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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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剩余勞動力；轉移；職業化教育；農業就業；非農就業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也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馊r問題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減少為數眾多的農民，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對于加快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進程意義至關重要。對于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認為，通過剩余勞動力轉移，擴大了就業，對于農村增收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潘文卿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向轉移，不僅是中國經濟全方位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于以疏導農民就業途徑為切入，發展農民職業化教育，使農民本身具有轉移的能力，從而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村發展。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意義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全國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客觀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富余。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還會日趨增大。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得不到及時、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勢必影響整個農村經濟的振興、社會的穩定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途徑。提及我國的貧困問題人們往往歸因于我國人口太多。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人均耕地面積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0．099公頃，是日本的2．9倍和韓國的2．8倍，甚至比英國高出4％。但是，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高，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卻遠遠低于這些國家。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國農業人口比重高達57．01％，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我國農業人口人均占有耕地僅為0．18公頃，而日本為1．5公頃，韓國為0．7公頃，英國為10．8公頃，分別是我國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狀態，大量農民的勞動屬于“剩余勞動”（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從而使我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不僅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遠遠低于我國工業和其他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就是我國農民貧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中轉移出來，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我國農民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使農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幾倍地增長，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減免農民稅費等）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農村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就業結構的變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手段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轉移，不僅可以優化農業內部種植業、養殖業、畜牧業以及副業結構，還可以發展壯大農村二三產業，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升級。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推動農業產業規?；洜I、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現階段由于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土地過少，嚴重地制約了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拖拉機使用量只有6．4臺，而日本為470．8臺，韓國為103．7臺，美國為27．1臺，德國為87．2臺，法國為69．2臺，英國為84．5臺；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收割機使用量只有1．6臺，而日本為248．7臺，韓國為49．4臺，美國為3．7臺，德國為11．4臺，法國為6臺，英國為7．9臺。我國與這些國家在農業集約化程度上的巨大差異是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密切相關的。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出去，現代農業技術才能推廣，我國農業才能真正實現集約化和現代化。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會進入城市，成為潛在的城市居民。城鎮作為農村工業、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對鄉鎮企業、文化、科學、教育、娛樂業等產業都有明顯的集聚作用，可以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優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務及人才、技術支持，而成為“準城市居民”的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恰恰為城鎮的發展和工業化提供了生產力，促進了城鎮的消費、交通、建筑、服務業等，加快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進程。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及成因

（一）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

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截至2005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6 212萬人，占42．99％；鄉村人口74 544萬人，占57．01％；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表明全國15～64歲之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0．15％。由于農村人口政策的現狀以及農村醫療衛生落后、生活水平較低等原因，農村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比例不會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在一些農村地區并不能有效地貫徹執行，加上近年來農民收入下降，輟學兒童增多，他們一般在14～15歲就開始參加農業勞動，甚至外出打工，因此，這么算來，農村的勞動總人口應不低于53 000萬人。而我國土地共有1．27億hm2的耕地，根據農業部相關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在農村現有生產力的生產規模條件下，只能為1．5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在農村5．3億的勞動力中，有接近3．8億屬于非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業從業人員，絕對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很大。但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的狀況來看，適合市場需求滿足工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不足，而既無技術、又不符合用工單位需求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因此，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屬于低水平、結構性剩余。據統計，2005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1．64％，小學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專程度的占4．89％，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就更少，僅占1．81％。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7年?？梢?，我國的農村人力資源質量較低，這也就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消化”?？傮w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農村人力資源素質的主要指標。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城市為10年），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4．83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國約有8 500萬文盲和半文盲。近幾年，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大力發展農村各項教育，農村勞動力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離現實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2．技能水平低

根據有關數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通過技術培訓的只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僅有0．13％，有技術特長的僅占10．6％，而高達85％以上的農民不具備專業技能，不具備現代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極大地阻礙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3．身體素質不高

由于經濟貧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在營養、衛生、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條件較差，90％左右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農民身體素質總體水平偏低，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民的健康狀況更不樂觀。

4．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弱

我國農村勞動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以及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缺乏現代經營和管理的知識，經營管理能力低，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難以進入市場，未能得到預期的收益。有些農民辦的小企業，由于缺乏經營管理能力，造成經營管理不善、資源浪費、效益不高。這種狀況阻礙了農村勞動者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不利于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現階段阻礙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加而無法順利“消化”，且綜合素質較低，與其自身的特點和其所處環境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還是由于多年以來的各種限制性的制度束縛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正常轉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農民家庭的重要財產，當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向城市永久遷移時，失去土地承包權的風險會降低他向城市永久遷移的意愿。出于社會安定的考慮，我國的土地政策歷來對土地交易有嚴格的限制。近十多年來，這些限制開始逐步放松，因為農村經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2002年，對《農村土地承包法》進行修改后，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限制大為減少，該法為保護土地使用者的權利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提供了法律依據。

2．戶籍制度

我國現行的戶籍分割制度把個人束縛在固定的狹隘的地域范圍內，在狹隘的地域范圍內人們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單位”里，從而將農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離在城市之外。戶口制度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80年代后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國家逐漸放松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限制。但是，對于想進城市并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村人，障礙依然存在。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還必須向所在城市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如暫住費、計劃生育費和城市增容費等。沒有城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就不能或很難得到所在城市或單位提供的許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優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遠遠高于城市本地人?？梢哉f，現行的戶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觀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3．教育體制

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別的。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由于政府沒能創造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農村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城鎮中小學屬于國家辦的學校，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而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就大體上是“民辦義務教育”，即除了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中央和當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農民自己掏錢支持辦教育。因此，在農民收入極低的現實條件下，農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資源十分有限。國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遠高于農村居民，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然處于優勢地位。

轉貼于

4．社會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享受著相對較為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服務；而將農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當部分社會保障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斥在外，從而導致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嚴重落后于城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民的生活風險也在不斷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擔農民抵御生活風險的全部負擔，尤其是無法抗拒來自于市場經濟的高費用風險。因此，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前農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成功實現轉移的制度依托。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對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農村剩余勞動力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土地成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職業教育，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無論是農業產業化經營還是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最根本上講，都離不開農民的知識化。知識化的農民首先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素養，包括文化基礎知識、現代科技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等。針對我國國情，農村職業教育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將農民職業教育區分進行：進行農業就業職業教育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兩種。首先理清農村所需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關系，使潛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顯現，進而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逐漸劃清農村勞動力與非農村界限。

（一）農業就業職業教育

1．要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農村職業教育在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農民對農村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堅決擯棄對職業教育鄙薄的舊觀念，確立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應有地位。而政府在農民職業教育中應該起到主導者的作用。

2．要明確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民知識化服務的目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現存的農村中年成年勞動力，在這方面農村職業教育具有開展農民培訓的許多優勢。因為這部分人有比較優勢：已經完全投身農業，有一定的農業從業經驗，且具備接受新知識再學習的能力。因此，培訓的這部分人員會是現階段傳統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于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實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的培訓可以借鑒國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學校＋農民”的三結合體系，其中政府主導籌資監督，結合學校師資力量，對適合的勞動力對象進行農村現階段主要種植業技術的職業教育。

3．發揮農村職業教育在培養未來新型農民中的作用。這一途徑主要是針對未來的農村潛在勞動力而言的，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從觀念上消除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偏見，從制度上保證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同時，針對農業從業潛在勞動力這部分“新鮮血液”，要將他們打造成建設新農村的新型農民，向我們將來的農業產業要效益。在這方面，職業學校要在發揮其特色和優勢，依據當地的人力資源，地理環境進行專業設置和師資配備，突出農業科教優勢園林園藝、花卉、蔬菜無土栽培等經濟農業為主，結合種植業，辦出農民職業教育的“新農”特色。

4．推進農民職業化和就業準入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對于提高勞動力素質、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積極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設工作，對于農民職業教育也是意義重大。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新形勢下，通過執行就業準入制度， 促使農村人口有意識地參加教育或培訓，對于農民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

現階段，一方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業對各等級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國技工，特別是高級技工嚴重短缺，從而出現有些企業高薪難聘一位高級技術人才的現象。勞動力市場需要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國性的“技工荒”和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現實告訴我們，技工短缺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從長遠看，農村非農就業的職業培訓才是我國加快城市化進程，完成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當然，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轉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確實是我們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可行切入點。

1．充分認識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只是一味的強調農村建設、農業的發展，政府也在不斷加大財政支出，而效果卻不明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農村負擔太重，用僅有的一點農業效益加上一點點政府補貼在養活絕對超員的農村勞動力。那就如同一個成年人背著一個已經長大的孩子，總是希望有力氣多干活，于是，給他多吃飯，補營養，而效果甚微。問題是他的力氣在有負擔的情況下已經達到極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簡單那就是讓孩子從背上下來，幫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氣，而且有孩子幫他；同時，孩子也會成長的更快。也就是資源充分利用的概念?，F階段對于我國已經是不得不給農業現代化發展減負時候了，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它直接關系到農業的發展，關系到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進而關系到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谶@種戰略高度的認識，政府必須加強對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和服務力度。

2．明確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與對象，突出自身特色。這里，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潛在勞動力，未能繼續完成學業深造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學習能力強，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是將來成功走出農村，完成轉移的主要部分。我們經常會見到初高中生剛畢業就投入到第二三產業中去，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最終會由于沒有專業知識而再次回到農村，成為剩余勞動力，這給農村、農業又造成了負擔。針對這種現象，對他們進行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就顯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堅持常規學歷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專和職高的畢業生進行2－3年的系統學習，使他們具備中、高級技工的基本素質，適應“藍領”、“灰領”或者“銀領”工作崗位要求，能夠大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術培訓，取消年齡和文化基礎的限制，對現有勞動力進行實用技術培訓，使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或現代農業技術。只有雙管齊下，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才能有效地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同時，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要始終以就業為龍頭，以市場為導向，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來設置專業和開設課程。根據當地剩余勞動力資源的特點和勞動力稀缺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情況，切實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

3．整頓就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當前，必須加大《職業教育法》、《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有關生產和就業的法律的執法力度。落實包括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內的各項勞動制度，強制從業者履行接受職前教育或培訓的義務，強制用工單位履行按照職業分類安排就業并培訓職工的義務，保證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質量和信用，維持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落實勞動保障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各項合法權益（合理工資報酬、勞動保護和防護、失業保險、工傷撫恤、休息等）。這些舉措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非農就業的難度，但將從根本上提高職業教育的收益率，改變農民工素質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從而極大地刺激農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目前，職業教育培訓資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閑置，一旦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需求上漲，職業教育資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也將大幅度增長，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服務技能和技術水平。

四、結語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對我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而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抓住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進行農民職業化教育，對富余勞動力進行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職業分流，最終達到剩余勞動力的安全、合理轉移。這必將對我國的農業發展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

參考文獻

[1] 劉靈芝．當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農村經濟，2004，（7）．

[2] 朱巧玲．轉移的思路與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2003，（1）．

[3] 聶傳定．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化就業與新農村建設[J]．臺灣農業探索，2006，（3）．

[4] 焦必方，毛作文．農民非農就業的意義、現狀及措施[J]．上海農村經濟，2005，（10）．

[5] 劉純陽．農民教育問題初探[J]．農業技術經濟，1999，（4）．

[6] 陳遇春，朱宏斌，劉彬讓．當前我國農民職業教育供給的基本特征及存在問題[J]．中國農業教育，2004，（5）．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積極影響；消極影響

中圖分類號：F32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1）12-0321-01

一、時代進步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70%左右。隨著農村農業邊際收益遞減、耕地面積的不斷減少及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科技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就會從農村游離出來轉入城市，從事其他高收入的行業，民工潮的大量出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的積極影響

(一)提高了農民素質，為農村經濟發展鍛煉了人才

在現代社會，勞動者的素質是勞動力就業競爭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和用人單位吸收農村勞動力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過程。這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決定了一個勞動力要從農業向非農行業轉移，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通過轉移過程中的工作和學習，通過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環境，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掌握了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開闊了視野，培養了新的意識和觀念。

(二)推動了農牧業的發展

農村勞動向城市的轉移擴大了城市對糧食、蔬菜、水果、花卉、肉類、水產品、牛奶及其制品的大量需求，促進了農牧業的技術進步、生產專業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三)加快了農村現代化進程，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加快推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必須實現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一方面，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只有不斷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比例，才能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水平，才能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的綜合實力和農村現代化水平。

另一方面，對于農村經濟，現代化意味著通過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增長和農業中現代科學技術含量增長的作用，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充分轉移，才能有真正的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才能推進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溝通了城鄉關系

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改善了流入地勞動力緊缺的局面，對城市化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轉移的勞動力，在城鎮和鄉村之間架起了這座橋梁，對充分發揮城鄉各自的優勢，開拓和完善城鄉市場，揚長避短發展城鄉聯合，具有積極的意義。由此帶動了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和區域流動，溝通了區域間、城鄉間的聯系。

(五)利于優化農業結構，加快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客觀上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能夠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市場比較優勢，把土地資源置換出來，發展用地較少，而耗費勞動力較多的高附加值的產品生產，迫使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業就業容量。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農民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通過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緩解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壓力。

此外，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發展農村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帶動關聯產業群的發展，將產業優勢和產品優勢轉化為農民的就業機會，拓展農民的就業渠道。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的消極影響

雖然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這部分人口的大量流出，也會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危及到農村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

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不但導致農村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而且導致農村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在造成農業資源浪費的同時，也降低了農業資源的利用率。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造成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至少會產生兩種負面影響：一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影響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使用。

(二)留守老人和兒童疏于照顧

由于父母外出，農村的留守兒童絕大部分是由爺爺奶奶照顧，由于爺爺奶奶，年紀較大，文化層次不高，不能在學習上給予有力幫助和指導，這就必然給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造成一定影響。

(三)農村勞動力投入效率下降，農村經濟發展成本上升

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由于絕大多數有文化知識、懂技術的農村勞動力長年在外務工，給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科技含量提高、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影響。同時，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的必要勞動力減少，對農村勞動力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造成影響，農業發展成本加大，造成新的農村發展問題。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造成農村人才的流失

農村人才的流失加劇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和婦女化的發展趨勢，削弱農業生產的后勁；另外，部分農村勞動力的過度流出造成土地撂荒現象。農民外出打工賺錢建房，在改善他們居住條件的同時，也占用了大片的耕地，棄耕和增加建房占地現象必然影響全社會的發展。

(五)加劇農業區域經濟不平衡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地域跨度大，自然稟賦差異大，各地農業發展水平很不平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集中更加劇了農業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東部地區農民的純收入與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的差距加大。

四、結論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政府應加強政策引導，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合理流動，使“三農”問題得到更好地解決，這樣，才能進一步加快我國小康社會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

[1]劉秀梅.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其經濟效應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04.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第3篇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傲铡睌祿@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 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傲铡苯y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請記住我站域名/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河南??；轉型期；農村；社會風險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即從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社會向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標志的現代社會轉變，從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單一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多元化社會的轉變。這種轉型一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穩步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許多社會風險，其中之一就是農村社會風險。河南省是位于我國中部的農業大省。目前也正處于農村社會風險的高發期，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農村社會風險，構建和諧中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1轉型期河南省農村社會風險的構成

1．1農民人身風險

1．1．1貧困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河南省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狀態整體上有很大的提高，但農村仍然存在貧困風險。有關統計顯示，2008年底，河南省農村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人口6400萬人的10．5％，在全國仍是一個貧困人口大省。河南農村貧困風險具有以下特征。

(1)家庭負擔重，第一產業就業比例高在貧困家庭中，老人和孩子比重較大，家庭負擔相對較重；在勞動力就業方面，2008年，貧困家庭勞動力第一產業就業率高達9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生活水平低下統計顯示，2008年河南農村貧困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1948．36圓，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2．6％，恩格爾系數為0．43，全省農民平均水平為0．38。

(3)種植結構單·貧困家庭依賴于種植普通糧食作物，優質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非常低，種植結構相對單一。2008年，人均優質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分別為0．75畝和0．6畝，低于全省1．10畝和1．03畝的平均水平。

1．1．2疾病與健康風險

在河南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較為普遍。由于缺乏相應的醫療保障，農民面臨疾病健康風險。當前，河南農村公共衛生服務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基金籌措機制不健全，分擔結構需優化在新農合參合資金中，政府補助占80％。隨著醫療費用的自然增長，財政將面臨壓力。另外，由于受農民價值觀、社會文化特點等因素影響，少數年輕、經濟條件比較好的農民認為合作醫療保障水平低，自己不會生大病，不愿參保，而年齡大、收人水平較低的家庭才愿意參保。受制于財力，可能導致合作醫療籌資水平和保障水平難以提高。

(2)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薄弱，衛生服務職能弱化很多地方的衛生防疫機構只設置到鄉鎮一級，沒有設立縣鄉村分層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由于總體上衛生服務職能的弱化，導致農村的鄉鎮衛生院和村級衛生室的醫療資源不足、技術老化，部分鄉鎮衛生院已經很難再開辦下去。

1．1．3養老風險

與全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老齡化呈現以下特征。河南農村人口

(1)速度快，未富先老河南由成年型人口結構進入老年社會的轉換只用了不到2O年的時間，是發達國家的1／4。發達國家基本上在人均GDP為5000—10000美圓時才步入老齡化社會，而河南進人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還不到1000美圓，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更低。

(2)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口流動加快，年輕農民涌向城市，農村的“留守”老人迅速增加，家庭趨向小型化，傳統家庭養老功能遭到削弱。

(3)規模大，收入低，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大河南省農村有老年人852萬，數量居全國之首，且低收入老人多。在農村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農村老人生活水平很低。雖然6O歲以后，仍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能夠從事體力勞動，具有較強的生活自給能力，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迅速下降，到8O歲時，絕大多數老年人需要子女或親屬撫養、照料。

1．1．4失業風險

據有關部門測算，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河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分別為2967萬人、3245萬人、3274萬人和3277萬人。2008年底，全省雖然有1800多萬人轉移到非農產業，但還有1500萬處于隱性失業狀態。河南省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間轉移750萬，到2010年轉移農村勞動力達到2300萬。即使這一目標實現，仍然將有945萬農村人口處于隱陛失業狀態。

1．2民間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受限

農村民間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是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河南省作為農業經濟大省，近年來，隨著經濟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也發展比較快。有關統計表明，2007年河南省登記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有2255個，各類農業專業技術協會達到12000個。這些專業經濟協會主要是提供農林牧漁業生產、銷售、技術推廣等服務的經濟類社會團體。雖然當前河南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就長遠來看，還存在著受重視程度不夠、專業組織實力較弱等限制其發展的不利因素。

1．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突出

河南省是農業人口大省，每年都要轉移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到外地，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系列社會風險。

1．3。1農業生產風險問題

一是導致農村人口結構失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給農民增收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口結構問題。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內部勞動力質量大大降低，增大了農業生產風險。二是農田耕作效率、土地實際利用率下降。外出務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種，導致農業生產先進技術應用不廣，耕地處于拋荒或隱性拋荒狀態。

1．3．2家庭倫理矛盾突出

一是老人負擔沉重。本應該頤養天年的農村留守老人，因為子女的外出務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擔。二是留守兒童問題。據河南省統計局統計，這一群體在河南已達300萬，一些青少年由于心理不成熟、是非判斷力和自控力較差，迷失人生方向，甚至出現違法行為，由此造成諸多社會問題。三是不穩定家庭增多。如有的留守家庭之間的異性男女因在生產勞動中長期接觸，逐步失去自控而陷入婚外情，而農村婚外情的增加直接導致農村離婚率上升，甚至由此產生的刑事案件也有所增多。

1．3．3農民工社會保障缺乏

大批的農民工選擇在陌生的城市工作，而且多在高危險、高污染行業工作，甚至還有許多農民工根本沒有和用人單位簽定勞動合同，導致自身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同時，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就醫、其子女的受教育問題，等等，都還無法得到全面的社會保障。

1．4農村文化風險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勞動力外流；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

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與人口增長,中國農村已經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到“十五”時期末,農業剩余勞動力達到118億人,同時市場經濟的繁榮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離開土地,流入城市，而且轉移的大多是青壯年勞動力。根據資料統計，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每年以543萬人的速度在增長。截至2001年底,全國農村勞動力中,在本鄉以外從事勞動的從業人員達到13%。上述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地區轉移的現象,稱為農村勞動力外流。

轉移出鄉外就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力(包括到鄉外仍然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或勞動力未發生地域性轉移，但在本鄉內到非農產業就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農村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社會養老保障措施不完善的背景下,這一轉移對農村家庭,尤其是家庭中老年人的影響是巨大的。

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1億，占總人口的8.5％。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對絕大多數農村老人來說,家庭養老是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措施。據1999年6月統計,我國農村97.16%的老人依靠家庭養老,而依靠退休金和集體供養的老人僅占2.34%。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外流，農村家庭養老出現了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矛盾尤其突出。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正日益受到嚴峻的挑戰。

一、農村家庭結構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潮涌般地流向城鎮，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村青年考上大學深造，畢業后他們一般都選擇留在城市工作。贍養服務人口的下降使農村老年人的照料成為了一個突出的難題。農村老年人在傳統聯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逐步減小，農村家庭已經出現了小型化、核心化的趨勢,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就顯示，農村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僅為3.27人。農村中的空巢家庭和獨居高齡老人增多。

父母與成年子女住房分離，對家庭的凝聚力會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外出打工者或工作者很難照顧老年人的飲食起居，不能保證對老年人有效、持續地進行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這樣容易造成代際隔閡。另一方面，家庭結構小型化、核心化后，家庭重心必然下移，一些子女把對下一代的撫育作為第一要務，這削弱了以家庭為基礎的老年贍養系統，從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養老保障水平。

二、農村老人獲得的情感支持不足，缺乏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指子女為父母提供感情交流和精神慰藉,它不但說明了子女與父母之間感情的融洽程度,也是對經濟及器械支持資源的測量。

子女的外出減少了與父母之間情感溝通的機會。雖然大多數農村老人認為子女外出闖世界是光耀門楣的事情,但子女走后留給他們的孤獨感是不可忽視的,畢竟老人心目中依然渴望享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在社會文化生活貧乏,社會交往范圍狹窄的農村特定背景下,子女外出后帶來的情感交流上的空白很難找到適當的填補方式。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雖然經常給父母經濟上的援助，使得老人在物質上比過去富裕，但許多老人生活孤單，精神空虛，以串門聊天、打牌等來打發閑暇時光，平時只能以思念來聊以。

三、農村老人缺乏器械支持，承擔繁重勞動

器械支持指各子女以及他們的配偶為老人提供如打掃衛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務幫助，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農村特有的網絡家庭結構和自由勞動時間為子女提供器械支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目前的農村勞動力外流現象打破了這種格局,外出打工帶來的居住距離增加了子女提供器械支持的成本,他們更愿意提供經濟支持。

在一些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老年人在子女的贊助下,有了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但是由于社會中器械支持資源的缺乏,依然無法彌補子女缺位帶來的空白。特別在生病之后，往往由左鄰右舍幫助照顧，子女不大可能有空回來照顧。

外出務工者的父母本應安享晚年生活,然而，在生活缺乏子女照顧的情況下，他們雖然操勞了大半輩子,還承擔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根據安徽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狀況的調查，對“外出務工者每年回家的次數”(多項選擇)的統計中可以看到,七月收獲季節回家者占20.3%,秋收、秋種季節回家者占16.8%,春節回家者占到97%。由此可見,大多數外出務工者平時很少回家。此外，許多外出打工者的父母除了承擔田間勞動以外,還要照料孫輩的生活起居，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人的勞動負擔。

四、經濟支持有限，保障水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