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詐騙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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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詐騙刑事案件范文第1篇
【關鍵詞】高等學校 盜竊 詐騙 分析 對策
【中圖分類號】D92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05-0124-02
高等學校校園安全，是全社會十分關注的焦點，雖然各高校領導、老師非常關注，并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是，大學校園盜竊、詐騙案件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根源，近幾年，侵害大學生的財產安全的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類案件的頻發，嚴重危害了大學生的人身財產安全及合法利益，嚴重擾亂了高校正常的管理秩序。如何有效防范大學校園盜竊、詐騙案件的發生，保證高校正常的教學秩序，保護大學生的人身、財產安全，是全體高校教師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本文從大學校園發案較為突出的盜竊、詐騙案件的作案手段和特點入手進行分析，尋找此類案件的規律，并提出防范的措施與對策。本文探討的對大學生安全警示教育和提高安全防范意識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一 盜竊案件分析
在大學校園發生的刑事案件中盜竊案件占到了其中的60%～70%，且還有不斷蔓延上升的趨勢，其中，入室盜竊是盜竊的一種，而且又是大學校園中最為普遍的盜竊形式之一。它報案率之高、牽扯的學生數量之多、影響范圍之大，歷來都是高校廣大師生詬病的焦點。為什么在大學的象牙塔中偷盜案件會如此猖獗？這些偷盜案件又有什么共同的規律呢？大學生們又該怎么樣去防范呢？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探討大學校園盜竊案件的規律和特點：
1.盜竊時間比較固定
犯罪分子一般選擇在白天作案。大學生的生活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一般學生白天上課，晚上上網。這就給犯罪分子有機可乘，他們正是利用白天學生都去上課宿舍空無一人的機會下手，輕松得手。
2.作案手段呈現規律性
第一是借口誤進入無人的寢室。犯罪分子常常以找人為借口，堂而皇之敲門，如遇有人時便謊稱是找某某（或謊稱是同學、老鄉、朋友），遇無人時則放開手腳盜竊。第二就是“順手牽羊”。犯罪分子利用學生離開寢室短暫的時間空隙進入寢室進行偷盜。第三是內盜，大學盜竊案件多發生在寢室成員內部。
3.盜竊財物對象集中
犯罪分子盜竊財物對象主要集中在金錢、衣物、手機、MP3等，同時也對價格貴重的財物如數碼相機、筆記本電腦、手表、電子學習用具等物品十分垂涎。
4.盜竊案件多為內盜
作案者多為本校大學生所為，他們深受社會不良風氣的毒害，虛榮、攀比心理滋生。他們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出入方便和學生的身份作掩護，大肆作案。
二 盜竊案件的防范手段
怎樣防范盜竊案件的發生呢？本人認為加強大學生的防盜教育、增強大學生的防盜意識是防范的關鍵。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總是從思想觀念轉變開始的，部分大學生入學后深受社會不良風氣的毒害，虛榮、攀比心理滋生，任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生蔓延，逐漸養成了不勞而獲的心理，這些都需要我們通過教育的手段來剔除他們思想中的毒瘤，鼓勵他們改掉不良的生活習慣，重新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另外，提高學生對盜竊案件的自我防范也是教育的關鍵，這有利于提升大學生對貴重財物的保管觀念，讓學生清楚認識到貴重物品不要隨意擺放?！兑住ぴo上》說“慢藏誨盜，冶容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寢室內不要存放大量現金，寢室較長時間無人時，不要存放貴重財物。寢室之間要相互關照，不要給犯罪分子留下作案空間。到銀行自動取款機取款時，要時刻留意周圍的環境，注意保護自己的銀行卡密碼，如果發現銀行卡被盜后應立即撥打銀行電話掛失。寢室內不要讓陌生人留宿，做到人走門關。發現形跡可疑的人時應及時向宿舍管理員或者老師報告。
三 詐騙案件分析
詐騙案是一種嚴重的財產性犯罪行為。在大學校園日益“社會化”的今天，犯罪分子的黑手也隨之伸向了大學校園，導致大學生被騙的案件頻發，有的學生被詐騙的數額之多令人咋舌。還有的學生被騙后，不僅財產上遭受到了損失，心情也變得痛苦不堪，甚至還有的學生嚴重抑郁。據有關部門的數據統計，在大學校園發生的刑事案件中，大學生被騙案件的發案率僅次于盜竊案件，如何有效地防止此類案件的發生，保護大學生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已引起學校、家庭和社會的高度關注。認真分析犯罪分子的詐騙特點和規律后，本人認為詐騙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傳統的詐騙方法是利用大學生的物質欲望、僥幸和貪婪的心理，設計詐騙圈套。如犯罪分子謊稱被害人在電視、網絡購物中獎，然后冒充“電視購物中心禮品發放處”的工作人員，給學生打電話，以其被抽中幸運者等為誘餌，免費贈送高檔原裝進口化妝品、手機充值卡、國外名牌產品為由，向大學生收取運費、押金、手續費用等。
第二，利用大學生與親屬朋友的空間距離，以網絡、電話遙控的方式編造學生在校發生交通事故、突發疾病等事由騙取大學生親屬朋友錢財。
第三，利用對大學生基本情況、生活動向的了解實施詐騙。這樣的詐騙手段虛實相結合易使學生陷入圈套，從而放松警惕，上當受騙，讓人防不勝防。
網絡詐騙刑事案件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一長四必；勘查；新機制；提取率
2013年年底，公安部召開了刑事案件現場勘查新機制工作會議，部署“一長四必”現場勘查新機制的開展工作，我市小欖公安分局為首批試點，隨即將試點工作進行全市推廣。2015年以來，在全市大力開展“一長四必”工作的同時，我們也在“一長四必”的落實與管理工作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實戰中總結了一些經驗。
1 點面結合、先試先行
我市小欖分局被確定為首批試點，各級部門均高度重視，研究試點方案，市局和分局分別成立了領導小組開展試點工作。2013年在我市立案要求變更后，小欖分局全年立案數增加了2倍，而總體技術員不可能大量增加，這給刑事技術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分局全年現場勘查率為70%。由于工作量太大，嚴重影響了現場勘查質量、物證提取率、勘查的時效及信息錄入等工作。在不可能大規模增加技術民警的前提下，如何創新性地合理利用警力，做好現場勘查工作、保證現場信息采集和應用，是當前試點工作面前的一個最大難題，也是我市公安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
市局部門立足長遠，統籌全局，對技術工作給予全方面的支持。試點單位以“一長四必”現場勘查新機制試點為契機，堅持抓管理、促創新、提效能，先行先試，邊試邊改，不斷提高對現場勘查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科技破案和規范執法能力，為現場勘查工作長足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市局和小欖分局先后制定了相應的工作方案，明確分級勘查，落實責任?，F場勘查以“誰出警、誰勘查、誰建檔”的原則，現場有提取物證條件的案件由分局技術室勘查，各派出所設立專職技術員勘查無痕跡物證提取條件的一般案件，對電信詐騙、扒竊等無明確勘查地點的案件不予勘查但仍要關聯案件信息后將相關信息錄入現勘系統。2014年1-9月，小欖分局所立的刑事案件全部進行了勘查，勘查率達到了100%，較上年同期的70%提高了30%，所勘查所有行事案件全部錄入了現場勘驗信息系統，錄入率達到了100%。十類案件足跡提取率大幅提升，達到55%；指紋、DNA提取率分別為21%、13%。
2 全市布局、扎實推進
小欖分局試點期間，公安部刑偵局和省公安廳刑偵局多次赴小欖試點調研工作，協調解決了大量的困難和問題。經過近7個月的試點探索，小欖分局建立起適合本地實際的機制，也充分得到了落實，成效明顯。2014年9月，全國仍在進行試點和摸索時，我市果斷決定以小欖試點的“一長四必”現場勘查新機制運作模式為基礎，向全市推廣小欖經驗，開始全市推行“一長四必”工作。
在全市范圍推行“一長四必”的過程中，市局和各分局單位能客觀分析現狀，認清當前主要面臨的問題，從技術人員、器材設備和管理考核上多方面入手，扎實推進全市“一長四必”工作。在新機制正式推行前，中山市就已制定了“一長四必”的初步方案，要求各分局單位繼續深入貫徹三級勘查制。市局也對各分局現勘系統的管理員進行了多次培訓，建立了微信工作交流群時時關注工作進展和研究遇到的問題。至2014年年底，全市刑事案件勘查率97.66%，比2013年86.58%大幅提高11個百分點；其中入室盜竊案件勘查率達100%。在各級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截止至2015年10月，全市24個分局單位刑事案件的勘查率均達到了100%，物證提取率和比中認定的數量較往年同期均有大幅提高。
3 攻堅克難，穩步提高
在推進“一長四必”的過程中，遇到了大量的工作實施中的細節問題，各級部門一直保持著緊密的溝通，同心協力，使各種困難迎刃而解。
一是加強信息關聯。在現勘系統的應用前期，大量案件未與警綜系統的警情或案件編號關聯，導致后期孤立的數據無法進行利用與研判，無法通過系統自動生成比中關系等關聯導圖。因此，市局要求所有錄入的現場勘驗信息必須關聯警情或案件信息，并規范信息錄入。近期全市的現場勘驗信息數據關聯率幾乎為100%，為后期的物證比對系統和信息應用均提供了良好的數據基礎。
二是堅持先抓數量再抓質量分步走。嚴重不足的技術人員與徒增的工作量是順利推行“一長四必”工作中最大的矛盾之一，不但勘查和錄入的工作量增加了，且對基站信息和視頻物證等又提出了新的錄入要求，工作量成倍增加，在全市推行的初期受到了基層嚴重的抵觸。針對這些問題我市提出推行要分幾步走，先抓好“必勘”和“必錄”再逐步推向全面，抓住重點，進行合理的系統精簡優化，使全市基層的應用積極性得到明顯的改善。
三是研發質量檢測系統，精確判斷錄入。在現場勘查新機制提出以前，乃至目前仍有不少單位未對所立案的現場信息是否真正錄入進行精確統計，與“一長四必”的工作要求不符。早在2014年，我市就開始利用COUNTIF函數來計算刑事案件的真實錄入情況，但需要管理員的權限和復雜的操作，一般用戶難以統計與查詢。2015年年初，針對此問題我市研發了“現場勘驗質量檢測系統”，僅需輸入單位和時段，即可實時查詢刑事案件的錄入和物證采集等情況，也可直接鏈接展開未錄的案件信息，統計管理從此一目了然。
四是加強溝通完善系統改造?，F勘系統涉及內容繁多，應用難度較大，基層單位在應用中遇到的問題也較多。針對這些情況，市局刑警支隊立足基層應用人員的角度，時刻保持著與現勘系統開發公司和上級部門的良好溝通，及時反饋問題和提出建議。如在全國現勘系統2.0版研發時在精簡錄入項、簡化分析意見錄入等方面的系統改造中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并落到了實處，使系統得到了合理優化，減輕了基層錄入人員的應用負擔。
五是建立督察工作機制，督促工作深入開展。在推行“一長四必”現場勘查新機制過程中，部分單位工作懈怠，工作細節敷衍了事不求實績，嚴重影響了應用效果。為了加強監督與管理，中山市局制定了《“一長四必”現場勘查新機制督察工作實施辦法》，由督察部門監管實施。同時，市局刑警支隊加強日常管理，每個月對“一長四必”工作進行一次統計考核與通報，對落后單位逐個電話通知單位負責人并溝通問題，督促落實。
網絡詐騙刑事案件范文第3篇
一、訴訟欺詐刑法規制的現狀及困境
“訴訟欺詐”并非立法用語，在我國現有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沒有關于“訴訟欺詐”的概念表述。理論界對“訴訟欺詐”的稱謂和范圍一直認識不一，常常將“訴訟欺詐”與“訴訟詐騙”“虛假訴訟”“惡意訴訟”“濫用訴權”等近似概念相混淆。本文所論述的“訴訟欺詐”包括所有在訴訟活動中弄虛作假，以使法院作出錯誤的裁決或執行的行為。即，為了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在提起或進行訴訟過程中，惡意串通，作虛假陳述或意思表示，或向人民法院虛構事實、提供虛假證據的行為。包括專門以侵財為目的的“訴訟詐騙”，《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以捏造事實提起訴訟的“虛假訴訟”，也包括在訴訟中“作假證”等訴訟作假行為，但不包括具有真實訴訟內容的“惡意訴訟”“濫用訴權”行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2、113條的規定，在訴訟過程中有偽造證據、惡意串通、作偽證等欺詐行為，構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實踐中，行為人因訴訟欺詐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并不多，且存在很多司法困境。
(一)因訴訟欺詐被追求刑事責任的比例
普遍較低從近年來新聞媒體的報道和各地數據統計就可以看出，訴訟欺詐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最終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卻較為少見。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統計報道，2001年至2009年，廣東省識別出存在虛假訴訟的案件有940件，并逐年增加，最終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比例較少，以致有政協委員要求將虛假訴訟獨立成罪入刑。［1］據浙江方面統計，僅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已確認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訴訟欺詐”的就有107件。［2］但這些案件中被移送公安機關作為犯罪處理的不多。據統計，2006年至2010年，浙江省全省虛假訴訟犯罪案件只有86件104人。［3］江蘇省全省2006年至2010年共識別發現虛假訴訟案件1839件，2011年至2013年共監督識別525件，但能移送追究刑事責任的比例極少。［4］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2008年審理的100件二審改判案件進行抽樣，發現超過20%的案件存在訴訟欺詐。［5］但本文通過北京法院網的裁判文書數據庫統計發現，2003年至2013年，北京市法院審理涉嫌訴訟欺詐的刑事案件只有18件。
(二)訴訟欺詐犯罪不易被立即識別、案發時間過長
廣東省2009年發現的940件虛假訴訟案件，80%都是2005年后才識別。這可以看出，實踐中很多訴訟欺詐不易被識別案發，或識別歷時很長。北京市審理的18件涉及訴訟欺詐的刑事案件中有近2/3是在法院已經作出裁決后才案發的，只有1/3是在未作裁決前案發。案發歷時一年以上的占72%，三年以上的有4件，最長的達五六年之久。在從案發原因上看，11件是被害人或利害關系人報案案發，5件是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案發，2件是法院審理發現案發。很多被害人報案經歷了較長的時間，且在克服較多困難下才報案成功。
(三)對訴訟欺詐犯罪行為適用的罪名不統一
實踐中對訴訟欺詐處罰適用的罪名不盡相同。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2000至2013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27件訴訟欺詐刑事案件，適用的罪名包括妨害作證罪、受賄罪、幫助當事人偽造證據罪、詐騙罪、濫用職權罪、貪污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6］北京市審結的18件訴訟欺詐刑事案件，以詐騙罪判決的有10件，以妨害作證罪判處的有3件，以幫助偽造證據罪判的有2件，以貪污罪判的1件，以職務侵占罪判的1件，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的有1件。對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適用不同的罪名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對于同種類型的訴訟欺詐，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法院或法官有時會適用不同罪名。有的以詐騙罪論處，有的會以妨害作證罪，或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論處，或是因行為人的職務身份而以職務侵占或貪污罪論處，甚至以審判人員的共犯論處。［7］如，湖北省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訴訟欺詐案件，公安機關對與法官勾結制造假案的李某以偽證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認定李某構成徇私枉法罪共犯［8］。雖然有可能是基于具體案情不同方面的原因，但實務部門之間對此類案件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認識分歧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訴訟欺詐的刑事規制機制乏力之原因
對訴訟欺詐進行刑法規制乏力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適用罪名的理論認知存在分歧是重要障礙(有法可依與無罪可用)
對于構成犯罪的訴訟欺詐行為，應以何種罪名判處?學界一直存在爭論。有學者認為審查證據真偽是法院應盡義務，刑法上沒有將訴訟欺詐規定為犯罪，不宜將之作為犯罪處理［9］。最高人民檢察院2002年10月《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的答復》也基本持此觀點。還有“三角詐騙”論觀點認為，訴訟欺詐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三角詐騙”，應當以詐騙罪論處［10］。但也有學者提出，詐騙罪的被害人交付財物不是基于自己的錯誤認識，而是在迫于司法的強制力，這與傳統的詐騙構成理論確實不太相符，其實質是借助法院的強制力迫使他人交付財物，更符合敲詐勒索罪特征［11］。還有的認為，訴訟欺詐應按妨害作證罪處理。最高人民法院第194期法院公報中刊登的一則刑事案例主張把訴訟雙方合謀串通的虛假訴訟中指使對方當事人作假證逃避債務的行為，擴大解釋為“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從而以“妨害作證罪”對該行為作出判處［12］。這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具體案例的合理擴大解釋來彌補立法上的不足。上述觀點、《答復》、案例雖都不具有普遍法律約束力，但這些認識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實務適用混亂，也反映出針對訴訟欺詐的立法不足。特別是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實施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更是加劇了上述認識分歧。該解釋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與他人串通，通過虛假訴訟、虛假仲裁、虛假和解等方式妨害執行，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屬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解釋中規定的“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處罰。這就使得一些通過訴訟欺詐手段拖延、拒絕法院執行的行為，在罪名上會出現詐騙罪、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混亂問題。為此，很多學者主張對訴訟欺詐犯罪應在刑法上單獨設立一個罪名?！缎谭ㄐ拚?九)》采納了這種意見，在刑法中專門增添了第三百零七條之一條規定，增加了“虛假訴訟罪”。新增一個獨立的罪名，對于統一立法標準，加強和提升打擊訴訟欺詐力度而言，確實很有意義。但筆者認為，即使新增了“虛假訴訟罪”的獨立罪名，也未必能完全消除上述分歧。原因如下:
1．從“虛假訴訟罪”罪狀表述上看，僅針對“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
從文義上看，其規制范圍就僅限于“提起訴訟”的行為。對于在訴訟、仲裁、公證、保全、執行程序中做假證，提供虛假證據、作虛假或和解等行為，則難以此罪名論處。此外，“捏造的事實”一般是指完全虛假的事實。而“訴訟欺詐”的作假程度可分為“完全虛假”和“部分虛假”兩類情況。那么，對于客觀上存在一定訴爭關系，但在訴訟中虛構或隱瞞部分事實，或制造、提供部分虛假證據，以使法院作出錯誤裁決，即人們常說的“作假證”的行為。如偽造部分證據、篡改證據、隱匿證據等虛構部分事實，或虛增部分損失、債務，或向法院作出虛假調解表示，或對部分權屬、權益作出虛假確認或處分等。是否都屬于“捏造事實”，如何界定虛假訴訟和偽造部分證據的訴訟欺詐行為，還將是司法適用不可回避的問題。
2．對于既存在侵財目的又存在其他非法目的的訴訟欺詐行為，以及行為目的不明確等復雜情形，其所侵害的客體
屬于復雜客體如何進行全面有效的評價，并非“虛假訴訟”獨立成罪可以解決的，也不是詐騙罪或其他任何一個個罪名可以獨立解決的。實際上，主張單獨設立罪名觀點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認為可以將犯罪行為侵害的財產法益和司法秩序法益全部包括進去。但是，司法實踐懲處帶有競合性質的犯罪最終適用的罪名未必具有囊括全部法益的性質?！缎谭ㄐ拚?九)》新增的“虛假訴訟罪”罪名也不可能將這些法益全部囊括。即，不能適用于全部的訴訟欺詐行為。對于其中的競合性犯罪，仍然需要借助刑法上競合犯理論和原則進行處罰。在實踐中，很多“訴訟欺詐”并非只有單一目的，也不限于侵財目的。如:為了規避北京車輛搖號、房屋限購政策;或是為了獲得獲得北京戶籍等特殊社會身份、資質;是毀壞競爭對手品牌聲譽;或是為了影響其他關聯案件、其他訴訟活動的進程或結果。
3．新增的“虛假訴訟罪”如何與現有的其他妨害司法類罪名的銜接與協調的問題
特別是存在共同犯罪或其他妨害司法的行為情況下，對于幫助偽造證據、指使他人作偽證，或是采用欺詐、串通等手段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決等行為如何適用相關罪名。以及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通過惡意串通、虛假訴訟、偽造證據等作假手段，轉移、隱匿財產，導致法院無法執行等，應以“虛假訴訟罪”還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處理，難免還會存在分歧。
(二)入罪標準不明確、民刑銜接不順暢是機制性因素
刑事立法的標準不明，導致司法實踐操作過于寬泛，入罪難。表現在:因缺乏明確的立案標準，民事審判部門即使在審判中發現有訴訟欺詐嫌疑，也不好判斷是否應當移送公安機關;因缺乏明確的標準，公安機關立案處理缺少硬性規定，公安機關也會擔心越權干涉法院審判而不敢貿然立案;因缺乏明確立案標準，利害關系人不好判斷是否應向公安機關報案，面對司法機關不作為時，也不能找出明確法律規定予以維權抗辯。
(三)信息溝通有障礙、訴審發現不及時是源頭性因素
從司法實踐中看，訴訟欺詐案件不易被及時識別發現，案發歷時長，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被害人等利害關系人信息掌握不足。一是利害關系人沒有參與訴訟，或是沒有掌握有效證據，不能及時發現;
二是利害關系人雖參加訴訟，但因對信息不對稱，不能及時察覺其中的欺詐行為;或因掌握的證據不足或法律知識欠缺，不能及時報案。
三是法院對訴訟各方及關聯主體、關聯信息掌握不足。如，對訴訟各方的真實身份信息掌握不全面，對訴訟參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不易查實，特別是對于合謀串通的欺詐，很難對雙方真實意思進行核查，對關聯案件、糾紛信息掌握不足等。很多行為人在其他法院或仲裁機構存在關聯案件，因全國法院內部信息不暢通，相互不了解，不易發覺其中的欺詐行徑。四是利害關系主體與司法機關之間的信息溝通不夠及時、順暢。表現在，部分利害關系人因基于畏懼、不信任等心理，不愿意將實情全部告知法院，或因自身知識水平等原因，不能準確或及時地向法院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愿意，部分司法人員缺乏與當事人溝通的必要耐心或警覺性，相互推諉等。
三、健全和完善訴訟欺詐刑事應對機制之建議
通過上述問題分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健全和完善訴訟欺詐的刑法規制機制。
(一)立法上統一明確的“入罪”標準對于訴訟欺詐的“罪與非罪”的界限必須明確。具體而言，包括:
1．應明確訴訟欺詐的范圍，將之與濫用訴權、惡意訴訟或訴訟技巧、訴訟策略等相近行為嚴格區分開，防止打擊面過大。
2．應對訴訟欺詐犯罪進行系統分類，并根據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設定不同的入罪標準。建議作“侵財類訴訟欺詐”與“非侵財類訴訟欺詐”兩大類型區分。
3．對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的程度要件進一步細化。如，對侵財類訴訟欺詐的入罪“數額標準”，建議參照詐騙類犯罪標準。對于非侵財類訴訟欺詐的入罪“情節標準”，建議以司法程序進度、是否采取司法措施及裁決、欺詐次數、手段惡劣程度、欺詐次數、涉案人數、涉案面、社會危害后果等方面作為評判標準?！缎谭ㄐ拚?九)》新增的虛假訴訟罪的罪狀對非侵財類訴訟欺詐，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作為入罪的罪量要件，仍不夠全面。因為有些非侵財類訴訟欺詐不僅妨害了司法秩序和當事人權益，而且還可能謀取其他非法目的，侵害其他社會權益或公共利益，或是破壞行政法令的實施、執行，甚至有時侵害性更大。如果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作為入罪要件，則難以對這些訴訟欺詐進行刑法規制。建議使用“情節嚴重”，或增加“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作為入罪要件，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具體標準予以明確。
4．解決牽連行為的“入罪”問題，即對訴訟欺詐中的偽造公章、公文、文件，偽造金融票證等牽連行為，即使這種欺詐不成立詐騙類犯罪或妨害司法類犯罪，也可對這些牽連行為進行刑法評價。如，可以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印章罪，偽造金融憑證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等罪名論處。
(二)司法上對訴訟欺詐分類別適用相關“罪名”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后，如何準確適用好“虛假訴訟罪”，解決處理好與之相近、相似或相關罪名的關系，同樣成為司法實務界需要面對的新問題。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再對訴訟欺詐行為增設獨立的新罪名。實際上，只要對刑法上現有的個別罪名的適用范圍稍作修改和調整，依據現有刑法理論和解釋方法，同樣可以有效應對和處罰。
1．應根據不同的欺詐類別、行為方式及對象客體，選擇適用不同罪名，不搞“一刀切”
建議侵財類訴訟欺詐，根據其侵犯的財產權屬、性質及特征，選擇相對應的罪名。如侵犯訴訟對方或第三方財產的，可定詐騙罪;如果有利用職務便利訴訟欺詐，侵占本單位財物或公共財物的，則以職務侵占或貪污罪論處等。同時給司法秩序造成破壞了，可作為一種從重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評價。對于非侵財類的訴訟欺詐，主要考慮妨害司法類罪名，以其對司法秩序的破壞程度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據，對其他社會秩序或利益的侵害作為補充情節予以考量。
2．罪名的解釋適用應全面，能囊括所有的訴訟欺詐行為
特別是對于“非侵財類”的訴訟欺詐，在罪名適用選擇規定上，必須考慮不同的行為人身份、手段、方式及訴訟完成程度等。例如，當事人雖未偽造證據，但相互串通，合謀虛假調解、撤訴的;或只是偽造部分證據，沒有捏造完全虛假的事實。如果僅從“偽證罪”、“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虛假訴訟罪”的罪名字面解釋上，不能完全契合的。那么，建議嘗試進行合乎法意的擴大解釋。如，可將“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指使他人作偽證”，擴大解釋包括指使對方當事人作偽證，與對方當事人合謀作偽證，指使他人提交虛假證據，讓他人制作偽證后提交給法庭等情形，則對于在訴訟中偽造部分證據，謀取其他非財產性利益的訴訟欺詐，或未騙到錢款的訴訟欺詐就可以這一罪名進行規制了。又如，可將“虛假訴訟罪”中的“捏造的事實”擴大解釋包括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事實，也包括通過欺詐手段虛構部分事實的情形;將“提起訴訟”擴大解釋包括在訴訟中提起訴請的情形，那么，“虛假訴訟罪”就不僅限于以捏造事實提起訴訟一方或一種情形，也可以包括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捏造事實或偽造證據提出訴請的任何一方或情形。當然，如果確實無法擴大解釋的，可以由立法機關對個別條文進行必要修正。如此，“偽證罪”就可以適用于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捏造事實的訴訟欺詐行為。筆者比較贊同有的學者提出的一種大膽想法，即可以將“偽證罪”“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證據罪”等幾種相近且容易混淆的妨害司法秩序罪名進行統一修正、組合，甚至可以合并為一個統一罪名，適用于所有妨害司法訴訟程序的犯罪行為［13］。
3．處理好相關的“競合”“牽連”問題
特別是同時侵犯財產性利益和司法秩序或其他社會秩序、利益的復雜的訴訟欺詐行為?？梢赃\用刑法競合犯或牽連犯的理論，從多種客體和行為性質對比角度予以評價。如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與外人合謀，通過訴訟欺詐獲取本單位財物的，可以考慮職務侵占與妨害司法行為的競合，規定擇一重罪處罰。對于通過訴訟欺詐影響其他案件執行，或其他訴訟，或實現其他違法犯罪目的的，可以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選擇適用罪名。但這種適用規則必須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明確。只有將這些特殊情況的適用規則在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才能保證司法認知和法律適用協調統一。在侵財類訴訟欺詐中，有可能出現侵財未遂與妨害司法秩序既遂的競合情況，可以根據想象競合犯的處理原則，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即，在適用侵財類犯罪罪名認定犯罪未遂時的法定刑，與認定妨害司法秩序罪名犯罪既遂時的法定刑，兩者進行比較，選擇重者適用。例如，采用欺詐、串通等手段指使他人作假證從而拒不履行賠償10萬元的法院判決，后被法院及時發現而強制執行的情況，同時符合詐騙罪、妨害作證罪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構成，屬于想象競合犯，因為詐騙罪未遂以數額巨大為追訴起點，本案情形適用的法定刑應在三年以下，且主要侵害的還是司法執行秩序，故應以處刑較重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論處。
(三)在司法工作機制上，健全司法信息公開和資源共享平臺，構建民刑立案銜接的常態機制
1．健全司法信息公開
平臺充分利用現有信息系統、網絡平臺及新聞媒體、網絡微博力量，為社會公眾搜索、查詢、了解相關案件進度信息提供便利。特別是對于權利人缺席訴訟、涉眾型、涉案面廣等訴訟糾紛，應盡拓展信息告知渠道和途徑，將有關案件信息及時通知到相關利害關系人。盡量防止利害關系人因信息掌握不全而不能及時維權報案。
2．健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
首先，應健全全國法院內部案件信息共享系統，保證各地法院隨時能搜索、查詢到全國關聯案件;其次，應健全法院與公安、工商、稅務等行政執法部門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保證相關案件信息互查暢通。再次，應健全司法行政案件誠信登記系統，將執法、仲裁、審判、執行公證中不誠信人員、行為進行登記備案，并進行相關誠信等級分類，提高司法機關對不誠信記錄的人員的警惕性。
3．構建和完善民刑銜接常態機制
首先，應加強法院民事審判部門與公安立案部門之間銜接溝通，建立互信互訪的常態交流機制;其次，應加強法院內部刑民部門的溝通交流機制，進行業務交流機會，增強民事審判人員的刑事警惕性和敏銳性;再次，構建民事審判與刑事立案的案件移送、交接常態機制，健全專門渠道，提高司法人員責任心及證據審查的積極性，有效完善和增強訴訟欺詐刑事應對機制的發現和啟動機制。
四、結論
網絡詐騙刑事案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兩法銜接；民生；信息共享平臺
近幾年來，我國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存在令人憂慮的問題。如在食品安全領域，有人為了一己之私，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在環境方面則是置國家相關污染排放標準于不顧，排放污染源，由此造成嚴重后果，以上種種違法犯罪現象都觸動著人們對民生安全的信心，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但是我國現在法律制度對此類案件仍側重于行政運動式執法、行政處罰為主，未建立長效機制，導致違法成本低、非法獲利大，處罰威懾力不夠，導致不法分子鋌而走險，屢禁屢犯，目前司法部門也對此類案件加大刑事打擊力度，但是刑事案件線索少，取證困難等情況一定程度影響了刑事處罰的效果，上述情況的產生主要原因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由此，推進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機制已刻不容緩，這對于打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保護民生安全有著積極的作用。
本文旨在通過分析目前兩法銜接機制在民生領域出現和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兩法銜接機制的建議，以此更好的打擊犯罪，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秩序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一、民生類刑事案件概況
民生類刑事案件主要以危害市場經濟秩序、公共衛生，環境資源保護為主，其主要涉嫌的罪名有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污染環境罪，非法行醫罪等。本文將選取我院2013年至2015年第一季度民生類刑事案件辦理情況為范本進行分析，以此針對我院在辦理過程中出現和發現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自統計圖上可以看出，2013年至2015年第一季度，我院共受理民生類刑事案件184人，案件罪名包括非法行醫罪，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污染環境罪，其中污染環境罪受理案件人數最多，為66人，占35.8%。在該時間段內民生類犯罪共判刑93人，污染環境判刑人數亦為最多，占36.5%。
通過分析發現，民生類刑事案件相對于其他刑事案件有以下幾個特點：
（1）罪名集中單一。相較于刑法中出現的涉及民生方面的犯罪罪名，我院受理的民生類刑事案件類型單一，只包括以上四種，且主要以污染環境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為主，占比重為68.4%。
（2）民生案件占比重小，但影響力巨大。相對于其他諸如盜竊、詐騙等常見侵財性案件來說，民生案件案發率低，但由于其侵害的是關系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安全，往往會引起社會上巨大的反響，民眾對該類案件的關注度也高。一旦處理好該類案件，往往會對社會民生產生巨大的正面效應。
（3）公安機關打擊時間集中，呈運動式執法規律。一般來說，刑事案件的案發率應該是比較穩定的，不會出現大幅度增加或減少，比如盜竊、故意傷害等常發類案件，每年的犯罪人數基本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變化。而諸如污染環境、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類案件等案發率小的案件每年的數量亦應當不會有大變化。但根據我院受理的情況來看，某些案件案發率變化極大。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多集中在2013年，共受理24人，而2014年共受理僅為4人。而污染環境罪案件，2013年共受理7人，而2014年共受理44人，明顯呈現運動式執法規律，基本可以斷定公安機關針對該類案件進行了專項治理，從而使案件數量在某一年陡然增加。
（二）那么對于這些民生類案件是如何處理的呢？
根據數據分析發現，自2013年開始，我院并已判決的民生類案件共有93人，其中污染環境罪判刑人數最多，為34人。并且法院對該類民生類案件判刑主要以輕緩刑為主，判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僅為三人。從中可以發F，當前法院在處理該類案件時對相關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處罰以輕緩刑為主。
二、當前工作中兩法銜接的現狀與問題
（一）兩法銜接的意義
（1）有利于民生案件的及時發現
由于民生案件多是因違反相應行政法規而被行政執法部門發現，經過調查發現已達刑事立案標準，進而移送司法機關。而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不屬于司法機關管轄范圍，造成此類案件只能通過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發現，并移送到司法機關進行偵查。由此可見。行政執法機關在發現民生犯罪類案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沒有行政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民生犯罪類案件就難以被發現。
（2）有利于行政執法機關與刑事司法機關更好地履行職責
從承擔的責任方面來說，行政執法機關與刑事司法機關一樣承擔著打擊違法犯罪的責任，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相銜接，有利于充分發揮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各自的優勢之處，取長補短，從而更好地履行職責，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3）有利于保障民生安全，落實依法治國
兩法銜接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歸根結底是為了能及時發現、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這對于保障民生安全、落實依法治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沒有兩法銜接，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安全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二）當前，兩法銜接機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全國各地都在出具各種具體的實施細節，召開各種會議來落實相應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實踐中，由于各種原因，兩法銜接在具體的建設中仍舊出現許多問題，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執法取證問題
取證不管是在行政案件還是刑事案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由于行政法與刑法對證據要求的不同，導致在兩法銜接過程中取證問題的出現。而取證問題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2）案件移送不規范
國務院310號令及《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
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對需要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材料有明確規定，其中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調查報告、檢驗報告、鑒定意見以及其它認定犯罪的材料，但從實踐來看，行政執法機關經?；诟鞣N原因未能移送上述全部資料，導致公安機關未能及時處理案件，對案件辦理產生困難。
（3）行政執法人員取證意識不夠
在辦案過程中，由于行政執法人員非司法專業人員，對刑事案件證據標準把握不夠，取證意識不強，導致一些案件第一手證據收集不全，或收集證據的程序有瑕疵，致使司法機關后續偵查工作無法展開，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司法機關及時預防、打擊犯罪。
（4）證據轉化問題突出
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執法行為時收集的證據能否直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一直以來存在分歧。而不管是《刑事訴訟法》等法律，還是中央國家機關頒布的有關兩法銜接的各種文件，都沒有明確規定行政執法收集的證據如何轉化為刑事證據。特別是收集的言詞證據，是直接使用還是司法機關重新取證，這都是兩法銜接工作中需要明確的一環。
（三）行政刑事銜接不暢、力度不夠
行政案件如何轉變為刑事案件，這需要雙方部門的相互配合，而在工作中，我們發現兩法銜接程序還不夠暢通。
（1）立案標準把握模糊
由于刑事立案標準與行政執法標準不同，要求犯罪行為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而行政執法人員對立案標準的把握模糊，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有些已涉嫌犯罪的案件往往以行政處罰了之，導致一些應當移送司法機關的案件而未能移送，放縱犯罪；二是把有些未到刑事立案標準的案件當成是刑事案件移送，浪費司法資源，增加司法機關工作量。
（2）相關法律規定較為寬泛、抽象
國務院制定的《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高檢院、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雖然為“兩法銜接”工作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據，但其相關規定的全面性，卻使基層實踐工作面臨眾多未知的挑戰。
（3）執法人員主觀上不夠重視
部分行政執法人員在認識上存在偏差，認為行政執法機關的主要任務是開展行政管理、查處行政違法案件，打擊犯罪不是其主要職責，加之移送刑事處理的案件的高標準、嚴要求，會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而不愿移送。
（四）對行政執法案件監督不力、不及時
由于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處理通道不同，行政機關有法律規定的行政執法權力，而司法機關無法監督到其行政執法的具體情況，導致監督產生滯后性。同時由于公安機關、檢察院辦理刑事案件工作繁重，也無法及時關注行政執法案件，亦是監督不力、不及時的主要原因。
（1）行政與刑事案件兩通道。由于行政機關有內部的行政處理系統，而司法機關亦有其自己的案件信息系統，雖有信息共享平臺，但需要行政C關人員上傳相關信息，而這往往具有滯后性，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無法實時了解相關信息，從而導致監督滯后性。
（2）缺乏牽頭責任主體。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工作一般涉及到三個主體：行政執法機關，公安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眾多規范性文件僅規定上述三家主體應當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但是由哪家單位負責牽頭協調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工作卻沒有具體規定。近年來，
該項工作通常由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負責，但目前尚無有效措施來推進，僅能從建議的渠道入手，也增加了兩法銜接機制的推進。
（3）監督線索來源少、力度不夠。目前兩法銜接的主要途徑只有信息共享平臺，缺少其他途徑來及時跟進行政執法線索。同時信息共享平臺利用率不高，存在許多原因。一方面是行政機關人員對兩法銜接平臺重視度不夠，在思想上沒有認識到兩法銜接制度的意義，導致選擇性錄入現象普遍。另一方面則是檢察機關本身要辦理大量的刑事案件，無法及時查看信息共享平臺，從而導致平臺淪為擺設，無法起到它應有的監督、共享信息的作用。
三、推進、落實兩法銜接的建議
建立和完善“兩法”銜接工作機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檢察機關單方面的監督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各行政機關、公安機關、甚至全社會的共同參與。不僅要從立法、制度層面等方面加以推進，更要在實踐中加強銜接機制建設。
（一）、建立兩法銜接的長效工作機制，定期或不定期的行政、刑事聯席會議，加強溝通交流
（1）當前兩法銜接工作機制尚不穩定，急需建立起兩法銜接的長效工作機制。定期或不定期的開展關于出現在民生領域內新問題的聯席會議，使雙方能夠及時溝通，對于新問題能夠及時發現，及時解決，更好地發揮兩法銜接的作用。進行尋找雙向溝通途徑，與各行政執法機關多進行領導之間自上而下的溝通，引起各行政執法機關對“兩法銜接”工作的充分重視，在溝通中相互促進，保障“兩法銜接”工作機制的有效落實。建立聯席會議成員單位之間的行政執法情況通報制度，由行政執法機關定期對各自所辦--理的案件進行統計，移送統計清單，由刑事司法機關對這些案件的辦理和移送情況進行抽查，加大監督力度。
（2）行政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三家應通過會議、座談等形式形成書面的關于如何使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實施辦法，形成統一的意見，細化各自的職責與內容，因各個地方的執法環境不同，面對的著重點也各有不同，需要每個縣市的相關單位都形成各自的兩法銜接工作機制，這樣才能更好地完善兩法銜接。
（二）、共享行政執法平臺信息，及時反饋執法情況，豐富刑事立案監督線索，更好的打擊犯罪
建立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共同參與的一體化網絡信息共享平臺，實現網絡互聯、數據互通、信息共享、實時監督。除此之外，打造一體化的網絡信息平臺，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先行條件。
（1）制定信息共享平臺管理辦法
關于信息共享平臺的使用，必須要有一套操作規范，才能確保平臺發揮實效。建議制定信息共享平臺管理辦法，對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信息共享的內容進行界定，明確案件的詳細錄入標準，爭取將涉嫌犯罪的案件全部納入信息共享平臺。
（2）加強培訓，增強業務能力水平
由于民生類案件的復雜性及專業性，需要一方面司法機關人員學習涉及該類案件的專業知識，做到對著方面的知識了解甚至熟悉，另一方面則需要行政執法人員對基本的犯罪構成有所了解，如此才能在行政類案件中發現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因此可以組織培訓活動，雙方可以相互交流，對于涉及犯罪的民生案件進行統一的學習。
（三）建立對參與平臺建設單位的獎懲機制
信息共享平臺作為一道連接行政執法機關與刑事司法機關之間的的橋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它真正是兩法銜接機制的核心。但是，當前信息共享平臺利用率不高是事實，其中有些單位認為這不是他們職責范圍內，且不上報并不用承擔相應責任，導致某些單位態度消極。那么，要提高信息共享平臺的利用率，則可以通過引入獎懲機制來提高單位的積極性，更好的使信息共享平臺發揮最大的作用。定期每半年可以進行一次通報公示，對上傳導入涉嫌犯罪的材料越多的單位可進行表揚，以此來增加行政機關的積極性。同時對于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也要及時將相應的程序性信息及是否立案、是否審查逮捕、審查等信息及時錄入信息共享平臺，真正使信息共享平臺成為兩法銜接的樞紐。
（四）對于涉及環境污染、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等民生案件，本人認為需要全部錄入，由于民生案件的特殊性，其具有的社會影響力巨大，對這類案件做到每案必查，而錄入到信息共享平臺就成為必然之舉。
（五）完善證據制度
網絡詐騙刑事案件范文第5篇
[關鍵詞]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
探索建立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能更好地發揮專家咨詢委員協助檢察委員會民主科學決策的作用，有效增強檢察委員會的議事能力和決策水平。
一、目前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的現狀及意義
目前，一些檢察院進行了建立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的有益嘗試。但有些專家咨詢委員會組成成員不夠全面，既存在缺位，又存在選用不當。專家參與咨詢的活動過于僵化，形式單一，大多局限于授課和案件咨詢。對于檢察業務中的宏觀問題缺乏深層次的探討。專家委員會的議事規程也缺乏明確的規范，尚未形成規范化的長效機制。
首先，探索建立參謀咨詢機制是檢察機關借助社會智力資源，保證客觀公正討論案件的有效措施。其次，高科技犯罪手段日趨明顯，疑難案件不斷增多，探索參謀咨詢機制是提高檢委會議事質量和決策水平的必然要求。第三，吸收本院檢察人員、有關部門同志參與參謀咨詢沒有增加檢察成本，同時也提高了檢察委員會做出正確決定的可能程度，為檢察委員會選拔和儲備一批人才。
二、各地探索建立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的經驗做法
（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建立專家咨詢監督員庫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建立較為穩定的專家咨詢監督員庫，每年支付每位專家咨詢監督員咨詢費一千元。目前，入庫專家咨詢監督員共46人，成員涉及刑事、民商事、經濟法等各個領域，除法學界及司法實務界外，還包括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專家。但迄今為止，尚未對入庫的專家咨詢監督員進行分類管理。去年組織一次疑難案件專家咨詢會，研討論證岳某某、馮某涉嫌貪污案，應邀與會的專家六人，其中四名刑法學專家，兩名民商法學專家，均為各大高校教授，此次論證為檢委會議案決策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二）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建立檢察委員會專業研究小組
1.探索建立檢察委員會專業研究小組。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暫設六個專業研究小組，分別是：普通刑事案件研究小組；新型刑事案件研究小組；職務犯罪偵查與預防研究小組；民事行政檢察研究小組；檢察改革與發展研究小組；法律政策研究小組。2010年7月15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業研究小組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除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成立專業研究小組外，常州市院、溧陽市院、江陰市院、高淳縣院等多個檢察院都從各個業務部門抽調骨干組成檢察委員會刑事、偵查預防、民行、法律政策等若干研究小組。常州市院還制定《檢察委員會議事研究小組活動細則》，積極推行議事研究小組成員列席基層院檢察委員會會議。研究小組針對疑難復雜案件進行研究、論證，提出具體、明確意見，各地普遍反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窗彩谐輩^院出臺《檢察委員會智囊團工作暫行規定》，從業務科室、司法考試通過人員中通過民主推選產生7名檢察委員會智囊團成員，參與檢察委員會決策。
2.探索建立檢委會專家咨詢委員會。2000年南昌市人民檢察院成立了專家咨詢委員會，聘請了10名專家學者和教授為檢委會研究重大疑難案件提供專家意見。
（三）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建立專家咨詢制
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制定了《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工作規則》，長春、吉林、遼源、通化等市級院相繼成立了專家咨詢委員會，未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的檢察院也根據個案情況聘請專家進行咨詢。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各級檢察院根據工作需要，共召開專家咨詢會或專題論證會近100次，為案件的正確定性提供了科學的參考依據。
（四）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建立專業研究工作機制
2009年5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成立了金融（證券期貨）犯罪、知識產權犯罪、網絡（計算機）犯罪、職務犯罪、單位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民商事檢察等7個專業研究小組。一年半以來，各研究小組積極組織開展各種形式專業研究活動，有效輔助檢委會發揮業務決策和專業實務研究的示范和引領作用。
1.開展個案研討咨詢，積極發揮決策咨詢和案例指導作用
各研究小組認真開展各專業領域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研究，共研討、咨詢個案和類案30余件。民商事檢察研究小組已先后舉行了7場案件討論會、5場專題研討會。根據分管檢察長要求，對業務處擬提請的10件抗訴案件研討后，均提出了觀點明確、論證充分、證據翔實的“案件指導性意見”得到采納。小組還對法院再審維持的4件抗訴案件進行逐案論證，分析研究抗訴理由未被采納的癥結，并提出了改進和加強的辦理意見。知識產權、金融（證券期貨）犯罪研究小組主動關注本領域的熱點、難點問題，先后就一起侵犯商業秘密案、騙取貸款案、信用卡詐騙案深入研究，提請市院檢委會研討后，以檢委會通報形式指導同類案件辦理，充分發揮了專業研究小組在案例指導工作中的作用。
2.組織熱點難點問題研討，促成一類問題指導意見
各研究小組對檢察工作中遇到的熱點、難點問題積極開展調研和研討活動，先后組織座談研討會20余次。單位犯罪研究小組先后聯合基層院就“單位犯罪的立法、司法問題”召開研討會，就單位犯罪中存在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為辦案一線服務。金融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小組先后組織參與了“金融犯罪的懲治與防范”、“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滅制度理論與實踐”、“社會管理創新與檢察機關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大型研討會，將“金融主管機構對金融違法行為的確認能否作為金融犯罪的唯一依據”作為課題深入研究，形成傾向意見并經市委政法委確認后，由檢法聯席會議下發紀要，厘清了金融犯罪案件辦理中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關系，理順了辦案中亟待達成共識的重要工作機制。知識產權犯罪研究小組在對全市今年來辦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進行全面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了《上海檢察機關辦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指導意見》，指導全市知識產權案件的辦理工作，為上海“四個中心”建設提供法律保障。
3.借助研究資源專業特長，提升檢察干部能力水平
已有7位研究小組成員走上“專家講壇”，其授課因專業性、實務性強，前沿問題掌握全面，分析透徹，受到廣泛好評。各研究小組還充分運用其專業特長，主動關注、參與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立法活動，對《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刑法修正案（八）》等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努力將業務研究成果向更高層面轉化。金融（證券期貨）犯罪研究小組成員還成功申報了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對提升檢察干部學習、研究能力，提高實務研究的層次，產生了良好的導向作用。
4.參與重點課題調查研究，推出一批質量較高的研究成果
各研究小組不僅圍繞各自專業領域新情況、新問題開展調研，還積極參與全市各級、各類課題的研究，共完成調研課題和論文40余篇。網絡犯罪研究小組直接參與申報并完成市院重點課題《網絡犯罪與電子證據問題研究》。金融犯罪、知識產權犯罪等研究小組成員直接參與了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重點課題研究工作。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小組成員除直接承擔《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實務案例研究》課題任務外，還圍繞少年司法改革等重大問題開展研究，在業內外產生較大影響。
（五）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設立專業研究小組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全市檢察機關選擇具有較強理論素養和豐富辦案經驗的檢察業務專家和骨干，成立了職務犯罪、普通刑事犯罪、民事行政檢察和業務規范性文件四個專業研究小組，通過專題調研、專題論證、理論研究等形式，為查辦疑難復雜案件和完善制度規范提出積極建議，供檢察委員會審議時參考。
三、改革檢察委員會參謀咨詢機制的思路
（一）規范機構設置，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
1.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設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充實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委員成員分為兩個體系，一是檢察機關之外在金融證券期貨犯罪、電信和計算機犯罪、電子證據、民事行政訴訟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除刑事法律專家外，還要充實民事和經濟方面的專家。二是吸收本院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檢察人員及在某領域具有頗深理論研究成果的有關部門同志。
2.專家咨詢委員會分設若干專業研究小組，小組組長一名，小組成員若干。形成對某方面專業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穩定機制和精干力量?？梢越梃b江蘇省省院設置檢委會專業研究小組的經驗，依據檢委會討論事項的需要予以設置，如普通刑事案件研究小組；新型刑事案件研究小組；職務犯罪偵查與預防研究小組；民事行政檢察研究小組；檢察改革與發展研究小組；法律政策研究小組等等。
（二）采取多種形式豐富專家咨詢的形式和內容
為了避免專家參謀咨詢機制創設之后流于形式，要積極采取多種形式豐富專家參謀咨詢的形式和內容。1.開展專家咨詢研討會。對檢察委員會提出的一些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事項，組織相關專家進行分析、論證，努力為檢察委員會決策議事提供高質量的咨詢意見。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專家咨詢服務檢委會決策的形式。2.專家咨詢意見書。對檢察委員會提出的一些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事項，組織相關專家事先開展深入的調研、分析、論證，形成專家咨詢意見書，為檢委會決策議事提供意見。3.理論研究成果報告書。各研究小組成員要加強對檢察基礎理論和司法實踐中重大問題的學習和研究，通過發表研究成果、參加學術研討等方式，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和能力。每年年底將理論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并形成報告書，供檢察委員會議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