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縮性財政政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從宏觀經濟政策和利率政策看，收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往往帶來股指的大跌。例如1993、1994年針對經濟過熱而推行的“治理整頓”，以及利率的不斷提高，導致股市1994、1995年連續走熊。最高曾經從1558點下跌到325點。最大跌幅79.1％。最長調整時間長達36個月。最大跌幅并不比2000年初以來美國納斯達克的跌幅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實行收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不斷升息，一方面導致資金向銀行回流，一方面導致企業的財務成本等不斷上升、企業擴張困難、效益下降。也即：購買股票的資金少了，同時上市公司的業績下降了、市盈率高了。
相反從1996年5月開始，采取松動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及利率的不斷下調，帶來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股指從1996年元月的512點啟動，到1997年5月中旬的1510點，最大漲幅194.9％。運行時間長達16個月。期間出現諸多漲幅超過10倍的股票；深市股票的炒做結果之一是：深市曾被稱為“傻子也能賺錢”、“越傻越賺錢”的寶地。“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豪言壯語，也是誕生于1996、1997年“熱火朝天”的年代。松動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直綿延至今，這是不斷出現波段性上升行情的重要基礎之一。
影響股指最直接的是供求關系、監管、以及輿論導向。這體現了管理層對于股市作用的態度。1996年12月的暴跌、1995年5月之后的暴跌，直接導火線都是管理層通過媒體干預股市的“過熱”。1996年12月中旬甚至了巨額的新股發行額度以大擴容來調控股指。同時還通過重新恢復實施漲跌停板制，抑止過渡投機。其結果是：1996年12月股指從最高點1258點直跌到當月的最低點855點，最大跌幅32％；之后1997年元月、2月大多時間在870點上方整理。1997年5月股指從最高點1510點直跌到9月的最低點1025點。最大跌幅也為32％。
而1999年的“5.19行情”、2000年的“2.14缺口”，助推器都是管理層強調“恢復性行情”。2000年2月的“十條”，則以實施新股配售、允許券商抵押融資、允許三類企業入市等擴大資金供應的手段為主。結果是：1999年的“5.19行情”，股指從1047點漲升到1756點，最大漲幅67.7％；而“十條”的效應，則使股指從1999年12月28日的1341點，波段性上升到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最大漲幅167％。
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依然較大，面臨自增強式下行的危險。如不打破這一下行鏈條，則很難在短時期實現市場出清、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并有可能進入“鎖定”狀態，危及長遠發展。因此，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循環，成為當前尤為緊迫和重要的任務。
經濟面臨自增強式下行危險
“自增強”最早被用來解釋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中的局部正反饋機制。198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W?布雷恩?阿瑟將這一機制引入經濟學中。在經濟體系中，系統運行可能存在多個漸近“解”。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經濟系統可能選擇一個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演化路徑。一旦達到某個“解”，就會產生自我強化和自我實施的驅動力，以后就會被不斷地重復選擇，從而形成“選擇優勢”，經濟系統就可能會進入鎖定狀態――將經濟系統鎖定于這一路徑。
與此同時，另有一些因素在不斷累積，使經濟系統產生轉移到另一個潛在演化路徑的可能性。不過，能否轉移成功，依賴于內外部因素累積的能量，能否克服原有路徑所積累的選擇優勢及作用力，從而使原有趨勢和運動方向發生轉變。
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自增強式下行的危險。自2008年以來，我國出現了需求萎縮與供需脫節問題，這既有全球因素的沖擊，也有我國內部自身問題的影響。全球經濟疲弱，外需低迷，使支撐我國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的進出口受到較大影響。從國內看，一方面，原有的供給體系和結構，無法適應國內外需求變化，致使高級產品供給不足以及產品缺乏差異化、個性化，難以進一步激發市場潛力;另一方面，企業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人工成本等成本增加，影響了企業的供給能力和供給轉型升級。需求萎縮與供需脫節，帶來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桿率上升、債務加劇、企業利潤下滑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些因素又將進一步引發企業的投資意愿不強、投資能力減弱、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受預期、效仿、合作等影響，上述部分企業和行業出現的問題又會傳導到整個社會層面，引發整個宏觀層面的投資下降、需求不足、創新乏力、不良貸款率上升、資產負債表惡化、資產資源配置扭曲、風險增加等問題，從而形成連鎖下行鏈條，產生持續的收縮效應，并由即期影響到下一期，如此循環，經濟系統將會陷入一種自增強式的下行或收縮通道，并被鎖定于這一路徑之中，出現長期下行趨勢。
宏觀政策力度不足
當前我國自增強式經濟下行，是現階段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既不同于我國以前時期的經濟收縮或下行，也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經濟下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單憑市場自身的力量和現有宏觀政策力度，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具體而言，主要是由于以下幾方面因素所致：
其一，宏觀政策與市場微觀主體結構和運行特征的適應性不足。與其他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國有及控股企業在市場微觀主體結構中占有較大比例。國有及控股企業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主體的運行邏輯。雖然它們需要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遵循市場規律，但在現實中卻會出現“自主性悖論”：一方面表現為“自主性欠缺”，即其行為往往受政府意志的影響較大，并且較為直接;而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超然的自主性”，即可憑借其特殊地位，通過相關措施，抵消政策對其不利影響，“預算軟約束”問題仍然存在。這就意味著我國的宏觀政策與西方宏觀政策的內涵和政策效應有所不同。其他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貨幣等相關政策工具，對市場微觀主體產生間接影響。而這一調控邏輯和方式，難以適應我國當前市場微觀主體結構，也無法解決影響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例如，西方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難以消除產能過剩、資源配置扭曲等問題。
其二，上游產業產能過剩引發的經濟收縮將會傳遞到其他行業，在經濟下行時呈現更強的收縮性。上游行業通常具有基礎性、原料性、關聯性強等特點，對中下游行業產生至為重要的影響。上游行業等周期性產業投資額較大、產出周期長、調整較慢，下游產業的波動對其影響較大。在經濟下行時，上游產業因產能過剩而產生的經濟收縮，又將會產生放大效應，傳遞給其他行業。當前，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我國的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等上游產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并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收縮。這些行業的收縮又將產生更強的收縮傳遞效應，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持續的收縮狀態。
其三，投資面臨諸多“新瓶頸”。投資的意義不僅在于阻止經濟下行，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彌補“短板”、提升創新能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當前，投資遭遇五方面的新瓶頸：一是資金成本瓶頸。自2010年以來，我國的資金成本維持在較高水平，抑制了投資意愿。二是能力瓶頸。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支困難等影響了企業和政府的投資能力，致使在促進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投資相對不足，加之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對經濟產生明顯的收縮效應。三是結構瓶頸。一方面，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庫存高企，特別是房地產去庫存的壓力非常大，影響了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投資缺口很大，仍有廣泛的投資空間。四是預期瓶頸。市場預期不樂觀，成為經濟陷入自增強式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內外經濟運行中諸多問題以及宏觀政策的不清晰、不明確，使投資者信心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投資。五是認識瓶頸。社會上對我國當前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及作用認識不清，并將投資中出現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原有投資模式產生的弊端，歸結為我國投資過高，從而片面地認為應減少投資。
其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雙重疊加，加重了經濟下行趨勢。我國當前的經濟下行，成因非常復雜，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疊加，在供求兩端都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例如，在需求方面，既有因經濟周期，特別是新一輪的金融周期引起的外需下滑、內需不振等問題，也有人口結構轉變、收入分配拉大等結構性問題引起的需求不足或需求抑制等問題;在供給方面，既有各種國內外需求減少引起的供給相對過剩，也有因無法滿足市場的差異化和個性化需求而出現的高級產品供給不足、供求脫節等問題。 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獨特作用。
上述復雜因素決定了當前我國所面臨的自增強式經濟下行，僅靠市場的機制和現有的政策力度，難以在短期內快速實現市場出清，扭轉下滑趨勢。然而從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個態勢來看，緩慢的市場出清，將會使經濟陷入長期的下滑和低迷之中，這不僅將危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而且在去產能、去杠桿等任務加速的情況下，使經濟和社會運行面臨更大的風險。為此，亟須通過優化當前的宏觀政策，抵消經濟下行或收縮的能量，快速實現市場出清，使經濟運行趨勢發生根本性改變。
以更積極的財政政策破局
當前，打破這一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獨特作用，使其產生四個方面的特殊效應：一是彌補效應。一方面，政府投資可以彌補企業投資減少而形成的緊縮缺口，保持一定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彌補關系居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等方面的投資“短板”。二是引致效應。在當前緊縮的條件下，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幾乎不存在，恰恰相反，合理的政府投資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效應，可以間接提高社會資本的投資回報率，產生引致效應，吸引社會投資，擴大投資需求。三是資源整合與優化效應。利用財政政策工具，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國民經濟恢復活力。四是保障效應。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提振市場信心，改善社會預期;另一方面，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托底”，既避免經濟社會引起大的波動，也為扭轉下滑趨勢積累動能。
然而，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受到財力緊張、收支矛盾尖銳等因素掣肘，實施空間被壓縮。如果僅零敲碎打地采用一些政策手段，則很難發揮上述四方面的特殊效應，也很難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為此，應著眼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摒棄狹隘的財政觀，實行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從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優化財政收入格局、促進要素的流動和升級、擴大公共投資、健全保障和救助機制等方面入手，破解經濟下行中的一些關鍵因素，快速實現市場出清。
其一，主動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下好資源全局調整這盤“大棋”。資源全局調整，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治本之策。
一方面，不僅可以防范風險，而且可以解決因地方融資平臺和“僵尸企業”而導致的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問題，如信貸資源配置上的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使經濟獲得新動力，并“輕裝上陣”。資源全局調整，須以調整政府資產負債表結構為重心，抓住三個重點：一是適度擴大中央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我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都有一定的擴大空間，應靈活運用赤字政策，不必拘泥于歐盟赤字率3%的警戒線。發行基礎設施建設公債、環保公債等專項或特別國債，增加政府可支配財力。二是清理、消化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存量債務。根據經濟發展和財力狀況，加大各地債務清理力度，除債務置換之外，還應采取轉換股權、處置資產等方式消化存量債務，壓縮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債務規模。三是調整、優化國有資本（資產）存量結構，激活社會資源。在做強做優的前提下，盤活、處置低效國有資產，使資源在社會整體層面得到優化配置。
其二，統籌財政收入格局與減稅清費有機結合，創造有利于工業創新發展的稅費環境。
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民經濟效率提升仍將主要依賴于工業的創新與發展。創造有利于工業創新發展的稅費環境，需要清稅減費和統籌財政收入格局有機結合，在大的收入格局上做調整。一方面，減稅清費，減輕企業負擔;另一方面，為房地產稅等開征騰出稅收“空間”，穩定宏觀稅負水平。一是普遍性減稅與稅制結構調整相結合。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稅率降至15%左右，并合并簡化稅率結構;將企業所得稅降至20%左右;加快開征房地產稅、環保稅，調整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等稅種。二是在清費、降費的基礎上，加快推進費改稅。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收費，降低社會保障繳費率，繼續減輕企業負擔。將條件成熟的基金和收費，盡快實現費改稅。三是加大對工業創新的稅收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技術研發準備金等政策，加大投資抵免力度，支持自主創新。
其三，加大差異化緊缺性公共投資力度，增強經濟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的基礎和引擎。
繼續推進有效公共投資，對于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至為重要。但受制于資源環境約束、產能過剩等因素，今后我國亟須改變公共投資的方式和內容，提升投資效率。堅持差異化原則，圍繞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和生產生活中的短板，加大緊缺性投資力度，特別是要加大關系居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同時，避免簡單粗放、重復性以及脫離自身實際需求的投資。政府需轉變投資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采取公私合作（PPP）、政府購買服務、投資引導基金等多種形式，激發社會有效投資，支持企業的原創技術研發投資，促進投資升級。
其四，優化財政政策工具，促進要素的流動和升級。要素的流動和升級，是積聚新動能、提升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的必然之舉。
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引導、激勵作用，推動企業創新，促進過剩產能不斷優勝劣汰、改造升級、優化存量。例如：設立國家級產業發展與創新引導基金等專項基金，采取市場化運行模式，吸引社會資金支持創新、發展，并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完善補貼、獎勵等制度，在繼續清理不利于淘汰落后產能的各類財政補貼的基礎上，整合財政專項資金，加大對科技研發、技術升級、節能減排等支持力度，并完善退出機制;加大對技術創新人才的激勵力度，實行對技術轉讓和技術服務收入的個人所得稅減免等;完善有利于企業兼并重組和“走出去”的稅收政策，支持產業優化重組和拓展產能利用空間，等等。
其五，建立健全保障和救助機制，切實發揮“托底”作用。在打破自增強式經濟下行鏈條中，財政的保障和托底作用不容忽視。
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經濟運行依然面臨壓力
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紛紛采取了應對金融危機的種種措施,一些國家經濟指標也出現了止跌的跡象,但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仍在加大,雖然有樂觀派估計美國和歐盟經濟形勢有可能在今年7、9月份平穩見底,但是總體來看,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的經濟衰退還在持續中,全球需求依然低迷。本次公布的結果雖然仍在人們的預料之中,但PPI的再次大幅下滑還是引起了各方的關注,顯示我國經濟運行企穩跡象尚不穩固。
盡管近2個月以來,流動性充裕推動一些基礎性產品價格明顯反彈,但與去年高位比仍然較低,特別是工業消費品價格總體上仍處于下跌通道中。從供求看,我國工業品總體上供過于求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觀,進而抑制我國PPI的快速回升。
去年前8個月,PPI的大幅上漲,已經給今年PPI的走勢奠定了較高的基點,這也是5月份PPI同比降幅繼續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5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分別比上月上漲了0.1%和0.6%,但是由于2008年工業品價格在前8個月處于快速“爬坡”階段,2008年5月份比4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分別上漲了0.8%和1.3%,明顯高于今年5月份的環比漲幅,因此表現為2009年5月份的工業品價格同比降幅繼續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從月環比價格變動情況看,自今年4月份工業品價格首次由負轉正以來已連續2個月上漲,從而終止了連續7個月的環比下降趨勢。與上月價格比,2009年4月和5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漲了0.2%和0.1%,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分別上漲了0.8%和0.6%。
CPI、PPI持續四個月的雙降,使得人們對通縮的擔憂越來越強烈。雖然我國投入了4萬億元刺激經濟,但是相對于經濟增長,當前我國投資仍然不足,消費需求也沒有大幅度的增長,說明經濟活動中,對貨幣的需求并不是很大。財政政策必須創造需求,跟貨幣供應結合起來,才能應對通縮。
任何一種經濟現象都需要一個過程,因此CPI、PPI短期內迅速上升的可能性并不大。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嚴峻的形勢。
貨幣政策仍需連續穩定
眾所周知,CPI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費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幅度,是貨幣政策決策參考的重要指標。2008年以來,在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下,我國CPI走勢出現較大波動。2008年2月同比CPI漲幅達到8.7%的高點,之后漲幅回落,2009年2月開始出現CPI同比為負的情況。由此引發了對價格形勢的討論。有觀點提出,2月份以來,我國同比CPI漲幅已進入負值區間,并且可能持續數月,可以認為我國已經進入了通貨緊縮;也有觀點認為,當前我國存在價格下行的壓力,但尚未形成典型的通貨緊縮;還有觀點認為,主要經濟體央行實行類似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國內信貸也從2008年11月份開始持續快速增長,未來有通貨膨脹壓力。
通脹預期正在形成,但短期內的經濟狀況并不支持貨幣收縮。鑒于經濟基本面目前并無明顯改善,短期內收縮銀根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我國仍會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并不會繼續放寬口徑,不會加大貨幣寬松力度,而會對金融機構持續的高速放款進行微調,這種微調不是貨幣政策方向性的改變,而是貨幣政策寬松環境下的微調,從時間上來看,仍有半年多的時間讓貨幣供應控制在適當的目標范圍之內,至少第四季度之前不會采取收縮性的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格局有望維系,但加大寬松力度并無必要。如果認為貨幣政策變動是對通脹預期提前作出反應的話,那么貨幣政策需要在適當的時機進行收縮而非繼續擴張。事實上,本輪貨幣擴張會在中長期內加劇產能過剩和消費不足的失衡局面。所以,雖然短期內通縮依舊,但加大寬松力度并無必要。
CPI已連續4個月下降,PPI下降的時間則更長達半年,目前還是通縮的壓力,這與整體經濟不太景氣還是一致的。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利率政策應該有所松動。央行5月的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曾指出,中央銀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握好后續政策的力度和制定合理的退出機制。一方面要能夠對抗短期通貨緊縮預期的壓力、促進經濟盡快復蘇;另一方面又要能保持幣值的相對穩定,并避免中長期風險的挑戰。尤其是,在經濟復蘇時,如果非常規政策退出過快,可能給經濟帶來新的沖擊;但如果退出過慢、流動性回收不夠及時果斷,又存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風險。
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通脹？通縮？還是增長良好？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
當前主要防過熱
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與經濟過熱。
1至3月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是31.6％，而到6月底是32.8％。這不禁讓人想到1992至1993年投資增長30％以上的情況。
投資快速增長有以下原因：過去幾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體制改革，使得企業效率提高、投資機會增加；政府關于加快城市化、工業化的政策，促進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加大；加入WTO之后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為我們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機遇，外國直接投資也大幅度增加；過去幾年投資增長較慢，設備更新的周期也要求企業開始追加投資，使現在的高漲具有一定的“恢復”性質。在所有這些客觀因素的作用下，市場上投資者的樂觀情緒已經產生，投資的高漲隨之而來，從根本上扭轉了過去幾年投資不足、總需求不足的局面。但由此也產生了過熱的苗頭，如果不及時加以抑制，就可能發生真正意義上的過熱。
經濟過熱苗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生產資料瓶頸”的出現和價格的上漲。如果投資高漲的局面持續下去，“生產資料瓶頸”的問題就會進一步惡化，導致生產資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并最終體現到消費品價格中去，導致通貨膨脹。
8％至9％之間的增長率是比較理想的，沒有通貨緊縮，也不會有高額通貨膨脹。而今年如果沒有非典的影響，全年的增長速度可能會達到10％以上，這種過熱的苗頭顯然值得我們警惕。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李揚：
通縮遠未結束
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仍然來自通貨緊縮，繼續堅持擴大內需依然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價格水平還沒有出現普遍上漲趨勢。今年頭6個月的物價總水平上升，主要由“非典”由伊拉克戰爭帶動，均屬外部沖擊，不具有可持續性。 IMF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存在統計誤差，CPI物價指數增長低于1％，可能表明真實的物價水平已經在下跌。而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盡管從今年1月份以來就開始上漲，但是漲幅一直低于1％。
從居民消費價格分類指數來看，帶動CPI上漲的主要是蔬菜價格，其他主要食品的價格一直在下跌。目前蔬菜價格也已經回落。除食品以外的其他七類消費品中，除了住房和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的價格有輕微上漲，其余五類消費品價格都不同程度的下降。
零售物價指數在3月和4月份的輕微上漲，也是因為蔬菜、金銀珠寶等少數商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帶來的，其他商品的價格也一直在下降。可見，中國并沒有出現物價普遍上漲的趨勢，通貨緊縮還遠沒有結束。
第二，宏觀經濟供過于求的基本態勢未能有效改變。去年下半年以來，投資需求的迅猛增長是導致價格回升的主要因素。但是，目前的投資增長，有一些來自前幾年受到國家政策不當約束較多的部門，如汽車、房地產、電力、煤炭、鋼鐵、水泥領域等；另一些則與地方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如城市改造、路橋建設、環境治理、基礎設施開發等。這些因素所導致的投資擴張同樣不具有可持續性。
再看進出口。今年貿易順差減少，一方面會減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另一方面，它要求國內需求有更大的擴張來彌補有效需求的降低，這顯然并不容易。最令人擔憂的是就業領域問題。
第三，貨幣供應量和貸款的快速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減弱，而市場利率的下降趨勢則反映出資金過剩的總體態勢。通常用貨幣流動性指標來衡量貨幣供應對經濟的刺激程度。2002年3月到12月間，這一指標曾經出現短暫的增長，最高達到0.381，今年以來又呈連續下降趨勢，4月已降到0.37，同2002年3月的水平持平。
今年以來貸款增長速度提高，一方面是因為最近兩年來，監管當局更多地強調了支持經濟增長，逐漸弱化了防范風險的內容，更多強調了降低不良貸款率和增加利潤的重要性。而商業銀行不斷增加貸款，既可降低不良資產比例，又可增加當期利潤，還能夠大大改善銀行資產負債表，從而為上市創造條件，堪稱“一石三鳥”的良策。但是，商業銀行不審慎的放貸行為可能累積更大的金融風險，不久就會回到謹慎經營的道路上來，監管當局也會重新重視對風險的防范。
利率的走勢也不支持經濟過熱的判斷。去年末以來，我國最具市場化的利率指標――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回購利率都在波動中趨降。這表明，資金供應過多的局面依然持續。
第四，全球經濟存在通貨緊縮壓力。IMF最近一份報告顯示，全球通貨緊縮趨勢日趨嚴重。而中國是一個對外依存度相當高的國家，在全球通貨緊縮的條件下，中國的物價即便有上漲趨勢，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
通貨緊縮還可能加重
目前居民消費價格回到負數的可能性不大。實際消費要比統計數據好，因為固定資產投資很高，其中不少是消費，比如住房。但通貨緊縮是否回歸，則取決于官方的政策。貨幣供應過快只是造成通脹的相關因素之一，如果央行收縮信貸，并采用其他4項政策，即提高匯率、減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資優惠、減少財政赤字，那中國就不是什么通脹不通脹的問題，而是將發生嚴重的通貨緊縮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劉世錦:
不大可能出現大的通貨膨脹
相對于新的高增長產業的長周期增長潛力，已有的增長只是初步的，增長的勢頭尚不穩固。目前經濟增長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基礎性變化，使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貨膨脹重現的基礎大大削弱了。從這一輪增長中的幾個“龍頭”產業看，價格基本是穩定或下降的。總體上看，在一個時期內出現全局性的、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負面效應的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 當然，必須警惕局部領域出現的較嚴重泡沫。這些泡沫的出現，往往并非源于純粹的市場力量，而是與不當的行政干預相關。例如“圈地”活動促使的土地價格上升，并轉化為房價上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張立群：
經濟增長良好
從以下幾個方面看，認識宏觀經濟的思路和觀念可能需要改變，不要一熱就著急。第一，新一輪的增長勢頭強勁，但并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消費結構的升級推動產業升級的特點非常鮮明。現在最熱的是車和房，都是消費指向的結果。第二，從整個增長機制來看，市場導向特征明顯，汽車在需求很快的情況下價格仍下降，廠商面臨競爭的考驗。第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提高。中國現在離充分就業差得很遠，一億多人沒有實現就業，60％多的人在農村居住。潛在的增長率可能高于以往的8%，目前這種增長應該說就是一種波動比較小，相對比較高水平的增長。
失衡?失衡！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王小廣：
沿海和內地發展更加不平衡
沿海地區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入世以后，沿海集中利用國內外資源的優勢更加明顯，與內地的差距在繼續擴大。當前經濟加速主要是沿海經濟的加速。目前沿海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已超過60%，比1990年提高5個多百分點。工業增加值1990年沿海占全國的比重為62.73%，“九五”以來則迅速上升，到2000年上升到67.74%，今年一季度則突破了70%。而西部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自“九五”一路下跌到2002年的16.9%，西部開發也沒有止住這種跌勢。
沿海進一步主導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外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導向性作用進一步強化。2002年全國出口超過了英國，躍居全球第五位。其中沿海出口占91.62%，整個中西部地區僅占8%多一點。外資的情況也相似，2001年沿海地區實際獲得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為86.88%。而西部獲得外資的比重小且逐年下降，2001年為4.0%，2002年為3.8%。
沿海主導經濟的強化，意味著中西部的進一步邊緣化，意味著東西部差距的繼續擴大，也意味著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地區差距的主要問題是城鄉差距，越是西部落后地區，城鄉差距就越大。1999年，東部城鄉差距趨于縮小，為2.159倍，而西部擴大到了3.47倍。沿海主導經濟的強化，還意味著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進一步加深。2002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高達50.14%。
中國社科院數量和技術經濟研究所汪同三：
二、三產業發展更加不平衡
嚴重的產業結構惡化出現在第二、三產業之間。從1993年開始的經濟軟著陸，中國做得很成功的一點，就是使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互相收斂，到了1996、1997年整體經濟情況比較良好。但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不得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這種政策的實施就又使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拉開了。截至今年上半年，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是10％左右，而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只有5％。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結果是就業問題更為嚴重。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范建平：
消費和投資的增長更加不平衡
近幾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明顯地由投資主導，消費和投資失衡，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今年投資和消費的失衡更加嚴重。
實行擴大內需政策以來，國內需求由1997年的96.2%擴大到2002年的98.0%，表明擴大內需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國內需求中，投資需求（資本形成總額）受政府投資的誘導不斷擴張，投資率2002年上升到39.6%，為1996年以來最高水平。而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最終消費率）由2000年的61.1%下降到2002年的58.4%。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看，投資需求的貢獻率近五年中不斷上升，由1997年的24.23%上升到2002年的54.53%，最終消費的貢獻率則由1997年的54.47%下降為2002年的45.19%。
其實，中國政府消費率基本與國際平均水平接近。1998年以來政府消費率更是穩步上升，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1年的13.2%。許多地方政府近年來在“經營城市”的口號下，大規模出讓土地，鋪張浪費，大講排場之風重新蔓延。政府消費率節節攀升現象值得警惕。
相比之下，中國居民消費率大約比低收入國家低11～16個百分點, 比國外居民消費率最低的東亞國家大約低5～9個百分點。據統計，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8%～79%。因此，啟動消費需求的重點應當是居民消費。
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長期低于經濟增速、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連連下降的必然結果。按可比價格計算，1996～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79%；同期，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66%，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3.79%。從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的宏觀分配結構變動可以看出，勞動者報酬在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近年來節節下降，已經由1996年的53.40%下降到2001年的51.45%，降低了2個百分點。同期，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卻由12.57%提高到14.08%，提高了1.5個百分點。
為此，必須在節制政府部門消費率繼續上升的同時，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將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作為經濟自主增長的最主要支撐點來培育。在投資方面，著力于提高投資效率，使更多的國民財富用于消費，提高最終消費率。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王小廣：
就業增長大大落后于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就業增長大大落后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明顯下降。1978～1990年間，經濟增長的非農就業彈性高達0.78；1990～1996年間，經濟增長的非農就業彈性為0.43；1996～2001年該彈性系數下降到僅為0.24。最近兩三年，經濟增長的非農就業彈性僅為0.13。根據89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信息，今年一季度，有14％的求職勞動力沒有找到就業崗位。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新情況，使得就業形勢趨向復雜化。
宏觀政策怎么調？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
進行微調
擴大內需是我們長期的政策取向，因為今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本問題都將是需求約束。現階段的政策取向是進行微調：不抑制出口的增長，但要適當抑制國內投資增長的速度。不再鼓勵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擴大投資，多上項目。政府支出的規模可以暫時不變，但適當調整支出結構，可以適當減少“需求乘數”較高的政府投資，增加在公共衛生、農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袁鋼明：
財政投資應當盡快退出
國債投資重點投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項目上，同時增大了對農村和西部貧弱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南水北調、石油儲備等一大批新的大型建設項目開工，需要充足的財政資金長期持續的投入，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從當初對付經濟下滑的短期措施，演變成了注重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戰略。
雖然國債資金在全社會投資資金總額中比重很小，但國債項目使用大量配套資金，實現了數倍于國債資金的投資擴張。1998～2002年，國債項目投資總規模3.2萬億元，其中國債資金6600億元，只占20%；國債重點技改投資規模4353億元，其中國債資金335.4億元，只占8%。今年上半年，國家預算內投資資金926億元，可實現超出國債資金4倍的投資規模4630億元。按國債技改資金占其項目資金總額8%的比例計算，國債技改投資項目可實現相當于國債資金12倍的投資規模。
國債投資項目使用大量配套資金、實現投資規模的倍數擴張，民間投資也加速增長，導致投資總規模擴張過度。在社會民間投資已經活躍起來、財政收支困難較大的情況下，財政投資應當盡快退出。一些國債項目應當停建，一些國債項目可以緩建。很多國債項目可以以重組、分拆、拍賣等多種方式轉讓給市場投資主體。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韓朝華：
高度關注新的預算軟約束現象
中國這樣一個將近13億人口的大國，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經濟速度達到多高是合適的，沒有一個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是一個需要嘗試的未知數。真正需要關注的，是誰對投資后果承擔責任的問題。
過去的投資過熱主要是國有企業的問題，現在非國有的部分越來越大，但投資約束還是沒有很好解決，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政府在經濟當中的干預作用太大。政府追求GDP增長，追求政績，要推進投資。一個是銀行的責任不到位。在政府的控制下，在投資責任很低的條件下，資金紛紛涌向基礎建設、房地產和開發區。現在很多民營企業拼命想做大，投資鋪天蓋地，民營企業也不怕貸款，貸款越多，銀行就越是不得不支持，其投資風險和收益不成比例。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的增長，也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在資金上支持、保護，形成一種新形勢下的軟預算約束。民營企業和權力緊密結合，共同利用壟斷和國營的商業銀行融資的機制，來利用國民儲蓄，這個用法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這種新的政企不分的問題，需要高度關注。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戴園晨：
現在就緊縮貨幣會加重通縮
最近央行對貨幣政策的表態，實際上是對于一個現實并不存在的通貨膨脹威脅，預先推卸責任――我沒有制造通貨膨脹，我提前預警了。是為未來的風車做一個堂?吉訶德式的斗爭。表態的措施并沒有實質性的內容。依據的是一個很陳舊的，在通貨膨脹時期所適用的貨幣供應量，是GDP價格上漲指數這樣一個公式。按這樣一個公式計算，當然是貨幣供應量過多了。另一個依據是貨幣供應超過計劃。但是之所以超過計劃，是因為遇到了兩個特殊情況。一個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收縮性行動，二個是碰到非典時期消費的大幅度下降。要求財政政策退出，就要擴大民間投資，但是單純地依靠民間自我積累來擴大投資，來彌補積極財政政策，是很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信貸改變就是很大的問題。在這中間過去的老皇歷來看待當前的貨幣政策，我認為是值得探討的。在消費大幅度下降、儲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如果貸款不增加，通貨緊縮就會更為嚴重，商業銀行經營就會虧損。
什么叫貨幣政策的錯誤？通貨膨脹是錯誤，通貨緊縮也是錯誤。現在就采取緊縮措施，可能加重通貨緊縮。央行歷來怕通貨膨脹，不怕通貨幣緊縮，所以考核貨幣政策的指標應該加上通貨緊縮。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
貨幣政策要以結構調整為主
近20年來，國際上貨幣調控目標已經從貨幣供應量轉向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并且由治理通貨膨脹轉向治理通貨緊縮。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生產過剩。主要辦法是加速企業調整和兼并。美國的經驗是資產能夠迅速做出調整，資本市場存在強大的購并機制，存貨合并和資產縮水速度很快。而日本則強調銀行與企業的保值，依賴財政政策和零利率政策，結果經濟轉型慢。應該轉變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從調控總量轉向結構調整為主。
說到房地產,我想提供以下幾點觀察：第一，我們不僅要看到房地產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還要看到賣地炒高地價對國際競爭力的不利影響。北京中關村一條街的地價漲得非常快，實際上這地方跟高科技已經沒有關系了，因為很多科技企業都搬走了。第二，中國的經濟廣闊，遠比日本和香港大，只要政府長遠發展政策不出大的錯誤，中國在短期內看不到像日本和香港那樣，因為土地供給問題造成的地價畸形，中國地價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第三，中國大陸的經濟模式要防止香港模式，借鑒臺灣模式，前者以地產為主，后者以高科技為主。20多年來中國沒有大幅度提高科技競爭力，而加速依賴工業發達國家，這樣的發展戰略和宏觀政策必須加以反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劉世錦：
新一輪增長中政府作用的邊界在哪里
政府要把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正確地區分開來。對經濟過熱和嚴重的行政性重復建設，采取項目審批、限制產量、關閉企業等措施，嚴格說來并不屬于“宏觀調控”，而是微觀干預.這種“一刀切”的方式在限制了不負責任的、違規的投資者和生產者的同時，也限制了負責任的投資者和生產者。經濟中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泡沫等問題，起因于現行體制下的政府行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快改革政府投融資體制，將政府投資明確限定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領域，此外的領域原則上不投資。
收縮性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資產負債表
一、引言
近年來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為了經濟平穩增長都展現出了保持低通貨膨脹的強烈愿望，盡管從目前經濟狀況看低通貨膨脹有很多好處，但是很難被預測，經濟一旦出現負向沖擊，將會使得利率逼近零利率的邊界。在通貨緊縮的環境中，盡管名義利率接近于零，但實際利息率非常高，從而導致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靈，這將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導致金融系統的傳導機制受到破壞，產生了巨大的損失，影響了流動性及銀行和借款者的償付能力。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盡管美聯儲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短期名義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但實際利率依然高企。傳統貨幣政策不能修復金融市場的信貸功能，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和蔓延，因此喪失了刺激經濟的能力。為此，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相繼實施了非常規貨幣政策，通過大規模資產購買的方式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進行直接干預。實踐表明，這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緩解了金融市場恐慌，減輕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收縮的壓力，重塑了銀行系統的信貸渠道，最終避免實體經濟部門陷入衰退。
當前我國央行也面臨同樣問題：一方面伴隨著中國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到最終目標的傳導途徑越來越復雜、不易辨析；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必將發生改變，因此央行難以制定理想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利率、匯率等）達到預期的政策調控效果。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物價水平持續走低。2015年以來央行連續五次降息降準，5年期以上貸款利率也創下十年來的新低，然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為此，系統研究在零利率邊界約束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將有助于我國貨幣政策當局在面臨經濟負向沖擊、通貨緊縮及零利率邊界的約束下，研究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手段。
本文將非常規貨幣政策分為三類：貨幣政策溝通、擴大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改變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結構。在此基礎上，作者力圖對每一種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機理進行細分和深入研究。
二、貨幣政策溝通
在現代經濟和發達的金融體制下，公眾對于利率未來發展的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和金融的運行。當公眾不了解中央銀行的反應函數，但又必須對其進行估計時，就無法保證經濟將會收斂到理性預期均衡狀態上，這是因為公眾的學習過程本身影響了經濟行為。由于學習對經濟的反饋效應可能導致不穩定的或不確定的結果，與其完全依賴于中央銀行做出完全正確的決定，還不如對于經濟政策和行為做出解釋。中央銀行有效的溝通對金融市場和政策預測準確度均有影響，可以幫助央行更好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一）通貨膨脹預期機制
貨幣政策目標經歷了一個從單目標（充分就業）到多目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再到單目標（穩定物價）的發展過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穩定物價成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不少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制定了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其理論含義為：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向做出預測，并將此預測與通貨膨脹目標（或目標區）相比較，然后根據二者之間的差距來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如果通貨膨脹預期結果高于目標或目標區上限，可實行收縮性貨幣政策；如果通貨膨脹預期結果低于目標或目標區下限，可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通貨膨脹預期結果在目標區范圍內或非常接近目標，貨幣政策則可以保持不變。
金融市場參與者通過中央銀行溝通行為（公開宣布通貨膨脹目標）做出相應的判斷和投資決策。不同學者分別采用泰勒規則及有關指數等進行了研究，發現美聯儲公布的貨幣政策傾向能夠增強對于貨幣政策變動的預測，結果表明，央行的貨幣政策溝通提高了政策的可預測性（降低了預測誤差），即實現了通貨膨脹的“錨定”。也有學者通過金融市場工具的提前反應行為研究發現，自從美聯儲1994年2月開始即時公布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后，未被市場預期到的貨幣政策變動的平均幅度降低了。金融市場以及私人部門對于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測能力提高了，其預測誤差降低了并且更加趨同，金融市場行為與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意圖更好地協調同步。而與此同時私人部門對于GDP和通貨膨脹的預測并沒有出現同樣變化，究其原因，除了美聯儲利率變動的漸進特性外，美聯儲的信息溝通亦是極為重要的原因。
（二）長期利率預期機制
在利率方面，Guthrie，G和Wright，J率先提出與公開市場操作相對應的“告示操作”概念，并且通過對新西蘭相關數據的分析發現，新西蘭“告示操作”對各個期限的利率都有著可觀且持續的影響，其效果甚至優于公開市場操作。Jorda，O等考察了美聯儲的例子，同樣發現美聯儲1994年2月開始公布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后，可以用較小規模（相較于公布目標前）的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這一目標。Bernanke，B S等采用事件法研究，得出FOMC政策聲明對金融市場的未來貨幣政策預期有重要影響，表明央行可以采用政策溝通影響長期資產價格和利率。
中央銀行通過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能夠直接控制的短期基準利率通常不是經濟主體進行決策的依據，真正影響投資和消費等支出決策的是金融市場上的長期利率或其他資產價格。長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而當前的基準利率幾乎無關緊要。特別是在基準利率降到零的極端情況下，長期利率完全取決于經濟主體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根據標準的利率期限結構的預期理論，長期利率還受到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值影響，當經濟主體預期未來政策利率上升時，長期利率也將上升，在名義價格緩慢調整的條件下，長期實際利率也將上升。企業發現其實際借款成本上升，就會減少投資支出。家庭同樣也面臨著實際借款成本上升的問題，由此會減少消費和房屋以及其他耐用品的支出，于是宏觀經濟結果發生變化。所以，政策利率變動的有效性基本上取決于中央銀行對市場關于未來長期利率預期的影響。給定貨幣政策傳導中的時滯，引導公眾形成合理預期能夠促進貨幣政策意圖更快地轉化為投資和消費決策，加速必要的經濟調整。當然，經濟主體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也會影響資產價格、匯率等變量的變化，這些變化傳導到實體經濟后，同樣引起宏觀經濟的改變。
（三）貨幣政策可信度機制
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理論認為，在政府干預下，中央銀行有違背穩定物價的承諾，實施帶有通貨膨脹傾向貨幣政策的動機。為了防止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的出現，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心和誠信保證，約束其履行穩定物價的承諾。一般來說，貨幣政策的可信度越大，該政策對公眾預期形成和決策行為的引導作用越強，政策效應就越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越小，其政策效應就越差。Eggertsson，G B研究認為，零利率約束下如果央行將長期保持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的聲明可信，而且事先沒有被公眾預期到，那么將有效降低長期利率，支撐其他資產價格和刺激總需求，而且短期名義利率長期保持低水平的聲明可以阻止通貨膨脹下降的預期。
中央銀行的信息溝通是決定貨幣政策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中央銀行不能完全預料到未來的意外沖擊，因此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率與事后的實際結果不會完全一致。如果這些情況不能及時全面與公眾進行溝通，公眾就無法判斷調控效果與承諾目標的偏離是由于中央銀行的短期行為或控制不當造成的，還是由未預料到的需求與供給沖擊造成的，這樣就會對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造成損害。如果中央銀行采取了有效的信息溝通，使公眾對貨幣政策了解得更加全面、詳細與準確，那么公眾不僅可以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還可以了解中央銀行將通過什么手段與措施去實現其目標，對正在實行的措施和效果與所宣布的目標偏離的原因有一個全面和正確的理解，這樣便可以增強公眾對中央銀行的信任，提高貨幣政策的可信度。
三、擴大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
（一）信號機制
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主要通過美聯儲大規模資產購買（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ISAP）方式實施。每當美聯儲發表LSAP公告時，都會產生信號效應，即市場參與者就此捕捉到央行對未來經濟發展態勢的判斷。因此，LSAP公告傳遞了未來政策利率走勢的信息，使投資者意識到長期內短期利率將維持在較低水平。信號渠道通過改變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導致他們投資行為的改變，其對投資的影響具有雙重作用。
首先，信號機制可能導致投資者避險情緒增加。例如，2008年11月25日的LSAP公告及2008年12月6日FOMC將政策利率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預示著它希望超低水平的聯邦基金利率保持一段時間。2009年3月18日FOMC改變其措辭，預示著它希望延期超低水平的聯邦基金利率。因此，美國中央銀行購買計劃的宣布讓投資者感到經濟狀況比其預期的更糟糕，或公告加劇了投資者風險規避情緒導致投資者降低其收益率增加對黃金和美國國債等更安全資產的需求。
其次，信號機制導致投資者增加投資和消費支出。ISAP的宣布意味著中央銀行向公眾傳遞將保持未來短期無風險利率低水平的信號，進而將降低長期利率，低利率將導致通脹和弱勢美元。根據長期利率預期機制，低利率將有助于企業和個人增加投資和消費支出。
（二）流動性機制
LSAP的實施提供了對流動性較低的資產持續的購買需求，因此美聯儲QE貨幣政策可以給市場參與者提供保證，即他們可以把資產出售給美聯儲。在美聯儲的LSAP持續購買需求下，市場交易者和投資者可能更愿意積極持有美聯儲購買的債券，流動性和交易量都會由此得到提高。
資產價格和流動性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許多研究均表明過度的流動性會導致資產價格的升高。張旭實證檢驗了市場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的關系，結果發現市場流動性與資產價格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市場流動性增加是資產價格上漲的一個主要根源。Belke，A等對主要OECD國家采用VAR方法進行分析，得出全球流動性擴張導致資產價格上漲速度高于商品價格上漲速度是由于商品的彈性不同。Brana，S等同樣也發現流動性增加將提高資產價格。美國QE期間LSAP的實施增加了金融市場中的資產流動性，使得投資者持幣的機會成本減小，降低了投資者因為購買資產而在將來更難出售的風險，進而降低了流動性溢價，推高金融資產的價格。根據托賓Q理論，金融資產價格上升，托賓Q值上升，企業投資擴張，從而國民收入也擴張。
（三）財政效應機制
如果基礎貨幣增加和公開市場操作不會影響未來執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預期，那么財政渠道傳導機制存在。財政渠道作用機制如下：私人部門認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通過大量購買國債增加貨幣供應量，國債不斷發行緩解了財政部門的預算約束，通脹預期減輕了政府的債務負擔，私人部門預期政府將下調稅負，因此消費和支出增加。財政傳導機制建立在市場預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執行時間較長，且央行可以忍受一定程度通脹水平的基礎上，如果人們在政策執行初期便預期到政策的退出，那么財政渠道傳導效果將受到影響。因此，只有當央行具備一定通脹耐受程度的前提下，財政渠道傳導機制才能顯著地發揮作用。
此外，市場對ISAP的反應不僅僅依賴其政策本身，而且還依賴于投資者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的判斷及解讀，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可能導致的結果不盡相同。美聯儲早期實施的ISAP是在金融危機非常嚴重的情況下和經濟狀況不確定的時期實施的，因此美聯儲的LSAP的實施可能傳遞其認為經濟狀況比預期差的信號，投資者感覺經濟狀況比預期的更糟或增加了風險，從而調低收益率，增加對國債和黃金的需求。而之后美國經濟轉好，金融危機減輕和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加快時期，ISAP降低了市場風險，增強了人們對經濟好轉的信心，投資者對國債和黃金需求則會下降，增加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支出。
四、調整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結構
（一）資產供給數量機制
貨幣和債券的本質區別為貨幣的利率是由法律和傳統外生決定的，而債券的回報率是由市場決定內生的。如果貨幣與債券這兩種資產的角色在這一點上發生轉換，那么改變他們的供給將會產生經濟影響，這就是貨幣的特殊性質，這一性質對任何其他固定利率的資產同樣適用。當一種資產的供給增加，那么這種資產及其他資產的利率結構必須改變，以吸引公眾持有新的供給。如果不存在金融市場摩擦，那么改變美國國內資產的相對供給數量不太可能對其溢價及整體收益率產生影響。因此，試圖對長期債券收益率采取最高限價的措施，只有在目標收益率與投資者預期未來政策收益率一致時才可能有效。如果投資者懷疑利率不可能保持低利率，按照這種觀點預測，中央銀行將買入全部或絕大部分債券。進一步講，即使是大規模購買債券，比如購買長期國債可以影響其收益率。那么這個債券的收益率將與其余國債和私人部門的債期限結構分離，因此降低了該政策的經濟影響。因此通過大規模的調整某種資產，只能導致其自身利率上升或下降。
然而資產之間的不完全替代關系已被大量研究所證明。因為貨幣資產的利率是外生固定的，那么用其去交換其他資產時則必須通過整體調整降低其他資產利率或提高其他資產價格。美聯儲通過在公開市場買人和賣出不同期限和其他性質的證券，可以實質上影響這些證券的相對供給。在存在交易成本和金融資產不完全替代條件下，美聯儲的購買行動能夠影響期限、風險和流動l生溢價，以及總的收益率。因此，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改變債券市場結構的方式影響資產價格和收益率。此外，狹義的資產結構調整要求央行賣出的債券數量等于買入的目標債券數量，而如果資產購買計劃改變了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和結構，那么其也包含量化寬松的因素。中央銀行通過資產購買計劃可以有效影響長期債券利率，而盯住長期利率的承諾可能也有助于公眾相信中央銀行有意將長期保持短期利率低水平，因此這樣的政策也包含預期管理的成分。
（二）資產組合平衡機制
美聯儲調整國債的貨幣政策影響依賴于公眾持有債務的組成形式，而不依賴于政府債券的初始發行的構成形式。作為資產的管理者，人們決定如何分布其所有的資產和負債以及凈值。基于對未來預期、風險估計和對風險的態度等原因，公眾、銀行和其他部門的投資組合偏好即資產需求函數可能發生改變。美國大規模LASP的實施，增加了投資者對未來通貨膨脹的擔憂。通貨膨脹預期作為貨幣真實回報率的組成部分，是影響投資組合的重要構成因素。投資者通過變動包含黃金、股票和債券的投資組合，降低總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效率。
資產組合渠道也存在信號機制，這是由于央行資產購買行為不僅改變了其資產組合，而且令公眾強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保持實施的預期，因為如果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關資產價格下行會給央行自身資產安全帶來損失。因此，資產組合效應不僅能對相關資產提供價格支撐，緩解相應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收縮，而且可以增強公眾對量化寬松政策的可信度。
五、結論
本文重點梳理了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文獻，得出以下結論：
1.伴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發展以及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張，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到最終目標的傳導途徑越來越復雜，中央銀行難以制定理想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利率、匯率等）達到預期的政策調控效果。同時，央行長期實施低利率、低通脹的貨幣政策使得經濟一旦面臨負面沖擊，名義利率零下限困境會約束常規貨幣政策的作用，即中央銀行無法再通過進一步降息來實現經濟刺激，因此需要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