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子女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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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1-007-01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不僅滿足了城市建設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推動了當地城市進步，加快實現當地現代化。一方面，農民工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功勞不小，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導致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產生。據全國婦聯調查數據顯示，全國留守兒童人數約為5800萬人。關于農村留守兒童教育所引發的各種現象層出不窮，對留守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研究不容忽視。
從家庭層面看，留守子女教育問題與家庭教育缺失有很大關系，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由于家庭經濟原因，忙于工作，沒有時間關心子女，無法營造出有利于子女成長的家庭氛圍，農民工僅關心子女的身體和學習成績的好壞，不知道應關心其心理需求，一旦子女的學習成績不理想，他們不是主動與子女溝通，分析失敗的原由，而是一味地喝斥埋怨子女。另一方面，多數農民工子女是被托付給祖輩照顧，形成隔代教育。隔代監護主客體之間存在一種天然的血緣、親緣關系，監護者在監護和施教時多采用溺愛的管教方式，只保證物質和生活的滿足，缺少精神和道德的管束與引導，導致很多子女從小嬌慣、任性，產生厭學、心理和生理發育失衡等問題。
從學校層面看，眾多學校沒有根據農民工子女的特點施以人性化的管理。農民工子女在這種管理模式中感覺到沒有尊嚴、沒有價值，內心產生不良的自我評價信息和消極情緒，大大降低了他們的學習興趣，由此萌生厭學的念頭。
從國家教育制度層面看，國務院在《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提出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新體制。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就形成了“村辦小學、鄉辦初中、縣辦高中”的格局。但是由于相當一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縣、鄉兩級政府財力薄弱，財政投入的教育事業費嚴重不足。這種狀況產生兩個嚴重后果：一方面農村地區教師的工資水平偏低，造成相當一部分優秀教師從農村學校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財政投入不足，造成農村地區學校基礎設施陳舊落后，進而造成教學質量嚴重下滑。那些留守的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存在嚴重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針對上述情況，文章認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解決途徑：
首先，父母須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許多父母認為教育是學校的事情，自己花了錢，學校就要把子女教育好。其實，父母是子女人生中的重要啟蒙老師，他們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子女。家長不能僅滿足于子女的物質需求，應重視子女心理的教育和學習。對此，外出的父母注意離家時間不要相距太大，加強與子女的交流和溝通，盡可能多地掌握子女的最新動態，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態和心理的微妙變化，發現孩子遇到困難和問題時，給予及時的關愛和疏導，正確的引導和鼓勵，讓子女真正體會到父母的關愛，并應注重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培養孩子的學習能力。
其次，學校對農民工子女應給予更多關愛。教師要對本班的農民工子女有充分的了解，清楚他們的家庭背景、性格特點、行為習慣和態度，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心靈關懷。教師需要因人而異找到其閃光點和潛在優勢，愛護和培養他們的好奇心、求知欲，幫助其自主學習、獨立思考，保護他們的探索精神、創新思維。在傳授他們知識的同時，也關注其內心世界，用一些專門的技術如傾聽、鼓勵、詢問等，獲取有關心理情況，觀察學生的非語言行為，來得到學生心理情況的變化。農民工子女缺少父母在身邊的關愛，教師更應發自內心地去呵護，用師愛去溫暖每個農民工子女的心靈，促進生命的完整與和諧發展。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第2篇
1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具體問題
1.1 城市政府和相關部門態度
對城市流動人口實行管理與教育的主體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現實困難等無疑是影響和造成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狀況的最主要因素。
（1）在一部分城市，一直把流動人口看作到城市來做幾年就會回到鄉下去的過渡人群，而絕不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狀態就決定了這些城市在解決城市流動人口包括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上態度消極被動。但實際上這種態度是有問題的，很多城市的流動人口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在城市長期生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有的流動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時間是十幾甚至二十多年了。“流動人口”的說法過于強調其不穩定性，本身容易給城市管理者一種誤導。
（2）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缺失，《義務教育法》所規定的：“義務教育事業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即當地政府所要解決的僅是向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以及按照戶籍學生人口數量把教育經費預算由當地區下撥到學校。而流入人口沒有當地戶籍，所以當地政府也就沒有用于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教育專項資金。從法律上看，流入地政府也就不對流入人口子女入學擔負主要責任。對那些舉家遷移進城務工人口及子女，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沒有相應的政策舉措來應對，準備不充分，城鎮學校數量優先，師資資源也不充足。
（3）我們國家所提供和普及的九年義務教育，中小學生依據其戶籍就近入學，不允許選擇其他學校，而兒童的戶籍一般都是以其父母居住地為主要依據來進行登記，這樣看來，流動人口子女既沒有城市戶口，也沒有學區戶口，并且大部分人員在流入地頻繁更換居所，通常的做法是將流動人口子女全部認定為擇校生。
1.2 “第二代移民”問題
所謂“第二代移民”，即打工者的“第二代”，是指出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父輩經歷過的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基本完全按照遷入地的標準。與父輩的期望不同，他們強烈地要求自己的地位和權利。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下，第二代移民對于其面臨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這與目前流動人口犯罪頻發的問題有著直接關系，如果不進行正規有效的教育，難免會使其進一步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這是非常危險的。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進行的“改善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研究中一項關于流動人口子女對北京態度的調查，在回答“你羨慕北京的孩子嗎？為什么？”這個問題時，有42.1%的流動人口子女回答“羨慕”，另57.9%回答“不羨慕”。“羨慕”的原因主要是羨慕北京孩子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學習環境“不羨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城里孩子優越感和歧視態度的一種抵觸。
1.3 流動人口子女的心理問題
（1）智力發展。根據有關調查，流動人口家庭子女的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因為環境變更、家庭結構動蕩、家庭教育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傷。家庭的流動、生活學習環境的變化對學習成績的影響最為顯著。根據許多報告中老師的反映，大部分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在遷徙之后學習成績急劇下降，相當一部分同學的成績隨著年級的上升而加速下降，從而難以轉化。原因主要是其家鄉教育條件相對落后，知識基礎差，到城市后又不能順利入學，對新的學習生活環境不適應。
（2）社會適應。流動兒童的父母往往工作繁忙，本身無暇過問孩子的成長，他們只是將子女交給學校，而與學校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這其中很多是子女跟隨父母一方（主要是父親）進城，他們不但缺少父母的引導和關愛，而且長年累月地處在家庭溫暖的缺失狀態，在陌生的環境中找不到人格的歸屬、心靈的依靠。學習上缺乏家長的指導，遇到難題自己解決；生活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幫著做，獨（下轉第5頁）（上接第3頁）立自主性強。流動人口子女由于家長素質大部分較低，學前教育基本空白，所以行為習慣基礎較差，學習習慣沒有養成，出現不聽講、不完成作業等問題。
2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不足
第一，研究視角主要集中于公平性、參與者角色和政策等方面。第二，研究重心是教育公平，側重于宏觀層面的教育權利和機會均等，對教育過程與教育結果公平的研究較少；對制度的不公平分析多，對文化分隔和歧視的現實關注少。第三，關注焦點集中在城市，對農村的留守兒童關注不足。第四，研究對象集中在義務教育階段，對民工幼兒教育方面的關注很少。第五，研究的偏向性特點。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應該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將其以未來升學就業相結合研究，而不應僅僅只從其目前入學狀況來研究，從而保證流動人口子女所受教育的實用性。第六，教育管理制度缺失。采用電子學籍管理制度，實現對流動人口子女學籍的動態管理，流入地政府也應將其納入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中。
3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策略
第一，國家教育政策必須糾正“城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優先改善農村人口子女受教育狀況，統籌規劃，優化學校城鄉布局，鼓勵農村投資興建學校，引進師資力量，使農村子女能就近上學。第二，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實改善流動人口子女的地位，研究提出義務教育體制革新，出臺與實際相結合的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的政策法規。第三，更進一步明晰各級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門的權責范圍，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明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費用的撥付權責。第四，政府用于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專項資金要落實到位，同時鼓勵并接受社會的贊助和捐贈。第五，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嚴格規范公辦學校收費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公辦學校的閑置教育資源，政府應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從多方面拓寬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渠道，發展寄宿學校，提高教師師資力量建設，重培養，重發展，重鼓勵，盡可能讓農村兒童本地就學。第六，邀請教育和兒童心理方面的專家適時舉辦各種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相關講座、現場咨詢和調查，幫助流動人口家庭子女解決實際困難和障礙。第七，多方面深層次針對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進行報道和宣傳，讓城市人口深入了解這個群體。
4 總結
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是一個關系重大、十分急迫的問題，能否解決好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將對我國持續發展、長治久安產生重大影響。這就需要我們在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總結，不斷完善，給流動人口子女一個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保證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目標的順利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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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
中圖分類號：C913.2；C9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3）03-0120-05
當前，農民工群體發生了分化，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農民工總數的六成以上，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出主力軍作用。與外出期間80%已成家的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一個未婚群體，已婚者僅占20%左右。這意味著，該群體將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問題。其子女隨他們就近入學，享受完整的家庭教育是最佳選擇。但實際情況是，已婚生子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相當多的夫婦仍然選擇讓子女繼續“留守”。同時，農村留守子女的教育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趨勢。這些變化及其隱藏的矛盾和沖突亟待我們予以關注和回應。
一、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的變化趨勢
從有利於孩子成長的角度看，最理想的狀態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隨其就近入學。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戶籍制度壁壘阻礙著農民工子女教育選擇權的實現，流動子女往往只能就讀於條件較差的普通中小學。在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在子女教育問題上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趨勢。
1.讓子女留守農村越來越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自主選擇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城鄉二元制度是農民工子女留守的根本原因，農民工讓子女留守農村是一種被動之舉。但近來的實地調查顯示，除了制度原因外，其他因素也參與影響著農民工的判斷與行為選擇，其子女留守農村更多源於主動與被動交織的復雜心態。
“家庭策略”研究在探討家庭如何應對社會變遷下的外部環境問題時，主張將家庭作為一個能動主體，認為家庭策略的形成是成員間關系互動的結果。新生代農民工一般表現出在外打工時相識相愛結婚生子——將孩子送返農村交由長輩撫養——夫妻繼續外出打工的行為模式。由家庭策略理論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子女留守農村就是全體家庭成員基於社會經濟條件、社會生活狀況、自身發展需要、子女教育與安全等諸多現實因素考慮，為實現家庭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一種自主選擇，是家庭成員理性思考的結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母親是否外出、父母外出時間、兒童就學難易、住房條件、生活成本是流動人口子女是否流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新生代農民工子女留守帶有較強的主動選擇成分。
2.新生代農民工對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正在逐步得到強化
留守本身并不是留守子女教育出現問題的關鍵所在，它只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家庭類型和家庭教育形式發生變化的一種表現。與家庭教育形式上的完整相比，監護人的素養、教育觀念與方式、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對子女的影響更大。“只要家庭成員之間仍然保持聯系和交流，家庭教育的功能就會在不經意的一言一行中發生。家庭教育就不會中止。”研究表明，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對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正逐步得到強化。具體表現為：
一方面，外出父母視野拓寬使親子間聯系方式、溝通內容多元化。尋求自我發展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外出動力，受城市先進教育理念的影響，他們對於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認同也逐步增強，與子女之間能夠自覺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系。調查顯示，64.6%的受訪者平均1—2周與子女聯系一次。聯系方式從電話到網絡，關注重點從學習、安全、監護人健康狀況到與同伴交往、飲食安全、個性發展等諸多方面。
另一方面，外出父母對留守子女新知識、新技能的傳遞趨向頻繁。“家庭是文化傳承的關鍵機構，家庭會傳遞基本習性，培養教育氣質”。新生代農民工借助回家當面交流、打電話間接互動等方式不僅將城市中接觸到的先進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傳遞回農村，指導長輩養育下一代，同時也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學習與了解到的更為廣泛的新知識、新技能、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豐富信息帶給子女。城鄉兩種教育文化慢慢融合，一種“建立在感情與權威基礎之上的現代型農村家庭關系正在逐步形成”。新生代農民工家庭成員同時享有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兩種文化資源，這使他們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方面比傳統農村家庭更具優勢。與農村非留守子女相比，留守子女有更多機會接觸外來信息，在不斷接受外界刺激中更易適應和認同城市文化，形成有益於自身發展的心理傾向。
3.新生代農民工在留守子女的學校教育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資源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實際工作中，他們依然明顯地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術水平的人在求職難易程度、工資待遇上的明顯差異；在城市生活中，他們也深刻體會到了缺少文化的尷尬、無奈和痛苦。許多農民工在城市職業分工中依然處於底層，他們大多只能從事臟、苦、累的體力活。這種外出務工經歷讓新生代農民工深切感受到了文化的價值和知識的魅力，使他們更為關心子女的學業，在條件許可情況下盡可能地為其子女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比如購買城里流行的學習用具，為子女學習創造物質條件；關注學校教育，讓子女有機會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等。
在農村，通過讀書考上大學，依然是許多孩子實現鯉魚跳龍門，改變社會身份的主要途徑。當前農村兒童教育呈現分層趨勢，在子女教育選擇上、父母收入和社會資源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於農村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性，一些家境較好的家庭主動出擊，在能力范圍內通過擇校的方式為孩子爭取較好的受教育機會。培優、陪讀、擇校這些在城市比較普遍的教育現象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也在逐步流行。在部分地區，“擇校熱”不僅在中小學教育階段出現，甚至延伸到學前教育階段。
與此同時，農村學校針對留守子女問題。也采取針對性措施，強化了自身的教育職能。在許多勞動力輸出地，學校專門為留守子女開辟了宿舍專區，進行寄宿制管理；開設親情熱線，孩子每周能與父母通話一次；由退休教師或社會熱心人士充當愛心媽媽，代管留守子女的生活和學習。如此種種，也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寄希望於學校，愿意在子女的學校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與資源。
二、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變化的原因剖析
1.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的強力拉動。使農村留守環境得到改善
盡管近幾年政府針對學校亂收費進行過多次整改，教育的城鄉壁壘正在消除，但流動子女在城市上學仍需交納各種額外費用，其中主要是贊助費和借讀費。被調查者中，有三成左右的人承認交納過這些費用。流動子女在城市教育資源分配中往往處於劣勢，難以享受預期的優質教育服務。
與此同時，國家對農村教育的高度重視推動了農村教育的快速發展。黨的十報告指出，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強調，要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意見》，在全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啟動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試點。隨著國家城鄉統籌戰略的全面鋪開和新農村建設的深入開展，農村的整體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城鄉教育差距正在縮小。
顯然，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一方面是城市教育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農村教育的廣闊前景，選擇子女留守應當是更為適應其發展需要的。相關研究表明，留守子女在家鄉有更多機會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狀況，留守子女好於非留守子女：各年齡段中未按規定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留守子女都低於非留守子女。
2.監護人自身素質條件的變化，使子女留守農村能得到較好照顧
新生代農民工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作為標準，由親及疏地選擇孩子的臨時監護人。在父母雙方都外出的情況下，其第一選擇是孩子的祖父母，其次是外祖父母，再次是叔伯和其他親屬（親戚）及鄰居、同學、朋友等。在實際生活中，多數留守子女跟隨祖輩生活，與臨時監護人血緣上的天然親密性部分彌補了因父母缺位產生的親情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親子關系因為時空分離而造成的情感缺失。在中國農村這個鄉土社會，人們選擇并建立起的這樣一種以血緣關系、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照顧網絡，對青春期前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在調查中筆者注意到，現今臨時監護人年齡、知識結構、觀念、環境的變化也使他們能較好地擔當起監管責任。這些監護人（主要為祖父母、外祖父母）年齡一般在50歲左右，是農村中精力相對旺盛的勞動力；不少人受過初等教育或有過外出務工經歷，樂於接受新觀念、新事物，如留守子女的父母傳遞回農村的城市先進教育信息、理念和方式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監護人在知識結構、思想觀念方面的欠缺，使得留守子女在農村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3.城市文化對農村文化的滲透帶動，使人們認同孩子留守不再是一個“問題”
與疏遠農村相對應，新生代農民工在受教育程度、消費習慣、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網絡和對未來的期望等方面表現出強烈的親城市傾向。調查顯示，年輕人在城市打工、結婚生子后，孩子交由老人帶，已成為城市生活方式對農村生活方式的同化。從家庭結構、職業特點來看，新生代農民工讓子女留守農村，與城市年輕的雙職工家庭由於工作忙，需要長輩為其照顧子女的情形類似，只不過新生代農民工是將其子女放在農村養育。
另外，隨著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城市文化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等途徑傳播到農村，縮短了城鄉間的空間距離。城市文化在與鄉村文化不斷碰撞、融合的過程中，推動并加速著村民思想觀念的變化，使他們更能熱心關注和包容新觀念、新事物。在訪談中，村民們普遍表示理解新生代農民工子女留守的現狀，并愿意為家庭中城市務工人員的子女看護提供幫助和支持。
三、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變化中凸顯的新矛盾
1.角色沖突：新生代農民工追求個人價值實現與履行為人父母職責難以兩全
新生代農民工大都是“兩后生”，文化素質較第一代農民工有較大提高。從受教育年限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遠高於第一代農民工的8.6年；從成長經歷看，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曾經是留守子女或流動子女，對城市文化及其價值觀念有更強的認同感和親近感。由於存在這樣一些因素的影響，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有較明顯的變化，開始從進城掙錢、回鄉發展向滿足精神需求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轉變。如在調查“下班后主要做什么”的回答上，僅有1.3%的人選擇做第二份工作。這個比例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要低得多。在訪談中，不少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與其掙眼前那點工資，不如去學習或培訓，提高自身素質，以求未來發展。
在個人財務安排方面，收入低、消費多、結余少、出現透支現象等城市年輕人的消費模式，也逐漸為新生代農民工所接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滿負荷的工作壓力，使得他們還沒有做好金錢和精力上的充分準備，缺少足夠自信給孩子較好的生活環境。
與此相對應的是，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但總的來看重養輕教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他們對於如何正確履行父母職能缺乏認識，對於父母在兒童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具有的重要作用缺乏認識，對於父母缺位可能造成的父母榜樣作用削弱、親子關系疏離等家庭社會化不完善的問題缺乏認識。因此，他們常常在實現自我價值與履行父母職責的選擇上取舍失衡。
2.供給錯位：留守子女精神需求旺盛。但新生代農民工父母更注重其物質滿足
兒童、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心理的發展和成熟，父母在這一階段與子女之間保持親密接觸和思想溝通是推動這一過程順利完成的關鍵。顯然，留守子女恰恰在這一方面存在缺憾。他們在學習、生活、交友、個人愛好的發展等方面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困惑難以通過家庭交流的途徑及時和妥善解決，容易積累演變為心理疾患，影響其個性與人格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由於長期不在子女身邊，新生代農民工父母往往對子女存在補償心理，“金錢+物質”成為他們彌補孩子情感性精神需求的主要方式。購買各種禮物、城市孩子的學習和生活用品是他們表達關愛的最常用途徑。每周固定的通話是大多數留守子女盼望的時刻，但在匆匆的對話中，父母關注的話題一般集中在學習、身體、安全等方面，這種一問一答的固定模式難以滿足孩子渴望陪伴、傾訴和慰藉的心理訴求。正是由於這種供給錯位，導致孩子與父母關系的生硬化、矛盾化，一方面十分想念，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在聯系或見面時卻無話可說，回避深入溝通，甚至表現為冷漠的態度或直接的物質要求。
3.認知誤區：新生代農民工對學校教育期望過高。而單一教育難承功能之重
家長的言傳身教、精心呵護和親情感染，教師的教育引導和培養，以及社會生態環境中各種教育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學生成長的必要條件。任何要素的缺失，都會影響、阻礙學生的健康成長和正常發展。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教育認知偏差，缺乏正確的教育觀念和責任意識，過於放大學校的教育功能，忽視家庭、社會等其他教育因素在學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孩子在校，學校管理，家長不用操心，臨時監護人只管生活”，“孩子學習成績、思想品德的好壞是學校的事，家長只要給錢給物當好‘后勤部長’就可以了”的觀念廣有市場。
誠然，學校為學生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場域和環境，是學生知識提升、體質鍛煉、品德塑造等諸方面協調發展的主要載體，但學校作為教育環境和載體的功能作用只有在有效的家庭教育、和諧的社會教育環境的配合支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新生代農民工在給予子女家庭教育有限，而社會教育的渠道在農村社區大多處於癱瘓狀態的無奈境況下，對學校教育寄予厚望，雖情有可原，但無疑存在誤區。
四、應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變化的對策建議
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為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民素質，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毋庸質疑，新生代農民工的子女教育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孩子留在家，出現數目龐大的“留守子女”，家庭教育缺失；孩子帶在身邊，則成為浩浩蕩蕩的“流動子女”，學校教育又不盡如人意。為此，迫切需要政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攜起手來，正視問題、化解矛盾、創新機制，為留守子女獲得良好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創造條件、提供保障。
1.探索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保障機制，強化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是兒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為留守子女提供優質的學校教育尤為重要。目前，在學校管理、師資培訓、教學條件和教育質量等方面農村還無法與城鎮相比，富裕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較大規模向城鎮學校流動就是這一差距的真實反映。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工作的長遠規劃，充分利用現代信息、交通、物流等手段，整合城鄉教育資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優質教育資源，加快建立有利於改變城鄉教育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縮小因地域、經濟差異造成的校際辦學條件和辦學水平的差距。使城鄉義務教育逐步接軌。
目前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方向是走城鎮化道路，有鑒於此，應當一方面大力發展鎮幼兒園，通過加大鎮幼兒園的投入，不斷提高其服務周邊村的能力和水平，讓更多的留守子女享受優質的學前教育。另一方面，在鎮建立一批寄宿制學校，不斷改善農村中小學基礎設施，盡量為留守子女提供便利的住宿條件，滿足包括留守子女在內的廣大農民子女的寄宿需求。除此之外，還要發揮學校和教師的管理職能和教育功能，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中的個性化需求，開設生存教育、安全與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樣化課程，幫助留守子女學會自我管理、自我保護和自我調節。
2.建立相關的激勵、補償和培訓機制。改善家庭教育
一是建立本地涵養激勵機制，讓新生代農民工留在孩子身邊，在“家”門口實現就地就近轉移或創業。比如，農業資源大省應該意識到發展經濟最大的動力在農業，著力加大對農業資源就地轉化、增值、培育的引導和支持力度。這樣不僅可以培育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業市場意識，還可以就近吸納新生代農民工，方便其解決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問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子女教育與外出賺錢的權衡中，女性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或創業具有特別的意義。這不僅因為外出父親能找到比母親更好的工作機會，從而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提升投資子女教育的能力。而且還在於母親在子女教育特別是家庭教育當中的作用更為重要，與母親一起留守的孩子，整體教育狀況容易得到較快改善。調查顯示，留守子女在父母“二選一”中，多數希望有母親陪伴。
二是建立公益補償機制，降低新生代農民工回家探親成本，為有效開展家庭教育創造條件。《勞動法》第45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帶薪休假制度。《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等單位的職工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流入地政府應當督促各單位認真貫徹落實相關法規，讓廣大農民工享受帶薪休假，降低農民工回家探親成本；組織留守子女假期到父母所在打工城市與父母團聚；對務工地點較為分散、經濟困難的農民工家庭，補助留守子女到城市探親的來回路費等等，以此保證農民工與留守子女每年有一定時間的相處溝通，增進親子交流。
三是建立針對性的培訓機制，引導留守子女父母和臨時監護人學會與孩子進行情感交流。通過培訓指導外出家長和臨時監護人科學解決與留守子女交流中遇到的困境和迷惑，學會有效地進行家校間的互動和聯系，便於準確把握留守子女生存現狀和情感需求，為其健康成長保駕護航。特別需要提出的是，要引導留守子女父母和臨時監護人重點關注孩子兩個成長關鍵節點。其一是學齡前階段的留守子女。因為孩子年齡越小，對父母的依賴度越高。其二是初中階段的留守子女。他們正處於青春期，自我意識增強，面臨自主性與依賴性、反抗與服從的矛盾，格外需要父母的關心和引導。
3.完善多元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展社會教育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第4篇
一、我們吃的挺好了，將就但不夠講究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吃飯是城鄉青年家庭最基本的需求。隨著近年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在農村的餐桌上不再終日是蘿卜、白菜、土豆組成的青菜宴，肉、蛋、魚等葷菜已成為農民餐桌上的常客，中等收入青年家庭基本能做到想吃就買。農村青年一致認為，與以往的農村飲食水平相比，現在確實有了很大提高。用他們話講“我們吃的挺好了”。但是，與城市青年家庭相比，農村青年家庭尚停留在“將就”階段，距離城市里的“講究”階段還很遠。
是“將就”還是“講究”，主要看主副食品能不能合理搭配，肉蛋奶菜等能不能均衡供應。調查發現，在農村，飲食支出在生活消費中占近49%，在飲食支出中，糧食又占到了25%左右。在我們走訪的普通農村三口之家中，每戶年生活費用4000多元，其中用在飲食上的2000元左右。這樣的家庭一年消費的糧食基本接近1200斤。在城市，人均飲食費用一般在2000元上下，雖然絕對數額遠比農村高，但與人均六七千元的生活費相比，只占30%左右的比重。而糧食消費則更少，在飲食中所占比例不過4%左右，數量也不過人均七八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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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消費總額高，主食所占比例小，副食品消費自然就多。在城市，副食品市場供應充足，中等收入青年家庭基本上是“想吃買得起，隨時買得到”，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較為合理的肉蛋奶和蔬菜水果搭配。一些愛美的城市青年還刻意少吃肉，多吃菜。民間流傳的一句話很形象地形容了這種情況，“我們剛吃上肉，你們又吃菜了”。在很多村屯稍大一點的食雜店里，我們確實能看到都設有肉類銷售攤點。但當問及能否每天都有肉吃時，回答是的不足7%。究其原因，考慮家庭經濟支出列在首位，占96.4%；沒有冰箱，鮮肉買回來不好存放居其次，占85.5%。很多村民反映，農村吃肉更多集中在冬季，因為這段時間既有春節等傳統節日，必須要吃肉，冬季天氣冷，肉也好存放。農村副食品消費的這種季節性，在蔬菜、水果上體現得更明顯。與肉類相反，農村蔬菜水果的消費更多在夏季，因為這段時間很多農村家庭都有自產的蔬菜水果。有的農民開玩笑說，“我們吃的要比城里好，因為我們吃的都是綠色食品”。農村家庭冬季買蔬菜水果主要集中在春節前后，除為了度過節日，更多是為了滿足孩子的需求。即便是這些季節性消費的水果，農村家庭能夠購買的也只能是一些蘋果、梨、桔子等“基本型”水果。當問及能否吃到城里常見的火龍果、荔枝等中檔水果時，近九成農民的回答是從來沒吃過。價格比較高，農民買不起，沒人買就沒人賣，城市的中檔水果在農村市場基本看不到。從調查可以看出，同樣是中等收入，農村青年家庭副食品消費還處在初級階段，總量不夠大，品種不豐富，頻度不合理。而城市已在講究階段，搭配合理，吃得科學，吃得健康，吃出美麗。這種主副食數量上尤其是結構上的差距，還要靠發展農村經濟來解決，需要待以時日。
二、忙起來沒活動時間，閑下來沒活動場所
生活奔小康，先得講健康。經常性的體育鍛煉和文化娛樂活動是保證人們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基礎。在農村，不外出務工的大部分青年仍舊過著“兩個月種田，兩個月過年，八個月干閑”的典型田園生活。在兩個月的種田過程中，勞動集中，“披星戴月”，體力消耗比較大，農村青年基本上沒有參加文體活動的閑暇時間。在“過年”加“干閑”的十個月里，農村的閑暇時間比較集中，但他們并沒有與之相稱的文體活動。在問及你的農閑時間一般怎么過時，大部分人選擇了修整庭院、看電視、打小麻將(一向不講究字眼的農民不同意打麻將這一說法，認為那是賭博，而打小麻將是娛樂)，一少部分選擇與親朋溝通以便了解致富信息，而選擇體育鍛煉、文化娛樂活動、外出游玩、讀書看報的則非常少，加在一起不足3%。一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鄉鎮干部講了幾句順口溜，形象地反映了農村的業余生活，“白天樹下嘮嘮嗑，晚上扭扭大秧歌，閑來打打小麻將，沒事常把小酒喝”。而城市青年在被問到節假日、周末、早晚等閑暇時間如何度過時，依次回答為外出游玩、去書店看書買書，堅持游泳、打球等體育活動，訪親問友。在節假日的旅游景點和圖書館、書店里，確實能看到很多年輕的家長帶著孩子出游，也經常能看到一家三口在書店里看書。
調查發現，客觀條件是制約農村青年家庭參加文體活動的首要制約因素。在問到你家附近有沒有體育鍛煉或娛樂活動的場所和設施時，幾乎接近100%的農村青年回答沒有。在與鄉村干部座談中得知，改革開放初期，村部健全，基本能有一塊球場，鄉村小學生源穩定，也都有一些基本的體育設施，這些資源都能得到綜合利用，成了村里喜歡體育活動的年輕人的好去處。如今村小生源大幅減少，經費緊缺，體育設施年久失修，疏于維護，基本損毀。而村部二十多年，幾經搬遷，土地緊張，球場基本沒了。舊的損毀滅失，新的很少建，農村的活動場所和設施越來越少。與之相反，城市的情況則比較好。不但有很多學校、公園有體育場所和設施，還有一些社區、住宅小區建了很多體育設施，都可供居民免費鍛煉。除此之處，還有一些體育館、健身房、會館等收費鍛煉場所。與體育場所、設施相比，農村文化娛樂場所更是少得可憐，不要說城里才有的圖書館、大型書店、電影院、公園，就連城鄉青年都愛看的電視，也有很大的差別。在農村，電視機普及了，但有線網絡卻沒有普及，在我們調查的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非鎮政府所在地村屯中沒有有線電視的分別占了85.6%和79.5%，在這些地方，青年農民家庭只能靠立在房前屋后的電視桿接收到幾個電視臺的節目。調查也發現，觀念、認知水平也是導致農民不參加文體活動的重要因素。問及你認為體育鍛煉和體力勞動有區別嗎，74%的農村青年回答是沒什么區別，24.6%的農村回答可能有區別，但不知道是什么區別。我們認為，農村青年需要健康的體育鍛煉和向上文化娛樂生活消耗他們旺盛的精力，占據他們的閑暇時間。沒有合適的文體活動，不但會損害農村青年的身體健康，也會給賭博、等提供侵害的機會和土壤。一方面，教育、體育、文化等公共資源應整合起來，綜合利用，促進農村文體活動場所和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應加強教育，擴大宣傳，改變農村青年的生活習慣。
三、子女教育是大事，知道但做不到
教育不但是一個孩子個體成長成才的基礎，更事關國家民族長遠發展。不管城市青年家庭，還是農村青年家庭，都認識到了子女教育是大事。面對重要的子女教育，農村青年家庭和城市青年家庭的重視程度和所付諸的行動是有差距的。在座談中問及你認為城鄉最大的差別是什么時，很多農村被調查者先后回答了交通、居住環境、經濟收入、醫療衛生條件、信息不暢等，驚人的巧合是，都沒有回答教育差距。而當調查者提醒時，大家又一致認同。在問到你如何看待子女上學的問題時，近八成農村家長認為“盡量讓孩子讀完初中，往后愿意念就供，不愿意念就算了”，近兩成認為“盡量讓孩子上大學，跳出農村”，還有一部分家長認為，“小學、初中還是大學無所謂，愿意念就供”。在認為“盡量讓孩子讀完初中”的八成家長中，有近半數認為初中畢業前孩子太小，干不了什么活，不讀完初中也不能做什么事情，認為初中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必須讀完的占了另外一半。同樣是這個問題，城市家長則有96%的人認為，孩子必須讀到大學畢業，否則將無法在社會上生存。這部分家長中，還有近80%的人認為要讓孩子上國內一流大學或到國外讀大學，以便將來能在社會上有競爭力。同樣面對大學擴招，畢業生不包分配，很多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情況，城市家長和農村家長的看法也不一樣，96.5%的城市家長認為“大學都快普及了，孩子不上大學更不行了”，而農村家長中有近39%認為“大學上了也不行，還不如早點去掙錢”。在農村子女教育問題上，還存在著城市里不多見的重男輕女現象。有一部分農村家長認為“女孩遲早要嫁人，供她讀書要花那么錢，還不如集中財力供兒子”，還有一部分認為“女孩讀書多了沒啥用，還不如早點嫁人或去做工，為家里減輕點負擔”。這些家長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是因為女孩要嫁人，不能養老，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財力影響。在問到如果家里經濟狀況允許，你愿意讓女孩去讀完大學嗎，近八成的家長選擇會的。城鄉青年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不僅在絕對數量有很大差距，在家庭支出比例上的差距也不小。城市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每月大概在千元左右，占有學齡子女家庭生活支出的50%以上。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特點是幼兒園階段較為穩定，月均400元到600元左右，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是高峰階段，呈逐漸上升趨勢，大學又比較穩定，月均不過千元。而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則參差不齊，少的每年幾百元，多的每年幾千元，特點是隨著學齡增長逐漸上升。面對日升日長的投入和不確定的回報預期，農村青年家庭在孩子教育支出上是有猶豫的，猶豫的結果往往是過分隨孩子性情和喜好走，念得下去就供，念不下去就算了。在問及每年要花多少錢給孩子購買圖書等學習用品時，農村青年家庭中過100元的不過6%左右，幾乎不買的占到了35%，偶爾買一點、但不多的占了半數以上。農村家庭中，為孩子購買玩具等益智用品的更少。在深入農戶家庭的調查中，幾乎看不到家里有孩子玩的玩具，個別有的，也已是破爛又陳舊。而在問及城市青年家庭每年為孩子買圖書、玩具的費用時，超過1000元的占7%，500到1000元的占59%，200到500元的占25%，不過200元的尚不到10%。在問到如果外出旅游，你最想給孩子買什么時，農村被調查者首先回答的多是吃的、穿的，而圖書、玩具則是在提醒后才想到的。
我們認為，教育不但是農村青年家庭改變生活狀況的基礎，更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前提。教育落后，農村青年家庭狀況只會更差，新農村建設也會失去人才保障。重視教育不僅要體現在認識上，更要體現在行動上。影響農村教育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投入個體家庭無法左右，但養成重視子女教育的習慣，注意從各方面加強子女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近來來，全省共青團組織開展了一些針對農村貧困青少年的幫困助學活動，取得了一些成效。今后還需要繼續加大希望工程工作力度，為農村學校建立“紅領巾”書屋，幫助改善農村教育狀況。尤其需要深入開展城鄉少年兒童的“手拉手”互助活動，通過城鄉少年結對，把城市孩子用過的圖書、玩具捐贈給農村孩子，開闊農村孩子的視野，有利于消除城鄉教育間的鴻溝。
四、攢錢為防病，養兒為防老
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是城鄉青年家庭都非常關注的生活問題。但限于經濟發展水平，城鄉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都有很大差異。對農民來說，根本沒有“失業”和“退休”之說，當然也就沒有失業保障或養老保障。醫療保障是在近年國家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后才有的，目前在農村初顯作用，但還不夠普及，農民了解不多，體驗不多。由此帶來的是城鄉青年家庭對未來生活的信心不同。為了鼓勵消費，國家采取了很多政策，比如起征利息稅、降低存款利率，主要是想讓人們少存款、多消費，但效果并不明顯。截至2005年末，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人均存款超過1萬元。在問及家庭存款主要是為解決哪些生活問題時，城市青年家庭的回答依次是不時之需、買房、子女教育、防病、買汽車等高檔耐用品、養老，農村青年家庭的回答則是防病、蓋房、養老。調查顯示，防病在城鄉家庭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農村，防病占首位。正是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只好自我保障。醫療費用過高是城鄉尤其是農村重視防病的重要原因。目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普遍存在著規模小、設備簡陋、藥品種類少等問題。醫生的文化素質偏低，醫療水平有限，難以滿足農民就醫的需要。致使農民稍重一點的病只好上城市醫院治療，加重了農民的醫療負擔。“看個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差不多都要花掉百八的；要是得了大病，花掉的就可能是全家一年甚至幾年的收入。”“小病忍，大病耐，快死才往醫院抬”，“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農民看病難，更集中地難在看病貴上。由于生活壓力大，在被調查的農民中，有1.97%的農民有病不看，34.53%的農民自己買藥治病；醫生診斷需要住院而未住院的高達81%；未能住院的原因中，經濟困難占65%。“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無錢醫治”的現象，在我省農村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還普遍存在著。
調查發現，城鄉青年家庭對待養老問題觀念有所不同。在城市被調查者中問到養老問題怎么解決時，近九成認為將來不能指望子女。一些被調查者認為，“一家只有一個孩子，長大成人，結婚生子，要指望他們來養老，一家小兩口就要養一個小孩，四個老人，甚至是六個、八個老人，根本無法承受，還是自己通過退休金或養老保險來解決養老問題”。而農村則把養老問題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在問到對自己將來養老問題是否擔心時，農村青年家庭回答擔心的占了絕大多數。由于擔心養老問題，很多農村家庭非常重視生男生女，希望有個兒子將來能養老。在農村調查中，家中有兩個孩子的，普遍是大孩子是女孩。城鄉共同實現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任重道遠。
五、農村生活不錯，常樂但不知足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中央惠農、富農政策的出臺，農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又使得農民的辛勞程度有所下降，現在農村青年家庭的生活滿意度要比父輩時期有所提高。在問到你認為現在的生活怎么樣時，認為很不錯的農村青年占了大多數，約有74%。在問到你覺得現在生活不錯表現在哪些方面時，回答最多的是現在飽暖無憂，想吃的、想穿的基本都能買得起，其次是手頭有了活錢，再次是住房條件有所改善。在問及你覺得現在生活是否有壓力時，回答壓力比較大的占26%，回答有壓力、但不大的占49%，回答沒什么壓力的占近25%。相比之下，城市青年家庭的生活滿意度要低于農村。在城市，問及你對現在的生活狀況是否滿意，回答滿意與一般各占兩成左右，回答不滿意的占了近六成。問不滿意的原因，回答主要是工作壓力大，社會競爭激烈，其次為要保證家庭有穩定經濟收入、要抓好子女教育、要贍養老人。在問你覺得身體狀況如何時，回答不太好的占63%。問身體狀況欠佳表現在哪里時，依次回答為睡眠不好，緊張焦慮，抵抗力差、愛感冒。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第5篇
人口變化；基礎教育；影響對策
【關 鍵 詞】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5）06-0051-03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傳統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呈現出明顯遞的減趨勢，人才支撐、科技進步與創新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科技、教育和人才優勢是未來社會發展可依托的主要優勢。
江蘇省的經濟總量多年來穩居全國前三，人口數量維持全國前五。隨著國家經濟結構調整轉型，人口數量、年齡結構等全國性變化，江蘇省的人口變化也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教育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而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根基。根據人口發展趨勢，分析人口變動對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科學制定基礎教育發展的重點和方向，合理配置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對江蘇省教育的中長期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對我國其他省份根據人口變化適時調整教育規模機構，把握重點，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江蘇人口變化的主要特征
（一）出生人口數量變化
“六普”數據顯示，江蘇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出生人口為68.5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8.71‰，處在較低出生水平。
圖1是江蘇1981年至2010年各年的出生人口數量變化情況，從中可見，江蘇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初呈下降趨勢，1984年曾下降至64.09萬的歷史低谷。1984年之后進入新一輪出生高峰，持續7年出生人口增長，至1990年達到137.96萬峰值，比1984年增長115.26%。1990年江蘇出生人口數量又開始回落，至2000年降到66.01萬，比1990年減少52.15%。經歷了1980-2000年20年大起大落之后，21世紀以來，江蘇出生人口總體呈平穩緩慢增長趨勢，2010年出生人口75.89萬，與2000年相比，10年增長14.97%。但2010年與1990年相比，出生人口仍減少44.99%。
（二）人口流動數量增加
江蘇2010年11月1日流動人口（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下同）為1822.68萬人，比2000年五普流動人口910萬增加1倍；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12.46%上升到2010年的23.17%，即2010年江蘇常住人口中有近1/4為流動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江蘇一直是中國流動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10年流動人口占全國26139萬流動人口的6.97%，高于常住人口占全國5.87%的比重；江蘇2010年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高于全國的19.51%。
江蘇2010年“六普”登記的1822.68萬流動人口中，省內流動人口為1084.75萬人，占59.5%，比“五普”增加428.5萬人，增長65.3%；外省流入人口737.93萬人，占40.5%，比“五普”的253.69萬人增加了484.24萬人，增長190.88%，大大快于省內流動人口的增長速度。
六普數據還顯示，江蘇戶籍人口為7496.31萬人，其中流出人口（外出半年以上人口）1397.54萬，流出人口中的流出省內人口，即前面所說的省內流動人口為1084.75萬人，其余312.79萬流出人口應為流出省外人口，為外省流入人口737.93萬人的42.39%。也就是說，江蘇跨省流動人口中流入人口遠遠大于流出人口。
江蘇省內流動人口以地市（指13個省轄市，下同）內流動為主，占64.9%，另外35.1%為地市間流動。地市間流動人口主要流向蘇南，最多的依次是蘇州、南京、無錫、常州，分別占全省地市間流動人口的29.8%、17.8%、16.7%、11.3%，四地市合計占3/4。
江蘇流動人口與教育需求關系密切的人口特征主要有：（1）江蘇流動人口以青壯年人口為主，15-39歲人口占62.9%。（2）江蘇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農村（指戶口登記地類型為鄉或鎮的村委會，下同），省內流動58.5%來自農村，省外流入人口87.2%來自農村。
（三）人口城市化加快
按照“六普”數據，全省城鎮人口為4737.1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0.22%，其中市人口為3016.6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38.35%，鎮人口為1720.50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21.87%。江蘇“六普”城鎮人口比重60.22%比全國平均水平49.68%高出10.54個百分點。
圖2為江蘇1990-2010年間市、鎮、鄉村人口數量變化，圖3為江蘇1990-2010年間市、鎮、鄉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變化，圖中可見，市人口數和鎮人口數都保持穩步增長，二者合計的城鎮人口從1990年末的1458.94萬增加到2010年末的4767.63，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1.6%上升到60.6%，是世所罕見的城市化速度。江蘇已于2005年實現城鎮人口超過常住人口的50%，比全國提前6年。與此同時，江蘇鄉村人口不僅占總人口比重從1990年末的78.5%降低到2010年末的39.4%，而且鄉村人口絕對數也從5307.96萬，減少到3101.71萬。
江蘇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區域人口城鎮化存在明顯差異。如表1所示，從城鎮化水平上看，自南向北降低，但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蘇南人口城鎮化水平高達70.3%，已接近于發達國家當前的平均水平75%，與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71%相當。蘇中城鎮化水平略高于蘇北，二者都剛剛超過50%，顯著低于蘇南。而從城鎮化速度上看，目前是自南向北加快，城鎮人口比重2010年比2000年在蘇南提高10.7個百分點，蘇中提高18.3個百分點，蘇北提高20.3個百分點。
（四）人口性別結構變化
江蘇六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6.24，與五普的116.51很接近，略低于全國六普出生人口性別比118.06，仍高于人口統計學上的經驗正常區間。表2是未來主要學齡人口的性別結構，可見在少年兒童人口中，男性要比女性多1/6。
二、人口變化對教育的主要影響
（一）出生人口數量變化對基礎教育的影響
2000年以來江蘇省的出生人口數量總體呈減少趨勢，隨著適齡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續下降，大的人口出生波動應該不會出現。基礎教育從擴大教育規模為主轉變為提高教育質量為主，優質教育資源的配置會受到社會民眾日趨廣泛和更加強烈的關注。因為出生人口數量的減少，很多中小學，主要是農村地區的中小學以及城市老城區的普通中小學，規模將急劇萎縮，所以教育部從幾年前就開始的撤并農村部分中小學的舉措也是順勢而為，提高了學校的規模效益，當然由此而生的其他問題，如走讀學生的交通安全、家庭接送子女而造成的經濟負擔、住宿學生的心理疏導等等應當引起重視。城市老城區的普通中小學如果不能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引導下盡快提升教育質量的話，會逐漸受到民眾的不滿與拋棄，從而使附近的優質中小學變得更加炙手可熱，擇校矛盾愈發激烈。
（二）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對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
區域內人口流動是區域內總人口的重新分布，同時也是學齡人口的重新分布，①這必然導致不同地方學齡人口規模和學齡人口密度的變化。跨區域人口流動則是人口流入區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江蘇省流入人口已成為人口增長的重要來源，大量外省農村人口流入江蘇省域，省內人口流動主要流向蘇南地區。而隨著江蘇省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對作為人口流出地的農村和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城鎮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對江蘇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主要有：第一，農村生源流出性減少，城市生源流入性增加，會造成基礎教育的教育資源在城鄉區域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第二，城市的流動學齡人口與戶籍學齡人口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凸顯。第三，相對落后的農村基礎教育與大量農村子弟將來要進城工作生活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
（三）人口性別結構變化對基礎教育的影響
我國人口性別比在人口學界，包括在整個社會看來都是一個較為嚴重的問題。人口性別比2000年以來攀高不下，中小學男生比例遠高于女生。另一方面，根據已有的研究和媒體報道，我國教育領域女生學業成績遠優于男生，不僅是在小學階段（專家們通常認為女孩發育較早，小學階段學業領先是正常現象），即使在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凡是需要考試勝出的時候，女生往往占有較大優勢。此外，我國男童的成長教育被批評為“柔和有余、剛強不足”，這當然和家庭教育有很大關系，但也應注意到，基礎教育領域女性教師日趨偏多，學校為防范事故施行的多種約束性規矩條款等學校因素也是不利于男生陽剛性格的塑造。面對中小學日益增多的男童，對基礎教育的師資結構、課程設置等等都需要做出適當調整。
三、對策建議
（一）科學規劃教育布局，推進基礎教育均等化
江蘇人口總量趨于平穩，給教育實現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變提供了契機。教育行政部門應根據學齡人口變動的年齡結構、地區分布特點和趨勢，把握教育發展的時間差和結構差，及時調整基礎教育的規模與結構。②同時，應著重推進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減小城鄉間基礎教育的差距，減小城市區域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的差距。在適時撤并農村學校的同時，注重提升基礎教育質量，公共教育投資適當向農村地區、薄弱學校傾斜，重點促進義務教育在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決策要逐步透明化、民主化，接受民眾、媒體的社會監督，逐漸促使基礎教育的改進既能夠讓民眾滿意，也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二）關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
城市流動學齡人口與戶籍常住學齡人口之間的教育不公平問題，應當受到高度重視。教育部門應主動作為，攜手人口計生部門，建立流動人口數據庫，動態測算流動人口子女規模，③尤其是在城市開發區、城鄉結合地帶等流動人口密集居住的區域，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第二，倡導和支持民辦教育，吸收民間資本，鼓勵有資質、有愛心的人士和機構創辦符合要求的幼兒園、中小學。方便流動人口的子女就近入學，盡可能地享受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政府除對這些民辦教育機構規范管理外，建議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招聘教師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第三，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心理教育。流動人口的子女相比戶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對所在城市缺乏地域認同和歸屬感，較多低收入流動人口的子女通常有自卑感，融入城市的時間較長。需要學校、教師給予充分關注呵護，加強疏通引導，使他們擁有同樣健康快樂的心態。
（三）應對“男生危機”，改進男生教育
面對中小學里越來越多的男生，以及男生學業成績不如女生這一世界范圍的難題，迫切需要改革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模式和學生評價體系，改變那種追求整齊劃一、為方便管理給學生太多限制約束的管理模式。現在的學校教育側重于“馴化”，女孩天生容易“安靜”、“遵規守紀”，男孩則由于活潑好動的天性而常常被教師認為是不遵守紀律，給老師制造麻煩，所以學業評價也因此較低。教師應把握男孩的性格特點和成長規律，改進有利于男孩性格發育和學業成長的評價體系。學校應創新教育教學方式和內容，多開展符合男生生長發展的教學活動。教育行政部門宜適當增加基礎教育教師隊伍中的男性比例，合適的地方也可以開設男子中學，多方努力來化解“男生危機”。
注釋：
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人口與教育發展戰略研究[J].人口研究，2009（2）：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