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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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梢?，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全面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深刻闡述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提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重要原則、主要任務。在講話中全面總結了今年經濟工作，闡述了明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具體部署了明年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特別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更加注重推進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增強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更加注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努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會議強調，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從制度安排入手，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重點，以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為抓手，增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做好明年經濟工作，重點要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統一起來，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會議提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是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三是夯實“三農”發展基礎，擴大內需增長空間；四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和活力：五是推動出口穩定增長，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六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會議強調，在明年經濟工作中，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切實提高發展的可持續性；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與穩定外需結合起來，著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把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大力拓展發展空間；把推動自主創新與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結合起來，努力實現創新發展；把深化改革與促進發展結合起來，全面提升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進一步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2011年世界經濟有望繼續恢復增長，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認為，“積極穩健、審慎靈活”反映出當前經濟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胺e極”是要繼續發展經濟，“穩健”是要控制通脹，兩者分別對應兩大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一方面，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所以要“積極”、“靈活”：另一方面，現在我們面臨的通脹壓力很大，要防止經濟過熱，所以要“穩健”、“審慎”。
著名經濟學家湯敏認為，從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來看，我國經濟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今年經濟形勢會比去年更復雜。從國內來看，這種復雜性首先體現在物價過快上漲，今年能不能收回一部分流動性并控制物價。這是經濟復雜性之一。其次，近年推動經濟增長的幾大動力，在今年可能都逐步衰退。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4萬億投資計劃進入尾聲：房地產投資增速今年可能也會下滑：由于世界經濟不景氣，去年下半年由國外庫存回補拉動的出口增速無法延續，因此出口也要下滑：因為通脹。老百姓的消費實際增幅可能也要下滑。推動經濟增長的這幾大因素在今年都不是特別強勁。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分析認為，國際經濟環境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世界各國先行指數紛紛在2010年一、二季度見頂，預示著全球經濟復蘇的動力在2010年三、四季度開始放緩，這意味著2011年全球經濟復蘇將處于下行區間：其二，發達國家由于金融危機深層次的原因沒有得到解決，投資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出口競爭力不足、政府債務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直接導致了這些國家經濟復蘇步伐放緩：其三，發達國家通貨緊縮的預期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貨膨脹的預期產生直接沖突，從而引發雙方在貨幣政策上出現背道而馳的調整：其四，國際資本市場出現短期資本流動加劇，大宗商品資本化趨勢有所抬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直接導致今年我國宏觀經濟可能面臨幾個問題：外需可能放緩：中國貨幣政策轉向的難度加大，操作的空間減小，熱錢的大規模流入不僅會對沖貨幣政策回調的效果，更可能導致經濟泡沫的蔓延：通脹治理難度加大。
2011年中國經濟需要“兩手抓”：一手抓控制物價，一手抓結構調整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劉尚希研究員認為，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特殊的意義，不僅要對今年的經濟形勢做出分析判斷，為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定好調，而且，還要為“十二五”起好步、開好頭，做出部署和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因此，在適度經濟增長條件下，需要兩手抓：一手抓控制物價，一手抓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期望保持在7％～9％即可。不宜偏高；對物價上漲的期望保持在3％～5％較好，不宜追求低于3％的物價上漲率。保持這樣的期望值的條件下，經濟結構調整這個重點才不會沖淡。我國物價上漲中的外部因素影響越來越大，一是輸入性因素，如美元貶值引發的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二是國際游資的隱性進入，不僅是房地產，金融產品，而且糧食、棉花等農產品也成為國際游資的追逐對象。同時，國內資金的游資化傾向明顯。對價格上漲推波助瀾。另外，流通成本上升。意味著從“生產量”－“市場供應量”的難度加大。加上生產成本的上升，在上述多種因素影響下，追求過低的物價上漲率是不現實的，而且靠貨幣供應的緊縮也難以收到效果。
劉元春認為，我們過度強調了3％物價水平目標值的重要性，過分強調了未來通貨膨脹的嚴峻性。一般民眾在面對新型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過快上漲時，夸大了這些價格上漲對日常生活的沖擊程度。事實上，恐慌心理不僅是通貨膨脹預期形成的核心，也使大量資金進入供應偏緊的產品市場，進一步推高了物價。在貨幣政策轉向、流動性的回收和蔬菜價格回落、預期適度回調等因素的作用下，2011年中國將有效遏制價格上漲蔓延的趨勢。對此，央行一方面要高度重視物價上漲問題，但同時不宜過度夸大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沖擊，造成通脹恐慌，從而進一步促推物價上漲的蔓延。國家應當進一步提高主要商品物質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商品供求通告制度，以破除民眾對目前食品供給的恐慌。
海聞認為，中國正處在投資回報非常高的時段，人們是不會把投資的錢拿去消費的。從很長的歷史階段來看，一開始大部分人先投資，等到回報率越來越低的時候，才會去消費。對中國大多數家庭來講，現在還是積累財富的時候。在積累財富的動機下，有錢他愿意去投資，愿意去更多地賺錢。今年仍然處在這個趨勢當中。預計經濟出現過熱的幾率不大，今年通貨膨脹大致在3％～4％之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施祖麟認為，要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要在控制物價、控制房價上積極地出臺有力的措施。態度要明確，對惡意炒作，投機倒賣的現象要嚴懲。由于今年恢復性的價格增長因素會減少，這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的因素。
宏觀經濟下行和上行力量相互交織，流動性回收是最為艱巨的任務
劉元春認為，2011年將是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其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宏觀經濟下行和上行力量同時存在，相互交織。流動性回收與通貨膨脹治理是宏觀調控最為艱巨的任務。其艱難性在于：第一，流動性是否能夠按照央行的意愿進行大規?；厥眨旱诙?，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具有強烈的雙向風險，政府是否能很好地平衡資產價格回調與經濟增速回落的沖突：第三，物價上漲的擊鼓傳花效應是否會持續：第四，單一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否能夠應對多誘因的通貨膨脹也是一個問題。
在商品銀行信貸投放壓力較大、信貸投放慣性較強、外匯占款規模上升以及歷史存量較高等因素，使中國未來流動性進行大規模回收的難度較大。2009-2010年的信貸投放以中長期項目貸款為主，這樣導致了信貸投放的速度和規模被項目投資的進度和規模所“綁架”。自2010年三季度以來，中國貿易順差、FDI以及熱錢流動的規模都達到危機前的水平，從而導致外匯占款比重回升，這將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直接面臨2004～2007年所面臨的困境――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相沖突，導致緊縮的貨幣政策被
大量流入的熱錢所抵消。
湯敏認為，從國際因素來看，美國可能還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洲債務問題還在惡化，財政上不得不削減支出，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這將不僅給我國的出口帶來較大沖擊，而且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還會給我們帶來大量的熱錢，這給我們控制流動性帶來很大的難題。
劉偉表示，貨幣政策從實施到最終影響經濟增長有個時間的滯后期。我國貨幣政策的滯后期通常是7個月到兩年，這是在正常情況下。如果在危機的時候，滯后期可能縮短。因此，2008年年底發行的大量貨幣，現在演變成為通脹的壓力了，2009年新增的流動性可能今年表現，去年上半年的要到2012年。此前，我們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有代價。所以要做好準備，今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們可能要做好承受較大的通脹壓力的準備。
2011年GDP增速仍有望保持在8％以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內需求等將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湯敏認為，總體來看，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出現一定的下滑，GDP增速大體會保持在9％-9.5％之間。以下三方面可能是今年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農村的基礎設施和農村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應加大投入。現在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的后勁不足，以及農產品價格上漲。都是因為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第二，在今年商品房市場可能不太景氣的背景下，國家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設的力度。第三，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應該會有大量的投入。只要這些被真正推動起來，今年的經濟就能夠保持較快增長。
海聞分析認為，中央現在要求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指的是收縮，就是說要有一種緊縮的趨勢，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使用了刺激實體經濟增長的政策，大量的投資包括4萬億，這種恢復型增長的因素在下降，這會使GDP增速相對放慢。但是，同時也有使經濟增長更快的因素。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各地的投資沖動可能不可阻擋，各方面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十二五”第一年對GDP增長的正面作用是很強的。預計今年GDP可能會出現先低后高的狀況。今年年初的時候穩健的貨幣政策起的作用比較大，但是下半年開始，“十二五”規劃拉動的作用就更加明顯，所以我估計今年增長可能超過8％。
劉元春預測，2011年整體經濟在增速常態化基礎上將呈現小幅回落的趨勢，GDP同比增速呈現“前低后高”，而環比增速呈現逐季小幅回落趨勢，全年經濟增長預計達到9.6％，季度波幅在2個百分點以內。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最大威脅何在?不在于導致經濟增速下滑,而在于減少就業崗位,造成大規模失業。
由于這次失業沖擊與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大學生和農民工等三個群體的就業壓力相碰頭,形成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同時嚴峻化的傾向,因而顯得特別突出。就業在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穩定中處于中心位置。的發生時常與就業不充分、社保不到位、收入下降、貧困率上升等因素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更加清楚地理解就業是民生之本,形成重視就業最大化的經濟社會政策原則,是應對金融危機時的當務之急。
從2008年開始,金融危機給中國就業帶來了巨大沖擊。大批外向型企業訂單劇減,很多企業停業甚至倒閉,導致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雖然2009年春節之后,大部分返鄉農民工已經回到城市,陸續找到新工作,但是,農民工面臨更多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同時,2008年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一改2003年之后的下降趨勢,上升到4.2%,2009年上半年進一步提高到4.3%。
此外,我們利用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的數據,遵循國際勞工組織對調查失業率的定義,估算了具有國際可比性城鎮調查失業率。受金融危機影響,該指標可能在2007年基礎上提高1個百分點,達到6%。
盡管中國政府擴內需、保增長的措施逐步顯效,經濟增長率企穩回升,但目前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存在“無就業復蘇”的危險。厘清中國就業與增長的關系,有利于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采取恰當的措施促進就業。
由于中國存在經濟結構性問題,如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并不必然與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相一致,因此同樣的投資規模、甚至同樣的產出增長率,可能產生不盡相同的就業創造效果。以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提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為例,我們運用投入產出表進行的模擬分析表明,如果按照不同的組合方式分配投資,所產生的就業拉動效果大不相同。
第一種組合按照2005年投入產出表顯示的實際投資結構來分配全部投資。這代表無金融危機時,固定資產投資的常態。模擬分析結果顯示,“4萬億”投資完成以后,可拉動非農產業就業4482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9.6%。
第二種組合采用目前國家發改委已經做出的投資結構安排,即把災后重建投資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業、農業、采掘業、制造業和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別列入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分別列入與民生相關的服務業及建筑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建筑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和建設生態環境工程都屬于民生相關的服務業;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屬于制造業。分析顯示,這種投資組合可拉動非農產業就業5135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11.0%。
第三種組合按照產業的就業拉動效果分配全部投資。我們根據就業拉動系數,給每個產業賦予一個權數。其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服務業就業拉動系數最高,排第一位。其他產業按照就業拉動系數從大到小,依次是: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郵電運輸業;制造業;建筑業;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分析顯示,如果按照基于就業拉動系數的權重分配投資,可以創造就業7236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15.5%。
比較可知,如果按照第三種組合分配“4萬億”投資,創造的就業崗位將比第一種組合多61.4%,比第二種組合多40.9%。
雖然制定投資原則需考慮多種因素,且上述產業劃分也比較粗糙,分析所用的模型與現實有差距,但模擬結果仍然提示我們,投資計劃是否充分考慮就業因素,會令其創造就業崗位的效果大相徑庭。
為了進一步擴大就業,中國政府需要按照就業最大化原則,盡可能對中央財政目前安排的投資組合進行調整,并且運用政策手段,引導地方配套投資及民間投資,使投資結構更多地向第三種投資組合靠近。全面來看,中國政府應當認真考慮,在宏觀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方面采取以下舉措,進一步強調促進就業的重要性,把就業最大化落到實處。
第一,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總體要求中,應當直接宣示就業目標。2008年下半年,面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中央政府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提出了2009年經濟增長率力保8%。由于中央強調了保增長與保民生的關系,這個8%的增長速度要求的本意是明確的:對于保就業的要求已經蘊涵其中。
但是,由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就業同步擴大,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貫徹中央保增長意圖時,難免會忽視就業問題,可能產生增長與就業目標的矛盾。因此,我們建議今后宏觀政策要直接宣示就業增長目標,而不僅僅是GDP增長目標。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的確定,應以最大化就業作為重要考量。政府出臺大規模投資刺激方案,以及各種產業振興規劃,固然在保增長、擴內需的同時,起到了擴大就業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夠明確地以就業最大化為投資領域選擇的原則,可以產生更加明顯的就業擴大效果。此外,就業增加有利于穩定和促進消費,形成投資和消費內需同時擴大、依靠內需拉動增長的良性循環。
貨幣政策雖然主要是從總量上調控宏觀經濟,如果把就業放在調控目標的突出位置,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就有了共同的基準,從而推動就業、降低失業率的效果會顯著增強;另一方面,信貸政策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更多關注,可以使金融更加直接地服務于擴大就業目標。
第三,及時頒布關于勞動力市場的統計數字。為了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更加注重就業,有關勞動力市場狀況和變化情況的主要指標,必須成為宏觀經濟部門的基本決策信息。因此,符合國際慣例并具有可比性的調查失業率應公開、及時地予以。
不過,單靠失業率指標還不能充分反映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全貌,例如,該指標不能反映那些因對就業前景喪失信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因此,勞動參與率和就業時間等指標也應該作為調查失業率的補充性信息,予以及時公布。
第四,區域發展戰略要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避免美國式的“無就業經濟復蘇”。美國經歷1990年至1991年經濟衰退之后,當經濟增長復蘇時,就業卻沒有相應地恢復,首次出現“無就業經濟復蘇”,被認為是老布什未能連任美國總統的重要原因。這種現象在2001年至2002年經濟衰退之后再次出現,并且持續時間更長。不久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又一次預計“無就業經濟復蘇”的來臨,即在預測到2009年后半期經濟開始復蘇的同時,預計失業率卻會繼續保持在高水平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時候才可能走低。
美國經濟衰退后之所以出現“無就業經濟復蘇”,原因之一是在衰退期間,大量勞動密集程度比較高的產業轉移到海外,導致國內崗位的損失。在金融危機來襲之前,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趨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地區的競爭優勢有所減弱。保持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國際份額,有賴于形成一個產業在國內的雁陣式轉移。
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中國政策指導思想及提法上的轉變
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針對經濟形勢制定的。因此,客觀準確地判斷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面臨的形勢,應是我們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和前提。我認為,對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的困難,應首先明確幾點認識。
中國經濟必定無法在此次危機中獨善其身。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金融國際化,中國又形成一個外向型特征極為明顯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那種一枝獨秀或風景這邊獨好的主觀愿望并不現實。事實上,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貿出口受阻造成的,具體表現為進出口總額與實際利用外資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別連續下降七個月和八個月,其中2009年前五個月下降24.7%和21%。在外貿進出口中,出口下降21.8%,進口下降28%,實現貿易順差近888億美元,同比增長15.7%。外貿出口下降不僅影響其本身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資產投資等多個方面,也會對經濟形成不利影響。因此外貿形勢何時見底回升已成為我國經濟形勢能否好轉的一個關鍵變量。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危”“機”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為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首先,這次金融危機幫助我國解決了近幾年來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存在的一些難題,如自200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即是經濟增長過熱、固定資產投資膨脹、房地產與股市出現泡沫、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外匯儲備持續巨額增加、社會流動性嚴重過剩等問題,多年來政府頻繁出臺了各項宏觀調控政策以圖控制,但效果總是差強人意。現在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從各種途徑對我國的沖擊,這些問題自然消失了,比如經濟過熱增長明顯放緩,人民幣升值暫時告一段落,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得到緩解,房地產與股市泡沫有所收縮,社會流動性過剩明顯改善,等等,這不正是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期望達到的目標嗎?從我國經濟的安全性考慮,我認為目前的宏觀狀況可能是近幾年來最好的。其次,這次金融危機大幅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一方面是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受這次金融危機沖擊巨大,經濟實力嚴重受損,國際地位、形象明顯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國所受的沖擊、損失較小,國內經濟仍然保持相對穩定,經濟實力對比明顯提升。加之中國目前仍然是流動性充裕,因此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們可以制定經濟刺激政策力保經濟繼續增長,令各國羨慕不已。所以,現在我國雖然在經濟增長上遇到一些困難,但在對外比較中卻處于較為主動、優越的最好時期。
金融危機產生的將是長遠性影響。即使危機在兩年之內能夠結束,經濟開始復蘇反彈,國際經濟增長的格局、結構也會進行深度調整,預計將難以很快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那種繁榮景象,世界經濟增長也許從此即進入一個長期調整的低迷時期。這里我們關鍵要認識到:金融危機就是對這種狀況下矛盾長期積累的一個總爆發和總清算。對中國來說,“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仍恢復到危機爆發前那樣一種經濟增長狀況,即美國照常負債消費,中國依舊生產大量消費產品以換取美元紙鈔,那么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將在近2萬億美元的基礎上繼續增加,同時在國內更會釋放出等值的人民幣流動性。這種情況對中國經濟運行來說危若累卵,無論哪個環節破裂,均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的影響和損失。因此,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顯然已越來越不平衡,并難以繼續。因此,應從長計議,由于市場環境受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巨大,并且長期恢復困難重重,所以,需要我們從現在起積極地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發展方式,著眼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目標與需要,適時進行有效的調整,力爭在更高水平上尋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關注和制定的主要經濟政策
冷靜分析國際市場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科學確定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
由于30年來我國形成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消費市場,因而國際市場變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直接而明顯。這樣,我們在確定國內經濟增長目標時,就應該充分考慮市場對我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制約和影響,而不能脫離這種約束條件,一廂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國經濟連續保持雙位數高增長,近六年平均超過11%,而同期全球經濟增長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約6個百分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全球經濟進入嚴重衰退,2009年出現負增長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銀行更是將其預測值由原來的-1.7%調低為-2.9%;全球經濟嚴重下滑,自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明顯影響,并有可能從外需下降和外資流入減少兩個方面形成負面沖擊(造成外貿出口和國內投資需求減弱),從而產生放大效應。目前,從德日等出口大國來看,其經濟下滑更為嚴重,即是一個例證。
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遭受巨大沖擊,西方發達國家尤甚,所以應對之策的關鍵點是要弄懂該如何在寒流的襲擊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災人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從過去幾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亢奮狀態中平靜下來,而不能沉迷于那種已逝的幻景中難以自拔。這里要特別強調“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隨著應對金融危機思維的調整,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或“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等各類提法中,應將“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實,這樣才能與相關的政策思維調整相協調并統一起來。
制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制度,并確保人民幣真實市場匯率水平的大體均衡
對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均衡至關重要,這應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中的核心原則長期得以堅持實施。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是:一國貨幣的名義匯率水平不可長期背離其真實的市場匯率水平,否則必然造成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結構扭曲,長此下去必會生亂。金融危機發生前,由于人民幣事實上存在與美元掛鉤并長期低估的問題,遂造成人民幣資產價格低廉并成為國際熱錢追逐的重要目標,從而導致我國流動性過剩并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現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嘯的突然爆發,才使美元收縮以求自保及避險,從而出現美元對歐元、英鎊等主要國際貨幣急升20%以上,結果致使人民幣盡釋原來積累的升值壓力,近年來首次出現了市場均衡匯率,即目前仍然維持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大約6.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并從此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也保持大體平衡。
這種匯率均衡狀況的意外出現對我國十分有利,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準確地把握好這個市場匯率的均衡點,切不可再度輕易喪失即人民幣偏離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因為若人民幣像過去那樣估值過低,將來必然依舊吸收國際熱錢涌入國內,給我國本已過多的外匯儲備增加更大壓力,并且其背后則造成我國經濟比例、結構關系的進一步失衡。反過來,若人民幣估值過高,便會形成外匯資金出逃的壓力,類似1998～2000年出現的情況,那將造成流動性抽緊,給外貿出口、經濟增長造成不必要的緊張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仍未見底的情況下,出現這種局面將更加危險。因此,找準和把握好人民幣的市場均衡匯率水平,應成為今后我國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首選和前提。
保持人民幣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長期實行。這樣一方面可以促進外貿出口并延續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有效發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國際熱錢大量流入中國從而造成國內資產形成嚴重泡沫。
制定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社會的和諧穩定必將帶來不利影響。毫無疑問,房地產市場對一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影響明顯,甚至可視為晴雨表。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會出臺政策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熱發展,在經濟增長出現低迷時期又會出臺政策刺激房地產市場發展。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后,我國正好經歷了這么兩個不同的階段,其對房地產市場的抑制與刺激政策可謂表露無遺,與其他國家相比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產市場政策上的左右搖擺、大起大落。如果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預期的那樣見效,那么勢必造成房地產市場也隨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熱。因此,無論是抑制房地產市場過熱增長,還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從短期來看也許是有效的,長期分析卻未必是對、是好。
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其著眼點應放在滿足居民的實際住房需求上來,穩定價格、穩定預期,寧可冷一點,也不宜過熱。核心是拒絕“炒房”,防止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為此至少應堅持兩條: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資購買中國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擊國際熱錢追逐人民幣資產,從而避免形成人民幣資產泡沫。澳大利亞政府即長期堅持實行此類政策。第二是各級政府出讓土地必須實行公開拍賣,所得款項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專門設立的公益賬戶,用于解決社會養老保險及經濟適用房開發的資金來源。同時要對外公開土地收入的來源與用途情況,實行有效的社會監督。這里的關鍵是改進公開拍賣的方法,要學習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開網站上公布所拍賣土地的所有信息資料,由房地產開發商實行網上報價與競價,價高者獲得,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為。
進行深徹改革,有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不少中外學者達成共識:從人口、地域、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來衡量,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完全依靠境外市場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一國的經濟結構與增長模式是由許多客觀條件及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文化歷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并不能進行簡單的單項調整或轉變?，F在若我們設法改變這種增長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確發展目標,進行戰略性調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進行深徹的改革。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順應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否則就倍加困難,達不到預期目標。比如,金融危機后我國遭遇出口下滑并影響經濟增長乏力,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刺激內需,試圖增加內需以彌補外需的不足,但始終內需難以啟動,無法有效彌補外需下降出現的缺口。
許多中外學者把中國內需不足歸結為中國人的儲蓄偏好,而儲蓄率過高則與中國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關。從邏輯上看這種推理無懈可擊,但在上海有位年輕的香港朋友卻以他在上海開珠寶商行的親身經歷,深有感觸地對我說:“這基本上是個偽問題”。他認為根本問題分明是社會稅費負擔過重使然。為此,我們特地將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與美歐等西方國家做了一個對比,結果不出所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國則高達82%多,而中國只有46.6%。這說明中國每年創造的社會財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個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壟斷機構等集中或消耗掉。這就是中國啟動內需的困難所在,即基礎問題是一個經濟管理體制不科學、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結構性難題,社會保障不健全只是一個其次問題。
因此,如果長期著眼,將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成為以內需為主、外需并重的經濟增長模式,那么就需徹底改變中國目前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而要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就必須對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深徹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全社會的經濟管理制度問題。
如何確定改革的著重點
需要確定我國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我認為無論如何,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未來取向都必須是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之路。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盡管本次金融危機也存在市場化過度造成的問題,并在西方有學者認為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敗。但對中國來說卻是市場化遠遠不夠,還未能有效地發揮市場在組織和配置各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礙市場作用在中國的有效發揮,主要即是行政體系的頑固控制和壟斷使然。
因此,在中國堅持市場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謂“去行政化”,就是要縮小和減少政府的規模,將行政機構和行政權利限制在一個最小的合理范圍之內。具體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層級和數量;最大限度地縮小行政機構、行政人員數量;堅決實行政務公開;明確行政審批權與設置權分離;行政權利的設置必須走公眾聽證程序,并及時向社會公布;最大限度地簡化財稅體制、減輕稅賦;各級統計部門可由地方“塊塊”管理劃歸中央實行“條條”管理,這可相對減少經濟數據的不實統計。
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了30多年的風雨歷程,“市場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進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點突破兩個堡壘,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業的壟斷行為,在大的方面這主要體現在國有體制下對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通訊、金融、文化等行業的壟斷經營。第二是進一步放開要素市場的價格管制,這主要就是上述壟斷行業的價格控制。直至目前為止,我國在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通訊、金融等行業的價格形成過程中,不是依據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形成的市場浮動價格,而是由行業壟斷或行政管制確定的“官價”。這造成了社會收入分配的極大不公平。
實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要求石化、交通、電訊等打破部門管制和行業壟斷并實行真正的市場定價,自然不能放過銀行利率的市場化問題。否則對社會就是一種不公平?？傮w來看,我國利率市場化問題提的早卻行動慢,說的多卻做的少,現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則,不僅影響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市場化的發展步伐,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許多不合理的扭曲現象,社會融資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標志,便是銀行業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場競爭主體依據市場競爭規律而形成的浮動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說基本完成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具體實施起來也并不復雜,可確定一個粗略的時間表,大致實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規定銀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則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實現完全放開;而同期貸款利率的浮動應更寬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開。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為利率市場化改革做了較好的準備,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條件已基本成熟,現在該到了勇敢突破的時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諸多矛盾、社會中的一些扭曲現象才能夠得以有效化解。實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國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的基礎與前提。若利率改革遲遲不能啟動,那么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終將難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話。
謹防信用風險和通貨膨脹重現,避免投資遭受巨額經濟損失
2009年上半年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7.37萬億元,這不啻為一個天文數字。毋庸置疑,在當前應對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這種巨額的信貸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長期來看卻無可避免地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信貸膨脹會引發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資產,二是出現資產泡沫并引發通貨膨脹。而隨著這兩個問題的來臨,必然會重啟宏觀調控緊縮政策,那時就可能使許多投資項目因抽緊銀根而陷入困境,便帶出第三個問題:已開工的投資項目難以為繼,又將產生一批“爛尾樓”、“半拉子”工程等,經濟發展及宏觀調控出現類似1992～1993年面臨的情況與問題。
這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資行為所產生的問題。在前幾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期,正是各級政府熱火朝天搞建設、城鄉面貌發生巨變的“火熱年代”。當中的奧秘所在就是同期興起的所謂“土地財政”,即隨著中國出現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等現象,導致各級政府掌握的土地資源及其價格成倍猛漲,從而產生暴利,額外為各地經濟建設籌集了大筆建設資金。但金融危機使這種狀況突然中斷,土地出讓減少并且售價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普遍從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轉變為之后“入不敷出”,類似經濟狀況,也有一點冰火兩重天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