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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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并購 融資方式 短期績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相對于西方發達的資本市場，我國證券市場起步和發展的時間均比較晚。西方國家有著發育十分成熟的資本市場，并且經過多年發展，資本市場所反映出來的信息也基本上反映了各上市公司的真實信息。信號傳遞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都是基于比較成熟的資本市場才慢慢發展起來。而我國的資本市場處于一個非強式有效的狀態。我國的特殊國情和制度背景，使得資本市場不可能向發達的資本市場那樣能夠反映公司真實價值。有些學者也對我國的資本市場做過研究，祈斌等（2006）、謝寶華等（2002）所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我國的資本市場處于一個不完全有效的狀態，或者說是處于一個弱式有效的狀態。
趙宇龍、王志臺（1999）年的研究發現了我國證券市場的功能鎖定現象，他們的研究發現我國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功能鎖定于公司的名義會計收益。這也說明了我國資本市場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在進行股票買賣決策時并不是去理解公司的真正價值，而是僅以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為基礎。也就是說我國資本市場存在“功能鎖定”現象，且其將功能鎖定在名義的會計收益。
Martynova和Renneboog（2009）以1993年
～2001年歐洲國家發生的并購案例為研究樣本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并購公司采用股權融資方式進行融資的顯著降低了并購公司的短期市場績效。根據優序融資理論（Myers和Majluf，1984）公司發行股票融資會向市場上傳遞公司股價被高估的信號，此時投資者并不是十分看好，因而其股價出現下跌的趨勢，也就使得其并購后的市場績效下降；而債務融資則顯著提高了公司的市場績效其原因在于并購采用債務融資向市場傳達了兩方面的正面信息：一方面說明此時收購公司的股票并沒有被高估甚至可以說有可能被低估了；另一方面由于負債融資會受到一定的監管約束作用，也就是說債務融資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治理功效。Frederik P.Schlingemann（2004）在控制了支付方式后對融資方式與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發現公司采用股權融資方式進行融資說明公司有較多的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即公司的獲利能力較強，此時采用股權融資方式會顯著增加并購公司的市場績效。而如果公司運用留存收益來支付并購所需的資金，則根據自由現金流量假說由于經營者和股東之間存在十分嚴重的問題，經營者為了滿足其自身的利益而希望持有大量的現金，而不希望將其分配給股東，為此經營者不惜將剩余的現金流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項目中去，所以以留存收益來支付的其并購績效會顯著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往往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判斷并購公司的融資方式與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
債務融資成本為利息費用，股權融資成本為股利。利息費用具有抵稅的效果，使得債務成本低于股權成本。在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不分股利或很少分配股利的現象普遍存在。這也就使得公司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而對于債務融資每年都必須支付固定的利息費用，同時還要定期還本，這會使公司面臨很大財務壓力。由于股權融資不用去支付現金，相對于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財務壓力較小。而在并購融資中往往都會涉及大量現金，這筆高額的利息費用會增加公司的財務負擔。
我國對配股、增發股票等股權融資有著十分嚴苛的規定。公司采用股權融資必須有很好的業績，因而如果公司采用股權融資就會向市場傳遞公司經營較好的信號，從而增加投資者信心。規模大的公司更傾向于采用股權方式進行融資，債務融資負擔的利息費用會增加公司的財務風險，也會加大公司的破產風險。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兩個基本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并購如果采用權益方式進行融資會提高公司的市場績效。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并購中采用債務方式進行融資會公司的市場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樣本選取與變量定義
本文的并購事件樣本全部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并加以手工整理，并購融資方式的取得是在其當年的年報及公告中手工整理所得。文章所用的其他數據全部來源于萬德（wind）數據庫。本文選取2008年發生在滬深兩市的交易規模較大的并購事件作為研究樣本，同時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并購的支付方式必須是以現金作為支付方式。
第二，并購的價款在3000萬以上的并購事件。
第三，剔除金融保險業和ST公司發生的并購事件。
第四，如果在一年中發生了多起并購事件去交易規模最大的一次。
第五，并購事件發生前后的財務數據健全。
第六，并購事件日為董事會公告日和股東大會公告日的最早日期。
最后獲得有效研究樣本171個（其中滬市103個，深市68個）。本文選擇并購交易金額較大的并購事件作為研究樣本，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并購交易金額較大的并購事件其有關融資方式的數據更易于從年報或公告中手工收集，此外交易規模較大的并購事件其代表性強，公司在進行決策時也非常的慎重，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其交易規模大并購后的市場績效和財務績效更容易被觀察到，更易于研究并且能夠體現出并購的實質性。二是為了避免研究過程中受到上市公司多次并購事件的影響，選取了交易規模最大的一次并購事件，因為此類并購事件一般都會給上市公司帶來較大的財務壓力，不可能在一個公司中經常發生。在對不同的融資方式進行篩選的過程中，并購融資方式的確定全部從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報中手工整理所得，公告中明確是權益融資取得的資金則劃分為權益融資的并購，對于明確表示為債務融資的并購則劃分為債務融資的并購行為，對于自有資金是根據判斷并結合幾張報表數據之間的關系分析得出。因為采用混合融資的比較少特別是將股權融資與債務融資的混合更是甚少，所以不予考慮。對其他幾種的混合融資方式根據其所占的比例確定是哪種融資方式，在混合融資中所占比例大于80%的則確定為相應的融資方式。
三、短期績效檢驗
將并購事件首次公告日確定為第0天，通過市場模型法來計算確定收購公司的股票期望收益，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生的并購事件樣本，其相應的市場指數收益率采用上證綜合指數來衡量，對于深圳證券交易所發生的并購事件樣本，其相對應的市場指數收益率采用深圳綜合指數來衡量。將事件的窗口期確定為[-40，40]，通過該窗口來考察并購融資方式對并購績效的短期影響是怎樣的，變化趨勢如圖所示，同時在表中還給出了不同融資方式下對CAR進行非參數檢驗的結果。
從圖1中，可以看出CAR值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并購融資方式對并購績效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采用股權融資方式的公司其CAR值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且大部分都是正值僅有小部分在窗口期的前幾天出現了負值，這就說明采用股權融資方式的并購公司其并購后績效有了提高；而采用債務融資方式的并購公司其CAR值從時間窗口的開始就是負值且其呈下降的態勢，也就是說采用債務融資方式的并購降低了并購公司的績效；留存收益融資方式的CAR值介于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之間。
三種融資方式下的短期績效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對此本了非參數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結合表中非參數檢驗的結果來看，雖然全部樣本的CAR值與0并沒有顯著區別，但是可以看出股權融資的CAR值顯著區別于0且其值是正的；留存收益的CAR值同樣也是正顯著區別于0；而債務融資的CAR值則是負顯著區別于0。這也圖中所描繪的趨勢圖相吻合。再看表1中的均值檢驗，通過三組均值檢驗的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股權融資方式下的平均市場績效顯著要好于債務融資和留存收益融資方式下的平均市場績效。檢驗的結果證實了猜想，即股權融資方式下的并購市場績效要顯著高于債務融資下的平均市場績效，也顯著高于留存收益融資方式下的平均市場績效。
通過因素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我國證券市場功能鎖定于名義會計盈余的情況下，由于股權融資方式并不會對并購公司的會計盈余產生影響，且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要低于債務融資的實際成本，所以其反映在資本市場上就是市場給予公司很高的估值，即股權融資方式會提高并購公司的績效，這也符合之前的理論分析。而債務融資由于會使公司定期支付一定的利息費用，從而會使當期的會計盈余減少，且其實際成本相對較高，并且會使公司面臨較大的財務壓力。因此，投資者對該并購事件持有謹慎的態度，市場也對該公司的估值較低，也就是說采用債務融資方式會降低并購公司的績效，這同樣也符合理論預期。因此，不同的融資方式確實給公司的并購短期績效帶來了不同的影響。
四、研究結論
通過前面的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結論：在并購事件公告日前后較短的時間窗口內，并購績效有顯著的變化。債務融資方式顯著降低了并購公司的績效，而股權融資方式則顯著增加了公司的并購績效。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是一個強式有效的市場環境，而是一個弱式有效的市場環境，并且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中存在著功能鎖定現象。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不發或很少發放股利的情況，所以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低于債務融資的成本。而且公司采用債務的形式獲取大額資金，會大大增加公司的財務風險。采用股權進行融資的公司其績效大都比較好，這樣其采用股權融資就會向市場傳達公司經營較好的信號。
（作者單位為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范文第2篇
一、民間借貸的現狀與特點
(一)規模總量不斷增長
據對湖南省益陽市50家企業、120戶城鎮居民和120戶農村居民問卷抽樣調查測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間借貸總量約為54億元,比2004年增加9.52億元,增幅為21.4%,分別占全市人民幣存、貸款總額的8.6%、9.7%。樣本企業民間借入資金余額戶均規模122.4萬元,比2004年增加38萬元,年均增長11.25%;樣本城鎮居民2008年末通過民間借入資金余額戶均3.94萬元,比2004年增加1.33萬元,年均增長9.8%;樣本農村居民2008年末通過民間借入資金余額戶均3.42萬元,比2004年增加1.06萬元,年均增長7.4%。根據相關數據,我們得出以下結論:全市中小企業民間借貸34.29億元,約占民間借貸總額的63.5%,城鄉居民約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參與民間借貸的比例略高于農村居民;三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參與民間借貸的比例遠高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
(二)融資范圍不斷擴大
抽樣調查顯示: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約77%是用于解決生產經營流動資金不足,約23%用于固定資產投產;農戶得到民間借貸在生產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鎮居民民間借貸資金約74%用于投資經商。從益陽市民間借貸投向看,主要集中體現在三大領域。一是農業產業化領域的需求。據調查的100家龍頭企業資金需求達83億元,較上年增加24億元,增長13%,銀行貸款滿足率僅為50%,有三成的企業得不到銀行貸款,資金缺口約38億元。二是房地產開發領域的需求。據調查,在自籌資金中房地產開發商向民間借貸的資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約12%。2008年農民住房支出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別增長了20%、18%和22%,使民間借貸由過去的生活急用轉為居住借貸。三是新型工業領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動由暗轉向公開或半公開化
民間借貸雖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間借貸對社會經濟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逐步演變成私營業主、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緩解資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漸由“地下交易”變為半公開或公開化。
(四)借貸形式呈現多樣化趨勢
隨著民間資本規模擴大,專業放債人和中介人應運而生。有的為借貸雙方牽線搭橋,從中收取中介費;有的擔保公司為民間借貸者提供擔保,從中收取擔保費;有的企業或個人一方面借入資金,另一方面從事放款活動,從中賺取利差,成為名副其實的民間借貸中介機構或專業放債人。此外,隨著人們市場意識的不斷增強,相繼出現了白條轉借貸的形式。與此同時,在社會上涌現了一批食利群體。其中:包括在職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
二、當前民間融資動向及發展趨勢
近幾年,隨著民營經濟體不同形式的蓬勃興起,人們市場意識的不斷提高,民間借貸出現了新的動向。
(一)民間融資替代化
據樣本點監測顯示:民間融資與正規金融互為替代的特征較明顯。據監測的10戶企業(主要是當地重點企業)數據顯示,在國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今年1-6月獲得銀行貸款7345萬元,同比增加1350萬元,企業民間融資總額2532萬元,同比減少了560萬元。
(二)融資性質股權化
據樣本監測點顯示,近幾年,股權性融資在企業籌集資金的過程中被廣泛的運用,在民間融資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別上升了7.3%、10.2%、13.6%。如南縣鑫欣漁業有限責任公司,現有入股會員2358人,企業融資規模達680萬元,比2006年增長26%,入股者不僅能保利分紅,還得到了企業飼養技術和產、供、銷一條龍服務帶來的實惠。
(三)農村融資趨于產業化
龍頭企業和農村經濟專業合作組織(協會)作為農業產業化的載體,近年來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據統計,益陽市現有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756個,擁有資產39億元,民間融資規模5.8億元,入社會員26.5萬人,帶動農戶39萬戶,占到了全市農戶總數的39%。問卷調查顯示,農信社基本上滿足了農戶小額信貸需求,資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業和專業大戶的大額資金需求,有80%的企業和專業大戶都有民間借貸,一些龍頭企業或協會通過合股、入股和民間借貸的方式籌措資金,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緊密地連在一起,緩解了企業大額的相對穩定的長期性資金需求。
(四)借貸行為趨于理性化
隨著民間融資市場逐漸趨于成熟,轄區民間融資行為更具市場性和公開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顯。首先是融資價格隨行就市,并依據信用、風險、期限等進行定價。二是融資方式更趨規范。據監測數據顯示,以書面協議方式發生的融資額占86%,以擔保或抵押方式發生的融資額占14%,同比分別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參照銀行的結息方式來執行。
三、區域比較民間借貸風險分析
(一)部分資金流向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益陽市是一個農業大市。長期以來,工業基礎較薄弱,原計劃經濟下的許多小水泥、小鋼鐵、小紙廠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業,通過改制轉為民營企業后,因長期得不到正規金融的支持,積累了大量的風險。以桃江縣為例:全縣16家立窖水泥生產企業,年產量普遍為8.8-16萬噸,因不符合國家信貸政策而長期依賴于民間借貸維持經營;同樣的情況還有桃江縣金沙鋼鐵廠,長期在市場與國家宏觀調控的狹縫中求生存,企業發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賴于民間借貸,2008年末民間借貸余額達到5000多萬元。
(二)進入成熟期后的民營企業仍達不到正規金融所需的信貸條件
據了解,為了適應民營企業貸款小、頻、急的特點,緩解民營企業貸款難問題,近幾年工總行、農總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層行具體執行起來卻十分困難。以益陽市為例:全市工業企業19865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764家,規模以下小企業2566家,個體經營戶16811家。調查顯示:目前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滿足率度不到40%,通過民間融資方式籌資的企業高達77.3%,占到了企業融資規模的50%左右。
(三)規范民間借貸的法律法規定義模糊
目前,在我國《刑法》、《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等法律法規中,對合法的民間借貸、非法集資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定義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有期徒刑或罰金。1998年7月國務院第247號令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取締辦法》中有關規定界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該辦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對合法民間借貸、非法集資和非法吸收存款行為的定義并不明確,也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
(四)民間借貸趨利性極易導致經濟結構性風險
民間借貸具有隱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對本地資本市場供求狀況和資金投向難以把握,使民間借貸往往集中于熱點行業。微觀經濟實體投資的非理性極易導致熱點行業內部企業林立,難以形成適度競爭和合理聯合,導致行業生產規模過剩,造成社會整體投資邊際效益下降,當社會投資邊際效益為負時,民間借貸的風險就會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間借貸風險的有效途徑
(一)制定相關法律,在法律上明確區別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等幾條司法解釋雖在某種程序上承認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但都是從民法的角度出發為官司糾紛而做的解釋,僅有幾條“判案解釋”已難以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健康發展。因此,國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適合國情的《民間借貸法》和《民間融資中介機構和中介業務管理辦法》,從法律上明確界定民間借貸的形式、運行方式,在制度設計上為民間借貸雙方構建法律保障。
(二)加強政策輿論導向,規范民間融資行為
各級政府應盡快明確相應的管理部門,通過行政手段來規范民間融資行為,改變目前民間借貸放任自流的狀況。一是加強對群眾的宣傳和風險教育,提高廣大群眾風險防范意識;二是根據民間借貸的性質,區別對待,加強管理。對于數額小、參與人員少、不跨地區、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應允許其存在,并加以引導和規范。三是嚴厲打擊民間高利貸行為。對于脫離實體經濟的各類非法集資和民間高利貸行為要嚴厲打擊;對于擅自設立非法金融機構和違法從事銀行存貸款業務的要堅決取締。
(三)建立科學監測體系,跟蹤民間借貸變化
一是建立民間借貸業務登記備案制度。民間借貸主管部門要以民間借貸借款方為監管對象,建立民間借貸交易行為實行登記備案制度,特別是對融資規模較大企業要實行強制性登記備案,未經登記的可視同為非法行為。二是建立科學的民間借貸監測指標體系。監測內容應包括民間借貸規模、融資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償還情況等。對融資規模較大的企業或個體經營戶,主管部門應時實定期跟蹤調查,及時掌握其動態變化,并實施有效地風險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級民間借貸監測登記部門建立全國性民間借貸監測體系。區(縣、市)一級負責收集轄內民間借貸信息,定期匯總上報省(市)有關部門,全國、省(市)監測部門通過整理分析,為相關部門加強民間借貸管理和制定宏觀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強產業引導,優化民間投資結構
各級政府要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結合本地實際,加強民間借貸的引導和服務,選擇具有市場前景、成長性好的項目為依托,優化民間投資結構。嚴禁民間資本投向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影響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業;鼓勵中小企業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間閑散資金,加大對農業產業化資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互惠互利的合作機制;有關部門要創造政策條件,幫助有發展潛力的龍頭企業直接進入資本市場,逐步減少民間借貸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場,加快信用體系建設
中小民營企業發展一般具有先民間資本、再銀行貸款的順序。進入成熟期后的企業要得到銀行信貸支持,首先,要破解銀企信息不對稱的“瓶頸”。因此,各級政府要積極培育征信市場,規范中小企業經營行為,引導中小企業轉變信用觀念,建立內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業財務信息的可信度,為銀行信用評級創造條件。
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市政債券 地方政府債券 城投債券 債券發行
市政債券是城市政府為市政建設籌集資金而發行的一種債券。作為一種債務融資工具，市政債券起源于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在紐約市的首次發行，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到2010年底，美國83000多個各級地方政府中，有55000多個發行了市政債券，未到期債券達3萬億美元，2010年凈發行4331億美元，占全年融資總額的27.09%。
在我國，對于市政債券的研究，以及作為市政債券替代品的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等債券的發行也有多年歷史，但是真正的市政債券仍然千呼萬喚未出來。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在市政債券已經到了以自己的真實身份走向國內市場的時候。
發行市政債券具有現實必要性
市政債券作為一種債務融資的工具，其發行具有現實必要性，對于中國亦如此。
（一）市政債券是地方政府籌集市政建設資金的重要途徑
我國共有大中小城市 2206 個，這些城市經過多年的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但是，城市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尚未完全改變，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長。隨著城鎮化的深入，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據有關機構的估算，在今后10年內，至少需要為城鎮化建設投入40萬億元的資金。進行市政建設，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職責所在，但讓其短期內拿出這么多資金，是很不現實的。即便是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都市，其財政也無法提供當期市政建設的全部資金，向社會融資是其籌集市政建設資金的重要途徑。
（二）為滿足地方政府的強烈需求，盡管國內現行法律不支持市政債券發行，但已有近似市政債券的債券出現并蓬勃發展
對于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籌資以進行市政建設，我國目前的法律尚不支持。我國《預算法》、《擔保法》等法律文件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自已發行債券融資，也不能通過為相關機構提供擔保的方式進行發債融資。相關法律進行這樣的限制，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例如，我國地方政府是不能實行破產的，萬一地方政府無力償債，便會加重中央政府的償債負擔；允許地方政府發債融資，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不顧自身償付能力，無節制地負債，引發政府債務危機。
但是，這些多年前制定的法律文件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此后我國地方政府發行市場債券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不能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新形勢。實際上，發行市政債券籌資搞市政建設，無非是把地方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提前到現在來使用，只要將來地方政府的稅收等收入能夠償還這些借款，提前使用是完全可行的。通過提前使用這些資金，把城市的基礎設施搞好了，可以使城市中的經濟部門和企業更有效率地開展經濟活動，可以使城市具有更強的招商引資能力，從而使城市具有更強的經濟活力。同時，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好了，會給在城市生活的人們帶來更多的便利、提供更好的服務，大幅提高城市人口的生活質量，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快城鎮化進程。毫無疑問，這將有效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等到地方財政有充分的財力時再去進行市政建設，一定會延緩城市建設的進程，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從我國實際的情況看，盡管法律不支持市政債券的發行，但是具有市政債券性質的由政府融資平臺――城司等機構發行的債券和由財政部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早已出現，2011年開始，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四省市的地方政府已開始以地方政府名義發債。這些債券雖然未冠以市政債券之名，但其所融資金主要也是歸地方政府支配、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與市政債券并無本質區別。這些債券所以越發越多，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對此有著強烈的需求，而又無其他可行的渠道加以解決。
當然，地方政府對基礎設建設的需求未必都是合理的，我們不排除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謀求政績、搞面子工程，而舉債搞市政建設；也不排除有些地方政府搞的城市基礎設施從本地看也許有必要，而從一個地區看則沒有必要。除去這些不合理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大量的市政建設是非常必要的。而要滿足這些非常必要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資金的需求，僅靠當年的稅收收入顯然不夠，因此，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少辦法，包括通過出售土地籌集資金，但是，僅靠上述方式，多數地方政府難以為繼，舉債是其必然的選擇。發不了市政債券，就通過政府設立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等融資平臺以企業的名義發行企業債券。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家采取經濟刺激政策的時候，受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的影響，地方政府的發債取得了突破，出現了由財政部發行專門用于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債，上海等四省市還進行了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試點。現在，地方政府政府發債已經在實際上突破了《預算法》的限制。
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不能替代市政債券
既然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在實際上也是在為市政建設融資，為什么還需要著力推動市政債券的出臺？這是不少人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就是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不能完全替代市政債券。
（一）地方政府債券不能替代市政債券
地方政府債券與市政債券的功能并不一樣。地方政府債券是由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它所籌集的資金用于地方政府的開支，這些開支中，市政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是其中的內容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內容。因為目前發債的地方政府主要是省市區這一層級，它們發債所籌資金的使用范圍不可能僅僅局限于市政建設項目。目前城市市政基礎設施項目所需的資金，主要還是由城市政府來籌集的。由于在一個省內，各城市之間市政建設資金都是分塊包干的，最后的償還也由各城市政府負責，省政府很難統一為它們發債融資。且不說目前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還只處在試點階段，即使將來全面展開，恐怕也不能替代市政債券的功能。
（二）城投債券不能替代市政債券
城投債券雖然城投債券所籌資金都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但由于它是以企業名義發行的，在法律上，其償債基礎不是城市政府的信用，這就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一是會加大發行的成本。作為企業債券，它只能根據城司的信用狀況進行信用評級，一般情況下企業的信用等級不如城市政府，這會相應提高它的風險溢價，使發債方增加利息成本。
二是會混淆償債資金的性質。城司的項目不盡相同，有的市政建設項目建成后可以收費，有現金流，因而可以自主償還債務，例如自來水廠、醫院和某些學校；有些市政建設項目完全是公益性的，它只能用政府的財政支出來還本付息。但城投債券把這些不同項目之間的差別抹殺了，城司發行債券，它并沒有區別其所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是什么性質的項目，也不說明將來還債的資金來自財政資金，還是來自項目收費。投資者無法判斷這些城投債券的償還資金究竟來自何處
三是會弱化市場對發債主體的監管。城投債券的發債主體名義上是城司，但無論資金的使用還是將來的償還，都是地方政府。可是市場對發債主體的監管無法落實到地方政府，無論是債券發行時的信用評級和信息披露，還是債券發行以后的業績跟蹤，都只能落實到城司等政府融資平臺上，無法涉及地方政府。這樣，對地方政府發負債的規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監督，對實際需要由地方財政償付的城投債券究竟存在多大的信用風險，也無法真正加以披露。
（三）市政債券的發債主體、資金用途、償債來源更為明確
作為一種專門為市政建設籌資而發行的債務融資工具，它具有明確的發債主體、明確的資金用途、明確的償債來源，這是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無法明確的。
1.從發債主體上講
市政債券的發行主體是城市政府，而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主體是省（市、區）政府，除了直轄市發行債券時兩者重合外，其他的省區政府和城市政府是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而城投債券等政府融資平臺的發行主體是城司等機構，它們都是企業。
2.從資金用途來講
市政債券所籌資金全部用于需由城市政府財政負擔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而地方政府債券只有一部分所籌資金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投債券所籌資金既投向需由城市政府財政負擔的市政基礎設施項目，也投向可由項目收益償還債務的基礎設施項目。
3.從償債來源看
市政債券依靠項目所在城市政府的稅收等財政收入來還本付息，其資金列入城市政府的財政預算；而地方政府債券依靠省級財政收入來償付，與項目安排在區域內哪個城市無關；城投債券的還債資金既有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有建設項目的收入。
上述分析表明，盡管地方政府債券和城投債券與市政債券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并不是真正的市政債券，我們不能用它們去替代市政債券。
市政債券試點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市政債券試點是為正式開展市政債券業務的前期工作，它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對市政債券準確定位；二是確立市政債券的發行條件；三是明確市政債券的監管。
（一）關于市政債券的準確定位
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關鍵的問題。前面的討論中，已經談到了這個問題，這里再進行一些說明。
1.市政債券的發行主體
首先，市政債券是城市政府為了進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籌資而發行的，它的發行主體是城市政府，而不是省級政府。這樣，就和直轄市發債以外的省級政府發行的地方政府債券作了區分。在我國，城市分為省級市（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和縣級市四級，從理論上講，四級市政府都應該有資格發行市政債券，但在試點階段，發債的主體以大中型城市為宜，即先允許省級、副省級城市與較大的地級市政府進行市政債券的發行試點，以避免一哄而起，造成混亂。
2.市政債券的資金用途
市政債券所籌資金用于須由財政收入償還而非投資項目未來收入償還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是后者，則可以由從事這些項目開發的企業發行企業債券或公司債券來籌資。這樣，就使市政債券與城投債券具有區別。
3.市政債券所籌資金應當專款專用
市政債券所籌的資金應當專款專用，不得進入城市政府財政的大賬，挪作他用。從理論上講，市政債券最終須由城市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來償還，因此，它所籌集的資金進入城市財政大賬并無不可。但是，在現實情況下，城市政府所以要發行市政債券，是因為它缺少市政建設的資金，如果允許這些資金任意用作政府的其他開支，市政建設就無法得到改善。
上述定位對于進行市政債券試點是必要的，它把市政債券和目前已有的地方政府債券、城投債券作了區分。今后，是否還允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我認為，地方政府管理經濟，主要是為當地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而非直接創辦企業，因此，在通常情況下，既然城市政府已經通過發行市政債券解決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缺口，而法律、管理等軟環境的建設耗資不大，地方財政能夠負擔得起，所以省級政府一般就不用再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了。當然，如果有些基礎設是跨越城市的，例如省內公路，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也未嘗不可。至于城投資債券，我認為應定位為用于未來能夠以收益還債的基礎設施項目的籌資，這樣，就可以使其變為真正的企業債券，而不是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債券。
（二）關于市政建設債券的發行條件
發行市政債券的城市政府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否則就不能發行債券。發市政債券講條件，一是對投資者負責，二是對城市政府負責。因為市政債券和其他債券一樣，都是必須到期償還的，到期還不了債，不僅投資者要受到損失，而且發債的城市政府也要受到損失，只不過投資者損失的是金錢，而城市政府損失的是信譽。
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范文第4篇
中小企業及其融資特點：信息不透明，非公開性
在國外研究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流文獻中，信息不透明被認為是影響中小企業融資效率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與成熟的、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財務信息不夠標準與透明，這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中小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信息有限；二是財務信息對評價中小企業信用的作用相對有限。相對于財務信息，對評價中小企業信用更具意義的，是反映其真實經營狀況的、大量豐富的“軟信息”。這些“軟信息”包括來自企業上下游用戶的信息、企業主個人的信息、企業所在地及同行對該企業的評價等。
中小企業信息的不透明，不是一個簡單的規范財務報表的技術性問題。從本質上說，中小企業的信息不透明實際源于其自身的經營特點和競爭需要。中小企業之間的競爭，往往取決于一些特定的經銷渠道（比如與特定大企業之間的供貨關系）、小技術、小技巧、小發明，這些競爭優勢所依托的資本和技術門檻較低，一旦公開，很容易被競爭對手復制或模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小企業信息不透明是其保持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條件。事實上，在企業融資實踐中，公開上市的中小企業之所以很少，可能是因為達不到上市門檻，也可能是企業不愿公開上市，因為上市須接受嚴格的信息披露監管。臺灣地區證券監管當局曾三次降低公開發行的門檻，目的就是強制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必須采取公開募集的方式獲取資本，而公募企業則必須接受嚴格的信息坡露監管。溫州地區是典型的中小企業密集區，但目前公開上市企業僅兩家而已。主要原因就是信息披露可能對企業經營造成負面影響。特別是當地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公開披露信息容易暴露相關的產品信息和經銷渠道，喪失企業的競爭優勢。此外，在公開上市的改制過程中，須按會計規范清理產權并作公開的信息披露，這對主要業主的利益構成了直接威脅。甚至出于避稅需要，企業也不愿過多披露信息。
中小企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其融資方式的非公開性。公開融資以非特定的公眾投資者為交易對象，通過在公開金融市場上發行有價證券融資。與公開融資相比，一切在有限范圍內向特定投資者出售債務或股權的外部融資行為，都是非公開融資。比如銀行貸款就是企業與一家銀行（特定資金提供者）之間非公開交易的融資行為。商業信用是具有特定購銷關系的企業之間以賒賬方式相互提供信用的融資方式，因此也歸入非公開融資。租賃融資、典當融資也屬于一對一式的非公開融資交易。此外，股權融資中各種形式的私募發行也屬于非公開融資。一般而言，能夠公開融資的只是少數信譽良好、成熟穩定的大企業，而非公開融資適用的企業范圍則大得多。從大多數國家企業的融資結構看，公開融資的比重較非公開融資要低得多，其重要性也遠不如非公開融資。以金融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1970～1985年期間，作為非公開融資典型方式的銀行貸款，在企業外源融資所占比重則高達61.9%。相反，由于公開上市企業大量回購股份的緣故，1982～1990年間，企業凈股份（股票發行額與回購額的差額）發行額在其融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不足15%，近幾年甚至是負值。
非公開融資與公開融資對企業信息透明度、經營穩定性及治理結構的要求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區別，是對企業信息透明度要求的差異。
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少文獻在分析中小企業為何不能公開上市融資時，往往將此歸結為中小企業過小的融資規模與資本市場過高的融資費用之間的沖突。其實這一因素只是問題的表象，問題的實質在于，其一，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必須更加保持經營的不透明性，這正是其內在的競爭要求和競爭優勢。其二，依據按公開上市標準披露的財務信息，不能準確判斷中小企業真實的信用狀況。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按照融資成本、融資可得性（效率）以及企業控制權這三個標準，對中小企業融資方式作了比較，結果如表2所示：
私募融資制度的基本特點：特定投資者，特定范圍，場外市場
私募融資制度又稱非公開發行或定向發行制度，是面向特定投資者、在特定范圍內發行股權或債務并且其股權或債務主要在場外市場交易的融資制度，是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基礎性制度。
從理論上說，投融資雙方均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但程度有差異。如果融資方是大企業、成熟企業、成熟產業以及標準化金融證券產品，則投資者面臨的信息障礙要小，其融資一般采取公募方式。如果是中小企業、創新產業以及非標準化或高風險的證券金融產品，則投資者要面臨更大的信息障礙，私募融資制度可能就更為合適。舉例來說，風險投資與商業銀行融資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也可以反映私募和公募之間的差異。
對風險投資而言，一是這類投資的投資人是特定的，只有那些能夠發現潛在商業機會，并且能夠承擔投資損失的投資人，才能成為風險投資家。相反，如果是吸收公共存款的商業銀行，其對所有存款人都是開放的，對存款人（投資者）的資格并無要求，這是私募和公募的第一個區別。二是風險投資的對象是特定的，只有那些被認為具有創業潛能和機會的個人和企業，才能獲得這類融資。相反，如果融資方是吸收公眾存款的商業銀行，除非破產倒閉，否則都可以吸收公眾存款，對商業銀行的資格并無特定要求，這就是私募和公募的第二個區別。
當然，還有其他私募融資形式。比如，在一個特定地域或產業范圍內，或是在一個特定組織或企業范圍內的融資行為，如投向特定產業的投資基金，或是企業面向其職工及關聯企業的定向募集，也有類似特點，即利用特定投資者與發行人在供求關系、親緣、地域、人緣上的經濟和社會聯系，能有效克服投融資雙方的信息對稱障礙，從而在二者之間構建不同于公開發行上市的簡單快捷的私募融資及場外交易制度，以此推動中小企業、創業企業或產業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從國際范圍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涉及證券發行與交易的法律，均對面向特定投資者的小額非公開發行作出了明確界定，并形成與之相對應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以美國為例，如果私募發行證券，只需事后向證監會報備即可，無需事先核準，這就使私募融資的快速與靈活優勢得以充分發揮（表3）。
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有效路徑：完善我國私募融資制度
從我國現實需求看，據有關方面粗略統計，目前年營業額大于1億元的企業數量為2萬家，營業額大于5000萬元的企業數量超過5萬家，而中小企業的數量也超過了1000萬家。企業的融資需求量很大。但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層次單一，特別是沒有從制度上確立私募及場外交易市場的地位，致使除滬、深兩地僅有的1400多家公開上市公司外，絕大多數企業缺乏正規的股權融資渠道，公司債券及各類信托基金融資規模也十分有限，這是部分地區民間集資泛濫的重要原因。
這一現狀顯然不符合國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需要，也不符合“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關于大力推進自主創新以及推進風險投資和產業投資基金試點的戰略需要，同時也制約了資本市場自身的發展，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基礎性制度缺陷。事實上，由于我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也吸引了海外資本對國內企業的私募融資，目前以收購優質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為主要目標的國外私募基金呈快速增長勢頭，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國內企業對私募融資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從現實需求角度分析，目前我國非常需要發展自己的私募融資制度，積極發展私募融資，已經成為一個市場關注的熱點問題。
在2006年我國開始執行的新《公司法》、《證券法》中，雖然仍未對私募發行及場外市場進行直接界定，但是已經把公開發行的投資者人數明確界定為200人以上，并將股份公司設立的最低出資額由1000萬元下調為500萬元，同時將專利權等非現金出資的比例提升至60%。還有，發改委制訂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辦法》以及正在制訂的《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其實質都面向特定投資者募集和投向特定領域的私募融資形式。最近，中關村科技園區中小企業開始在股份代辦轉讓系統報價，也反映了國家推進自主創新戰略的發展需要，反映了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內在要求，對推動私募融資具有重要意義。
從法律和政策層面看，未來推進我國私募融資制度和場外市場建設的重點包括以下方面：
降低股份公司的設立門檻。可借鑒臺灣地區的經驗，按照行業屬性設定股份公司的最低出資標準，并進一步放寬非貨幣出資的形式和比例，除投資類股份公司或資本密集型行業外，其他行業股份公司的最低出資標準可設置為100萬元人民幣，并進一步簡化股份公司的設立程序，鼓勵以發起設立（私募）方式創設股份公司。
要建立分層次的證券發行制度。特別是在法律上確立私募發行的地位，以適應大多數中小企業信息透明度不高、股本募集規模小、只向特定投資者發行的特點。
我國新修改的《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對特定對象非公開發行新股，須經中國證監會核準。這一規定使非公開發行簡單快捷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僅如此，《證券法》所規范的上市，仍是指在證券交易所的公開市場。如果不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其股票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以及在場外市場交易又當如何，對此并未作出明確界定。由此可見，目前《證券法》規范的主體，仍是公開發行以及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這類融資行為，仍未給予私募發行和場外市場以明確的法律地位。由于公募方式對大多數企業而言監管過嚴、成本過高、速度過慢，這就從發行方式上排斥了大多數企業發行股票融資的可能。可借鑒美國等相關國家經驗，對只面向特定投資者的非公開小額發行實行準入豁免制度，與此同時，應對各類私募行為制定詳細的操作規定，明確私募的適用范圍以及投資者范圍及資格要求，既要發展私募融資市場，同時也要防止亂集資以及金融秩序混亂。
從監管角度看，私募發行制度的核心，源于特定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在供求關系、親緣、地緣、人緣方面內在的經濟、技術、社會聯系，以及由此派生的信息對稱優勢和利益關聯優勢，離開了特定發行人和特定投資者，這些優勢也就不復存在。正因如此，私募市場監管的核心，也就是對特定發行人和投資者范圍的界定，即將私募對象限制在具有風險識別和控制能力的機構投資者，而不是普通中小投資者，從而既充分發揮私募方便快捷的優勢，也能避免由此可能導致的對公眾投資者利益的損害。以美國為例，相關法律對證券私募的投資者資格、人數以及發行方式作了嚴格的分類限定，這些規定主要將私募對象限定為機構投資者以及成熟的個人投資者，并規定私募發行證券的企業具有根據相關法規甄別投資者資格的責任，其甄別結果也是事后向證監會報備的主要內容。
從私募融資制度的前景看，以下領域可能成為重點：首先是各類面向特定投資者發行的私募產業投資基金，包括專門的公司購并基金。基金作為一種集合投資制度在國際上已相當成熟并仍在不斷創新，我們熟悉的可能是投資于證券市場的公募型證券投資基金，但各類向特定投資對象募集、投資于特定產業非上市企業股權或債務的私募基金也同樣重要，并有更廣泛的發展空間。根據剛剛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自主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經濟協調、中小企業發展、環境保護等各個層面，都需要具有針對性的戰略投資，這就為各類產業型私募基金運作打開了市場空間。其次是旨在優化融資結構、豐富融資渠道的儲蓄替代型私募基金。私募儲蓄替代型基金的好處，在于其包容性強，可面對各類高端客戶率先推出一些創新的金融產品，比如風險較高的金融衍生產品、結構性理財產品、房地產信托基金、高收益的垃圾債券產品，就可首先以設立基金方式向有限的高端客戶私募，這樣既能加速推進金融創新的進程，又能將風險的外部性控制在最小范圍。三是直接面向企業的私募融資制度。今后應對那些不公開募集的股權、債務制定更為簡便靈活的監管規則，以此推動一些企業采取私募方式募集股權和債務，這無論對降低公開發行成本的小額發行，還是對引進特定投資者以推動自主創新，都具有重要意義。
融資前和融資后的區別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負債融資；風險因素；股權融資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1
一、負債融資的內涵
（一）負債融資的含義。負債融資是一種必須償還的融資方式，是指企業在一定量的自由資金基礎上，為了擴大再生產，通過向外融資，來保證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需要。具體方式是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或采用發行債券的方式融資。
（二）負債融資的客觀必然性。負債融資是工業化階段一個最重要市場化資金積聚與集中方式。債市是資本市場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簡單的說，股權融資和負債融資的區別在于風險配置方式的不同。資本市場的參與者都可以理解的是，股權融資時作為社會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的財務風險小而出資人的風險大。當然，對出資人來說，股權融資的預期收益大而債權融資小。這個區別最清晰的顯示出債權融資和債市發展的客觀必要性。因為全社會主體的風險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同一個人也需要把不同的資產分配在不同的風險組合中。特別值得說明的是，在債券融資中，由于企業債信、債權期限、利率方式等多方面的不同，債市上交易品種的風險實際上也是千差萬別的。例如國債和企業債、傳統產業里的大企業與高科技技術領域的企業、普通債券與可轉換債券、單一的企業債券與采用債券方式“打包上市”的銀行債權之間的風險差別就很明顯。長短國債的風險也有很大差別。正由此而來，負債融資方式和債市的發展為社會化、公眾化、市場化的資源集中過程在風險最小的銀行儲蓄到風險最大的普通股票以至“創業版市場上的股票之間形成了一條連續的投資組合機會，使不同的投資者有充足的機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品種以及優化自己的投資組合。
二、負債融資的優劣分析
負債是一把雙刃劍，它帶來財務杠桿利益的同時，也會引起經營風險。在資本結構一定的條件下，企業從息稅前利潤中支付的債務利息是相對固定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多時，每一元息稅前利潤所負擔的債務利息就會相應地降低，扣除所得稅后可分配給企業所有者的利潤就會增加，從而給企業所有者帶來額外的收益。對企業來說，采用負債融資必須衡量由其帶來的收益風險損失。因此，研究負債融資的利弊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負債融資的“利”
1.負債融資有利于擴大企業的經營規模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競爭是當今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企業的資金規模大小是決定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舉債是企業籌集資金擴大規模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方法。
2.負債融資是降低綜合資本成本，提高企業價值的手段
（1）現實中，由于債務資本的利息率通常低于股權資本的股利率（債權資本的成本低于股權資本的成本）采用舉債籌資有利于降低綜合資本成本。（2）負債融資除償還本息外，不再承擔任何經濟責任；不像發行股票那樣，還要支付一筆不小的股利。（3）采用負債方式，企業支付的利息是在成本中列支的，即稅前抵稅；而股利是稅后支付的。
3.負債融資可使企業得到財務杠桿效益，提高企業股東的收益
在投資利潤率大于債務利息率的情況下，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是相對固定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加時，每一元息稅前利潤所負擔的債務利息就會相應降低，從而給企業帶來額外收益。
4.負債融資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減少貨幣貶值的損失
在通貨膨脹情況下，利用舉債擴大生產比自我積累資本更有利，因為貨幣貶值借款與還款的利率差，使債務人償還資金的實際價值比沒發生通貨膨脹時的價值要小，實際上，債務人將貨幣貶值的風險轉嫁到債權人身上，減少了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損失。
（二）負債融資的“弊”
1.負債融資影響企業資金周轉。企業負債必須按期支付本息，在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之外，影響了企業資金的周轉和使用，突出表現在還款期限比較集中，短期內要求企業拿出巨額資金還債時。
2.負債融資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過度的高額負債，使得籌資風險增大，不僅需要支付巨額的利息，同時降低了企業的安全性和競爭能力，危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終極的財務風險表現為企業破產清算后的剩余財產不足以支付債務。
3.負債融資降低了企業的再籌資能力。企業債務到期，如不能按期足額的償付本息，就會影響企業的信譽，眾所周知，信譽不好的企業很難籌集到資金，籌資能力也就隨之降低了。
4.負債融資對股票價格會產生影響。尤其是對股份制企業而言，負債產生的財務風險不僅影響了企業的所有者權益，而且還會影響到企業的股票市場價格。原因是當負債超出了某個特定的范圍，負債比率越高，股票風險越大，其市場價格也必然隨之下降。
三、我國企業負債融資存在的問題
（一）標準融資理論－優序融資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黃迪利亞尼和米勒于1958年提出了MM定理及修正理論，以后經過權衡理論，激勵理論、不對稱信息理論及控制權理論的補充與完善形成了優序融資理論。優序融子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債務融資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它表明經營者對企業未來的收益有較高的期望，傳遞著經營者對企業的信心并激勵經營者努力工作，從而使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由此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而股權融資則是一個不被看好的消極的市場信號。同時，債務融資帶來的控制權損失最小，比股權融資更能有效地防止企業被兼并，但債務的增加會使企業陷入財務危機。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優序融資理論的模式先是內部融資，其次是債權融資，最后才是股權融資。因此，除內部融資外，債權融資要比股權融資有優勢。
（二）我國企業負債融資的兩種極端現象
1.負債融資過度。近幾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一些上市公司的債權性融資比例逐漸增大，數據顯示，九龍電力的資產負債率由2001年底的24%大幅增加到2002年底的44%，增幅高達83%，其2002年底的長期負債為35498萬元，而2001年年底則僅為1098萬元，增長幅度3132.97%。 同樣還能說明問題的是雙匯發展，其負債合計由2001年底的58473.55萬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92527.27萬元，增幅也達到58.24%，負債的增加額是2002年底資產總額的13%。負債的大幅上升，給企業帶來了負面影響。財務杠桿過高使得企業競爭能力下降，財務危機日益突出。
2.忽視負債融資或負債融資比例過小。雖然一些大型上市公司開始重視債權融資，但是目前我國大多企業仍普遍存在重股權融資輕負債融資的現象。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存在著結構失衡現象。一方面，在國債市場迅速發展和規模急劇擴張的同時，我國企業債券市場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甚至徘徊不前，而且企業債券發行市場的計劃管理色彩過濃，發行規模過小，導致企業缺乏發行債券的動力和積極性，也使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功能尚未完善，而長期貸款的風險又較大，使得金融機構并不偏好長期貸款。這兩個因素導致負債融資的渠道不暢，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只有選擇配股的方式進行融資活動，從而影響其融資能力的發揮和資本結構的優化。
四、面對我國企業負債融資問題應采取的措施
（一）合理利用資本結構的信號激勵效應
資本結構可以作為傳遞內部人私有信息的信號，企業管理層可以通過改變資本結構，來傳遞企業有關獲利能力和風險的信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的外部投資人可能會將較高的債務水平看作企業高質量或較好前景的信號。但這并不能說明企業負債越多越好，負債過高會給企業財務帶來沉重的壓力，從而影響企業的發展速度。
（二）企業應慎重考慮自身的資本結構
企業所擁有的全部資產中，假若無形資產的比重較大，其破產成本較高。因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價值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是難以變現并用以償債的。所以，該類企業結構中的負債比率應相對降低，以保持較強的償債能力。而對資產總額中無形資產比重較低的企業，由于其破產成本較低，企業可在其資本結構中保持較高的負債比率。
調整融資結構，加大債權融資比重通過向銀行貸款間接籌集資金。在市場經濟發展不太成熟的階段，從銀行貸款成為企業外源融資的最主要來源。因為從銀行貸款，一方面可以順利地籌集到資金，擴大生產，并且這種融資方式下的籌資成本較低；另一方面銀行為企業提供貸款，要承擔清償風險和破產風險，銀行考慮的是該企業經營產生的收益大小，在銀行嚴格的監管和激勵的約束下，只需要加強對貸款的審核，因此企業從銀行貸款成為融資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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