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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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經濟范文第1篇
城市化經濟，是指在城市化影響下產生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從深層次含義來看，城市發展基礎上的城市化經濟，關鍵在于城市發展中經濟的動態變化。新形勢下，城市變化將居民原有的農村戶口變為非農業戶口，除了這些表面變化，更多的是城市變化效率、發展質量等城市內涵的變化，與傳統城市產生了根本性變化。
金融經濟力，作為城市化經濟發展的新概念，是指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活動不斷向外擴張的正向作用力。從根本上來說，金融經濟力是虛擬性金融促進經濟朝著高效、正向方面運行的作用力，存在于城市化經濟內部。其中金融活動作為金融經濟力的重要主體，其外延較為豐富，如金融要素、金融市場及機構等[1]。在實踐活動中，金融經濟力不僅會對經濟體制產生較強的影響力，且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其中，前者體現在市場、政府方面，后者涉及內部與外部性。城市化經濟發展中，金融經濟力從不同的角度，對“城”與“市”產生的影響也存在一定差別。
二、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力產生的作用
金融經濟力與城市化經濟運行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前者對后者能夠產生巨大的推動力，是后者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持續、健康的城市化經濟運行，能夠為金融經濟力積極作用的發揮創造更多機會。
（一）金融經濟力對“城”產生的影響
土地作為“城”中的核心，城市化經濟下，土地由原來的基本形式轉變為資產化土地，其創造的價值表現形式為地租。地租波動除了會受到區位等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市場利率的影響，主要是受到市場經濟無形的手的影響。因此利率成為金融經濟力調節城經濟運行的關鍵點。除此之外，金融還會從其他途徑對城經濟運行產生一定影響[2]。詳細來說，一是對房地產市場中，負載“城”要素的城市土地對生產、生活等產生影響，簡單來說，金融市場體系成為調節“城”需求的關鍵性因素；二是基于分配理論，在金融市場發展趨勢下，拓展投資渠道，為個人投資創造平臺；但是重視金融支持，特別是金融服務范圍，為城市土地流轉市場等朝著規范化方向發展，從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
（二）金融經濟力對“市”產生的影響
“市”供求處于均衡狀態作為促進城市化經濟均衡運行的關鍵性因素，當“市”供給大于或者小于市的需求，勢必會出現不平衡現象。金融經濟力通過內部、外部機制調整短期市經濟運行，引導其由不平衡朝著平衡方向轉變[3]。從內部機制上來看，如果城市處于封閉狀態，那么“市”的經濟運行將會由最初的市供求狀態決定。
（三）金融經濟力對城市產生的影響
針對城市化經濟發展來說，只有“城”與“市”都處于均衡狀態下，才能夠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并成為城市經濟運行的終極目標。金融經濟力作為關鍵性調節機制，在實踐中，采取多元方式和方法，促使原有不可持續城、市非均衡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最終促進城市化經濟處于平衡狀態，從而為城市化經濟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價格等都將產生極大的影響，促使各項要素都能夠實現均衡、持續性發展。簡單來說，各方面利益主體對城市供求及需求行為能夠達到制衡狀態[4]?？梢?，金融經濟力作為城市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能夠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支持，且能夠協調各利益主體關系，為和諧城市構建創造更加有力的條件。
三、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力發揮調節作用的措施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經濟發展存在短缺、過渡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化持續發展進程。因此如何充分發揮金融經濟力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亟待解決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充分調動地租調節能力
城市地租是金融經濟力調節城市化經濟的重要途徑，其能夠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經濟由非均衡性朝著均衡性方向發展。因此在促進城市化經濟發展中，應重視城市地租的積極作用。在實踐中，政府應努力創造更加優勢的條件，建設城市金融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可以從制度、政策層面上入手，完善土地市場自由流轉機制，采取多元投資品種、工具，以此來適應城市化經濟運行趨勢。另外，還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如針對二者中任何一方均衡、而另一方不均衡，可以對資本市場交易順暢存儲進行投資，提高現有資金利用率，對城市地租機會成本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創造更多經濟效益[5]。或者對城市基礎設施、市政服務都能夠發行差異化市政債券，以此來調節城市土地價格。
除了對地租的調節，還需要充分發揮宏觀級差地租調節能力，促使其能夠適應不同區位之間、不同土地經濟效益地租管理。宏觀級差地租調節是促進城市化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手段，能夠為城市化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巨大的資金支持。
（二）創建包容性金融體系
金融經濟力的發展是由量變到質變、質變到包容性成長的過程。其在促進城市化經濟發展中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在城市化經濟發展進程中，金融經濟力調節能力建立在金融發展等基礎之上[6]。因此在實踐中，應順勢而為，在現有經濟發展基礎之上構建并培育包容性金融體系，促使其能夠發揮動力機制，促使金融體系能夠由原有單一服務朝著普惠型服務方向發展，促使金融服務能夠覆蓋更為廣泛的范圍，真正意義上實現金融體系全面、包容目標。
構建包容性金融體系，需要建立在普惠、共享基礎之上，能夠實現對弱勢融資群體的關注力度，為其環節資金壓力，接受來自正規金融體系的幫助和扶持，逐步消除不平等現象[7]。不僅如此，我們還應加強對金融發展分配效率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激活金融經濟力潛能，以便滿足城市化本質需求?？梢姡瑯嫿ò菪越鹑隗w系非常必要，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經濟良性運行。
（三）發揮傳導功能
城市化經濟范文第2篇
一、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客觀要求
(一)適當降低中國對外依存度的要求。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中國出口增長造成負面影響，今年2月我國出口創下自1995年以來最大降幅，順差環比驟降87.62%。最嚴重的是在次貸危機沖擊下，如果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推遲調整經濟結構，重新走上依靠出口保住短期經濟增長的老路，那么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持續增長則令人擔憂。
1.在全球經濟急劇減速、發達國家經濟集體步入衰退的背景下，通過貶值與提高出口退稅率來刺激中國出口的做法可能既是低效的，又是得不償失的。（1）出口量是國內所不能控制的外生變量。美國、歐元區與日本三大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下集體陷入衰退，中國一半以上的出口依賴這幾個經濟體，因而中國政府重新上調出口退稅率、央行入市干預外匯市場，都難以維持出口的增長。而且金融危機也已經顯著沖擊到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而會使中國通過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2）在次貸危機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如果通過人民幣惡性貶值來刺激出口，勢必影響到中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形象，甚至會引發進口國的貿易制裁，其結果將會得不償失。
2.從更深層面來看，中國已經到了轉變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時候。這是中國經濟未來長期良性發展的內在要求。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至今已長達30年，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70%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壓低土地、資源、勞動力等代價維持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通過人民幣貶值、提高兩高一低企業出口退稅率等方式來保持出口額，這種做法即使在短期內湊效，但從長遠來看，則意味著在人為扭曲的價格體系下進一步錯誤地配置資源，由此擱置中國調整經濟的內外結構性失衡，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二）國內優化投資消費結構比例的要求。中國通過出口獲得了大量的外匯收入，但在金融危機之下，這些由中國寶貴資源、環境與勞動力血汗換來的外匯儲備可能旦夕大幅縮水，而不能用來提高中國居民的消費水準。2006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為33%（加上政府消費占14%，總消費占GDP的47%），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平均為62%，美國更高達71%；中國投資占GDP比重為45%，總儲蓄率達GDP的54%，上述兩項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1]
1.中國投資率明顯偏高。1978年—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資率為22.1%，歷史上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國家的投資率平均在20%—35%之間，[2]而中國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增加到2007年的42.1%，平均投資率約為40%，明顯偏高。去年眾多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而倒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產品積壓找不到銷路，另一方面投資率過高造成的成本上漲使企業生產難以為繼。2007年下半年我國經濟下滑，次貸危機只是導火線，即使出口沒有遭受重挫，由于投資率過高而引起企業存貨過多且生產成本偏高等不良癥狀，也表明了中國經濟結構必須適時加以調整。
2.結構合理的消費不僅是拉動當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是我國發展經濟的目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下，適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目前我國仍處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但迫切需要進入到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良性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最終消費率從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7年的49%，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一直維持在70%—80%；另一方面，從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看，據2008年11月新浪網所作的一項家庭消費網絡調查顯示，住房、醫療、教育和保險等支出約占家庭全部消費支出的47%，食品、服裝和通訊等生活消費占33%，儲蓄約為20%?？梢?，由于社會保障不健全引起居民預防性動機過高，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過低的消費支出顯然制約了內需的擴大，這種狀況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目標不相符，同時給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造成較大的難度。
（三）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要求。在我國三農問題還是比較突出，一方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消費還相對落后。有資料顯示，日本農民家庭收入是工人的1.3倍，而中國農民卻不到工人收入的1/3；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態勢。這種狀況要求我國經濟增長在轉型為擴大內需時，必須結合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現實要求。
1.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都亟待提高。盡管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能力隨著收入不斷增加而增強，但是與城鎮居民相比還是相對落后。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224元，比1978年增加了3000多元，年均增長12.1%。但是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生活消費不論是絕對量還是增長速度都偏低，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仍在擴大之中。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比從1978年的2.7:1擴大到2007年的3.1:1，也就是說目前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相當于3個農村居民的消費。從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來看，突出的問題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1）農村居民住房問題尚待解決：我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表明，自1978年以來3000多萬農村住戶沒有建過新住房，2000多萬農村住戶住在茅草房和土坯房中。（2）農村居民主要耐用消費品購買量相對城鎮居民偏低：2007年，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彩電數量僅為城鎮居民的68.5%；洗衣機、移動電話擁有量均不到城鎮居民的一半。（3）農村居民的衣著消費支出比例偏低：1978年農村居民衣著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比為12.7%,而到2007年這一比重下降到6%。[3]
2.提高農村居民最終消費是擴大內需的切入點。與1978年相比，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為11.2%。但是從農村居民最終消費占全國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來看，自1978年以來一直處于下降之中，即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這個數據表明，目前占全國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居民對最終消費的貢獻只有1/4，因而擴大內需應該先從撬動農村消費市場入手，在解決三農問題中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而促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二、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出口額下降對中國目前經濟負面影響很大。中國實行出口導向的戰略已經30年，出口成為中國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力，2007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約為40%，出口增長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為2.4個百分點，因而一旦出口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那么會導致中國GDP增速顯著下降，這使得中國政府不惜通過人民幣貶值和出口退稅來穩定出口額。但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出口增長大幅下降，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很顯然增量部分也只能是通過擴大內需來替代。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中國政府需要出臺一系列相當有力的宏觀經濟政策。
（二）目前我國最終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消費率約3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的持續下降。1983年—2005年，我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從56.5%下降到36.7%，而同期資本所得占比從43.5%上升到63.3%?？梢?，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比例的倒掛直接對居民消費造成障礙，這使得擴大內需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消費能力。此外，由于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從而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過低的消費支出顯然制約了內需的擴大。
（三）出口加工企業在金融危機沖擊之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出口行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吸納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去年冬季珠三角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下崗失業。在我國加工裝配業吸納勞動力就業僅次于農業，前者所吸收的勞動力文化、技能水平低。加工企業如果大面積地虧損倒閉，直接造成大量的農民工失業，從而使原本存在壓力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種局面使中國政府在調整經濟增長方式時，不得不留有余地，重新調高三千多種出口產品的退稅率。
（四）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還是困難重重。農村消費市場確實存在著較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住房、耐用消費品市場、衣著消費市場等。這些消費品在城市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因而目前中國擴大消費需求，農村市場存在著巨大的潛力。然而如何將農村市場潛在的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的消費需求，顯然存在許多限制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2007年農村住戶分戶資料測算，2007年平均每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為7794元，已實現的購買力人均為4202元，結余購買力人均3592元。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是越來越大。受上述出口加工企業不景氣影響，以及農產品價格下行壓力，農民收入增加難度更大，從而擴大消費將成為一紙空談。另外，農民社會保障覆蓋面低，2007年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僅占全國鄉村人口的7.1%。此外還有諸如農民貸款難等問題，這些都直接抑制了農民的即期消費，不利于農村居民消費質量的提升。
（五）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不利于經濟發展，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擴大。城市化過程是城鎮基礎設施向周邊農村延伸、覆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農村集體與個人土地納入城市的整體規劃使用，農民從個體獨立的農業勞動中脫離出來，而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行列中參加勞動獲得收入，它是一個國家城市化率提高的過程。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4.9%,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比較滯后，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低10到15個百分點。參照相關指標我國城市化率應該在60%以上，相對滯后的城市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從而不利于國內有效需求與消費市場不斷擴大。
三、對目前中國擴大內需保增長的幾點建議
鑒于上述原因，實現拉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應成為當前的迫切要求。結合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亟需以城市化為龍頭，輔之以其它措施切實擴大國內需求，從而確保中國經濟長期良性發展。
（一）優先城市化發展步伐。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于勞動、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等因素，而城市化有利于促進這些因素的形成。城市化進程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加速農轉非，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從而該進程能夠發揮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龍頭作用。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將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陽立高、廖進中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城市化經濟拉動作用高于工業化，特別是明顯高于農業產業化。根本原因在于建國以來，城市化水平長期滯后于經濟增長，低于工業化水平與非農業化水平?！俺鞘谢刻岣?個百分點，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總量發生巨大的變化?！盵4]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三農問題仍然突出，但是農村人口占大多數，不可能由占比例小的城市居民補貼農村居民，而城市化正好順利解決了農轉非問題，有利于農民收入與生活質量的的提高，進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二）全方位解決就業問題。目前中國80%的就業崗位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的主力。根據中小企業的行業特性及吸納就業的能力，有針對性地采用貸款貼息、提供融資擔保、幫助中小企業解決實際困難。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適時引導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從而使在保障就業的同時增強國內消費能力。各級政府需努力增加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就業的公益性崗位數量，想方設法擴大公共部門就業；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吸引大學生前往農村以及中西部缺乏人才的地區參加建設，在解決就業的同時促動貧困地區經濟的發展。建立健全培訓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要求，為初次就業者、農民工等提供免費技能培訓，為勞動力適應企業生產、服務需用要鋪平道路。
城市化經濟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原城市群;城市化;經濟因素;貢獻率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176-02
一、相關研究背景與本文視角
當今世界,發展經濟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目標,而經濟的發展又和城市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這些年來,隨著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城市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城市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逐漸形成了大都市區、城市群以及城市連綿帶。這種城市形態帶動了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活動的加強,并逐步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本文通過研究反映城市經濟發展上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城市化率來研究城市群的發展。
19世紀歐美國家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繁榮推動了城市的迅猛發展,從而使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發展經濟學家在研究歐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時發現,工業化形成的“拉力”效應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所形成的“推力”效應(Todaro,1969)影響和決定著城市化的進程。錢納里和賽爾奎因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可以看做是“以導致工業化的貿易和需求的變化為開端,以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源源不斷的轉移為結果”的一個過程。錢―賽模式表明,隨著工業化逐漸向高層次階段演進,工業化對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逐漸分散而減弱(周叔蓮,郭克莎,2002)。但是,從本質上說,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產物。在我國,很多學者認為,中央政府發動的工業化和農村自發的工業化是推動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力量(趙新平,周一星,2002)。也就是說,工業化是影響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仇保興,2003)。第三產業的產業特征對聚集有內在的要求。而城市具有經濟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特征,適合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也成為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李健英,2002)。空間經濟學創始人藤田和克魯格曼等學者指出,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及城市化過程是在市場條件下企業和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結果,是市場經濟主體相互之間發生作用的自我組織過程(Fujita,Thisse,1966;Fujita,Krugman,1999)。
在我國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進程中,我國的城市發展和城市化實際上處于一個由企業、個人和政府三元主體參與的城市經濟之中。因此,在這個三元城市經濟中,企業個人和政府部門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共同決定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本文將結合中原城市群九個城市城市化的歷史實踐,利用1995―2007年的面板數據,對中原城市圈的城市化動因進行深入探討。
二、研究區域、指標選取和樣本說明
本文選擇中原城市圈鄭州、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九個城市作為研究區域,主要是因為中原城市群具有如下特點:中等的總體經濟水平、衛星城市較好的發展,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以及在我國總體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統計指標的選取上,在反映非農經濟活動的企業活動指標中,我們選用綜合反映企業發展水平的工業化率指標;在反映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的指標中,我們選用第三產業發展水平或稱為第三產業發展度指標;在構建反映政府行為影響的政府類指標時,考慮到一個城市所處市場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著一個城市微觀經濟的運行,而市場完善程度變化一方面反映了純市場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則突出反映著政府政策和體制改革、制度改進的重要影響,因此,我們設定市場開放度指標來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體制改革對城市化的影響;同時,由于我國目前情況下,城市公共設施等市政基礎環境的改善一般依賴于政府行政規劃和財政投入,因而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結果。因此,我們還設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標來綜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預的影響。
關于本文所使用的樣本范圍如下:選取的樣本城市為鄭州、洛陽、開封、平頂山、新鄉、焦作、許昌、源河和濟源九個城市。樣本數據如文中沒有特別說明,則取自1995―2007年18年間的城市地區總人口、市區總人口、城市地區GDP、城市地區第二產業GDP、城市地區第三產業GDP、城市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地區預算內財政支出等逐年數據。上述指標則根據以上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三、影響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變化的因素分析
中原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變化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其中,如前文所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制度起著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河南省傳統上受計劃經濟影響較深,外資數量少,故對中原城市化水平的變化相對不重要。下面我們對中原城市群九個城市進行定量分析來確定城市化影響因素的大小,并同時對上述結論作出驗證。
我們利用1995―2007年各年《河南統計年鑒》和《河南城市統計年鑒》中中原城市群九個城市的相關數據排列為面板數據,利用Eviews軟件采用OLS做了計量模擬,U表示城市化率,I表示工業化率,T表示第三產業發展度,M表示市場支持度,P表示政策支持度,設定回歸方程為:
U=C(0)+C(1)I+C(2)T+C(3)M+C(4)P
回歸結果如下:
U=-0.3576+0.3447I+1.0524T+0.0017M+0.3719P
-9.15726.307915.52324.5027 1.1634
R2=0.7975F=80.7591
此時觀察t值知道,政策支持度P并不顯著,則我們采用逐步回歸法,去掉變量P然后進行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所示:
U=-0.3427+0.3493×I+0.0016×M+1.0814×T
-9.2689 6.39354.341417.1155
R2=0.7942F=106.7729
從上式可知,t統計量和F統計量均顯著,可決系數為0.7932,說明這幾個變量很好地解釋了城市化率的變化。
該式的經濟含義為:在1995―2007年間,如果其他變量保持不變,工業化率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0.349%;第三產業開放度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1.0814%;市場開放度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0.0016%。
依據該回歸結果,我們可得到三個重要結論:
結論1:第三產業發展度成為城市化率的最主要動因且重要性在不斷增加;工業化率對城市化率的貢獻則在下降。
結論2:政策支持度不再成為城市化的主要動因。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力度不斷增強和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斷完善,所以,市場主體發揮不斷重要的作用,而政策支持的作用相對就小了很多,以至不再成為城市化的動因。
結論3:工業化率、第三產業發展度、市場開放度對城市化率的解釋力度加強?？蓻Q系數由3.1.1模型中的0.63增加至3.1.2模型中的0.8。此變化進一步表明這些市場因素對城市化的貢獻增大,而其他非市場因素的作用則在快速下降,這也說明了市場經濟的完善。
四、結語
城市化經濟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在2010年公布的相關數據，2009年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達到46.6%，預計203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可以達到55%，而這一數字在1997年時僅為30%。經過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明顯提高，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舊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上。無論是城市化的規模、城市人口的數量及其就業構成，還是城市化的質量和城市的功能作用，都帶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顯著特征，與同期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而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將嚴重制約我國的經濟增長。
過去的30年，我國一直實行勞動者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政策，導致目前經濟中存在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工業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城市化水平偏低，“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政策確實給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好處。第一，由于農村工業利用的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勞動成本與城市相比要低得多，使我國經濟發展在初期階段的資本積累得以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有利于經濟的快速增長；第二，避免了經濟發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導致的城市貧困化問題，從而消除了一些可能阻礙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我國當時的現實條件下，在經濟發展初期實行農村工業化，具有一種選擇的必然性。
不過，當我國經濟發展到如今的水平，城市化水平過低不但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會對其產生嚴重的制約作用。
首先，延緩城鄉二元結構的改造，形成城鄉消費斷層，妨礙國內需求的有效擴展和升級。已有的研究顯示，如果城市化能夠與工業化同步快速增長，目前耐用消費品生產“過剩”的局面就不會出現，許多產業至少還有20多年的增長前景。199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城市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由于對消費品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拉動，按照保守的估計也可帶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時至今日，經過我國經濟多年的快速發展，這一城市化與GDP變動比率應有所提升。我國城市化的嚴重滯后，直接影響消費市場容量的規模，影響投資規模的增長，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
其次，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形成就業結構非均衡發展，削弱了我國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推移過程中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第三產業要求服務對象相對集中，它在人口居住分散的鄉村地區的發展余地有限，而且成本相對較高。由于城市化進程緩慢，直接影響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反過來又削弱了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能力。
再次，制約農業的發展。城市發展緩慢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農村，導致經常出現“地少人多”的低效農業生產，阻礙了農業勞動方式的革新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水平。
最后，影響農村工業的素質提高和持續增長。分散的農村工業享受不到城市地區的聚集效應，公共基礎設施配套率、使用率低，人口和產業聚集程度低，規模經濟效益難以發揮出來，導致對第三產業的拉動力不足，存在著規模和運輸的不經濟。除此之外，農村工業在吸收新技術、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等方面處于天然的不利地位。在這些情況下，農村工業要提高其自身素質和技術含量，比城市工業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在工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也處于不利的地位，影響其持續增長的能力。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低水平的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存在諸多不利因素，但這并不能抹殺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存在的貢獻作用。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個更高的與社會實際相適宜的水平時，其對經濟增長有利的影響就顯得尤為突出。
首先，城市化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有效擴大消費需求。由于城市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在這個過程中，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可謂功不可沒。截至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為3223.85元，城鎮居民的消費性支出是農村居民消費性支出的3.1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擴大和不斷加深，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工作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帶動了其消費水平的升級和消費方式的轉變。與此同時，每個進入城市生活的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都將大幅提升到之前的3倍，粗略的算下來，城市人口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相應上升1.4個百分點。這對于擴大內需，激發國內居民消費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時期，從依靠投資需求轉變為依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加快城市化進程也將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其次，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可以形成巨大的新的投資熱潮，以此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吸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方面，以城市化為契機，通過實行積極的開放政策，鼓勵跨國企業、農村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展，可以迅速形成新的投資熱點及興奮點，從而全面擴大就業需求，帶動我國就業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加快城市化步伐，也需要逐步擴大城市建設投資規模。此時，企業、家庭和政府三方面力量，以城市化為契機和紐帶，匯聚在一起，產生巨大的乘數效應，也能夠形成強大的投資熱潮，進而為解決長期困擾我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打開了一條新思路。
再次，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可以極大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成長和完善。而這也是國民經濟健康快速增長的根本保證?，F代城市是市場經濟的堅固堡壘，城市化過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快速發展的過程。城市化的最大特點是市場，有城市就必定有與其相匹配的市場，城市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就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經濟機制在城市站穩后，才開始向其他地區進軍。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大發展，需要依靠城市化過程的不斷積累而推進；沒有城市化進程為市場發展奠定的堅實基礎，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沒有城市化或城市化不足的市場，其經濟體制就只能是欠發達和低級的市場經濟。
最后，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可以改善國民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布局，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帶領過敏經濟長期、穩健、快速增長。我國改革開放的時間證明，較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能夠不斷吸引農村人進入城市，促進土地的相對集中，農業產業化規模經營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從而增加農戶的生產能力，更有利于農業機械化和先進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使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較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還可以使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緊密結合起來，改變我國工業結構畸形、布局混亂的現狀，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其獲得更快更健康的發展。與此同時，第三產業也能夠從中獲得更大的發展機會，逐漸壯大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大支柱產業。較高的城市化進程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國民經濟整體落后的面貌，使國民經濟走出結構層次低，布局散、亂、差，增長粗放化，整體素質差的誤區；還能緩解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的矛盾和壓力，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雖然高水平的城市化進程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也是無法回避且需要我們正視的。
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伴隨著高度的工業化水平，我國工業經歷了幾十年的輝煌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不過這背后所隱藏的環境污染問題，經日積月累，已經對我們的生存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今后，能否正確處理好城市化進程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將影響到我國未來幾十年經濟能否保持現在的平穩、快速的發展態勢。一味地強調城市發展，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問題，將我們這一代人所產生的污染成本轉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勢必會嚴重削弱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除此之外，在我國一些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還出現了交通嚴重擁堵、失業率居高不下、群體性社會事件頻發、貧困、養老、內城衰落等城市化進程中的副產品。這些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問題，增加了社會成員的經濟成本，降低了經濟在城市中的運行效率。它在困擾城市化發展的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健增長。
城市化經濟范文第5篇
2015年鳳凰財經峰會上，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接受鳳凰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國際慣例來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會出現“逆城市化”，比如大量的北京人一到周末就涌向周邊農村，周日晚上再回去。“逆城市化”會給農村補充一些勞動要素、生產要素，促進城鄉要素和資源的流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是城市人返璞歸真、尋求自然、享受生活的一種必然選擇。從社會現狀來看，目前各類城市交通擁堵、霧霾涌現、食材低劣、運動場地短缺、物質欲望過重的沖擊等等促使人們更加渴望真情與懷念曾經的鄉愁；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無論大小城市人們的綜合生活成本普遍高于農村，比如連續多年的高房價。相反的是，農村大量出現的閑置房屋卻在不停地“呼喚主人回家”；從健康養生角度來看，原汁原味原生態的食材、藍天綠水清新的天然氧吧、涼風習習吹拂的自然愜意感受、無尾氣無噪音的休閑空間等，無不讓中老年群體乃至青年群體心生渴望。凡此種種，給足了“逆城市化”發展趨勢的涵養沃土。
眼光決定未來，需求決定出路。在“三期”（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三性”（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雙重疊加的嚴峻經濟形勢下，面對確?！笆濉表樌_局的當前，既需要科學有序地推進各地新型城鎮化的前進步伐，又需要擺脫房地產畸形發展形成的經濟泡沫，還需要正視“逆城市化”現象帶來的經濟戰略思考，更需要以政治思維謀劃契合“逆城市化”現象引發的經濟深層次轉型發展與融合。就全國各地不斷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而言，不可小視人們在郊區大量買房、城里人去農村辦農家樂、社會資本到山區興辦各種旅游項目、各類城市群體下鄉從事種養殖業等經濟新興體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一旦國家在宏觀規劃上重視、在項目實施上給力、在財經政策上扶持、在經濟金融上助力、在投融資體制上支持，將會給我國發展經濟提供不竭動能的新樣本，將會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帶來強大的新生力。
回頭來看，剛剛過去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十三五規劃總體思路，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創新驅動、農業現代化、改革、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民生、扶貧等十大宏觀方面分析，還是從城鄉發展、社會文化、人民生活以及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等微觀重大戰略舉措的實施透視，都強調了經濟發展需要回歸綠色生態環保這一主題。筆者認為，“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恰恰是印證了今后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運行軌跡。事實上，人口占比可達三分之二的中青群體及年輕人群體，大都有渴望在城市里發展、在廣袤的農村大自然里休閑的心愿，如果把牢“逆城市化”引發的經濟綠色轉型發展的真諦，開辟出無論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都喜歡的農村消費新環境，那么以消費拉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理想就有實現的可能。
可以預言，倘若從國家層面形成發展“逆城市化”經濟的共識，著力提高“逆城市化”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從源頭打通城市和農村經濟相互融通的“大動脈”，讓人們自由舒暢地來往于城市與農村之間，建立起快捷、高效、安全運行的城市農村經濟綜合體，不僅城鎮化發展道路會走得更順，而且“逆城市化”發展路子亦會走得更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