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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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范文第1篇
關鍵詞 人口自然結構 變動 勞動經濟參與
一、前言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進入了全新的階段，人口自然結構變動以及經濟結構轉型正在深入進行，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密切關聯凸顯出來。勞動經濟參與率的變化受到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直接影響，教育年限的延長、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嚴峻的就業形勢，都是導致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從人口結構、勞動年齡人口、經濟活動人口進行綜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與經濟之間的規律。
二、我國人口自然結構的現狀及特征
（1）年齡結構。人口老齡化是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最顯著的體現，同時還存在著性別結構失衡的狀況。0～14歲少年兒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減少，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形勢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會持續增加，而勞動人口會隨之減少，勞動經濟參與率降低，這是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特征。
（2）勞動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勞動人口結構。綜合分析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包括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多個方面的因素，25～44歲年齡階段的人口為主要勞動力，45歲以上年齡人口則視為年老勞動力。近年來，25～44歲年齡階段的勞動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歲以上年老勞動人口則在呈現上升的勢頭，我國的勞動人口結構也開始出現老齡化的趨勢。勞動人口結構老齡化，導致了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下降。根據我國的而經濟結構和發展形勢來看，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1]
三、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的現狀及特征
（1）勞動經濟參與率的變化趨勢。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重要因素。從改革開放為起始點，我國的勞動經濟參與率最開始呈現出上升的勢頭，然后逐漸趨于平緩，最終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這與我國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的變化有著很重要的聯系。1978～1990年階段是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率持續增長的時期，從1990年開始下降，進入2000年后，我國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勞動經濟參與率伴隨著勞動人口和經濟活動人口的變化發生改變時，我國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另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勞動經濟參與率與社會體制有著一定的關聯，我國的勞動經濟參與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2]
（2）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主要因素。勞動人口的年齡、性別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主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各個年齡階段的勞動人口的勞動人口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歲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歲和4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從近年來我國勞動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的形勢來看，有著十分明顯的年齡區別。女性勞動人口勞動經濟參與率下降幅度要遠遠高于男性勞動人口。尤其是在4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當中，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比例大幅下降。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近幾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來看，初中文化程度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學歷人群。在高學歷人群當中，大學本科勞動經濟參與率最低，這與大學本科生占據相對高學歷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著一定的關聯。另外，城鄉間、地區間勞動經濟參與率有著很大的差別，農村勞動經濟參與率要遠遠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區不同經濟結構和發展形勢的影響，地區間的勞動經濟參與率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都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鄰省份勞動經濟參與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別不大。[3]
四、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對勞動經濟參與的影響
（1）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的影響。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對勞動經濟參與有著密切的關聯，對微觀勞動經濟參與決策以及勞動經濟參與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微觀個體年齡的影響。勞動人口在參與勞動經濟的過程中，不同階段對于參與勞動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是不同的，在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中你，其勞動所獲得的回報也在增加，這個階段參與勞動經濟的積極性更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和精力下降，參與積極性不高。因此，受到勞動力個體年齡變化的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也隨之發生著變化，進而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決策。其次，宏觀人口自然結構變動的影響。由于勞動經濟參與率受到人口年齡變化的影響，從宏觀整體來看，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極大地影響勞動經濟參與率，即宏觀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水平。當前我國社會呈現人口老齡化趨勢，45歲以上的年老勞動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觀人口自然結構整體的勞動力。受到年齡的增長，體力、精力以及參與積極性下降的影響，勞動經濟參與水平會隨之下降，勞動生產率較低。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培養新生勞動力投入到勞動經濟活動當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緩解由于勞動人口老齡化而導致的勞動生產率，保持良好的勞動經濟參與水平。積極鼓勵女性投入到勞動經濟活動當中，改變傳統觀念，提升勞動經濟參與率，平衡勞動力比重，使勞動經濟參與率能夠積極適應宏觀人口自然結構的變動。[4]
（2）社會因素的影響。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受到多重社會因素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勞動經濟參與率。宏觀勞動經濟活動是由微觀個體行為組成的，同樣也影響著勞動生產率。而社會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影響其個人的行為能力和人力資本，決定其在勞動經濟活動當中的貢獻以及獲得的回報，影響其參與的積極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員組成、家庭成員的收入、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等多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影響到勞動經濟參與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響，工資率越高，則勞動經濟參與水平越高。[5]
五、結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國的人口自然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影響著勞動經濟參與，同時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結合人口自然結構變動和勞動經濟參與的現狀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了解人口自然結構變動與勞動經濟參與之間的規律，探究其影響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進人口與經濟的平衡發展。
（作者單位為SMC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1] 王歡，黃健元，王薇.人口結構轉變、產業及就業結構調整背景下勞動力供求關系分析[J].人口與經濟，2014（02）： 96-105.
[2] 王金營，楊磊.中國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實證[J].人口學刊，2010 （05）：15-24.
[3] 程恩富，高建昆.我國勞動力資源變動趨勢與預測[J].經濟縱橫，2012（05）： 1-8.
[4] 魏下海，董志強，趙秋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勞動收入份額：理論與經驗研究
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范文第2篇
農村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和來自農業的收入持續下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農業與農村以外轉移。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業比較效益低和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最主要動因。62％的外出者是因為農業的比較效益低，想外出多掙些錢；26.4％的勞動力是因為家中人多地少無活可干而外出。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面臨諸多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農村勞動力總量還在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隨著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林牧漁業所需勞動力規模還將進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業壓力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轉移空間越來越小。
第三，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職業適應能力差。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素質上的局限性決定了他們在行業選擇上的局限性。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服務業及其他一些行業，大多數從事的是簡單勞動。當前非農產業技術進步、結構升級的步伐加快，對員工素質的要求不斷提升，素質較低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很難適應這一變化。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勞動力市場形勢的分析顯示，近年來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會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國城市中低級勞動力市場競爭過度，高級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這也給進一步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增加了難度。
第四，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視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農民工合法權益屢受侵害。
對于出現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長期以來走了一條非均衡式的發展道路。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政府采取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為工業提供積累，這使得農民的利益受到剝奪，城鄉間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顯。為了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國建立了森嚴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口劃分為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將戶口與就業、福利等掛鉤。國家對非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實行“大包大攬”和低價補貼政策，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福利則由農民自行解決。這種二元經濟政策導致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農民的全面貧困。改革開放后，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就業，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現象，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形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有人認為，農民進城打工搶了城市勞動力的“飯碗”。
許多地方還出臺了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辭退沒有本地戶口的外來勞動力，將其崗位轉讓給本地勞動力；收費，即向雇用外來勞動力的單位或外來人口個人征收就業管理費、就業調節金、暫住人口管理費，以用于下崗工人安置的相關經費；限制，即限定外來勞動力進入的行業或崗位。實際上，這種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懷疑的。首先，這種通過“騰籠換鳥”政策騰出來的崗位，本地勞動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沒有經過勞動技能方面的培訓，職業技能普遍較低，無法勝任城市工業的某些現代化勞動，只能進入非正規部門，從事一些城市勞動力不愿干的工作。從長遠看，我國應當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體系，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健全整合。
二、農村就業制約因素
對于農村就業問題，我國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討：（1）對于我國農村就業的特點、范圍、趨勢、富余勞動力和農村失業、農村貧困、農村和城鎮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壓力等；（2）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農村就業的影響；（3）對農業和非農業增長和生產力的影響，以及對工作數量和收入減少的估計；（4）農村就業中的性別問題；（5）農村就業的政策框架。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中介服務組織發展還很不平衡。已經建立的中介組織，特別是鄉鎮級的服務組織，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相對集中統
一、信息暢通、運作規范的中介服務網絡。從勞動力轉移的渠道看，通過勞動力中介機構的占少數，多數屬自找門路、自行外出，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較大。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1、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進一步轉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素質偏低。目前已經轉移的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而仍滯留于第一產業、難于實現轉移的勞動力多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農村勞動力勞動技能低，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不多。三是農村滯留勞動力進取意識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識較強。
2、轉移空間的制約。首先，鄉鎮企業吸納能力的減弱。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鄉鎮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一批鄉鎮企業倒閉了，一批好的鄉鎮企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吸納農村勞動力趨于絕對飽和和相對短缺。其次，城市容納有限。由于城鎮職工的下崗失業隊伍不斷擴大，新增勞動力加速，對農民工產生“排擠”。再次，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減弱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功能。
3、配套政策滯后的制約。首先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放棄土地、脫離農村的農民工進城后得不到與城市人一樣的醫保、養保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使轉移勞動力還有后顧之憂，不得不成為離農不離土的兼職農民。第二是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組織農民開展土地流轉，從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農民不能成為規模經營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因土地的牽制而成為兼業農民。第三是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一部分想脫離農村、扎根城市的農民，因為戶口不能解決，而導致住房、子女入學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第四是缺少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上的扶持，使農民出國、進城務工支付過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
1、逐步打破城鄉壁壘，取消各種歧視性政策。傳統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之間明顯的經濟勢差和社會勢差，勞動力市場中也出現了很多歧視性就業政策，最終影響城市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對其實施深度改革。當然，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盡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則逐步推進。在這一漸進過程中，關鍵在于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非農業部門吸納一個勞動力，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基礎設施條件的資本投入。同時，應當逐步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和區域分割的局面，使農民能夠逐步進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從業的行業，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
2、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政府對勞動力的調控應從僅由面對城鎮就業，擴大到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就業，逐步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把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
（1）加強各地政府調控勞動力市場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業率作為各級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要加快各級政府在提高再就業率、采取再就業措施方面的法律責任。各級政府要把控制失業率、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政府部門應成立對農村勞動力市場進行管理的專門部門，建立一套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和政策體系，包括防止就業歧視、保護平等競爭、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行為、消除市場障礙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為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地運行創造環境和條件。同時，依據政策法規和勞動合同，開展爭議仲裁處理和勞動監察工作。還應打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信息溝通不暢的局面，由各級政府牽頭，以勞動主管部門為主，各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組建區域性或省級統一的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
（2）加強法律法規建設。盡量依靠法制調控勞動力市場，規范市場運行秩序要以國家現行法規《勞動法》為“龍頭法”，通過制定就業促進法、職業介紹法等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包括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維護市場秩序以及政府宏觀調控、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為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提供法律保障。應當完善勞動爭議、勞動仲裁、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同時，動用勞動監察手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爭議問題，以便保護企業和勞動者擇業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正常發育和運行。
（3）建立完善的勞動監測指標體系。把農村的失業率、工資增長率、工資結構、勞動關系緊張程度等作為監測內容。同時，建立統計監測制度、聯絡員制度和信息反饋系統、監測預警系統及綜合調度系統，逐步實現對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況的監測預警。
（4）改革工資體系。除國家公務員外，其他就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應由企業、部門在國家法規框架內自行制定，讓工資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勞動力資源的地區和行業配置，通過彈性工資計劃、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企業工資監督檢查制度等措施，加強對工資發放的宏觀調控。通過深化內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勞動者的素質和所承擔的任務，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工資標準，使工資水平基本反映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從而發揮工資對勞動者就業方面的調節作用。
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范文第3篇
關鍵詞：對外開放 農民工收入 勞動力流動 經濟發展
引言
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現代非農業部門流動是各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也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轉型和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長期以來農民工以相對較低的工資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農民工的低工資是無法維系的，工資上漲的壓力已經出現并將持續，無論是勞動力成本上升還是環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經濟發展模式做出轉變，改變以往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分析了對外開放的背景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離開農業的過程中，其收入的特征，以及農民工工資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機制，根據分析結果，從企業微觀經營和政府宏觀調控兩個方面提出發展建議。
對外開放條件下勞動力流動現狀與農民工收入特征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現狀
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為保證計劃經濟體制的實施，戶籍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限制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工業中的城市居民和農業中的農村居民被區別對待，城鄉二元體制形成了，廣大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中，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權利是不平等的。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面實施，解放了生產力，同時出現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以后，城市經濟發展需要大批工人從事建筑業和制造業，產生了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戶籍限制被打破。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有：一是農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二是從事非農業的收入高于農業收入；三是城鎮的生活條件優于農村，農民希望自己或者子女能從農村居民轉變為城市居民。農民工的人數穩定上升，到2011年，農民工的人數上升至25278萬人（見表1）。
（二）對外開放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以來，對外貿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貿易的開展充分利用了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解決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就業。首先，國際貿易通過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增加了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吸納了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而提高了農民的工資收入；其次，我國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業中，相對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環節，使得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吸收了不少勞動力，其中非技術性勞動力的規模較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低技能勞動者的收人水平。
反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促進了外貿的蓬勃發展。外貿企業勞動力成本長期保持優勢，農民工的低工資和農民工的吃苦耐勞是兩個不可缺的因素。農民工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農民工收入特征
總體上，農民工的收入持續增加，年人均收入從2003年的8424元增長到2011年的24588元（見圖1）。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行業主要是制造業，2009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占農民工總數的44.4%，往后順次為服務業，比例為12.4%，建筑業比例為9.8%（王萍萍等，2011）。勞動強度大仍是農民工工作的特點。
據統計資料顯示，農民工的年收入已超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對這個結果的解讀要謹慎，不能盲目樂觀。因為城市中的農民工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平等的社會福利，比如城市中的農民工在醫療、住房、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困難。農民工受雇單位或企業為其繳納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的比例較低。并且，考慮到農民工經常超時工作，若以小時工資衡量其收入水平實際是很低的，同時農民工還遭受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歧視。因此，盡管統計數字顯示農民工收入上升，但考慮到所享有低水平的社會福利和高水平的勞動強度，農民工工作條件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對外開放條件下農民工工資與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增長類型：一方面是以維持生計的工資源源不斷地提供勞動力的傳統經濟部門；另一方面是受資本積累制約的不斷擴張的現代經濟部門。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以低工資向工業部門提供大量勞動力，直到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把傳統經濟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二元經濟增長才逐步被合成為一體化的和均衡的現代經濟增長（蔡，2007）。
“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在當前工資水平下，勞動力需求超過勞動力供給速度，需要提高工資才能使供需均衡（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經濟增長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根本原因。我國長期處于一種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其典型特征，企業和政府都充分利用了低廉的勞動力來發展企業和社會的經濟。但是當劉易斯轉折點臨近，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企業和政府面臨著不同的發展環境。
企業面臨的情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引發的就業市場的變化、農民工工資上升引發的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發展和工作環境改善的訴求、我國外貿由高速發展期進入結構調整期。這都要求企業的經營策略做出調整。
政府面臨的情況是：首先，勞動力工資上升引發的我國經濟比較優勢的變化。依靠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無法維系，需要政府引導企業和社會從靜態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化。其次，農民工地位上升提高了自身的話語權，有助于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機制，需要政府解決勞動力市場上對農民工合法利益的侵蝕。進一步地，需要政府提高農民工的社會福利，給予農民工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市民身份。
總體而言，企業的經營方式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乃至我國整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形態，都曾經建立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上，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企業和政府都面臨著上述情況，需要做出調整。
二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經濟可持續發展建議
（一）企業微觀經營的對策建議
第一，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繳納比例。2008年1月1日，旨在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可以說，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企業遵循《勞動合同法》規定，給員工購買社會保險，加班付雙倍工資，辭退員工要有經濟補償，是一個利于企業經營的選擇：首先，良好的員工待遇有助于留住老員工，企業在老員工中的好口碑有利于吸引老員工的親屬及鄉親，有助于解決企業招工難的問題。較低的離職率意味著員工工作的熟練程度高，廢品率的減少，產品質量的提升，交貨速度的加快。其次，順應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實，盡快調整企業的經營策略，有助于企業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第二，遷往更利于企業經營的位置。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面對用工成本上升、“招工難”的問題，可以考慮向中西部勞動力成本相對便宜的地方遷移。但是，這需要遷入地盡快發展相應的配套設施，比如完善物流系統、促使供應鏈中各個環節的廠商集聚等。
第三，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爸袊圃臁背诵枰J真研究如何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變位于價值鏈底端的生產模式，產品附加值低是企業生存艱難的主要原因。我國企業若只能得到低端的制造或加工環節的利潤，而高端的產品設計、采購、倉儲運輸一直到零售的價值均無法獲得，那么生存條件必然惡劣，壓低勞動力成本不是長久之計。應該注重整合產業鏈，推廣自主品牌進而提高企業的利潤。
第四，重視國內消費市場。國外市場持續低迷，而國內市場正蓬勃發展，國內市場不僅容量大且多樣化，這也是外國公司看重我國市場的原因。轉向國內市場有利于擴大企業的銷售渠道，分散國際市場的風險。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受雇于外向型企業，而外向型企業能夠承受的最高勞動力價格由國際市場、匯率變化等因素“外部給定”（江霈、冷靜，2008），當外部條件發生不利變化時，就業市場也陷入困境，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依靠外需拉動轉向依靠內需拉動，就業市場對外部環境的依賴也會減弱。
（二）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第一，采取措施使農民工享有社會保險。首先，政府需要嚴格監督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社保的情況。其次，建立農民工維權渠道。2011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頒布實施，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范疇，使農民工享有與城鎮職工一樣平等的社會保險權益。但在實踐中，有一些企業有意規避或者逃避繳納社會保險費，這損害了農民工合法利益。政府除了嚴格執法外，還應加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普法宣傳工作，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法律意識不強，并且由于以往的制度缺陷還不了解新頒布的法律是如何保護自身權益的。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訴諸于法律，又無可選擇的維權渠道，最后采取極端的行為反抗社會不公。
第二，關注農民工子女問題。一方面是關注隨農民工進城的子女，另一方面是關注留守兒童。隨父母進城的兒童雖有父母陪伴，但他們在有差異的新環境中的茫然和不適應都需要給予特別的關愛和心理疏導。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在城市中的農民工子女，都不僅需要政府投入足夠的教育資源，還需要學校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關注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問題、學習問題，使所有的兒童有一個公平的教育起點。
第三，實施職業教育和培訓提高農民工技能。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環境壓力增大，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浪費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更為顯著。雖然目前出現了農民工工資上升、大學生就業困難工資低的局面，使得農民產生教育回報率低的想法，但是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動的產業結構升級，低教育水平將無法適應新的工作需求。因此，制定和實施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計劃，提高農民工的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是從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考慮的戰略選擇。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我國繼續保持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以滿足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人口、資源、環境發生變化的新階段的要求。
第四，改善中小微型企業的經營環境。中小微型企業是容納就業的主力軍，當面臨成本上升和經濟下滑時，吸納就業能力就會大幅下降。用工成本和原材料價格上升以及融資困難使得中小微企業步履艱難，而其享受的政策優惠，同大型國有企業相比，是比較匱乏的。在我國經濟史上，農民工一度被排擠在國有企業就業市場外，農民工進入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弱，遇到金融危機經營困難，或裁員或倒閉，從而產生了民工返鄉潮。擴大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降低其稅收，改善其經營環境，使得企業自身取得發展，才有能力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因此，從政策上支持中小微企業的發展，不僅增強了經濟活力，擴大了就業市場，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參考文獻：
1.王萍萍等“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新生代農民工數量、結構和特點.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范文第4篇
一、工資上漲壓力來自何處?
在改革開放以后長達20余年的時間里，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就業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沒有顯示實質性的提高。這并不奇怪，因為直到2004年之前，中國處于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以民工荒為標志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先于2004年出現，隨后就從未間斷，并推動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因此，按照二元經濟理論的定義，我們把2004年看做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年份。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相應地人口撫養比不再下降的轉折點。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或就業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然是無限供給了。二元經濟向新古典模式轉換的重要起點是劉易斯轉折點。發展經濟學一般認為有兩個劉易斯轉折點(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稱作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此時農業勞動力工資尚未由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現代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仍然存在差異。而把農業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的工資都已經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相等階段的到來，稱作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或商業化點，這時才意味著二元經濟的終結。鑒于此，許多研究者愿意將其看作或者稱作劉易斯轉折區間。一方面，把劉易斯轉折看作是一個區間固然有不方便之處，如無法具體指出轉折的時間點，妨礙討論中的措辭。另一方面，這樣認識劉易斯轉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為這樣有利于觀察兩個劉易斯轉折點之間的距離或者需要經過的時間。由于我們無法預測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時間，這里可以引進另外一個同等重要的轉折點，即人口紅利消失點。從統計上說，這個轉折點是指勞動年齡人口停止長期增長的趨勢，相應地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結構變化轉折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作為參照，來理解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或商業化點，因為后者是理論意義上存在，終究需要一個具體的象征性的時間點來代表。也就是說，在勞動力供給絕對量不再增長的情況下，必然產生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邊際生產力迅速趨同的壓力。因此，劉易斯轉折點到人口紅利轉折點之間，我們可以認為是劉易斯轉折區間，是二元經濟到新古典模式轉換的重要區間，其間勞動力市場性質是二元經濟特征與新古典特征并存，區間的終點便是新古典占主導的模式的起點。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脫胎于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將會經歷兩個轉折點，一個是人們感受到勞動力短缺的劉易斯轉折點，另一個是實實在在的勞動力不再增加的轉折點，我們可以稱之為人口紅利轉折點。如果說前一個轉折點是一個警鐘，其到來之后仍然可以給我們一些適應和調整的時間的話，后一個轉折點則是一個事實，其到來將給一個經濟發展時期畫上句號。因此，兩個轉折點之間的時間長度很重要，關系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早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并沒有經歷過明顯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沒有顯而易見的共同軌跡可循。但是，東亞發達經濟體經歷過這個階段，可以作為參照系，對我們應該有所借鑒。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和人口統計及預測，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的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Bai，1982)［4］，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見圖1)。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的調整時間。更不用說，如果像許多我的同行所爭論的那樣，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轉折點(蔡昉、楊濤、黃益平，2012)［5］，則不是兩個轉折點同時到來，便是人口紅利轉折點率先到來。不過，這在邏輯上并不成立，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都已經不增長了，遑論勞動力無限供給。但不管怎么說，兩個轉折點間隔如此之短，對中國的挑戰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說日本和韓國的兩個轉折點之間的時間關系，主要是由勞動力轉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決定的話，中國則更多地受到人口轉移速度或供給方因素的影響。很顯然，在轉折點上的這個特殊性，給中國應對挑戰帶來更大的難度。這無疑可以解釋為什么民工荒現象這么嚴重，工資上漲壓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們做出判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壓力不會消失。
二、工資提高是可持續的嗎?
在經濟增長繼續保持對勞動力的強大需求的同時，勞動力供給速度減慢并進而停止增長，必然推動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這就是勞動力供求關系法則。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相應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現狀，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無疑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資增長的可持續性在于勞動生產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滯后，不能支撐工資的增長，在微觀層面上就會造成企業的經營困難，在宏觀層面上導致通貨膨脹。那樣的話，經濟增長相應也會陷入不可持續的境地。那么，總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能承受得起工資的上漲嗎?從數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勞動生產率與工資上漲之間，在工業部門基本保持了同步，農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快。特別是，長期以來工資上漲滯后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近年來的工資提高也有補償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進行分析，我們對此還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當我們計算部門勞動生產率時，所依據的勞動者數據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業和建筑業企業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而這些工人常常沒有進入企業就業人員的正規統計中。例如，2010年城鎮居民的總就業中，大約有1.1億人沒有進入企業和單位的統計報表中。而農民工沒有被企業列入統計報表的比重顯然更大。如果把這部分工人計算在內的話，意味著計算勞動生產率的分母會顯著加大，實際勞動生產率一定會降低。其次，目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續性。通常，提高勞動生產率要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增加資本投入來替代勞動力，表現為資本—勞動比的提高;二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資本—勞動比的提高達到的。例如，根據世界銀行專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國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預計進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則相應從1978—1994年的46.9%下降為1995—2009年的31.8%，進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勞動力短缺條件下，資本—勞動比的持續提高會導致資本報酬遞減，因此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續的。日本的教訓十分有助于說明這一點。日本在196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勞動生產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也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間，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大約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十分顯著。然而，1991—2000年期間，資本—勞動比提高的貢獻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變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與此相伴隨的，則是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中國近年來也顯示出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如圖2所示，伴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迅速上升，資本邊際報酬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資上漲速度的情況下，由于兩者并不同時發生，所以也會出現名義物價上漲的現象發生，即工資提高引起消費擴大，進而拉動物價上漲。雖然由于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總體上是不影響實際生活水平的，但是，整體上漲的物價水平，終究對低收入者有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今后我們不可避免地與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護低收入者的社會保護政策。換句話說，在預見到這種基本趨勢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應對物價上漲過度敏感，而應該在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目標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觀經濟高度關注通貨膨脹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實施偏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一方面，調控對象往往傾斜地指向中小企業，造成后者在面對日益提高的生產要素成本壓力的同時，還經常會遇到融資困難。在產業結構調整加速的時期，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阻礙這種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一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領先或同步于工資上漲速度，成本推動型和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都會上升，會傷害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和社會穩定。因此，爭取宏觀經濟穩定，不僅有賴于執行適當的調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
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范文第5篇
關鍵詞：勞動市場；就業形勢；對策
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就業形勢無疑是嚴峻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已直接影響到很多企業的發展，也波及原本就不堪重負的就業市場，企業裁員、減薪，大批從業人員轉行，跳槽尋求高薪穩定的職業！
我國當前勞動力就業就業存在的問題
1、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呈逐年遞增之勢，供求關系的偏離值正在加大！高校不斷擴招，越來越多高校畢業生出現“畢業即失業”的情況，這對于只有理論而缺乏實踐或工作經驗不足的應屆畢業生來說無疑雪上加霜。大批就業者被企業拒之門外！近1/3的大學畢業生因缺乏技能而離職，表明大學畢業生在學校所學非企業所需，畢業之后難以在職場上站穩腳跟。另一方面，很多經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學生，往往很容易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甚至成為企業搶手人才！就拿正在中國飛速發展的互聯網行業來說，據調查研究報告稱，3G時代網絡技術人才缺口將達到50萬以上，根據經濟學家胡鞍鋼的估算，3G正式啟動之后，每年將直接增加100萬個以上網絡技術人員就業機會，中華英才網近日也的就業指數調查顯示，從全國行業職位整體分布來看，計算機、信息服務行業仍以近20%份額占據著招聘熱點行業首席，而網絡工程師需求量每年的缺口超過60萬人，而且這個數據隨著中國網絡的普及而快速遞增。因此，國內很多行業的技術人才缺口正在逐漸擴大這個現狀不容忽視。
2、城鎮失業率已經敲響警鐘。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就業壓力持續加大，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增加，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不斷上升。但有關專家判斷我國的城鎮實際失業率已經超過了7%的警戒線。與此同時，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下崗職工將陸續出中心，大部分需要重新就業，黨政機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還存在2800萬隱性失業人員。因而，城鎮的實際失業率當在兩位數以上。一般認為，失業率超過9.7%時，就會造成重大的社會經濟風險，必須采取緊急措施。
3、國內經濟調整將對就業帶來影響。我國的經濟重心已逐步從珠三角地區向長江三角洲轉移，從地域發展上看，經濟發展呈現的趨勢為局部發展向整體均衡化方向。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勢必會將重心放到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和勞動力等資源從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轉移。這即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也是勞動力報酬提高和消費升級的過程。這個過程要求社會向企業提供更多接受更好教育具有技術能力的勞動者。有資料顯示，我國目前的7000萬技工中，中級工占35%，高級工只有0.5%。如果把農民工算進去，中級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過20%。然而，由于大多數農民工長期處于漂泊中，隨著產業技術水平業生就業簽約率降低，這必然引發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就業供求的矛盾，這也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發展是大勢所趨。服務性行業毋容置疑成為就業崗位提供的重要突破口。
二、造成我國勞動力就業困難的原因分析
我國雖然社會經濟體制轉型還沒有最終完成，但勞動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經占主導地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尼系數超過0.4，必然失業率的作用越來越大。內需不足依賴出口的局面已經形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我國目前勞動生產率還不太高，市場的潛力十分巨大，處在市場經濟不發展，政府的力量還很強的階段。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都急于趕超發達國家，很難處理好發展和增長、內涵擴大再生產和外延擴大再生產的關系。正是這些最基本的戰略關系沒有處理好，使各種經濟結構失衡，造成產品積壓和消費不足、就業崗位短缺并存且日益嚴重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陷入了低谷，國內中小企業大批外企倒閉、遷移和收縮，從而大幅度地減少勞動者的就業空間。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大量海外人員回流，從而使高端競爭出現重心下移，這一情況無疑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帶來新挑戰。
2、高校擴招影響。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是這幾年擴招的影響依然存在。
3、學生就業渠道不暢。對大多數人來說，網站和招聘會才是最主要的就業渠道，還不能滿足畢業生的需求。
4、企業用工制度不合理。一些私營企業用工不但不和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另外，起薪較低，升幅不大，同時，用人單位還設置經驗、性別等障礙拒絕應屆畢業生。
5、高校專業設置錯位。一些大學的專業及課程設置有較大盲目性，專業趨同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供給嚴重大于需求。一些高職、高專教育專業缺乏特色，培養出來的學生理論功底不系統，應有的動手能力也不強。而用人單位對應聘者的實際操作能力、適應工作環境變化的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6、學生缺乏就業培訓機會。不少企業拒絕承擔大學生就業后的“在崗培訓”費用，招聘中普遍要求有“數年工作經驗”。
7、學生仍然期望過高。大學生就業理念也存在一些誤區，如“寧到外企做職員，不到中小企業做骨干”“創業不如就業”，“就業難不如再考研”等。
三、實現勞動力全面就業的對策
存在嚴峻的就業問題，正在挑戰這我們今后的生存與發展，這應該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并讓全國國民去探討研究，那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以及解決呢？
1、完善行業、就業機制。建立完善宏觀調控政策的就業評估機制和就業監測機制加強就業宏觀管理，積極發揮發揮宏觀調控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在宏觀調控措施出臺之前，應該把就業效果評估作為政策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內容，充分考慮到宏觀調控措施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避免和降低宏觀調控政策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保持就業促進政策的連續性。完善行業預警和就業監測機制。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力度進一步加大，與此同時國際貿易關系對就業的影響將更為顯性化。首先是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出El行業及就業。另一方面，來自美歐等國的出口設限、反傾銷等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相關行業的就業壓力將更為突出。通過完善行業預警和就業監測機制，最大限度減少經濟結構調整和行業波動帶來的就業風險。
2、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近年來，沿海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出現加速跡象，如果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會推動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就業需求也會出現質的提高。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小企業面臨較大的困難，應加強政策引導和調節，在促進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推動區域間的產業置換和產業轉移。
3、大力促進進中小企業發展。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應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在產業置換、轉移和升級過程中，采取差別化的政策。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專項資金的作用，完善評價機制與監督機制，引導廣大中小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步伐。引導中小企業深化專業化分工協作，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關企業建立協作配套關系，提升企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重點在產業集群和具有產業優勢的地區推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采用新工藝、新技術開發新產品，鼓勵中小企業進入現代服務業、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領域，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加強對民營企業的培訓服務，提高民營企業管理水平。
4、合理解決失業問題。加強關閉破產和淘汰落后產能的職工安置工作對于關閉企業、淘汰落后產能產生的失業問題，要制定失業調控預案，在失業預警的基礎上，對失業源頭在量上進行把控。對于關閉破產、淘汰落后產能、節能減排中的失業職工，符合條件的要落實好政策，包括失業保險補貼政策、加強培訓和就業服務工作，幫助他們實現再就業。
5、以政策推動就業。進一步加強《就業促進法》的貫徹落實目前我國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比重較高，單純依靠GDP增長無法解決此類失業問題，需要發揮積極就業政策的作用，完善勞動力市場功能，提高就業信息、就業培訓等就業服務能力。我國《就業促進法》以及《關于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通知》，是對積極就業政策的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在經濟運行存在多種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需要各級政府堅決貫徹中央關于促進就業的各項部署，把就業工作真正放在“民生之本”的位置上做實做好，充分發揮積極就業政策的作用。
6、發揮就業培訓和職業教育的作用，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從上半年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來看，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處于供不應求的階段。建議運用各種投資手段，支持有潛力、專業設置合理、與市場對接密切的高等職業學校、技工學校，更新改造實驗設施、購置實習設備，推動我國高級技工培養。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的矛盾依然突出，在我國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新形勢下，加強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培訓、職業介紹和就業指導服務，建立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的區域勞務合作，推廣輸出與培訓相結合的運作方式，并進一步改善農民工進城就業環境，是實現城鄉統籌就業的重要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