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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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宏觀政策；房地產；行業

過去十幾年間，我國房地產行業取得了快速發展，房地產價格幾何式飆升，特別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土地價格與住宅價格呈現了量價齊增的發展態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快速增長的住宅價格也給人民群眾居住帶來一定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人民群眾的貧富差距，帶來了一些民生問題。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入的轉型背景下，深入分析掌握國家發展現狀，不斷提升人民生活質量，以宏觀政策調節房地產行業，促進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是我國需不斷提升和改進的重要方面，也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房地產行業良性發展的重要意義

1.不斷促進民生產業發展

房地產行業涉及房地產開發、銷售、出租、維修、物業等相關環節，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將使得人民群眾能夠住有所居。同時，房屋租賃業的不斷規范發展，也將拓寬人民群眾對房屋的選擇渠道，加之輔助業務的良性發展，人民群眾也將享受到良好的物業維修等房屋服務，加之房地產行業對就業形勢的不斷改進，這些都將對民生產業的發展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2.不斷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房地產行業涉及的范圍廣，特別是房地產開發銷售環節，國家財稅政策中涉及財產稅、流轉稅、交易行為稅等多項稅金，可以有效擴大國家稅源，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促進國力的不斷增強。同時，房地產行業上下游產業鏈涉及的行I廣泛，如建筑業、裝修業、材料銷售業、制造業、銷售業等，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將直接影響和推進上下游行業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國家財政收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3.不斷促進資源優化配置

房地產行業涉及國家土地、人口等重要資源配置，良性發展的房地產行業將促進我國資源的有效配置，如通過不同政策的引導，土地資源將獲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同時，在人才的流動中，極具優勢的人才也會流入更需要的區域，實現資源與人才的良性互動，不斷促進資源有效利用與國家的持續發展。

二、影響房地產行業的主要宏觀政策

1.財稅政策影響

財稅政策主要涉及財政補貼和國家稅收政策。目前來看，我國在稅制改革過程中，影響房地產行業較大的稅種主要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流轉稅主要是“營改增”的全面擴圍，使得房地產行業從繳納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需要行業不斷調整整合上下游行業發展。同時，當前正在醞釀的房屋貸款遞減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和房產稅等相關政策，也將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與調節作用。

2.貨幣政策影響

貨幣政策方面，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在近年來的發展中，貨幣資金的流動性往往出現難以預料的情況，往往由于銀根縮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貸款利率、首付款比例、住房公積金使用等政策都會通過影響房屋購買的成本，而影響到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3.投資政策影響

投資政策是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進房地產行業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在這一方面，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在2月份已經下發了相關文件，限制一些城市設立基金的投向，特別對投資于房地產行業的基金不予以備案。這一政策在投資資金方面減少了房地產行業的資金投放，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產生控制作用。

4.土地政策影響

土地政策方面，我國一直在不斷優化政策制定與實施，在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給予不同的土地政策，在單行下發政策的同時，我國也在計劃從不同層面加強立法，以規范實施土地政策，增強宏觀政策對微觀經濟的引導作用。與此同時，一些地區也頒布了相關限購政策，明確了不同人群在相應區域的可購房數量，也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產生促進或制約的作用。

三、促進房地產行業良性發展的宏觀政策建議

1.深入體察民情，有的放矢制定政策。

宏觀政策發揮有效促進作用關鍵在于符合國家及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并深挖細找現象背后的本質原因。基于此，宏觀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如要發揮促進行業良性發展的作用，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對當前房地產行業發展現狀有真實的了解，對不同區域房地產行業發展不均衡的原因查找清楚，如在對不同區域制定不同配額政策時，要深入了解實情，適當時應適度將權力下放，讓懂民情的部門和人去定政策，以發揮宏觀政策對房地產行業的促進作用。

2.發揮市場作用，有形無形互補發展。

宏觀政策是一支有形的手，每一項政策都是公開的，在制定政策的同時，需要高度重視無形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場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宏觀政策需要發揮的是引導作用，更需突出的是市場的作用，激發微觀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尊重市場的選擇。以此為出發點，在宏觀政策制定中，應對市場有充分的認識，掌握市場對房地產經濟的作用，以宏觀政策助推市場作用的發揮，以市場印證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

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第2篇

第一部分（第1章）闡述了與微觀政治相關的學科背景，例如心理學從個人的角度，探討個性類型、個人需求以及個人在群體與組織中的作用含義，管理學和跨文化交際學關注社會和文化影響對語言教育政治學所起的作用。該部分還分析了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的區別，并探討了在商業和準商業機構中政治的本質與作用，以及在教育背景下微觀政治的本質。

第二部分（第2至4章）描述了不同國家地區語言教育項目中的微觀政治學。第2章嘗試從微觀政治的角度介紹在尼泊爾與西非實施的兩個語言教育項目，并通過這兩個案例來論述在語言教育項目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專業人士與政治權威之間的沖突。同時，作者認為語言教育專家對于語言政策的理解也必須考慮到決策者個人與利益集團的作用。因為語言教育項目往往是在政治背景下實施，如果專家不能學會適當妥協的話，他們的專業建議很有可能會遭到拒絕。因此，作者指出解決這種沖突的辦法是語言教育專家應認識到語言政策決策者的重要性，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平衡好政治約束與專業建議。專家應該學會考慮到非專業的利益相關者的想法，因為雖然政治權威愿意聽取專家的建議，但最終會面臨艱難的政治抉擇。第3章通過對孟加拉的援助發展英語教學項目（PELT）講述政治與個性如何共同影響語言教育項目的實施。本章首先定義了援助發展項目，描述了在援助發展的背景下，英語語言國外語教學項目化（projectization）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探究了PELT項目實施過程中專家的作用。其次，作者闡述了政治心理學，分析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相關人員的個性如何影響其政治行為。此外，本章還描述了專家對于項目的作用以及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既得利益對項目實施產生的作用。對于政治與個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本章的重點，教學實例也充分說明了情感因素既對決策產生影響，又是對任何變化進行抵制的原因。作者認為政治心理學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利益相關者的種種行為。第4章講述了在處于變革時代的中國，其英語教學項目中的政治學以及宏觀政治決策對項目決策者和參與者的影響；本章也描述了經過個人和機構的意愿（agendas）和抱負（ambitions）過濾的英國政府政策如何影響語言教學機構的政策制定。而且，作者通過該項目成員、管理者與主辦機構之間的微觀政治互動實例來說明語言教學專家必須學會如何應對這種政治現象。

第三部分（第5至7章）闡述在特定的宏觀政治背景下，微觀政治對語言教育項目的影響。第5章以有大量難民和移民涌入的愛爾蘭為例，闡述了語言教育政策如何受移民政策的影響。同時，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又對微觀政治產生影響，其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愛爾蘭需要建立專業的難民語言支持中心；二是專業原則與政治考量之間需要調和。作者探討了當政策被視為應對變化的緊急措施而不具有持續性時可能出現的后果。從愛爾蘭實例來看，由于嚴重的微觀政治問題，例如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利之爭等，導致當權者不愿改變現狀，或對語言教育專家確認的學習需求提供極少量的資助，這使專家倍感困惑和挫折。第6章分析了受到政治及經濟因素的影響，英國大學日趨商業化的現象。本章首先描述了英國高等教育中的語言教育現狀和英語教學情況。其次，作者報告了來自104個英語教學機構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結果顯示隨著英國大學外語院系學生數量日益減少，大學把對國際學生的英語教學當成補貼外語院系的“搖錢樹”，而“純語言”教學又因為其學術弱勢受到外語院系的輕視。因此，英語教學已淪為學術政治與學術勢利的犧牲品。作者提出對現有的英國高等教育的英語教學應予以重視和關注。此外，作者認為成功的英語教學應存在于學術院系中，這樣既能為學生提供優質、完整的教學模塊，又能使教師把學術研究成果應用于教學的各個方面。

第7章以波蘭為例闡述了在跨國、高風險語言評估系統中微觀政治的作用。作者首先描述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語言政策背景下宏觀與微觀政治的相互作用，分析了在國際背景下推行連貫的語言教育政策的困難。其次，作者闡述了在宏觀政治發展的背景下，北約組織的成員國開發標準化語言水平考試的嘗試，以及個人動機與政治動機如何交互影響考試的開發。作者特別關注的是，在國際背景下，微觀政治如何影響教育政策的推行。作者認為，宏觀與微觀政治的相互作用決定教育政策的成敗，在不利的宏觀政治背景下，微觀政治可能成為教育政策實施中的決定因素。

第四部分（第8至10章）探討了宏觀和微觀政治對語言測試開發、改革和考試項目實施的影響。第8章探討了語言測試開發過程中的挑戰與約束。語言測試開發者的專業標準與現實約束之間存在矛盾，而對專業標準的關注往往妥協于語言教育組織的需求或組織內各部門與個人的需求。同時，語言教育專家必須認識到語言教育或考試開發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與微觀政治層面之間的妥協。因為相比組織需求，語言教育組織內的個人行為更可能基于個體的偏好、態度和意愿。因此，微觀政治對考試開發過程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開發新的考試或考試體系就意味著變化，但它是一個政治過程，常常牽扯到語言教育組織內的個人和部門；其次，個人往往具有復雜的不同層次的需求，一旦得不到滿足，就會做出一些不利于項目的行為。作者認為，現實中考試開發都是在復雜的背景下進行，而這種背景又會對考試開發者的各方面工作產生巨大的影響。雖然每個項目各有不同，但成功的考試開發者應能夠適應各個項目的要求，并在項目的各種約束下開發出高質量的語言考試。

第9章以中歐的斯洛文尼亞與匈牙利為例，討論了語言考試改革中的政治學。在這兩個國家，由宏觀政策的改革和語言評估專業化引起的變革遭到了個人與機構的抵制。作者探討了個人和機構微觀政治的作用，指出應充分重視項目決策者的權利。考試開發和實施的成功與否與決策者的意愿密不可分，也與項目執行者的個人觀點和偏好緊密相關。可見，微觀政治可能影響整個項目的革新與變化。測試是社會以及教育的產物，但最終還是政治的產物。因此，考試設計者在堅持自己專業標準的同時，應盡力說服決策者從專業的角度思考問題并做出決策，以避免決策者因為缺少專業知識而誤導考試的開發，并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考試設計者。由此可見，不考慮政治因素與決策者的個性因素，任何重大的考試改革都有可能最終走向失敗。

第10章作者通過3個考試項目（DIALANG，CEFTRAIN，Speakeasy）探討了歐盟與歐洲委員會的語言政策。作者指出，缺少具體規劃和透明度的政策使語言教育專家對許多項目的目標和本質產生困惑與不解。因此，為了更好地利用語言教育資源，語言教育專家應使自己成為局內人，并熟悉當權者的行話。此外，決策者的職業、意愿、興趣等個性特征也對歐洲語言教育政策產生影響，這進一步說明語言教育中微觀政治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微觀政治雖然可能導致不作為，影響項目進程，使教育政策最終失敗；但它并不總是消極的，它也可能成為達到目標的主要推動力。因此，教育決策者應該重視微觀政治。無論是整個歐盟還是各成員國，都應該推動積極的微觀政治，并盡可能將其負面效應降至最低。第五部分（第11章）闡述了研究微觀政治并發表相關論著對語言教育發展的重要性。作者介紹了其嘗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有關微觀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拒的經歷。但是，作者堅信微觀政治的研究和發表對語言教育各個方面的影響極其重要，因為它有助于理解影響語言教育發展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也決定了語言教育的政策、項目、活動及其效果。作者指出，在語言教育項目實施過程中，如果權力不均衡被視為理所當然，那么權力就很可能會淪為符合當權者利益的工具。

2簡要評論

《語言教育中的政治學——個人與機構》是第一本關注語言教育中微觀政治的專業著作。綜觀全書，該書呈現出以下幾大特色。首先，該書從微觀政治角度來闡述語言教育項目的開發與實施，這在語言教育領域實屬首創。雖然語言教育項目中一直有微觀政治的存在，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著作系統地對微觀政治進行理論探討和實例分析。語言教育相關文獻雖有專門論述教育中的宏觀政治，如Phillipson（1996）和Pennycook（1994）；在語言測試領域，Shohamy（2000）和McNamara（2001）也曾提到語言測試是統治階級增強和鞏固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但是，本書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非關注國家、跨國乃至全球的宏觀政治，而是側重對微觀政治，即個人或機構的意愿和動機的系統論述。因此，該書的出版填補了語言教育中微觀政治這一領域的空白，為該領域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同時，對理解決定語言項目成功與否的各個因素也有所突破。由此可見，該書將有助于廣大語言教學和語言測試從業者在實際工作中增強微觀政治的意識。

其次，該書結合不同專家、學者對微觀政治的定義，論述了在不同語言教育背景下對微觀政治的理解。Alderson（第3頁）指出政治不但包括機構政治（institutionalpolitics），也應該包括個人政治（personalpolitics），即語言教育項目的參與者的動機和意愿。因此，相比宏觀政治，微觀政治更注重個人因素，其包括個人的意愿、個性、偏好、抱負、態度等特征。Blasé（第42頁）指出微觀政治指的是在組織內部個人或群體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權利來達到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政治行為是由于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顯著差異所引起，同時伴隨著希望使用權利來施加影響或進行保護的動機。雖然這些政治行為是有意識的，但任何行為，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都可能在某個特定情況下具有政治“意義”。合作與沖突的行為與過程都屬于微觀政治領域。Pizorn&Nagy（第185頁）把微觀政治定義為個人的抱負和意愿，對變化的接受度以及對專業主義的態度。

Figueras（第203頁）認為微觀政治指由個人或機構采取的行為。可以看出，相比宏觀政治，微觀政治更強調語言教育項目中個人對整個項目的影響。此外，該書論述了與微觀政治相關的學科背景理論，如心理學、管理學、跨文化交際學等，使讀者能夠從不同角度更好地理解微觀政治的內涵。再次，由于該書特邀12位經驗豐富的語言教育或語言測試領域的專家及學者撰稿，因此可信度高、具有權威性。同時，針對每一個語言教育與政治的主題，該書的作者提供了不同語言教育背景下的翔實案例，為讀者呈現出一幅幅生動的畫面，使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微觀政治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對語言教育項目產生影響。同時，該書通過微觀政治對語言教育項目影響的實例分析，提出了微觀政治是一把雙刃劍的重要觀點。正如NeusFigueras在該書的第10章中所指出，微觀政治可能成為項目實施的主要推動因素，也可能阻礙項目的順利進行（第203頁）。因此，如何在語言教學或考試開發過程中將微觀政治的消極影響降至最低，并利用其積極的影響來推動項目的進行，這值得引起語言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的深入思考。同時，對于出版商來說，出版該書也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作者在書中提到曾經嘗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有關個人及機構微觀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出版商拒絕合作的經歷。相信該書的出版必定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該領域從業者以及利益相關者對微觀政治的思考與探討。最后，全書的編排脈絡清晰、邏輯性強。

第1章闡述了與微觀政治相關的學科背景理論，如心理學、管理學、跨文化交際學等，為之后對于微觀政治的討論奠定理論基礎。第2章至第10章根據三個不同的主題，每章探討一個與政治和語言教育相關的具體問題。最后一章討論在微觀政治領域的理論、方法、倫理等問題以及與語言教育政策相關的研究與出版問題。這樣的結構布局使讀者從不同角度逐步加深對微觀政治的認識與理解，受益匪淺。該書雖然有諸多特色和優點，但筆者認為還是有以下一些缺憾。首先，從教學實例分布上看，雖然涵蓋了不同國家或地區，但大多集中于亞洲和歐洲。相比較而言，非洲只有西非一個實例，但非洲也是英語語言教學的主要地區之一，如能增加這一地區的教學實例，本書的內容將更加豐富。其次，第二部分的各個章節雖然都與語言教育和微觀政治的主題相關，并提出了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由微觀政治所引起的各類問題，但一些作者并沒有就這些問題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議或解決方法，如能結合教學實例的成敗，深入分析并進一步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獨到見解，相信會給讀者更多啟發。

3結語

綜上所述，此書確實是語言教育中的微觀政治領域一次重要的創新和嘗試，它的出版必然會引起讀者對該領域的重視和思考。結合我國的外語教育現狀，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指導下，外語教育應該怎樣發展是廣大外語教育工作者應認真探討的新課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外語在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中的戰略地位日益突顯。因此，外語教育政策和規劃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認識。如何科學規劃外語教育，優化外語教學環境，促進外語教育的整體性、全局性、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戴煒棟，2011）。因此，該書將有助于中國外語教育專家提高對微觀政治的重要性的認識。岑海兵（2011）指出，在國際語言教育政策對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產生影響的過程中，教育傳統、社會語言環境和教學實踐三者構成了重要的制約因素。而這三者恰恰都涉及微觀政治范疇。

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第3篇

有分析顯示，中國儲蓄率遠高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丹麥等國，較高的儲蓄率積聚了大量家庭財富，中國家庭財富總量位居世界第三。隨著家庭財富值不斷上升，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大富裕消費群體指日可待。由于當前針對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渠道匱乏，民間積聚的大量閑置資金或被迫儲蓄，或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致使中國一度出現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

至此，微觀投資主體呼吁：盡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放行個人境外投資，完善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這是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一方面，投資者手中積累了大量資金，急于實現利益最大化。然而，當前國內可供個人投資的產品有限，投資風險過于集中。之前中國大媽搶購黃金，部分原因就是礙于中國投資渠道狹窄，急于將閑置資金實現利益最大化，對風險置若罔聞，導致盲目投資。如果從資產配置角度出發，放開個人境外投資，促使居民資產能在全球范圍內得以配置，那么中國微觀投資主體不僅能避免盲目投資，更能有效分散投資國內單一市場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投資生存環境艱難，暗度陳倉成為微觀投資主體轉移資本的慣用手段。盡管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利于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但在實踐中，政策門檻高、手續繁雜、條款約束較多，致使很多民間資本被擋在政策受益主體，嚴重打擊了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對此，民間資本持有者不得不借助地下錢莊、虛假貿易和虛假融資的方式間接轉移資本，逃至境外尋求高投資回報領域。這不僅嚴重擾亂了金融投資的正常秩序，更是逃離監管視線，加大政策宏觀調控難度。

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第4篇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依然較大，面臨自增強式下行的危險。如不打破這一下行鏈條，則很難在短時期實現市場出清、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并有可能進入“鎖定”狀態，危及長遠發展。因此，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循環，成為當前尤為緊迫和重要的任務。

經濟面臨自增強式下行危險

“自增強”最早被用來解釋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中的局部正反饋機制。198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W?布雷恩?阿瑟將這一機制引入經濟學中。在經濟體系中，系統運行可能存在多個漸近“解”。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經濟系統可能選擇一個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演化路徑。一旦達到某個“解”，就會產生自我強化和自我實施的驅動力，以后就會被不斷地重復選擇，從而形成“選擇優勢”，經濟系統就可能會進入鎖定狀態――將經濟系統鎖定于這一路徑。

與此同時，另有一些因素在不斷累積，使經濟系統產生轉移到另一個潛在演化路徑的可能性。不過，能否轉移成功，依賴于內外部因素累積的能量，能否克服原有路徑所積累的選擇優勢及作用力，從而使原有趨勢和運動方向發生轉變。

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自增強式下行的危險。自2008年以來，我國出現了需求萎縮與供需脫節問題，這既有全球因素的沖擊，也有我國內部自身問題的影響。全球經濟疲弱，外需低迷，使支撐我國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的進出口受到較大影響。從國內看，一方面，原有的供給體系和結構，無法適應國內外需求變化，致使高級產品供給不足以及產品缺乏差異化、個性化，難以進一步激發市場潛力;另一方面，企業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人工成本等成本增加，影響了企業的供給能力和供給轉型升級。需求萎縮與供需脫節，帶來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桿率上升、債務加劇、企業利潤下滑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些因素又將進一步引發企業的投資意愿不強、投資能力減弱、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受預期、效仿、合作等影響，上述部分企業和行業出現的問題又會傳導到整個社會層面，引發整個宏觀層面的投資下降、需求不足、創新乏力、不良貸款率上升、資產負債表惡化、資產資源配置扭曲、風險增加等問題，從而形成連鎖下行鏈條，產生持續的收縮效應，并由即期影響到下一期，如此循環，經濟系統將會陷入一種自增強式的下行或收縮通道，并被鎖定于這一路徑之中，出現長期下行趨勢。

宏觀政策力度不足

當前我國自增強式經濟下行，是現階段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既不同于我國以前時期的經濟收縮或下行，也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經濟下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單憑市場自身的力量和現有宏觀政策力度，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具體而言，主要是由于以下幾方面因素所致：

其一，宏觀政策與市場微觀主體結構和運行特征的適應性不足。與其他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國有及控股企業在市場微觀主體結構中占有較大比例。國有及控股企業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主體的運行邏輯。雖然它們需要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遵循市場規律，但在現實中卻會出現“自主性悖論”：一方面表現為“自主性欠缺”，即其行為往往受政府意志的影響較大，并且較為直接;而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超然的自主性”，即可憑借其特殊地位，通過相關措施，抵消政策對其不利影響，“預算軟約束”問題仍然存在。這就意味著我國的宏觀政策與西方宏觀政策的內涵和政策效應有所不同。其他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貨幣等相關政策工具，對市場微觀主體產生間接影響。而這一調控邏輯和方式，難以適應我國當前市場微觀主體結構，也無法解決影響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例如，西方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難以消除產能過剩、資源配置扭曲等問題。

其二，上游產業產能過剩引發的經濟收縮將會傳遞到其他行業，在經濟下行時呈現更強的收縮性。上游行業通常具有基礎性、原料性、關聯性強等特點，對中下游行業產生至為重要的影響。上游行業等周期性產業投資額較大、產出周期長、調整較慢，下游產業的波動對其影響較大。在經濟下行時，上游產業因產能過剩而產生的經濟收縮，又將會產生放大效應，傳遞給其他行業。當前，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我國的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等上游產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并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收縮。這些行業的收縮又將產生更強的收縮傳遞效應，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持續的收縮狀態。

其三，投資面臨諸多“新瓶頸”。投資的意義不僅在于阻止經濟下行，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彌補“短板”、提升創新能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當前，投資遭遇五方面的新瓶頸：一是資金成本瓶頸。自2010年以來，我國的資金成本維持在較高水平，抑制了投資意愿。二是能力瓶頸。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支困難等影響了企業和政府的投資能力，致使在促進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投資相對不足，加之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對經濟產生明顯的收縮效應。三是結構瓶頸。一方面，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庫存高企，特別是房地產去庫存的壓力非常大，影響了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投資缺口很大，仍有廣泛的投資空間。四是預期瓶頸。市場預期不樂觀，成為經濟陷入自增強式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內外經濟運行中諸多問題以及宏觀政策的不清晰、不明確，使投資者信心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投資。五是認識瓶頸。社會上對我國當前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及作用認識不清，并將投資中出現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原有投資模式產生的弊端，歸結為我國投資過高，從而片面地認為應減少投資。

其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雙重疊加，加重了經濟下行趨勢。我國當前的經濟下行，成因非常復雜，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疊加，在供求兩端都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例如，在需求方面，既有因經濟周期，特別是新一輪的金融周期引起的外需下滑、內需不振等問題，也有人口結構轉變、收入分配拉大等結構性問題引起的需求不足或需求抑制等問題;在供給方面，既有各種國內外需求減少引起的供給相對過剩，也有因無法滿足市場的差異化和個性化需求而出現的高級產品供給不足、供求脫節等問題。 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獨特作用。

上述復雜因素決定了當前我國所面臨的自增強式經濟下行，僅靠市場的機制和現有的政策力度，難以在短期內快速實現市場出清，扭轉下滑趨勢。然而從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個態勢來看，緩慢的市場出清，將會使經濟陷入長期的下滑和低迷之中，這不僅將危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而且在去產能、去杠桿等任務加速的情況下，使經濟和社會運行面臨更大的風險。為此，亟須通過優化當前的宏觀政策，抵消經濟下行或收縮的能量，快速實現市場出清，使經濟運行趨勢發生根本性改變。

以更積極的財政政策破局

當前，打破這一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獨特作用，使其產生四個方面的特殊效應：一是彌補效應。一方面，政府投資可以彌補企業投資減少而形成的緊縮缺口，保持一定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彌補關系居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等方面的投資“短板”。二是引致效應。在當前緊縮的條件下，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幾乎不存在，恰恰相反，合理的政府投資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效應，可以間接提高社會資本的投資回報率，產生引致效應，吸引社會投資，擴大投資需求。三是資源整合與優化效應。利用財政政策工具，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國民經濟恢復活力。四是保障效應。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提振市場信心，改善社會預期;另一方面，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托底”，既避免經濟社會引起大的波動，也為扭轉下滑趨勢積累動能。

然而，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受到財力緊張、收支矛盾尖銳等因素掣肘，實施空間被壓縮。如果僅零敲碎打地采用一些政策手段，則很難發揮上述四方面的特殊效應，也很難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為此，應著眼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摒棄狹隘的財政觀，實行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從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優化財政收入格局、促進要素的流動和升級、擴大公共投資、健全保障和救助機制等方面入手，破解經濟下行中的一些關鍵因素，快速實現市場出清。

其一，主動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下好資源全局調整這盤“大棋”。資源全局調整，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治本之策。

一方面，不僅可以防范風險，而且可以解決因地方融資平臺和“僵尸企業”而導致的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問題，如信貸資源配置上的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使經濟獲得新動力，并“輕裝上陣”。資源全局調整，須以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為重心，抓住三個重點：一是適度擴大中央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我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都有一定的擴大空間，應靈活運用赤字政策，不必拘泥于歐盟赤字率3%的警戒線。發行基礎設施建設公債、環保公債等專項或特別國債，增加政府可支配財力。二是清理、消化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存量債務。根據經濟發展和財力狀況，加大各地債務清理力度，除債務置換之外，還應采取轉換股權、處置資產等方式消化存量債務，壓縮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債務規模。三是調整、優化國有資本（資產）存量結構，激活社會資源。在做強做優的前提下，盤活、處置低效國有資產，使資源在社會整體層面得到優化配置。

其二，統籌財政收入格局與減稅清費有機結合，創造有利于工業創新發展的稅費環境。

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民經濟效率提升仍將主要依賴于工業的創新與發展。創造有利于工業創新發展的稅費環境，需要清稅減費和統籌財政收入格局有機結合，在大的收入格局上做調整。一方面，減稅清費，減輕企業負擔;另一方面，為房地產稅等開征騰出稅收“空間”，穩定宏觀稅負水平。一是普遍性減稅與稅制結構調整相結合。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稅率降至15%左右，并合并簡化稅率結構;將企業所得稅降至20%左右;加快開征房地產稅、環保稅，調整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等稅種。二是在清費、降費的基礎上，加快推進費改稅。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收費，降低社會保障繳費率，繼續減輕企業負擔。將條件成熟的基金和收費，盡快實現費改稅。三是加大對工業創新的稅收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技術研發準備金等政策，加大投資抵免力度，支持自主創新。

其三，加大差異化緊缺性公共投資力度，增強經濟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的基礎和引擎。

繼續推進有效公共投資，對于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至為重要。但受制于資源環境約束、產能過剩等因素，今后我國亟須改變公共投資的方式和內容，提升投資效率。堅持差異化原則，圍繞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和生產生活中的短板，加大緊缺性投資力度，特別是要加大關系居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同時，避免簡單粗放、重復性以及脫離自身實際需求的投資。政府需轉變投資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采取公私合作（PPP）、政府購買服務、投資引導基金等多種形式，激發社會有效投資，支持企業的原創技術研發投資，促進投資升級。

其四，優化財政政策工具，促進要素的流動和升級。要素的流動和升級，是積聚新動能、提升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的必然之舉。

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引導、激勵作用，推動企業創新，促進過剩產能不斷優勝劣汰、改造升級、優化存量。例如：設立國家級產業發展與創新引導基金等專項基金，采取市場化運行模式，吸引社會資金支持創新、發展，并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完善補貼、獎勵等制度，在繼續清理不利于淘汰落后產能的各類財政補貼的基礎上，整合財政專項資金，加大對科技研發、技術升級、節能減排等支持力度，并完善退出機制;加大對技術創新人才的激勵力度，實行對技術轉讓和技術服務收入的個人所得稅減免等;完善有利于企業兼并重組和“走出去”的稅收政策，支持產業優化重組和拓展產能利用空間，等等。

其五，建立健全保障和救助機制，切實發揮“托底”作用。在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中，財政的保障和托底作用不容忽視。

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范文第5篇

貨幣量激增是最主要推手

面對居高不下的CPI，發改委開始動用行政手段來控制物價。前不久，發改委給聯合利華開出了一張200萬元的罰單，以懲戒其“散布漲價信息、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違法行為”。據有關媒體透露，發改委還與“康師傅”等多家企業約談，敦促或勸誡這些企業暫不要漲價，明確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就在政府部門運用各種能用的宏觀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控制物價水平的當下，不知中國政府決策層是否自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自己的諸多宏觀政策和手段，以及當下的政府體制安排，卻過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動中國消費品物價上漲和房地產價格不斷攀高的主要因素？

這里且不說過去兩年多時間里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投資導致了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通過銀行貸款創造存款的內生貨幣機制導致廣義貨幣急遽增加，從而是中國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財政和稅收政策，亦是中國高物價、高房價尤其是CPI繼續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識不到這一點，僅把“嚴懲通脹”的板子打在企業和廠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價和不公平，反而可能會把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引向歧途。在長時段中，甚至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在未來有可能陷入“滯脹”陷阱。

中國政府宏觀賦稅多年來的超常增長，已經是國人皆知的事實了。對此，經濟學界和財政學界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和批評意見。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是這輪CPI不斷攀高的主要推手這一點。

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甚至在后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闡釋中，當人們論述在任何一場經濟危機后西方國家政府的救市和擴張性宏觀政策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事實時，其理論邏輯一般是說，巨額政府財政赤字，會導致央行貨幣超發，最后傳導到消費品物價上，表現為CPI上漲。這也是后凱恩斯學派的一位重量級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堅持多年的一個基本觀點。

我最近的思考發現，在當今中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并不能把明斯基的這一理論簡單地應用于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現實。由于最近兩年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實際上還不算太大（兩年1.95萬億），且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5條和第30條實際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來彌補其預算赤字，人們可以認為近兩年政府的財政赤字并不是央行“貨幣超發”的主要原因。但是，這決非就證明了政府的財政不是這一輪物價水平普遍上漲的主要推手這一點。簡單說來，目前中國內部的宏觀動態機制并不是像明斯基所闡釋的那樣是通過政府巨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通貨膨脹CPI普漲這樣一個宏觀作用鏈條來工作，而可能是通過一個微觀機制鏈條而直接推動CPI上漲的。

我初步判斷，政府的財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鏈條大致是這樣的：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間接稅之高

從理論上進一步說明和數據驗證這一猜測顯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們這里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實：暫不考慮近些年企業直接稅收快速增加對生產企業產品和勞務成本推高的因素，單從2010年全國7.32萬億稅收收入的構成來看，不計進口商品的消費稅，2010年消費稅為6072億元，占整個稅收的8.3％。如果再加上進口商品的增殖稅和消費稅1.05萬億元，整個與消費有關的稅收（不計國內增值稅）也高達1.66萬億元了。如果考慮到增值稅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消費稅，那么全部與消費相關的間接稅收就達到3.77萬億元，已占全年稅收的51.6％了。

正是因為流轉環節的間接稅是如此之高，導致在中國生產許多名牌產品（如茅臺酒、ecco鞋、Samsonite旅游箱等）在中國商場的價格要比在許多發達國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據國內研究稅收的專家一項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的說，在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至少有超過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

另外，也有專家測算過，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時裝中，大致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稅和65元的營業稅，光這兩項加起來，就超過一件時裝價格構成的30％了。如果是進口的時裝呢？還要加關稅和其他消費稅。即使在國內生產的女性時裝中，加上生產環節、運輸環節和銷售環節中的各種直接稅和間接稅，政府的稅收在一件女性時裝的最終價格中又占多少？一句話，政府稅收這樣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兩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長，中國的CPI還不會越來越高？

理解了各個環節的政府稅收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是消費品零售價格的主要構成和貢獻因素這一點，就會發現目前中國決策層的宏觀政策是多么“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對2010年下半年不斷攀高的CPI，央行已經11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目前已達21％的歷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準利率了，另一方面財政和稅務部門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卻仍然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幾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約。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5月12日的一則官方新聞稿，今年1到4月份，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船舶噸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已高達2.628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3.2%。其中，國內增值稅增長13.7%，國內消費稅增長57.7%，營業稅增長37.9%，企業所得稅增長41.1%，個人所得稅增長21.8%，車輛購置稅增長63.5%，海關代征進口稅收增長56.3%。這么高的稅收增長速率，到底是有助于抑制目前的CPI上漲勢頭，還是在實際上繼續推高現在和未來的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