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風險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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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我國旅游業集團化發展的步伐不斷加快，目前已經有不少的旅游集團為了不斷壯大其經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從而實現資產的不斷增值，相繼采用縱向一體化戰略和多元化經營戰略，不斷的擴展自己的經營領域，選擇新的投資方向和新的投資機會。投資方式的多樣化、投資領域的多元化，也構成了中國旅游業新一輪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因。
從旅游集團特別是一些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來分析我國旅游集團的投資行為，可以看出，我國旅游集團所進行的投資方向仍集中在旅游行業，是在原主業的基礎上，通過進行產品價值鏈的管理實行相關旅游產品所涉及的旅游投資，如對會展，景觀房產，旅游景區投資。一些旅游集團還開始了對航空業的投資，如武漢的東星國際旅行社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隨著投資活動的日趨復雜，投資所存在的潛在風險也日益增多。為實現投資收益最大化，就必須正確認識和分析投資風險，并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對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本文就將通過研究投資風險的相關理論，結合我國旅游集團的實際，對加強旅游集團投資的風險價值管理進行初步探討。
2旅游投資的特點
由于旅游資源的公有性、壟斷性和非流通性；資源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矛盾性；旅游項目投資的區域依賴性；旅游項目投資的綜合復雜性；旅游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使得旅游集團的旅游投資相區別于其他集團的投資項目具有很多獨特的地方：
（1）投入高，回報期長。旅游投資的門檻逐步抬高，不再是低投入的產業，進入性投資的加大，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及競爭環境的國際化，也使得旅游投資回收期延長。
（2）旅游產業鏈整合與多產業整合特征：旅游產業鏈的延伸，與城市景觀、房地產、小城鎮、休閑娛樂等等深度結合，產生了一個整體的、互動的結構——“泛旅游產業”。旅游投資，已脫離單一項目時代，投資商進行區域整體投資，力求整合旅游產業鏈，與相關產業相結合，尋求綜合收益的最大化。
3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
（1）重項目規劃和投資評價：對于投資方來說，旅游的投入是一個長線的過程，風險性主要在選項和規劃上。因此，旅游項目投資必須重視項目規劃，以明確的投資評價為前提，以有效的資本運營為保證，極其清晰的把握投資運作的思路。
（2）爭取區域政府的支持：提高產業的綠色GDP已經成為新時代下經濟發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旅游項目能夠提高地區的綠色GDP，調整城鄉產業結構，形成綠色產業鏈，旅游集團可以通過政績策劃，盡量爭取政府的有效支持，爭取的旅游項目開發的最大優惠條件（低價資產收購、稅費減免、申請扶持資金等）。
（3）開展有效的營銷活動：進行有效的營銷活動，提高項目在國際、全國、區域的定位和影響，為融資、招商、資本升值提供巨大的支持。
（4）多方位融資：從滬深股市統計，我國國內上市公司有近千家，但是以旅游為主業的上市公司只30多家，涉足旅游業的上市公司也只有40家。這說明我國的旅游企業的大多還是以資本自籌為主，沒能很好的利用資本市場。更好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可以有效降低旅游企業融資的風險。旅游集團可以依托收購兼并、政府優惠等方法低價獲取大量資產產生資產大幅升值的市場評價，從而增長現金流量，實現大規模融資。
（5）多產業整合和跨行業投資：泛旅游業具有極大的區域聚集和經濟帶動作用，往往會帶動一個區域的城市化進程，形成游憩區、度假區、會展區、娛樂區、步行街區、購物游憩區、及旅游小城鎮等等，推動區域型旅游房地產和商業房地產發展。另外，為了分散投資風險，還可以適當的進行跨行業投資。以青旅控股為例，目前該公司的主營業務，除了組織、接待國內外人員的出、入境旅游以外，還出資3,000萬元控股了北京尚洋電子技術公司，整體收購青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并且參與證券業，使公司旅游主營業務與其他業務同時拓展，有效的防范了經營和金融風險，提高了資產收益率。
4從財務管理角度做好投資的風險管理
投資風險是指在投資活動中未來實際結果與預期目標出現差異的可能性，是在特定條件下和特定時期內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的變動程度。由于對未來的經濟活動的投資的不確定性，投資風險客觀存在。但是，人們總是能夠通過對風險的管理從而降低投資的風險，實現投資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投資所具備的價值所在。在進行一項投資時，風險越大，其預期的收益或虧損也越大，投資如果產生虧損，將會使資本受侵蝕，最嚴重的情況可能導致企業的倒閉。承擔這些風險是為了給集團盈利，問題的關鍵在于，進行投資的主體應在風險與收益之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財務管理在投資的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4.1在旅游集團內建立投資的風險管理指標體系
（1）建立風險度量模型和風險管理模型，研究旅游集團內各種投資及各種風險，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各種其他風險及包含這些風險的各種資產或資產組合，對各類風險再依據統一的標準進行測量并加總，并依據全部業務的相關性對風險進行控制和管理，利用資產風險度量模型，定量地分析資產組合的風險價值。
（2）確定公司各種旅游投資的風險容忍度，限制由于各種影響因素而導致的市場風險，對某些風險高度集中的投資進行特別處理，將風險限制在公司可接受承受的范圍內。
（3）建立旅游集團投資的約束-激勵機制，在各項投資中，高收益往往伴隨著高風險，如果激勵機制僅僅與經理人管理資產的收益掛鉤，經理人則可能會為了追求高收益而承擔高風險。所以在追求收益的同時，考察經理人管理資產的風險度，限制和防止經理人的過度投機行為。
4.2進行投資風險的制度管理
對于旅游集團的投資風險的財務管理應該是一個系統，對于投資項目來說，它起始于項目的考察論證階段，結束于項目資本變現退出以后，貫穿于風險投資公司從資金——資本化——資金的長循環之中。
（1）投資前期財務評價。
旅游項目投資前的財務評價很重要，它關系到旅游投資項目的價值認定問題，沒有較大價值的項目是不值得投資的，但投資的價值點在何處，它是否真實可靠，這不能僅僅根據項目有沒有產品優勢，有沒有市場來定性判斷，還要做細致的經濟可行性及投資價值的評價。財務評價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缺乏財務評價的經濟可行性是令人懷疑的。在投資決策程序中，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由財務部門參與并出具財務審核意見。對投資項目的投資前調查與了解是否充分，對其價值的判斷是否準確，定價是否合理，談判條件是否有利，直接決定了投資后管理的難度，也決定了將來獲利空間的大小，因此，投資前的盡職調查和各種評審就顯得非常重要。財務部門對可行性報告出具財務審核意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項目的投資價值，規避投資風險,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2）投資企業動態財務管理。
對已投資項目的管理是投資實現增值的必然階段。可以從財務審核與監督的角度出發，專門設計財務管理方面的約定，包括由旅游集團委派財務經理的約定，指定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約定，上市的旅游集團還可以有對股東定期公布財務信息的約定等等。這些必要的法律文件從制度上保證了旅游集團對投資項目的管理權和監控權，從而更好地保證了投資的收益權。
4.3投資風險價值管理的過程
投資風險管理的主要步驟有：（1）采用統一的風險識別語言，對投資風險進行界定與識別，建立集團層面的投資風險管理目標及建立完善的風險監督體系；（2）設計風險識別、度量、評估的統一方法；（3）評估投資風險；（4）制定投資風險管理戰略；（5）設計、實施風險管理能力。整合風險管理能力的要素，包括集團戰略政策、集團管理與投資風險管理過程、管理人員、管理報告、管理方法、風險數據等；不斷改進風險戰略、過程與度量方法；（6）匯總多種風險評估方式，與集團經營情況掛鉤，制定、調整集團層面投資風險管理戰略。
5把投資的風險管理從財務管理層面提升到整個集團管理層面
集團層面則意味著全局化、一體化的思想。只有擴大時空范圍對企業投資進行思考時，才能識別它對集團整體運作的影響。所以，從集團層面進行投資風險管理可以將企業的戰略、業務程序、企業資源同集團投資、集團整體目標緊密地結合到一起，從而使風險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投資風險管理的出發點是使整個集團的風險、收益、價值達到最優化，而不是某個職能部門或風險管理部門。集團層面的風險管理使投資風險管理與集團戰略、業務計劃得到有機結合，將投資風險管理提高到戰略層次，這種集團層面的投資風險管理具有以下作用：（1）集團項目投資過程得到控制的同時，風險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同時提高了對風險的注意程度與敏感程度，使集團更為集中地監控風險；（2）在確切了解集團所處內外部環境的基礎上判斷最佳的投資機會；（3）對投資風險有全盤的、集團層面的了解，有利于優化集團的風險結構，優化集團的資源配置；（4）設計集團范圍內的信息溝通，收集、綜合分析內外部數據的方式，為集團提供可靠、及時的投資風險管理信息；（5）事先建立一套有效的控制制度，幫助集團業務部門實現業績目標，控制風險。（6）公集團不應該只是片面的強調短期的投資效益對公司的盈利能力的正面影響，發而應該從長遠出發，全面的提高公司的治理結構以及長遠發展規劃的盈利性。
參考文獻
［1］顧華詳.建立中國旅游業風險投資機制研究［J］.社會科學家，2000，（3）.
［2］李平.淺談企業投資風險及防范對策［J］.前沿，2002，（11）.
［3］李平.我國旅游投資存在的誤區及建議［J］.宏觀經濟研究，2003，（10）.
［4］李富紅.中國旅游開發投融資實踐及走向［J］.渝州大學學報，2002，（12）.
［5］貝洪俊.企業層面的投資風險管理初探［J］.現代企業管理，2002，（11）.
［6］鐘海生.旅游業的投資需求與對策研究［J］.旅游學刊，2001，（3）.
［7］駱正東，徐輝.旅游資源開發投資決策的方法探討［J］.企業經濟，2002，（2）.
摘要：隨著我國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旅游集團的多樣化經營的趨勢日益明顯。盡管在各個領域進行投資有利于分散集團的經營風險，但前提是控制好投資風險，這樣才能使投資有利可圖，真正做到為旅游集團帶來利益分散風險的作用。
投資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是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重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本理論的開創者們在創立人力資本理論時就已經初步探討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雖不系統深入,但仍富有啟發意義。他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教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項具有風險性的投資。被西方經濟學家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W.舒爾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個人在評價其先天稟賦時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教育投資的風險本質,他說:“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每項投資,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是超前的、長期的、對未來承擔義務的,因此都被某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所困擾。”而對人力資本理論作出杰出貢獻的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1975)也在其《人力資本》一書中指出:“以上的討論正好說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資經受著相當大的風險,而且很明顯這種投資是相當不易改變的。”舒爾茨還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一樣都具有收益不確定即存在風險的特點:“教育投資的這些收益的確難以確定,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獨有的特點,因為其它方面的投資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確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來源。1964年,舒爾茨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一書中討論教育費用時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三個來源:對自身才能的不確定、就業的不確定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他說:“學生一般只曉得自己在上學,而不知自己的學習才能如何,學生對知識技能的投資能在四十年或更長的一段時期為他們服務,這筆動產的價值就一個人整個一生來說還是未定之數;他們很難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有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很難肯定當他們一完成學校教育即有職業和收入……即使學生確信他們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將來收入可以保證他們在更多的學校進行投資,他們又會發現,把資金貸給學生的資本市場很不完善。特別在貸金既包括學費又包括學生放棄的收入情況下,這種資本市場就更顯得糟糕。”
貝克爾也指出:“人力資本的實際收益圍繞著預期收益變動,這是因為某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壽命的長短總是不確定的,這是決定收益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也不能確定他們的能力,特別是對進行了大量投資的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此外,一個年齡與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還有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貝克爾還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導致存在教育投資風險的重要原因,他說:“增加了預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種收入要在非常長的時期內才能收回來。較長的報酬支付期增加了風險,它與收益之間的低聯系一起降低了投資時得到的信息的價值。”“得到一筆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要很長時間,這就減少了可獲得的知識,因為在能得到收益的條件下才要求獲得知識,而且投資與收益之間的平均時期越長,所能得到的這種知識就越少。”
此外,還指出了在風險下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加里·S.貝克爾(1976)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把教育投資當作安全資產的觀點[見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從教育中所獲得的收益應該與具有同樣大的風險和不可轉移特征的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相當。”
他們并沒有完整系統地論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只是作為經濟學家,他們的敏銳直覺使他們意識到了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風險問題。因此,其缺陷是明顯的:其一,對影響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諸因素缺乏具體化、數量化分析,內容顯得較為單薄;其二,雖然已經指出了風險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但對其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在機理的認識卻顯得不夠;其三,這時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預測的假設下發展起來的,并沒有建立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型。
二、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有關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關于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論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們通過把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不確定性予以內生化,從而使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從簡單的感性認識階段發展到了理性認識階段,同時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這一時期,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作出貢獻的主要有賴武海瑞和韋斯、斯諾、羅納德·瓦閏和約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們主要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起源、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和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賴武海瑞和韋斯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的開創性貢獻
1974年,賴武海瑞和韋斯(D.Levhari&Y.Weiss)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賴武海瑞和韋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兩時期人力資本投資模型,在其中討論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影響。
賴武海瑞和韋斯假設只有兩個時期:當前和未來。個人計劃包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規模決策。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時間消費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時間比例;第一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例是1-λ。效用僅僅依賴于當前和未來的消費;因此,在下一階段(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完全說是外生的。
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通過這個兩時期模型,他們得出了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從而證明了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更大的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研究還指出,在存在風險下最優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還考察了初始財富增加、市場利率上升、風險增加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在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和遞增風險的假設下,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財富的增加會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當個體在投資期間是一個凈借貸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下降;當他是一個凈儲蓄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其結果是不確定的;而當風險從零上升到一個正的水平時,人力資本投資將會減少。
而對于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在其開創性的文章中指出:“為了分散他的人力資本,個體必須獲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棄專業化的好處。”
2.威廉姆斯、斯諾等人對賴武海瑞—韋斯模型的進一步發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風險人力資本投資與可出售的資產投資之間的聯系,指出他們都具有風險收益的特點。他也發現不確定性增加會導致教育投資的減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項研究表明:在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連續時間模型中,不確定性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當一個人面對幾種影響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的來源時,勞動、閑暇和教育投資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優時間分配問題。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確定性對教育需求的影響不可能明確地予以確定,而是依賴其在收入函數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還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990年斯諾和瓦閏發表了《不確定下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勞動供給》。在文章中,他們通過把勞動供給作為一個選擇變量從而擴展了賴武海瑞-韋斯(1974)模型。他們指出,不確定性會使人們增加相對于未來的現階段的勞動供給。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如果這種投資是一種次要的活動,且個體表現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偏好,那么,作為對收益風險增大的反應,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然而,如果投資是正常的,那么,風險增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定的假設下,斯諾、瓦閏和賴武海瑞、韋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比如,不確定性增加對教育投資具有消極的影響。
約瑟夫·阿爾托內(JosephG.Altonji,1991)、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確定下的教育選擇問題。約瑟夫·阿爾托內(1991)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兩時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課程、家庭背景等對教育投資決策及收益的影響。在把教育作為一種選擇和個體一旦離開學校就無法返回的假設下,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應用選擇理論的技術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確定時的教育決策問題,指出風險的增大將導致個體推遲離開學校,即個體將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
3.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的最新進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亞歷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在這個模型中,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一個在物質資本中規模收益不變的技術解釋了內生增長。亞歷山大·瑞勒斯在個體水平上把不確定性納入到人力資本積累函數中:個體決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設每個個體在人力資本形成中擁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事前無法觀察到,將在個體決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來。結果,同樣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會提供給每個個體以同樣的人力資本水平。
亞歷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發現,不確定性對個人教育努力和經濟增長具有消極影響。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亞歷山大·瑞勒斯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斯諾和瓦閏(1990)的研究,指出一個面對嚴重不確定性而又無法予以保險的個體會減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資。起初,經濟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物質資本積累而使人力資本變得相對稀缺。這種開始的消極反映部分會由價格和資源稀缺的影響所彌補。一方面,工資上升利率下降,從而提供給個體在下一階段以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激勵;另一方面,物質資本積累將創造新的來源來提高儲蓄,降低利率。結果會使得人力資本投資增加,直至回復到原來的水平。但是,當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時,教育投資又會趨于下降。
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還從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減少不確定性的政策建議:首先,幫助個人準確評價自己的能力,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業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過提供補助金或獎學金來減少個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個人投資于教育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不像資產組合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經常是個性化的,而且人力資本是一種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金融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作為對新情況和不斷變化的目標的反應,一個人可以改變金融投資,而教育和培訓一旦進行則很難改變。而且還由于,第一,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體風險與投資的規模不成比例,而且個人無法使其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例如,一個人不能部分投資于中學教育,部分投資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常常帶來個性化的不變的風險。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們不能應用來自金融方面的最簡單的論述,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把非線性假設、勞動供給、風險金融資產等納入到模型之中,闡述了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錐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對收入風險的反作用。按照傳統的觀點(如明塞爾,1974),教育似乎是與上升的收入波動相聯系的。然而,他們指出,得出收入波動的結論似乎是與所考察的時間單位相關的,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
他們研究證明,教育可以幫助一個人避免低收入或低報酬的工作。有許多證據支持教育在幫助人們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著關鍵作用。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會失業,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業風險;此外,教育還可以幫助人們降低職業傷害風險。
三、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文獻的評論
西方學者研究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總體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求人力資本投資主體風險與給定偏好的約束下預期收益最大化。
具體來說,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資本投資供求均衡,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供求均衡。
在一個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內,賴武海瑞和韋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設存在一項無風險的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投資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確定。而威廉姆斯(1978)則考察了具有一種風險資產與人力資本資產時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內,肯尼斯·扎德(1997)運用資產組合理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來說明了當具有兩種風險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中一個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論基礎之上的,即分析是以個體預期收益最大化為目的,而現實中的個體投資決策考慮的主要不是預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涉及到行為經濟學的理論,但我們在西方現有的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為經濟學的影子;而且雖然西方在闡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時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還遠遠不夠;此外,與對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相比,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仍較薄弱,還缺乏動態分析。
為推進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我們應該借鑒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特別是金融投資風險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因為目前金融投資風險的研究已趨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研究理論、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還應積極引入新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如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在研究內容上要繼續深化和擴展,加強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生成機制的研究,以此來推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參考文獻:
[1][美]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
[2][美]西奧多·W.舒爾茨.教育的經濟價值[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3][美]加里·S.貝克爾.人力資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4]Levhari,D.andY.Weiss.“Theeffectofriskontheinvestmentinhumancapital”.AmericanEconomicsRiview,1974,64(6):950-963.
[5]Williams,J.T.“Risk,humancapital,andtheinvestor’sportfolio”.JournalofBusiness,1978,51(1):65-89.
[6]Williams,J.T.“Uncertaintyandthe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overthelifecycle”.JournalofBusiness,1978,52(4):521-548.
[7]Kodde,D.A.“Uncertaintyandthedemandforeducation”.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6,68:460-467.
[8]Snow,A.andR.S.Warren.“Humancapitalinvestmentandlaborsupplyunder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1990,195-205.
[9]Campbell,J.Y.UnderstandingRiskandRetur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6,104:298-345.
[10]Shaw,KathrynL.Life-CycleLaborSupplywithHumanCapitalAccumul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89,30:431-456.
[11]KennethL.Judd.IsEducationasGoodasGold?APortflioAnalysisofHumanCapitalInvestment.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LA94305andNBERMay,2000.
[12]AlexandraRillaers.GrowthandHumanCapitalAccumulationunderUncertainty.61.144.25.119/gate/big5/www-edocs.unimaas.nl
投資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風險投資本質上是一種追逐高利潤、高回報的金融資本。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單純為了獲取股息而長期持有風險企業股份的投資行為，而是通過退出投資賺取與之承擔的高風險相對應的高額利潤，這就要求風險投資家要在一定時間以一定的方式結束對風險企業的投資與管理，收回現金或有流動性的證券，從而給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利潤。風險投資的循環方式是將回收的已經增值的資本再投入到新的風險企業中去，在不斷的投資—退出—再投資的過程中實現增值，不斷發展壯大，因此在投資的風險企業成功后將風險資本變現至關重要。
退出機制正是風險投資變現的機制，是風險資本的加速器和放大器，是為風險投資提供必要的流動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沒有退出機制，風險投資就難以發展；退出機制不健全，風險投資的發展也就不迅速。因此，我們說退出策略是風險投資運作過程的最后也是至關重要的環節，風險投資的成功與否體現在退出的成功與否。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是否有效，風險投資能否達到最終目的的關鍵所在，并且退出機制與風險投資可以相互促進，互相強化，退出機制對于風險投資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風險投資幾種主要退出方式的分析與比較
從風險投資的發展歷程來看，目前，風險投資的變現回收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2.1公開上市
公開上市（InitialPublicOffering，簡稱“IPO”），是指將風險企業改組為上市公司，風險投資的股份通過資本市場第一次向公眾發行，從而實現投資回收和資本增值。
上市一般分為主板上市和二板上市。主板上市又稱為第一板上市，是指風險投資公司協助創業企業在股票市場上掛牌上市，從而使資金退出。二板上市又稱為創業板市場，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股票市場，其相對于主板市場而言，上市的條件比較寬松，企業進入的門檻較低，比較適合于新興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具有增長潛力的高科技企業。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設立了二板市場，如美國的納斯達克（NASDAQ）市場、加拿大溫哥華股票交易所的創業板市場、比利時的EASDAQ市場、英國的AIM市場以及1999年第四季度開始正式運作的香港創業板市場等。其中以美國的NASDAQ市場最為成功，約30%的美國風險投資都經由這一市場退出。風險投資企業發行股票上市，使得許許多多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家一夜暴富，成為億萬富翁。在二板市場最發達的美國，那斯納克（NASDAQ）市場使這種白手起家的創業神話一再上演：較早的有計算機硬軟件公司如蘋果公司、微軟公司和英特爾公司等，較近的有電子商務類公司如雅虎公司、亞馬遜公司等。這些成功典范也使股份上市成為風險投資家首選的資本退出方式。據美國風險投資業的統計，風險投資的各種退出方式的年平均投資回報率為：回購和并購為15%，而發行股票上市為30%～60%。
公開上市有其固有的優點，它不僅為風險投資者和創業者提供了良好的退出路徑，而且還為風險企業籌集資金以增強其流動性開通了渠道。大多數的風險企業會選擇在企業發展成熟階段的后期上市。這個時期的風險企業正處于發展擴張的階段，如果僅依靠企業自身的積累和風險資本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通過股票上市，風險企業可以在資本市場上籌集到大量的資金。同時，也有利于分擔投資者的投資風險，提高風險企業的知名度和公司的形象。
俗話說有利就后有弊：上市公司經營透明度的不斷提高使得企業自主性逐步下降；上市后的股價波動對公司的形象產生一定的影響；公開上市將耗費公司的大量精力和財力，不適合規模較小的公司采用。同時，創業者和風險投資者需要承擔企業能否成功上市的風險。通常為了維護投資者的信心和維持市場的秩序，證券管理部門、證券市場都會規定創始人股權需按一定的條件并在一定的時限后才能出售，這就使得發起人的投資不可能立即收回，也就拖延了風險投資的退出時間。高科技企業作為小盤股，流動性差，其未來股價的波動較大，創業投資不能在股份上市的同時變現，無疑增加了投資風險。
在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開設完整的二板市場。雖然2004年5月，作為向創業板過渡的中國中小企業板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但是它并沒有改變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現狀，目前看來其所起的作用不大，仍處于在實踐中摸索的階段。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合適的二板市場能夠讓風險企業上市融資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創業板市場，實現風險投資的退出。實際上，我國目前已有數家公司在海外上市，如1999年，搜狐、網易在NASDAQ市場上市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為中國風險企業在海外的上市提供了很好的借鑒。2003年底，納斯達克（NASDAQ）的大門再次向中國企業敞開。2004年通過發行股票上市的退出明顯較2003年增多，中芯國際、盛大網絡、掌上靈通、51job等十幾個企業海外上市為其身后的創投機構實現獲利退出創造了條件。
2.2股份回購
如果風險企業在渡過了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已經成長為一個有發展潛力的中型企業后，仍然達不到公開上市的條件，它們一般會選擇股權回購的方式實現退出。
股份回購一般包括兩種回購方式:創業者回購風險投資者的股份和風險企業回購風險投資者的股份。前者是通過買股期權的形式來實現的，是在引入風險投資簽訂投資協議時，由創業家或風險企業給予風險投資家一項選擇權，他可以在今后某一時間要求創業家或風險企業按照預先商定的形式和股票價格購買他手中的股票；后者則是通過賣股股權的形式來實現的，即是給予創業家或風險企業一項選擇權，讓其在今后某一時間以相同或類似的形式及股票價格購買風險投資家手中的股票。在股權回購時到底是采用買股期權或是賣股股權來進行，這主要看風險企業對風險投資吸引力的大小而定。如果風險企業是一家受到許多風險投資公司普遍看好的公司，則可能會采用買股期權；如果是風險企業急需引入風險投資，則可能會采用賣股期權。絕大多數股權回購是采用賣股期權進行回購的。一般而言，在風險投資投入時投資雙方就已簽訂好關于股份回購的協議，包括回購條件、回購價格和回購時間等。
股份回購對于大多數風險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備用的退出方法。當風險企業不是很成功的時候，為了保證已投入資本的安全，便可采用此種方式退出。由于企業回購對投資雙方來說都有一定的誘惑力，所以風險企業從風險投資家手中回購股權的方式發展得很快。在美國，從企業數目來看，風險企業回購已成為風險投資退出的最主要的途徑之一。雖然我國目前以此種方式退出的案例并不多，但是從發展趨勢看，股份回購應該是未來我國風險投資基金退出的一種現實選擇。
2.3兼并與收購
兼并與收購（MergeandAcquisition，M&A）是風險資本退出的比較常用的一種方式，是風險投資商在時機成熟的時候，通過并購的方式將自己在風險企業中的股份賣出，從而實現風險資本的退出。其中兼并是指由一家實力較強的公司與其他一家或幾家獨立的公司合并組成的新公司，而實力較強的公司占主導地位；收購則是指企業通過證券市場購買目標公司的股份或者購買目標公司的產權從而達到控制目標公司的行為。
風險企業被兼并收購通常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一般收購和“二期收購”。一般收購，是指創業者和風險投資者將風險企業完全賣給另一家公司。這種方式通常是高科技創業者不愿意接受的，因為這意味著將完全喪失獨立性。不過，對于困境中的中小高科技企業來說，賣斷產權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如1998年鄂武商以350萬元整體收購武漢順太有限公司，解決了武漢順太有限公司因缺乏資金無法對其專利產品進行規模生產的難題。而“二期收購”則是指風險投資者將其所持有的股份賣給另一家風險公司，由其繼續對風險企業進行后續投資，創業者并不退出風險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在風險投資的退出方式中，一般收購約占23%，二期收購約占9%，兩項合計占31％，但收益率僅為IPO的1／5。
無論采用那種方式并購，時機選擇非常重要。時機選擇適宜，風險投資就能獲得較大的收益。一般風險企業應該選擇在企業未來投資收益的現值比企業的市場價值高時把公司出售。這時風險投資公司可以獲得最大的投資收益。
由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香港）編纂的《2003年中國風險投資行業調查分析報告》顯示，我國風險投資退出方式以股權轉讓為主。通過對風險投資退出項目的調查分析，在2003年190家樣本公司中有38家風險投資機構的64個項目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退出；62個提供了退出方式的信息，其中以股權轉讓方式退出的有51個項目，占到了82%；以其他退出方式退出的項目相對較少，比例都在10%以下。
2005年4月，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香港）公布的《2004年度中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現狀調查分析報告》表明，2004年中國風險投資延續了2003年以來的回暖趨勢，投資更為活躍，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在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香港）本次調查回收的有效問卷，有36份問卷提供了退出項目方式的信息，統計結果顯示，調查范圍的風險投資機構近3年共123個退出項目中，有49個項目以國內企業收購的方式退出，占退出項目比例的40%。由此可見，收購兼并依然是國內風險資本退出的主渠道。
股權并購在我國如此盛行，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由于股票上市及升值均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兼并收購的退出方式可以立即收回投資，使得風險投資者能夠快速、完全地從風險企業中退出，因此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并非所有企業都能符合上市的條件，而且風險投資本身具有高風險性，這就使得一些風險投資者在權衡各種利弊得失后毅然選擇并購方式來實現其風險資本的退出。
2.4破產清算
破產清算是在風險投資不成功或風險企業成長緩慢、未來收益前景不佳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退出方式。雖然以清算方式退出一般會帶來部分損失，但也是明智之舉的，因為投在不良企業中的資金存在一定的機會成本，與其被套牢而不能發揮作用，倒不如及時收回資金投入到下一個更有希望的項目中去。據統計，美國由創業資本所支持的企業，有20%～30%完全失敗，約60%受到挫折，只有5%～10%的創業企業可以獲得成功。當某一項目面臨失敗或缺少足夠的成長性時，風險投資家應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果斷地抽出資金，轉向投入預期回報更高的標的之中，尋求更好的獲利機會。在很多時候采用清算公司的方法雖是迫不得已，卻是避免深陷泥潭的最佳選擇。
3結語
從上文對每種退出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種退出渠道都各有其優劣:發行股票上市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方式，風險企業被兼并收購是投資收回最迅速的方法，股份回購作為一種備用手段是風險投資能夠收回的一個基本保障，而破產清算則是及時減小并停止投資損失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不能絕對地去評判某種退出渠道的適合與不適合。作為風險投資公司，在決定退出投資時，應根據風險企業的自身特點和當時的外部環境，靈活地選擇退出方式。
目前，在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活動還不是十分活躍，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不完善和不暢通已成為制約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瓶頸。風險投資作為一個亞新生事物，還需要我們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去發展去完善。同時，風險投資機構在考慮退出方案的時候，一定要明確自己的目標，結合中國的實際法律和監管環境，在專業機構的幫助下設計并執行相應的退出方案。
參考文獻
1邱艷.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5（7）
2劉曼紅.風險投資:創新與金融[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3魏夢雪.風險投資退出方式的比較[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6(03)
4王琳琳.我國創業投資退出機制的國際借鑒及其現實選擇[J]北方經貿，2006(01)
5吳唐青.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研究[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
6鄭可、鄭曉齊.風險投資退出渠道的比較及我國可采用的現實途徑[J].財貿經濟.2003（6）
7劉輝雄.風險投資退出方式的選擇[J].經濟師，2004(1)
投資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總的來說，戰略投資公司具有如下特征：具有獨特的經營理念以及發展（管理）模式；相對于被并購企業來說，具有管理、技術以及資源的優勢；極強的創新精神和能力；投資相對分散；高負債性和高增長性；另外，戰略投資公司還需承受一定的并購風險。秉持特有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模式
戰略投資公司雖然具有各自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模式，但同時又具有一些相同的特點。首先，戰略投資公司一般所持的是外部交易擴張性發展戰略，使企業獲得持續的、跳躍式的發展。其次，戰略投資公司致力于通過兼并與收購來與被并購方在生產、科研、市場或財務方面產生經營協同效應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以全球的視角對待行業整合
戰略投資公司在產業投資過程中，一般具備對所投資企業如下三方面的優勢：一是信息和技術優勢。由于多元化經營，其收集信息的渠道是廣泛的，特別是相關度較大的行業，一個行業市場的變化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另一個行業的經營情況，因此戰略投資公司據此可以預先調整期投資計劃，搶得市場先機，這些都是市場中單個普通企業所難以做到的。二是資源優勢。可以為被并購企業提供其發展和擴張所需資金。被并購企業還可以利用戰略投資公司已有的戰略伙伴、銷售網絡、研究技術力量、終端客戶以及其它可共享資源。三是管理優勢。被并購企業常常是因為管理不善導致經營發生困難的，戰略投資公司將其投資經營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管理技術和管理經驗輸送給被并購企業，甚至直接參與部分的經營活動，配合已開發的新產品或新技術以及對相關企業或上下游企業的并購活動，使被并購企業在其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
在創新中發現和創造價值
幾乎所有戰略投資公司的共同特點是，它們能夠源源不斷地建立新產業，它們還能夠從內部革新其核心業務，而同時又開創新業務。這樣保持新舊更替的管道暢通，一旦核心產業進入成熟或出現衰退勢頭便及時以新換舊，因此產業創新是企業可持續增長的關鍵。產業梯隊策略是戰略投資公司產業創新常使用的方法。所謂產業梯隊又稱為增長的三層面。即企業必須同時建立三個層面的產業：第一層面的產業是公司目前的核心產業，可以為其它層面的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第二層面的產業一般是戰略投資公司較新進入的一些產業，只要不斷加大投入來擴大市場份額，該層面的產業就將會補充和替代公司現有的核心業務。第三層面產業包含了未來長遠的產業選擇，其大多屬于種子時期。盡管這些業務有高風險，公司仍有必要開展大量的第三層面的“種子”產業項目來確保將來有足夠的選擇。
以產業組合分散多元化風險
戰略投資公司充分認識到了多元化經營的這把雙刃劍的特性，同時也認為企業經營的成敗并不在于多元化本身之上，而在干企業所進行多元化經營的時機和方式。因此，戰略投資公司在實施多元化投資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平衡經營風險，其次才是追求投資收益的增加。
在多元化戰略投資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戰略投資公司一般要作如下幾方面的充分準備：首先，公司要考察已有企業的產品是否已經進入后期增長階段或成熟階段。其次，公司所要進入的行業存在很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最后，公司精心準備進入新領域所需的資金、人才和技術，這包括通過各種方式籌措資金，招攬和培養相關人才，以及開發新技術等工作。這樣，戰略投資公司通過規范地、科學地、合理地運作來逐步推行多元化的投資，最大限度的降低由于多元化投資帶來的經營風險，并享受高額的回報。
以負債驅動支撐大型并購
并購過程涉及許多方面，融資是其中最重要的。而通過利潤產生的現金難以滿足大規模的并購所需，因此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大型并購活動都是通過借貸融資進行的，尤其對于戰略投資公司來講，其持續的、大量的并購活動離不開借貸資金，這也是產生其高負債率的主要原因。首先，對于戰略投資公司來講，如果謹慎操作，高額負債不一定會危害并購后的運營，相反有證據表明負債驅動的收購比股票驅動的收購做得更好。
另外，對于購并整合的戰略投資公司來說，從事融資并購一般都需要相當的借貸資金來完成收購交易，這就會產生總資產的增長率高于凈資產的增長率，并且出現比較高的負債率，但戰略投資公司關注的并不是債務總額本身的大小，而是集中精力于資本結構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與負債的平衡之上。
最后，在戰略投資公司完成了產業整合之后，會逐步處置相當一部分不符合其戰略發展的資產，并用由此得來的現金，支付相當的借貸資金，這使得總資產降低會大于凈資產的降低，而且負債也會隨之降低。
考驗戰略投資公司
企業的兼并和收購同樣是一把“雙刃劍”。戰略投資公司在并購整合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風險，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資產處置的風險。如果因并購前對該部分資產的估值過高，或隨后來情況的變化，資產處置的價格低于預期，將會影響公司的償債能力，甚至危及并購的成功。
投資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風險投資是指在高風險的情況下，向處于起步階段或發展初期、具有市場前景和風險的高科技項目進行的投資，是一種高風險和高收益的長期投資，它不需要任何資本抵押和擔保，一般通過企業上市或收購、兼并獲得回報。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出風險投資在拓展融資渠道、克服高新技術產業化資金障礙、加快高技術成果轉化、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識經濟的重要支持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為了提高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培育和發展風險投資體系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擬從稅收政策的角度探討如何對我國風險投資進行扶持。
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985年，中央在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對于變化迅速、風險較大的高科技工業可以設立創業投資給予支持”。同年初，選擇以深圳為代表的華南地域四個經濟特區作為第一批研究風險投資可行性的調研地。9月，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一一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成立，1987年全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基金在深圳成立。
90年代后期，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批超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基金開始形成。例如，經過近一年的調查與研究，中國國家科技部、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國情證券有限公司聯合發起，于1997年12月決定成立“深圳科技風險投資基金”，該基金的規模為10億元。再如1998年10月28曰由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發起創立的“北京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冊資金為5億元人民幣。至1999年底，全國規模超過1億元的風險投資基金已經超過30個。
國外的風險投資資金也開始進入我國，例如，中外合資的“北京太平洋優聯風險技術創業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國國際數據集團所屬的美國太平洋技術風險基金會與北京市優聯科技發展公司共同創辦的。該公司擁有注冊資金1000萬美元，投資總額達3000萬美元。與此同時，我國一些企業也開始積極地引進外資，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萬港幣種子貸金的基礎上創立的，它經過長期準備與精心挑選，終于得到美洲銀行羅世公司、華登國際投資集團、艾芬豪國際集團等三家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650萬美元新投資。
顯然，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立和成長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國的風險投資業只經歷了較短的發展歷史，至今尚處于初始階段，還無法獨立支撐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在發展中還存在大量的問題，其發展的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
1、風險投資資金來源不足。據統計，1990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資金總額為1257．3億元，而實際僅投入資金188．49億元，存在1068．8億元的缺口。
2、風險投資主體單一。目前，我國許多風險投資總會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帶有很明顯的行政色彩。
3、風險投資人才極度缺乏。搞風險投資既要有經驗豐富的風險資本家，又要有具備創新能力和創業管理能力的風險企業家或創業家。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還是比較匱泛的。
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風險投資的最明顯特征，即這種投資行為具有較高的失敗率。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可以看出，它的失敗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進行的26項重要投資中，有10項最后成功了，另外16項卻失敗了。另外根據美國權威雜志《風險投資期刊》刊登的研究報告中對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風險投資的393家風險企業進行統計表明，有6．9%的風險企業當初的投資在回收時翻了10倍，而投資收不回來的企業占60%。
正是由于風險投資具有高風險性，收益很不穩定，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卻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從企業所得稅來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風險企業的無形資產(技術投入)投入比重大，資產更新換代的時間短，而當前折舊速度不夠快，往往是資產的自然壽命尚未到達就因為技術進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當前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措施重產品和企業，輕研究開發過程，但風險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往往占企業支出的相當大部分。
2、從增值稅來看，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利于鼓勵投資。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通常是高科技企業，一般都是知識密集型企業，尤其是軟件開發行業的風險企業，其產品附加值高，銷售收入也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較少，而且由于技術轉讓費不能抵扣，所以風險企業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就低，因而事實上承受了比一股企業更高的增值稅負擔。
3、從個人所得稅來看，沒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發揮風險資金提供者的積極性。對于投資者來說，他們進行投資必然希望獲得一個較高的收益，而風險投資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有的年度可能會獲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則一無所獲，甚至要承受較大的虧損。而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并且沒有虧損前轉或后轉的條款，顯然這非常不利于風險投資者的經營，在他們獲得較高收益時，他們要承受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在虧損時則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虧損的情形對于風險投資者來說又是經常發生的。而且，國家對高科技企業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者卻沒有所得稅方面的優惠。
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事業的稅收政策
從理論上講，稅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設計稅收制度時，必須考慮稅收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筆者認為，從稅收原則的角度出發，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現實可能性。
前面已經討論，風險投資由于它獨有的特征，使得它在稅收負擔方面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即處于劣勢地位。而通過對它實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讓政府也分擔部分投資風險，這顯然可以降低風險投貿的風險程度，從而使風險投資的競爭條件有所改善，使之與其他類型的投資處于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具有必要性，它有利于維護稅收的公平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收制度的設計應該有利于提高資源在全社會配置的效率，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即通過稅收的征收，引導或促使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并促進人們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積極探索開發新資源，以此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的進步。對風險投資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以促進風險資金的形成，推動對高科技企業的投入，加快高技術成果的轉化，從而可以把資金引導到效率更高的部門，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益和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從稅收效率的原則來看，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是可行的。
我國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選擇
既然對風險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是切實可行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稅收激勵措施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企業所得稅應當給予風險投資適當的優惠。企業所得稅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種稅，它直接關系到企業凈收益的多少，影響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最終結果。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其收益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對風險投資適當給予企業所得稅上的優惠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允許接受風險投資資金的企業在計提折舊時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高新技術生產部門是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之一，它們所采用的生產設備及技術更新速度大大高于傳統生產部門，經常在它們的自然壽命結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對于這類資產應當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計提折舊，以支持其技術發展。2、允許把風險投資的損失直接用于抵減其他投資的資本利得。風險投資發生虧損的情況是很常見的，這項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風險投資的風險，有利于增強風險投資者進行投資的愿望和信心。3、對風險投資者實行再投貿減免。也即如果風險投資者把從其風險投資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風險投資，則這部分收益應當免征所得稅。從理論上說，這項措施可以促進新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加速風險投資資金積累。4、適當降低風險投資企業的所得稅邊際稅率，或者實行所得稅的適當減免。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許多國家已經實際采取了該項措施，例加瑞典的稅收改革之一就是實行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其減免總額達到股東所獲股利的70％，減免額最高達到70萬克郎。這樣做可以鼓勵小企業支付股利，從而促進小企業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業吸引權益資本的可能性。
其次，結合風險投資企業及被投資企業的特征，應當改革當前增值稅的征稅方法，即由生產型增值稅改革為消費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作為進項稅額去抵扣當期的銷項稅額；收入型增值稅則允許隨著固定資產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稅額納入進項稅額進行抵扣；而消費型增值稅則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一次性地用于抵減當期銷項稅額。顯然，消費型增值稅對于新企業和生產設備更新速度快的企業來說是一個有利條件。這也有利于扶持風險投資的發展，因為風險投資企業大多投資于那些高技術產業，相對而言，它們所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比較年輕的企業。由此可見，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可以促進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加速生產設備更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從而鼓勵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
再次，促進風險投資行為還要注意發揮風險投資資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這主要從個人所得稅上入手。為了確保風險投資者不至于在稅收上處于劣勢，可以采取一種求平均的方式，即對于投資于風險行業所取得的收益，在每年年末按其實際收益適用稅率預交個人所得稅，然后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確定該期限內每年的平均收益，并根據這個平均收益選擇適用的邊際稅率．按照該稅率計算出風險投資者在此期限內(投資期限內)應該繳納的稅款。假設該稅為b、而投資者實際已繳納的稅款為a，比較b與a，以此來決定是否應當對投資者退稅或補征稅款，若b大于a，則應當對其退稅，反之則應當補稅。而對于投資管理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其實也在進行投資，只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不是貨幣資金，而是人力資本，他們代表了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體現了管理技能與資金的結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對其進行扶持的，因此，對他們的個人所得也應該適當照顧，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以促進他們更好地進行風險運營，具體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提高他們的免征額，或者專門為他們制定一個減稅條款，降低其所得適用的邊際稅率。
對促進風險投資稅收政策措施的效應分析
那么，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優惠，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我們不妨以個人所得稅為例來分析一下實施這些稅收優惠措施的效應。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風險投資者，其擁有的資金總額為q，市場利率為r，稅率為t，他們可以投資于三個方案，其投資項目稅前收益的概率分布情況如表1：
*
a方案相當于進行儲蓄，b方案是一般性的投資方案，而c具有風險投資的特性。該投資者投資于a，b，c方案，稅前收益的期望值都為r，(a方案顯然是r，而對于b方案，為：
-r×15％＋o×20%＋r×35％+2r×40％＝r，對于c方案，為：一2r×20％十(-r)×40%十o×o十r×5％十2r×5％十5r×15%十6×15%＝r)
可以看出，這三種投資方案的稅前預期收益率相等，但我們接著再考慮稅后的情況，則會發現c方案將處于很不利的地位。由于現行個人所得稅一般沒有虧損后延的做法，所以這三種方案的納稅情況加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投資于方案a，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收頗為qrt，投資于方案b，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35rt+o．8rt)，而投資于c方案，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o5+o．1+o．75＋o．9)rt＝1．8qrt。顯然，c方案明顯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而且，如果我們注意到絕大多數國家奉行的都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則這種稅收上的不利地位將會更加突出。如果不給予其一定的稅收方面的優惠。顯然，任何理性的投資者都會把資金從這種方案撤出，造成大量類似c方案的投資項目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不利于新興企業的成長與發展。
而扶持新興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是大多數國家的一貫做法。從稅收方面，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彌補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假設我們對高風險產業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率為50％，則經過計算后，可知c方案應納稅額將降為o．9qrt，此時c方案在稅收上不僅沒有處于劣勢，還擁有一定程度上的優勢。就一般情況來說，任何產業都會經歷產生、發展、成熟和衰弱四個階段，從此意義上說，風險投資行業目前可以被歸入處于發展階段的行業，它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尤其是在以高科技為競爭基礎的當今，它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應該對其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因此，對c方案實行減半征收后，稅收負擔為o．9qrt，這在短期內可能被看作是產生了新的不公平(不考慮到實際中的累進稅制，情況也許未必如此)，但從長期的產業發展計劃來看，這其實是符合公平原則的，因為所謂公平并不是平均主義，對弱者的扶持就是對強者的激勵，只有采取相應的支持策略，才會有更多的弱勢產業成長為強勢產業。
另外，從表現來看，對c方案實行減稅后，國家就會減少從類似c的產業中獲得的稅收收入，便如本例中該投資者所交納的稅收額將會減少0.9qrt,但注意到長期的效應，我們就會發現情況就未必如此了，假設實行優惠措施后，該投資者的經營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他的投資資金迅速成長為3q，那么盡管稅率下降為以前的50％，但稅額反而多于減稅之前的稅額。因此，對c方案實行一定稅收優惠措施，從長期來看，并不會導致國家稅收收入的減少。
總之，一系列實踐和理論證明，稅收激勵措施對風險投資行業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至少它可以使風險投資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投資而言不會處于不利的地位，并使之在“公平的基礎上”競爭。許多發達國家從相關的稅收政策方面給予了風險投資一定的優惠，我國也應及早重視和完善有關的稅收政策。
注釋：
①見《風險投資：理論、政策、實務》第217頁經濟學出版社99年12月黃寶印等著
②《風險投資和中國經濟建設》《中國對外貿易》99年第5、6期作者：張海燕
②《資本利得―一無原則的稅種》《稅收譯叢》99年第5期羅寧、杜毅輝譯
參考資料：
王峻峰主編：《風險投資：實務與案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venturecapital作者：mike?wright
ken?robbiel994
buildingeuropeanventures編者：sue.biriey1995
riskyassetsandthechoiceoftaxbase作者：iba?kobowitzannr．korowi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