺址的活動?!卑凑者z址保護的要求,遺址區的經濟建設長期以來一直受到限制,居民生產仍以傳統的農業為主,而遺址區以外的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得到迅速發展,據統計,遺址區的居民人均收入均低于所在區、市的平均發展水平,[5]遺址區內外的差距明顯。
2.遺址區內龐大的人口壓力增加了遺址保護管理的難度。據統計,西咸新區范圍內有90萬居民,其中68萬農民,漢長安城范圍內現有5萬居民,阿房宮遺址范圍內有2萬居民,[3]遺址區存在的大量的棚戶、農田、村鎮,與遺址的風貌與環境不協調。在新區大遺址保護規劃工作中會涉及到大量的人口遷移、土地利用調整、房屋的拆遷改建、環境的整治等工作,這些都與城市居民與農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而要協調好每一項工作,兼顧考慮城市建設的需要、文物保護的需求、居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遺址區管理與規劃的難度。
3.遺址區居民的文物保護意識淡薄。遺址區居民的日常生產活動對遺址本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占壓,日常的生活也對遺址環境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威脅到遺址的安全與完整。比如在西漢帝陵附近,居民私自占用陵區作為自家的墳地,從陵墓取土,破壞了遺址本體的風貌;另外,居民日常生活產生的廢水與垃圾污染了遺址區的環境,或多或少威脅到了地下文物遺跡的安全。
4.公眾參與的力度遠遠不夠。大遺址是全民公有的文化遺產,西安、咸陽兩地作為周秦漢唐文明的發源地,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然而,一些在遺址保護區生活或者附近居住的居民,對于當地大遺址了解少之又少,大遺址的社會公益價值未得到充分體現。原因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在現有的管理與展示方法體系下,對于遺產遺址價值的解讀還不夠。二是公眾參與、了解遺址保護工作動態的途徑有限。我國的古代建筑以土木結構為主,不易保存,遺留下來的以土遺址為主,與其它的文化遺產相比較,土遺址的展示難度大、展示方式比較單一。過去對土遺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遺址的安全和保護上,很少涉及遺址的展示問題,遺址的社會文化價值一直沒有發揮出來,[6]如此公眾對遺址文化內涵的理解也受到了限制。
四、西咸新區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的對策
新區包括五個部分,涇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漢新城、灃東新城、灃西新城,遺址分別分布在灃東新城、灃西新城、秦漢新城,其中以秦漢新城為主,形成“人”字形大遺址保護帶,這對于秉承歷史脈絡、塑造城市文化特色意義非凡。
在社會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發展日新月異的背景下,針對保護區產業結構單一、環境面貌落后的狀況,如何才能避免大遺址保護區成為城市建設過程中遠遠落后的區域,同時又完整、真實地展示大遺址的文化價值呢?筆者認為,在西咸新區的建設過程大遺址保護工作應采取以下方面的對策:
1.加強考古勘探工作,明確遺址的范圍,劃定紫線,保護遺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在西咸新區的大遺址保護工作中應以“紫線”[7]理論作為指導,將大遺址區的保護納入城市總體規劃體系中,優先將遺址劃入保護范圍,并明確遺址周圍建設控制地帶的范圍,保證遺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劃紫線保護,應根據新區范圍內各大遺址的性質、類型和級別確定其保護范圍,形成專項的紫線管理辦法,并將遺址保護納入法律軌道,制定相關保護條例。劃入保護范圍的區域不得進行對遺跡原貌以及環境造成影響的大面積改造或者與遺址保護無關的大型建設活動,禁止破壞保護規劃確定保護的建筑物、構筑物和其他設施。紫線之外的區域根據城市規劃進行適當的改造,建立生態、低碳的城市功能新區,使大遺址與現代城市共生共榮。[8]通過“劃紫線”的方式,既能夠避免城市建設對大遺址造成不利影響,使文物遺址得到嚴格的保護;而且,在保護范圍之外,可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借助大遺址的影響力,適度發展相關的文化產業,優化產業結構,逐漸實現大遺址保護與區域經濟發展、城鎮化建設并舉。
2.設立大遺址管理機構,并制定專項的規章制度,健全監督體制,為新區大遺址保護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尚在不斷探索中,管理體制還不夠完善,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的建設。避免類似北京琉璃河和南京夫子廟等以文化遺產保護為名,以獲取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最終給文化遺產造成不可挽回之損失的悲劇再次發生。在西咸新區建設過程中,應由政府機構組織設立一個大遺址專項管理機構來對新區的大遺址進行管理,同時由有關部門與考古、文化遺產管理等學科的專業人士共同制定出新區大遺址保護的專項管理辦法,健立健全大遺址保護監督機制,確保在今后的文保工作中有明確的保障制度,為新區的大遺址保護工作創造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體系。
3.將環境建設納入到大遺址保護中來,加大遺址區環境整治的力度。按照大遺址保護工作整體性思路,遺址本體與周圍的環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都應納入保護范圍。1964年頒布的《威尼斯》中提到“歷史古跡的保護包含著對一定規模環境的保護”。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西安通過的《西安宣言》中把環境對遺址影響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強調了遺址周邊環境對于遺址保護、展示、管理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西咸新區建設的過程中,應將環境治理作為大遺址保護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改變遺址原貌的前提下,對遺址區的環境進行整治,改善以往許多大型遺址分布區域由于缺乏管理與規劃,環境臟、亂、差的面貌,為遺址保護與展示、區域居民生活創造一個優美的環境。
4.在保護的前提下,借助高科技手段完善大遺址展示,促進遺址保護與展示的緊密結合。兩地作為周秦漢唐文明的發源地,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然而,目前公眾對于當地大遺址卻了解得少之又少,大遺址的社會公益價值未得到充分體現。如今,在西咸新區的建設背景之下,這種狀況逐漸發生改變。新區除了大遺址集中分布的秦漢新城之外,還有以新興產業與高新技術研發等為主要特色的其他四個新城,五個新城各有側重,互相交流融合,這將會增強大遺址保護的多學科性,吸引更多不同專業的研究人員參與到大遺址的保護中來,集思廣益,如此對大遺址多種展示方法的探索是極為有利的,遺址保護與展示也會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5.在保護遺址真實性的前提下,發展遺產旅游,協調遺址多方利益相關者的關系?;诖筮z址與多方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聯,應盡可能地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使其各自發揮在大遺址保護中的作用,進而促進大遺址保護的探索。如果能夠協調好多方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那么就可以充分調動他們參與與遺址保護相關工作的積極性,推動遺址保護事業的進步。所以處理好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多方利益主體協調,在大遺址保護工作中是極為關鍵的。
就遺產地的管理機構而言,周秦漢遺址保護帶的建設將會帶來更多的旅游收入。按照旅游動機可以把游客分為“被動型遺產旅游者”和“主動型遺產旅游者”,有的游客參觀遺產地,僅僅是參觀其他景點之后順路而來,被稱為“被動型遺產旅游者”;而有的游客對于歷史遺跡具有濃厚的興趣,可以稱為“主動性遺產旅游者”。[9]新區的秦漢新城不僅會吸引眾多對歷史遺跡興趣濃厚的“主動性遺產旅游者”,也為很多在周邊地區游覽其他自然景觀之后的游客提供了了解古代歷史文化的機會,吸引大量“被動型遺產旅游者”前來參觀,久而久之,隨著游客的增多,在遺產旅游為該區域帶來經濟收益的同時,管委會保護大遺址的積極性也可以得到激發;旅游業發展之后,必然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尤其是諸如餐飲業這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會為當地居民提供創業和就業的機會,群眾從中獲得了經濟利益,以往所存在于遺址保護和居民利益之間的矛盾也會得到緩解;就科研機構而言,由于不再受到行政區劃的限制,兩地的眾多考古、文保、規劃設計等研究部門來往更加方便,這為多學科合作交流創造了便利條件。目前,文化遺產保護的多學科性越來越明顯,大遺址保護的參與者也不再僅僅局限于考古、文保學者,還有經濟、管理、地理、規劃等其他多個學科專家學者的參與,不同專業學者的參與能夠拓寬大遺址保護的思路,提出更為合理、周密的管理方案,多學科性也成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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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模式方法
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是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協調保護與建設發展,以確定保護原則、內容和重點,劃定保護范圍,提出保護措施為主要內容的城市規劃的專項規劃設計。以國內外先進的保護實踐經驗為借鑒,探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模式與方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現實意義
1.1 歷史名城保護是城市文化價值的顯化
人們認識到保存人類文明進程中多種文化的完整連續的重要性,歷史環境保護的范圍也從文物建筑單體擴展到與人們當前生活休憩相關的區域,以至整個城市。由于歷史城市的魅力與價值是任何相似之物都不可替代的,因此,在當代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歷史環境保護逐漸凸現其文化價值。
1.2 歷史名城保護是文化生態建設的需求
“文化生態”是指一座城市的人文文化形態。城市歷史環境也是反映城市的多元性、異質性和復雜性的重要物質成分。從多樣性導致穩定性的生態學原理看,沒有城市歷史環境的存在,城市的穩定性也無從談起。因此,歷史名城保護是文化生態建設的需求 。
1.3 歷史名城保護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歷史城市蘊含有真實的歷史遺存和寶貴的精神資源。而這些歷史遺存一經破壞就難以恢復,留給后代的將是斷裂的歷史,永遠的遺憾。可持續發展長遠全面的效益觀,促使人們重視城市歷史文化的保護,把寶貴的歷史文化信息延續下去,使之在后代中得到持續的利用。
1.4 歷史名城“特色”是歷史城市的精髓
城市特色維持與城市歷史保護息息相關,城市特色創造離不開保護與開發,歷史文化的延續與時代文化的創造是城市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同過傳統風貌特色的發掘與現代城市個性創造相結合,才能達到城市特色與歷史文化保護的完美統一。
2 國外歷史名城保護實踐的借鑒
國外發達國家既將城市文化遺產看作是一種“文化資源”,更有甚者看作是“文化資本”,充分意識到歷史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進而采取一種政府、市場、民間結合的方式進行保護。
2.1 海德堡:區域的保護方法
為保護古城的環境和特色,要從城市所處的更大區域范圍進行分析研究,統一規劃布局。海德堡是位于法蘭克福南部的一座古城,它制定了一系列城市規劃及古城保護規劃,全區域性地對老城進行保護。從而減緩海德堡的現代城市有障古城功能的擴展,保證了老城與自然的良好協調關系,保證了老城的規模及城市基本形態的保護。這實際是一種通過建設新城以保護舊城的方法。[1]
2.2 巴黎:城市整體的保護
巴黎制定了全城性的保護規劃,保證舊城范圍內不作高密度、大體量、大規模的開發,從總體上保護舊城;規定規劃地塊的外部邊界及景觀不得改變,這樣就保護了整個城市的城市格局及景觀形象;通過法律對巴黎全城進行限高規劃,使巴黎的空間尺度及城市天際線均可保持傳統的形象。[1]
2.3 威瑪:片區保護
對于那些歷史遺跡豐富的古城,劃出在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古跡豐富的街區進行重點保護,對維護古城的風貌、格局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威瑪是一座千年歷史的旅游古城。為保護這座歷史名城,在全城劃出的重點保護區充分體現著威瑪的歷史及城市建設特色。
2.4 漢堡:主要城市特色保護
對于城市別有特色的內容加以特別重點保護,使城市特色更為突出。漢堡是德國第二大城市,是一個現代化的大港口。在其市中心區古城保護中,特別強調對圣米歇爾大教堂等五個大教堂尖塔所形成的城市天際線的保護,對新建建筑體量的控制成為其古城保護工作的重點。
3 我國歷史名城保護實踐的借鑒
點,主要指國家乃省市各級政府確定的多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多數是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建筑,“點”是歷史文化名城價值的基本構成單元。
面,主要指古建筑周圍的環境。對“面”的保護,核心是與“點”協調,有的采取保持原貌的協調,有的采取控制高度和建筑形式的協調,有的可以對“面”改造創新并保持協調。
線,是指城市的運動系統、園林水系、傳統商業街、文化街及多種景觀走廊。
體,是指城市整體格局的保護。保護名城原有的道路格局、城市空間布局、天際輪廓和體型尺度,都是“體” 的保護重要內容。
貌,是指各名城所特有的風貌。城市的“貌”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表現為獨特的自然條件、經濟狀況,以及獨特的文化和生活習俗 [2]。
4 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實踐模式
一種模式是保護舊城,盡量保護基礎的傳統風貌,同時在舊城外開辟新城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這樣既滿足了現代建設的需要,又緩解了舊城中人口過密、居住條件差、通擁擠等的矛盾。洛陽總體規劃采用了“保護舊城,另辟新區”的做法。 [3]這種保護模式適用于舊城面積不很大,歷史文化遺棄較多的城市。
另一種模式是保護舊城的主要格局和主要文物古跡,并對舊城進行改造和建設,同時向舊城四周輻射,進行新的城市建設。西安市在城市規劃中,以現存的明城為中心,向四郊均衡發展。在規劃中突出了保護明城的完整格局,這種保護模式適用于舊城面積較大,文物古跡多而分散的名城。
5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建筑保護更新模式
在實踐的探索中,我國歷史名城的建筑的保護與更新模式通常分為保存、保護、整飭、暫留、更新五種方法[4]。
保存,即保持原樣,以求如實反映歷史遺存?!氨4妗笔且孕夼f如故為原則,針對各級文物保護建筑特性來確定的優秀歷史建筑的保護措施,”。
保護,就是保護建筑的原有風貌,并在保護歷史街區風貌完整性的基礎上改善生活條件。“保護”是針對建筑質量和建筑風貌都較好的歷史建筑。
整飭,即根據歷史街區的風貌特征和要求,對建筑的立面和形體上不符合歷史風貌的部分進行強制性的整改,通過整改恢復建筑的原有風貌或者減小它們與歷史街區環境的沖突。[4]
暫留,即暫時維持現狀,待以后條件成熟時拆除、改建。這是指對一些應該拆除的不協調的建筑,由于種種原因一時無法進行拆除或改建。
更新,針對影響傳統風貌較大的建筑,采取拆除更新的措施。更新的對象主要針對功能不符、對周邊環境風貌有較大沖突和視覺障礙、有條件拆除的建構筑物。
6 結語
城市保護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態度或行為方式。歷史名城保護規劃應充分總結借鑒國內外實踐經驗,采用適當的保護與更新模式與方法,將保護方式從單一、僵硬的文物古跡保存,過渡到全面、靈活的歷史環境保護和綜合、謹慎的文化資源再利用,進而維持城市歷史的延續性、歷時性,防止城市文脈的斷裂,使城市歷史文化得以有效的保護和傳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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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剛. 城市環境中的新舊對話. 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
關鍵詞:遺址保護;明德門遺址;城中村改造;楊家村;經驗
中圖分類號:TV213.4文獻標識碼:A
1明德門遺址與楊家村概況
1.1 西安楊家村概況
楊家村隸屬于雁塔區長延堡街道辦事處轄區,位于朱雀大街東側,長安南路以西,規劃緯零街兩側,且緊鄰地鐵二號線,交通方便。目前,村域土地總面積161.79畝,總人口1908人,總戶數816戶。其以中低檔工商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發育較成熟,形成了一個城中村廉租屋經濟體系,吸引了大量的流動人口聚居于此,承擔著本區域最基本的基層服務功能。同時也存在著城中村所特有的一系列問題。
隨著西安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以及明德門遺址保護的重要性,楊家村嚴重制約了西安的城市化進程以及明德門遺址保護的順利進行,必須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改造。西安市人民政府也已經在2013年了楊家村改造項目拆遷工作的通告。目前,此項目已經正式啟動。
1.2 明德門遺址概況
明德門遺址位于楊家村村內南部,是唐長安城外郭城的正門,也是唐長安外郭城唯一采用五門道形制的城門,與皇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等共同構成了唐長安城的南北中軸線,是唐長安城中軸對稱布局的重要體現。明德門遺址也是留存至今為數不多、相對完好的唐長安城遺跡,是唐長安城遺址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其具有重要的保護價值。
目前,雖村民自發建有臨時圍墻將遺址所在地封閉管理,但封閉范圍偏小,未能將明德門遺址全部包括在內。明德門遺址東、西兩側的部分遺址被低層建筑和道路覆壓。遺址保護現狀堪憂。
1.3 明德門遺址保護與楊家村改造的矛盾關系
根據陜西省文物局因絲路申遺項目,對明德門遺址2008年組織編制的《唐長安城遺址保護管理規劃•明德門遺址分冊》中區劃,其保護范圍共需20.25公頃,除去楊家村村域之外的占地面積,仍需要占用楊家村三分之二用地。按照《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辦法》文件精神,楊家村的城中村改造需對全村宅基地實施拆遷和安置工作,總拆遷面積38萬,則該村需建設安置面積168750。但楊家村實際可剩余規劃建設用地僅為3.35公頃,規劃總建筑面積為57759,根本無法滿足安置村民的需要。因此,楊家村改造與明德門遺址保護在用地問題上的矛盾突出。
2.相關規劃歷程概況
自2008年開始,本區域先后經歷了《唐長安城遺址保護管理規劃?明德門遺址分冊》、《明德門環境整治工程》、《明德門遺址周邊環境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楊家村城中村改造項目方案》等規劃階段,各個階段由不同的主體單位組織編制,側重點和主要解決的問題各有不同。目前項目仍在進行中,且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并為各方認可的方案。其主要分為如下幾個大的規劃階段:
1)第一階段――明德門遺址保護規劃
規劃自2008年開始,因明德門遺址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根據國家的規定,由陜西省文物局于2008年組織編制《唐長安城遺址保護管理規劃?明德門遺址分冊》。主要是中國陜西西安段為了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編制。其由陜西省古跡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負責編制。
此次規劃主要是劃定了明德門遺址的保護區劃范圍,即核心區面積1.72公頃與緩沖區面積18.53公頃兩部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如立法性、規范性和契約性的保護措施和注意與城市總體規劃以及相關規劃的銜接。
2)第二階段――明德門遺址環境整治工程
此次規劃于2010年由西安市雁塔區城市更新改造辦公室和陜西省文物局共同組織編制。其針對明德門遺址的周邊環境進行整治。主要確定了楊家村村民的補償方案,遺址的用地范圍,遺址周邊的容積率、建筑高度與體形,綠化種植類型,主要的功能布局,以及如何停車問題。
3)第三階段――明德門遺址周邊環境建筑高度控制規劃
此次規劃于2010年開始,由陜西省文物局和西安雁塔區政府共同組織編制,由西安大方置業發展公司進行開發建設。其由于明德門遺址申遺結果未定,因此,主要考慮到雁塔區政府的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規劃主要解決了周邊建筑的高度問題、文化定位問題,以及相關具體的指標問題。目前此規劃已經得到了文物部門、政府以及開發商三者的初步認可。
4)第四階段――楊家村城中村改造項目
此次規劃于2012年開始,主要由西安大方置業發展公司進行投資建設。規劃主要確定了改造范圍與功能分區,同時確定了分區改造的各個方案。目前,此項目仍在進行中。
3 經驗總結及反思
通過自2008年到目前共四個階段的規劃,楊家村改造終于探索出了一條既滿足文物保護與展示要求,又能使村民受益、開發商獲利,同時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形成城市新亮點的保護性開發新途徑。主要經驗有以下幾點:
3.1 經驗總結
1)保護規劃做前提,接軌遺產新理念
明德門遺址作為唐長安城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標志性空間節點,早在2008年,就成為當時絲路申遺項目的組成部分。并且按照申報標準,結合絲路申遺保護管理規劃劃定了遺產核心區和緩沖區范圍,而且制定了緩沖區內的建設控制要求。且已經得到多輪專家討論會和評審會認可,為明德門遺址的科學保護奠定了基礎。
2) 文化內涵為背景,營造城市新地標
結合明德門遺址及唐代朱雀大街保護展示工程,運用現代展示手段,形成緯零街南北呼應的兩個城市廣場,不僅提升了本地段的環境品質,也為本區域提供了公共活動的空間場地,同時營造出了西安城南地區反映唐長安城歷史文化的城市新地標。
3) 貫徹總規的原則,百米綠帶顯唐城
本規劃貫徹了歷次西安城市總體規劃確定的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顯現唐城的宏大格局”的基本原則,貫通了基地內的唐城綠帶。大幅度的提升該地區的空間品質,改善景觀及生態環境,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基地內可開發用地的土地價值。
4) 產業功能做先驅,打造文化創意區
改造摒棄常規的單一以住宅為主的房地產開發模式,依托明德門廣場,以文化藝術、酒店餐飲、商業娛樂三大功能板塊為主題,打造明德門文化創意區,走出一條現代服務產業與住宅房地產相結合的綜合開發道路。
5)綜合利益做平衡,多方安置惠民生
楊家村城中村改造項目在楊家村村域用地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第一、二、三干休所的部分用地納入到統一改造的范圍內。項目集明德門遺址保護展示、文化創意區商業地產開發、商品住宅房地產開發、原住民安置于一體,采用就地安置與異地安置相結合的策略保障原住民的權益,從而實現各類建設用地以及投資收益的綜合平衡。
6) 民間投資為主導,多方協商求共贏
楊家村改造項目涉及到開發主體部門、文物行政部門、政府城改部門、城市規劃管理部門、相關規劃設計部門以及楊家村村民等多方利益。各方通過不懈溝通努力,終于探索出了一條由民間投資主導、多方協商參與的,以保護為前提的開發新途徑,形成了各主體滿意的共贏局面。
3.2 反思
城中村作為城市化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態,也是很多外來務工人口、大學畢業生進入城市的第一站,承擔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城市基層服務功能,如低收入者住宅、日常餐飲、農貿市場等,在導致居住環境惡劣和環境臟、亂、差的同時,客觀上為城市生活提供了便利,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扮演了一定的積極角色。楊家村也不例外。因此,在未來的改造中應注重日常餐飲、農貿市場等小型商業的配套,在方便周圍社區的同時為村民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在安置住宅的設計中也可以根據村民自身的居住意愿,考慮將部分安置住宅改為小戶型出租屋的形態,部分延續楊家村作為低收入者住宅的功能,保證村民的租房收入來源。
4 結束語
本文針對在明德門大遺址保護背景下的西安楊家村改造問題進行研究,總結了其成功經驗,比如要保護先行、合理定位、貫徹總規、以及以產業為驅動、以投資為主導,協調好各個主體的利益,多方協商以求得共贏的局面等。同時也進行了反思。以期為以后同類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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