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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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鄉村治理；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紀20年代起，研究農村問題的專著在我國陸續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華中師范大學學者提出“鄉村治理”的概念。隨著該理論在鄉村管理工作中的廣泛應用，學術研究也愈來愈深入，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權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過程等4個方面[1]。
1 鄉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觀點
1.1 鄉村治理內涵
在治理主體方面，趙樹凱[2]認為，鄉村治理中多種主體參與，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來解決分歧，實現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鄉村治理的主體應該是鄉鎮的黨委政府及其附屬機構，以及村委會等村級組織和各種民間團體。在鄉村治理目標上，賀雪峰[1]認為“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其中“有序發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進行現代化鄉村建設是治理的目標。
1.2 鄉村治理機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陳力予等[4]提出戶代表會議制度，以戶為單位，成立村民小組會議，協商、監督村務。王朋琦等[5]指出新農村建設在操作機制上要走出傳統誤區，禁用“指標攤派”的方法，慎用“試點推廣”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勵”的慣性，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難方面，張恒利[6]提出要重建農村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應機制[6]。針對當前村民選舉非理性投票過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礙的現象，盛義龍[7]提出選舉機制要與鄉村治理保持整體一致性，特別需要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相結合。
1.3 鄉村治理模式
陳洪生[8]以村民自治實施效果為出發點，通過對影響社會自主性的發育與發展的4個基礎性條件――經濟發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質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導社會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覺自治鄉村治理模式。龍立軍[9]以廣東珠海幸福村建設為例，提出構建可運轉的鄉村治理模式。將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設之中，并使其機制化，使得鄉村的發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續化。王海俠等[10]通過對江西分宜的鄉村治理模式進行考察，提出從“黨建+村民自治”的角度來進行治理探索，以黨建強化鄉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運用“黨建+”理念，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閻占定等[11]提出嵌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鄉村治理結合的產物，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參與到鄉村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之中。鄶艷麗[12]以巴林左旗后興隆地村為例，提出了“農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始終作為受益和實施建設的主體，其政策效果具有擴散效應。
1.4 鄉村治理路徑
張繼蘭[13]認為可以通過完善協商互動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等路徑來解決鄉村社會自主性缺乏、鄉村組織不健全、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周朗生[14]擇取較有代表性的云南鄉村治理為考察對象，提出了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完善鄉村的治理結構和切實解決鄉鎮財政困難、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等路徑開展鄉村治理。唐紹洪等[15]提出在現有的基礎上對各決策主體進行權力關系界定，走多元化主體治理的科學發展道路。趙艷霞等[16]在調查唐山農村新民居建設后，提出鄉村治理的成功路徑是開展新民居建設。蘭海洋[17]認為當前要實現中國鄉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徑：一是優化治理結構，政治生態和諧化；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和農業現代化；三是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
2 鄉村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基層民主建設滯后
因鄉鎮基層民主建設的滯后性導致很難有效推進村民自治的民主化進程。在王華[18]看來，由于缺乏有效監督，腐敗現象嚴重。賄選、不合理決策與管理現象屢有發生。高寶琴[19]提出當前村民自治組織長期缺乏有效組織形態，是治理危機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歐陽雪梅等[20]認為基層政府缺少民主素質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識不強，從而導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強。
2.2 鄉村治理主體混亂，機構權利分工不明
歐陽雪梅等[20]認為由于治理權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導致村委會與村黨支部在權力間的沖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與村民在管理上的沖突，影響了治理目標的實現。鄭紅娥等[21]提出，國家行政權和村莊自治權的沖突是目前鄉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鐘漲寶[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機構、人員改革是鄉村治理面對的困境之一。
2.3 鄉村債務問題突出，農民生活不夠寬裕
在李文政[23]看來，鄉村治理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經濟發展落后與農民積貧積弱問題同樣嚴重。趙艷霞等[24]提出鄉村治理的制約條件包括民主化的現實制約、法律制約和經濟制約。袁金輝[25]認為目前鄉村仍受到小農經濟的束縛，收入低，債務多。鐘宜[26]提出因財政經費短缺，鄉鎮為發展只得過度干預村莊事務。同時基層政權缺少財政來源，村、鄉兩級財政缺口過大，故造成當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劉勇[27]認為由于我國幅員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質不齊。當利益受損，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及方式維護自身利益時，越級上訪、申訴或暴力對抗等就容易成為他們維權的工具，這嚴重破壞了鄉村治理的政治環境。陳柏峰等[28]認為灰色勢力是治理鄉村的一個惡疾。
3 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
3.1 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覺得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組建公共服務體系，重視村民自治，發揮村委會作用是治理鄉村的路徑之一。張志英[29]認為進行新農村建設需加強村民自治、大力發展創新村民組織。李莉等[30]提出鄉村治理的關鍵是兩個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強鄉鎮制度建設，加快服務型步伐
在馬寶成[31]看來，完善鄉村治理一方面需要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強建設現代化村莊。韓冰[32]提出解決當前問題需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規范和完善有關村民自治法律法規，大力發展村民組織，建設現代化鄉村。陳雙鵬[33]認為減少治理危機出現的方法有改革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政府；建立村民參與政治的合理機制，動員建立村民組織。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質，加強政治文化學習
張曉忠等[34]認為要在尊重村民權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權益的基礎上提高村民的組織化水平。劉勇[27]認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訴求方式影響了和諧的政治環境。因此需要對村民開展政治參與培訓，推動村民合法合理參與政治生活，為鄉村政治和諧化發展提供有效保障。歐陽雪梅等[20]認為開展村民意識教育是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之一。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不少學者研究了鄉村治理的內涵、機制、模式、路徑，分析了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鄉村治理機制和鄉村治理模式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等。從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實證研究更是鮮見。從趨勢看，不但要重視鄉村的理論研究，更要注重對鄉村治理實踐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尤其是對個案經驗的總結；研究方法應當多樣化，尤其是運用數理模型和先進技術手段進行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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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微觀組織；社區；自我整合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正在成為一個全社會所關注的重大問題。新農村建設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問題是：新農村建設為誰而建，由誰來建。按照慣常的思維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規劃，基層來組織。但是，伴隨農業稅的免除和鄉村治理體制改革，相當多數地區的農村基層政府與基層組織由于財政經費的缺乏而處于維持狀態，難以承擔組織動員農民、整合資源，進行新農村建設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構造農村微觀組織體系，大力推動鄉村社區民間組織的發育，使之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織載體。本文將結合中國農村基層組織體系狀況，以湖北省一個鄉鎮的農村社區建設經驗為例，探討農村微觀組織再造與社區自我整合問題。
一、鄉村治理體系中社區民間組織的缺失
在傳統中國，鄉村治理體制是官治與民治的二元并存結構。除征稅征兵以外，國家不直接干預鄉村內部事務，處于孤立分散狀態的鄉村主要依靠民間社會資源進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來，伴隨現代國家建設，鄉村治理體制開始趨于單軌制。一方面，國家將原來散落在各個村落的權力集中為統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單一行政治理體制；另一方面，國家又要將其意志極力滲透到分散孤立的鄉村，促使鄉村社會的國家化。近代以來，特別是1949年以來，中國的鄉村經過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蓋全國農村的基層政權組織體系。但同時，原有的內生于鄉村內部的組織及其整合機制趨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單一行政治理對于將分散孤立的鄉村迅速整合到國家體系中有其積極意義，但這種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國家力量所進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將鄉村和農民帶入國家體系的同時，卻中止或者割斷了鄉村內部農民之間的聯系，發軔于鄉村內部和農民需求并聯結農民的自組織基本不復存在。而外部性國家治理鄉村的體制一旦發生變化，鄉村內部沒有相應的組織來承接和應對大量農村內部公共事務，進行自我整合，由此就會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單一的行政化治理體制不斷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這一治理體制所賴以存在的財政體制。體制是單一的行政化治理達到極致的體制。這一體制存續的基礎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合為一體。上千萬農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是由公社集體經濟供養的準國家干部，農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辦理主要依靠集體經濟的支持。國家依靠這一體制，既實現了國家意志的滲透，又節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當然，它的代價是由農民支付著本應由國家承擔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逐漸降低和農民對國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農村改革后，分戶經營體制取代了體制。分戶經營體制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構造了鄉村治理體制，即實行“政社分開”，農村基層實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體制解體并出現“治理真空”時產生的，是農村微觀組織體制的重構。作為村民自治組織載體的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群眾自治組織。但是，村民委員會及其下屬的村民小組仍然屬于國家管理農村居民的基層組織，仍然屬于一種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組（大多由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屬性和服從國家的公共管理功能（從國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員會又被視之為“行政村”）。在宏觀的單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組織與實際的基層行政組織合為一體，并大量承載著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員會及其下屬的村民小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們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完成政府交辦的各種任務，而不是基于本社區內部需要的公共事務。與公社體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農村基層治理的經費仍然主要來源于農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務在內的公共事務的迅速增多和人員的增加，以各種稅費為主要內容的農民負擔日益沉重，以致達到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而“拋荒”和“民怨沸騰”的程度。為此，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央政府決定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并免除農業稅。在這一過程中，還開展了以合并村組、合并鄉鎮、“減人減事減支”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治理體制改革。
稅費改革和鄉村治理體制改革是圍繞減輕農民負擔而展開的。這一改革同公社體制改革之初一樣，又面臨著農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無錢辦、無人管的問題，即外部性治理體制一旦變動，沒有內生的社區組織來承接原由行政化組織所承擔的事務，農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盤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組干部人數大量減少。在中部地區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規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許多村民小組的組長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農業稅費以后，村組基本沒有公用財力，也沒有了從內部獲取資源的體制性渠道。三是村組干部減少后，村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時間處理本村公共事務。另外，村組干部的報酬由縣一級財政支付，具有“工資化”的傾向，從而更強化了村組干部對上級政府的依賴。所以，農村稅費改革的一個預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進一步向村組滲透，而大量基于鄉村社區內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處理的公共事務卻陷于無組織依托辦理的困境。這實際也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中的一個共同性問題，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黨政）整合機制發生變化或者鏈條中斷后，沒有內生的自組織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機制。要解決這一“治理真空”問題，必須重新構造微觀組織體系，特別是注重內生的社區民間組織的發育。湖北省楊林橋鎮在農村稅費改革中產生的農村社區建設經驗為我們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提供了經驗性范例。
二、楊林橋鎮社區建設的動因及自我整合機制
湖北省秭歸縣位于長江三峽大壩壩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區，還是國家級貧困縣。楊林橋鎮位于該縣西南部的高寒山區，自然條件差，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近年，該鎮利用興建三峽大壩的機遇，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村貧困狀況得到很大改善。特別是交通狀況的改善，將長期封閉的山區農民與山外的大市場緊密聯系起來，經濟社會發展對村莊外部的依存度愈來愈高，人們對當地社會公益事業的需求也愈來愈強。但是，該鎮興辦農村公益事業的物質基礎很薄弱，特別是在稅費改革后遇到了新的問題，無法滿足農民對興辦農村公益事業的需求。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村穩定，楊林橋鎮貫徹中央的稅費改革政策，從!""&年下半年開始，取消了統一規定的積累工和義務工等籌勞項目以及以資代勞和道路、教育等集資項目，同時進行鄉村機構配套改革。然而楊林橋鎮和全國其他農業地區一樣，農村水利工程、鄉村道路建設、校舍改造等公益事業的辦理出現了新的“空殼化”現象。
首先是無錢辦事，發展農村公益事業的投入嚴重不足，并且正在成為發展投入的一個“盲區”。一方面，取消和減免各種稅費后，加劇了鄉鎮財政的收支矛盾，過去主要依靠向農民收費來維系的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現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政策規定來辦，由于標準低、數額少，與解決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問題的實際需要相距甚遠。另一方面，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財政體制尚未建立，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數額有限，楊林橋鎮各個村轉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組干部的工資后，所剩無幾，根本沒錢辦理鄉村的公益事業項目。其次是無人理事，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出現了無組織機構管理協調的“治理真空”局面。楊林橋鎮進行鄉鎮機構配套改革，裁減和辭退富余人員，機關工作人員只保留30人左右，撤銷和合并了各種事業單位，這些單位的一些職能被轉并到了鄉鎮和縣直其他單位，但人手、經費都不足，公共服務職能嚴重弱化。同時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為適應稅費改革的要求，楊林橋鎮將36個村304個村民小組合并成14個村84個村民小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戶，一個小組97戶，一個村的村干部不過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戶。鄉鎮財政既要保吃飯，又要還債務，發展農村公益事業成了出力不討好的事，因而鄉村基層政府和組織缺乏積極性。特別是鄉鎮干部人數大大減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貫徹和完成上級政府布置的任務，根本無力和無暇顧及本地公益事業。
“危機孕育著生機”。當外部性整合“缺位”時，基于鄉村內部和農民需要的自組織力量也有可能產生，并填補“治理真空”。正當當地干部和村民面對“治理真空”一籌莫展時，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身面臨的公共性問題的活動得以出現，其初始動因便是道路修建。
楊林橋鎮是典型的山區，離秭歸縣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盤繞九曲十八彎，平均海拔1000多米，農戶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區，原先縣鄉道路沒打通時，許多人一輩子沒有出過大山，農村的道路建設確實困擾了山區里許多代人的出行問題。修路可以說是山區人最為迫切的公共需要。該鎮鳳凰嶺村4組，有個叫鐵爐沖的小自然村，有11戶42名村民，三面環山一面臨崖，僅有一條懸崖上開鑿的小道與外界聯系。兩人相遇，得側著身子才能通過。眼看山下的農民依靠種蔬菜、種烤煙脫貧致富，鐵爐沖的村民卻連喂養的豬都賣不出去。有膽大的請幾個人下山賣豬，可連續有7頭豬滾下懸崖，村民們心都涼了半截。以前由于對國家的依附而產生依賴思想，總是希望上級能撥付經費并組織修建道路。2002年，村組合并后，為數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顧該地，更無錢投入，該村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失去依賴的村民只好自發地組織起來，推舉袁學商領頭，連開五次會，最后一次用稿紙寫下修路計劃，各戶簽名蓋章，共同舉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兩年，總有一天要修通。22個勞動力，靠賣豬、雞蛋湊起2萬余元，連續3個冬春閑月，投工5600多個，1037天，終于在懸崖上開鑿出一條2公里的山區公路。村民種的烤煙、野菜能運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達到了3000多元。
受到鐵爐沖依靠村民自己辦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業的啟發，2003年5月，鎮黨委和政府引入當時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區建設”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鶴洞村進行農村社區建設試點。試點成功后便在全鎮統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楊林橋鎮正式開始撤銷運行多年的村民小組建制，組建農村社區。按照“地域相近、產業趨同、利益共享、規模適度、群眾自愿”的原則，全鎮14個村成立社區306個，互助組1034個。每個社區30個左右農戶，設理事長1人，理事2—3人，共“海選”出理事會成員1028人，建立了“村委會—社區理事會—互助組—基本農戶”的新型農村社區自治組織機構。社區理事會在村黨總支和村委會的領導下，以議事懇談會為主要形式，廣泛聽取社區農戶的意見和建議，形成決議，再付諸實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職責，“要辦什么，不辦什么，先辦什么，后辦什么”完全由農民群眾自己說了算，實現了真正的群眾當家作主。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組延續了時期生產隊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較濃厚。農村稅費改革和合村并組以后，村民小組無法滿足新時期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需要，而農村社區與村民小組從服務戶數、事務范圍、產生方式、工作方式、責任指向和報酬的有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楊林橋鎮楊林橋村村支書王太富說：“以前當組長，是村委指派的，上頭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現在當理事長，是海選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來協商好，干的都是農民想干的?！薄耙郧暗拇甯刹烤褪翘巵y子（解決民事糾紛）、收款子（收農業稅）、刮娃子（抓計劃生育），根本沒有精力想發展?，F在從小事中解放出來，能考慮大事了。”
表1：楊林鎮農村社區與村民小組的區別
數量87個306個
戶數97戶/組30戶/社區
產生方式村委會指派村民投票選舉
報酬由村提留提取無報酬或項目獎勵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協商肯談方式
事務范圍上級任務為主本社區事務
責任指向向上級負責對村民負責
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但是，長期以來，自治的組織載體單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而村和組的行政功能較強，村民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缺乏必要的組織載體。楊林橋鎮通過農民自組織農村社區這一載體，重新構造農村微觀組織，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內涵，突出農民參與，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辦、大家的事情大家議”的活動機制。白鶴洞村25社區于!2004年6月10日就農網改造問題共同討論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戶集資15元，選一人負責經營（師傅吃飯每人一天一頓5元的標準，由集資中開支，煙在外，給師傅煙時，必須要有證人）。（2）不交錢的獻出桿子一根（7米長、粗一尺二，大葉春木不要）。（3）不夠用的錢大家補，用不完的退到農戶，做到不存不掛。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區理事會根據村民的需求開展社區服務活動，如民事調解、舉辦科技培訓活動、提供經濟信息等，自發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過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農家生產的無公害蔬菜和糧食可以運出山外，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和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楊林橋鎮各社區2004年興辦基礎設施25個，集資12496元，投工51155個，維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時也減少了投入成本。響水洞村13社區王太成說，他們自發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資和投工共花費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這個標準修路則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區的飲水、供電、通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小農戶與大市場有機地連接起來了。
社區在為農民參與提供組織平臺的同時，也建立起相應的行為規則，從而形成社區自我整合的機制。這一機制的基礎是利益共享。農村社區發軔于當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區成員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區成員自愿投資投勞，沒有感到這是額外的“負擔”。社區自我整合機制的活動原則是商議共識和公共輿論。社區要辦的事由社區成員共同討論，對于討論通過的事，雖然允許有少數人不同意或不愿參與這種情況出現，但這些“反對者”也面臨著利益和道德的雙重壓力。響水洞村13社區王太成說，他們自發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當時討論集資，規定“摩托車10元，拖拉機50元，自行車5元，人均3元”，集資方案拿出來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區是熟人共同體，20%-的人面臨公眾輿論壓力，別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別人費錢費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說，后來這部分人也參與到集資建路中來，或者以其他方式為自己的“過失”進行補償。
民間性的社區組織還為整合各種資源提供了開放性平臺?，F階段的農村處于大流動和大變動之中，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大量農村精英外流，但這并不意味農村組織資源完全枯竭。關鍵在于開發和利用。由公社體制沿襲下來的村組體制是與戶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隨的。行政化的村組體制只是將村組干部作為領導者和組織者，其他民間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傳統的村組體制打破后，實行社區體制，則有助于將各種民間精英吸納到社區組織中來，豐富農村組織資源。一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各種“致富能人”得以進入社區理事會，成為主事者和社區致富的帶頭人。楊林橋社區理事會的會長有相當一部分是近年跑運輸，種蔬菜、魔芋、烤煙的能人。以往，他們只是考慮自己的利益，但當他們進入社區組織中心以后，道德榮譽感促使他們考慮社區共同富裕的問題。他們通過傳授技術，帶動社區成員種植經濟作物，帶來更大效益，實現社區整體“共贏”。二是由城鎮返鄉居住的人得以進入社區理事會。這部分人在村組體制下根本沒有進入社區組織中心的可能。實行社區體制以后，他們以居住者的身份參與社區活動，并以其特有的見識、權威和資源在社區內發揮主導性作用。
三、楊林橋鎮社區自我整合的效能與啟示
楊林橋鎮以民間性的社區組織建設，重新構造農村微觀組織體制，解決農村公益事業辦理難的問題，填補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與傳統的村組體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對當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要變動員式參與為主動性參與。20世紀以來，伴隨國家政權建設和外部性整合，成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對農民的外部性動員。這種動員式參與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農村社區和農民對外部力量的依從性和依賴性。一旦外部整合發生變化，農村社區內部就有可能無所適從。這種“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潤在廣大農村干部與村民之中，在新農村建設中也處處可見。如新農村建設本來是為農民而建，但許多農民卻無動于衷，認為只是政府行為或者“政府政績”。楊林橋社區建設的突出功能是將“政府要”變成“我自己要干”。社區事務來自農民需求，社區治理由農民討論，農民通過社區組織平臺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開發農村內部的組織資源。在20世紀的外部性整合過程中，鄉村組織基本上都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建構和延伸的，這一組織體制是適應于國家對鄉村資源的汲取和社會改造的。而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中，國家由向農村汲取資源轉為支持農村發展，大量的資源將輸入農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輸入不可能窮盡農村所有事務，更不可能由政府包辦一切。如在道路建設中，中央、省、市、縣財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設，而農戶與主干道連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關鍵的一公里”，卻得由農村自我負責。在新農村建設中，會產生大量農村內部事務。這些事務需要相應的組織加以處理，傳統的縣、鄉、村、組的行政一體化組織體制顯然已不適應這一要求。楊林橋社區建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也為新農村建設中開發農村內部的組織資源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第三，要節省鄉村治理成本。20世紀以來，鄉村治理體制之所以不斷發生變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過高。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財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單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為了從農村汲取資源，有的的確是為農村發展謀取利益，但是，單向度的行政吸納資源的方式將被吸納者排斥在外，使他們將無論何種政府行為都視之為外在于自己的“負擔”或者與自己無關的“公事”。楊林橋社區建設的重要經驗是在構造農村微觀組織的同時，重新構造著農民的治理成本意識。大家的事大家辦，大家的財大家管，調動了農民投資投勞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盡管為修路，他們的集資集勞早已超出政府設定的限制，但是農民并沒有感到這是不可忍受的“額外負擔”。因為投資投勞是為自己謀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資投勞者對全過程的監督。
社區的概念原本就來自鄉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認同和歸屬感的生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基礎是共同體成員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進行整合。但長時間以來，由于單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區的理念未能進入鄉村。楊林橋鎮率先將社區的理念引入鄉村治理中，并以社區體制重新構造農村微觀組織體系，對于構建鄉村自我整合機制具有重要啟示性意義。
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遠程教育已成為我國農村信息化骨干網絡建設的載體
首先，遠程教育可以發揮信息交互技術的優勢。我國農村地區的繼續教育是遠程教育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于農村群眾自身素質普遍較低，對其進行繼續教育就必須采用直觀形象的教育方式來進行，這樣才能達到繼續教育的目標。將遠程教育應用于農村再教育時，要充分采用IPTV技術，并將其運用于種養殖方面的技術培訓、政策和法規教育、電影和電視等文化宣傳，使聲音、視頻、圖片、文字融為一體，這樣能使農村群眾更容易接受這些新知識和新技術，同時也激發了農民再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其次，遠程教育能充分發揮出信息量大和覆蓋面廣的資源優勢。遠程教育運用到農村建設中，其內容涵蓋是非常廣的，如種養殖技術培訓、相關技能培訓、農業加工制作信息、市場預測信息、農產品供應信息等。再次，遠程教育能夠將平臺相互共驅、網絡立體交叉的傳輸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如我國甘肅省天水市建立了網絡平臺，將現代的遠程教育與廣播、電視和黨建、手機信息、農村文化的共享工程等公共信息服務的資源組合起來，讓衛生、農業、勞動、科學技術、教育和其他相關部門的公共信息資源為農村黨員干部和群眾服務。
（二）遠程教育已成為農村農業發展信息化服務的主體
第一，遠程教育為農民增收提供了及時、有效的資訊服務。在計算機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充分利用社會各方面的技術力量，對農村市場信息資源進行開發整合，對信息結構進行調整，并進行進一步的信息采集和處理，拓寬渠道進行信息資源的整理、加工和分析，并且要以農民容易接受的方式進行，如以圖文、視頻等方式及時將一些農業信息和教育信息提供給農民。第二，遠程教育能為農村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遠程教育目標就是促進農業發展，而農業發展離不開充足的農村信息資源，遠程教育可以為廣大農村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第三，遠程教育建立了聯系村莊和農戶的農村遠程信息的服務系統。使用IPTV網絡的技術手段，主動覆蓋廣大農村地區的現代遠程教育，可以增強寬帶互聯網模式下的終端網站建設，盡早實現標準的、統一的、集聚功能較強的農業信息化服務系統。
（三）遠程教育已成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業務平臺
首先，遠程教育是農民工獲得就業創業的這個概念的教學平臺。通過播放農民工的創業視頻，增強農民工創業的理念。通過對農民工的宣傳和教育，給農民工一個正確的就業觀，并建立創業的概念。其次，遠程教育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市場信息平臺?？梢詾檗r村勞動力市場建立遠程服務的信息網站，為群眾和招聘的企業建立一個信息的橋梁，為農民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信息的集成。同時，利用遠程教育的信息網站，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及時、可靠的外部工作信息。再次，遠程教育是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教學平臺的建設。從農村勞動力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出合適的培訓計劃和方案，并將遠程教育網絡充分利用起來，可以加強對遠程教育網絡建設、管理、使用，及時公布政府政策、法律法規、農業科學技術、黨員教育、實用技術、勞務力轉移和農產品營銷市場資訊，為農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務，不斷改善和提高基層黨建工作服務農村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水平。根據市場和就業的需要，采取具體的方式，對群眾進行教育和培訓，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和對政策、法律、法規的認識，提高他們的整體質素。
（四）遠程教育已成為農業產品交易信息的渠道
第一，遠程教育擴大了農業產品的商業信息和瀏覽數量。遠程信息網能夠讓農民及時地進行農產品價格以及預測信息等查詢，為農村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據。農民不僅不受遠程教育網站信息查詢的限制，而且也可以瀏覽企業商務信息，這主要通過圖形web集群和影視版的輔助教學站點來實現，它能夠為農民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信息服務。第二，農產品的商務信息功能也能夠通過遠程教育網絡得到進一步強化。遠程教育網絡的信息渠道主要是圖形網站、視頻網站以及門戶網站，在信息的同時，強化了遠程教育。第三，遠程教育是農民群眾的留言板或論壇。網絡輔助教學的網站提供了留言和論壇功能，使農民群眾在瀏覽信息時可以反饋一些商務信息。
（五）遠程教育已成為農村實用技術人才的培養基地
首先，教育模式要改革創新，制定好遠距離培訓計劃。要將現代教育技術網絡普及到省、市、縣三級，職業技能培訓要在現代化教育技術的基礎上定期組織開展。各類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資源有很多，并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重復的，甚至有的比較落后，因此，要盡可能做好各類培訓資源整合工作，將農業技術培訓課件的制作作為重點。針對普通農民群眾而言，他們沒有機會到專門的培訓機構去參加培訓，因此，充分利用遠程教育對其進行技術培訓，能夠提高農民群眾整體素質，為發家致富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也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各級遠程教育中心只有貼近農村和農業的特點，做好區域內的實用技術人才的培訓設計，制定一個長期的培訓計劃，完善農村實用技術人才的教育體系，才能對農村農業的產業化提供人才支持。其次，建立和完善學習的需求預測與反饋機制。應組織、收集、匯總和分析農村群眾對實用技術的學習需求，確定課件制作的重點內容。對關鍵的支柱產業和農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實用性技術，要適時開發和研制有針對性的、能在教學平臺播出的教學課件。再次，通過“互聯網電視+基地農戶”的教育模式培訓農村中的實用性人才。把各種農業實用技術課件，通過遠程網絡分發到各播出平臺，根據專業及時組織農民進行培訓，使用“基地”、“示范點”進行現場實戰訓練，采取大輻射的方式來促進技術的推廣。最后，教導學生要因材施教，進行分類訓練。遠程教育應根據“需要什么，培訓什么；缺少什么，補充什么”的原則，采取各種手段，培養迫切需要的實用性人才。在培訓內容上，加強課程編排的計劃性，講究制作的配套，突出鄉土特色，加快有地方特色的資源庫建設步伐。充分考慮各地農村的產業結構和農民生產生活需求的差異，并有針對性地進行分類培訓，使農村遠程教育的教學資源真正實現本土化、系統化、實用化，不斷滿足農民群眾多樣化需求，大大提高農村遠程教育教學資源的利用率。
（六）遠程教育已成為農業產業升級的發動機
第一，引導農村農業的產業結構的調整。以“農業項目+遠程+基地+農戶”、“農業合作組織+遠程+農戶”、“專業市場+遠程+農戶”、“公司+遠程+農戶”等模式制作遠程教學和學習的配套模式，提供有針對性、真實性和時效性的市場資訊和專業的培訓，指引農業產業的健康發展。在項目的產前、產中、產后等環節提供及時的農業信息服務，發展遠程教育網的集聚功能，在促進項目的基礎上，努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農業質量。第二，推動農業產業化的生產管理和科學決策。農民透過遠程教育網可以檢索到生產和管理的信息，進行合理判斷，為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生產決策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務和有力支持，最大限度地避免農業經營的風險。第三，促進對農村產業群體的知識普及。遠程教育應采取價值鏈接方式把農業科學技術知識連接到農業產業鏈中，使農民在工業化生產和管理中成為知識豐富的員工，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價值。
二、遠程教育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一）提升基層黨員干部素質
遠程教育能夠推動農村基層黨建工作，進而提升基層黨員干部素質。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中，基層黨員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應不斷提升基層黨員干部的能力素質。應當通過定期組織黨員干部收看教育片、宣傳片，加強基層黨員干部政治理論、農村經營管理等相關知識，提升基層黨員干部自律意識以及管理能力。在此基礎上，通過大規模培訓，將培訓基地、培訓力量和培訓資金有效地整合起來，進一步加強基層黨員干部的教育。遠程教育提升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素質，其涉及的部門較廣，因此，必須將這些部門的力量有效地整合起來，協調各部門的關系，確保各部門職能充分發揮出來，從而共同推進遠程教育工作。實踐證明，在黨員干部培訓中采用遠程教育，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工程?？傊?，遠程教育能夠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綜合素質，促使其更好地為農民發家致富起到帶頭作用，促進信息技術融入到農村種植業中，為培養創業致富本領提供良好的條件。
（二）提升農民的農業技術知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讓老百姓先富起來是我黨的重要政策。目前，我國農民的經濟收入主要有四種，分別為外出打工、自家的種養殖業、承包的種養殖業以及個體經營收入。其中外出打工和自家的種養殖業為主要經濟收入。要想提高農村經濟水平就需要提高農民的知識，而農村遠程教育正是信息技術培訓的關鍵。通過遠程教育，將農業相關理論知識和技能知識以及相關法律法規普及到廣大農民中，可以為農村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遠程教育能夠給農民帶來新型的服務。首先，可以加強農民群眾的學歷教育。其次，可以加強農民群眾的技能培訓。大力加強新農村科技培訓工程的建設，以遠程教育為主體，持續開展現代化農業知識和技術培訓。再次，可以提供農民個人素養。在遠程教育網絡平臺中開設農民論壇，及時了解農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情況，積極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最后，村委會還可以定期在閑暇時間組織農村群眾到村委會中觀看與農村村民有密切關系的教學視頻，如種植技術視頻、養殖技術視頻等，在觀看視頻過程中，農民群眾也可以相互討論，這樣不但提高了農民的種養殖技術，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收入，也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遠程教育要充分發揮技術培訓優勢，使農民自身素質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基層黨員干部與村支部干部要定期了解農民所掌握的技術，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從而不斷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和致富能力。另外，對于一些返鄉的農民工而言，沒有一定的技能就難以實現自主創業，因此，應該加強職能部門的資源整合，對這些農民工加大技能培訓力度，進而使他們的就業能力所有加強，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
（三）提高市場經濟意識
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林農異質性；集體林權改革；獲益；差別化
中圖分類號：F32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3）05-0109-07
農村的社會關系是集體林權改革的重要背景之一，脫離農村的社會背景來談林改將會無益于解決農村的林業問題[1，2]。因為，林權改革的最終落腳地還在于基層社區的社會行動者圍繞林業的行動，而基層社會中的不同階層權力及社會網絡關系，社會分層，弱勢群體問題，公平與效率問題等都關系到基層林農能否從集體林權改革中獲益。
不同學者對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的不同利益者主體的獲益情況進行了調查。肖澤忱等從林業工作人員和林農兩個不同主體對林權改革認知差異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對于林改的不滿意度和對政策的清晰度，林業工作人員要高于林農[3]。賀東航等人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認為新林改雖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效，但有些地方卻沒能很好地兼顧到公平，外來非農資本、信息不對稱、歷史遺留問題等因素導致林權集中和失山林農群體的出現[4]。這表明不同利益相關者在集體林權改革中的體會明顯不同，同時其獲益的效果迥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社區的流動性和開放性日益增強，傳統農村社區成員呈現出社會特征分化與社會結構層化變動趨勢。農村社區內的二元差距不斷擴大，出現了少數在資源稟賦、社會偏好等方面與多數普通農戶存在異質性的鄉村精英階層[5]。這種農村社區內的異質性社會背景可能會對不同社區成員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的行動機制產生重要影響，導致他們獲益結果不同。
本文所運用的獲益概念與經濟學上的績效概念不完全一樣，獲益強調行動者從林改中獲得的收益，這種收益不僅表現在經濟收入上，而且也表現在社會資本、權力等收益上，是擴大化的概念。同時獲益的概念更多強調的是從微觀行動者的視角看待集體林權改革的效果，而不是從宏觀整體概括。本文將在充分考察社區林農的異質性基礎上，運用計量經濟模型描述社區內部異質性與獲益差別化的關系，討論社區行動者主體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獲益的差別化問題，最后提出行動者獲益差別化對集體林權改革政策評估的啟示。
一、資源稟賦、行動能力與林農異質性
許多時候，農民經常作為一個無差別的概念用于農村政策制定中，但是農民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群體，農村社區“內部依據財富情況，權力，性別，民族特征等因素”而高度分化，有極大差別[6]。村莊的社會分層以及異質性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假如政策制定中沒有顧及農村中的這種分層和異質性，那么政策所達到的效果就未必可以實現政策的目標。以基層社區的資源稟賦和行動能力為主要依據，農村的社會分層可以概括為“精英—能人—普通人—貧困戶”序列。
1.貧困戶。由于年老、孤寡、離異、殘疾、疾病、無家等原因造成，他們的現金收入極少，經常欠債，經濟和生活水平處于鄉村最底層。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幫助，就需要依賴政府的有效社會救助，但是在現行的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下，政府的救助也是有限和不足的。他們在與外界的社會政治聯系，獲取資源能力，經營農林業等方面就明顯處于劣勢，在鄉村社區中也往往容易遭受社會排斥。對這部分人，如果不特別對待，即使分給他們林業資源，也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弱勢，沒有能力或者難以掌握和主張其資源權利，可能表現出極大的產權不安全性。
2.一般農戶。普通農戶可以勉強對付生活基本需求，但是也沒有結余，經濟和生活水平處于鄉村中等偏下。他們主要以農業生產為生，當出現自然災害等意外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非常快。在林業生產上，他們往往成為風險回避者，但是因為面臨有權人士的壓力而難以掌握其對資源的利用權利。例如，由于林木生長的周期性比較長，投入比較大，經濟效益很難在短時間內充分體現，普通農戶自身的經濟條件所限，很難進行大資本的投入。這就導致了普通林農與林業精英相比，普通林農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他們在村莊社區公共決策中的話語權難以得到體現。
3.能人家庭。他們擁有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聯系，有一定的技能，教育水平和資產，他們的經濟和生活水平處于鄉村中上等。他們可以利用與外界的聯系，積極從事一些經濟行動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在集體林權改革后，他們可以利用與鄉村權力強勢群體進行合作，而充分地掌握和利用林業資源。
4.精英農戶。擁有雄厚的資源、經濟、社會、政治資本，與當地政府特別是具有政治資源的干部具有良好的關系，與社會上資本雄厚的商人往往具有廣泛的來往，在當地社會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資源分配過程中具有優先權，并可以利用自身優勢讓一些弱勢群體依賴。在林改中，一些林業精英（如林業大戶和林場主）迅速成長起來，他們大多是村莊內的“能人”和“內行人”。這些人的來源包括：現任或以前的村干部和林業部門職工；林業技術員；長期從事木材經營地木材銷售人員；林業大戶或者林場主。一方面，他們對在社區林改方案的確定和社區公共資源的支配等方面有著較大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他們能夠憑借自己在社區內的威望和影響力，發動和領導群眾吸引社區普通林農的依賴。因此，精英在集體林權改革中必然扮演基層最為重要的角色之一，他們對資源的分配利用往往具有優先的決策權。
關注農村基層的社會分層與異質性，對于理解基層社會行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社會分層與異質性會直接影響到社區行動者的行動。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社會的不同分層將直接影響到不同層級的農戶獲益差別。因此，即使集體權改革可以將所有農戶納入到獲取林業資源和經濟發展的空間中，但是社會分層與異質性并不能保證所有人都能得到均等的決策權和資源分配權。因此，認識這些分層和權力的異質性差異有助于為不同的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能力建設幫助，以充分確保所有的基層主體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能夠受益。
二、集體林權改革林農行動模式與獲益分析框架
在研究集體林權改革中相關行動者的實踐和獲益狀況時，本文首先提出一個解釋國家政策在基層實踐過程即行動者行動模式的框架。本文認為人類的行動需要經歷由了解、認知、理解、學習、解構外界事物的過程；然后結合自身經歷和資本將外來信號內化成行動策略和采取相關行動的過程；最后行動決策決定行動者獲益狀況的過程，即從“解構”到“行動”再到“獲益”的過程，這是行為人的基本行動模式即實踐模式。
基于制度轉型中個體認知狀態模型[7]，本文首先給出一個在集體林權改革中不同行為人的基本行為模式及其分析框架。在圖1中，獨立的場景和環境中，行為人單獨開展著自我的行為和實踐，對于自己的行為權利責任和義務都有對應的知識聯結。在圖2中，當不同行為人的場景發生交叉時，行為人則會表現出認知的沖突以及行動的互動，其結果可能導致與獨立場景下行為人截然不同的后果。這表明，在行為人面臨不同的社會環境及場景時會發生不同的互動，從而導致結果的差異。
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面對自上而下的宏觀集體林權改革政策，基層行為人的場景信號發生錯綜復雜的交叉。各種行為人基于不同的認知偏好并結合各自所擁有的資本，在基層的林業場域中發生各種行動互動及博弈，由此產生效果各異的結果，從而帶動基層林業經營制度的變遷，這就是本文需要研究的基本問題。
三、林農異質性與集體林權改革林農獲益差異實證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新一輪集體林權改革中，林農的獲益狀況從總體上表現良好，體現出較高的參與度、良好的獲益效果。但是總體獲益情況不能代表所有農戶的狀況，在村莊內部社會分層和異質性前提下，不同林農群體從林改中獲益的差別可能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影響。這里我們將運用貴州省的調查數據來進行實證性分析，觀察林農內部差異是否會導致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差別化。
（一）林農獲益的影響因素
林農獲益由多種條件決定，包括林農內部自身條件因素（如家庭條件、生產經營條件、資本條件等）以及外部因素（如政策要素，村組條件，外部市場條件等）。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找出影響農戶獲益的所有影響因素，而只想觀察農戶內部分層及異質性是否會對農戶從林改中受益造成影響。因此，這里假設農戶面對的外部條件是同質的，從而考察農戶之間內部的條件異質性（即農戶內部分層）是否會導致農戶獲益的差異化。農戶內部條件對獲益的影響變量我們考慮以下三類：
1.戶主及家庭層面的異質性因素。社區內林農的異質性首先表現在人口和家庭層面，戶主年齡大小、家庭人口多少、家庭外出務工人員多少等因素的差異，將構成農戶人口和家庭層面上的異質性。根據經驗性觀察，家庭人口因素與勞動力資源緊密相關，勞動力資源的多寡又與農戶行動能力緊密相關，最終導致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差異化。
因此，家庭和戶主的特征可能會對農戶獲益造成影響，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農戶戶主決定家庭行為選擇，同時家庭人口也是影響家庭決策的重要因素，而家庭人員外出務工則可能削弱家庭林業經營的效果造成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減少。這里我們假設戶主年齡如果偏大，家庭人口少，而且家庭人口外出務工，則其從林改中獲益的效果比較差。
2.林農認知層面的異質性因素。社區農戶異質性在認知層面上的表現，一般體現于農戶基于教育文化水平差異，而對外界信息（政策）的接受和認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差異，從而影響其行動策略的有效性，最終導致獲益的差別化。例如，村莊內的林農精英一般能在較短時間內了解和接收到集體林權改革的相關信息，從而能較快地采取行動策略，而貧困農戶則對林改的相關信息認知要滯后很多。
農戶認知層面涉及到農戶對政策的認知程度，其影響因素涉及到：戶主教育文化程度、對政策的了解、對林子作用的認知程度等。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戶可能積極參與到林改過程中，對政策了解程度比較深，而對從森林中獲益的認知較高。這里我們假設文化程度高、對政策了解、對林子作用認知高的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效果比較好。
3.林農行動支撐層面的異質性因素。社區農戶異質性在行動層面上的表現，則在于其擁有的資源稟賦差異上。圍繞集體林權改革，基層社區行動者將利用自己擁有的資本在林業場域內進行互動和博弈。經驗性的觀察是，資本量富足的精英農戶能獲得更多話語權、更優先的行動權和更強的行動支撐，因而更容易從集體林權改革中獲益。
農戶行動層面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支撐其行動的一些資本要素，如林業資本、勞動力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等。這里我們假設，林業資本量充足、家庭勞動力多、經濟資本豐裕、社會資本廣泛、政治資本多的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可能性較高。
（二）村莊林農之間獲益差異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基金項目（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研究—制度變遷·農民參與·配套政策的角度）在2010-2011年的實地調研。除了文獻綜述和相關調查地區的統計數據以外，實地調查問卷數據來自于貴州省黎平縣、黃平縣和錦屏縣等3縣。在選取調查縣和鄉的時候綜合考慮了森林資源狀況、林權改革開展情況、經濟地理位置等要素，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幾個縣和鄉，樣本縣的基本信息見表1。
在村級農戶的調查選擇上，則是根據隨機抽樣原則，依據各村的農戶名單進行等距抽樣，在遇到特殊情況時則抽取周圍農戶進行訪談。這樣，經過抽樣，形成了3個縣，4個鄉鎮，5個村，357個農戶的調查規模，有效問卷為333份，如表2所示。
在實際的數據調查中，采用的調查方法主要包括：典型人物訪談，結構式問卷調查，半結構式問卷調查，參與式會議研討，實地觀察，參與式農戶調查等。
2.變量選取。根據農戶獲益的影響因素及假設，設計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中，農戶獲益的程度以“農戶從林改獲益效果如何？”來計量，一般而言，如果農戶從林改中獲益較多，應該會從主觀上認為林改給其來的效果比較好。反之，如果林農認為林改沒有什么效果，那么林改則很可能沒有給其帶來良好的獲益結果。農戶家庭異質性變量由戶主年齡、家庭是否有外出務工人員、家庭人口等問題組成。農戶認知層面異質性變量由戶主受教育年限、對林改政策了解情況、對林子作用的認知等問題組成。農戶行動支撐層面的異質性變量由家庭實物資產（代表農戶經濟資本）、家庭勞動力數量（代表勞動力資本）、“家庭遇到意外事情請人幫忙是否容易”（代表社會資本）、林地面積（代表林業資本）、家中是否有村組干部（代表政治資本）組成。
3.數據描述性統計。根據實地調查數據進行整理，本文選取的變量賦值以及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
4.變量Spearman相關性檢驗分析。由于無法確定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進行回歸分析前，我們需要先對變量通過相關性檢驗進行篩選，將不存在線性和非線性的變量剔除。相關系數檢驗可以用數值的方式精確反映兩個變量之間相關關系的強弱程度。由于模型中的變量同時含有連續變量以及分類變量，因此選用使用范圍更廣的Spearman相關系數檢驗。
變量Spearman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在11個將要考察的變量中，戶主教育程度、能否獲得他人幫助、對林子作用的看法和家庭人口數等4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不構成顯著相關，需要從變量中剔除。出現這種結果，筆者認為原因在于：（1）戶主的教育程度與從林改中獲益也沒有必然的聯系；（2）用農戶能否獲得他人幫助的變量來代替社會資本的廣泛程度其代表性不明顯，因為絕大部分的村莊農戶在需要幫助時至少在村莊內都能獲得幫助，體現不出社會資本的差異性；（3）由于森林不管是提高收入還是維持基本生計的作用，對具有需求的農戶來說都是有作用的，因此這個變量體現不出差異性；（4）家庭人口變量與勞動力數量變量重合，而且由于外出務工農村家庭普遍只剩下老人小孩，統計家庭人口對于結果沒有什么意義。
5.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由于研究中因變量是分類的變量，而且是二分類的變量，因此適宜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建立回歸模型。依據Logistic的基本回歸模型，本研究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Pi表示獲益的概率，xi表示農戶認知層面變量集合，yi表示農戶行動層面變量集合，zi表示農戶家庭特征控制變量集合；b1、b2、b3表示變量的估系數；a表示常量；wi表示隨機誤差項。
本研究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二分類Logistic回歸，將相關性分析剔除變量剩下的林地面積、農田面積、實物資產、外出務工、勞動力、村干、年齡等變量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計量檢驗結果見表4。依據模型擬合優度檢驗指標，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極大似然值為309.005，Nagelkerke R2值為0.214，回歸結果具有可行性和顯著性。
6.計量結果分析
第一，戶主及家庭層面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的關系。根據模型結果，外出務工變量、家庭勞動力數量以及村干部變量對農戶從林改中獲益具有顯著性影響，且顯著性概率均在95%。這表明，社區農戶在家庭層面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差異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社區內農戶家庭外出務工人員少、家庭勞動力數量多，是村莊干部的農戶，對林改政策的效果評價越高，從林改中的獲益越好。
農戶的家庭外出務工人數對其從林改中獲益具有負面的效果。原因在于，家庭外出務工的都是年輕勞動力，剩下在家庭中的勞動力減少，而剩下的老人小孩對于林業經營的能力有限，難以從林業中獲得較好的收益，因而從林改中獲得的收益有限。
戶主年齡和家庭人口差異對獲益結果不具有顯著性。因為戶主年齡和家庭人口只是個外生變量，其產生作用需要其他眾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單獨來說，不能形成對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顯著性影響因素。
第二，農戶認知層面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的關系。根據模型估計，農戶對政策的了解程度與農戶獲益具有顯著性相關，且影響水平顯著率在99%。因此，農戶對林改政策了解越深、其對林改政策的效果評價越高，從林改中的獲益越好。這表明，社區農戶在認知層面的異質性表現于其對外界信息和政策的認知和接受上，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那些能夠掌握和利用改革相關信息及時調整行動的農戶獲益的可能性較大。
第三，農戶行動支撐層面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的關系。根據模型結果，社區農戶在林地面積數量、家庭實物資產數量、家庭勞動力數量以及是否村干部等的異質性對農戶獲益差別化具有顯著性影響。林地面積對因變量的影響水平顯著率在99%，家庭勞動力數量和村干變量的影響概率在95%，實物資產的影響概率在90%。
這表明，社區農戶在行動支撐層面上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差異具有顯著性。社區農戶的家庭林地面積數量越多（林地資本），家庭實物資產量越多（經濟資本），家庭勞動力數量多（勞動力資本），是村莊干部的農戶（政治資本），其在集體林權改革過程中的行動能力和有效性越強，對林改政策的效果評價越高，從林改中的獲益越好。
另外，農戶家庭擁有的農田面積對結果不具有顯著性，原因是農戶家庭擁有的農田數量并不與林地面積具有替代性，因此不能形成有效的差異化影響因素；能否獲得他人幫助變量與因變量之間不構成顯著相關，因為當地絕大部分的村莊農戶在需要幫助時至少在村莊內都能獲得幫助，體現不出社會資本的差異性。
第四，社區農戶異質性對農戶獲益差異的整體性影響。綜上所述，社區農戶在家庭、認知、及行動支撐層面上的異質性與農戶獲益差異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社區內農戶的林地面積數量越多，家庭實物資產量越多，對林改政策了解越深、家庭外出務工人數少、家庭勞動力數量多，是村莊干部的農戶，其對林改政策的效果評價越高，從林改中的獲益越好，反之亦然。
四、結論與建議
（一）村莊內的農戶分層和異質性，將導致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差異化擴大
農戶獲益機制可以看成是其解構與行動機制的后果函數，認知機制和行動策略決定了行動者的獲益結果。通過實證研究，基本證明的事實是：基于認知層面的差異（通過對政策了解程度變量反映）以及在行動層面的差異（通過林業資本差異、經濟資本差異、勞動力資本差異、政治資本差異等反映），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效果具有差異性。表現在：農戶經濟資本越大、林業資本越多、勞動力資本越多、政治資本越多以及對政策的認知程度越深，就越容易從林改中獲得較多的收益，獲得較好的效果。這與本文假設相吻合，即村莊內的農戶分層和異質性，將導致農戶從林改中獲益的差異化。例如，村莊干部家庭、精英家庭和能人家庭將從林改中獲得較好的收益，而村莊困難農戶以及一般的農戶將難以從林改中獲得好的收益。
（二）建議重點關注基層行動者獲益的差別化機制
由集體林權改革基層林農獲益的差異化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集體林權改革的獲益效果評判并不能從總體上以一語而概之。實際上，由于基層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基層行動者獲益的差別可謂千差萬別。以村莊內部的差異化為例，資本雄厚的大戶，有權力關系的鄉村能人獲益的機遇大于普通和貧困的林農。基于慣習和行動能力上的差異而考慮，林改可能造成的結果是有錢的人越有錢，強者愈強，窮者愈窮。假如一語而概括之說林權促進了林農增收和致富，這可能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這將客觀上造成農村的進一步兩極分化和社會的不穩定。
因此，在完善集體林權改革階段，不能僅僅用市場的邏輯一味地要求農村基層林業經營的效率，由于各行動主體之間獲益的差別化，過分強調效率可能會犧牲廣泛的弱勢群體的利益而利好與強勢群體，這可能造成農村基層的進一步分化。從未來農村林業長期發展來看，建立穩定的基層林業經營制度需要構建一個相對公平的分配機制，同時在政策傾向中需要從總體效益評估轉移到獲益分類差別化評估、從關注經濟效益轉移到更為兼顧農村基層社會公平和社會維護、從林業產業效益轉移到綜合農村效益、從表面性的短期林業增值收益轉移到實質性的長期森林可持續經營收益。
（三）建議重點關注基層行動者的行動能力建設
在基層林業場域中，行動主體由于資本、權力和關系等的差別，其采取的行動策略和行動效果截然不同，因此獲益效果差異較大。對于一些行動能力較低的主體，例如一些貧困林農，由于基層林農的資本和關系有限，往往在基層林業場域內處于劣勢的位置。如果不加強對林農的能力建設，其在與其他相關行動者的博弈中的行動中將難以有好的獲益效果。
在集體林權改革中賦予相關主體產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使行動者能夠掌握和利用好已有的產權和權利，提供支持其產權安全性的安排可能比直接賦予其產權更具有實際意義，這關系到未來集體林權改革政策能否對林業經營產生良好的效果。能力建設非常重要，特別是對基層林農和貧農來說[8]。賦權需要能力建設相匹配，包括對基層林農的資本的獲取的特殊支持，特別是在制度和文化資本上的偏向，包括貨幣資本貸款，砍伐政策支持，群體決策能力及社區合作能力建設等等。加強對基層行動者特別是弱勢群體的能力建設支持，才能幫助他們掌握和利用來之不易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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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rmers’ Differentiated Benefit From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Based on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LUO Yao-feng1，LIU Jin-long2，ZHANG Da-hong3
（1. Research Center for Resourc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tiy， Beijing 100086， China）
農村基層治理的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鎮化 空心化 農村社區 治理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4-0022-04
一些地方目前出現的“農村空心化”現象，生成背景復雜，涉及領域廣泛，負面影響明顯，采取科學舉措加以攻克顯得異常迫切與重要。
一、農村空心化的成因與影響
通常意義上理解的農村空心化是指在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大量甚至是過分轉移到城市中務工，而導致農村人口在年齡結構上空缺和村莊空間形態上荒蕪的現象。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發展態勢，農村空心化究其本質是復雜的社會、經濟變革在鄉村地域的現實反映。一方面，人口非農化轉移成為常態，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對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戶籍、教育、住房等公共資源供給的缺失和分配上的不均，導致農民難以獲得完善的政策和生活保障。無法真正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待遇。為此，對其而言，一個理性的選擇便是自己“單槍匹馬”到城市闖蕩，老人和孩子則成為老屋中留守的主要人群，導致農村“年齡空心化”的現象凸顯。另一方面，農村建設用地“外擴內空”現象日益突出，農戶更多地將新房的建筑選址確定在村莊或城鄉交界處，以獲取城市的公共資源與享受便利的交通出行等，這又往往造成村內人走宅空，老宅長期閑置，農村“住宅空心化”的現象普遍。
農村空心化給我國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其一。農村空心化造成了我國農村發展格局的失衡和資源的浪費。留守老人和婦女在知識素質、技術水平、學習能力等方面弱化，亦使得科技知識和新技術推廣難度增加，進而造成撂荒耕地逐年增加，“一戶多宅”情況，數量龐大和布局混亂的新、老住宅又向耕地保護提出了挑戰。其二，農村空心化引發了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口非農轉移使得新農村建設主力日益流失，社會管理革新的難度加大。老人養老、醫療和小孩的教育等問題日漸凸顯。其三，農村空心化的“外擴內空”，使得農村整體的面貌和人居環境受到破壞。農村村莊內部的空心性及其外部的廣延性，直接引起宅基地更大程度的分散，給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困難。同時，由于村內住宅長期無人居住、年久失修，在遭遇各類自然災害時往往存在著重大的安全隱患，并現實地影響著農村建設的整體風貌和布局。此外，住宅空心化的無序發展，還使得長期以來形成的親緣臨近和鄰里互助的樸實民風和人際關系淡化，村民的集體意識受到削弱。爭奪宅基地行為的增多，又導致干群關系和村民關系日益緊張。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村內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穩定。
二、農村社區與社會管理創新
“社區”是1887年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首先提出的，它是包含地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內涵豐富的概念。農村社區相對于傳統行政村和現代城市社區而言，系指聚居在一定地域內的村民在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在我國的產生，系新時期鄉村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對我國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推進和完善具有積極作用。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不失為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的重要舉措。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村社區的功能并積極引導社區建設，自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央首次提出農村社區建設的主張后，短短幾年間，各地的社區建設便經歷了探索實驗、全覆蓋發展、和諧社區提升、社區規范化建設四個發展階段，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功能日益彰顯。
首先，農村社區的建立改變了城鄉傳統的生活思維方式，整合了社會資源。當前各地對農村社區建設模式的探索，主要包括新興農村住宅社區、中心村規劃社區以及舊村改造社區_一類。其中最常見的形式為村莊合并，原先散居的村落變為集中化的社區，匯集了更多的異地人口，建立在傳統親緣、地緣關系上的鄉土人際網絡更多地加入了業績因素，熟人社會的鄉土性慢慢減弱，開放化生活方式和兼收并蓄的思維模式逐步形成，從而促進了農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科學對接。同樣，農村社區建設亦推動了社會資源的節約和公共問題的解決。通過對村落住宅加以科學規劃，整合并優化配置了閑散的土地資源，在為村民提供更優質的居住條件和配套設施，改善其生活環境和質量的同時，更為城鎮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此外，針對留守群體的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社區建設還為村民搭建了組織化利益和訴求表達的平臺，從而為其爭取了更多的公共政策、資源，提供了制度和機制保障。
其次，作為一種新體制，農村社區還在促進基層民主、村民自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功能。農村社區的成立，適應了鄉村社會日益開放和人員融合的變遷趨勢，一改傳統封閉和排外的管理體制，賦予所有在鄉村生產和生活的人們以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和居民的民利。并且，針對農村青壯年人口離鄉進城所帶來的基層民主空心化的發展障礙，農村社區以更加務實的方式，將轄區基于共同生活需要的群體予以整合。打破了傳統村籍的限制，將外來人員納入社區民主治理之主體范疇，從而打造了一個多元利益主體平等協商、協調的平臺，激發著社區自我管理和服務的內生動力，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發展中各類矛盾的化解和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
三、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的對策選擇
針對農村空心化的現象，農村社區建設應遵循科學規劃、綜合協調原則，充分調動各社會治理主體的力量，系統整合各類社會公共資源，切實形成建設合力。
（一）轉變觀念，加強對農村社區建設的組織和引領
我國的農村社區具有很強的政治建構特性，政府的動員和制度安排顯得異常重要。政府部門要更新理念，改變行政權力包攬和過度干預的傳統，在社區建設中始終以農村所需和農民所思為出發點，切實授權、還權于社區，保障農民的社會參與權、表達權。其一，通過宣傳教育、政治動員和經濟誘導等手段，引導村民形成組織化的協調、互助意識，并在此基礎上選擇符合各地農業發展現狀和區域特點的社區建設和發展模式，整合農村由于“外擴內空”而分散和浪費的各類資源、實現組織化的綜合利用，最終形成規模發展和集約效應。其二，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特點，明確對農村社區的法律定位。作為農村基層社會生活共同體和鄉鎮政權的組織基礎，應當賦予其正當的法律地位和充足的管理權限。其三，有效利用農村社區利益表達和訴求輸送的平臺效用，有針對性加以政策設計和民主推進。農村社區為村民利益聚合和民主自治搭建了組織架構，應積極鼓勵農民的參與、協商和討論。同時，政府應當常態化、制度化地收集和分析社區整理和輸送的各種建議與訴求，及時修正相關政策措施，將資源和經費的投入加以最優化配置，有的放矢地化解空心化的各類難題。
（二）在攻克農村空心化問題上應當大膽探索，有所作為
第一，明確職能、準確定位，有效彌補政府管理缺失。目前村莊合并構建社區的模式，主要著眼于農村區域的社會化或就地城鎮化，結果是盡管產生了新興社區，但往往停留在村民居住集中或行政機構簡單合并等淺層次上?？此拼蚱屏嗽写迩f的行政界限和社會邊界，但實際上還沒有完全融合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社區。其內部村治的痕跡依然明顯，管理資源并未得到優化整合，社區的組織和制度建設都相對滯后，社區管理委員會的職能并未切實轉變，公共服務的提供能力低下，難以協助政府解決土地城鎮化快于村民市民化的矛盾?；诖耍覀冃枰厮苌鐓^的治理地位，要將其職能切實定位在資源整合、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充分考慮我國目前空心村“內控外擴”、“小聚居、大分散”的特點，按照資源共享、貼近基層、節約成本、服務村民的原則，以空心村整治——中心村社區建設為切入點，對原先村內外的整體空間結構、家庭模式進行重構。即在政府的支持下積極開展對農村用地的整理活動，對農村用地進行科學規劃，把地域相鄰的幾個村莊公共資源加以整合，選擇一個發展潛力較大的村莊設置為中心村，配套建成農村社區服務中心，具體承接政府對村民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對留守人員居住環境進行調查，依據社區布局特點對現有農村居民點遷村并點、退宅還田，遏制土地資源浪費。
第二，加強“內功”修煉，持續完善農業生產服務。針對目前農村空心化所引發的人員流失、土地荒蕪、科技推廣困難、種植結構失衡等現實問題，農村社區應在各級政府部門的指導下，持續健全農村生產體系來協調加以解決。社區農村生產體系應當是一個集農資、技術、服務、信息提供的大平臺，它可對以往分散在各空心村內的農業生產需求加以整合，并在此基礎上統籌支持農村合作組織和各類行業組織的發展，集中消除空心村內農業科技推廣的障礙，推動傳統生產模式向規?；⒓s化方向轉型。鑒于目前空心村內所導致的人才短缺，農業創新難以為繼的困境，農村社區應當在對策的選擇上內外并舉。一方面，依靠管理部門的支持和區域內相關企業、組織的力量，加大對現有勞動者的技術宣傳、教育和培訓的力度。包括對農民定期進行技術指導和培訓；幫助其掌握先進的技術并在實踐中強化其應用的熟練度；設立專門化組織長效地對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等問題加以咨詢、解答；組織農民學習各種農業科技、文化、經濟、環保和法律等相關知識等等。另一方面，農村社區要大力引進各類農業專門人才。特別要引進在農業組織化和產業化發展中能對農業技術應用、農產品加工營銷、種植養殖、農村文化建設活動做出貢獻的應用型人才。大力探索大學生農村服務的長效機制，引導和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就業，并為其爭取完善的待遇保障和晉升渠道。農村社區還應借助專家的智慧，引導農民合理調整現有農業種植結構。要強化農民的種糧意識，發展效益農業、特色農業、品牌農業，大力推廣農業高新技術成果的應用，發展網上農業、智能農業、數字農業等多元化全新的農業形態。在種植結構上，實現農林牧副漁各產業競相發展的格局，切實提高現有土地生產的利用潛力。
