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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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定義范文第1篇

1888年，達爾文曾給科學下過一個定義："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作出結論"。達爾文的定義指出了科學的內涵，即事實與規律。

科學要發現人所未知的事實，并以此為依據，實事求是，而不是脫離現實的純思維的空想。至于規律，則是指客觀事物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聯系。因此，科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經過實踐檢驗和嚴密邏輯論證的，關于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本質及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界不同對象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不同領域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的科學。哲學也是一門科學，它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概括和總結；也是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最一般的規律。

（來源：文章屋網 ）

自然科學的定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歪曲；意義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4-0059-02

歐洲革命風暴以后，恩格斯系統的總結了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的新成就，并且對其在哲學的道路上進行了探索，從而揭示了自然界發展的辯證法，創立了自然辯證法的理論與方法。以《自然辯證法》為標志，恩格斯闡述了自然界、自然科學的客觀辯證法以及概括總結了自然界辯證法的理論與方法。

一、西方學者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否定與歪曲

“自然辯證法”是人們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文章中對于辯證法理解的一種通稱。然而，自盧卡奇以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理論與方法遭到了種種否定與歪曲，持“馬恩對立論”的西方學者認為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降低了馬克思辯證法的理論水平。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最先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做出批判，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然的理解不同。盧卡奇認為人本身是歷史辯證法的現實基礎，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產生出辯證法，并且辯證法是社會歷史性的，圍繞社會歷史領域旋轉，客觀自然界不存在這種相互作用，也就是說――客觀自然界沒有辯證法的存在。盧卡奇質疑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并且反對恩格斯將辯證法推廣到自在的自然本身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種方法在這里只限于歷史和社會領域。來自恩格斯的關于辯證法定義的誤解主要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恩格斯仿效黑格爾的錯誤引導，把這種方法也擴展到自然界。但是，辯證法的決定性因素：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歷史變化…等等，并不是來自我們關于自然界的知識。”盧卡奇對恩格斯的批判對西方引起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美國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家悉尼?胡克指出：“必須排除把辯證法推廣到自然界這種企圖。這和一個自然主義的起點是不相容的。馬克思從未說過自然辯證法，雖然他很清楚在物理和化學的基本組織中量的逐漸變化會導致質的變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承襲于黑格爾自然哲學，他不否認自然辯證法的存在，但是認為自然辯證法只有建立在黑格爾形而上學唯心主義體系的基礎上才成立。諾曼?萊文也說“實際上，恩格斯趕走了哲學，他用實證科學代替了哲學”，他認為馬克思是以人為中心的論述者，而這與恩格斯說的自然界的辯證規律完全不同，恩格斯絕對誤解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內涵。萊文認為馬克思關心的是人類社會的領域，而恩格斯卻集中體現在自然的形而上學方面。

西方批評家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全盤否定，是對社會歷史領域辯證法的歪曲。恩格斯認為人受自然界和社會規律的制約，對自然辯證法的研究是為了更加正確的掌握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從而更好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二、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不同見解

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和自然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當代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探討研究各有不同。在這里，我不引證各家的見解，從恩格斯關于辯證法的兩個基本命題出發。其一，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是關于自然地一般規律；其二，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一種思維方式，其重要特性是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

不同的見解具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分析方法。對于第一種見解，《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地一般規律，這主要是從文本中對于“辯證法”所給出直接的闡釋作為分析對象的。在《自然辯證法》中，“關于一切運動的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不是別的，正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實質上它們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從恩格斯的這個定義中，可以明確《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認為恩格斯辯證法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所以，“自然辯證法”同樣是關于自然界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恩格斯的話充分闡明了辯證法規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恩格斯辯證法是關于自然地一般規律。

而第二種認為自然辯證法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觀點，這一命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其他學科在考察把握世界的問題上都是將思維與存在的統一關系作為理論前提，而哲學則是反思二者的為什么以及怎樣實現統一。

國內研究者孫正聿教授認為恩格斯對辯證法的重大貢獻是在理論思維的層面上系統闡述辯證法。在科學研究領域，人類的自然科學研究從“搜集材料”的科學發展為“整理材料”的科學。恩格斯指出：“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并從而提供說明方法。”孫正聿認為，恩格斯明確把“辯證法”歸結為超越經驗思維的“理論思維”，他認為辯證法是一種思維方式，自然科學中貫注辯證法這一理論思維使自然科學領域不斷發展進步。

對于這兩個命題，我們不能分開單一的去理解，恩格斯對于辯證法的論述是前后一致的，這兩種見解的文本依據在《自然辯證法》一書的都有體現，所以我們要將這兩個命題聯系起來去理解自然辯證法。

三、理解《自然辯證法》的意義之所在

恩格斯對《自然辯證法》是從構建完整的論體系的角度來看待的，也就是說，自然辯證法和社會歷史辯證法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才能構建完整的馬克思主與理論體系。自然辯證法，即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然辯證法》創作距今有近140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自然辯證法》不僅對自然科學領域有重大指導意義，而且在哲學理論層面也引起強烈的反響。首先，《自然辯證法》在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把“辯證法”引入自然科學領域補充馬克思的社會辯證法，為哲學創立了辯證自然觀，完善了哲學。

其次，《自然辯證法》不僅提出了有重要哲學意義的觀點，而且還提出有重要科學意義的觀點，書中不但揭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規律，而且將自然辯證法應用與自然科學研究中，解決了當時自然科學理論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疑難問題，為自然科學中運用辯證法提供了案例。例如：關于闡述“地球――月亮”系統中，潮汐摩擦條件下的機械運動像其他運動形式的轉化問題。恩格斯在1880――1881年寫了《潮汐摩擦?康德和湯姆生――臺特》一文批判湯姆生和臺特的錯誤，并運用運動形式相互轉化的辯證法原理正確地解決了關于地球自轉不均勻性問題。

此外，恩格斯還在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并加以闡述，它所表現出的深刻思想對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系統地總結了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重要成就，深刻地批判了自然科學領域中各種各樣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并且科學地論證和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恩格斯在書中不但揭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規律，而且運用自然辯證法成功的解決了當時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將辯證法運用于自然科學中。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促進了哲學的系統化，在哲學發展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力和十分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自然科學的定義范文第3篇

人文文化是比科學文化古老得多的文化。它是人在其生活和社會實踐中緩慢形成的文化，也是圍繞人思考、研究、撰寫、制作和應用，逐漸展開和達成的、處處與人相關的文化。人文文化是當今唯一能夠與科學文化對峙的文化。從知識層面講，如果說科學文化主要是關于物或物質世界（當然科學也研究人的自然屬性）的文化的話，那么人文文化則是關于人或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文文化是以人文學科為基底的，它主要凝聚在人文知識、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生觀和生活方式中，尤其滲透和顯現于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這是人文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作為人類文化的兩大亞文化，二者是有諸多差別或異質性的，其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與它們脫胎的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差異等價。從知識的外在關聯看，也就是從作為研究活動和社會建制的知識的層面上看，二者的差異主要在以下諸方面。1.研究對象。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涉及的是外部世界，是相對獨立于人的客觀的物質、現象和事件。人文學科研究的是人（類的和個體的）及其文化產物，把主觀精神或思維的東西作為研究對象。2.認識主體。在自然科學中，認識主體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認識對象的旁觀者，二者是可以相對地分離；而在人文學科，二者可以說是合二而一、難分難解。自然科學的認識主體的創造者是不定的，原則上無個人專斷特征；而人文學科的創造者則是特定的，權威痕跡明顯。3.認知取向。自然科學以發現或發明自然的普遍規律（定律、法則、原理）為取向，注重共性而基本不涉及個體性。在人文學科中，尋找一般規律大半是無意義的，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往往針對個體或個別精神進行研究。4.研究方法。自然科學主要采用實證方法和理性方法，偏于抽象，是客觀主義的方法。人文學科主要依靠直覺和體悟，偏于具象，是主觀主義的方法。5.自主性。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的客觀實在，又運用的是客觀主義的方法，形成與實在符合的、系統的、嚴密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使科學發展有自身的邏輯。這種狀況使得自然科學具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性，不大容易受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是，人文學科研究往往會受到群體壓力、政府操縱、利益集團收買、個人偏好等的影響和制約，有可能淪為權力的奴仆和金錢的俘虜，自主性程度相當低下。6.進步性。科學進步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尤其表現在它的累積性上；在人文學科中，很難看到知識的累積或學科的進步。7.成熟度。自然科學雖然歷史不長，但是發展速度很快，達到很高的成熟程度：理論預言準確，實際應用深廣。相形之下，人文學科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應用方面，都顯得遜色不少，甚至諸多學科還停留在常識和日常經驗的范圍，更不用說它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了。8.歷史感。庫恩認為，科學和人文的區別部分在于各自的從業人員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他們領域的歷史。他聲稱，科學家忘記他們領域的歷史，而人文家一直受到他們領域歷史的鼓舞。

從知識的內在特征看，也就是從知識體系本身看二者的差異。1.自然科學是公共知識，具有普遍性、共識性、非私人性。人文學科往往是地方性知識，具有局部性或個體性。2.自然科學知識一般而言是價值中性或價值中立的，對價值判斷不感興趣也無能為力。人文學科負載價值，涉及人類的目標、理想、旨趣、信念、情感等，與價值有千絲萬縷的聯系。3.自然科學知識是由系統而精密的理論構成，是定量化的。人文學科的知識只能說是一種意見，難以定量化或無法定量化，通常沒有正誤和真偽之別，也根本無法用實驗做出判斷和裁決。4.自然科學的概念、范疇、語言不同于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力圖消除擬人的指稱或內涵，甚至可以操作定義，其語言是嚴謹的、精密的，甚至形成形式化、數學化、公理化的語言系統。相反地，人文學科基本上使用日常語言，常常以情感性、體悟性、意會性的語句表達思想或體驗，抒發內心世界的感悟，具有模糊性、隱喻性、多義性、歧義性。5.自然科學理論具有簡單性，或者總是力求把復雜的問題盡可能簡化。與之對照，人文學科，本身是復雜的，而且人文學者也往往喜歡把簡單的事情弄得錯綜復雜。

自然科學的定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格物致知；科學；科學的本質；科學發展

中圖分類號：G4

格物致知源于《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字目上的意思是，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使知道事物本原的能力。東漢鄭玄最早為格物致知做出解釋，認為研究事物而獲得知識、道理。北宋程頤曾曰：“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簡而言之就是要窮究事物道理才能通曉天理。格物致知的含義從最早為《大學》作注的東漢鄭玄，一直到現代的儒學學者，已經爭論了一千余年，至今仍無定論。誠然，在此并不是去討論格物致知的確切釋義，而是探討格物致知這種思想、精神與現代科學的融會貫通之處。

一、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得以發展的基礎是格物

近代，科學被普遍理解為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以及合乎科學（精神、方法等）的。在科技發達的現今社會，幾乎每個人都能對科學談上幾句，無論是知曉幾個著名科學家的名字還是略懂某些科學定理亦或在媒體上能有所聞的最新科學研究。盡管科學的分支很多，現象無數，但它們都離不開“格物”。一般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它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科學或通過反映、描述經驗對象，或通過在典型狀態下的實驗，分析、把握和洞察經驗對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實驗的過程就格物的過程，探究其規律發現其本質的過程。通過“格”實驗對象，進而得到論證，求得答案。與自然科學相對應的是人文科學，人文是一個在歷史中游移的概念，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它是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指人的德行、智慧、文化，教養；在古代中國，它是《易經》中說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成天下”，在當代則指社會道德、科學的社會建制、思想意識形態、政治法律和哲學觀念等。人文科學沒有復雜的實驗論證，對社會、政治和其他方面沒有完全統一的見解，與自然科學對象的物理性和經驗性相比，人文科學的內在意義具有無限開放性和相對不易把握性。縱使人文科學研究對象變化莫測，但它一定是以觀察為基礎的，是對客觀事物有強烈的求知欲，在不斷觀察、思考、論證之后才具備定義的條件。

二、科學的實質與格物致知

20世紀中國哲學界中的科學派對科學的本質進行了積極的探討。科學派認為有了科學方法才有科學知識，科學活動的規定性就靠科學方法而獲得。科學派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任鴻雋在《科學方法講義》中也曾說：“今世所以有科學，因為有科學方法。”[1]當今科學界普遍使用的是歸納法和演繹法，其實，對象是客觀既定的，方法不同則所鎖定的對象不同，即使同一對象也會出現對這個對象的不同方面的認識與研究。科學方法只是科學實質的一個方面，科學的方法必然是通過不斷論證才得到的，而得到科學方法的這個過程就格物致知。科學的另一個方面是科學知識，以張東蓀為代表，他認為科學知識有兩方面，即理論知識與實驗知識，而無論它們是什么樣的知識，在廣博的科學知識中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所謂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窮理也是知無不盡的過程，科學也是不斷探索證偽的過程。證偽，證其不實，在現有的科學基礎上產生的新的科學，進而之前的科學理論，之前的科學理論則成為偽論，被新科學取以代之。這說明科學其實是一種鼓勵置疑的學說。對現有的科學提出懷疑，窮盡其理，科學才會發展，科學的生命才會永恒。

但格物致知不是科學的全部，只是一個貫穿科學實質的精髓。不能說科學涵蓋“格致”，也不能稱科學屬于“格致”。現有主流觀點認為：科學、尤其是近代和現代科學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是它的體系性，如公理體系；一是它的結論。因此，科學至少應是二位一體的科學。事實上，早在古希臘之前，古巴比倫在天文觀測和幾何直觀的結論方面早有大量的積累，但柏拉圖當時堅持認為：古巴比倫沒有數學，因為他們的結論是一堆彼此不相關聯的、魚目混珠的孤立結論，無法在理性上得到較有保障的可靠性，尤其沒有體系性。這些孤立的結論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即可謂格物亦知之至也。若是至之久力，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即可謂科學。

三、科學發展的局限性

科學有自己的使命，科學面對的永遠是未知的領域，科學家永恒的責任和使命就是探索新的現象、發現新的規律、涉足新的領域。實際上，對事物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因研究領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用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所有的領域，有以偏概全的盲目性。哲學上講發展是舊事物的滅亡新事物的產生，科學的發展也是建立在突破之前的“真理”之上的，而突破已被大眾所接受的“科學”就成為科學發展道路上得攔路虎。首先，科學方法的使用。要研究一項新的現象、理論等，方法是成功的關鍵。假使研究者仍按照以前的方法與規范進行研究，就會很難得出新的結論。其次，科學家具有主觀性。即使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研究對象的情況下，不同的研究者可能產生不同的觀察結果，這是和科學家自身的經驗、知識、思維相聯系的。眾所周知，自然科學的一個基礎是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而對外界信息的采集首先是通過感官知覺直接地獲取，再經過思維加工等深入理解。即在格物時，就可能已經產生分歧，出現紕漏，遺失某些會導致另一些可能產生的關鍵因素等，這就使“致知”變成“滯之”，影響科學的進步。格物是第一步，要突破科學的桎梏，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側面，不同形式的生命狀態看待同一個事物具有差異性，如天人看水是琉璃，餓鬼看水是膿血。

事物的發展是有一定的規律的，科學的進步也是波浪式前進的，只有不斷打破固有的思維和方式，才可感受到不一樣的世界，發現截然不同的問題，創造無限可能的未來。

誠然，格物致知的涵義一直以來都處于爭論狀態，我們并不定義格物致知的文字涵義，而是取其具有鼓勵現代科學發展的精華，去其古人狹隘理解的糟粕。格物的“物”已不是古人所指的“虛無”，沒有“喪志”的危險，從總體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具有開放性的，隨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學的內涵越來越顯著。未格物一定莫能致知，這是科學格物致知精神的實質。

自然科學的定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天主教；科學；關系模式

從認識發生學的角度來說，宗教與科學同源，都體現為一種人類對自然、社會的解釋。與東方宗教相比，基督教本身除具有信念因素外，更加具有對世界進行解說的特質，這與科學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深刻的、久遠的關聯。或者可以這樣說，基督教與科學都是對同一世界的不同認識與分析模式，盡管角度、模式與方法可能并不相同，但由于作用于同一認識主體，所以它們之間的關系必然會呈現出一種極其復雜的狀態。從歷史發展過程中來看，兩者的關系在不同方面與不同時期可能完全不同，或者是對立與沖突，或者是和解與融合，再或者兩者各不相關。在歷史發展中，基督教與科學的關系也因此存在著不斷演化發展的趨勢。

1.近現代科學影響與天主教自身變化

天主教與東正教、新教被稱為基督教三大派別，現在約有15億到21億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總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別之中，天主教又被稱為公教會、羅馬正教，在基督教中擁有極其特殊的地位，其他兩大教派都是從其中分離出的。在基督教歷史發展形成了諸多派別，它們與科學的關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礎上也存在著具體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所以專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并且將時間定位于20世紀兩者關系的演變，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準確性，同時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天主教在整個現代西方社會與人的內心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在產生與發展過程中，與東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與現實基礎之上，這與古希臘羅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質疑精神與思辨的思維方式有關。同時即使在中世紀發展過程中，神學也走過了從粗陋的教父神學到經院哲學的階段。理性論證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僅具有超驗的特性，而且有可能為人的智識和內心體驗所感受，這將能夠更好的搭建基督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僅具有神的屬性，亦潛含人的屬性，這為天主教在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能夠不斷發展，展現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天主教具有現代轉向的內在潛質，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天主教或者說整個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無法具備的時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以來，科學對天主教的發展施加了極為強大的影響。就作為思想意識形式的神學來說，文藝復興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較為穩定的文化思想基礎和理性基礎，作為現實表現形式的教會實體，天主教還具有政治、經濟基礎，神學及其在這一歷史基礎上表現出一種極其穩定的秩序。近現代社會的變革、文藝復興與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動搖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這些歷史基礎，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會處在某種秩序失衡所帶來的社會與人內心世界的"動蕩"之中，如果說西方現代國家的興起與政教分離的國策，意大利的統一，教皇國的覆滅動搖與瓦解的是教會實體建制化政治、經濟統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則是對天主教傳統文化思想秩序的沖擊與動搖，新教與清教是對文藝復興新興人文主義文化思想的適應，而與之相對性的同時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則是試圖對舊秩序的堅持與維護。中世紀建立在古希臘新柏拉圖主義、新斯多葛主義等唯心主義哲學并經教父神學、經院哲學發展完善的理性基礎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學興起所導致的最為猛烈的沖擊。自近代自然科學興起到現在幾百年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教會還是天主教神學都處于一種傳統理性秩序備受沖擊而新秩序不斷形成的現代嬗變過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現代，尤其是20世紀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既是對天主教，對科學的現展進行較為清晰的定位與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對西方現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較為準確分析。

20世紀以來，教會世俗權力喪失與教俗分離，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發展道路，天主教思想從傳統走向現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礎與淵源之上，天主教現代轉向的思想淵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別表現為：自然神論的護教思想、克爾凱戈爾信仰主義新正統神學的先聲、實證主義與自然主義科學的宗教解釋嘗試等等，這些思想的發展為20世紀天主教的現代轉向做好了鋪墊。在某種意義上，天主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經歷了現代派神學主觀主義宗教觀對教廷權威的挑戰，回歸傳統的基要主義合一夢想的破滅以及新正統神學的出現，天主教必須結束自我囚禁的“羅馬囚徒”，走出城堡思維才能適應現代社會。而在與科學的關系上，天主教與科學關系沖突模式基本結束，傳統體制沖突模式基本被現代積極主動、參與建設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對科學與天主教關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來說，天主教從產生開始就與科學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如果采用一種較為寬泛的科學定義，科學則與人類的產生同步，從這個意義上，科學比天主教的產生要早得多。同時，天主教的教義與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哲學和當時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由于哲學與科學的在其后歷史中各自的發展，使得這一基礎不可避免存在著與后世現實無法適應的問題。在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依據兩者關系在不同時期的具體特點，可以將兩者關系史大體分為幾個階段：中世紀之前的相互獨立與平行發展時期，中世紀的穩定發展時期，文藝復興后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到20世紀之前的沖突時期，20世紀以來的對話時期。當然對上述不同時期的兩者關系的概括對應每個時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種模式，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在每一個時期都是一種極其復雜的存在，只不過在每一時期都有著不同的主色調而已。

首先對于基督教產生后到文藝復興之前這一段時期，盡管這一時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變化與動蕩是極其劇烈的，從古羅馬下層被統治階級的宗教思想經過幾百年的動蕩與沖突逐步成為為統治階級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臘羅馬哲學體現出較強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加上當時自然科學進展的相對緩慢，與此同時，宗教思想還處于弱小的萌芽發展時期，基督教對當時哲學與科學理論知識還在不斷吸收運用，所以這一時期西方基督教與科學的關系應該是相互獨立、平行發展和缺少沖突的。對于中世紀，傳統觀點一般稱之為"千年黑夜"時期，對于黑夜的定義，似乎有相當一部分是說科學淪為宗教的婢女，科學為論證基督教服務，從而導致中世紀科學發展的緩慢。的確在中世紀，天主教或者說整個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為一種極其強大的思想與社會統治力量，對科學起到了限制、約束和阻礙的作用，但是這一時期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穩固與平靜，天主教對科學的壓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體來說還包括科學自身發展機制所導致科學發展緩慢，整個社會文明演進、社會經濟進展對科學的需求缺乏。與此同時，教會在對科學制約的同時，教會或者整個社會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對科學發展促進的一面。如從天主教教父神學到經院哲學的發展也錘煉了人的理性思維與思辨能力，鍛煉了人的心智，為后來科學的發展奠定了思維基礎；中世紀將阿拉伯科學著作翻譯成西歐的通用語言拉丁文并在歐洲流傳也對當時和未來的科學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再有中世紀西歐大學的產生、興起與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科學發展進行了思維訓練與人才的儲備。另一方面，在中世紀對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一定自由的空間，在中世紀，“出現了一個‘神學家——自然哲學家’階層。這通常是在大學內，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學上是合法的。盡管普遍認為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異教徒哲學家（所以對基督教的價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視為是進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種資源，這樣也就能夠更多的理解創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紀自然科學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羅伯特·格羅斯泰特、尼古拉斯·奧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們全都是活躍的神學家，但并不認為自己的信仰與對自然秩序的研究這兩者之間有什么沖突。”[1]

3.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沖突與緩和

從文藝復興后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到20世紀之前，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進入了沖突時期，沖突模式作為天主教與科學的時代主色調與關系模式并非伴隨兩者關系的始終，而只是階段性的表現，這一時期西方科學與宗教的沖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學建立在經驗基礎上，改變了過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學帶有極強的機械性與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學無論是研究基礎還是結論都體現為對天主教傳統理性與現實基礎的一種顛覆，因此必然會導致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如16、17世紀的天文學進展，17、18世紀經典物理學體系的建立，19世紀達爾文生物進化論都曾帶給天主教以軒然大波，使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上升到世紀論戰烈度。之所以雙方沖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內在邏輯沖突外，還在于雙方外在的社會性建制沖突，近代社會科學的日漸強大并不僅在于科學知識與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長，還在于科學被整個社會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權、工廠企業、航海運輸以及軍事戰爭所需要，科學可以帶來革新與進步，因此科學獲得了超越國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體制力量與建制化也在發展中羽翼漸豐，這使得天主教在沖突中充滿焦慮，而科學體制在充當堅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時不斷前進，在沖突中似乎節節勝利的同時也逐漸遠離了迫害。

近代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并逐漸發展，事實上還意味著社會主流思維方式的轉變，即思辨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轉變，建立在經驗歸納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在對宗教取得勝利的同時，科學本身或者與科學相關的近現代哲學的發展也使得現代社會陷入了理性的危機，科學或許并不是和宗教完全絕緣與對立，科學在現代也在某種程度上和宗教面臨著同樣需要自我辯護的現狀，在發展過程中，科學雖仍堅持其經驗歸納的基礎，但新物理學、現代天文學等等方面的進展仍然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借助思辨的方法，研究領域也在一定范圍內與神學不謀而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某些方面或許科學在走向神學。另一方面，19世紀末到20世紀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表現暫時還算平靜的時候，天主教也需要重新整理與思考如何走向現代社會，只有接受現實社會才能融入現代社會，才能重新爭奪社會影響力與話語權，保持其地位，恢復影響力與發揮作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于天主教還是科學，雙方關系迎來了對話與整合的時代機遇。從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到現代社會，天主教與科學關系從沖突走向對話也就成為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